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是回来做自己演讲时间：2020-11-03——台湾著名美学家、文学家、画家蒋勋关于”美“的励志演讲稿
《美，看不见的竞争力》我在台湾的企业界讲过很多次。在大学里讲美学，我不太会用到“竞争力”。美可能是一朵花，很难去想象如果我凝视这朵花，跟竞争力有什么关系。
我曾在美索不达米亚(现伊拉克境内）发现八千年前的一个雕刻：一个女孩子从地上捡起一朵落花闻。这个季节走过北京，如果地上有一朵落花，很可能一个北京的女孩子，也会把它拣起来闻。
如果这是一个美的动作，它不是今天才发生的，八千年前的艺术品里就有。所以我在大学上美学课不谈竞争力，就谈这朵花。
那时，我在台湾中部的东海大学。这个学校有十三个校徽，它的前身是辅仁大学、燕京大学、金陵女大、圣约翰大学……当年美国人用庚子赔款建了十几所教 会学校，1949年以后庚子赔款余款撤到台湾，成立一个联合董事会。
东海大学就是用这笔钱建起来的。校园很大，整个大度山都是它的校园，校园里到处都是花，每年四月开到满眼缭乱。
教室的窗户打开，学生们根本不听我讲课。刚开始我有一点生气，可是我想，要讲美，我所有的语言加起来其实也比不上一朵花。
所以我就做了一个决定：“你们既然没办法专心听课，我们就去外面。”他们全体欢呼，坐在花树底下。我问：为什么你觉得花美？有说形状美，有说色彩美，有说花有香味……
把这一切加起来，我们赫然发现：花是一种竞争力。它的美其实是一个计谋，用来招蜂引蝶，其背后其实是延续生命的旺盛愿望。植物学家告诉我，花的美是在上亿年的竞争中形成的，不美的都被淘汰了。
为什么白色的花香味通常都特别浓郁，因为它没有色彩去招蜂引蝶，只能靠嗅觉。我们经常赞叹花香花美，“香”和 “美”这些看起来可有可无的字，背后隐藏着生存的艰难。
后来我跟学生做一个实验，我们用布把眼睛蒙起来，用嗅觉判断哪是含笑，哪是百合，哪是栀子，哪是玉兰……这个练习告诉我们，具体描述某一株花“香” 是没有意义的，每种花的香味都不一样，含笑带一点甜香，茉莉的香气淡远……
美是什么？另一种物种没法取代才构成美的条件。我问学植物的朋友：如果含笑香味和百合一样会怎样？他说：“那它会被淘汰了，因为它东施效颦，没有找到自己存在的理由。”
所以我常常给美下一个定义：美是回来做自己。可是谈何容易。
“东施效颦”是一个很悲哀的成语
东施效颦的故事大家都知道。西施是上古时代很有名的一个大美女，她的故事有点像李安拍的《色，戒》。
吴越打仗，越国打败了，越王勾践要复国，可是军事力量不够，谈何容易，所以他就想到了一个现代人类还在用的方法，训练女间谍。这些女间谍其实是在民间找到的。东村姓施的姑娘就叫东施，西村姓施的就叫西施……
如果你只训练一个女间谍，万一她失败了，你就没戏唱了，所以要多训练几个。所以那次越王一次送去十几个美女，让她们运用各种能力去蛊惑吴王夫差。结果西施成功了。
我们不知道西施到底有多美，她留下来的记录蛮特殊，她大概有心绞痛的病，一痛起来她就会皱眉、捂住胸口，后来我们特意把这两个动作命名为“颦”和“西子捧心”。西施每次一心绞痛，夫差简直会爱怜得魂飞魄散。
这个时候最痛苦的人是东施，因为她摆出各种姿势，夫差都不太看她。东施大概会经常怨毒地看着西施想：我到底输她什么？
美一旦开始有输赢，有比较，其实是蛮悲哀的事。最后东施得出一个非常危险的结论：她会心绞痛，她会发愁，我不会。
其实东施有可能是一个非常健康的女孩子，也许是跑四百米能得冠军的田径选手，皮肤晒得黑黑的……很多人在电影里故意把东施拍成一个很丑的女孩子，我觉得不对，她如果丑，她不会被国家选出来。
可悲哀的是，东施到最后没有办法相信她自己也是美的。所以有一天上朝，她故意模仿西施，那么壮、那么健康的女孩子，一皱眉，一捧心，所有人都快疯了。“东施效颦”是一个很悲哀的成语。
既然伸出去不好看，那就蹲下来
关于美，中国的先贤下过很多定义。
老子在《道德经》里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所有人知道的美已经不是美了。
“美”上面是一个“羊”，下面是一个“大”，所以《说文解字》说：羊大为美。我很害怕这种古书，文字太精简，为什么中国人两千年来都说“羊大为 美”？牛大不美吗？
后来我看到一个日本学者做了一篇论文，他认为“羊大为美”是早期人类味觉感官，吃羊肉时候感觉到的快乐。
这个论文争议很大，很多人反对：我们现在讲美是视觉的或者精神性的美，没有人会说自己的女朋友美得像一碗羊肉面。
可是这个论文对我很有启发：如果“美”跟味觉有关，我想到另外一个字 “品”。
三口为品，一个口是吃，不饿了，才能“品”，味蕾感觉到的酸甜苦辣都变成口腔的记忆和审美。“品”这个字在中国的南北朝被大量运用。钟嵘写《诗品》、谢赫写《画品》，把诗人、画家分为九品。
很多诗人写了大量的诗，但是“下下品”，陶渊明的诗“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简直像白话，但他把诗的思辨品质拉到了极致，所以是上上品。“品”是很复杂的审美活动。
现代企业常常讲“品管”、“品牌”，品牌是建立在品位基础上的。
香奈儿纵贯二十世纪到现在，是非常了不起的品牌，她的创始人加布里埃·香奈儿是一个在乡下孤儿院长大，生命力十足的女人。年轻的时候，她曾到巴黎卖帽子，卖得并不好。
在1920年之前，法国女人的服装就像印象派画作里那样，胸部很大，腰勒得很细，有的女性去做打断肋骨的手术，为了要17寸的腰。因为腰勒得太紧，气上不来，讲话经常昏倒。这恰恰给某些男性充当保护神的机会。
可是工业革命以后，工商业越来越发达，女性的竞争力不输给男性，越来越多的女性做了企业的主管。她常常要召开会议，如果她的腰只有17寸，常常要晕倒，她大概很难树立威信。
她很聪明，看到了大势所趋，就把男人的西装做出腰身，加上垫肩，改出最早一件女性套装。从此香奈儿一炮而红，她不止设计了一个服装，也改变了性别差异，她塑造了女性可以承担责任的形象。
大众的风起云涌，社会的流行风潮不是没有原因，背后一定有一个东西在驱动，普通人说不清楚那是什么，少数人却能嗅到其中的趋势。而这些人往往不是左脑很强、永远考第一名的人，而是直觉很厉害的人。这就是“看不见的竞争力”。
亚洲在市场经济的战场上跟着西方跑了一百年，很急迫希望我们能赶快追上去。不是在后面追，而是能超越去想。我多么盼望我站在北京的街头，满眼看到不是香奈儿、阿玛尼、宝马、奔驰……而是我们自己的品牌。
那是我梦想中的北京，这里有过齐白石，有过曹雪芹，有过沈从文，这个城市的文化的底蕴是最厚的，他一点都不输给巴黎、纽约。
当年我到北京，沈从文先生刚过世，我很遗憾，但我的反应没有林怀民那么剧烈。
他是一下子就在沈先生的灵台下跪下去了，沈夫人很惊讶，她不了解，我们在台湾的时候，沈先生的书是“禁书”，我们偷偷在底下传，并且觉得，如果有一天能跟沈从文说：你一直是我的老师，该是一件多么棒的事情！
所以你看，美的力量比什么力量都要大，它可以让你把未曾谋面的人认作老师，禁都禁不住。
大家如果去香山，可能都看到曹雪芹纪念馆。其实那几间房子不是曹雪芹住的，但假的都要造一个。
怎么可以没有？他曾经在那边生活过，在一个家族的败落里回忆起自己一生的繁华，讲自己一生什么事也没有做，就是认识了一些了不起的女子，这些女子不应该因为我没出息不传世，所以要为这几个女孩子写一部书……
现在不是讲女权主义、女性书写吗？曹雪芹在三百年前就是女性书写，他让我们看到那些女性，从更新的角度看待美。
刚才提到了香奈儿，也提到了阿玛尼。大家可以到北京阿玛尼的旗舰店看一下，它的色调偏黑偏灰，很少有缤纷的颜色。喜欢阿玛尼的人说那是低调的奢华，你要看很久才知道那个料子真好，有隐隐的花纹和亮光。
这需要很大的信心。如果是东施，她可能会说：我可不可以学一学别的牌子，来一个红色西装？那阿玛尼就完了。阿玛尼成功的秘诀就是笃定地做自己。
有比它更了不起的。单色系可以很美，其实是宋瓷创造的。宋代之前是唐三彩，之后是元青花、清彩瓷、珐琅瓷，宋朝决定一件瓷器可是只有白色、青色，同样也美轮美奂。
台北故宫有一个莲花盆，珍贵得不得了，当年不过是养水仙的花盆。现在全世界有六十几件汝窑，汝窑在世界拍卖市场价格是最高的，全世界的贵族都以拥有一件汝窑器皿为荣耀。
国外皇家瓷器厂很长一段时间是以宋元明最好的瓷器为母本，做一点简单的加工，镶镶金边之类的。宋瓷其实是世界瓷器第一品牌，而且是一千年的品牌。
世界上，上千年的品牌不止宋瓷一个。有一次我带台湾宏碁电脑创始人施振荣先生去希腊看阿波罗神殿，那时候施先生心脏刚动过手术，走山路很辛苦。
终于到了目的地，他有一点错愕：难道我们走几个小时的山路来看的神殿就是六根柱子？而且还有三根是断的？一般的观光客不太敢这样问，好不容易走上来，赶快拍照又下去了。
我有一点儿要被他问住了，我想了想，回答说：施先生你一路上说，我们要创造自己的品牌，什么叫品牌？如果阿玛尼是品牌，香奈儿是品牌，这个柱子是希腊两千年的品牌。
你在台北、莫斯科、纽约、北京，都可以找到这个柱子，全世界不同阵营国家的国会大厦，全部依循希腊柱式。
今天，全世界的孩子学美术，大概都会对着希腊人体雕像画素描；全世界的人，只要去健身房，它的标杆就是希腊的身体。这也是希腊的一大品牌。世界上有很多叫“亚历山大”的健身房，没有叫“孔子健身房”的，如果有人这么叫，它一定没生意。
其实，孔子不见得体弱，他父亲身高超过一米八二，能举起正在下落的城门；他常年在各国讲学，风餐露宿，是典型的背包客。也许我们对古人的概念化想象，把我们原本有的竞争力扼杀掉了。
如果我们认定只有希腊的身体是美的身体，我们就会不太知道自己的身体美在哪里。
你知道最早开始思考这个问题的人有多辛苦？
台湾云门舞集的创始人林怀民本来是学现代舞的，但怎么跳，怎么努力，也是学人家，人家还不买账：你为什么要学我们？你腿那么短怎么跳天鹅湖？后来他想：既然腿伸出去不好看，那就气沉丹田，蹲马步。
结果他在全世界赢得掌声，因为那是东方的身体，东方的美学。
最微小的努力可能是最大额救赎
中国人有很多美的实践，但无可否认，最早让美成为一门学问的是西方人。“美学”这个词是后来日本人翻译的，翻译产生了很大的问题，仿佛美学就是研究美和丑的学问。然而事实上，美学的拉丁文原意是“感觉学”。
也许我们可以闭起眼睛，感觉一下自己的口腔里有多少味觉的记忆，自己的鼻腔里有多少嗅觉的记忆？
我曾把学生带到菜市场，台湾的菜市场收工之后，会打扫得很干净。我拿布蒙住学生的眼睛，让他们猜白天哪一个摊卖什么。结果他们很快就找到了卖鱼、卖葱、卖姜、卖牛羊肉的摊子。
那么，气味到底是什么？它是肉体生命已经不在了，还在空气里流动着的东西。
母亲过世以后，我常常闻到她的味道，我一直觉得是我的幻想，因为我跟她太亲。做了菜市场的实验，我才发现：鼻腔的记忆体是这么灵敏，最爱你的人已经离你而去，她的味道却挥之不去。
几年前，发现鼻腔里记忆腺体的科学家已经得了诺贝尔奖，他发现人能分辨一万多种嗅觉。
你能闻出这么多的味道吗？你是否记得春天从北方吹过来的风沙的味道？去香山的时候，你是否闻到过松树的清香和苔藓的潮湿？收割后的田野、大汗淋漓的爱人，是否在你的鼻腔里留下记忆？
年轻的时候，我在巴黎读书，读到第四年突然很想家。在香榭丽舍华丽的街道上，蓦然觉得秋天的荒凉。忽然，我的鼻腔释放了一种味道，让我一下子热泪盈眶。
那是台湾夏天七八月间，太阳晒了一整天，晒到土都发烫，忽然来了一阵暴雨，土壤泛起的味道。我才发现乡愁是气味。你想家的时候，想的可能是某种奇怪的小吃，它一下子把你底层所有的东西都唤起。
你的眼睛能看到多少种颜色？科学家说，我们的视网膜能分辨两千多种颜色。大家会不会觉得很奇怪，有那么多吗？红、蓝、紫……你数几个就数不下去。
刚才我们讲到，汝窑是世界第一瓷器品牌，有名“雨过天青”，最早是五代后周世宗创造的。别人问世宗：你喝茶的茶杯是要蓝色的还是绿色的。他看着天说：给我烧一个雨过天晴的颜色。
工匠很犯难，因为他要等下雨，等雨停，要看天空很久，观察到天光在蓝跟绿之间变幻，其间又透露出太阳将要出来的淡淡的粉红色。聪明的皇帝宋徽宗把它沿用下来了。康德说“美的判断力”，把这样的色彩固定在瓷器上，需要多么高超的“美的判断力”！
我们在作美的判断的时候，视觉通道打开了、听觉通道也打开了。
听觉并不只是听贝多芬、巴赫。今天是寒露，入夜以后，如果你仔细听，应该可以听到树叶的沙沙的声音，伴随秋天最早到来的是声音。我们的古人写过多少关于“秋声”的诗，古代文学里有多么好的敏感度！
如果我们只知道让孩子背唐诗宋词，而忘了让他聆听秋天的声音，那没有太大意义。
秋声一来，过不了几天，香山满山的银杏都会变黄，洒落一地。
今天我们讲竞争力，掉了还有什么竞争力？因为接下来的季节是一个艰难的季节，在纬度这么高的地方入秋入冬养分是不高的，只能把部分肌体牺牲掉，保存最好的水分和养分，来年春天重新发芽。
如果你看到了秋天凋零的悲哀，那你恐怕不懂什么叫“看不见的竞争力”。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大自然每一天都 在做美的功课，可是他不讲话。
我最敬佩的老师佛陀，没有写过一本书，我们今天看到的很多佛经，不过是他学生的笔记，所以开头总是说“如是我闻”。有一天佛陀不想讲课了，就拿一朵花给大家看。他的意思是说：我一生讲的经，就在那朵花里，你懂得了那朵花，就懂得了生命本身。
回到生命的原点，才能看到美。美最大的敌人是“忙”，忙其实是心灵死亡，对周遭没有感觉的意思。我们说“忙里偷闲”，“闲”按照繁体字的写法，就是在家门口忽然看到月亮。
周遭所有最微小的，看起来最微不足道的事情，可能是我们最大的拯救。我不觉得，今天在这个城市里，我们讲任何大道理对人生有什么拯救，我们能做的是许许多多微不足道的小事，一点点像女娲补天一样，把我们的荒凉感弥补起来。
看到大，也关心小
这个城市有多少被你遗忘的角落？
大家都知道《清明上河图》，一个画家受命去画他的城市，表现其中的繁华。画家画了一千六百多个人，各式各样的场景。
其中有一个场景是：官家的轿子出来，前面有人举着“肃静回避”，一个小孩在路中间玩，他妈妈怕他被马踩到，惊惶地把他抱起。如果是你受命拍一个关于北京的纪录片，你能不能拍出这个画面？
还有一个画面，出现在画卷快结束的地方。一个做大官的人进城，前有开道车，后有随护。城门口有一群叫花子，其中有一个没有腿，做官的人回头看了他一眼。看到这个地方，我觉得这个画家真了不起。
我的学生问我：你觉得那个做官的人后来给乞丐钱了吗，我说我不知道，我觉得一个画家能画出大官跟乞丐的对视就很了不起了。
好几年前，我路过天安门广场，在长安街上看到一个画面：那一定是一个乡下来的妇人，因为只有下田劳动的人才会有那么粗壮的骨骼。她喂孩子吃奶，毫不遮掩，孩子吃饱了，奶汁还很多，她就让奶滴到长安街上。
我觉得那个身体好动人：她跟那个土地是在一起的。我问自己：T台上的美跟这个妇人的美，哪一个能让我记忆更久？
美不仅仅是华服名模，甚至不仅仅清风明月、巴赫贝多芬，要看到美，我们首先要看到生命存活的艰难。
唐朝人喜欢画牡丹。我曾在二月间到日本皇宫里看过牡丹，全部用草围着，上面还撑一把伞，因为牡丹有一点风吹雨打就会凋零。宋朝以后发现牡丹的美不能体现生命顽强的竞争力，就开始画梅花。
王冕的《南枝春早》成了传世名作。如果说唐朝创造了牡丹的美，宋朝发现梅花的美，我们这个时代用花来象征，可以找到什么？
上海世博会的中国馆使用汉朝斗拱的造型，堆砌出一个倒三角形的飞檐式建筑。我看了很辛酸。因为我看到它强大背后，是几乎要被世界列强瓜分殆尽的屈辱记忆。所以它的强是一定要撑出来。
可是我看到英国馆，轻轻松松就做出一个好漂亮的东西。当时我就想：如果真的是大国崛起，必须有最笃定的自信，不去做场面上的东西，而是回到最小的事情，慢慢做，不一定要那么快。
现在的强有一点用力，并且用得好辛苦，我害怕它变成烟火，那么绚烂华丽，可是一下没有了。
唐的文化、宋的文化为什么有厚度？因为它看到大的，也关心小的。
杜甫挤在难民里面逃难，写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如果这十个字变成千古绝唱，我觉得不是诗的技巧，而是诗人心灵上动人的东西：他看到了人。
同样那捧白骨，很多人走过去都没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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