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简介
(719～772)字次山，号漫叟、聱叟，唐代文学家。鲜卑族后裔，原姓拓跋，北魏孝文帝改革时始易姓为元。祖上居太原，父辈时迁居河南鲁山商余山。
元结
元结17岁拜从堂兄元德秀(唐朝一位德才出众的进士)为师10年，在治学和为人方面都受到他很大的影响。天宝六年(747年)，元结到长安应举，因李林甫玩弄权术，应举者悉数落第，他归隐商余山。天宝十二年，元结再次应进士举，登第。安禄山反，他率族人南奔，避难于猗玗洞(在今湖北大冶)。
肃宗乾元元年(758年)，元结从襄阳举家奔瀼溪(今江西瑞昌县)年余。乾元二年冬，受国子司业苏源明推荐，任山南东道参谋，招集人马抗击史思明叛军，因军功卓著，擢任水部员外郎兼殿中侍御史，充荆南节度判官。唐代宗宝应元年(762年)，元结以老母多病，上表辞官，代宗诏许，特授元结著作郎之职。元结遂移居武昌樊口，放情山水，以耕钓自娱，悉心著书。代宗广德元年(763年)，元结受任道州刺史，后调任容州刺史，加授容州都督充本管经略守捉使。大历四年(769年)，他再次辞官，居浯溪(今湖南祁阳)。七年，元结入朝，病逝于长安，归葬于河南鲁山青条岭。
元
结著作有《异录》、《元子》、《文编》、《猗玗子》、《浪说》、《漫记》等，均已亡佚。现存文集已非原编。其常见者有《四部丛刊》影印明正德郭勋刻本《唐元次山文集》10卷，附“拾遗”及“补”，不计卷；明陈继儒鉴定本《唐元次山文集》10卷，另“拾遗”及“拾遗补”各1卷。又有淮南黄氏刊本《元次山集》12卷(后2卷亦为“拾遗”及“拾遗补”)，原刻未见。今有石竹山房翻印孙望校点《元次山集》，即以《四部丛刊》本为底本，所编诗选《箧中集》，尚存。
诗歌鉴赏
舂陵行并序
元结
癸卯岁，漫叟授道州刺史。道州旧四万余户，经贼已来，不满四千，大半不胜赋税。到官未五十日，承诸使征求符牒二百余封，皆曰：“失其限者，罪至贬削。”於戏！若悉应其命，则州县破乱，刺史欲焉逃罪；若不应命，又即获罪戾，必不免也。吾将守官，静以安人，待罪而已。此州是舂陵故地，故作《舂陵行》以达下情。 军国多所需，切责在有司。
有司临郡县，刑法竞欲施。
供给岂不忧？征敛又可悲。
州小经乱亡，遗人实困疲。
大乡无十家，大族命单赢。
朝餐是草根，暮食仍木皮。
出言气欲绝，意速行步迟。
追呼尚不忍，况乃鞭扑之！
邮亭传急符，来往迹相追。
更无宽大恩，但有迫促期。
欲令鬻儿女，言发恐乱随。
悉使索其家，而又无生资。
听彼道路言，怨伤谁复知！
“去冬山贼来，杀夺几无遗。
所愿见王官，抚养以惠慈。
奈何重驱逐，不使存活为！”
安人天子命，符节我所持。
州县忽乱亡，得罪复是谁？
逋缓违诏令，蒙责固其宜。
前贤重守分，恶以祸福移。
亦云贵守官，不爱能适时。
顾惟孱弱者，正直当不亏。
何人采国风，吾欲献此辞。
这首《舂陵行》是元结的代表作之一，曾博得杜甫的激赏。杜甫在《同元使君舂陵行》诗中说：“观乎《舂陵》作，欻见俊哲情……道州忧黎庶，词气浩纵横。两章（指《舂陵行》及《贼退示官吏》）对秋月，一字偕华星。”《舂陵行》确实是灿若秋月华星的不朽诗篇。
唐代宗广德元年（763），诗人任道州刺史；第二年五月，诗人来到任所。道州旧有四万多户人家，几经兵荒马乱，剩下的还不到原来的十分之一。人民疲困不堪，而官府横征暴敛却有增无已。元结目睹民不聊生的惨状，曾上书为民请命，并在任所为民营舍、给田、免徭役，很有政绩。他的《舂陵行》，就反映了当时苦难的现实，表现了他对人民的同情。
全诗分为三部分。前四句是第一部分，写上情，概括叙述了赋税繁多，官吏严刑催逼的情况。“军国多所需”是本诗的关键，是人民痛苦的根源，诗人痛感于赋税的繁重，所以开篇提明，单刀直入。这么多的需求，哪儿来呢？自然是命地方官去找老百姓要，于是引出下文。“切责在有司，有司临郡县”，顶针句的运用，从形式上造成一种紧迫感，表现上级官府催促之急。而官吏却一个赛似一个地施用重刑，催逼频繁而严厉，百姓怎么受得了呢？短短数语，渲染了一种阴森恐怖的气氛。
“供给岂不忧”至“况乃鞭扑之”是第二部分，写下情，具体描述百姓困苦不堪的处境。
前两句“忧”与“悲”对举，通过反诘、感叹语气的变化，刻画了一个封建时代的良吏的矛盾心理：即忧虑军国的供给，又悲悯征敛下的百姓。诗句充满对急征暴敛的反感和对人民的深切同情。在这屡经乱亡的年代，百姓负担重荷，“困疲”已极。诗人只选取了“大乡”“大族”来反映，他们尚且以草根树皮为食，小乡小户的困苦情况就更不堪设想了。“出言气欲绝，意速行步迟”，只用两句诗，就活画出被统治阶级苛剥殆尽的百姓的孱弱形象。由此而引起的诗人的同情和感慨，“追呼尚不忍，况乃鞭扑之”，又为第三部分的描写埋下了伏线。
前两部分从大处着笔，勾画出广阔的社会背景，下面又从细处落墨，抽出具体的催租场景进行细致的描写。“邮亭传急符”以下是第三部分，写诗人在催征赋税时的思想活动。
诗人先用“急符”二字交代催征的紧急。接着再加一句“来往迹相追”，一个“追”字，具体形象地展现出急迫的情状。诗人深受其累，在这首诗的自序中说：“到官未五十日，承诸使征求符牒二百余封，皆曰：‘失其限者，罪至贬削。’”他对此异常不满，明确指责这种“迫促”毫无“宽大”之“恩”。
然后集中笔墨揭示诗人的内心世界，把诗人的感情变化写得非常委婉，非常细腻。一开始，诗人设想了各种催缴租税的办法：让他们卖儿卖女──不行，那样会逼得他们铤而走险；抄家以偿租赋──也不行，他们还靠什么生活呢？写到这里，诗人荡开一笔，借所听到的“道路言”表现人民的怨声载道。“重驱逐”的“重”字，既照应前面的“乱亡”“山贼”字样，也写出官凶于“贼”的腐败政治现实，表现出强烈的怨愤情绪。这就促使诗人的思想发生了变化：诗人由设法催促征敛，转而决心笃行守分爱民的正直之道，甚至不顾抗诏获罪，毅然作出了违令缓租的决定。希望自己的意见能上达君王，请求最高统治者体察下情，改革现状。
在这一部分，诗人发了很多议论。这是他激烈思想斗争的表现，是心声的自然流露。诗人通过这些议论，具体深刻地展示了自己思想感情的变化过程和根据，波澜跌宕，感人至深。
这首诗以情胜，诗人“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用朴素古淡的笔墨，倾诉内心深处的真情实感，有一种感人肺腑的力量。诗中心理描写曲折细腻，淋漓尽致地展现作为封建官吏的诗人，从忧供给到悲征敛，从催逼赋税到顾恤百姓，最后献辞上书，决心“守官”“待罪”（见序），委曲深细，“微婉顿挫”（杜甫《同元使君舂陵行序》）。这首诗不尚辞藻，不事雕琢，用白描的手法陈列事实，直抒胸臆，而韵致自在方圆之外，正如元好问所说：“浪翁水乐无宫徵，自是云山韶濩音（ 《论诗绝句》），具有一种自然美，本色美。
政治主张
元结主张诗歌为政治教化服务 ， 要“极帝王理乱之道，系古人规讽之流”；能济世劝俗，补阙拾遗，“上感于上，下化于下”；反对当时诗坛“拘限声病，喜尚形似”(《箧中集序》)的不良风气，开新乐府运动之先声。他的诗歌有强烈的现实性，触及天宝中期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如《舂陵行》、《贼退示官吏》，揭示了人民的饥寒交迫和皇家的征敛无度，变本加厉。《闵荒诗》、《系乐府十二首》等也是或规讽时政，或揭露时弊。结几乎不写近体。除少数四言、骚体与七古、七绝外，主要是五言古风，质朴淳厚，笔力遒劲，颇具特色。但因过分否定声律词采，诗作有时不免过于质直，也导致他创作上的局限性。
相关资料
元结的散文，不同流俗，特别是其杂文体散文，值得重视。如《寱论》、《丐论》、《处规》 、《出规》、《恶圆》、《恶曲》、《时化》、《世化》、《自述》、《订古》、《七不如》等篇，或直举胸臆，或托物刺讥，都
出于愤世疾俗，忧道悯人，具有揭露人间伪诈，鞭挞黑暗现实的功能。其文章大抵短小精悍，笔锋犀利，绘形图像，逼真生动，发人深省。其他散文如书、论、序、表、状之类，均刻意求古，意气超拔，和当时文风不同。《大唐中兴颂》文体上采用三句一韵的手法，类似秦石刻的体制，风格雄伟刚峻。后人对元结评价很高，唐代裴敬把他与陈子昂、苏源明、萧颖士、韩愈并提。又有人把他看作韩柳古文运动的先驱。
元结受道家影响，作品杂有消极退守的成分。
原有著作多部，均佚。现存的集子常见者有明郭勋刻本《唐元次山文集》、明陈继儒鉴定本《唐元次山文集》、淮南黄氏刊本《元次山集》。今人孙望校点有《元次山集》。元结所编诗选《箧中集》尚存。
后人评价
元结是一位富于正义感、关心国家安危与人民疾苦的政治家。他就任道州刺史之前，当地的少数民族“西原夷”
曾举行暴动，攻破郡城。元结到任后，实行救困苏民之政，流亡的人闻风而归者万余家，“夷军”也为之感动，不再进攻道州。当时唐王朝因连年战乱，军费浩繁，征敛苛重，元结甘冒抗命之罪，蠲免百姓的赋税和市杂物十三万缗，又奏免租庸十余万缗。元结在道州刺史任上惠及百姓，为民所爱，道州人曾为其立石颂德；他任容州都督时，也能处理好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元结作为诗人、散文家，在文学上颇有造诣。元结继承《诗经》、乐府传统，主张诗歌为政治教化服务，要“极帝王理乱之道，系古人规讽之流”，认为文学应当“道达情性”，起“救时劝俗”的作用。他的诗歌内容富有现实性，除少数四言、骚体与七古、七绝外，主要是五言古风，质朴淳厚，笔力遒劲，颇具特色。元结的散文，特别是那些杂文体的散文，或直举胸臆，或托物刺讥，都出于愤世疾俗，忧道悯人，具有揭破人间诈伪、鞭挞黑暗现实的战斗功能。他的文章短小精悍，笔锋犀利，绘形图像，逼真生动，发人深省。元结其他散文如书、论、序、表、状之类，也都刻意求古，意气超拔，和当时文风不同。其后人把他看作韩愈、柳宗元古文运动的先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