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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出自《魏书·王遇传》
王遇因罪而受到宫刑，后封为中散大夫·········（后边的都是官职，不用我解释了），加封散骑常侍。幽后在被废黜之前，王遇经常说幽后的过失。等到后来幽后又得到了皇帝的宠幸后，高祖对李冲等人说幽后是没有过失的，而王遇是有诽谤的罪过。李冲说：“如果真是这样的话，王遇应该是判定为死罪。”高祖说：“王遇是以前的老下属了，不能忍心杀掉他啊，把他的官职剥夺就算了。”于是派御史到了王遇的府邸免去了王遇的官职，剥夺了他的爵位，收缴了而他的制服，把他的手下的奴仆都放回了家中。
世宗初年，王遇成为负责工程的主要负责人。不久又被拜为光禄大夫，又得到了爵位。
冯氏王后被废黜后削发为尼，国家与私人对这位被废的皇后一点也不体恤，生活上也不照顾。而王遇却按照以前那样对待她，往来见面的礼节，和原来一样恭敬，生活上的衣物、食品等经常送给她。而冯氏王后都接受了，也并不推辞。后冯皇后到王遇府邸去做客，王遇夫妻按照臣子与臣子妻妾的礼节服侍她。
王遇这个人生性很巧，在土木工程方面有特殊的天赋。（一堆房子、建筑等）都是王遇负责监造的。虽然年龄已经很大了，但是早晚不停于骑马奔驰，与年轻人一起作息。
王遇这个人在人际关系处理上也很好。很喜欢请大家在一起聚餐，每到同僚或老朋友来到，各种吃的菜肴，果蔬等都很丰盛且精美。
但是这个人比较势力，趋炎附势。赵修受宠时，王遇去（宗承不能确定是什么意思，可能是地名），受到皇帝亲命为赵修做监造，监造府邸，比原来的皇帝所命令的房子还有所扩大，又动不动就对工匠鞭挞，下面的没有不怨恨哀叹的。
王遇在任职期间就去世了。当初，王遇刚生病的时候，太子太傅，北海王以及太子妃都去亲自问候，看到王遇病入膏肓的时候，他们都哭了。王遇这个人对于权贵们侍奉得太好了，以至于他们看到他病危时会如此哭泣。
死后加赠········，侯位未变。
没有查相关资料，只是凭感觉大体翻译一下，希望能解答你的问题。
总体上看，这个人有几个特点：一、宦官；二、能工巧匠；三：趋炎附势，巴结权贵，对百姓态度不好。
祝快乐。
翻译全篇文言文
竹子像贤人，这是为什么呢?竹子的根稳固，稳固是为了确立竹子的本性，君子看见它的根，就想到要培植好坚定不移的品格（想到意志坚定不移的人）。竹子的秉性直，直是为了站住身体，君子看见它这种秉性，就想到要正直无私，不趋炎附势（想到正直、不偏不倚的人）。竹子的心空，空是为了体现道，君子看见它的心，就想到要虚心接受一切有用的东西（想到虚心求道者）。竹子的节坚定，坚定是为了立志，君子看见它的节，就想到要磨炼自己的品行，不管一帆风顺还是遇到危险时，都始终如一（想到砥砺名节、无论穷通祸福,始终如一的人）。正因为如此，君子都喜欢种竹，把它作为庭院中存价值的东西。
贞元十九年的春天，我在吏部以拔萃及第，被任命为校书郎。最初在长安求借住处，得到常乐里已故关相国私宅的东亭，在那里住了下来。第二天，散步走到亭子的东南角，见这里长着几丛竹子，枝叶凋敞，毫无生气。向关家的旧人询问是什么缘故，对方答道：“这些竹子是关相国亲手栽种的。自从相国死后，别人借住在这里，从那时起，做筐篓的人来砍，做扫帚的人也来砍，砍伐剩下的竹子，长的已不到八尺，数量也不到百竿了。还有平常的草木混杂生在竹丛中，长得繁盛茂密，简直都没有竹子的苗了。”我感到很惋惜，这些竹子，是由年迈德崇的关相国亲手种植，现在竟被庸俗之人看得如此卑贱。但即使被砍削、废弃到这种程度，其秉性却仍然不变。于是我把那些繁盛茂密的草木铲掉，给竹子施加肥料，又在下面疏通、培修土层，没用一天就干完了。从此以后，这些竹子日出有清阴，风来有清声，随风依依，生机盎然，好象在感激着我的知遇之情。
可叹啊！竹子，不过是一种植物，与人有什么关系呢?就由于它与贤人相似，人们就爱惜它，培植它，何况对于真正的贤人呢?然而，竹子与其它草木的关系，也就象贤人与一般人的关系一样。唉！竹子本身并不能把自己与其它草木区别开来，要靠人来加以区别，贤人本身并不能把自己与一般人区别开来，要靠使用贤人的人来加以区别。因此，写了这篇《养竹记》，书写在东亭的壁上，是为了留给以后居住这所房子的人，也是为了使现在使用贤人的人知晓罢了。译文：竹子像贤人，这是为什么呢?竹子的根稳固，稳固是为了确立竹子的本性，君子看见它的根，就想到要培植好坚定不移的品格（想到意志坚定不移的人）。竹子的秉性直，直是为了站住身体，君子看见它这种秉性，就想到要正直无私，不趋炎附势（想到正直、不偏不倚的人）。竹子的心空，空是为了体现道，君子看见它的心，就想到要虚心接受一切有用的东西（想到虚心求道者）。竹子的节坚定，坚定是为了立志，君子看见它的节，就想到要磨炼自己的品行，不管一帆风顺还是遇到危险时，都始终如一（想到砥砺名节、无论穷通祸福,始终如一的人）。正因为如此，君子都喜欢种竹，把它作为庭院中存价值的东西。
贞元十九年的春天，我在吏部以拔萃及第，被任命为校书郎。最初在长安求借住处，得到常乐里已故关相国私宅的东亭，在那里住了下来。第二天，散步走到亭子的东南角，见这里长着几丛竹子，枝叶凋敞，毫无生气。向关家的旧人询问是什么缘故，对方答道：“这些竹子是关相国亲手栽种的。自从相国死后，别人借住在这里，从那时起，做筐篓的人来砍，做扫帚的人也来砍，砍伐剩下的竹子，长的已不到八尺，数量也不到百竿了。还有平常的草木混杂生在竹丛中，长得繁盛茂密，简直都没有竹子的苗了。”我感到很惋惜，这些竹子，是由年迈德崇的关相国亲手种植，现在竟被庸俗之人看得如此卑贱。但即使被砍削、废弃到这种程度，其秉性却仍然不变。于是我把那些繁盛茂密的草木铲掉，给竹子施加肥料，又在下面疏通、培修土层，没用一天就干完了。从此以后，这些竹子日出有清阴，风来有清声，随风依依，生机盎然，好象在感激着我的知遇之情。
可叹啊！竹子，不过是一种植物，与人有什么关系呢?就由于它与贤人相似，人们就爱惜它，培植它，何况对于真正的贤人呢?然而，竹子与其它草木的关系，也就象贤人与一般人的关系一样。唉！竹子本身并不能把自己与其它草木区别开来，要靠人来加以区别，贤人本身并不能把自己与一般人区别开来，要靠使用贤人的人来加以区别。因此，写了这篇《养竹记》，书写在东亭的壁上，是为了留给以后居住这所房子的人，也是为了使现在使用贤人的人知晓罢了。
【译文】
竹子的特性与贤者相似，为什么呢？竹子的根很牢固，凭着牢固的根可以树立品德。有道德修养的人看见它的根，就会想到意志坚定不移的人。竹本性挺直，凭着挺直的本性可立身；有道德修养的人看见它挺直的本性，就会想到处事正直、不偏不倚的人。竹子的内心是空的，凭着心空可以体验道（的存在）；有道德修养的人看见它的空心，就会想到虚心求道者。竹子的节很坚贞，凭着坚贞的节可以立志，有道德修养的人看见它的节，就会想到砥砺名节、无论危险还是平安都始终如一的人。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有道德修养的人大多都会种上竹子作为他们庭院的充实物。贞元十九年的春天，我因为科举考试及第，被授以校书郎的职务，开始在长安寻求借居的处所，找到了地处常乐里的前任相国关先生的私人住宅的东亭住下来。第二天，走到亭东面靠南方的一个角落，在那里看到了一丛竹林，枝叶受到损坏，显得没有姿态。向一位姓关的老人询问这是为什么，他说：这竹是相国亲手栽的。后来，关相国离开了相国府，别的人借住在里面，从此做竹筐的人去砍它（用来做竹筐），做扫帚的人去割它（用来做扫帚），砍掉之后乘下的竹子，高不足一寻（古代八尺为一寻），数目不过一百。再加上杂草杂树长在竹林里，茂盛的杂树和纤细的杂草长在一起，再也没有竹子的样子了。我痛惜这些竹子曾经为长者亲手所植，却被俗人看低，被砍伐弃置成这个样子，但竹的本性还在。于是砍掉杂树割掉杂草，清除其中的脏物，给过密的地方增大空隙，给它们的根部培上土，不到一天就完成了这项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太阳出来的时候有清凉的竹荫，风吹过来的时候有清越的声音。竹影随风摇摆，显出很高兴的样子，好像是对它们的际遇有所感激。啊！竹子是植物（尚且如此），对于人会怎么样呢？因为它有同贤者相似而有人能爱惜它们，给它们培好土好好种植它们，更何况真正的贤者呢？既然这样那么竹子同草木相比，就同贤者和一般人相比是一样的。啊！竹子不能自己使自己与其它草木不同，只有人能使之与一般草木不一样。贤者也不能自己使自己与一般人不同，只有任用贤者的人才能使他们与一般人不一样。所以写下这篇《养竹记》，写在亭子的墙上，以留待日后居于这里的人看，也希望统治者（用贤者）能看到这篇文章。
文言文翻译
诗人通过桃花、李花容易凋谢雨小草青色长久相对比，暗示料这样的一个哲理：桃花、李花虽然美丽，生命力却弱小；青草虽然朴素无华，生命力却很强大。
第一节生平政事
曾巩（1019-1083），字子固，建昌军南丰（今属江西）人。后居临川（今江西抚州西）。自称"家世为儒“①曾祖历官水部员外郎，祖父为尚书户部郎中，父为太常博士。《宋史》称曾巩年幼"警敏“，"读书数百言，脱口成诵“②。"十二岁能文，语已惊人“③。但据他自称幼时从先生受书，"方乐与家人童子嬉戏“，到十六七岁时，"窥六经之言，与古今文章有过人者“，始知爱好，并努力学习④。到二十岁后，"欧阳修见其文奇之“⑤大约就在这时，他曾给欧阳修写信，并"献杂文时务策两编“。信里他一面称赞欧阳修的道德文章，一面表白自己的为人志节："巩自成童，闻执事之名，及长，得执事之文章，口诵而心记之，观其根极理要，拨正邪僻，掎挈当世，张皇大中，其深淳温厚，与孟子韩吏部之书为相唱和，无半言片词舛驳于其间，真六经之羽翼，道义之师祖也。……又闻执事之行事，不顾流俗之态，卓然以体道扶教为己务。……信所谓能言之能行之，既有德而且有言也。韩退之没，观圣人之道者，固在执事之门矣。"曾巩当时少不更事，而能有这样的看法，很不简单，所言者虽有所未尽，但大体符合实际。又说："巩性朴陋，无所能似，家世为儒，故不业他。自幼迨长，努力文字间，其心之所得，庶不凡近。……唯其寡与俗人合也，于公卿之门未尝有姓名，亦无达者之车回顾其疏贱。抱道而无所与论，心常愤愤悱悱，恨不得发也。今者乃敢因简墨布腹心于执事，苟得望执事之门而入，则圣人之堂奥室家，巩自知亦可以少分万一于其间也。"这段话是表述自己的为人的。与俗不合，抱道自守，心志如此，确不凡近。欧阳修对于这样的人物自是重视的。因此，曾巩上书之后，曾经得到欧阳修接见。据曾巩《上欧阳学士第二书》讲，欧阳修见到他之后，曾对他说："过吾门者百千人，独于得生为喜。"而且当曾巩向欧阳修告别之时，欧阳修还写了《送曾巩秀才序》，其文云："广文曾生来自南丰，入太学，与其诸生群进于有司，有司敛群才、操尺度，概以一法，考其不中者而弃之。……然曾生不非同进，不罪有司，告予以归，思广其学而坚其守，予初骇其文，又壮其志，……曾生橐其文数十万言来京师，京师之人无求曾生者，然曾生亦不以干也。予岂敢求生，而生辱以顾予，是京师之人既不求之，而有司又失之，而独余得也。于其行也，遂见于文，使知生者，可以吊有司，而贺余之独得也。"此序作于庆历二年（1042），这时曾巩虽见弃于有司，却得到了欧阳修的赏识。
在这期间，曾巩也结识了王安石，还曾向欧阳修推荐。他在《再与欧阳舍人书》中说："巩顷尝以王安石之文进左右而以书论之，其略曰：巩之友有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称其文。虽已得科名，然居今知安石者尚少也。彼诚自重，不愿知于人，然如此人古今不常有。如今时所急，虽无常人千万，不害也。顾如安石，此不可失也。"这是追述前此一封信中的话，可见曾巩对王安石曾经非常器重。在这封信里，他不仅推荐王安石，还曾提到王回、王向，一并向欧阳修推荐。
后来，在《与王介甫第一书》里曾巩又说："巩至金陵，自宣化渡江来滁上，见欧阳先生，住且二十日，……欧公悉见足下之文，爱叹诵写，不胜其勤。间以王回、王向文示之，亦以书来言：此人文字可惊，世所无有。……欧公甚欲一见足下。能作一来计否？"由此看来，在这期间曾巩同欧阳修已有相当亲密的交往。
曾巩是在嘉佑二年（1057）欧阳修知贡举时考中进士的。在这之前，他不但认识了欧阳修这样的前辈，结交了王安石这样的朋友，而且已经同当代其他几个重要人物如杜衍、范仲淹等都有书信来往，投献文章，议论时政，陈述自己为人处世的态度。不过，曾巩所写的这些书信，不同于寻常的"干谒“，不是请求荐引。例如，他在《上杜相公书》中说："今也过阁下之门，又当阁下释衮冕而归，非干名蹈利者所趋走之日，故敢道其所以然，而并书杂文一编，以为进拜之资。蒙赐之一览焉，则其愿得矣。"这封信大概就写于庆历五年（1045）杜衍、范仲淹等被黜离职之后。曾巩于此时写信并投献文章，正好说明他的为人和政治态度，政治上同杜衍、范仲淹一致，绝不趋炎附势。
曾巩既中进士，便被调任为太平州（今安徽当涂）司法参军，又召编校史馆书籍，迁馆阁校勘，集贤校理，为实录检讨官。
在这期间，曾巩对于历代图书作了很多整理工作。对于历代图书聚散以及学术源流多所论述，写过一些叙录，如《新序目录序》、《列女传目录序》、《战国策目录序》等，还有《梁书》、《陈书》、《南齐书》等，也都写有"叙录“。
曾巩虽推崇欧阳修，但他的学术观点和欧阳修亦有所不同。例如，他在《筠州学记》中说："周衰，先王之迹熄。至汉，六艺出于秦火之余，士学于百家之后，言道德者矜高远而遗世用，语政理者务卑近而非师古。刑名兵家之术，则狃于暴诈，惟知经者为善矣，又争为章句训诂之学，以其私见妄（一本下有"臆"字），穿凿为说，故先王之道不明而学者靡然溺于所习。当是时能明先王之道者扬雄氏而已。"他对扬雄如此称赞，这看法与韩愈比较相近，与欧阳修则颇相反。
此外，曾巩还有《答王深甫论扬雄书》，对于扬雄屈事王莽以及作《剧秦美新》，都有所辩解，并引王安石的看法，以为"雄之仕合于孔子无不可之义“，而且认为"世传其投阁者妄"云云。曾巩对扬雄的看法，涉及政治和学术两个方面。扬雄的政治态度和学术成就，对曾巩都有影响。
曾巩离开馆阁，又作了十几年的地方官吏。最初是通判越州（今浙江绍兴一带），其后又知齐州（今山东济南一带），徙襄州、洪州，知福州。史称曾巩在这几州都有政绩，主要在"荒政"和"平盗"两个方面，而后者并非真是政绩。
曾巩移徙洪州时，曾有《移守江西先寄潘延之节推》诗，诗云："忆昔江西别子时，我初折腰五斗粟。南北相望十八年，俯仰飞光如转烛。"他这时似乎已有倦于转徙的感叹。此后便多次表示为了养亲而不愿远仕。
在赴福州之前，曾巩有《辞直龙图阁知福州状》。到福州后又有《福州上执政书》，书中说："转走五郡，盖十年矣，未尝敢有半言片辞求去邦域之任而冀背朝廷之义。此巩之所以自处，窃计已在听察之日久矣。今辄以其区区之腹心，敢布于下执事者，诚以巩年六十，母年八十有八，老母寓食京师，而巩守闽越，仲弟守南越，二越者，天下之远处也，于著令：有一人仕于此二郡者，同居之亲当远仕者，皆得不行。……"据此，他请求"或暂还之阙下，或处以闲曹，或引之近畿，属以一郡，使得谐其就养之心，慰其高年之母。“此书之外，曾巩还有《福州奏乞在京主判闲慢曹局或近京一便郡状》，也是请求朝廷照顾养亲的。大概正是因为他一再申请，朝廷曾一度下令，"召判太常寺“；可是当他离职上路以后，又有诏改知明州。为此，曾巩又有《移明州乞至京迎侍赴任状》，希望朝廷允许他"暂至京师迎侍母赴任“。但未能如愿，所以后来移知亳州，又继续申请。他在《移知亳州乞至京迎侍赴任状》中说："臣昨任福州，已系远地，迎侍不得，即今老母多病，见在京师，人子之谊，晨昏之恋，固难苟止。二者于臣之分，实为迫切。……只乞对移陈蔡一郡，许臣暂至京师，迎侍老母赴任。……今臣幸蒙恩诏移守亳州，如臣所请。况亳州去京不远，欲乞许臣暂至京师，迎侍老母赴任。“元丰三年（1080），曾巩又徙知沧州，有《沧州乞朝见状》，说："窃念臣远离班列十有二年，伏遇陛下神圣文武，当天受命，……而臣曾未得须臾之间进望清光，窃不自揆，愿奉德音，犬马之情，固非一日之积。今将至京师，他望圣慈，许臣朝见。"于是神宗召见了曾巩。召见之后，他曾请求登对，有《乞登对状》，说自己被召见时，"不敢率然以对“，可是"退而伏念“，还是希望"上殿敷奏“，以便"披腹心“，"当天心“。此后曾巩便被留在京师，"勾当三班院“。
元丰四年（1081），有诏书说："曾巩史学见称士类，宜典五朝史事。"于是便"以为史馆修撰，管勾编修院，判太常寺兼礼仪事“。史称"近世修国史，必众选文学之士，以大臣监总，未有以五朝大典独付一人者“，于是曾巩入朝辞谢说："此大事，非臣所敢当。"并有《申中书乞不看详会要状》，表示谦让。
元丰五年（1082）四月，擢拜中书舍人。这时曾巩又有《辞中书舍人状》，述说自己"齿发已衰，心志昏塞“，希望另选贤能。还有《授中书舍人举刘攽自代状》，表示谦退。但这年九月，曾巩即遭母丧，因而罢职。
元丰六年（1083）四月，曾巩卒于江宁府（今江苏南京一带），终年65岁。著作有《元丰类稿》等。
综观曾巩一生，历任州郡官吏十几年，在京师作官的时间不多。从他的一些政论文章看，如《唐论》、《书魏郑公传后》、《熙宁转对疏》、《自福州召判太常寺上殿札子》、《移沧州过阙上殿札子》等，并没有突出的政治见解。其主要观点是泛称三代之制，称赞后周和唐初的贞观之治，而对于宋代的政治却没有多少条陈和建议，与范、欧诸公不同。他在《移沧州过阙上殿札子》中对于宋朝的现状还是相当称赞的。他说：
盖远莫懿于三代，近莫盛于汉唐，然或四三年，或一二世，而天下之变不可胜道也。岂有若今五世六圣、百有二十余年，自通邑大都，至于荒陬海聚，无变容动色之虑萌于其心，无援桴击柝之戒接于耳目。臣故曰：生民以来未有如大宋之隆也。
又说：
今陛下履祖宗之基，广太平之祚，而世世治安，三代所不及，则宋兴以来，全盛之时，实在今日。
由此可见，曾巩对于当时的政治不仅没有任何不满，而且推崇备至，当然也就不曾提出改革的意见。
在这以前，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参知政事，推行新法，当时曾巩出守越州，其后转徙六郡，在外十二年。对于熙宁新法，也没有发表过具体意见。只是在《过介甫归偶成》诗中说过："心交谓无嫌，忠告期有补，直道讵非难，尽言竟多迕。知者尚复然，悠悠谁可语。"观此，则两人过去言谈之间，可能有过意见分歧。还有，其《与介甫第二书》也说："比辱书，以谓时时小有案举，而谤议已纷然矣。足下无怪其如此也。"又说："谤怒之来，诚有以召之，故曰：足下无怪其如此也。虽然，致此者岂有他哉？思之不审而已矣。"由此看来，在政治上二人是有分歧的。
总的看来，曾巩一生，政治表现不甚突出。《宋史》本传说"吕公著尝告神宗以巩为人行义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这话可能有些根据。
第二节文学成就
曾巩是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他在当代和后代古文家的心目中地位是不低的。他的成就虽然不及韩、柳、欧、苏，但有相当的影响。
曾巩为文主张是接近欧阳修的。先道而后文，但比欧阳修更侧重于道。在《答李沿书》里他说：
辱示书及所为文，……足下自称有悯时病俗之心，信如是，是足下之有志乎道，而予之所爱且畏者也。末曰其发愤而为词章，则自谓浅俗而不明，不若其始思之锐也。乃欲以是质乎予。夫足下之书始所云者，欲至乎道也；而所质者，则辞也。无乃务其浅、忘其深，当急者反徐之欤？夫道之大归非他，欲其得诸心，充诸身，扩而被之天下国家而已，非汲汲乎辞也。其所以不已乎辞者，非得已也。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此其所以为孟子也。
此外，在《与王向书》、《回傅权书》中也有类似的见解。先道德而后辞章，这是曾巩的一贯主张。也许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支配下，曾巩的文章同韩、柳、欧、苏各家相比，便显得质朴少文。韩、欧诸公虽也说过先道后文一类的话，但他们毕竟还是重视文采，曾巩则不很讲求文采。
当然，曾巩虽然不讲文采，而文章却写得自然淳朴，自成一家。这是曾巩文章的特色。这特色体现在几个不同的方面。
首先是论事之文写得纡余委备，委婉曲折，与欧阳修近似。
其次，曾巩文章虽质朴少文，然亦时有摇曳之姿，纵横开合，有如韩愈。赠序之文，尤有特点。例如《赠黎安二生序》一开始说：苏轼"自蜀以书至京师遗予，称蜀之士曰黎生安生者，既而黎生携其文数十万言，安生携其文亦数千言，辱以顾予“。然后说，读了他们的文章，认为："二生固可谓魁奇特起之士，而苏君固可谓善知人者也。"再说下去，便说到黎生将行，求曾巩赠言，以"解惑于里人“。于是曾巩乃大发议论如下：
予闻之自顾而笑。夫世之迂阔，孰有甚于予乎？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此余之所以困于今而不自知也。世之迂阔孰有甚于予乎？今生之迂，特以文不近俗，迂之小者耳，患为笑于里之人；若予之迂大矣，使生持吾言而〔归〕，且重得罪，庸讵止于笑乎？然则若予之于生将何言哉？谓予之迂为善，则其患若此；谓为不善，则有以合乎世必违乎古，有以同乎俗必离乎道矣。生其无急于解里人之惑，则于是焉必能择而取之。遂书以赠二生并示苏君以为何如也。
像这样的笔墨虽然不及韩愈的赠序那样纵横变化，故作姿态；却也写得曲折尽意，很有波澜。而且语出自然，无造作之迹，这一点又近似欧阳修。
再有，曾巩的文章又是善于记叙的，其特点是条理分明，无不达之意。例如《越州赵公救灾记》，写知越州的赵公"前民之未饥，为书问属县"云：
灾所被者几乡？民能自食者有几？当廪于官者几人？沟防构筑可僦民使治之者几所？库钱仓粟可发者几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几家？僧道士食之羡粟书于籍者其几具存？使各书以对，而谨其备。
这段文章叙赵公救灾的考虑，真可谓有条不紊。再往下写，也是条分缕析，头绪分明。备灾救灾之事，本是纷繁杂乱，头绪众多的，但曾巩信笔写来，却简洁如此！
还有，曾巩为文，一般说来，是长于记叙、不多写景的，例如《醒心亭记》、《游山记》等，几乎不写景物。但有的文章也极刻画之工，如《道山亭记》即是一例：
其路在闽者，陆出则厄于两山之间，山相属，无间断，累数驿乃一得平地。小为县，大为州，然其四顾亦山也。其途或逆坂如缘絙，或垂崖如一发，或侧径钩出于不测之溪。土皆石芒峭发，择然后可投步。负戴者虽其土人犹侧足然后能进，非其土人，罕不踬也。其溪行，则水皆自高泻下，石错出其间，如林立，如士骑满野，千里上下，不见首尾。水行其隙间，或衡缩蟉糅，或逆走旁射，其状若蚓结，若虫镂，其旋若轮，其激若矢。舟溯沿者，投便利，失豪分，辄破漏。虽其土长川居之人，非生而习水势者，不敢以舟楫自任也。其水陆之险如此。
这段文字是写道山亭所在之地的山川之险的，形容刻画，可谓精工。同柳宗元山水诸记相比，自有特色。
由此看来，曾巩为文虽少景物描写，却并非不能，而是不为。偶一为之，也能臻于极妙之境。
此外，曾巩还有一些论及学术、艺术的文章，例如《战国策目录序》、《宜黄县学记》、《墨池记》等，纵论古今，更多学者气息。
《宋史》本传论及曾巩的文章："曾巩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间，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可谓难矣。"这一评语，比较切合曾巩文章的实际。"纡徐简奥“，概括了主要特点。
曾巩生前与身后，都不曾以诗见称。但他一生作诗也并不少。而且有些诗中还抒发了不见于文的思想和情感。在文章里，曾巩不像欧阳修那样指陈时弊，而在诗中却有所涉及。例如《胡使》诗云：
南粟鳞鳞多送北，北兵林林长备胡。胡使一来大梁下，塞头弯弓士如无。折冲素恃将与相，大策合副艰难须。还来里闾索穷骨，斗食尺衣皆北输。中原相观双失色，胡骑日肥妖气粗。九州四海尽帝有，何不用胡藩北隅？
这样的言语，在曾巩的论政之文中不曾有过。"斗食尺衣皆北输“，"胡骑日肥妖气粗“，这是对北宋朝廷刮民髓赍盗粮的苟安政策的生动概括。剥夺百姓的衣食，养肥入侵的军马。这是十分令人痛心的事，曾巩循循儒者，于此也不能不慨乎言之。
曾巩还有《追租》一诗，其中有句云："赤日万里灼“，"禾黍死硗确“。"饥羸乞分寸，斯须死笞缚“。"公卿饱天禄“，"每肆诛求虐“。这是说天旱民饥，而官方不恤。曾巩在这里颇有为民请命之意。最后说："试起望遗村，霾风振墟落“，面对民间疾苦，曾巩是无能为力的。
曾巩一生，历任地方官职，鞠躬尽瘁，似乎没有什么抱怨。几次上书，皆以侍亲为言。但在诗中，有时也微露不满。例如《东轩小饮呈坐中》云：
二年委质系官次，一日偷眼看青山。念随薄禄闲垂首，似见故人羞满颜。及门幸得二三友，把酒能共顷刻间。海鱼腥咸聊复进，野果酸涩谁能删。谈剧清风生尘柄，气酣落日解带镮。瑰材壮志皆可喜，自笑我拙何由攀。高情坐使鄙吝去，病体顿觉神明还。简书皇皇奔走地，管库碌碌尘埃间。功名难合若捕影，日月遽易如循环。不如饮酒不知厌，欲罢更起相牵扳。
又如《人情》诗云：
人情当面蔽山丘，谁可论心向白头！天禄阁非真学士，玉麟符是假诸侯。诗书落落成孤论，耕钓依依忆旧游。早晚抽簪江海去，笑将风月上扁舟。
在这样一些诗里，曾巩流露了更真切的情感。曾巩不是诗人，但在诗里却更体现了他的"全人“。
①曾巩：《元丰类稿》卷15《上欧阳学士第一书》。
②《宋史》卷319《曾巩传》。
③《元丰类稿》卷51《墓志》。
④《元丰类稿》卷17《学舍记》。
⑤《宋史》卷319《曾巩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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