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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达

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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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达,又名成栋。黑龙江肇源人。1935年在北平辅仁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就读期间,加入东北抗日救国联合会,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并参加了北平“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193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入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历任中共晋察分局一分区地委组织部长,雁北地委书记,冀晋区党委城工部长等职务,日本投降后,被调往东北,1945年10月12日到达沈阳,相继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秘书处处长,陈云同志抵达哈尔滨,正式成立了中共北满分局,陈云任书记,他仍任陈云同志的秘书,12月23日,北满分局撤到宾县后,他作为陈云的联络员来往于宾县和哈尔滨之间,向转入地下的哈尔滨市委传达陈云同志的指示,1946年4月28日哈尔滨解放后,担任首任市长,为领导哈尔滨人改造旧城市发展生产,全力支援解放战争做出重要贡献,
1948年9月后改任东北农学院院长,党委书记兼东北森林工业部副部长,此后相继任林业部副部长,东北林学院院长,党委书记兼东北农学院院长,党委书记,黑龙江大学校长,中国科技大学党委书记,国家计量总局局长。
1977年4月至1983年5月出任清华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1977年4月至1978年6月为革委会主任,1982年7月不兼党委书记),1983年5月任清华大学名誉校长。他在主持清华大学工作期间,对拨乱反正,清除"文革"对清华大学的破坏起了重大作用。他调整学校布局,作出了从多科性工业大学转变为以工科为主,理工结合,兼有经管、文科的综合性大学的初步规划,恢复和增设了理科应用数学系、现代应用物理系,文科外语系、社会科学系、经济管理系等,提出了把清华大学建成"高水平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大学"的奋斗目标,使学校的教学、科研和各项工作逐步走上正轨,为新时期清华大学做出了重要贡献。是中共十二大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

解放后的首任市长


1945年11月中旬,刘达陪同陈云同志抵达哈尔滨,成立了以陈云同志为书记的中共北满分局,刘达任陈云的秘书。不久,驻哈苏军根据《雅尔塔协定》,通知我党我军领导机关撤离哈尔滨。此后,中共北满分局撤到宾县。刘达受陈云同志指派,作为北满分局的联络员,经常往来于哈尔滨传达北满分局指示,宾县距哈尔滨有100多华里,当时没有交通工具,行走很不方便。就这样,他忍饥挨饿,克服困难,持续5个月。其间,得知香坊原日本关东军的军火库中存有大量黄色炸药,刘达争得驻哈苏军的同意和支持,调动了100多辆马车将炸药运回宾县,为军工生产提供了原料。陈云同志称赞刘达说:“你做了一件大事,这可能是我们红军建军以来第一次拥有这么多的黄色炸药。”
4月初,刘达奉命从宾县经呼兰越过正在融冰的松花江到哈尔滨,向中共哈尔滨市委传达北满分局的批示,要求市委做好为我军解放哈尔滨的准备工作。哈尔滨解放前夕,也就是1946年4月19日,中共北满分局、吉黑军区即内定刘达为哈尔滨市长,进驻哈尔滨一周后,松江省政府正式任命了他的市长职务。
刘达上任后,面临着重重困难,天灾人祸不断发生。当时外有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威胁,内有经济萧条和潜伏的反革命分子伺机暴动,以及传染病的袭来,刘达迎着这些压力和困难进行了大量的开拓性工作。首先对金融进行了整顿,发行了东北流通券,取代了伪满绵羊票和苏联红军票。当时,市内供电困难,国民党占领吉林后,切断了小丰满电源,而发电厂的火力发电机又都损坏,不能运转。刘达为了解决发电问题,亲往发电厂与工人刘英源等一起研究恢复供电问题,经过昼夜抢修发电机,使发电厂终于恢复了发电。他还为市民用水问题奔跑,利用静电沉淀消毒方法,解决了市民饮水问题。为了解决生产和生活用的燃料,刘达曾亲自到鸡西购进了几万吨煤。
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工作,人民群众对共产党有了新的认识。工人、店员生活得到了保障;农民分得了土地,生产有了发展;工商业者得到了保护,经济有所恢复;清剿匪特,人民群众有了安全感。正是在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中,人民群众坚定了跟着共产党走的信念。通过刘达开拓性的工作,也证明了共产党人有能力管好大城市。当蒋介石悍然发动内战,大举向解放区进攻的时候,以刘达为市长的哈尔滨市政府,响应“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战争的胜利”的号召,动员起来,为支援解放战争做出了重大贡献。 [1]

事迹


刘达视人才为宝,十分珍惜同志间友情,是人所共知的。1964年,中国科大某教研室通过人事部门提出了一个要调出学校的教师名单,说这几个人表现不好。刘达问怎么不好?回答说是“走白专道路的倾向”。刘达没表态。恰在此时,严济慈(当时任中国科大副校长)来找刘达,说有几个年轻教员要调出去,据了解这几个人学术底子都不错,是有发展前途的,调出去太可惜了。刘达听从了严济慈的意见,把这几个年轻教员留下来。现在,这些人都在学术上有所成就,成为知名学者。
刘达说:现在都在讲金不足赤,人无完人。实际上,往往还是对人求全责备,特别是对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中有些人是有这样的毛病,有些人钻到他的业务里去了,不懂其他事;还有些人有怪癖(他举了中国科大一个教授的例子),可是他真有学问。这样的人还是用其所长嘛!真正爱惜人才,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大概是因为我在学校工作时间长,对知识分子多一些了解就是了。
刘达与严济慈之间有着深厚的友情。刘达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时,常与严老在会上见面。他总觉得在会上见面谈不了几句话,还经常去严老住所访谈。他对严老非常尊重,曾题赠严老一幅字:科学之光。严老也题赠刘达一幅字:老骥伏枥。大约在1990年以后,两人年纪都大了,刘达仍定期去看望严老。两位老人见面后都很高兴,但因年事已高,说不了太多话,二老就相对而坐,相视而会心地微笑,在无言中交流着真挚的情感。每当刘达告别时,严老总是一直送到大门。
他对下属和学生也有着特殊的感情。谁工作有困难,生活有困难,他都尽量帮助解决,包括两地分居、学非所用、子女就学、婚丧嫁娶,他都热心帮助。有一次,一个原在黑龙江工作的日本籍干部的子女来找他。这个女孩的母亲(即这位日籍干部)1977年曾回日本探亲,回来时带一笔日元。当时海关工作人员要她存在海关,用时来取,但她不知道存放时已经兑换成人民币。1990年,她去取钱时,由于汇率变化,损失很大。她让女儿来找刘达。刘达认为,海关处理这事时,是根据当时的政策,无可非议。但这事造成的损失太大,个人无力承担,应该从实际出发,酌情处理。他为此事,跑了多天,终于圆满解决。

1982年夏,《北京晚报》约我写一篇刘达的专访。内容主要是呼吁国家要重视教育,以“百年树人”为题。文中我称他为教育家,他不同意这个称呼。蔡元培只作了几年北大校长,人们都称他为教育家,你当大学校长、书记几十年了,还不能叫教育家?!他说:“当教育家要有自己的教育思想。我有,但不系统,不完善。我自己不教书,我非常尊重专家和教授。到科大上任之初,我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拜访在科大任教的教授和科学家,形成了我对办好科大的一些想法。主要是加强基础课,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特别是加强学生的实验技能训练,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可惜当时政治运动太多,我到任不久就去搞‘四清’,‘四清’的队伍还没撤回来,‘文化大革命’又开始了,没有时间去实现这些想法。大学里领导核心很重要,要真正实行民主也没这么容易,从上到下有许多糊涂观念。比如,我作书记,有同志说在党委会上书记一人算三票,副书记算两票。党内哪有这种规矩?可说服这些同志也不容易,因为那时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有许多地方和部门还不是一人说了算!我说我只算一票,大家刚适应,‘文化大革命’一冲,党委垮了,谁的票也没有用了。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到清华大学,主要是坚定不移地‘拨乱反正’,为一大批蒙受不白之冤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平反,有些办学的想法还没有条理化、系统化(主要是想办成文理并重的大学,摆脱旧模式的束缚)。所以,应该说我懂得学校的工作,解放后对党的教育事业有一点贡献,还不能算是教育家。”

刘达一生在教育工作岗位上奋斗了近四十年,每到一个学校他都以自己的勤奋、智慧与魄力,赢得师生的爱戴。他办学,坚持党的教育方针,尊重教授学者,注重领导班子的团结。中国科大是一所年轻的大学,怎样建设、建设什么样的师资队伍?这是刘达在任学校党委书记时始终考虑的主要问题之一。刘达以敏锐的目光,抓住学校的远景建设,培养和造就了三代教师队伍。首先从兄弟院校和科研单位调进一批“高才生”和经验丰富的科技工作者,形成了稳定的第一代教师队伍。这一代人为科大的建设和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成为科大在“文革”后迅速恢复和繁荣的基石。其次,他置所谓“近亲繁殖”论这样有争论的问题而不顾,从实际情况和工作需要出发,在科大第一、第二、第三届的毕业生中留下了一大批人,形成了科大第二代教师队伍,这些人先后担负着许多岗位的领导工作。第三,在“四人帮”横行的“文革”后期风雨如晦的年代里,刘达以无畏的胆略与魄力,顶住压力与攻击,适时地在全国范围内挑选300多名1967-1970届毕业生,举办“回炉班”,组织他们回校,经过两年以上的培训后补充师资,取得了成功。现在,在科大以至在一些科研部门挑大梁的教授学者,有许多就是“回炉班”的学生。说起这段往事,知情者都佩服刘达的远见卓识。改革开放以后,他在教育工作中坚持拨乱反正,适应时代潮流,从不墨守成规,不愧为教育家的称号。

面对逆境,刘达总是冷静、从容、机智地应对,显得坚定、乐观而又风趣。“文革”中,中国科大迁往合肥。一列列火车的设备到站后都要去搬运,刘达已年过花甲,也让他去搬,他是搬不动了。工宣队长走过来说:“刘达,怎么你没出汗?”刘达不愠不火地说:“我的汗,这些年都出完了,没汗可出了。”那个安徽著名的造反派头,被噎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气呼呼地走了。这事在科大传开来,师生都都高兴,好像是替大家出了口气。那时,经常有人来“外调”。“外调”的人总是要刘达按他们的要求提供“材料”,稍不合意,就拍桌子,训斥刘达:“态度放老实点!”刘达平静地回答:“正因为老实才这样说。按你们的调子说,就不老实了。要谈就这样谈,不谈你们就走。”
“文革”中,凡关在“牛棚”的人都要挂着牌子排队去食堂吃饭。刘达胸前是一块“走次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背后是一块“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两块牌的两根铁丝交叉在刘达的脖子上。有一次在走向食堂途中,另一派来抢刘达。在一片混乱中,刘达奋力脱下两块牌子,拼命向关押他的一派跑去。多少年后,他谈起这件事时说:“我如果不快点脱下牌子,两派一拉,非把我勒死不可;我如果不跑回关押我的一派,跑到保我的一派去,两派会打得更厉害。这是我在‘文革’中最危险的一次。”我问他:“当时怎么判断那么快?”他说:“一时急中生智,一切判断都发生在十几秒中,我也不知道怎么会跑得那么快,大概是一种求生的欲望和对两派打斗的忧心在潜意识中起作用吧!”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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