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历
刘 达
刘达，又名成栋。黑龙江肇源人。1935年在北平辅仁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就读期间，加入东北抗日救国联合会，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并参加了北平“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193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入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历任中共晋察分局一分区地委组织部长，雁北地委书记，冀晋区党委城工部长等职务，日本投降后，被调往东北，1945年10月12日到达沈阳，相继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秘书处处长，陈云同志抵达哈尔滨，正式成立了中共北满分局，陈云任书记，他仍任陈云同志的秘书，12月23日，北满分局撤到宾县后，他作为陈云的联络员来往于宾县和哈尔滨之间，向转入地下的哈尔滨市委传达陈云同志的指示，1946年4月28日哈尔滨解放后，担任首任市长，为领导哈尔滨人改造旧城市发展生产，全力支援解放战争做出重要贡献，
1948年9月后改任东北农学院院长，党委书记兼东北森林工业部副部长，此后相继任林业部副部长，东北林学院院长，党委书记兼东北农学院院长，党委书记，黑龙江大学校长，中国科技大学党委书记，国家计量总局局长。
1977年4月至1983年5月出任清华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1977年4月至1978年6月为革委会主任，1982年7月不兼党委书记），1983年5月任清华大学名誉校长。他在主持清华大学工作期间，对拨乱反正，清除"文革"对清华大学的破坏起了重大作用。他调整学校布局，作出了从多科性工业大学转变为以工科为主，理工结合，兼有经管、文科的综合性大学的初步规划，恢复和增设了理科应用数学系、现代应用物理系，文科外语系、社会科学系、经济管理系等，提出了把清华大学建成"高水平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大学"的奋斗目标，使学校的教学、科研和各项工作逐步走上正轨，为新时期清华大学做出了重要贡献。是中共十二大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
解放后的首任市长
1945年11月中旬，刘达陪同陈云同志抵达哈尔滨，成立了以陈云同志为书记的中共北满分局，刘达任陈云的秘书。不久，驻哈苏军根据《雅尔塔协定》，通知我党我军领导机关撤离哈尔滨。此后，中共北满分局撤到宾县。刘达受陈云同志指派，作为北满分局的联络员，经常往来于哈尔滨传达北满分局指示，宾县距哈尔滨有100多华里，当时没有交通工具，行走很不方便。就这样，他忍饥挨饿，克服困难，持续5个月。其间，得知香坊原日本关东军的军火库中存有大量黄色炸药，刘达争得驻哈苏军的同意和支持，调动了100多辆马车将炸药运回宾县，为军工生产提供了原料。陈云同志称赞刘达说：“你做了一件大事，这可能是我们红军建军以来第一次拥有这么多的黄色炸药。”
4月初，刘达奉命从宾县经呼兰越过正在融冰的松花江到哈尔滨，向中共哈尔滨市委传达北满分局的批示，要求市委做好为我军解放哈尔滨的准备工作。哈尔滨解放前夕，也就是1946年4月19日，中共北满分局、吉黑军区即内定刘达为哈尔滨市长，进驻哈尔滨一周后，松江省政府正式任命了他的市长职务。
刘达上任后，面临着重重困难，天灾人祸不断发生。当时外有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威胁，内有经济萧条和潜伏的反革命分子伺机暴动，以及传染病的袭来，刘达迎着这些压力和困难进行了大量的开拓性工作。首先对金融进行了整顿，发行了东北流通券，取代了伪满绵羊票和苏联红军票。当时，市内供电困难，国民党占领吉林后，切断了小丰满电源，而发电厂的火力发电机又都损坏，不能运转。刘达为了解决发电问题，亲往发电厂与工人刘英源等一起研究恢复供电问题，经过昼夜抢修发电机，使发电厂终于恢复了发电。他还为市民用水问题奔跑，利用静电沉淀消毒方法，解决了市民饮水问题。为了解决生产和生活用的燃料，刘达曾亲自到鸡西购进了几万吨煤。
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工作，人民群众对共产党有了新的认识。工人、店员生活得到了保障；农民分得了土地，生产有了发展；工商业者得到了保护，经济有所恢复；清剿匪特，人民群众有了安全感。正是在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中，人民群众坚定了跟着共产党走的信念。通过刘达开拓性的工作，也证明了共产党人有能力管好大城市。当蒋介石悍然发动内战，大举向解放区进攻的时候，以刘达为市长的哈尔滨市政府，响应“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战争的胜利”的号召，动员起来，为支援解放战争做出了重大贡献。 [1]
事迹
刘达视人才为宝，十分珍惜同志间友情，是人所共知的。1964年，中国科大某教研室通过人事部门提出了一个要调出学校的教师名单，说这几个人表现不好。刘达问怎么不好？回答说是“走白专道路的倾向”。刘达没表态。恰在此时，严济慈（当时任中国科大副校长）来找刘达，说有几个年轻教员要调出去，据了解这几个人学术底子都不错，是有发展前途的，调出去太可惜了。刘达听从了严济慈的意见，把这几个年轻教员留下来。现在，这些人都在学术上有所成就，成为知名学者。
刘达说：现在都在讲金不足赤，人无完人。实际上，往往还是对人求全责备，特别是对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中有些人是有这样的毛病，有些人钻到他的业务里去了，不懂其他事；还有些人有怪癖（他举了中国科大一个教授的例子），可是他真有学问。这样的人还是用其所长嘛！真正爱惜人才，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大概是因为我在学校工作时间长，对知识分子多一些了解就是了。
刘达与严济慈之间有着深厚的友情。刘达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时，常与严老在会上见面。他总觉得在会上见面谈不了几句话，还经常去严老住所访谈。他对严老非常尊重，曾题赠严老一幅字：科学之光。严老也题赠刘达一幅字：老骥伏枥。大约在1990年以后，两人年纪都大了，刘达仍定期去看望严老。两位老人见面后都很高兴，但因年事已高，说不了太多话，二老就相对而坐，相视而会心地微笑，在无言中交流着真挚的情感。每当刘达告别时，严老总是一直送到大门。
他对下属和学生也有着特殊的感情。谁工作有困难，生活有困难，他都尽量帮助解决，包括两地分居、学非所用、子女就学、婚丧嫁娶，他都热心帮助。有一次，一个原在黑龙江工作的日本籍干部的子女来找他。这个女孩的母亲（即这位日籍干部）1977年曾回日本探亲，回来时带一笔日元。当时海关工作人员要她存在海关，用时来取，但她不知道存放时已经兑换成人民币。1990年，她去取钱时，由于汇率变化，损失很大。她让女儿来找刘达。刘达认为，海关处理这事时，是根据当时的政策，无可非议。但这事造成的损失太大，个人无力承担，应该从实际出发，酌情处理。他为此事，跑了多天，终于圆满解决。
1982年夏，《北京晚报》约我写一篇刘达的专访。内容主要是呼吁国家要重视教育，以“百年树人”为题。文中我称他为教育家，他不同意这个称呼。蔡元培只作了几年北大校长，人们都称他为教育家，你当大学校长、书记几十年了，还不能叫教育家？！他说：“当教育家要有自己的教育思想。我有，但不系统，不完善。我自己不教书，我非常尊重专家和教授。到科大上任之初，我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拜访在科大任教的教授和科学家，形成了我对办好科大的一些想法。主要是加强基础课，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特别是加强学生的实验技能训练，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可惜当时政治运动太多，我到任不久就去搞‘四清’，‘四清’的队伍还没撤回来，‘文化大革命’又开始了，没有时间去实现这些想法。大学里领导核心很重要，要真正实行民主也没这么容易，从上到下有许多糊涂观念。比如，我作书记，有同志说在党委会上书记一人算三票，副书记算两票。党内哪有这种规矩？可说服这些同志也不容易，因为那时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有许多地方和部门还不是一人说了算！我说我只算一票，大家刚适应，‘文化大革命’一冲，党委垮了，谁的票也没有用了。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到清华大学，主要是坚定不移地‘拨乱反正’，为一大批蒙受不白之冤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平反，有些办学的想法还没有条理化、系统化（主要是想办成文理并重的大学，摆脱旧模式的束缚）。所以，应该说我懂得学校的工作，解放后对党的教育事业有一点贡献，还不能算是教育家。”
刘达一生在教育工作岗位上奋斗了近四十年，每到一个学校他都以自己的勤奋、智慧与魄力，赢得师生的爱戴。他办学，坚持党的教育方针，尊重教授学者，注重领导班子的团结。中国科大是一所年轻的大学，怎样建设、建设什么样的师资队伍？这是刘达在任学校党委书记时始终考虑的主要问题之一。刘达以敏锐的目光，抓住学校的远景建设，培养和造就了三代教师队伍。首先从兄弟院校和科研单位调进一批“高才生”和经验丰富的科技工作者，形成了稳定的第一代教师队伍。这一代人为科大的建设和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成为科大在“文革”后迅速恢复和繁荣的基石。其次，他置所谓“近亲繁殖”论这样有争论的问题而不顾，从实际情况和工作需要出发，在科大第一、第二、第三届的毕业生中留下了一大批人，形成了科大第二代教师队伍，这些人先后担负着许多岗位的领导工作。第三，在“四人帮”横行的“文革”后期风雨如晦的年代里，刘达以无畏的胆略与魄力，顶住压力与攻击，适时地在全国范围内挑选300多名1967－1970届毕业生，举办“回炉班”，组织他们回校，经过两年以上的培训后补充师资，取得了成功。现在，在科大以至在一些科研部门挑大梁的教授学者，有许多就是“回炉班”的学生。说起这段往事，知情者都佩服刘达的远见卓识。改革开放以后，他在教育工作中坚持拨乱反正，适应时代潮流，从不墨守成规，不愧为教育家的称号。
面对逆境，刘达总是冷静、从容、机智地应对，显得坚定、乐观而又风趣。“文革”中，中国科大迁往合肥。一列列火车的设备到站后都要去搬运，刘达已年过花甲，也让他去搬，他是搬不动了。工宣队长走过来说：“刘达，怎么你没出汗？”刘达不愠不火地说：“我的汗，这些年都出完了，没汗可出了。”那个安徽著名的造反派头，被噎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气呼呼地走了。这事在科大传开来，师生都都高兴，好像是替大家出了口气。那时，经常有人来“外调”。“外调”的人总是要刘达按他们的要求提供“材料”，稍不合意，就拍桌子，训斥刘达：“态度放老实点！”刘达平静地回答：“正因为老实才这样说。按你们的调子说，就不老实了。要谈就这样谈，不谈你们就走。”
“文革”中，凡关在“牛棚”的人都要挂着牌子排队去食堂吃饭。刘达胸前是一块“走次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背后是一块“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两块牌的两根铁丝交叉在刘达的脖子上。有一次在走向食堂途中，另一派来抢刘达。在一片混乱中，刘达奋力脱下两块牌子，拼命向关押他的一派跑去。多少年后，他谈起这件事时说：“我如果不快点脱下牌子，两派一拉，非把我勒死不可；我如果不跑回关押我的一派，跑到保我的一派去，两派会打得更厉害。这是我在‘文革’中最危险的一次。”我问他：“当时怎么判断那么快？”他说：“一时急中生智，一切判断都发生在十几秒中，我也不知道怎么会跑得那么快，大概是一种求生的欲望和对两派打斗的忧心在潜意识中起作用吧！”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