让一部分人先富起，邓爷爷的这句话让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过，变化过后，这部分富起来的人缺忘记了，邓爷爷说了下半句：“带动另一部分人富起来”。来看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怎么说的。
以下是郎咸平接受《新世纪》周刊采访时的访谈录：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不是“人”
问：最近有一种说法是出现了倒郎风暴，很多经济学者出来对你有批评，有些言辞还很激烈，你对此怎么看待?
郎咸平：我一直以来对于学者都是相当尊重的，对他们提出的理念，我不会忽略，都认真倾听过。但我必须把这么多年的学术积累，用我认为适当的方法阐述给社会大众听。与他们分享什么才是正确的治国理念。我不会跟进行人身攻击的所谓学者辩论，谁对谁错，社会大众会做判断。当然，我也是有一些失望的。所有的批评者都是在看了、听了我的言论和观点之后而发的，所以似乎都是明白我在说什么。但是，当我仔细读完这些批评后，却发现少有人真正把握我的思想核心，因此他们要么攻击一点，不计其他;要么大而空洞，上纲上线。坦率地说，是一场文不对题的批评。
问：对于这场争论，你觉得已经超出了学术的范围?其他学者的意见没有一些可取之处吗?
郎咸平：当然已经不仅仅是学术问题的讨论了。我也必须对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经济学家表示一些肯定。肯定什么呢?当时国有企业确实没有效率，国家的包袱确实重，对于很多年轻人的父母那一代，能够吃一碗饺子就挺高兴，买一盒火柴，有一半以上可以划得着就很高兴。当时我们改革开放的结果是使我们的民生改善，我们的生活必需品变得比以前充足了。这些经济学家是有贡献的，而且当时全国的百姓还是很满意这种开放的形式。但是二十多年下来，我们的基尼系数已经到了0.5。基尼系数是用来衡量所得收入分配的指标，国际标准为0.4。一般超过0.4就是危机，因此我反对各种形式伤害剥削大众的例如国企负责人MBO那样的“伪改革”。
问：你好像反对最激烈的就是MBO等“国企改革”。
郎咸平：美国的职业经理人的信托责任是资本主义的精神之一。而我们的国企改革是怎么体现这一点的呢?就是把西方资本主义一些表面的现象拿进来，把它掺和在自己的想法中胡乱进行改革。我甚至不敢想象，我们这个社会连一点起码的是非判断标准都没有，国企老总可以这样不负责任。你们有没有想到，国企老总做的不好，反而可以将国企纳为己有，而那些做得好的国企老总呢?他们是不是就活该做得好呢?我们这个社会为什么连最起码的判断都没有了?我接到几千个投诉，就有八个大字的感觉--“触目惊心、痛心疾首”。我举个例子，某地方的国企，经营没有效率，因此进行了简单的民营化。这个民企老总买了国企之后，贱价买断职工工龄，把下岗的职工一下子全部推向社会，由谁负担呢?由失去了国有企业的政府和我们社会大众负担，他们拿着国有资产，赚取所有的利润;还有更过分的，把国有资产全部铲平，就地建高楼，赚的钱呢?全部归自己，这就是我说的改革的利益归于自己，改革的社会成本由全社会来负担的现象。
问：很多人说你是“反改革”，说你忽略了邓小平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道理，你觉得是这样吗?
郎咸平：这类批评对我来讲，已经是司空见惯。我绝对不反对改革。邓公说过一句话：“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是非常鼓舞人的，全国老百姓是一致支持的。而且我提醒大家，“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后面是有潜台词的，就是，可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可是其他人不能变得更贫穷，这就是原则。
我们引进西方思潮，但是我们把西方的信托责任也引进来了吗?甚至让我们觉得可笑的是，你拿了不属于自己的国有资产，还敢上台来大谈产权改革的经验。我们这个社会连一点最起码的判断标准都没有。看看我们的工人呢?为了工厂辛苦打拼30年，到了最后工厂成了你厂长的了，而我下岗了。你说工人如何能够想得通?这一种让全国的老百姓来负担社会改革成本，而让少部分得利的国企改革，不但是我不能接受的，你们也不能接受，因为它严重地违背了邓小平的改革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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