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

简介

唐朝第二位皇帝，他名字的意思是“济世安民”。平窦建德、王世充之后，始大量接触文学与书法，有墨宝传世。即位为帝后，积极听取群臣的意见、努力学习文治天下，成功转型为中国史上最出名的政治家与明君之一。唐太宗开创了历史上的“贞观之治”，经过主动消灭各地割据势力，虚心纳谏、在国内厉行节约、使百姓休养生息，终于使得社会出现了国泰民安的局面。此举为后来的开元盛世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推向鼎盛时期。30年，击败东突厥，被突厥各部尊为“天可汗”。641年嫁文成公主给吐蕃的松赞干布。649年，命太子李治到金液门代理国事。李世民于649年7月驾崩于长安含风殿，享年52岁，葬于今陕西礼泉东北50多里的山峰上的昭陵。谥号为“文皇帝”。^[1]

家庭介绍

早年经历

唐太宗于隋皇十八年（598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出生于武功别馆，是唐高祖李渊与窦皇后的次子。公元614年娶妻长孙氏，武德九年八月二十一日立为皇后，即长孙皇后。

隋大业十一年（615年），隋炀帝被突厥十万骑围困于雁门（今山西代县），李世民受募从屯卫将军云定兴之命前往救援，提出虚张军容，昼引旌旗数十里，夜以钲鼓相应的疑兵计。时值东都及诸郡援兵亦至忻口（今忻县北），迫使突厥始毕可汗解围而去。十三年六月，与其兄李建成率兵攻西河（今汾阳），首战获胜，促使李渊决意西向关中。任右领军大都督，统右三军，封敦煌郡公。七月随李渊自太原（今太原西南）南下。途中李渊一度动摇，欲还师更图后举。世民坚决主张继续进军，提出先入咸阳，号令天下的方略。八月，进攻霍邑（今霍州），先率轻骑至城下，诱隋守将宋老生出战，继而率骑猛冲其侧背，配合李渊、建成正面攻击，斩宋老生，克其城。九月，军至河东（今永济西南），力主急速进军长安（今西安），遂奉命率前军西渡黄河，顺利占领渭河以北地区，各大族豪强纷至军门投效，数支农民起义军亦来归附，兵力迅速发展至13万人。十一月，会诸军攻克长安。李渊立代王杨侑为帝，即隋恭帝，改大业十三年为义宁元年。以光禄大夫、大将军、太尉唐公为假黄钺、使持节、大都督内外诸军事、尚书令、大丞相，进封唐王，李世民为京兆尹，改封秦公，义宁二年三月，为右元帅，徙封赵国公。^[2]

唐太宗

同年（618年）五月，隋恭帝禅位于唐，唐王即皇帝位，国号大唐，改元武德。武德元年，以赵公世民为尚书令、右翊卫大将军，进封秦王。

唐朝建立以后，为统一全国，先后进行了六次大的战役。这六个战役李世民就指挥了四个，全部取得了胜利，为唐朝立下了赫赫战功。

第一次是对陇右薛举父子集团的战役，唐武德元年，薛举率军进攻关中，双方在现陕西长武县发生激战，在这里，李世民打了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大败仗，退回长安。但不久，他便在浅水原之战彻底打败薛军，消灭了陇东集团。

第二次，刘武周依附突厥，南下进攻唐朝，攻占了晋阳，李世民不畏艰险，终于击溃了敌人主力，并乘胜追击，两天不吃饭，三天不解甲，彻底消灭了敌军，收复了丢失的土地。

第三次是对王世充和窦建德的战役。这次战役规模为唐统一战争中最大的。在这次战役中，李世民先将王世充击败，围困在洛阳，令其无粮草供应，待其自毙。就在洛阳将下未下之时，河北的窦建德军十余万众号称三十万为救援王世充，突然出现在唐军背后，李世民力排众议，在虎牢之战中大败窦建德军，生擒窦建德。洛阳的王世充也只得投降，这次李世民一举两克，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第四次是平定刘黑闼的战役，刘黑闼是窦建德的部下，他打着为窦建德复仇的旗号，在河北起兵反唐。李世民指挥了平定其第一次起兵的战役，仅仅两个月就取得了胜利。（其他两个战役是由李孝恭指挥的平定杜伏威的江淮军和平定以江陵为根据地的萧铣的梁政权）。

李世民自此威望日隆，尤其是在虎牢之战后进入长安时，受到部分军民以皇帝的礼仪招待。武德四年冬十月，封为天策上将、领司徒、陜东道大行台尚书令，食邑增至二万户。高祖又下诏特许天策府自置官属，俨然形成一个小政府机构。

李世民在战斗中注重战前侦察，虽屡次遇险，但每次战斗都能作到知己知彼，善于制造战机，当敌强我弱时，他经常用“坚壁挫锐”的战法拖垮敌人，战斗中身先士卒，亲自率领骑兵突击敌阵，胜利后勇追穷寇，不给敌人喘息之机，因此获得了每次战役的胜利。在统一边疆的战争中，他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明于知将，选拔良才，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李世民用他卓越的军事才能，为唐朝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玄武门之变

唐太宗

玄武门之变发生于唐高祖武德九年（626年）。618年，李渊建立唐朝，并立世子李建成为太子。据说太原起兵是李世民的谋略，李渊曾答应他事成之后立他为太子。但天下平定后，李世民功名日盛，李渊却犹豫不决。李建成随即联合四弟齐王李元吉，排挤李世民。李渊的优柔寡断，也使朝中政令相互冲突，加速了诸子的兵戎相见。是年，李建成向李渊建议由李元吉做统帅出征突厥，借此要把握住秦王的兵马，以防止李世民篡夺皇太子之位。李世民在危急时刻决定背水一战，先发制人。抢先一步杀死大哥李建成和四弟李元吉，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玄武门之变。玄武门事变之后仅仅三天李世民便被立为皇太子，从他父亲手里接过政府的实际控制权。八月初九，唐高祖被逼退位，李世民便做了唐朝的第二位皇帝。
其中宰相裴寂、谋士王珪、魏徵、东宫卫士将领薛万彻等追随李建成、李元吉。秦府谋士杜如晦、房玄龄，将领秦叔宝、尉迟敬德、段志玄、侯君集、王君廓等跟从李世民。宰相陈叔达、朝臣长孙无忌等暗中支持李世民。其余将领李靖、徐世勣，大臣宇文士及等保持中立。
626年，李世民在长安城宫城玄武门附近射杀皇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史称“玄武门之变”。事后，李世民杀建成、元吉诸子，占李元吉之妻。
尔后李渊让出军权予秦王。数日后，秦王晋为皇太子，未久李渊禅位于李世民，次年改元贞观。

贞观之治

贞观之治是指唐朝初期出现的太平盛世。由于唐太宗能任人为贤，知人善用；开言路，虚心纳谏，重用魏征等；并采取了一些以农为本，减轻徭赋，休养生息，厉行节约，完善科举制等政策，使得社会出现了安宁的局面。与后来李隆基的“开元盛世”并肩而立。
唐太宗李世民在位23年，使唐朝经济发展，社会安定，政治清明，人民富裕安康，出现了空前的繁荣。由于他在位时年号为贞观，所以人们把他统治的这一段时期称为“贞观之治”。“贞观之治”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璀璨夺目的时期。


第一、隋朝政治制度和经济繁荣为唐朝加强中央集权和发展经济创造了条件；隋炀帝大业年间围绕封爵勋官制度而推行的政治改革引起世家大族的不满，激化贵族之间的矛盾，导致军阀叛变和农民起义。唐初统治者亲眼看到了农民战争瓦解隋朝的过程，认识到了世家大族和广大农民对封建统治稳定的重要性，吸取隋亡教训，调整统治政策，以缓和阶级矛盾，稳定社会秩序，恢复经济。

唐朝国土

第二、因为上述因素，唐太宗确定了“安百姓”、“重人才”、“强政治”的治国思想，并通过一系列的制度政策、措施和不懈的实践去实现。首先，唐太宗认识到了统治者与人民是“舟与水”的关系，通过土地赋税制度的调整以“安百姓”。二是认识到了重用人才，虚怀纳谏的意义，得人善任，从谏如流，营造出政治清明的氛围，保证了较为开明正确的政治、经济、民族、外交、文化上的政策得以制定和实施。三是加强政治，完善三省六部制和科举制，以巩固中央集权，提高行政效率，扩大统治基础。

用人和纳谏，既是贞观之治出现的原因，又是贞观之治的重要表现。


史书记载：贞观年间“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贞观长歌》中的李世民(唐国强饰)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


由于东罗马帝国（395—1453）的衰落，西方变得支离破碎。到了隋朝时中国已经几欲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了，而唐帝国尤其是贞观时期的唐朝更是当时世界唯一的文明最为强盛的大一统帝国，首都长安是世界性的大都会，各地民商来往不断，就象今天的美国纽约一样。那时的唐帝国是世界各国仁人志士心目中的“阳光地带”，各国的杰才俊士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往唐帝国跑。来自世界各国的外交使节纷纷赞叹唐朝的盛世，唐朝高度发展的文化，使来到唐朝的各国人，大多数以成为大唐人为荣。不仅首都长安，全国各地都有来自国外的“侨民”在当地定居，尤其是新兴的商业城市，仅广州一城的西洋侨民就有二十万人以上。贞观时期的唐王朝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完全开放的王朝，比汉朝的仅限于贸易和传教还要开放，以至于各国各地的普通老百姓都可以来到唐朝一睹唐帝国的的风采，唐朝政府还在设立流所（和现在的使馆差不多），颇为开放边境和关口。极尽吸收外来文化和物质文明。

温泉铭（局部）

唐帝国除了接受大批的外国移民外，还接收一批又一批的外国留学生来中国学习先进文化，仅日本的官派的公费留学生就接收了七批，每批都有几百人。民间自费留学生则远远超过此数。这些日本留学生学成归国后，在日本进行了第一次现代化运动 ――“大化改新”，也就是中国化运动，上至典章制度，下至服饰风俗，全部仿效当时的贞观王朝，使处于原始部落状态的日本民族平空跃进了一千年。

日本民族并不高明，它只是善于学习而已。这个步子比别人慢半拍的民族有一个最大的优点――落后但不固执。当外来文明入侵时，它总是虚怀若谷地主动接受比本民族先进的文化，用最快最便捷的方式接受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使自己快速跃进到先进民族的行列。 一个民族落后并不可怕，固执才是最可怕的！



中国官场的贪污病菌是无孔不入的，以至占绝大多数的国人都认定贪污是人类社会的不治之症，只要是有“官”的地方就避免不了贪污。当从英美等国归来的留学生向他们的亲朋好友陈述这些国家基本上消灭了贪污时，没有几个人不认为他是在胡说八道。其实，贪污并不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地球上就有不少文明程度较高的国家基本上消灭了贪污。不仅是美利坚和英吉利等现代化强国，就连主要由华人组成的新加坡也基本上消灭了贪污。

这里所说的基本上消灭了贪污并不是说完全杜绝了贪污现象，而是指贪污行为在整个官场中属极个别的现象，且贪污的数额不大（一年的贪污额一般不会超过此人一年的薪水），持续的时间也不会很长（连续作案三年以上的少之又少），都会很快败露且受到毫不留情的严惩。

贞观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基本没有贪污的政治，这也许是李世民最值得称导的政绩。在李世民统治下的中国，皇帝率先垂范，官员一心为公，吏佐各安本份，滥用职权和贪污渎职的现象降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尢为可贵的是：李世民并没有用残酷的刑罚来檠告贪污，主要是以身示范和制定一套尽可能科学的政治体制来预防贪污。在一个精明自律的统治者面前，官吏贪污的动机很小，贪官污吏也不容易找到藏身之地。防范贪污主要取决于一套科学修明的政治体制，光靠事后的打击只能取效于一时，不能从根子上铲除贪污赖以滋生的社会土壤。



中国封建体制的主要特征是权力高度集中，地方服从中央，中央又唯皇帝马首是瞻。这种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极大地限制了国民的创造性、主动性和灵活性，且极易酿成暴政。

中国封建社会的中央政府组织实行“三省六部制”，但贞观王朝的三省职权划分则初步体现了现代化政治特征――分权原则。中书省发布命令，门下省审查命令，尚书省执行命令。一个政令的形成，先由诸宰相在设于中书省的政事堂举行会议，形成决议后报皇帝批准，再由中书省以皇帝名义发布诏书。诏书发布之前，必须送门下省审查，门下省认为不合适的，可以拒绝“副署”。诏书缺少副署，依法即不能颁布。只有门下省“副署”后的诏书才成为国家正式法令，交由尚书省执行。这种政治运作方式很有点类似现代民主国家的“三权分立”制，西方在十七世纪兴起的分权学说，李世民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已运用于中国的政治体制，进一步说明了贞观王朝的文明程度是何等之高。最为难能可贵的是，李世民规定自己的诏书也必须由门下省“副署”后才能生效，从而有效地防止了他在心血来潮和心情不好时作出有损他清誉的不慎重决定。

中国封建王朝历来的经济特征是“重农抑商”，商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相当低，商人的地位也因之比种田人要低好几个等次。这也是中国的封建经济一直得不到实质性发展的主要原因。

贞观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不歧视商业的封建王朝，不但不歧视，还给商业发展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这进一步地体现了李世民将眼光放到很远。在李世民政府的倡导下，贞观王朝的商业经济有了迅速和长足地进展，新兴的商业城市象雨后春笋般地兴起。当时世界出名的商业城市，有一半以上集中在中国。除了沿海的交州、广州、明州、福州外，还有内陆的洪州（江西南昌）、扬州、益州（成都）和西北的沙州、凉州。首都长安和陪都洛阳则是世界性的大都会。

自汉开辟的“丝绸之路” 一直是联系东西方物质文明的纽带，唐朝疆域辽阔，在西域设立了安西四镇，西部边界直达中亚的石国（今属哈萨克斯坦），为东西方来往的商旅提供了安定的社会秩序和有效的安全保障，结果丝稠之路上的商旅不绝于途，品种繁多的大宗货物在东西方世界往来传递，使丝稠之路成了整个世界的黄金走廊。

文治武功

626年八月，唐朝发生玄武门之变，政局不稳，东突厥伺机入侵，攻至距首都长安仅40里的泾阳（今陕西咸阳泾阳县）。刚刚即位的李世民被迫赠予颉利可汗金帛财物，并与之结盟，突厥兵于是退去。此后不久，东突厥内部出现分裂。唐太宗于629年八月任命李靖、李世勣、柴绍、李道宗等为行军总管，出兵征讨东突厥。630年三月颉利兵败被俘，东突厥亡。唐朝在东突厥突利可汗故地设置顺、祐、化、长四州都督府，颉利可汗故地置定襄都督府、云中都督府。

唐太宗

贞观四年，西域各国君主在长安请求唐太宗为“天可汗”，意为天下总皇帝或天下共主。“天可汗”除了是一种对唐朝皇帝的荣衔，还是一种有实质意义的国际组织体系，以维持当时各同盟国的集体安全。


吐谷浑可汗伏允听信大臣天柱王的建议，屡次侵犯唐朝的西部边境，634年，扣留唐朝使者赵德楷，六月，唐太宗以段志玄为行军总管，讨伐伏允，十二月，又以李靖、侯君集、李道宗等为行军总管，大举讨吐谷浑。635年，伏允败走，被部下所杀。伏允之子慕容顺杀死天柱王，自立为可汗，投降唐朝，唐太宗册封慕容顺为吐谷浑可汗。慕容顺死后，636年，唐太宗册封慕容顺之子诺曷钵为吐谷浑可汗。


吐蕃赞普松赞干布于634年遣使与唐朝修好，唐朝也派臣入蕃。636年，松赞干布派专使去长安请婚，唐朝不允，638年，松赞干布遂借口唐朝属国吐谷浑从中作梗，出兵入侵吐谷浑，虽然唐军击退了吐蕃军，但是唐朝也见识到了吐蕃的力量。640年，松赞干布又派大臣禄东赞使唐求婚，唐太宗便以宗室之女文成公主许嫁于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并派礼部尚书江夏王李道宗持节护送。641年文成公主入藏，《新唐书》记载松赞干布亲迎于柏海，文成公主进藏时把各种汉地的生产技术转入吐蕃。



高昌王曲文泰与西突厥欲谷设联合，阻碍西域商路，进攻唐朝的伊州。639年冬，唐太宗以侯君集为交河道行军大总管，率兵出击高昌王曲文泰。640年，唐军至碛口，曲文泰惊惧而病死。其子曲智盛即位后不久，侯君集围城，曲智盛降唐军。高昌国三州、五县、二十二城，八千户、三万人归属唐朝，高昌国灭亡。唐朝在高昌设置西州。



642年，高句丽东部大人渊盖苏文杀死荣留王后立高宝藏为王并自封为“大莫离支”摄政。为为讨渊盖苏文和保护唐朝的盟友新罗，唐太宗认为有必要对高句丽开战。644年，唐太宗率领李世勣、李道宗、张亮和长孙无忌统军10万亲征高句丽。645年，唐太宗冲破高句丽的防线准备攻打高句丽国都平壤，似乎大功在即。 不料在安市（今辽宁鞍山）受阻，再也无法前行。在这之后，唐太宗对高句丽的进攻仅维持在一些小规模的突袭。646年，唐朝与回纥击灭薛延陀后，唐开始集结陆海部队准备在649年再一次大规模攻高句丽。不过唐太宗于649年去世，649年，唐太宗去世后，征讨高句丽和渊盖苏文成了唐高宗李治的最大心愿。668年，唐高宗联合新罗灭亡了高句丽。并建立安东都护府等加以控制辽东。


646年，唐朝联合回纥等铁勒部落，击灭薛延陀。唐太宗于铁勒故地设六府七州：瀚海府（回纥）、金微府（仆骨）、燕然府（多滥葛）、卢山府（思结）、龟林府（同罗）、幽陵府（拔野古） 。七州：皋兰州（浑）、高阙州（斛薛）、鸡鹿州（奚结）、鸡田州（阿跌）、榆溪州（契苾）、蹛林州（思结别部）、窴颜州（白霫）。由燕然都护府管理，治所在阴山之麓（今内蒙古杭锦后旗），辖境东到大兴安岭、西到阿尔泰山、南到戈壁、北到贝加尔湖的整个蒙古高原。



640年，唐朝在交河城设安西都护府，用以针对西突厥和管理西域。644年，安西都护郭孝恪为西州道行军总管，讨伐依附西突厥的焉耆，平之。 648年，唐太宗派遣阿史那社尔、郭孝恪率军讨伐依附西突厥的龟兹，平之。将安西都护府迁至龟兹，抚宁西域，统龟兹、焉耆、于阗、疏勒四国，史称安西四镇。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五月己巳日（7月10日），太宗驾崩于翠微宫含风殿，享年52岁。庙号太宗，谥号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葬于昭陵。

主要诗作

《赐房玄龄》 《赐萧瑀》 《饮马长城窟行》 《经破薛举战地》 《还陕述怀》 《出猎》 《望终南山》《元日》 《喜雪》《咏风》

天可汗之路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最意气风发的时代，这个“大有胡气”的朝代中，边疆战争之频繁和战胜次数之多，在中国古代史上非常罕见。所以只有唐朝才能诞生专门的边塞诗派，诞生像“年年战骨埋荒外”这样的诗句。而至于“汉家旌帜满阴山,不遣胡儿匹马还，愿得此生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这种豪言壮语，则由于后世朝代偃武修文的风气，甚至成为了古代史上中国人尚武精神的绝响。尤其是贞观年间，大唐帝国四面出击，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贞观年间是唐朝拓边最猛烈的时期，也是获胜最大的时期。贞观年间，唐朝依次取得了对东突厥、吐蕃、吐谷浑、高昌、焉耆、西突厥、薛延陀、高句丽、龟兹甚至可能还包括印度用兵的胜利。这些胜利奠定了唐朝300年的基业。颉利可汗恐怕是有史以来第一个被中国军队活捉的草原帝国最高统治者。唐军出击定襄，痛歼突厥，活捉颉利可汗，也是唐朝历史上拓边战争中最辉煌的胜利。颉利可汗被抓到长安。突厥是唐朝最大的边患，作为同时存在的两个超级大国之一遭到毁灭，建立单极世界就变得容易多了。唐朝的另一个著名将领候君集奉命带兵修理骄横的吐蕃人。候君集通过夜袭击败了吐蕃军，斩首千余。吐蕃军退兵后，松赞干布做了颉利可汗也做过的事：派使者谢罪求和。但是他没有放弃和亲的请求。可能是被他的执着感动，7年后他的要求终于得到了满足。贞观十五年（641年），文成公主入藏。贞观八年(634)，吐谷浑犯唐，唐军再次远征，途中缺水，就刺马饮血，终于袭破可汗伏允的牙帐，伏允丢下老婆孩子溜之大吉，不久在沙漠中被部下所杀。吐谷浑从此被纳入唐朝的势力范围。贞观十三年，高昌国失臣礼。高昌王麴文泰看到唐兵来得那么快，吓得大病起来，感到忽冷忽热，几天后竟然一命呜呼，由此作为第一个被唐军活活吓死的人而载入史册。



高句丽虽然向新成立的唐朝朝贡，但实际上却对唐朝持怀有敌视态度。到后来唐朝第二代皇帝唐太宗李世民的时候，为援助处于高句丽和百济围困中的新罗（《新唐书》：“（百济）与高丽联合伐新罗，取四十余城。发兵守之，又谋取棠项城，绝贡道”,新罗告急）,并统一被高句丽据有的辽东地区（当时的“辽东”的概念略同于汉朝四郡的范围，即中国东北辽河以东地区以及朝鲜半岛的北部），唐太宗征讨高句丽，放话给薛延陀：我们父子都要去打高句丽，长安空虚，你要是想犯贱只管放马过来！这么生猛的话，薛延陀当时就吓得气短了一截（《旧唐书》载后来高句丽用厚利诱惑薛延陀叛唐，但是“夷男气慑不敢动”）。

贞观十九年（645年），唐军向辽东进军。唐太宗在路上对手下人说，四方基本安定了，就剩下这一块地方了，趁着我还没死，良将们还有精力，一定要解决掉。

夏季，徐世绩暗渡陈仓，突然出现在辽东城下，高句丽士兵大骇。营州都督张俭和优秀将领李道宗也率兵进入辽东，击败高句丽兵，斩首数千。四月，唐军攻破高句丽盖牟城，俘虏两万多人，缴获粮食十多万石。五月，另一路唐军从山东渡海攻破高句丽卑沙城，俘虏八千人。上百年来中国军队第一次得以在鸭绿江边阅兵。

不久，李绩和李道宗所部进逼辽东城下。高句丽军数万来援。有人建议说高句丽军多唐军少，应该坚守。可是李道宗说高句丽人仗着人多以为我们不敢拿他们怎么样，我们就是要攻击他们，杀杀他们的锐气。李绩说我们被派来就是负责替皇上扫马路的。现在马路不干净，我们怎么能躲呢。于是唐军处于劣势却猛烈出击，高句丽兵始料不及，被冲乱阵型大败而归。唐太宗大军兵到后，把辽东围得水泄不通，日夜攻打。乘着刮南风的机会，唐太宗指挥士兵点燃城池西南楼，顺风放火。高句丽军抵挡不住了，辽东陷落。唐军杀高句丽兵一万多人，俘虏一万多人，此外还有百姓四万多人。

攻克辽东后，唐军继续向白岩城进发。乌骨城派兵一万支援，被唐军击退（此战唐军只用了800人）。六月，白岩城不战而降。唐军继续向安市进发。高句丽将领高延寿等人率领靺鞨、高句丽兵十五万来救援，被击败。高延寿向唐军乞降，来到唐军军营，一进门就跪下，挪动膝盖向前，拜伏在地。（《资治通鉴》上说“延寿、惠真帅其众三万六千八百人请降，入军门，膝行而前，拜伏请命。”）唐太宗对他们说：“东夷少年，跳梁海曲……自今复敢与天子战乎？”高延寿等人“皆伏地不能对”。唐太宗将降军中的高句丽军官、酋长三千余人虏往中原，其余高句丽人悉数释放。

安市城小而坚，在城主杨万春的抵抗下，唐军围攻数月不克。长孙无忌以为：‘天子亲征，异于诸将，不可乘危徼幸。今建安、新城之虏，众犹十万，若向乌骨，皆蹑吾后，不如先破安市，取建安，然后长驱而进，此万全之策也。’”）而这种方式过去一直是唐军克敌制胜的法宝。最终唐太宗决定暂时停止这次出征。9月，唐军班师。这次征伐高句丽，攻克玄菟、横山、盖牟、磨米、辽东、白岩、卑沙、麦谷、银山、后黄十城，迁徙辽、盖、岩三州户口入中国七万人。新城、建安、驻跸三大战，斩首四万余级。在唐军，战士阵亡的约2000人，损失最大是战马，损失了七八成。

此战虽重创高句丽，但是战事旷日持久，耗费巨大，最终却未能灭亡高句丽。因此，唐太宗认为这战属于战败了，痛心地说：如果魏征还活着，肯定不会让我进行这次远征。但这战的意义还是比较重大的。这是自三国时期毋丘俭攻破高句丽屠王城以来上百年中国军队第一次真正战胜高句丽人，收复了今天辽宁一带很多南北朝时期被高句丽夺取的土地，为今后唐朝彻底征服朝鲜打下了基础。

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倒是有个印度的小插曲。王玄策作为唐朝的使者去印度。中天竺大臣那伏帝阿罗那顺篡位，劫持唐使。王玄策只身逃到吐蕃，借来吐蕃军和尼泊尔军向印度进发。连战三天，印度军大败。唐军斩首三千余级，水中淹死印度兵约万人。阿罗那顺弃城逃跑，副使蒋师仁追上并俘虏之。此外虏男女一万二千人，牛马三万余匹。

战略思想

唐太宗地缘战略思想，是唐太宗关于地缘战略问题的理性认识，是唐太宗利用唐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地缘关系及其作用法则谋取和维护唐王朝利益的战略思想。唐太宗地缘战略思想是中国古代地缘战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有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现代的独具特色的思想内容。
唐太宗在位期间国土广大，边界线绵延曲折，地缘形势复杂，并随时间推移而发展变化。历观这一时期唐与周边所发生的诸多地缘关系，既有与唐军事利益攸关的，也有与唐政治、外交利益攸关的，还有与唐经济利益攸关的，更多的则是几种利益兼而有之，错综复杂。唐太宗比较成功地处理了与突厥、吐蕃、高昌及西域诸国、高丽、新罗、百济等国之间的关系。唐太宗的地缘战略思想正是在处理与周边地缘关系的实践过程中逐步产生、发展并走向成熟的。
唐太宗地缘战略思想既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又具有他个人的独有特色，两者巧妙地融合在一起，贯穿于他的地缘战略思想的始终。

特点一：积极进取
这是唐太宗地缘战略思想的最显著的特色，也是其思想中最成功、最可取的地方。唐太宗的雄大豪迈是历代许多帝王所不可比拟的，这也是他取得成功不可或缺的因素。
特点二：灵活应对
唐太宗在重大变故面前不惊慌失措，他能够依据客观形势和对象的变化而变化，从而较大程度地保证了决策的正确性。
特点三：是冷静务实
唐太宗鉴于隋亡教训，努力克服以往帝王急功近利、穷兵黩武的缺陷，注意结合现实需要，量力而行，在冷静分析的基础上推行务实政策。四是措置有序。无论是北击突厥，还是西平高昌，尤其是经略西域，都是先急后缓、由近及远，有条理、有次序地进行，从中亦可见唐太宗地缘战略决策之成熟。

唐太宗地缘战略思想是其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在理论上取得了突破，达到了一个新高度，更重要的是在实践中获得巨大成功，业绩斐然。史载：“（贞观十四年）唐地东极于海，西至焉耆，南尽林邑，北抵大漠，皆为州县，凡东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一万九百一十八里。”（《资治通鉴》唐太宗贞观十四年九月。）唐太宗的突出成就正在于他以超越前人的英武雄迈之气魄，重新开拓了中华民族的疆土，为后来中国版图的确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而这一辉煌业绩的获得，是与唐太宗的地缘战略思想密切不可分的。即使今天看来，唐太宗的地缘战略思想里面也不乏可取之处。


一、着眼于争夺关中、巩固“中国”的固本思想。
其中居重驭轻的关中本位思想，乃是唐太宗成就帝业的“根本”，也是其地缘战略思想的出发点。 太宗“深根固本，治安中国”之思想，既有传统政策沿袭之因素，又有出于当时初唐政治、经济背景考虑之因素，特别是对地缘因素的考虑，为巩固政权、密切中外关系、发展经济进而增强国力而不得不为之。

二、以夷制夷、保藩固圉的地缘藩屏思想。
主要体现在以“怀辑”政策绥纳归附民族，并将其内徙安置在唐周边地区的一系列行为上，从而达到令其“世作藩屏”的目的。
唐太宗的地缘藩屏思想主要有如下两个内容：
1、置内属少数民族政权于周边，以作藩屏。
2、在唐周边地区扶植亲唐政权，以作藩屏。

三、纵横捭阖的地缘制衡思想。
其主要内容有：
①远交近攻，各个击破，如联薛延陀制突厥。
②扶弱抑强，保持地区势力均衡，如联新罗攻高丽、百济以及联合铁勒诸部扼制薛延陀。
③联近抗远，服近慑远，稳定近邻以攻击或威慑远方政权，如联合吐谷浑以对付吐蕃。
④另外，唐太宗还有针对某一特定政权内部制定的制衡思想，旨在分化瓦解其势力，造成内部争权夺利，削弱统治实力，这尤其体现在对薛延陀的问题上。

唐太宗实行地缘制衡的策略思想及其基本情况大致有如下几种：
1、远交近攻，拉拢与孤立并用——唐与东突厥、 薛廷陀的地缘制衡关系。
2、扶弱抑强，保持地区均势。

史学评价

唐太宗的紫色骏马

《新唐书》：甚矣，至治之君不世出也！禹有天下，传十有六王，而少康有中兴之业。汤有天下，传二十八王，而其甚盛者，号称三宗。武王有天下，传三十六王，而成、康之治与宣之功，其余无所称焉。虽《诗》《书》所载，时有阙略，然三代千有七百余年，传七十余君，其卓然著见于后世者，此六七君而已。呜呼，可谓难得也！
《旧唐书》评价：史臣曰：臣观文皇帝发迹多奇，聪明神武。拔人物则不私于党，负志业则咸尽其才。所以屈突、尉迟，由仇敌而愿倾心膂；马周、刘洎，自疏远而卒委钧衡。终平泰阶，谅由斯道。尝试论之：础润云兴，虫鸣螽跃。虽尧、舜之圣，不能用檮杌、穷奇而治平；伊、吕之贤，不能为夏桀、殷辛而昌盛。君臣之际，遭遇斯难，以至抉目剖心，虫流筋擢，良由遭值之异也。以房、魏之智，不逾于丘、轲，遂能尊主庇民者，遭时也。况周发、周成之世袭，我有遗妍；较汉文、汉武之恢弘，彼多惭德。迹其听断不惑，从善如流，千载可称，一人而已！

吴兢在《贞观政要·序》中说：“太宗时政化，良足可观，振古而来，未之有也。”

《贞观政要》集论的撰者元朝的戈直说：“夫太宗之於正心修身之道，齐家明伦之方，诚有愧於二帝三王之事矣。然其屈己而纳谏，任贤而使能，恭俭而节用，宽厚而爱民，亦三代而下，绝无而仅有者也。后之人君，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岂不交有所益乎！”这里所说，太宗在正心修身，齐家明伦方面，有愧於二帝三王之事，主要是指太宗与其兄李建成的皇位之争。

明宪宗在命儒臣订正重刊《贞观政要》时写道：“太宗在唐为一代英明之君，其济世康民，伟有成烈，卓乎不可及已。所可惜者，正心修身，有愧於二帝三王之道，而治未纯也。”开元通宝钱币，唐朝钱币史学的重要依据，现在钱币收藏的笃定珍品。

主要作为

魏徵与唐太宗

1. 他不拘一格的用人，对人材的使用及领导达到了极高的境遇；
2 .他独具慧眼，看到了个人力量的不足，充分认识到君王如石、良臣如匠，方有美玉问世，对大臣的各项进步之言豁达地予以采纳；
3 .不独断专行、初步确立了三权分立、互相监督的政治管理制度，规定法令甚至包括自己（影响国家政策的那部分）旨意需门下省审查副署后方可生效发布，保证了政策的可行性、及时发现并纠正。杜绝了不良政策对国家及人民的违害与影响；
4 .认识到人命至重、不可妄杀的法政政策，规定死刑需三复奏（外地五复奏）复审批准后方可行刑，这就不难认人们想起贞观四年（630年）全国判死刑才29人、贞观六年（632年）全国死刑犯290人，太宗审查时令全部290人回家团年、待来年秋收后回来复刑，结果290人均准时到来、无一人逃亡。
5 .太宗朝武功之盛，除对高句丽战争上没有取得战略胜利外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东突厥、吐谷浑、高昌、安西四镇、漠北薛延陀等），这与当时的国力、军队战斗力、整体战略、用人选将与配合默契、过程协调一致等重要因素是分不开的，因此在中华历史上的名将名相中，贞观朝占有相当的比例，在中华军事史上，贞观朝的战例也多被引用；
6 . 气吞天下的“天可汗”气质，李世民多次以少吓多，经典之役就是在渭水单骑吓退突厥10万精骑，就对比宋真宗在寇准一再坚持和请求下才勉强在大军护卫下到达澶州南城，而又要战战兢兢的马上要回去是何等的天壤之别啊！
7 .胸怀大局、四海一统的民族和外交政策，太宗朝的民族和外交政策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四海之内只要知道中国的均努力内附，以唐为荣，乐不思蜀，他们不但同唐人一样可以自由自在的生存，还可以做官，著名的少数民族将领阿史那思摩、执思失力、契芯何力、黑齿常之、乃至后世的高仙芝、李光弼等都为唐朝做出了杰出贡献，在他们身上正好反映出李世民民族政策的光辉，现在的唐人、唐人街也正时那时繁荣富强、威甲四海、文礼之邦的生动写照；
8 .完善科举制度、大力兴办学校、重视教育活动、普及官吏选聘、当时的国子学、太学之盛、地方也有不少学校，如此才不难想起当时的教化呢，同时当时的科举也规范化、考选公平，以进士科最为杰出，如此才有太宗见新科进士鱼贯而出，喜言“天下英雄、入朕彀夷”，唐朝的教育及科举为政治上提供优秀人才同文化精髓——唐诗及经济发展做出杰出贡献；
9 .工书法、富文词，太宗皇帝个人修养及天赋极高，在书法同文词上也颇有名气，在他大力宏扬和鼓励支持下，才有唐代书法、文学、艺术之盛；
10 .倡导廉政、节俭、朴素、重视农田水利，太宗朝在廉政建设方面是相当成功的，他并没有像朱元璋一样严惩贪官污吏，而是建立一个廉洁奉公、遵纪守法的中央领导班子、重视地方长官选举，当时朝廷中不少卿相家境贫困，温彦博、戴胄、于志宁、魏征、张玄素等等，再加上良好风气的宣传和行政监督，及时预防了官员犯错，因此当时的官员相当奉公守法、廉洁自律；太宗皇帝也比较注意节俭，不滥用民力、注意与民休息，当时社会形成了一种朴素求实的作风；太宗皇帝也相当重视农业，京官外巡回京太宗先问及此事，因太子冠礼与农时违背而更改；
11 . 由于社会安定，商业经济得到发展，全国新兴了许多商业城市，城市业有相当的发展，广州、杭州、扬州、成都、江陵、凉州等城市经济发展相当迅猛，长安同洛阳作为世界经济大都会就不言而喻了，这为封建经济登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2 .对玄奘佛学的支持同西游的肯定，打通并维护河西走廊－丝绸之路及东联新罗、日本，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与经济发展，文成公主下嫁吐蕃，使吐蕃从奴隶制社会迈入封建社会，开发并促进了西藏的发展；
综上所述，唐太宗李世民不愧为中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书法家、卓越的领袖、影响中华乃至世界进程的杰出人物，他为中华民族同人民做出了杰出贡献，留下了辉耀千古的丰功伟业及精神财富，因此受到人们的崇敬；筑东阳先生所说“他是继孔子之后中国数一数二的伟人”。

过失介绍

唐太宗

面对自己空前的文治武功，太宗到晚年也出现一些过失。首先纳谏不如贞观早期积极，比如贞观十年，魏徵发现他“渐恶直言”。其次奢侈之风日重。不过晚年他还是能反省自己过度奢糜的错误。
李世民年轻时曾经嘲笑秦始皇，汉武帝等迷信方术的行为。但中年起，经历二子争嫡、伐高句丽未果，并有家族遗传的“气疾”之病，致健康大不如前，开始迷信古印度方士的长生药。最后因为长期服用方药，导致暴病不治，终年五十岁。
司马光说唐太宗“好尚功名，不及礼乐，父子兄弟之间，惭德多矣”
修史之证
李世民曾多次向史官要求阅读《起居注》和《实录》。初时褚遂良不许，后来他再要求房玄龄，房应允并给予《起居注》和《实录》的手稿予太宗，此举打破历代皇帝不可阅读的先例。史书记载李世民要求对“玄武门之变”要“削去浮，直书其事”，但史家对此有不同看法。一些学者认为李世民此举使自己亲杀兄弟的事实在史书中保留了下来，王夫之从道德的角度批判李世民，认为直书其事是不知羞耻，“至于自敕直书，而太宗不可复列于人类矣”；而另一些学者认为李世民“直书其事”其实就是多番修改两书，疑是向后世强调他于玄武门之变中的正义性。

太宗争议

唐太宗哀册

贞观后期，唐太宗开始有了一些变化，先从纳谏开始体现出来。贞观十年（636年），魏征发现他“渐恶直言”，这是唐太宗走向一些错误的开始。

这个被某些人认为是错误的举动，但是，就当时形势来看，此征是必要的和需要的。第一，发动战争的责任是高丽，高丽悍然进攻唐朝附庸国新罗挑起战端，为了维护权威，唐需要发动战争来保护自己的附属国的利益。第二，战争中，唐军是正义和人性的，这也是保证唐军损失非常小的一个外在条件，在唐军攻占的城池中，均拥护唐军。但是由于为了保持正义性和人性化，导致偏求稳，而使战期拉长。第三，唐军的撤退和后续战争，充分体现了李世民的胸怀和高超的战略思想，唐军以2000人的损失消灭高句丽数十万人，千古罕见。撤退之时，敌将城墙跪拜，也实属罕见。唐军后期的军事骚扰和政治封锁，使高句丽的实力每况愈下，最终高宗消灭高句丽。

在贞观十六年的时候，唐太宗下诏说，太子所用之物其他机关不得限制，结果造成太子的严重浪费现象。唐太宗自己也开始修造宫殿，贞观十一年在东都洛阳修飞山宫，二十一年又修翠微宫。这些使唐太宗后期没有前期勤俭，但是比玄宗，乾隆等不知道要强多少倍。


这是专门写皇帝日常生活和朝政言论的，皇帝无权干涉，这是历来的传统，历来的皇帝都没有看，尊重史官的职权和地位。而史官也是公正直书，从不掩饰什么，从不害怕皇帝打击报复。但唐太宗这个名君却犯了一个颇大的历史错误，影响干预了史官的公正性。当然，没有任何完整证据表明太宗大量歪曲历史。同时，不仅仅是太宗，自春秋，看史者何止数百，董狐直笔，陈寿索贿，太史被宫，不要说清朝的文字狱了，另外，许敬宗对李世民并没有好感，这样表明，唐初历史应该具有可信度的。

唐太宗在贞观初期不顾大臣魏征和李大亮的劝阻，对归顺的北方游牧民族部落要土地给土地要物资给物资，结果这些部落享受够唐朝的恩惠后胃口反而越来越大，索性就叛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