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郢书燕说”这篇文言文的翻译
文言文翻译顾炎武《日知录·廉耻》帮忙翻译一下啊！谢谢啊！很急！【译文】《五代史·冯道传·论》道：“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妙啊，管子的善于立论！礼义是治理人民的大法；廉耻，是为人立身的大节。大凡不廉便什么都可以拿；不耻便什么都可以做。人到了这种地步，那便灾祸、失败、逆乱、死亡，也就都随之而来了；何况身为大臣而什么都拿，什么都做，那末天下哪有不乱，国家哪有不亡的呢？然而在这四者之间，耻尤其重要。因此孔子论及怎么才可以称为士，说道：“个人处世必须有耻。”孟子说：“人不可以没有耻，对可耻的事不感到羞耻，便是无耻了。”又说：“耻对于人关系大极了，那些搞阴谋诡计耍花样的人，是根本谈不上耻的。”其所以如此，因为一个人的不廉洁，乃至于违犯礼义，推究其原因都产生在无耻上。因此（国家领袖人物）士大夫的无耻，可谓国耻。我考察自三代以下，社会和道德日益衰微，礼义被抛弃，廉耻被掼在一边，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了。但是凛冽的冬寒中有不凋的松柏，风雨如晦中有警世的鸡鸣，那些昏暗的日子中，实在未尝没有独具卓识的清醒者啊！最近读到《颜氏家训》上有一段话说：“齐朝一个士大夫曾对我说：‘我有一个儿子，年已十七岁，颇能写点文件书牍什么的，教他讲鲜卑话，也学弹琵琶，使之稍为通晓一点，用这些技能侍候公卿大人，到处受到宠爱。’我当时低首不答。怪哉，此人竟是这样教育儿子的！倘若通过这些本领能使自己做到卿相的地位，我也不愿你们这样干。”哎！颜之推不得已而出仕于乱世，尚且能说这样的话，还有《小宛》诗人的精神，那些卑劣地献媚于世俗的人，能不感到惭愧么？罗仲素说：教化是朝廷急要的工作；廉耻是士人优良的节操，风俗是天下的大事。朝廷有教化，士人便有廉耻；士人有廉耻，天下才有良风美俗。古人治军的原则，没有不以廉耻为本的。《吴子》说：“凡是统治国家和管理军队，必须教军民知道守礼，勉励他们守义，这是为了使之有耻。当人有了耻，从大处讲就能战攻，从小处讲就能退守了。”《尉缭子》说：“一个国家必须有慈孝廉耻的习尚，那就可以用牺牲去换得生存。”而太公望对答武王则说：“有三种将士能打胜仗，一是知礼的将士，二是有勇力的将士，三是能克制贪欲的将士。因为有礼，所以列朝治军者和粗野的武夫，都能遵循文王后妃的教化行事；难道还有欺凌平民、抢劫牛马，而对百姓实行残暴手段的么？”《后汉书》上记载：张奂任安定属国都尉，“羌族的首领感激他的恩德，送上马二十匹，先零族的酋长又赠送他金环八枚，张奂一起收了下来，随即召唤属下的主簿在羌族众人的面前，以酒酹地道：‘即使送我的马多得像羊群那样，我也不让它们进马厩；即使送我的金子多得如粟米，我也不放进我的口袋。’把金和马全部退还。羌人的性格重视财物而尊重清廉的官吏，以前的八个都尉，大都贪财爱货，为羌人所怨恨，直到张奂正直廉洁，威望教化才得到了发扬。”唉！自古以来，边疆局势的败坏，岂有不从贪求财货开始的么！我对辽东的事件不能无感。杜子美诗道：“安得廉颇将，三军同晏眠！”有一种刻本作“廉耻将”。诗人本来的意思，未必想到这点，但我读《唐书》，讲到王佖做武灵节度使时，以前吐蕃人想造乌兰桥，每次在河边岸上事先堆积木材，都被节度使派人暗暗地运走木材，投入河流，桥始终没有造成。吐蕃人了解到王佖贪而无谋，先重重地贿赂了他，然后加紧赶工造成了桥，并且筑了小城防守。从此以后朔方防御侵掠的战事就没完没了，至今还成为边患，都是由于王佖的贪财引起的。所以贪财的人作将帅便边关到夜间也洞开着无人防守。懂得这个道理，即使是郢书燕说式的穿凿附会，或许也可以治国吧！（何满子）
郢国有一个送给燕国的相国信的人，在晚上写信，灯光不亮，于是对拿着烛火的说：“举烛”（“把烛火举高点儿。”）说完就错误的写上“举烛”两个字。“举烛”这两个字并非信重要表达的意思。燕国的相国收到信，却因而高兴，说：“‘举烛’的意思是追求光明啊；追求光明也就是推荐贤能之人来任命为官。”燕国的相国禀告燕王，燕王非常高兴，国家因此太平。太平就太平了，但是不是信中的意思。现在的做学问的人，多数是像这样的情况。
顾炎武手不释书文言文翻译
《顾炎不释书》，又称为《顾炎武手不释卷》，选自清代文学家全祖望的《亭林先生神道表》。
原文是：凡先生之游，以二马二骡，载书自随。所至厄塞，即呼老兵退卒，询其曲折，或与平日所闻不合，则即坊肆中发书而对勘之。或径行平原大野，无足留意，则于鞍上默育诸经注疏，偶有遗忘，则即坊肆中发书而熟复之。
译文是：凡是顾炎武外出旅行，都随身用二马三骡装书。到了险要的关口，就叫来身边退役的老兵询问这里的详细情况；有的与平时听说的不一样，就走向街市中的客店打开书核对校正。他有时自己走在平原旷野时，不值得留心，就在马背上默读各种经典著作及注释注解与阐发。偶尔有忘记的，就立即前往小镇店铺反复复习。
原文：亭林先生①自少至老手不释②书，出门则以一羸二马捆书自随。遇边塞亭障③，呼老兵诣④道边酒垆，对坐痛饮。咨⑤其风土，考其区域。若与平生所闻不合，发书详正，必无所疑乃⑥已。马上无事，辄据鞍默诸经注疏。遇故友，若不相识。或颠坠崖后，亦无悔也。精勤至此，宜所旨渊涵博大，莫与抗衡与！
译文：亭林先生从小到老手上都没放下过书，出门就牵着一匹瘦弱的马，带着几捆书籍随身。有时候走到了边塞岗亭，就招呼亭边的老兵一道去路边的小酒店，面对面坐着，开怀痛饮。询问他当地的风土人情和地形地貌。如果和自己知道的有所不同，就打开纸张详细记录、更正，一定要到没有任何疑惑时才停下。坐在马背上空闲的时候，他就跨着马鞍默诵四书五经等经典和它们的注释文(对经典的解释叫“注”或“疏” )。即使有时候遇到亲朋好友也好像不认识。有的时候会因此(太专心的辄据鞍默)跌落到谷之中，他却也不觉得后悔。读书认真仔细到这个地步，他的学问自然就博大精深到没有人能与他相比的程度了。
词语解释：亭林先生：顾炎武，号亭林；释：放下；边塞亭障：边塞岗亭、堡垒；诣：去；咨：询问；乃：才。顾炎武（1613—1682）本名继坤，改名绛，字忠清；南都败后，改炎武，字宁人，号亭林，自署蒋山俑，学者尊称为亭林先生。汉族，南直隶苏州府昆山（今属江苏）人 。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语言学家。与黄宗羲、王夫之并称为明末清初三大儒。明末诸生，青年时发愤为经世致用之学，并参加昆山抗清义军，败，幸而得脱。后漫游南北，屡谒明陵，卒于曲沃。康熙间被举鸿博，坚拒不就。其学以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为主，合学与行、治学与经世为一。著作繁多，以毕生心力所著为《日知录》，另有《音学五书》、《亭林诗文集》等。
文言文翻译顾炎武《日知录·廉耻》
【译文】《五代史·冯道传·论》道：“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妙啊，管子的善于立论！礼义是治理人民的大法；廉耻，是为人立身的大节。大凡不廉便什么都可以拿；不耻便什么都可以做。人到了这种地步，那便灾祸、失败、逆乱、死亡，也就都随之而来了；何况身为大臣而什么都拿，什么都做，那末天下哪有不乱，国家哪有不亡的呢？然而在这四者之间，耻尤其重要。因此孔子论及怎么才可以称为士，说道：“个人处世必须有耻。”孟子说：“人不可以没有耻，对可耻的事不感到羞耻，便是无耻了。”又说：“耻对于人关系大极了，那些搞阴谋诡计耍花样的人，是根本谈不上耻的。”其所以如此，因为一个人的不廉洁，乃至于违犯礼义，推究其原因都产生在无耻上。因此（国家领袖人物）士大夫的无耻，可谓国耻。
我考察自三代以下，社会和道德日益衰微，礼义被抛弃，廉耻被掼在一边，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了。但是凛冽的冬寒中有不凋的松柏，风雨如晦中有警世的鸡鸣，那些昏暗的日子中，实在未尝没有独具卓识的清醒者啊！最近读到《颜氏家训》上有一段话说：“齐朝一个士大夫曾对我说：‘我有一个儿子，年已十七岁，颇能写点文件书牍什么的，教他讲鲜卑话，也学弹琵琶，使之稍为通晓一点，用这些技能侍候公卿大人，到处受到宠爱。’我当时低首不答。怪哉，此人竟是这样教育儿子的！倘若通过这些本领能使自己做到卿相的地位，我也不愿你们这样干。”哎！颜之推不得已而出仕于乱世，尚且能说这样的话，还有《小宛》诗人的精神，那些卑劣地献媚于世俗的人，能不感到惭愧么？
罗仲素说：教化是朝廷急要的工作；廉耻是士人优良的节操，风俗是天下的大事。朝廷有教化，士人便有廉耻；士人有廉耻，天下才有良风美俗。
古人治军的原则，没有不以廉耻为本的。《吴子》说：“凡是统治国家和管理军队，必须教军民知道守礼，勉励他们守义，这是为了使之有耻。当人有了耻，从大处讲就能战攻，从小处讲就能退守了。”《尉缭子》说：“一个国家必须有慈孝廉耻的习尚，那就可以用牺牲去换得生存。”而太公望对答武王则说：“有三种将士能打胜仗，一是知礼的将士，二是有勇力的将士，三是能克制贪欲的将士。因为有礼，所以列朝治军者和粗野的武夫，都能遵循文王后妃的教化行事；难道还有欺凌平民、抢劫牛马，而对百姓实行残暴手段的么？”《后汉书》上记载：张奂任安定属国都尉，“羌族的首领感激他的恩德，送上马二十匹，先零族的酋长又赠送他金环八枚，张奂一起收了下来，随即召唤属下的主簿在羌族众人的面前，以酒酹地道：‘即使送我的马多得像羊群那样，我也不让它们进马厩；即使送我的金子多得如粟米，我也不放进我的口袋。’把金和马全部退还。羌人的性格重视财物而尊重清廉的官吏，以前的八个都尉，大都贪财爱货，为羌人所怨恨，直到张奂正直廉洁，威望教化才得到了发扬。”唉！自古以来，边疆局势的败坏，岂有不从贪求财货开始的么！我对辽东的事件不能无感。
杜子美诗道：“安得廉颇将，三军同晏眠！”有一种刻本作“廉耻将”。诗人本来的意思，未必想到这点，但我读《唐书》，讲到王佖做武灵节度使时，以前吐蕃人想造乌兰桥，每次在河边岸上事先堆积木材，都被节度使派人暗暗地运走木材，投入河流，桥始终没有造成。吐蕃人了解到王佖贪而无谋，先重重地贿赂了他，然后加紧赶工造成了桥，并且筑了小城防守。从此以后朔方防御侵掠的战事就没完没了，至今还成为边患，都是由于王佖的贪财引起的。所以贪财的人作将帅便边关到夜间也洞开着无人防守。懂得这个道理，即使是郢书燕说式的穿凿附会，或许也可以治国吧！（何满子）
2020高考天津卷文言文的翻译啊，谁会啊？刚考完，有高手会翻译吗？ 是顾炎武的《日知录》
参考译文：
《会试录》《乡试录》都是主考官在书前作序，副主考官在书后作序。只要是书也都是这样。比如国家刚建立时，府州县志写成后，一定是推举这个地方有学识的人中年长受尊崇并且有文采的来写序。如果没有的话就由这个府州县的官员来写。所请的人必须是适合的人。那个人也一定要考虑（或审视）自己没有可以推让的人然后再作序。写序的官员，他的文采必须很好，他对于这本书也必须有贡献，这样才不会被这个地方的人责备。这个地方的有学识的人，如果他的文采很好，对于书也有贡献，那么官员是不敢作序的。如果有独到的想法，则作者可以自己作序不推让给地方和官员。这样才叫专业。所以，序只有一篇。有的另有阐明的，则叫做后序。也有只记录成书时间而没有序的。现在却有两篇序，有的甚至不止三、四篇序。有两篇序是不符合体例。不是适合作序的人作序是不专业的。世上的君子不好学却好多说话啊。
如果对书的内容有所发现和明示，可以作序。如果没有什么发现和明示，只记录成书的时间就好。人的毛病在喜欢给人作序。
唐朝杜牧《答庄充书》中说：“自古以来给书作序的，都是后世的宗师。现在我和您共同生活在当今时代，想为您还没写完的文章作序，这实在是不可以啊。”读了这段话，现在那些喜欢给人作序的人就别再这样做了。
娄坚《重刻〈元氏长庆集〉序》中说：“序要叙述作序的意图，大概是开始于子夏为《诗经》作序。后来刘向以校书为职业，每编辑一册就作序，很是文雅。左思写成《三都赋》后，自以为名声不是很大，求皇甫谧为自己作序。所以作文的人多托付别人作序用来传名，都急切地追求名声，而惟恐人们不知道我。至于后来文章流传的时间长了，留存的刻本也许模糊不清没法看了，缮写后重新刻印，于是人们再写一篇序，这时则应该记叙重新刻印的原因。而现在所记述的，不是追述议论过去的贤者，胡作优劣的论断，就是过分地称赞为好事，过多的用一些宣扬的辞藻，这些都是我所认为不可取的。”读了这些话，如今喜欢给古人文集作序的人也别再这样做了。
网上未有译文者，老朽试为之：
原文：
《会试录》、《乡试录》主考试官序其首，副主考序其后，职也。凡书亦犹是矣。且如国初时，府州县志书成，必推其乡先生之齿尊而有文者序之，不则官于其府州县者也。请者必当其人，其人亦必自审其无可让而后为之。官于是者，其文优，其于是书也有功，则不让于乡矣。乡之先生，其文优，其于是书也有功，则官不敢作矣。义取于独断，则有自为之而不让于乡与官矣。凡此者，所谓职也。故其序止一篇，或别有发明，则为后序。亦有但纪岁月而无序者。今则有两序矣，有累三四序而不止者矣。两序非体也，不当其人非职也，世之君子不学而好多言也。
凡书有所发明，序可也；无所发明，但纪成书之岁月可也。人之患在好为人序。
唐杜牧《答庄充书》曰：“自古序其文者，皆后世宗师其人而为之。今吾与足下并生今世，欲序足下未已之文，固不可也。”读此言，今之好为人序者可以止矣。
娄坚《重刻〈元氏长庆集〉序》曰：“序者，叙所以作之指也。盖始于子夏之序《诗》，其后刘向以校书为职，每一编成，即有序，最为雅驯矣。左思赋三都成，自以名不甚著，求序于皇甫谧。自是缀文之士，多有托于人以传者，皆汲汲于名，而惟恐人之不吾知也，至于其传既久，刻本之存者，或漫漶不可读，有缮写而重刻之。则人复序之，是宜叙所以刻之意可也，而今之述者非追论昔贤，妄为优劣之辨，即过称好事，多设游扬之辞，皆我所不取也。”读此言，今之好为古人文集序者可以止矣。
译文：
编写《会使录》、《乡试录》时，主考官在卷首写序，副主考的序写在主考的后面，这是因为职务、职责的问题。所有的书也和这个一样。就像建国初期，府、州、县的地方志书写好了，一定推举向里面有学问的长者，为志书写序，而不会请州府的官员写序。被邀请写序的一定是实至名归的人，这个被邀请者，也一定会自己考究一下，真的没有比自己更合适的热门选了，才去写。官员写序的，如果他的文笔优秀，序文对这本书也有增辉和推广的作用，那么就不谦让着让向里面写了。乡里的读书人，如果他的文笔优秀，序文对这本书也有增辉和推广的作用，那么官员也不敢自己写。也有写志书的人自己独断专行的，就自己将序文写了，不再谦让乡里学究和主事官员了。像这些情况的，就是所说的职务、职责了。所以书的序文只有一篇，或者其他人有独到的发现和见解，就在后面再写一篇序文。也有只写成书时间而没有序文的。现在不同了，有两篇序文的，也有三四篇甚至不止的。两篇序文并不是编书体例，而是写序文的人僭越了职务和职责，当世那些自称君子的人不向学肚子里没货却喜欢发表言论的原故。
但凡是对一本书有独到的发现和见解，可以写在序文上；未有的，只记载成书的时间就可以了。错就错在时人爱为人家的书写序。
唐代的杜牧在《答庄充书》一文中写到：“自古以来为蚊帐写序文的，都是后世的一代宗师文坛领袖，现在我和你同生于这一朝代，你想请我为你的文章写序，那是断不可以的”。读到杜牧的这段话，现今喜欢帮别人写序的应该好自为之不再为人写序了。
娄坚在《重刻〈元氏长庆集〉序》的序文里写道：“所谓序文，就是叙述文章的写作目的和中心思想。大概源自子夏为《诗经》写的序，后来刘向负责校对图书，每当校对好重新编纂完成，就写序文记录经过，这样的序是最文雅不俗的。左思写成《三都赋》，自己觉得名气不够大，求皇甫谧帮忙写序。从此，许多人写好文章后，会请名人代为写序以利用名人的名气为自己的文章作宣扬，这些都是将心思花在名气上，最怕别人不知道他的名声。至于传纪流传日久，存世的刻本，可能已经破损残缺以致不能通读。有的人为此而将它编纂完整重新印刷出版。因而有人写序记叙重修事宜的，应该只写重新编修印制的缘由就可以了，但是现今的写序人，一定要论述前人的好坏，自以为是地讲评内容的优劣，往往将不足说成是优点，写的多数是一些不着边际的套话。我是最不赞成这样的。”读到娄坚的这段话，现今喜欢为古人文章、诗集写序的人应该有所收敛了。
————译得不好，望各方斧正。陌上归农
求2020年高考天津卷的文言文《日知录》翻译
文须有益于天下
文章不能在天地之间断绝，是因为它可以阐明道理、记述政事、体察百姓困苦、乐于称道别人的善行啊。像这样，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就多一篇的好处啊。如果涉及那些怪异、斗狠、悖乱、鬼神之事，写无从查考的话，抄袭别人的观点，作奉承谄媚的文字，像这样，对自己有害，对别人无益，多一篇，就多一篇的祸害啊。
著书之难
子书除《孟子》《荀子》以外，像《老子》《庄子》《管子》《商君书》《申子》《韩非子》，都自成一家之言。至于《吕氏春秋》《淮南子》，则不能自成体系了，所以选取诸子的言论，汇集成书，这是子书的一大变化啊。今人的作品，（观点）一一都出于自己之手，必然不是很多，大抵是像《吕氏春秋》《淮南子》之类（汇编而成）的。若一定是古人未触及的，后代不可缺少的，然后才著述，也许才能流传下来吧？宋朝人的著作如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马端临的《文献通考》，都是用一生精力完成的，才成为后世不可或缺的书。然而这些书中小的差错和遗漏，还是不能避免。像后人的书，越多错漏就越多，（著述）越快就越不能流传。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们把写书看得太容易，而急于追求声名的缘故啊。
文人之多
唐、宋以后，文人何其多啊！固然有不懂经学，不通古今，而自以为是文人的啊。韩愈《符读书城南》有诗句说：“文章谁说不贵重，解说经义是根本。雨水横流无根源，早晨满地夕已尽。为人不通古与今，如同马牛披衣襟。行事立身陷不义，何能希望多名誉。”而宋朝的刘挚训诫子孙，常说：“读书人应当以器量见识为先，一旦有了‘文人’的称号，这个人就没有值得称赏的地方了。”如此来看以“文人”身分在世上出名，哪里值得称道呢！这就是扬雄所说的“拾取我的文辞而不研究我的义理”啊。黄庭坚说：“几十年来，先生君子只是用文章提拔奖掖后学，所以华而不实。”本朝嘉靖年间以来，也有这样的风气。而陆深记载的刘健告诫庶吉士们的话，李梦阳对此大为不平。
《宋史》说，欧阳修与学人晤谈，不曾涉及文章，只是谈吏政，认为文章只能滋润身心，政事可以惠及百姓。
没做过天津卷，你看看哪则
文须有益于天下
文章不能在天地之间断绝，是因为它可以阐明道理、记述政事、体察百姓困苦、乐于称道别人的善行啊。像这样，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就多一篇的好处啊。如果涉及那些怪异、斗狠、悖乱、鬼神之事，写无从查考的话，抄袭别人的观点，作奉承谄媚的文字，像这样，对自己有害，对别人无益，多一篇，就多一篇的祸害啊。
著书之难
子书除《孟子》《荀子》以外，像《老子》《庄子》《管子》《商君书》《申子》《韩非子》，都自成一家之言。至于《吕氏春秋》《淮南子》，则不能自成体系了，所以选取诸子的言论，汇集成书，这是子书的一大变化啊。今人的作品，（观点）一一都出于自己之手，必然不是很多，大抵是像《吕氏春秋》《淮南子》之类（汇编而成）的。若一定是古人未触及的，后代不可缺少的，然后才著述，也许才能流传下来吧？宋朝人的著作如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马端临的《文献通考》，都是用一生精力完成的，才成为后世不可或缺的书。然而这些书中小的差错和遗漏，还是不能避免。像后人的书，越多错漏就越多，（著述）越快就越不能流传。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们把写书看得太容易，而急于追求声名的缘故啊。
文人之多
唐、宋以后，文人何其多啊！固然有不懂经学，不通古今，而自以为是文人的啊。韩愈《符读书城南》有诗句说：“文章谁说不贵重，解说经义是根本。雨水横流无根源，早晨满地夕已尽。为人不通古与今，如同马牛披衣襟。行事立身陷不义，何能希望多名誉。”而宋朝的刘挚训诫子孙，常说：“读书人应当以器量见识为先，一旦有了‘文人’的称号，这个人就没有值得称赏的地方了。”如此来看以“文人”身分在世上出名，哪里值得称道呢！这就是扬雄所说的“拾取我的文辞而不研究我的义理”啊。黄庭坚说：“几十年来，先生君子只是用文章提拔奖掖后学，所以华而不实。”本朝嘉靖年间以来，也有这样的风气。而陆深记载的刘健告诫庶吉士们的话，李梦阳对此大为不平。
《宋史》说，欧阳修与学人晤谈，不曾涉及文章，只是谈吏政，认为文章只能滋润身心，政事可以惠及百姓。
《会试录》、《乡试录》主考试官首先为文章作序，副考官其后作序，这是职责所规定的。写书也是这个原则，州府县志做成书，一定推举乡里面有学问的长者，为书志写序，而不会请州府的官员写序。被邀请写序的一定是实至名归的人，这个被邀请者，也一定会自己考究一下，真的没有比自己更合适的人选了，才去写。官员写序的，如果他的文笔优秀，序文对这本书也有增辉和推广的作用，那么就不谦让着让乡里面文人写了。乡里的读书人，如果他的文笔优秀，序文对这本书也有增辉和推广的作用，那么官员也不敢自己写。
《会试录》《乡试录》都是主考官在书前作序，副主考官在书后作序。只要是书也都是这样。比如国家刚建立时，府州县志写成后，一定是推举这个地方有学识的人中年长受尊崇并且有文采的来写序。如果没有的话就由这个府州县的官员来写。所请的人必须是适合的人。那个人也一定要考虑（或审视）自己没有可以推让的人然后再作序。写序的官员，他的文采必须很好，他对于这本书也必须有贡献，这样才不会被这个地方的人责备。这个地方的有学识的人，如果他的文采很好，对于书也有贡献，那么官员是不敢作序的。如果有独到的想法，则作者可以自己作序不推让给地方和官员。这样才叫专业。所以，序只有一篇。有的另有阐明的，则叫做后序。也有只记录成书时间而没有序的。现在却有两篇序，有的甚至不止三、四篇序。有两篇序是不符合体例。不是适合作序的人作序是不专业的。世上的君子不好学却好多说话啊。
如果对书的内容有所发现和明示，可以作序。如果没有什么发现和明示，只记录成书的时间就好。人的毛病在喜欢给人作序。
唐朝杜牧《答庄充书》中说：“自古以来给书作序的，都是后世的宗师。现在我和您共同生活在当今时代，想为您还没写完的文章作序，这实在是不可以啊。”读了这段话，现在那些喜欢给人作序的人就别再这样做了。
娄坚《重刻〈元氏长庆集〉序》中说：“序要叙述作序的意图，大概是开始于子夏为《诗经》作序。后来刘向以校书为职业，每编辑一册就作序，很是文雅。左思写成《三都赋》后，自以为名声不是很大，求皇甫谧为自己作序。所以作文的人多托付别人作序用来传名，都急切地追求名声，而惟恐人们不知道我。至于后来文章流传的时间长了，留存的刻本也许模糊不清没法看了，缮写后重新刻印，于是人们再写一篇序，这时则应该记叙重新刻印的原因。而现在所记述的，不是追述议论过去的贤者，胡作优劣的论断，就是过分地称赞为好事，过多的用一些宣扬的辞藻，这些都是我所认为不可取的。”读了这些话，如今喜欢给古人文集作序的人也别再这样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