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到这个世界，为了看看太阳和蓝色的地平线。
父亲说：“人生就是个接送。”
我喜欢在大街上闲逛，无所事事。在成人的世界中有一种被忽略的安全感。只要不仰视，看到的都是胸以下的部分，不必为长得太丑的人难过，也不必为人间喜怒哀乐分心。
读书与上学无关，那是另一码事：读——在校园以外，书——在课本以外，读书来自生命中某种神秘的动力，与现实利益无关。而阅读经验如一路灯光，照亮人生黑暗，黑暗尽头是一豆烛火，即读书的起点。
我要用文字重建一座城市，重建我的北京——用我的北京否认如今的北京。在我的城市里，时间倒流，枯木逢春，消失的气味儿、声音和光线被召回，被拆除的四合院、胡同和寺庙恢复原貌，瓦顶排浪般涌向低低的天际线，鸽哨响彻深深地蓝天，孩子们熟知四季的变化，居民们胸有方向感。
当一个小人物冲向大时代，有多少伤害埋伏左右。
“政治充满戏剧性，喜剧充满政治性。”
上学的机会是受人控制的，但读书与实践才是获取知识的主要课堂，在这个学校中学习的权力只掌握在你自己手中，是任何人都剥夺不了的。让学习成为一种生活的习惯，这比任何名牌大学的校徽重要得多！
你召唤我成为儿子 我追随你成为父亲
1957年夏天，“反右运动”如火如荼。我懵里懵懂，觉得成人世界很危险，就像光天化日下捉迷藏，竟玩到你死我活的地步。
岁月如男孩呼啸成群，分三路包抄，灵活的小腿伴随咚咚脚步声，登堂入室，最后消失在西边操场的尘埃中。我们教室紧把着操场入口处。我熟知那脚步声——岁月的去向与动静。
最让我困惑不解的是：一放电影，银幕后的宫墙绿瓦就消失了。我追问父亲，但由于表达不清，所答非所问。后来才明白竟有两个世界——银幕上的世界暂时遮蔽了现实世界。
我打开城门，欢迎四海漂泊的游
-北京就像一个被放大了的灯光足球场。
其实，几乎每个中国男人心中都有个小暴君，且角色复杂：在社会上小暴君基本是衙役顺民，不越雷池一步，“人阔脸就变”，对手下对百姓心狠手毒，这在历代造 反者身上尤其明显，关键是转换自如，无须过渡；在家中小暴君必是主宰，无平等可言，不仅老婆孩子，甚至连男主人都在其股掌中。 直到我成为父亲，才意识到这暴君意识来自血液来自文化深处，根深蒂固，离经叛道者如我也在所难逃。
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远离北京使我重新辨认北京，知道它的天地、界限及可能的外延。
八十年代是“连接两个夜晚的白色走廊”，虽说阴影重重险象环生，但人们似乎充满希望，直到进入一个更让人迷失的夜晚。
是岁月最终让父母和解了。到了晚年，父母总有说不完的话，让人想到“老伴”这词的含义。父亲过世三年后，母亲对采访者说：“我们一生的婚姻生活是和谐与温馨的，虽然这中间有过暴风骤雨......”
在她浑浊的眼神中，我看到的是恐慌，对老年对饥饿对死亡的恐慌。她迟疑着嗫喏着，直到我告辞时才说出来“我需要的是钱！”我傻了，被这赤裸裸的贫困的真理惊呆了。我请她放心，答应回家就把钱汇来（后来母亲汇了七十元）。在大门口，夕阳从背后为她镀上金色。她歪歪嘴，想笑，但没笑出来。
无论在校园小路或字里行间，到处投下他们傲慢的身影。这来自“血统”的傲慢，僭越历史的傲慢，年幼无知倒也罢了，关键是他们从未有过什么反省（除少数例 外）。这是一种深深的伤害，包括对他们自己，这伤害四十年来依然有效——“平民
我悟出权力本来就是不讲理的——蟑螂就是海米；也悟出要造反，内心必须强大到足以承受任何后果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