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九九,深秋,离二十世纪只隔着三阵风、一场雪。
这就像大鹏和鸿雁相遇,一时间巨翅翻舞,山川共仰。但他们分别之后,鸿雁不断为这次相遇高鸣低吟,而大鹏则已悠游于南溟北海,无牵无碍。差异如此之大,但他们都是长空伟翼,九天骄影
人类最勇敢的脚步,往往毫无路标可寻;人类最悲壮的脚步,则以白骨为路标
我一直以为,王懿荣是真正的大丈夫,在国难当头的关口上成了民族英雄。他研究的是金石,自己却成了中国文化中铿锵的金石;他发现的是“龙骨”,自己却成了中华民族真正的“龙骨”。
与白居易同岁的刘禹锡,同样成了咏史的高手。他的《乌衣巷》、《石头城》
、《西塞山怀古》、《蜀先主庙》,为所有的后世中国文人开拓了感悟历史的情怀。李白、杜甫、王维真要羡慕他们了,羡慕他们能够那么潇洒地来观赏历史,就像他们当年观赏山水一样。再过三十年,又一个未来的诗人诞生。他不仅不太愿意观赏山水,连历史也不想观赏了,而只愿意观赏自己的内心。他,就是晚唐诗人李商隐。
唐代,就这样浓缩地概括了诗歌的必然走向。一步也不停滞,一步也不重复,一路繁花,一路云霓。
十九世纪末,列强兴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文化像水,而领土像盘,当一个盘子被一块块分裂,水怎么还盛得住?
一座城市真正的气度,不在于接待了多少大国显贵,而在于收纳了多少飘零智者。一座城市真正高贵,不在于集中了多少生死对手,而在于让这些对手不再成为对手,甚至成为朋友。一座伟大的城市,应该拥有很多"精神孤岛",不管他们来自何方,也不管他们曾经在别的地方有什么遭遇。
文脉既隐,小丘称峰。健翅已远,残翅充鹏。
李白、杜甫、王维,三位巨匠,三个好险。由此足可说明,一切伟大的文化现象在实际生存状态上,都是从最狭窄的独木桥上颤颤巍巍走过来的,都是从最脆弱的攀崖藤上抖抖索索爬过来的。稍有不慎,便粉身碎骨,烟消云散。
在安史之乱爆发的十七年后,一个未来的诗人诞生,那就是白居易。烽烟已散,浊浪已平,这个没有经历过那场灾难的孩子,将以自己的目光来写这场灾难,而且写得比谁都好,那就是《长恨歌》。
我主张
,在目前必然寂寞的文化良知领域,应该重启文脉之思,重开严选之风,重立古今坐标,重建普世范本。为此,应努力拨去浮华热闹,远离滔滔口水,进入深度探讨。选择自可不同,目标却是同归,那就是清理地基,搬开芜杂,集得高墙巨砖,寻获大柱石础,让出疏朗空间,洗净众人耳目,呼唤亘古伟大,期待天才再临。由此,中华文化的复兴,才有可能。但毕竟是王阳明、黄宗羲的家乡,民间有一个规矩,路上见到一片写过字的纸,哪怕只是小小一角,哪怕已经污损,也万不可踩踏。过路的农夫见了,都必须弯下腰去,恭恭敬敬捡起来,用手掌捧着,向吴山庙走去。庙门边上,有一个石炉,上刻四个字:“敬惜字纸。”石炉里还有余烬,把字纸放下去,有时有一朵小火,有时没有火,只见字纸慢慢焦黄,熔入灰烬。
宋代历时三百二十年,这期间西方仍然陷落在中世纪的漫漫荒路中,只有意大利佛罗伦萨那几条由鹅卵石铺成的深巷间,开始出现一点社会的清风。在南宋王朝最终结束的那一年,被称为欧洲中世纪最后一个诗人的但丁才十四岁。直到一百七十年后,文艺复兴的第一位大师达芬奇才出生。
可见宋代的辉煌,在当时的世界上堪称独步
马可波罗和欧洲传教士鲁布鲁乞眼中的中国,优美高贵恭敬忠厚善良,这让今日的我们汗颜无比
修佛不等于求福
年岁越长,披阅越多。
安静,是一种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