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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书文言文翻译

《焚书》李贽著- 卷三、杂述---战国论 翻译

我通过的读《战国策》而知道刘子执政的纰漏。自春秋之后是战国。既然是战国时期,自然要有应对战国时局的政策。随着局势的转变而转变,是必然的途径。像这样,非可以春秋之治治之也明矣。况三王之世欤!(抱歉 这句不知道怎么翻译)

五霸,是春秋时期的事情了。你以为五霸为什么可以在春秋乱世独具盛名?当时周王室衰败,天子不能够依仗权势整套来号令诸侯。

没有翻译完 ,抱歉的 不求分 只是好久没有读文言文了 就试着翻译了下 准确度不高 仅供参考哈。

大家帮忙翻译一篇文言文,,,

人们都尊待孔子,奉他为先贤、有大圣德的圣人,我也觉得他是个大圣人,大家都以为佛老是个异端,所以我也这么认为。其实每个人并不是真的知道什么是大圣、什么是异端,都是从自己的长辈、师长那里听到的而已,长辈和师长们也并非真的知道什么是异端,是从儒家学说的传承中听到的,而儒家先贤们也并非真的知道什么是大圣和异端,孔子说过:"我不是圣人"这是自我谦虚话,他所说的"攻击异端"必然指的是佛家。

我总是主观臆测地说,长辈与师长们是沿袭他们的思想去歌颂他们,后辈和学生们不懂得就听从信任,大家都这么说,就不能反驳和辩白了,千百年来都是一样的而不自知。不说"徒弟们说出他的话",而说"已经知道他这个人";不说"其实根本不知道自以为都知道了"而却说"知道就是知道"。

到现在,虽然我们都有眼(懂得拿眼去看),但也毫无用处了。

你是什么人?敢说自己长眼,也是有从众的心理(和大家一样)罢了。既然和大家是一样的人却成了圣人,也不过是和大家做一样的事,所以我也和大家一样在芝佛院里奉待孔子。

原文:上与群臣论止盗。或请重法以禁之,上哂之曰:“民之所以为盗者,由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故不暇廉肚耳,肤当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则自不为盗,安用重法邪?”自是数年之后,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焉。(选自司马光《资治通鉴》)

翻译:

(唐太宗)皇上与群臣议论怎样禁止盗贼。有人请求使用严厉的刑法来制止。皇上微笑着对那官员说:"老百姓之所以去做盗贼,是由于赋税太多,劳役、兵役太重,官吏们又贪得无厌,老百姓吃不饱,穿不暖,这是切身于实际的问题,所以也就顾不得廉耻了。我应该不奢侈,节省开支,减轻徭役,少收赋税,选用廉洁的官吏,使老百姓穿的吃的都有富余,那么他们自然就不会去做盗贼了,何必要用严厉的刑法呢!"从这以后,过了几年,天下太平,没有人把别人掉在路上的东西拾了据为己有,大门可以不关,商人和旅客可以露宿。

(唐太宗)皇上曾对身边的大臣说:“君主依靠国家,国家依靠民众。依靠剥削民众来奉养君主,如同割下身上的肉来充腹,腹饱而身死,君主富裕国家就灭亡。所以,君主的忧患,不是来自外面,而是常在自身。欲望兴盛,费用就会增大;费用增大,赋役就会繁重;赋役繁重,民众就会愁苦;民众愁苦,国家就会危急;国家危急,君主就会丧失政权。朕常常思考这些,所以就不敢放纵自己的欲望了。”

这篇冷嘲热讽的小品文不但思想尖锐,而且文笔极有特色。深刻的揭露了文化专制下的思想盲

从与学术禁锢;透过文字,我们也读到了这位杰出的思想先驱内心的愤慨与苦闷。

不仅如此,对于专制主义的文化垄断,李贽甚至直接进行辛辣批判,而且矛头直指专制主义文

化的神圣偶像——孔、孟,他轻蔑的评说六经、《论》《孟》这些儒家经书,认为这些书要么

是史官臣子的过分褒美,要么是迂阔懵懂弟子的胡乱记录。根本不是什么“经典”,并且直斥

其为“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摅”。《焚书· 童心说》针对他深为痛恨的专制社会里“以孔

子之是非为是非”的文化垄断现象,李贽用“心学”的天赋本能,人人平等说反驳说“天下无

一人不生知”“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若必待取于孔子,是

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焚书·答耿中丞》。宋儒肉麻的吹捧说“天不生仲尼,

万古如长夜。”李贽辛辣的嘲讽说,如此推论,孔丘出生前的上古三代,人们都是白天点着灯

笼上街的。李贽从阳明心学先验性善论的观点出发,认为人人都是圣人,把孔子奉为神圣偶像

,言行举动都学孔子,那完全是“丑妇之贱态”《焚书·何心隐论》

由此,李贽提出“是非无定质、无定论”的观点来对抗道学家把文化专制主义绝对化的独断论

,显然,这是从他的哲学思想中得到的必然结论。“人之是非初无定质。人之是非人也亦无定

论。无定质,则此是而彼非,并育而不相害;无定论,则是此非彼,亦并行而不相悖矣。”“

夫是非之争也,如岁时然昼夜更迭,不相一也。昨日是而今日非矣,今日非而后日又是矣,虽

使孔子复生于今,又不知人作如何是非也而可遽以定本行赏罚哉!”《藏书·列传总目前论》

其次,对于禁欲主义、假道学,李贽的抨击更是不遗余力。在天下人皆以“卫道”为己任,扛

着“圣教”的招牌文其伪、售其奸、谋其私的时代,李贽公然背叛千年相续的封建道统,“开

古今未开之眼,开古今未开之口”,指斥假道学、禁欲主义的虚伪性与欺骗性。李贽居留麻城

时,当地有个陆王学派的道学家耿定向,以卫道者自居,指责李贽标新立异,以左道惑世、坏

乱法治,李贽致信进行回击:“试观公之行事,殊无甚异于人者。人尽如此,我亦如此,公亦

如此。自朝至暮,自有知识以至今日,均以耕田而求食,买地而求种,架屋而求安,读书而求

科第,居官而求尊显,博风水以求福荫子孙。种种日用,皆为自己身家计虑,无一厘为人谋者

。及乎开口谈学,便说尔为自己,我为他人;尔为自私,我欲利他;我怜东家之饥矣,又思西

家之寒难可忍也;某等肯上门教人矣,是孔孟之志也;某等不肯会人,是自私自利之徒也;某

行虽不谨,而肯与人为善;某等行虽端谨,而好以佛法害人。以此而现,所讲者未必公之所行

,所行者又公之所不讲,其与言顾行、行顾言何异乎?”《焚书· 答耿司寇》可谓针针见血

,痛快淋漓,揭穿了这个道貌岸然的道学先生的假面具,暴露出其言行不一、虚伪矫态的真面

目。

李贽由此进一步揭露当时普遍的道德虚伪现象,暴露出那些冠裳济济的正人君子“局琐取容,

埋头顾影,窃取圣人之名,以益其贪位固宠之私”;“彼以为周、程、朱、张者皆口谈道德而

心存高官,志在巨富。既已得高官巨富矣,仍讲道德说仁义自若也,又从而哓哓然语人曰“我

欲利俗而风世”,彼谓败俗伤风者,莫甚于讲周、程、张、朱者也,是以益不信。”《焚书·

又与焦若候》。李贽不仅猛烈抨击了当时那些“讲周、程、张、朱者”假道学,甚至连在当时

被奉为“圣人”的程颐、朱熹本人,也大加掊击,指斥其“村杀”“胡说”“胡说甚”“不成

话”。

与此相连,李贽对人欲表示充分的肯定,论述说追求物质享受、好货好色、为自身谋利益是人

的天性,是合理的要求。这其实是指出了在私有制社会中最根本的实质。他说“穿衣吃饭即是

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焚书·答邓石阳》“夫私心者,人心也。人必有私

,而后其心乃现;若无私,则无心矣。”《藏书·德业儒臣后论》

在抨击了假道学虚伪的禁欲主义和其“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的言行不一的伪道德之后,李贽

又提出著名的“童心说”来宣扬他的具有启蒙意义的个性解放思想,“童心说”既是李贽哲学

思想的组成部分,也是他最重要的文学理论主张。

在李贽之前,颜山农、何心隐一派的学者罗汝芳曾提出“赤子之心”的说法,李贽在此基础上

进一步发展成他的“童心说”关于“童心”,李贽说:

“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

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本心;失却本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

《焚书·童心说》

什么是童心?童心就是真心,就是出于人的自然本性的真情实感,是涤触了封建伦常的“最初

一念之本心”,显然,这是与理学家们所鼓吹的“天理”相对立的“人欲”,是人生存发展的

自然需求,也就是被李贽所肯定的“穿衣吃饭”“好货好色”。

既然肯定了童心,就必然要反对以“闻见道理”为心,李贽所谓的“闻见道理”,在这里是专

指“读书识义理而来”的理学教条,这是在否定了儒学教条之后,提出的从自己的童心出发的

判断是非的标准。根据这个标准,李贽不但揭露了当时道学家们欺世盗名的虚伪丑恶,而且直

斥了这些人所赖以寄生的招牌——儒家经书,为“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摅。”绝不是什么“

万世至论”。

从文学上说,具有人本主义色彩的童心说也成为判断文学作品高下的新标准,相对于道学家们

宣扬的为封建政治服务的道统文学观,李贽的文学观显然是更为进步的,它否定了一切以的维

护理学教义宣扬专制教条的“明道”、“载道”为目的的文学理论,更为强调文学中“人性”

与“情感”的因素,更接近文学的本来面目。

他认为,在以“闻见道理”为“心”所构成的文学中,“言虽工,于我何有?岂非以假人言假

言,而事假事,文假文乎?盖其人既假,则无所不假矣。由是而以假人与假人言,则假人喜;

以假事与假人道,则假人喜;以假文与假人谈,则假人喜。无所不假,则无所不喜。” 《焚

书· 童心说》这实际是深刻的指出了以宣扬理学教义与专制教条为目的,以粉饰太平、阿谀

皇帝为内容的缺乏真情实感的虚伪干瘪的文学样板所造成的普遍的自欺欺人的道德虚伪。

李贽由此认为“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者也。苟童心尚存,则道理不行,闻见不立,无

时不文,无人不文,无一样创制体格文字而非文者。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

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

举子业,大贤言圣人之道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焚书·童心说》这是否定

了的形式上的剽窃模拟之风,而强调文学的人性光辉与感情因素。具有一定的人本主义色彩与

启蒙主义倾向。按照这个标准,李贽肯定了具有反封建意义的《西厢记》《水浒传》等文学作

品以及传奇、院本、杂剧等其他的文学式样,打破了以古诗文为文学正宗的传统观念,提高了

唐宋以来的小说、戏剧的文学地位。

在《杂说》中,他把《拜月亭》《西厢记》与《琵琶记》做了比较,指出“《拜月》、《西厢

》化工也;,《琵琶》画工也。”所谓化工,即是出于“童心”,自然天成,犹如“天之所生

,地之所长”,“人见人爱之矣”而《琵琶记》是出于“画工”,虽然作者“穷极工巧,不遗

余力”仍然“语尽而意亦尽,词竭而味索然。”他分析认为,《琵琶记》“虽然工巧之极,其

气量只可达于皮肤骨血之间,则感人仅仅如是,何足怪哉?”而《西厢记》《拜月亭》“意者

,宇宙之内,本自有如此可喜之人,如化工之与物,其工巧自不可思议耳。”

然后他分析原因,得出一段同样也是“天地之间至文”的文字:“且夫世之真能文者,比其初

皆非有意于文也,其胸中有如许无壮可怪之事,其吼间有如许而不敢吐之物,其口头又时时有

许多欲语而莫可告语之处,蓄积既久,势不能遏。一旦见景生情,触目兴叹,夺他人之酒杯,

浇自己之块垒,诉心中之不平,感到数奇于千载。既已喷玉唾珠,昭回云汉,为章于天矣,随

亦自负,发狂大叫,流涕恸哭,不能自止。宁使见者闻者切齿咬牙,欲杀欲割,终不忍藏之名

山,投之水火。”

用这个标准甚至可以评价历史上一切浪漫主义杰作,文学审美是人在自己塑造的感性的鲜明的

形象化的世界里对自己本质力量的直觉观照,所以真正的文学一定“人的文学”,是对人的存

在、人的价值、人的无限丰富的内在心灵世界的探索,这种探索的途径可以是多种多样的,这

绝不是干枯死板的道学教条指引下的以“明道”“载道”的目的道统文学所可比拟的。《西厢

记》的艺术成就高于《琵琶记》,原因就在与此,《西厢记》充分肯定人的自然的情与欲的合

理性,在青年男女反封建礼教的斗争中凸现人的个性自觉与正当合理的爱情要求;而《琵琶记

》不过是在陈腐的道学教条的指引下刻意敷衍那一套主圣臣忠、妻贤子孝的人伦教化剧。“童

心”既失,“所以入人心者不深”。

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我们再分析上面那一段话。李贽是当今学术界公认的晚明启蒙思潮的旗

帜,他所在的时代,虽然新兴的以资本主义萌芽为基础的个性自觉与启蒙思潮已经破土而出,

但古老的封建制度和沉重的封建思想仍然象梦魇和磐石一样压着活人的头脑, 李贽的呼喊其

实是从封建母体中困苦挣扎出来的新生胎儿的第一声呐喊。批判一种思想要有相应的思想武器

,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进步的启蒙思想家所能找到的思想武器只有王阳明的“心学”与

佛教禅宗。实际上,王学通禅,启蒙思想家真正拥有的思想武器还是佛禅宗,李贽晚年出家为

僧就充分证明这一点,不仅如此,当时许多具有启蒙思想的知识分子都与佛教有密切的联系。

李贽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敢于站出来摆开“堂堂之阵”举起“正正之旗”正面批判封建传统

思想的的启蒙思想家,其处境的孤立、艰辛是可以想象的。他的“异端”思想面临着“日与百

千万人做对敌”的艰难处境,唯一可以依靠的是几个和他思想较为一致的知识分子,到最后,

甚至连“良友”都找不到了,只好求助于“魂灵”宗教解脱。在他晚年的最后几年里,李贽一

直是以佛教僧侣的身份研究各类经典,或注解经论。

明万历30年,囚居在北京皇城监狱里的李贽,在吩咐狱卒为他剃发之后,趁狱卒不备,取剃刀

自割喉咙,鲜血淋漓,狱卒问他“和尚痛否?”

“不痛”李贽当时已经不能说话了,以指蘸血在地上写到。

“为何自割?”

“七十老翁何所求?”

次日夜子时,李贽在北京皇城监狱里血尽气绝,与世长辞。李贽之死并没有像他曾预料、希望

的那样,“将头临白刃,一似斩春风”,而是在生命最后的血路泥泞中一步步走向炼狱之门的

在此之前的万历29年初春,李贽所寄居的麻城芝佛院被当地官绅道学家们所雇佣的地痞无赖焚

烧成一片灰烬。李贽离开麻城,暂居通洲友人家中,次年,李贽被告发下狱,另一位假道学礼

部给事中张问达在参劾李贽的奏疏中指责李贽以邪说惑众,罪大恶极:

“李贽壮岁为官,晚年削发,近又刻《藏书》、《焚书》、《卓吾大德》等书,流行海内,惑

乱人心。以吕不韦、李园为智谋,以李斯为才力,以冯道为吏隐,以卓文君为善择佳偶,以秦

始皇为千古一帝,以孔子之是非为不足据。狂诞悖戾,不可不毁 ”。

其罗织的罪状中同时充斥着耸人听闻的谣言与污蔑:

“尤可恨者,寄居麻城,肆行不简,与无良辈游庵院,挟妓女,白昼同浴,勾引士人妻女,入

庵讲法,至有携衾枕而宿者,一境若狂。又作《观音问》一书,所谓观音者,皆士人妻女也。

后生小子,喜其猖狂放肆,相率煽惑。至于明劫人财、强搂人妇,同于禽兽而不恤。”可谓极

尽中伤污蔑之能。

“迩来缙绅大夫亦有诵咒念佛,奉僧膜拜,手持数珠,以为律戒 ,室悬妙像,以为皈依,不

知尊孔子家法,而溺于禅教沙门者,往往出矣。”这是说由于李贽的异端邪说,以致佛教流传

,儒学被排挤,其情形已极为严重。

“近闻贽且移至通州。通州距都下三十里,倘一入都门,招致蛊惑,又为麻城之续,望敕礼部

,檄行通州地方官,将李贽解发原籍治罪。仍檄行两畿及各布政司将李贽刊行诸书,并搜简其

家未刻者,尽行烧毁,毋令贻祸后生,世道幸甚。”最为现实的危险,还在于李贽已经“移至

通州。通州距都下仅四十里,倘一入都门,招致蛊惑,又为麻城之续”。所以情势紧迫,李贽

非下狱治罪不可。

皇帝看罢奏疏之后批示:李贽“敢倡乱道,惑世诬民”,应由锦衣卫“严拿治罪”,他的著作

应“尽行销毁,不许存留”。值得注意的是,参劾李贽的人是以清流自居的东林党人,不仅如

此,在李贽被捕后,落井下石、建议万历皇帝将李贽治罪并发动一场清算李贽思想运动的,是

东林党人冯琦。东林党领袖顾宪成亦谴责李贽“是人之非、非人之是”,至令天下“学术涂炭

”。

东林党为何必欲置李贽于死地而后快?其实这并不难理解,从上面张问达所谓的“以孔子之是

非为不足据。狂诞悖戾,不可不毁”“不知尊孔子家法,而溺于禅教沙门者,往往出矣。”和

李贽的学说产生的影响“后学如狂”“不但儒教防溃,而释氏绳检亦多所屑弃”来看,就可以

知道,唯一的原因是:李贽胆敢以这种公开的方式“惑世污民”“非圣无法”,动摇、甚至否

定孔教作为官方钦定的不容置辩的意识形态体系以及孔丘作为专制社会神圣不可侵犯的政治偶

像的地位。“以天下名教之是非为己任”的东林党人以此把晚明“非名教所能羁络”的社会风

气归罪于李贽的学说。在东林党人看来,晚明社会的腐恶、糜烂并不是因为他们所信奉的也是

其赖以寄生的招牌——僵化干枯、陈腐虚伪的道学价值体系;而是相反,正是因为这些道学教

义与封建伦理教条被李贽之流的人所破坏,才造成了晚明社会腐烂、败坏的局面。

结论可谓不言自明了,李贽的悲剧是人类历史上所有思想先驱共有的悲剧,人类历史的进程踩

着这些思想先驱的血肉与尸骨,而在他们生前,他们所得到的是什么呢?贫困、漂泊、流放、

迫害,对于他们来说,更令他们真正痛苦的或许并不仅仅是物质生活的困顿与肉体的折磨,而

是那种可怕的孤独——不被当时的社会、世人所理解的那种近乎绝望的孤独,克尔凯郭尔是这

样,尼采是这样,李贽也是这样,“故吾直谓死不必伤,惟有生乃可伤耳。勿伤逝,愿伤生也

。”《焚书·伤逝》。

李贽之死向世人宣告:一切敢于触动封建纲常名教、动摇孔教道德伦理的思想学说都不允许,

任何触动官僚缙绅阶层特殊利益的思想家都会受到官绅阶层的清算。李贽之死,则彻底暴露了

僵化的封建意识形态与代表社会进步的新思想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从而为明王朝的灭亡敲响

了丧钟。

李贽无疑是中国历史上卓绝古今的人物,可谓“千载而下,绝其俦侣”若是纵览全部的中国历

史,大概只有鲁迅可以于之比肩。在文学领域内,李贽猛烈抨击传统的礼法教条和道学思想,

要求思想自由和个性解放,一扫明前期道统文学的教忠教孝和剽窃模拟的腐恶空气,对晚明文

坛的思想解放与创作繁荣影响深远。

与李贽差不多同时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是徐渭,但与李贽当时就已经名满天下不同,徐渭一生大

都是在贫困、愤激与几乎病态的精神状态中默默无闻的度过,徐渭幼时不幸,少失怙持;少负

才名,却多次科场失利;青年丧偶,多次婚姻都遭到挫折;后入胡宗宪幕府为幕僚参与抗倭军

务,多少改变了一点穷困潦倒的生活,后来胡宗宪获罪下狱,徐渭也几乎陷于牢狱。恶劣的社

会环境与不幸的个人遭遇导致他精神崩溃,徐渭一生曾九次自杀,或以铁椎贯耳,深入数寸,

或以利斧击面,血流满面;又以钝器击碎阴囊,但都侥幸不死。后来在病态的心理障碍下杀死

继妻,下狱多年,最终潦倒而死。

徐渭和李贽一样,是晚明士人在某种类型上的代表,晚明士人在很大程度上都呈现出历史变迁

中的敏感与狂躁,或任情放浪、儋妄不羁,或求仙问道、寄情山水,甚至放浪形骸、姿情纵欲

。这不仅是历史上文人的逃避主义传统的延续,也是晚明历史背景下的某种必然要求。一方面

,明代社会新的经济因素的导致的社会变革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一个重要的反映就是士人们的

个性自觉与思想解放,进一步表现为对于自我价值的体认与追寻;同时,传统价值观在一定程

度上的失落从而导致的信仰空缺也迫使当时的士人重新思考自身的价值并对传统社会作出反思

。但另一方面,沉重的封建枷锁像噩梦一样沉沉的压制着各类新生的启蒙意识。在封建社会的

夹缝中挣扎的许多思想深刻而敏感的士人在追寻自我价值的精神历程中的苦闷与愤激必然外化

为种种不合道学教条与封建礼教的偏激行为。徐渭正是这样的典型,徐渭属于那种个性极其强

烈的人,但恶劣的社会环境与他个人的不幸命运,像磐石一样沉重的压在他身上,长期的精神

焦虑与极端的愤懑终于导致他的精神崩溃。根据现代人的分析,徐渭的精神障碍属于臆想迫害

狂,一种精神分裂症。是一种源于过度敏感而导致的病态恐惧,并由此产生的心理畸变。徐渭

的悲剧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晚明社会的悲剧。徐渭的思想吸取王阳明心学和佛教禅宗的

若干成分,这也是李贽等进步启蒙思想家共同的探索道路。根据前面的分析,可以知道,在传

统文化的范围内,所能找到的思想启蒙的武器只有这些了。启蒙思想家们在超越这些思想本身

的消极成分的基础上,发展出自己许多新的见解。

徐渭是个文艺通才,诗文、书画、音律、戏剧尽皆精通。徐渭不仅在文学史上很有影响,而且

在美术上更值得大书一笔,徐渭是传统绘画大写意艺术中的重量级人物,与石涛、朱耷齐名,

徐渭的绘画风格正如他的人格一样,酣畅淋漓的大写意充溢着不拘法度的奔放恣肆,体现出桀

骜不逊的强烈个性,在绘画题材方面,徐渭经常使用枯笔、燥笔表现一些诸如风雨中的芭蕉、

残雪下的枯竹、冻石之类凄冷、兀傲的意象。表现他在困顿中的不屈个性。在一幅题画诗中,

他的这种心境表现的更为直露:“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买,闲抛

闲掷野藤中。”

在文学方面,作为文学新思潮的先驱,徐渭冲击传统礼教桎梏,倡导思想解放,推崇表现情感

和个性的文学,反对剽窃模拟的风气。徐渭认为文学应该以人心、人情为本,认为文学应该宣

泄“人之情”《曲序》“取吾心之所通”《诗说序》也就是说文学应该表现真情实感,这显然

是带有一定人本主义色彩的进步思想。李贽的童心说,汤显祖的主情说,袁宏道的性灵说与此

一脉相承。但似乎不能由此说,徐渭的文学思想就是晚明启蒙文学思潮的真正开端。晚明文坛

上,文学理论影响最大的仍然是李贽。虽然徐渭在年龄上稍稍年长于李贽,但徐渭生前一直沉

寂无名,他的文学思想在当时的实际影响并不大;再则,从理论深度来看,徐渭的文学思想远

远不及作为哲学家的李贽的思想深刻、透彻。徐渭生前因为性情狂傲、冲击礼教被目为“狂人

”,但并没有引起传统势力的更多注意,不象李贽,那样“手辟鸿蒙破混茫,浪翻古今是非场

。”引起传统势力的极大惊恐,甚至惊动了当局最高统治者——万历皇帝。

徐渭的生年与“后七子”同时,他狂放不羁的思想性格和以“人心”“人情”为内容的文学主

张自然导致他对“后七子”的模拟古董风气深恶痛绝,如《叶子肃诗序》一文中:

“不出于己之所得,而徒窃人之所尝言,曰某篇是某体,某篇则否,某句似某人,某句则否,

此虽然极其工巧逼肖,而己不免于鸟之为人言矣。”

这是对文学复古运动所倡导的模拟之风所进行的辛辣嘲讽,认为李、王辈“徒窃人之所尝言”

是鹦鹉学舌。

“盖所谓出于己之所得,而不窃于人之所尝言也。就其所自得以论其所自鸣,规其微疵而约于

至纯。”

这是要求文学要以个性解放的姿态,以自己的声音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表现人之“性”人之

“情”。

“世上莫不有本色,有相色。本色犹言正身也,相色,替身也。替身者,即是书中‘婢作夫人

终觉羞涩’也。婢作夫人者,欲涂抹成主母而插戴,反掩其素也。故余于此中贵本色,贱相色

,众人啧啧者我□□也。”《西厢序》

这是说一切文学创作都应该废除装扮——相色,写出真实——本色,这是针对虚伪、陈腐的道

学教条指导下的以礼教伦常为内容的文学说教而发的感慨,与李贽的童心说可谓遥相呼应。

这些具有启蒙新思想的文学主张,不仅是对传统的以“明道”“载道”为目的道统文学观的冲

击,也在理论上为明中后期的戏剧、小说以言情为主产生了影响。晚明启蒙文学思潮的汹涌流

变,徐渭可以说是开了风气之先。

此外,徐渭精通音律,重视、提倡戏剧、小说和民间诗歌曲词,认为这些艺术形式在某些方面

甚至可以和正统文学相提并论。徐渭在戏剧方面卓有成就,他的杂剧《四声猿》是彻底摆脱迂

腐的封建说教,闪耀着新思想光彩的杰作。一般说来,徐渭的杂剧被归入明中期文学的范畴,

但由于它们的实际影响和重要的历史地位,这里需要做简单介绍。《四声猿》包括《雌木兰》

《女状元》《翠乡梦》《狂鼓史》四种剧。在形式上,长短无定制,所用曲调,南北兼用,甚

至采用民间曲调。在内容上,《雌木兰》《女状元》是写女扮男装的故事,这两种剧都突出女

子的才能,对男尊女卑的传统思想提出针锋相对的挑战。《翠乡梦》借禅宗的思想表达对禁欲

主义的厌恶与批判。值得注意的是:禅宗本身成为反对宗教禁欲主义的武器。禅宗倡导的“顿

悟说”认为,迷与悟只在一念之间,没有顿悟之前,即使累世修行,仍在迷惘之中。《翠乡梦

》写一高僧数十年苦修难成正果,反被妓女一夕之间破了色戒。后来,他轮回转世为妓女,沦

落风尘,经历人世悲辛,一经点破,立即顿悟成佛。徐渭在剧中表现了宗教禁欲主义的虚伪与

困境,同时表明:用禁欲的手段,不能达到道德的完善;倒是经历过人世沉沦,反能领悟人生

真谛。抛开剧本本身宣扬的宗教哲理不谈,从启蒙文学的角度看,这其实是站在人本主义的立

场上对虚伪的假道学所鼓吹的僧侣本性的禁欲主义进行抨击。与欧洲启蒙文学所倡导的以“人

性”反对“神性”略有不同,中国传统社会不是以宗教作为精神支柱的。但这只是表面的差别

,宋儒只是把宗教哲学所宣扬的僧侣本性的禁欲主义贯穿到他们精巧的思辩哲学之中去了。他

们所鼓吹的“天道”“天理”不过是脱去宗教外衣的“上帝”而已。《狂鼓史》在剧情上比较

简单,作者借祢衡骂曹的历史题材,主要是宣泄自己由于沉重的悲剧命运所带来的巨大精神痛

苦和满腔的愤懑不平,表现惊世骇俗、桀骜不逊强倔个性。

徐渭、李贽是以他们恣肆不羁的个性与烈火般燃烧的激情来照亮风雨如磐的沉沉的中世纪的夜

晚,因此,他们的悲剧命运是注定的。袁宏道先后为他们两人做过传记,在《徐文长传》中,

通过徐渭一生坎坷而痛苦的遭遇,抒发了这一时代敏感、激进的文人共同的精神苦闷与悲剧命

运。

“文长自负才略,好奇技,谈兵多中,视一世无可当意者,然竟不偶。文长既已经不得志于有

司,遂乃放浪曲□,恣情山水,走齐鲁燕赵之地,穷览朔漠,其所见山崩海立,沙起云行,风

鸣树偃,幽谷大都,人物鱼鸟,一切可惊可愕之状,一一皆达于诗歌。其胸中又有勃然不可磨

灭之气,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故其为诗,如嗔如笑,如水鸣峡,如种子出土,如寡妇之夜

哭,羁旅人之寒起。虽其体格时有卑者,然匠心独出,有王者气,非彼此巾帼事情人者所敢望

也。”袁宏道《徐文长传》

在这里,徐文长被赋予一种新时代悲剧英雄的悲壮色彩,他与世异调,屡遭挫折,但始终兀傲

不屈,宁愿承担悲剧的命运。明末杰出的启蒙思想家黄宗羲在其名为《青藤行》的诗中称赞徐

渭“光芒夜半惊鬼神”正如暗夜里燃亮的火炬一样,徐渭的叛逆性格与反抗精神照亮了沉沉的

风雨如磐的中世纪的夜晚。

文言文翻译

翻译:

因为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向,第二要有认识,第三要持之以恒。有志向就不甘心为下游;有见识就知道学无止境,不敢一得到自我满足,如河伯的看到的海门,如井底之蛙的看天,都没有认识的人了;一般的人就没有不成功的事。这三者缺一不可。

扩展资料:

文言文翻译要点:

1、关键实词

关键实词,从词性上看,以动词居多,其次是形容词和名词。把关键实词翻译到位,就是把句中的通假字、多义词、古今异义词、活用词语(名词用作状语、形容词用作动词、意动用法、使动用法等)、特殊难解词语准确理解,并且在译文中正确地体现出来。

2、关键虚词

关键虚词,主要指文言语句中的副词、连词、介词。虚词的翻译要注意两点:

(1)必须译出的:有实词义项的要译出实义,如作代词的“之”“其”等;现代汉语中有与之相对应的虚词进行互换的,如“之”“而”“以”“于”等。

(2)不必译出的:在句中起语法作用的“之”、发语词及句末语气助词等。关键虚词的翻译,要仔细辨明词性及意义,能译则译,不需要译出的切不可强行译出。

3、文言句式

文言句式在翻译题目中是重要的得分点,考生审出译句中的特殊句式是关键。考生要注重积累,重点掌握容易忽略的定语后置句、宾语前置句和固定句式等。

译文: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向,第二要有见识,第三要有恒心。有志向则自己不甘心为下流;有见识则知道学无止境,不敢稍有心得就自满自足,像河伯观海,井蛙观天,这都是没有见识的人;有恒心则没有成不了的事情。这三件缺一不可。

原文出自《曾文正公全集》

出自曾巩的与王介甫第二书

古之人有行此者,人皆悦而恐不得归之。

古时候的贤人有这样的操行的,

老百姓都心悦诚服,唯恐不能归附于他。

其政已熄而人皆思,而恨不得见之,而岂至于谤且怒哉!

即使贤人的政事已经终止,人们都还会怀念他,

并且因为见不到而深以为憾,

又怎么会迁怒而去毁谤他呢?

比懒作书,既离南康,相见尚远,故因书及此,足下以为如何?

我一向懒得写信,既然已经离开了南康,

相见还远,因此就写到这了,您认为怎样?

《素书》安礼章:见已失者,慎将生;恶其迹者,预避之。

【张氏注曰】已失者,见而去之也;将失者,慎而消之也。恶其迹者,急履而恶鏱,不若废履而无行。妄动而恶知,不若绌动而无为。

原文的意思是:见到损失,要警惕再次发生,见到(之前的)劣迹,应该预先(采取措施)去避免。

你这段话是后人对《素书》的注解。看到已经失去的,见到(损失)就让它过去吧。而对于将要损失的,(应该)警惕并且消除(隐患)。厌恶前人的事迹,急着前行而犯错,不如停下脚步不前行。轻举妄动不如笨拙的(探索着)行动,即使没有什么成果。

我感觉这后人的注解太过复杂,毕竟读书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文中恶鏱,因为鏱字没有具体释义所以是猜测翻译的,希望有帮到你。

文言文中的“耳”是什么意思?

①<名>耳朵.《邹忌讽齐王纳谏》:“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陋室铭》:“无丝竹之乱耳.”《石钟山记》:“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

②<名>形状像耳朵的东西.如“木耳”、“银耳”

③<动>听说;耳闻.《汉书·外戚传》:“又耳曩者所梦日符.”

④兼词,相当于“而已”,译作“罢了”.《庄暴见孟子》:“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赤壁之战》:“荆州之民附操者,逼兵势耳,非心服也.”

⑤<助>表示肯定.《察今》:“古今一也,人与我同耳.”《赤壁之战》:“田横,齐之壮士耳.”

⑥<形>位置在两旁的.“耳门”、“耳房”.

文言文请君入瓮全文翻译

译文:

周兴和丘神勣合伙谋反,太后让臣来审讯他。来俊臣趁着跟周兴一边吃饭一边研究事情的当口,对周兴说:“犯人大多不肯招供,应当采取什么办法?”

周兴说:“这很容易,拿一个大坛子,用炭火在周围烤,让犯人进到里边,什么事敢不承认!”“来俊臣于是找来一个大坛子,按周兴的方法周围升起炭火。

站起来对周兴说:“宫内有人递出状辞检举你谋反,请兄进到这大坛子里去吧!”周兴惊恐万状,连忙叩头认罪。

原文:

周兴与丘神勣通谋,太后命来俊臣鞫之。俊臣与兴方推事对食,谓兴曰:“囚多不承,当为何法?”兴曰:“此甚易耳!

取大瓮,以炭四周炙之,令囚入中,何事不承!”俊臣乃索大瓮,火围如兴法,因起谓兴曰:“有内状推兄,请兄入此瓮!”兴惶恐,叩头伏罪。

扩展资料:

一、成语详解

【解释】:瓮:一种陶制的盛器。比喻用某人整治别人的办法来整治他自己。

【语法】:兼语式;作谓语、定语;用于书面语

【歇后语】:来俊臣的高招 ——请君入瓮

【近义词】以牙还牙、以毒攻毒

二、相关故事

唐朝女皇武则天,为了镇压反对她的人,任用了一批酷吏。其中有两个最为狠毒,一个叫周兴,一个叫来俊臣。他们利用诬陷、控告和惨无人道的刑法,杀害了许多正直的文武官吏和平民百姓。 有一回,一封告密信送到武则天手里,内容竟是告发周兴与人联络谋反。

武则天大怒,责令来俊臣严查此事。来俊臣心里直犯嘀咕,他想,周兴是个狡猾奸诈之徒,仅凭一封告密信,是无法让他说实话的;可万一查不出结果,太后怪罪下来,我也担待不起呀。这可怎么办呢?苦苦思索半天,终于想出一条妙计。他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酒席。

把周兴请到自己家里。两个人你劝我喝,边喝边聊。酒过三巡,来俊臣叹口气说:“兄弟我平日办案,常遇到一些犯人死不认罪,不知老兄有何办法?”周兴得意地说:“这还不好办!”说着端起酒杯抿了一口。来俊臣立刻装出很恳切的样子说:“哦,请快快指教。”

周兴阴笑着说:“你找一个大瓮,四周用炭火烤热,再让犯人进到瓮里,你想想,还有什么犯人不招供呢?”来俊臣连连点头称是,随即命人抬来一口大瓮,按周兴说的那样,在四周点上炭火,然后回头对周兴说:“宫里有人密告你谋反,上边命我严查。

对不起,现在就请老兄自己钻进瓮里吧。”周兴一听,手里的酒杯啪哒掉在地上,跟着又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连连磕头说:“我有罪,我有罪,我招供!”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请君入瓮

译文:

周兴和丘神勣合伙谋反,太后让来俊臣来审讯他。来俊臣趁着跟周兴一边吃饭一边研究事情的当口,对周兴说:“犯人大多不肯招供,应当采取什么办法?”

周兴说:“这很容易,拿一个大坛子,用炭火在周围烤,让犯人进到里边,什么事敢不承认!”“来俊臣于是找来一个大坛子,按周兴的方法周围升起炭火。

站起来对周兴说:“宫内有人递出状辞检举你谋反,请兄进到这大坛子里去吧!”周兴惊恐万状,连忙叩头认罪。

原文:

周兴与丘神勣通谋,太后命来俊臣鞫之。俊臣与兴方推事对食,谓兴曰:“囚多不承,当为何法?”兴曰:“此甚易耳!

取大瓮,以炭四周炙之,令囚入中,何事不承!”俊臣乃索大瓮,火围如兴法,因起谓兴曰:“有内状推兄,请兄入此瓮!”兴惶恐,叩头伏罪。

扩展资料:

请君入瓮的故事:

唐朝女皇武则天,为了镇压反对她的人,任用了一批酷吏。其中有两个最为狠毒,一个叫周兴,一个叫来俊臣。他们利用诬陷、控告和惨无人道的刑法,杀害了许多正直的文武官吏和平民百姓。 有一回,一封告密信送到武则天手里,内容竟是告发周兴与人联络谋反。

武则天大怒,责令来俊臣严查此事。来俊臣心里直犯嘀咕,他想,周兴是个狡猾奸诈之徒,仅凭一封告密信,是无法让他说实话的;可万一查不出结果,太后怪罪下来,我也担待不起呀。这可怎么办呢?苦苦思索半天,终于想出一条妙计。他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酒席。

把周兴请到自己家里。两个人你劝我喝,边喝边聊。酒过三巡,来俊臣叹口气说:“兄弟我平日办案,常遇到一些犯人死不认罪,不知老兄有何办法?”周兴得意地说:“这还不好办!”说着端起酒杯抿了一口。来俊臣立刻装出很恳切的样子说:“哦,请快快指教。”

周兴阴笑着说:“你找一个大瓮,四周用炭火烤热,再让犯人进到瓮里,你想想,还有什么犯人不招供呢?”来俊臣连连点头称是,随即命人抬来一口大瓮,按周兴说的那样,在四周点上炭火,然后回头对周兴说:“宫里有人密告你谋反,上边命我严查。

对不起,现在就请老兄自己钻进瓮里吧。”周兴一听,手里的酒杯啪哒掉在地上,跟着又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连连磕头说:“我有罪,我有罪,我招供!”

相关人物:

1、周兴

武则天朝著名酷吏。京兆长安(今陕西西安市)人。他少年学习法律,入仕后在尚书省任都事,累迁司农少卿、秋官侍郎,执掌刑狱。他极力支持武则天当政,曾上疏要求取消李唐宗正属籍,因而受武则天重用,擢任尚书左丞。他“屡决制狱,文深峭,妄杀数千人”。

公元683年12月27日,唐高宗李治死后,武则天以新兴政治势力的总代表,操纵了李唐王朝的最高权力。嗣圣元年(684)二月,她废了中宗李显,自己临朝称制,独揽朝政。为了巩固最高统治地位,武则天除了动用军队镇压武装反抗势力之外,又大兴告密之风。

大开诏狱,推行高压控制政策,“内纵酷吏周兴、来俊臣等数十人为爪吻,有不慊若素疑惮者,必危法中之”。周兴正是在这种政治条件下,仗势横行,肆意滥杀的。他与别的酷吏相互勾结,揣测武则天之意,专以告密诬陷为事,捕将相,杀官吏,以致“朝野震恐,莫敢正言”。

2、武则天

武则天(公元624年—公元705年12月16日),本名珝,后改名曌,山西文水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正统女皇帝(690年―705年在位),也是即位年龄最大(67岁即位)、寿命最长的皇帝之一,后世将其与汉朝的吕后并称为“吕武”。

武则天十四岁时入后宫,为唐太宗才人,获赐号“武媚”。唐高宗时封昭仪,后为皇后,尊号“天后”,与高宗并称“二圣”。高宗驾崩后,作为唐中宗、唐睿宗的皇太后临朝称制。690年,武则天宣布改唐为周,自立为帝,定洛阳为都,称“神都”,建立武周。

705年,武则天病笃,宰相张柬之发动兵变,拥立唐中宗复辟,迫使其退位,史称“神龙革命”。中宗恢复唐朝后,上尊号“则天大圣皇帝”。705年11月,武则天崩逝,年八十二。中宗遵其遗命,改称“则天大圣皇后”,以皇后身份入葬乾陵,累谥为则天顺圣皇后。

武则天在位前后,肆杀唐宗室,兴起“酷吏政治”,但“明察善断”,多权略、能用人,奖励农桑、改革吏治,重视选拔人材。武则天多智略,兼涉文史,颇有诗才,有《垂拱集》《金轮集》,今已佚,《全唐诗》存诗四十六首。

译文编辑有人告密说文昌右丞周兴和邱神勣串通谋反,太后(武则天)便命令来俊臣审这个案子。(有一天)来俊臣请周兴到家里作客,他们一边议论一些案子,一边相对饮酒。来俊臣对周兴说:“有些囚犯再三审问都不肯承认(罪行),有什么办法使他们招供呢?”周兴说:“这很容易!(只要)拿一个瓮,用炭火在周围烧(这个瓮),然后让囚犯进入瓮里去,什么罪他敢不认?”来俊臣就(吩咐侍从)找来一个瓮,按照周兴的办法用炭在周围烧着,于是来俊臣站起来对周兴说:“有人告你谋反,(太后命令我审问你)请老兄自己钻进这个瓮里去吧!”周兴非常惊慌,当即磕头承认罪行。

译文:大臣周兴与人谋反.武则天命来俊臣招来周兴.两人共饮论事.来俊臣问周兴:"囚犯多不认罪,有何办法?"兴说:"好办.取一口大缸来,四周用火烧,将罪犯投入,何罪不承认."来俊臣马上叫抬来一口大缸,四周点火如法刨制.站起来对周兴说:"老兄,有人告你谋反,请你进去吧."兴立刻低头认罪。

译文:

周兴和丘神勣合伙谋反,太后让来俊臣来审讯他。来俊臣趁着跟周兴一边吃饭一边研究事情的当口,对周兴说:“犯人大多不肯招供,应当采取什么办法?”

周兴说:“这很容易,拿一个大坛子,用炭火在周围烤,让犯人进到里边,什么事敢不承认!”“来俊臣于是找来一个大坛子,按周兴的方法周围升起炭火。

站起来对周兴说:“宫内有人递出状辞检举你谋反,请兄进到这大坛子里去吧!”周兴惊恐万状,连忙叩头认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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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法

近代 王韬

易曰:穷则变,变则通。知天下事,未有久而不变者也。上古之天下,一变而为中古。中古之天下,一变而为三代。自祖龙崛起,兼并宇内,废封建而为郡县,焚书坑儒,三代礼乐典章制度,荡焉泯焉,无一存焉。三 代之天下,至此而又一变。自汉以来,各代递嬗,征诛禅让,各有其局,虽疆域渐广,而登王会列屏藩者,不过东南洋诸岛国而已,此外无闻焉;自明季利玛窦入中 国,始知有东西两半球,而海外诸国,有若棋布星罗;至今日,而泰西大小各国无不通和立约,叩关而求互市,举海外数十国悉聚于一中国之中,见所未见,闻所未 闻,几于六合为一国,四海为一家;秦、汉以来之天下,至此而又一变。

呜呼!至今日而欲辨天下事,必自欧洲始!以欧洲诸 大国,为富强之纲领,制作之枢纽。舍此,无以师其长而成一变之道。中西同有舟,而彼则以轮船,中西同有车,而彼则以火车;中西同有驿递,而彼则以电音;中 西同有火器,而彼之枪炮独精;中西同有备御,而彼之炮台水雷独擅其胜;中西同有陆兵水师,而彼之兵法独长。其他则彼之所考察,为我之所未知;彼之所讲求, 为我之所不及。如是者直不可以偻指数。设我中国至此时而不一变,安能埒于欧洲诸大国,而与之比权量力也哉!

然而一变之道难矣。以今日西国之所有,彼悍然不顾 者,皆视以为不屑者也。其言曰:我用我法以治天下,自有圣人之道在。不知道贵乎因时制宜而已。即使孔子而生乎今日,其断不拘泥古昔,而不为变通,有可知 也。今观中国之所长者无他,曰:因循也,苟且也,蒙蔽也,粉饰也,贪罔也,虚骄也;喜贡谀而恶直言,好货财而彼此交征利。其有深思远虑矫然出众者,则必摈 不见用。苟以一变之说进,其不哗然逐之者几希!盖进言者必美其词曰:中国人才之众也,土地之广也,甲兵之强也,财力之富也,法度之美也,非西国之所能望其 项背也。呜呼!是皆然矣。特彼知人才之众,而不知所以养其人才以为我用;知土地之广,而不知所以治其土地以为我益;知甲兵之强,而不知练其甲兵以为我威; 知财力之富,而不知所以裕其财力,开源节流,以出诸无穷而用之不匮;知法度之美,而不知奉公守法,行之维力,不至视作具文。凡此皆其蔽也。故至今日而言 治,非一变不为功。

变之之道奈何?其一曰:取士之法宜变也。贴括一道,至今日而所趋益下,庸腐恶劣不可向迩。乃犹以之取士,曰制科,岁取数千百贸然无知之人,而号之曰士。将来委之以治民,民其治乎?故我曰:取士之法不变,则人才终不出。

其一曰:练兵之法宜变也。今之陆营水师,其著于籍 者,有名而无实。当事者以兵不足恃,又从而募勇,能聚而不能散。今天津驻防之兵至十万,虽足以拱卫神京,翼保畿辅,以壮声威而遏戟铁;而他处海防均须整 顿,绿旗满营,水师战舰,皆当易器械,更船舶,使之壁垒一新,而不得仍以戈矛弓矢从事。苟仍其旧而不早为之计,是谓以不教民战,无殊驱之就死地也。故我 曰:兵法不变则兵不能强。

其一曰:学校之虚文宜变也。今所设教谕训导,小邑 一人,大邑两人,虚糜廪粟,并无所事。且其人,类皆阘冗无能,龙钟寡耻,不足为士之表率。书院山长,祈取声誉,以所荐之荣辱为去留,而每月所课,不过奉行 故事而已。是朝廷有养士之名,而无养士之实也。是反不若汉时所立国子监,天下士子,犹得读书于其中也。

其一曰:律例之繁文宜变也。昔高祖入关,其与民 约,不过曰法三章耳。近世之吏,上下其手,律例愈密而愈紊,不过供其舞文弄法巳耳。拘牵文义,厥弊日滋。动曰成例难违,旧法当守,而一切之事,都为其所束 缚驰骤矣。是朝廷有行法之名,而无奉法之实也。是不如减条教,省号令,开诚布公,而与民相见以天也。

凡是四者,皆宜亟变者也。四者既变,然后以西法参用乎其间。而其最要者,移风易俗之权,操之自上。而与民渐溃于无形,转移于不觉。盖其变也,由本以及末,由内以及外,由大以及小,而非徒恃乎西法也。(1874年《循环日报》)

【作者介绍】

王韬(1828年11月10日-1897年5月24日),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我国历史上第一位报刊政论家。1874年在香港集资创办《循环日报》,评论时政,提倡维新变法,影响很大。今天,我们读他的代表作《变法》(1874),仍然感觉到充满了批判性的时代精神。

王韬认为,“变”是历史的要求,自古而然;并认为,当 时的中国师法的对象就是欧洲。但是,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却对“西国之所有”既“不顾”亦“不屑”,更自我安慰道:“我用我法以治天下,自有圣人之道在”。可 悲的是,135年后的今天,这种抱残守缺的心态仍然是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想。强烈的民族主义让国人莫名其妙地自信于传统和文化。

王韬的“变法”论,不是简单的法律、制度的移植,而是 由表及里、由本及末、由内及外、由大及小,移风易俗,无形无觉的“全面变革论”。他对症下药地指出,中国亟需完成以下“四变”:“其一曰:取士之法宜变也 ”,“其一曰:练兵之法宜变也”,“其一曰:学校之虚文宜变也”,“其一曰:律例之繁文宜变也”。王韬的“四变”切中时弊。遗憾的是,此“四变”并未得到 践行。大清国因此在内忧外患的夹击中轰然倒塌。

王韬的“四变”至今仍然是强国富民的正道和根本。其一与现代文官制度有关;其一与军队国家化有关;其一与教育社会化有关;其一与克服法律文牍主义有关。王韬似乎具有自由法系的思想,认为法律制度应该是灵活务实而顺应社会需要的。

作为一位办报人和报刊政论家,王韬并没有谈及言论自由的问题,而直接从制度建设入手。作为现实政治,这无疑是理性的策略。制度建设、“变法”,不过是手段和程序,有了它们,社会自然而然地能够移风易俗,且“转移于不觉”。没有制度的实践,雾里看花的争论其实都是多余的。

【来源:第一哲学】

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我国历史上第一位报刊政论家,初名王利宾,字兰瀛;十八岁县考第一,改名为王瀚,字懒今,字紫诠、兰卿,号仲弢、天南遁叟、甫里逸民、淞北逸民、欧西富公、弢园老民、蘅华馆主、玉鲍生、尊闻阁王,外号“长毛状元”。江苏苏州府甫里村(今角直镇)人。1845年考取秀才。1849年应英国传教士麦都士之邀,到上海墨海书馆工作。1862年因化名黄畹上书太平天国被发现,清廷下令逮捕,在英国驻沪领事帮助下逃亡香港。应邀协助英华书院院长理雅各将十三经译为英文。1867冬-1868春年漫游法、英、苏格兰等国,对西方现代文明了解更深。1868-1870年旅居苏格兰克拉克曼南郡的杜拉村,协助理雅各。1870年返香港。1874年在香港集资创办《循环日报》,评论时政,提倡维新变法,影响很大。1879年,王韬应日本文人邀请,前往日本进行为期四个月的考察。王韬考察了东京、大阪、神户、横滨等城市,写成《扶桑记游》。王韬在1884年回到阔别二十多年的上海。次年任上海格致书院院长,直至去世。1894年为孙中山修改《上李鸿章书》,并修书介绍于李鸿章的幕友罗丰禄、徐秋畦等。王韬一生在哲学、教育、新闻、史学、文学等许多领域都作出杰出成就,著有《韬元文录外编》,《韬元尺牍》、《西学原始考》、《淞滨琐话》、《漫游随录图记》、《淞隐漫录》等四十余种。

【来源:百度百科】

内容太多,翻译太困难。

求文言文翻译

承庆尝谓人所以扰浊浮躁,本之於心,乃著《灵台赋》。

韦承庆经常告诉别人说,人之所以困扰惊慌,轻浮急躁,根源都是在于自己的内心不安定,于是写下了《灵台赋》。

若亟毁而败,则是庇朽木、乘胶船也。

如果这么快就遭到破坏,那就是在腐烂的树木下庇荫,乘着胶船去游行了。

朽木和胶船是两个典故。

《论语·公冶长》:“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于予与何诛。’”

《庄子·齐物论》:“形容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

《史记》卷四:康王卒,子昭王瑕立。昭王之时,王道微缺。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其卒不赴告,讳之也。唐·张守节《史记正义》引《帝王世纪》云:“昭王德衰,南征,济于汉,船人恶之,以胶船进王,王御船至中流,胶液船解,王及祭公俱没于水中而崩。其右辛游靡长臂且多力,游振得王,周人讳之。”

《灵台赋》

岁已殚,夜向阑。风威劲,霜气寒。月斜临於栋首,河半落於檐端。心耿耿而不寐,魂茕茕而未安。乃振衣危坐,隐几太息。绎思於今古之津,伫怀於天地之域。粤若天分地开,古往今来。物之播焉成万品,人之生也配三才。伊生人之为贵,咸赋职於灵台。

彼灵台者,含粹而起,惟神所止。想四大之枢机,执五成之端揆,统精灵之往复,括性命之终始。坎凭慧而宣听,离假明而畅视。六仪竦而承尊,百骸运而为使。若众星之拱璿极,犹列国之宗玉扆。夫其鼓动陶甄,范围涵育。质微用广,如土圭之准盈缩;精灵器要,譬灰琯之调凉燠。抚二仪之干运,必用此而休复;阅庶类之区分,亦俟兹而大畜。奥室资明於洞户,飞轩寄转於轻轴。灵筠挺防露之篁,孤颖秀捎云之木。

其高也,巍乎峻峙,杰尔孤标,上干日月,迥冠云霄。其深也,如海之渟,如渊之邃,窅万仞兮沈以清,潜九重兮隐而閟;其平也,周道如砥,君子之夷局;其险也,蜀门若剑,小人之跂躅。弥性场而极览,溥情囿而环瞩,鲜开旷而闲凝,多郁堙而窘促,萌一绪而千变,兆片机而万触。无半刻而恬想,乃终年而汨欲。

大木百围而窾窍,长河九支而屈曲。怒则烈火扇於冲飚,喜则春露融於朝旭。惧惊怀其若坠,忧结念其如束。或漫漫而川浮,或迢迢而山属。繁襟雾合而烟聚,单思针悬而缕续。其骛时也,似飞蛾凌乱而投明烛;其趋利也,若饥乌联翩而争场粟。力方踬而犹骋,量已倾而未足。吹剑首而聒虞韶,握砆碔而衔荆玉。纤埃不让於山阜,巨海见排於井谷;沈浮兮靡定,去就兮多途。乍排下而进上,忽出有而入无。转息而延缘万古,回瞬而周流八区。形寥寥於衽席,虑淼淼於燕娱。乃荣乃华,如驰如驱。甚飞猱之蹻乔木,遇奔兕之逸修衢。虽杼轴而无已,吾未知其所图。

尔其清浊两资,臧否兼司。有缦者而密者,几附之而益之。勇怯於焉竞爽,明晦所以相欺。或外静而中躁,或情愠而颜怡,或趣睽而迹偶,或言信而诚疑。眉睫两连而相对,山河万重而在兹。莫睹其深沈之实抱,徒见其俯偻之虚姿。类阴阳之不测,匹神鬼之难期。不可审之以权量,不可卜之以著龟。争度长而自我,各守胜而为师;设皇纲而悬帝制,张地络而举天维。虽众条之所检辖,在斯轫而不能持。

徵善恶於遥祀,访贤愚於群册。轩昊用之而司契,尧舜守之而光宅,汤武任之以为王,桓文仗之而作伯。宏圣道者谓之周、孔,肆凶德者摄为桀、跖,体仁成曾、史之行,毓智举良、平之策。六国起争交之端,三方构鼎峙之迹。政焚书而骋暴,巨诵典而崇僻,嚭谗胥而获诛,靳谮原而受斥。轲发匣而挥匕,如睨楹而抗璧。萧、朱始谐而末衅,馀、耳初好而终隙。宠包诈而眤躬,牢蕴邪而附石。究回穴於今古,郁缤纷於载籍。匪外物之所婴,谅乃心之攸敌。

若乃无损无益,不盈不冲。湛虚明其若镜,坦宏量其如空,静凝神而合道,动应物而收功。得至无於象外,垂妙有於寰中。既吻合而悬解,且兼忘而大同。象罔之珠易索,橐籥之用无穷。入窅冥而超宇宙,翔寥廓而矫樊笼。斯上圣之神理,邈先几而感通。谅凡情之靡得,徒仰止於余衷。

至於宅义依仁,栖贞履顺。崇礼让之扃闼,耸温恭之墙仞,赴(左角右是)壑而全忠,处龙乡而执信。情居损而能酌,时处遯而无愠(注:一作道在恒而不振),游书圃而摭芳,挹文河而澡润,循雅度而成则,服嘉言而遣吝。乃懿士之清规,实吾人之所徇;持弱操而知勉,饬微躬而底慎。思不忮而不求,绝相靡而相刃。慨投笔而长想,聊缀音於末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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