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览仆诗者知仆之道焉文言文翻译
先解释词语：
故：连词，因此。因为前面说的原因，所以……
览：看、读。
仆：代词，我。古人的谦称。
道：个人的志向，为人处世所遵守的法则。
焉：兼有介词“于”加代词“此”的语法功能，相当于“于此”、“在这里”。
故览仆诗者，知仆之道焉：因此，读了我的诗的人，就了解了我所秉持的志向和原则都包含在其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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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猖獗”、“遂”及“用”字的理解
关于“猖獗”、“遂”及“用”字的理解
吴礼明
江西陈金海老师在《“猖蹶”是“失败”的意思么》（http://bbs.pep.com.cn/thread-268161-1-1.html）一文中说：“《隆中对》里有一个句子：‘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义于天下，而智术浅短，遂用猖蹶，至于今日。’ 我感觉人教版9年级上册语文教科书和配套教参对该句中‘猖蹶’的处理过于粗犷。”他并引用了教科书第196页注释③：“〔遂用猖蹶，至于今日〕就因此失败，（弄）到今天（这个局面）。用，因此。猖蹶，这里是失败的意思。” 我想，猖獗取“失败”意，各家字典义，没有问题。
岳春光老师引用陈瑞衡、邢昌鲁著《中学文言字词辨正》说：“猖”是“踢”的借字，“獗”是“蹶”的借字。《说文》：“踢，跌也。”“蹶”有“倒”义。“猖獗”即“踢蹶”，义为跌倒，栽跟头；引申为失败。又引张一建 潘明锋编著《古今汉语同形词辨析》说，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猖”是“伥”俗字，符定一《联绵字典》释“猖狂”时指出，猖，古止作昌，但本字当为伥。《说文解字》中没有“猖”字只有“昌”字。《说文》：“昌，……一曰仆也。”仆，颠仆的意思。蹶，倒下，跌倒的意思。又引《辞源》（1981年修订本）说，“猖獗”也作“猖蹷”、“猖蹶”。
其次，还有对于“遂”、“用”二字的理解。《康熙字典》引《正韵》说：遂，因也，两事相因而及也。以，而也。所以注释基本没有什么问题。当然，对于这一句的理解，还需要结合具体的句法层次分析，如下：
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义于天下，||而智术浅短，遂用猖蹶，|至于今日。
（原文：由是先生遂诣亮，凡三往，乃见。因屏人日：“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义于天下，而智术浅短，遂用猖蹶，至于今日。然志犹未已，君谓计将安出?”）
要说明的是，“至于今日”的情因中，有两点，一是“不度德量力”，另一是“智术浅短”。再进一步说，如果“我”度德量力，那么“我”便不会去“欲信大义于天下”的；而又因为“智术浅短”，导致了失败，所以便弄成今日这个局面了。所以后面说“然志犹未已”云云。
刘备先发问：“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义于天下，而智术浅短，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犹未已，君谓计将安出？”这段话字数不多，内容和层次却很丰富。就说开头一节，便不简单。这十二个字，表面上看是套话，其实不然。这话刘备必须说，也有意义。因为刘备是所谓“帝室之胄”，不能不先表明心忧天下的态度和心系王室的立场。有此“政治正确”的前提，自己要干一番大事业的话，说起来就理直气壮顺理成章；自己遇到困难需要帮助的话，也才能够得到同情。何况刘备对诸葛亮是寄于厚望的。他到隆中来，要找的不是处理具体问题的技术性人才，而是能够为他制定政治路线和总体战略的人，他当然要从天下大势说起。
接下来的话也有作用，那就是说明情况，宣示决心，表达诚意，提出问题。刘备实言相告：我现在情况不好（遂用猖獗），也没有办法（智术浅短），但我人还在，心不死（志犹未已），那么请问该怎么办（君谓计将安出）？
这些诸葛亮当然清楚。他理解刘备的心情，知道他的诚意，同时也清楚所谓“君谓计将安出”，不是要问我们皇上蒙尘了“计将安出”，而是他刘备至今一筹莫展 “计将安出”。于是，诸葛亮便为刘备分析形势。什么形势呢？就是“自董卓已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这话的意思再清楚不过，就是说，现在最大的问题，还不是什么“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而是大家都在抢地盘。我们大汉已经进入一个不问皇帝死活、纷纷抢占地盘的时代了。这个时候，说那些 “汉贼不两立”的费话没有意义，当务之急是给自己也弄他一块。地盘是最实在的。不管你是不是要“信大义于天下”，也不管你那个“光复汉室”是真是假，没有根据地，都是扯淡！
那么，身无分文，要啥没啥的刘备，也能弄到地盘吗？能。诸葛亮说：“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这意思同样也很清楚，就是强弱有无是会转化的。强者可能变弱，弱者可以变强。当年，曹操和袁绍相比，就像将军您现在和曹操，可谓“名微而众寡”。既然曹操能够战胜袁绍，那么，将军您怎么就不能战胜曹操呢？关键在于一要把握时机（天时），二要善于谋划（人谋）啊！
于是诸葛亮就帮刘备谋划。曹操“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我们不能打他的主意（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这个也只能联合，不能图谋（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可以下手的有两个地方，一个荆州，一个益州。荆州，包括南阳、南郡、江夏、零陵、桂阳、长沙、武陵（章陵废置无定）。它的北面是汉水、沔水（北据汉沔），南面是广东、广西（利尽南海），东边连着江苏、浙江（东连吴会），西边通到重庆、四川（西通巴蜀），这可真是“用武之国”。这样一个地方，如
果把它拿下，一盘棋也就活了。那么，能不能拿下呢？能。因为它的主人守不住。这就简直就是上天赐给将军的（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就看将军想要不想要了（将军岂有意乎）。
这是明知故问，也是实话实说。这个时候的刘备，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随便给他一块地方都是好的，何况是荆州，哪有不要的道理？但诸葛亮必须这么问。因为荆州是刘表的地盘，而刘表和刘备同为刘氏宗亲，哪有自家人抢自家人的道理？所以必须说清楚，这是 “天所以资将军”，因为“其主不能守”；也必须问一句“将军岂有意乎”，因为你不要还会有别人要。但答案，却是不言而喻，所以并不需要明确回答。
上一集我们留下了一个问题，就是刘备和诸葛亮这个君臣际遇，是刘备去找诸葛亮呢，还是诸葛亮主动去找刘备呢？这个问题历史上是有不同记载的，《三国志》说是刘备去找诸葛亮，用五个字做了记录，就是“凡三往，乃见”，但是《魏略》和《九州春秋》说是诸葛亮去找刘备。
按照这个《魏略》和《九州春秋》的说法，说这个事情是在建安十二年，也就是公元的207年，当时曹操已经基本上统一了北部中国，下一个要灭掉的目标就是荆州，所以荆州的形势已经非常紧急了。于是诸葛亮就北上去见刘备，因为刘备当时驻兵樊城，诸葛亮见到刘备以后，刘备不认识他，也不知道他，就把他当做一般的读书人，一般的士人，一般的人才来接待。大概当时也接待了很多这样的人，大家一起吃了个饭，吃了一个饭以后就散了，但是诸葛亮没走，刘备也没理他，也不问他有什么事，自己就拿了一个牦牛尾巴在那编起工艺品来，诸葛亮就说，将军的雄心壮志难道就是编工艺品吗？刘备手上拿着牦牛尾巴往旁边一扔，这什么话？聊以忘忧了。诸葛亮说，将军，您想一想刘镇南——刘镇南是谁？就是刘表，刘表当时的职务是镇南将军，所以简称他刘镇南——诸葛亮说请问将军，刘镇南比得上曹操吗？刘备说那比不上。诸葛亮又问，那将军您自己比得上曹操吗？刘备说那也比不上。诸葛亮说，刘镇南也比不上曹操，将军您也比不上曹操，难道你们就坐在荆州等死吗？就等着人家来宰割吗？刘备说，唉，我也发愁啊，没有办法！诸葛亮就给他出一个主意，说我们荆州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是北方来逃难的流民很多，而这些人都没上户口，不是我们的编户齐民，那么这一部分人的人力和财力政府就没有掌握，因此应该把这些人查清楚了，都给他们上上户口，那么该交税你交税，该出力你出力，该服兵役你要服兵役，那么荆州就强大了。
这就是《魏略》和《九州春秋》的记载，那么这个记载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和《三国志》的说法相冲突。《三国志》有没有根据呢？有，根据就在诸葛亮的《出师表》。我们现在习惯上说诸葛亮有两份出师表，一份叫《前出师表》，一份叫《后出师表》，这个《后出师表》是不是诸葛亮的作品是有争议的，历史学家们有不同意见，有人认为这是伪作，但是《前出师表》是没有疑问的。那么《前出师表》诸葛亮说得很清楚，是刘备三顾茅庐，他才出山。另外裴松之编完诸葛亮的这个集子以后，有一个《上诸葛亮集表》里面也是这么记载的，所以裴松之在为《三国志》作注的时候，他把《魏略》和《九州春秋》的说法他注在注文里面了，同时他发了一个议论，他说历史上由于历史学家文件不同，就是他的信息渠道不同，他的信息来源不同，是会有不同的记载，这很正常，但是这个事情如此冲突和矛盾太奇怪了。
其实这个也不能说很奇怪，而且诸葛亮登门自荐的这个说法，虽然是非主流意见，也还是有一批历史学家支持这种说法。比方说有一位刘啸先生就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做《“三顾茅庐”质疑》，他就认为“三顾”的说法靠不住，为什么呢？他认为，就刘备和诸葛亮双方而言，刘备固然需要诸葛亮，而诸葛亮更需要刘备。
因此他提出这样三点意见，第一点，就是诸葛亮这个人是一定要出山的，因为这个《三国志》里面说得很清楚：“自比管仲、乐毅”，管仲、乐毅他就是要出将入相、建功立业，要做事情的，而刘备对于他来说是最好的人选，就是作为一个老板的人选，这个道理我们在前面也已经说过了。诸葛亮不投靠曹操，不投靠孙权，甚至不就近就便为刘表服务，他就是要为自己选一个最好的老板，而刘备无疑是最好的人选，他岂肯在隆中坐等刘备“三顾”呢？那刘备不顾呢，不来找他怎么办？所以刘啸说，这等于说诸葛亮在那儿下了一个决心，你刘备不出来请我三次，我就在这个地方做一辈子农民了，这可能吗？你说他这样一个自比管仲、乐毅的人，他待在隆中干什么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第二点，刘备是需要人才，但他需要的是一群人，不是一个人；诸葛亮需要老板，他需要的不是一批老板，是一个老板。那么请大家想一想，是需要一群人的迫切呢，还是需要一个人的迫切呢？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刘啸先生说，以诸葛亮的智慧和当时他的社会地位，他发现刘备应该比刘备发现他要早。刘备因为很有名了，天下枭雄了，真是天下谁人不识君，谁不知道有一个刘备呢？刘备未必知道有一个诸葛亮。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该是诸葛亮去找刘备，何况当时形势已经非常紧急，已经到了燃眉之急的这样一个程度，他怎么可能坐在隆中还去等这个不一定有把握的三顾茅庐呢？所以刘啸先生得出一个结论来，三顾茅庐在逻辑上无法让人接受这个结论。应该说他这个分析还是有他的道理，那么这样一来就意味着我们要否定《三国志》、否定《出师表》，而这个是不可以否定的，就是《三国志》你可以否定，《出师表》否定不了，现在没有任何证据说《出师表》是伪作，《出师表》怎么说呢？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
这说得非常清楚，“由是”“遂许”这两个词把因果关系说出来了，是因为刘备三顾茅庐，而且和他讨论了当世之事，使他产生感激之心，这才同意追随刘备，遂许嘛。所以《出师表》否定不了，那么现在问题就只有这样一个办法了，就是既不否定《出师表》，也不否定《魏略》和《九州春秋》的说法，那又是怎么回事呢？我有一个猜想，就是《魏略》和《九州春秋》所说的这个事情也是真的：诸葛亮去找了刘备，有了那一番谈话，而且刘备也采纳了他的建议，但是还是没把他当做一等一的人才，于是诸葛亮他又回去了。回去了以后，刘备不知道什么原因突然恍然大悟，这个人才是帮助我成就大业的人，我必须把他请回来，那么就去了三次，再把他请回来。先有登门自荐，后有三顾茅庐。但是这个说法我说清楚，纯粹是我的猜想，没有任何其他的佐证。
要解清这个谜呀，这里面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刘备从袁绍那儿跑出来，然后投奔了刘表，在荆州待了多少年呢？六年，六到七年，为什么六年工夫诸葛亮和刘备都没有见过面？这其实也是本案的一个关键，那么也有不少历史学家试图来解释这个问题，因为觉得这个事情说不过去，于是提出一种说法，说实际上刘备是找过诸葛亮的，第一次去没见着，第二次去又没见着，所以到了建安十二年，也就是他来荆州六年之后，第三次他才见着了。这个说法有点问题，你说刘备这三顾，是不是建安十年一次、建安十一年一次、建安十二年一次，一年去找他一次？好像很难说得通，平均两年找他一次，更很难说通。也有人提出说，那是因为诸葛亮不好找，住得很隐秘，这个也是不通的，他又不是我们武侠小说里写的那种躲避仇家追杀的大侠，隐姓埋名躲在一个旮旯里，你找他不着，他老早就来到了荆州，而且你要知道他是刘表的亲戚啊，他和荆州的官场，和荆州的上流社会，和荆州的士人集团是有往来的，他怎么是一个找不到的人呢？所以这些理由看来是不能成立的。
对于这个问题也有历史学家试图做出解释，比方说尹韵公先生就提出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他认为诸葛亮当时的知名度不够。我们去读《三国志》对诸葛亮的描述是什么呢？“每自比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就是说诸葛亮自己自信是很强的，但是当时荆州的士人集团并不是一致认为他是一等一的人才，也有人对他不以为然。那么刘备听到别人对诸葛亮的介绍的时候，刘备会掂量一下，说这个是真呢还是假呢？他会犹豫，这么一犹豫几年就过去了。
另一方面，在诸葛亮这方面有心理障碍。因为诸葛亮给自己设计的这个目标，是到了这个集团以后他一定要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要当首席谋士，要当这个集团的二号人物，而刘备和关羽、张飞的关系过于密切，食则同器，寝则同床，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你很难挤进去，他也要犹豫。
那么这两个说法都有道理，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非常重要，就是年龄。我们要知道诸葛亮出山的时候是多少岁？26岁，刘备三顾茅庐的时候多少岁？46岁，那么将心比心，让一个46岁的身经百战的天下枭雄把一个26岁的从来没有表现过自己什么特殊能力的年轻人奉若上宾，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么怎么可能要求刘备在他四十岁的时候到一个乡下去请出个二十岁的人来当他的总参谋长呢？所以年龄也是重要的一个原因，如果不是后来曹操那么咄咄逼人，这个事说不定还要拖下去。总而言之，刘备他做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就是决定放下皇叔和长辈的架子，下乡去见一个比他小了二十多岁的没有任何头衔和功名的这么一个年轻人，所以三顾茅庐是可信的，登门自荐只能存疑。
刘备三顾茅庐，他是去了三次只见了一次呢，还是去了三次见了三次？一般人读《三国志》，从这五个字里读出了信息，“凡三往，乃见”，是觉得去了三次才见到。但是我们读诸葛亮的《出师表》，读陈寿《上诸葛亮集表》，不是这个意思，“三顾臣于草庐之中”，没有说去三次才见到一次。我们再去读杜甫的诗，“三顾频繁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也没有说去三次只见到一次，而且周汝昌先生解释“频繁”二字就是多次。因此有可能是去了三次见了三次，不但去了三次见了三次，很可能还不止去了三次，这个“三”是多次的意思，因为在古书里面“三”它可以表示多的意思，一而再，再而三，不是说只有三次嘛。可能去了多次，去了一次就谈一次，按照《出师表》的说法，“咨臣以当世之事”，不停地提问题，谈一谈天下我们应该怎么办怎么办，越谈越拢，越谈越投机，越谈越契合，越谈感情越好，了解越深，刘备拍板，这就是我要找的人，诸葛亮也拍板，这就是我要找的人。因此有可能是这种情况。
那么如果我们能确定这样一些结论，那么《三国演义》的三顾茅庐那就是地地道道的演义了，而且即便是刘备去了三次才见到一次，它也是演义，因为《三国志》里只有五个字：“凡三往，乃见”，但是《三国演义》的“三顾茅庐”写得非常精彩。第一次去，先看见一批农民在一边种地一边唱歌，走过去问，这个歌是谁创作的？孔明先生，然后再一看，说孔明先生住在哪里呢？农民说就住在那个山后面，一看这个山，哎呀，气象非凡。然后兴致冲冲地去了以后，碰上一个不懂事的小孩子在那儿看门，刘备说我来拜见先生，先生早上出去了，那先生到哪儿去了？不知道，行踪不定。那先生什么时候回来呢？不知道，来去不定。碰了钉子，碰了钉子以后只好很惆怅地看了看风景，然后碰见了诸葛亮的好朋友崔州平，当时刘备大喜过望，对面来一位先生，“道貌岸然”，这个“道貌岸然”是褒义词，就像贾宝玉见了林黛玉一样，贾宝玉见了林黛玉第一句话，哎呀，天上掉下来一个神仙似的妹妹，当时刘备看了对面走过来一个神仙似的哥哥，佩服得不得了，一谈还是一个朋友，他就被打动了。
到了第二回来了以后，先是见到他的两个朋友，一个是石韬石广元，白面长须，第二个朋友孟见孟公威，清奇古貌，坐在酒店里面唱歌，刘备就去谈。谈完以后再到庄上去，见到一个少年抱膝拥炉而歌，好像搞“超级男声”似的，又唱歌，又上去行礼，一问是诸葛亮他弟弟。然后再出来一老头，也是风度翩翩，世外高人的那个感觉，一问是他岳父。这么折腾了两回以后，刘备都已经佩服得五体投地了，说这个诸葛亮他住在这个地方，他把那个农民弄得跟大学生似的，一边劳动，一边唱歌，他的这些朋友，他的弟弟，他的岳父，一个个都不得了的高人，那他还得了吗！
所以到了第三次，刘备再去的时候，首先是择吉斋戒，沐浴更衣，态度就变了，很端正。然后走到卧龙岗的时候，下马步行，再走到草堂跟前，拱立阶下。说先生在午睡，不要打扰，不要打扰，刘备就在这儿等，一等再等。这个时候的刘备他已经不像一个上门招聘的大老板，像一个上门求婚的痴情人，他这个痴情和《西厢记》里面的张生有得一比。大家都听李昌集老师讲过《西厢记》，这张生和崔莺莺一见钟情，他想通过红娘去传递一些信息，他见到红娘是怎么说的呢？小生姓张名珙，字君瑞，本贯西洛人也，年方二十三岁，并不曾婚娶，红娘说什么，谁问你那么多了。那么刘备见到了诸葛亮看门的小孩子怎么说的呢，汉左将军宜城亭侯领豫州牧皇叔刘备特来拜见先生，把他所有头衔都说出来，那小孩怎么说呢，我记不住那么多。
这两个情节真是好有一比，实际上确实是这样，如果说戏剧中的崔莺莺是待字闺中，那么小说中的诸葛亮就是待价隆中，他们都在等，等自己最中意的人。我们知道在那样一个时代，君臣关系是有点像夫妻关系的，讲究什么呢？从一而终，在当时一个道德品德高尚的人，一旦选中了一个君主、一个老板，他会是很自律地要求自己从一而终的，是不能变节的。当然在那个时代变节的人也很多，改换门庭的人也很多，也不能认为就不道德，但是特别严格自律的人他是不变的，诸葛亮在道德上对自己要求是很高的，所也他是不能变的，所以他必须选准。那么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对方一定要有诚意，因为小说中的诸葛亮也好，戏剧中的崔莺莺也好，都是心气很高的人，绝不肯随便地以身相许，他一定要考验对方，他一定要摆足了架子，吊足了胃口，确确实实证明对方是诚心诚意，他才肯答应。
所以说《三国演义》这段描写是精彩的，很精彩，非常精彩，可惜是假的。但是虽然三顾茅庐是虚构的，仍然有意义，意义在哪儿呢？我们现在可以把它看做古代版的营销学教材，我们现在用现代视角看看这个事件就很有意思了，在这个事件中，刘备好比一家投资公司的大老板，他决定进行投资，要买断某一个人才，诸葛亮呢，就像一个准备应聘行政执行官的这个一个职业经理人，他们双方都有一个互相试探、了解的需要和过程，所以他这一套东西用现代的眼光一看就觉得整个的这些什么唱歌的农民，不懂事的童子啊，稀奇古怪的朋友全是托儿。这当然是我们今天站在现代视角回过头看这个问题得出的结论，甚至我也可以坦率地承认我这个推测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纯粹是我的个人意见，不是历史意见，也不是时代意见，也不是罗贯中的意见。
那么罗贯中的意见是什么呢？也就是说罗贯中为什么要这样写呢？我猜，两个原因，第一原因是好看，小说一定要好看。我对小说有个定义，有人问我说小说是什么？我的定义是，就是可以躺在床上看的东西，小说不好看就失去了“小说”的本来意义，而罗贯中《三国演义》写的这个三顾茅庐，你不管是真是假，好看，这是没有问题的，确实好看，这是他小说家、文学家他的需要。
第二个原因，与罗贯中本人可能有关系。罗贯中是元末明初人，参加过张士诚的农民起义，当过张士诚的幕僚，史书上说罗贯中这个人有志图王，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也是一个想出来辅佐一个人成就帝王之业的，只不过在后来的斗争中是朱元璋胜利了，他没有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和诸葛亮一样是出师未捷，不过他身没死就是了，罗贯中没死，但是这种失落感、寂寞感是一样的，所以他在塑造诸葛亮这个人物形象的时候，难免寄托自己的一些想法。何况诸葛亮这个人确实是中国古代读书人的一个榜样，中国古代读书人差不多都是有诸葛亮情结的，就是自觉不自觉地就把自个比做诸葛亮了。
但是我们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古代作为文化人精神偶像的很多啊，文天祥他也是精神偶像，岳飞也是精神偶像，还有很多这样的人，为什么惟独诸葛亮在中国读书人、文化人、知识分子，在人民群众当中他那个地位那么崇高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三顾茅庐，就是其他的不管岳飞、文天祥也好都不是皇上三请四请请出来的，就诸葛亮一个人请了三回。而中国古代的读书人他有一个矛盾心理，就是一方面他很想出来做事情，所谓学成文武艺，贷与帝王家，他这一肚子满腹的经纶，一肚子的学问，一身的本事，他有一个地方使啊，他要使用出来，他只有找一个好老板，因为他自己做不了老板；但是另一个方面他又清高，他的心理又很脆弱，他受不得打击，受不了冷遇，不愿意自己腆着脸找上门去让人家踢出来，最好是所有的老板所有的皇帝都是恭恭敬敬上门去请他出来，而这样的例子只有这一个。那么罗贯中作为这样的一个读书人，这样一个文化人，他摆出这个事情他能不大做文章吗？他肯定要大写特写，这个我猜测可能就是《三国演义》这个“三顾茅庐”它背后的这样一种心理。
那么不管怎么说，“三顾茅庐”是中国历史上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其实在我看来，是刘备先找诸葛亮，还是诸葛亮先找刘备，是见了三次谈了三次，还是去了三次谈了一次，都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他们谈了什么。如果说他们真的是谈了三次，我们就无法知道它的全部内容，我们只知道一个结论性的意见，那就是隆中对，在“隆中对”里面诸葛亮的政治天才表现得淋漓尽致，“隆中对”也成为中国古代一篇有名的对策。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在七年以前，也就是建安五年的时候，还有一个人向孙权提出了类似的建议，这个人也和诸葛亮一样主张“先三分、后一统”，那么这个人是谁呢？请看下集——隆中对策。
这一集我们讲《隆中对》，什么是“隆中对”呢？所谓“隆中对”实际上是刘备和诸葛亮在隆中的一次密谈，《三国志》说得很清楚：“因屏人曰”，也就是把其他的闲杂人等，甚至我估计连关羽、张飞都离开了那个密室，只有刘备和诸葛亮两个人谈，刘备就提了一个问题，刘备说：
“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义于天大，而智术短浅，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犹未已，君谓计将安出？”
这是刘备的提问，这段话历来不太被人注意，认为这不过是一番套话，一个帽子，就像我们现在写文章一样，穿鞋戴帽，要有一个起头。其实这段话是有意义的，就说开头这十二个字：“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就是现在我们汉王朝这个政权已经很危险了，曹操这个奸臣掌握了国家的政权，而我们的皇上实际上是在落难。这段话刘备是必须说的，这是他的身份决定的，因为他是所谓“帝室之胄”，就是他是以刘家的宗室、后代这个身份来参加这一轮角逐的，他必须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表明自己心系王室、心忧天下的这样一个政治立场，保证他政治上正确，这样他提出需要诸葛亮来帮助他的要求才能够得到理解，才能够得到同情。
接下来的那么一段话也不是空话，这段话的意义在于说明情况，宣示决心，表达诚意，提出问题。什么情况呢？就是我“智术短浅，遂用猖獗”；什么决心呢？“志犹未已”；这样才提出了“君谓计将安出”，请足下说说看，我该怎么办呢？他这样一番心意，诸葛亮当然是理解的，也是同情的。而且诸葛亮也非常清楚地明白刘备提出的关键问题，“君谓计将安出”，不是说主上蒙尘，我们皇上现在日子不好过该怎么办，而是我刘备智术浅短，遂用猖獗，至于今日，一直寄人篱下，颠沛流离，成不了大事，该怎么办？所以诸葛亮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不从“奸臣窃命，主上蒙尘”说起，他回答他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是什么呢？诸葛亮为刘备分析当今天下的形势，他说当今天下的形势是什么呢？是
“自董卓已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
什么意思？就是自从董卓作乱以后，各路诸侯分封割据，抢占地盘，我们大汉王朝已经到了一个大家都不管皇帝死活，只管自己抢占地盘的时代，就是这样一个形势。在这样一个形势下，我们该做什么呢？很清楚，我们也得抢占地盘。因为不管你的政治理想、政治抱负、政治目标是什么，是实实在在的真的要保卫我们当今皇上呢，还是为了实现个的野心，不管你是什么目标，也不管你是什么抱负，总之都有一个前提，必须有一块根据地。
在刘备和诸葛亮这一问一答当中，是很有文章的，而诸葛亮对刘备提问的回答是非常实在的。我们很多人崇拜诸葛亮，在我看来是没有崇拜到点子上，诸葛亮最值得我们学习的一条就是他的务实精神。刘备他处于那样的一种身份和立场，他必须从“奸臣窃命，主上蒙尘”说起，但是诸葛亮作为一个政治家，在两个人在密室里密谈的时候就不要再讲这些套话了，就得来点干货，干货是什么？咱也弄一块。
下面的问题就是，刘备一直是颠沛流离，寄人篱下，要啥没啥的，也能弄一块？诸葛亮说能，为什么呢？他说你可以看看曹操嘛，他说：
“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
你想想当年曹操和袁绍两个比，曹操名微而众寡，名声没有袁绍大，人马没有袁绍多，但是最后怎么样呢？曹操把袁绍干掉了，什么原因呢？一个叫做天时，一个叫做人谋，也就是说诸葛亮用这样一个事实告诉刘备：成事在天，谋事在人。看你会不会“谋”，如果会谋，那么现在你这个情况，你就好比当时的曹操，曹操就好比当时的袁绍，曹操能够以弱胜强，你刘备也可以以弱胜强啊，强弱它不是绝对的，也不是永恒的，强弱是矛盾的对立双方，而我们知道辩证法怎么告诉我们的呢？就是矛盾对立的双方无不在一定的条件下相互转化，弱者可以变强者，强者也可能变弱者，条件是什么呢？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
这个道理讲清楚了以后那还不解决问题呀，下面诸葛亮再实实在在地替刘备谋划，怎么人谋呢？那我现在就给你谋一谋，我们来看一看当今天下的形势。我相信当时密谈的时候恐怕是有一张地图的，我们现在也来看看这个地图，北方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北方原来冀州、青州、幽州、并州四州是袁绍的，兖州、豫州、徐州三州是曹操的，现在曹操已经把袁绍灭掉了，这一块地方是曹操的。那么曹操这个地方你能不能去打他的主意呢？诸葛亮说不行，为什么呢？他说：
今操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
这个太厉害了，政治上正确，有一面在当时看来正义的旗帜，保卫皇帝，力量又强，这个我们不能去跟他正面交锋。那么再看下面东边，江东地区，这块地方怎么样呢？诸葛亮说：
“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用为援而不可图也。”
这个地方已经经过父兄三代的经营，政权非常稳固，这个地方我们只能跟他联合、联盟，也不能打他的主意。那么可以打主意的地方呢？两个地方，第一个是荆州，我们来看看地图就知道，荆州这块地方有多大，荆州当时号称七郡，也号称八郡，因为它当中有一个郡，章陵郡是有时候设有时候废的，但是七个郡是没有问题的。而且这个地方我们看看地图，按照诸葛亮当时的说法是，它的北面是汉水和沔水，它的南面是现在的广东、广西，它的东面是现在的江苏、浙江，它的西面是现在的重庆、四川，兵家必争之地，也是英雄用武之地，这是个好地方。更好的是什么呢？其主不能守，这个地盘的主人他守不住，所以诸葛亮说：
“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
这个地方就是天准备送给你的，要不要啊？这是明知故问，刘备这个时候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随便给他个地方他都得要，何况是荆州这个好地方还有不要的？所以不需要回答，这个设问是不需要回答的。
接着再往下讲，另外还有一个地方益州，来看看地图就知道，益州这个地方也很大，当时的益州包括什么呢？包括现在的四川、重庆和陕西南部的一部分，就是汉中，就是汉中、巴郡、蜀郡等等这些地方都在当时的益州这个范围之内，尤其是汉中平原和成都平原，这两个地方诸葛亮说是“沃野千里，天府之土”。我们现在都知道成都平原那是天府之国，而且四面是山，当中一个平原，沃野千里，四季常青，物产丰富，易守难攻，而且当年高皇帝刘邦就是在汉中平原发迹的，他封的汉王嘛，所以诸葛亮说这也是一个好地方。这个地方现在属于谁呢？蜀这个地方属于刘璋，汉中属于张鲁，这两个人都不行，都不是好领导，所以这两个地方的人叫做“智能之士思得明君”，都盼望着有一个英明的君主去领导他们，那意思说这地方也是天准备送给你的。
好了，这两个地方既然是天要送给你的，那不要白不要，他当然没有明说，我们也懂这个意思，我们就把它拿下。拿下了以后怎么样呢？诸葛亮说：以将军您的声望，“信义著于四海”；以将军您的身份，“帝室之胄”；再以将军您的号召力，“总揽英雄，思贤如渴”。有这个身份，有这个名望，有这个号召力，你只要拿下这两个地方，就有了一个稳固的根据地。然后我们在这个根据地里面一方面把内部的政治搞好，另一方面把外部的关系搞好，联合孙权，意思就是说，那你就有一个独立王国了，当然这个话也没有明说出来。有了这个独立王国怎么样呢？一旦天下有变，您就派一位上将军从荆州北上，取道宛城，进攻洛阳，将军自己从益州出发，取道秦川，进攻西安，那个时候天底下的老百姓还不拿着酒、拿着菜、拿着饭、拿着肉夹道欢迎将军您吗？叫做：
“天下百姓熟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如是，如果这样的话，那你就成功了嘛。这番话说得刘备是醍醐灌顶、如梦方醒、恍然大悟，哦，原来所谓霸业或者帝业就是这样实现的，哎呀太好了，他说：“善！”太好了。当然，这个最终的目标没有实现，如果实现了的话，那么我们中国历史上要出现一个“后后汉”，因为你不好再它什么了，只好叫“后后汉”。
刘备说：“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义于天大，而智术短浅，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犹未已，君谓计将安出?”这是刘备的提问，这段话呢历来不太被人注意，认为这不过是一番套话，一个帽子，就象我们现在写文章一样，穿鞋戴帽，要有一个起头。其实这段话是有意义的，就说开头这十二个字“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就是现在我们汉王朝这个政权已经很危险了，曹操这个奸臣掌握了国家政权，而我们的皇上实际上是在落难。这段话刘备是必须说的，这是他的身份决定的，因为他是所谓“帝室之胄”就是他是以刘家的宗室、后代这个身份来参加这一轮角逐的，他必须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表明自己心系王室，心忧天下的这样一个政治历场，保证他政治上正确，这样他提出需要诸葛亮来帮助他的要求，才能够得到理解，才能够得到同情。
接下来的那么一段话也不是空话，这段话的意义在于说明情况，宣示决心，表达诚意，提出问题，什么情况呢？就是我“智术短浅，遂用猖獗”，什么决心呢？“志犹未已”，这样才提出了君谓计将安出，请足下说说看，我该怎么办呢？他这样一番心意，诸葛亮当然是理解的，也是同情的，而且诸葛亮也非常清楚地明白刘备提出的关键问题，“君谓计将安出”不是说主上蒙尘，我们皇上日了不好过该怎么办？而是我刘备智术浅短，遂用猖獗，至于今日。一直寄人篱下，颠沛流离成不了大事，该怎么办？所以诸葛亮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不从奸臣窃命，主上蒙尘说起，他回答他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是什么呢？
文言文翻译
孔融十岁的时候，随父亲到洛阳。当时李元礼名气很大，是一个司隶校尉。到他家去的人，都是那些才智出众的人、有清高称誉的人以及自己的亲戚。孔融到了他家门前，对下边的人说：“我是李府君的亲戚。”通报了上去，一起坐下来。李元礼问：“您和我有什么亲戚关系?”孔融回答说：“过去我的祖先仲尼（指孔子，即孔丘，字仲尼）和你祖先伯阳（指老子，即李耳，又称老聃，字伯阳）有师徒之称，所以我和您是世世代代友好往来都是亲戚关系。”李元礼和他的那些宾客没有一个不对他的话感到惊奇的。太中大夫陈韪后来才到，别人就把孔融说的话告诉给他听，陈韪说：“小的时候很聪明，长大了未必很有才华。”孔融听后说：“我猜想您小的时候一定很聪明吧。” 陈韪就非常尴尬。
孔融十岁时,跟着父亲去洛阳.当时李元礼名气很大,官任司隶校尉,登门拜访的,都是英俊的青年人才和声望贤明的人,还有李元礼的亲戚这些人才能被放进去.孔融到门口,对看门的任说:[我是李府君的亲戚.]然后孔融就进去了,坐到了李元礼面前.李元礼问:[你和我有什么亲戚关系呢?]孔融回答道:[我的祖先孔子和您的祖先老子(李耳)有师徒关系(孔子曾向老子请教礼的问题),这样来说我和你是世交.]李元礼和其他宾客没有一个不感到惊奇的.过了一会儿,太中大夫陈韪到了,有人把孔融说的话告诉他,陈韪说:[小时侯杰出的人,长大后不一定杰出.]孔融说:[我猜您小时侯肯定很聪明.]陈韪非常局促窘迫。
1、（李元礼和其他宾客）没有一个人不对他感到惊奇的。
2、 君、仆、或者(父、君亲、先君、先人等)在下年事已高，此题不会，只好胡蒙啊，误人子弟啊！
3、大：成年，长大 语1=话语，说过的话 语2=告诉
4、一方面反映了孔融的聪明机智，但也从另一方面反映了孔融比较会讽刺挖苦别人，而这正是他的性格——恃才傲物，盛气凌人。
参考资料
孔融(153～208)，字文举，建安七子之一，东汉文学家，鲁国曲阜人。家学渊源，是孔子的二十世孙。他年少时曾让大梨给兄长，自己取小梨，因而名垂千古。
灵帝时，辟司徒杨赐府。中平初(185)，举高第，为侍御史，然与中丞不合，托病辞归。后辟司空府为僚属，拜中军候，迁虎贲中郎将。献帝初平元年(190)，因忤董卓，转为议郎，出至黄巾军最盛的青州北海郡为相。兴平二年(195)，刘备表荐他领青州刺史。建安元年(196)，袁绍之子袁谭攻青州，孔融只身出奔，妻子被俘。曹操迁献帝都许昌，征孔融为少府。在许昌，因不满曹操雄诈,多所乖忤，被奏免官。后复拜太中大夫，退居闲职，好士待客，座上客满，奖掖推荐，声望甚高。但因屡逆曹操，终为所忌，枉状构罪，下狱弃市。
孔融是东汉末年一代名儒，是继蔡邕之后的文章宗师，亦擅诗歌。
谈孔融的作品，是离不开他的思想性格的。他的作品明显受到其思想性格的影响。整体来说，孔融作品受性格影响而形成了理直的“正气”、恃才傲物的“盛气”和旧式文人的“酸气”。本文主要通过孔融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生活环境和生平而形成的性格特点来揭示其性格对其作品的影响，进而形成的上述“三气”，下面分述之。
一、孔融深受儒家正统思想的影响而形成的理直“正气”。
1、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的“古国”，有着优良的文化传统。而儒学则一直是统治者所倡导的正统观念。它形成于2020多年前，是我们传统文化的重要组织部分。而儒家思想总体来说就是坚持亲亲、尊尊的原则，也就是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礼治的核心就是——异，即贵贱、尊卑、长幼等都有其特殊的行为规范，君是君，臣是臣，父父，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等要严格区分，而德治就是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认为无论人性善恶都能感化，即心理改造，非法治能及。人治则是重视人的特殊化，重视人的发展，认为人都有同情心，应调动其同情心，属天命论范围。而孔融乃孔子二十世孙，更是儒家学派的继承和倡导者。所以，他的思想应该是深受儒学的熏陶，传统的“纲常”、“仁义”等思想根深蒂固。据《建安七子集校注》（以下简称《校注》）载：“汉灵帝建宁元年（168），融十六岁，正值汉末党锢之祸。融兄孔褒的好友张俭，被宦官头子中常侍侯览所怨，诬俭为党人。俭亡命抵融家，孔褒外出，融收藏了张俭。后事泄，融与褒一并被捕入狱。兄弟二人争死，‘郡县疑不能决’，将案情呈上司处理，结果下诏判了孔褒的罪。孔融于是名声大振。”[1]在那个时代，象孔融这样的举动是非常难得的，也是社会所提倡的。所谓“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2]这是为人首先要遵循的，“孝弟仁者，其为仁之本与”孔老夫子都认为，孝敬父母，尊敬兄长，这就是“仁”之根本。而为兄赴死，不正是“士见危致命” [3]的儒家道德的典范吗？
2、反映在文学创作上，孔融也是受正统的“忠君”思想的支配。如《上书请准古王畿制》[4]：“臣闻先王分九圻，以远及近，……臣愚以为千里国内，可略从《周官》六乡，六遂之文，分取北郡，皆令属司隶校尉，以正王赋，以崇帝室。役自近以宽远，繇华贡献，外薄四海，揆文奋武，各存典书。”孔融以雄辩之才上此奏文，乃以恢复周王朝旧制，京都千里之内，不把土地封给侯王为借口，来限制曹操势力的扩张。此正为“忠君”和“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第十二》）的思想的重要表现，也即礼治的范畴。
再如《崇国防疏》[5]：“窃闻领荆州牧刘表桀逆放恣，所为不轨，至乃效祭天地，拟仪社稷。……前以露袁术之罪，今复下刘表之事，是使跛牂欲窥高岸，天险可得而登也。案表跋扈，擅诛列侯，遏绝诏命，断盗贡篚，招呼元恶，以自营卫，专为群逆，主萃渊薮。郜鼎在庙，章孰甚焉！桑落瓦解，其势可见。臣愚以为宜隐效祀之事，以崇国防。”孔融有感于北方的袁绍和南方的刘表相勾结，特别是刘表独霸一方，其行为仿照天子，因此上疏指斥刘表“桀逆放恣，所为不轨”，但主张对刘表采取容忍态度以维护国体。此种思想，都是“君臣纲常”论的体现。应该说，孔融的此种做法是试图维护君臣纲常论的。若按君叫臣死臣得死的观点看，这只是一种中庸的做法，而采取中庸做法的更深刻原因是国家已无能力进行剿灭，而孔融本身又是一文人，战绩不佳，亦无能力肩负此任，故此，才有“桑落瓦解，其势可见”的消极观点。
3、孔融为官，常荐举贤良，诱益后进。
孔融对曹操也曾寄与希望。当曹操拥戴献帝，并把他从残破的洛阳接到许昌，还能把孔融等社会名流委以重任，加上在战场上屡打胜仗的重多事实，孔融此时认为曹操有可能也有能力辅佐献帝，匡扶汉室。因此，在建安初年一段时间内，孔融多次荐举人才，还在作品中充分肯定曹操的功绩。例如写于建安元年的《六言诗》[6]三首其二：“郭李分争为非，迁都长安思归。瞻望关东可哀，梦想曹公归来。”其三：“从洛到许巍巍，曹公忧国无私，……”又《与王朗书》曰：“主上宽仁，贵德宥过，曹公辅政，思贤并立。策书屡下，殷勤款至。”孔融上述歌颂曹操的诗文，说明其正统思想根深蒂固，内心深处总以匡扶汉室为己任。而他的荐举贤良，也是围绕着这一思想而进行的。如：《上书荐谢该》、《上书荐赵台卿》、《荐祢衡疏》等，都是此种刚正性格的体现。
孔融一方面高才居傲，自以为当时豪杰皆不能及，另一方面也颇具知人之贤。他宽容好士，有能指出其缺点者，则背后便称道这个人的优点，若了解别人的优点而未举荐，则认为是自己的过错。这岂不是“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论语•述而第七》）的儒家思想的写照吗？他荐举比他小20岁的祢衡，也是为了提携后进，广集人才，以备匡扶汉室之用。这充分体现了儒家之传统“正气”。
二、孔融的刚直认真性格反映在作品中体现出了他恃才傲物的“盛气”。“
1、孔融小时就很有名气，除“让梨”和救“张俭”外，还有一个故事，据《世说新语•言语第二》[7]载：“孔文举年十岁，随父到洛。时李元礼有盛名，为司隶校尉。诣门者，皆俊才清称及中表亲戚乃通。文举至门，谓吏曰：‘我是李府君亲’。既通，前坐。元李问曰：‘君与仆有何亲？’对曰：‘昔先君仲尼与君先人伯阳有师资之尊，是仆与君奕世为通好也。’元李及宾客莫不奇之。太中大夫陈韪后至，人以其语语之，韪曰：‘小时了了，大未必佳。’文举曰：‘想君小时必当了了。’韪大踧踖。”这个故事一方面反映了孔融的聪明机智，但也从另一方面反映了孔融比较会讽刺挖苦别人，而这正是他的性格——恃才傲物，盛气凌人。
谈到“盛气”，曹丕在其《典论•论文》中便指出“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刘勰在《文心雕龙•才略篇》也说：“孔融气盛于为笔，祢衡思锐于为文！有偏美焉。” [8]如他看到盛孝章被困在孙权处，生命危在旦夕时，为了急于救这位名士，他写信给曹操，从交友之道和为国求贤两方面来写，其言词恳切，激情极为强烈。“海内知识，零落殆尽，惟会稽盛孝章尚存。其人困于孙氏，妻孥淹没，单孑独立，孤危愁苦。若使忧能伤人，此子不得复永年矣。《春秋传》曰：‘诸侯有相灭亡者，桓公不能救，则桓公耻之。今孝章实丈夫雄也。天下谈士，依以扬声；而身不免于幽执，命不期于旦夕，是吾祖不当复论损益之友，而朱穆所以绝交也。公诚能驰一介之使，加咫尺之书，则孝章可致，友道可弘也。今之少年，喜谤前辈，或能讥平孝章；孝章要为有天下大名，九牧之民，所共称叹。燕君市骏马之骨，非欲以骋道里，乃当以招绝足也。惟公匡复汉室，宗社将绝，又能正之。正之之术，实须得贤。珠玉无胫而走自至者，以人好之也，况贤者之有足乎？昭王筑台以尊郭隗，隗虽小才，而逢大遇，竟能发明主之至心，故乐毅自魏往，剧辛自赵往，邹衍自齐往。向使郭隗倒悬而王不解，临溺而王不拯，则士亦将高翔远引，莫有北首燕路者矣。” [9]这就是《与曹公书论盛孝章》一文气盛的根本所在。此段文字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心焦与情急碰撞出交友与惜贤之火花，论据充分而才气倍显，正所谓建安风骨是也。
2、孔融的气盛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其性格所决定的，他恃才傲物，看不起别人，倚仗圣人之后的身份，认为别人不能把自己怎么样。在他的思想中，始终贯穿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凌人气质。这种气质反映在作品中就是恃才放旷。如《难曹公表制禁酒书》[10]中：“酒之为德久矣，古先哲王，类地禋宗，和神定人，以济万国，非酒莫以他。”并且引述大量证据，说明酒之于人的好处。即“酒何负于治者哉？”。而且还强词夺理，借以显示其跌宕的性格和犀利的笔锋。如“虽然，徐偃王行仁义而亡，今令不绝仁义；燕哙以让失社稷，今令不禁谦退；鲁因儒而损，今令不弃文学；夏、商亦以妇人失天下，今令不断婚姻。”曹操越是禁酒，他越是：“坐上客恒满，樽中酒不空。” [11]在他的思想中，反对曹操禁酒，其实是借题发挥，其主要用意在于他反对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临了干脆一针见血地揭出曹操的老底：“疑但惜谷耳，非以亡王为戒也。”由于其性格的放荡不羁，所以作品中明显反映了他对曹操的嘲讽，其刚直不阿之态跃然纸上。孔融的性格特点是认真，而认真便趋于激烈，便会形成强烈的创作激情，故使上文反映出“气盛”之特点。
3、孔融的“气盛”不光反映在文上，他的《临终诗》[12]也可视为“使气以命诗”的产物。此诗仅十六句，包含着作者的满腔愤怒！“言多令事败”，他已意识到将被杀害，这个结果的产生是好发议论。为此，他感到当时的社会太黑暗了：“谗邪害公正，浮云翳白日”，正直的人倒霉，而耍阴谋诡计和阿谀奉承的人反而吃得开。他感到众人谗言的可畏：“三人成市虎，浸渍解胶漆。”尽管人言可畏和正直而好发议论的人倒霉，但他那圣后的做人准则是不可更改的——宁可站着死，决不跪着生。从结末二句看：“生存多所虑，长寝万事毕”，并无一点悔恨之意，这也正应了“舍生取义”的儒家精神。
4、正因为孔融跌荡放言的“气盛”才刚直以见杀。
东汉末，时局动荡不安，社会思潮渐趋解放，儒家思想已不能成为完全规范人们的行为准则了。由于孔融耿介豪纵的性格，则其言行经常出格。如时常不穿官服，不戴头巾，甚至认为孝道也是不足守的。他甚至说：“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 [13]这种离经叛道的言论，在当时汉提倡“以孝治天下”的背景下，我们多么佩服他的胆识。汉末天下大乱，农民起义，打破了武帝以来儒家思想被神化的局面，随之出现了思想活跃的新形势。孔融在思想解放之际，表现的比一般文人更为大胆，这对他身为孔子二十世孙来说，更显得难能可贵。孔融的恃才傲物，口无遮拦还表现在《嘲曹公为子纳甄氏书》和《与曹公书啁征乌桓》中。当曹操攻下邺城后，曹丕私纳袁绍子袁熙妻甄氏，孔融则用历史上无有之事“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来嘲讽当时所发生的事，使曹操无可奈何，啼笑皆非。又如曹操北征乌桓，孔融写道：“大将军远征，萧条海外，昔肃慎氏不贡楉矢，丁零盗苏武牛羊，可并案也。”这是讽刺曹操征乌桓乃是小题大做，其通脱与酸气并行，清峻与慷慨互见。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再加上上述原因，终使曹操将其枉状构罪，下狱弃市。
三、孔融也有一般读书人的毛病——酸气。
孔融出身孔圣世家，从小就受儒家思潮影响，也具有一般旧文人的“酸气”。如《离合作郡姓名字诗》：[14] “渔火屈节，水潜匿方。与峕进止，出行施张。吕公矶钓。阖口渭旁。九城有圣，无土不王。好是正直，女回于匡。海外有截，隼逝鹰扬。六翮将奋，羽仪未彰。虵龙之蛰，俾也可忘。玟璇隐耀，美玉韬光。无名无誉，放言深藏。按辔安行，谁谓路长。”此诗纯为文字游戏，用二十二句诗，拼凑成“鲁国孔融文举”六个字。无甚意义，只是想彰显其才。从中，我们可以闻到旧式文人的酸腐气息。
孔融有着读书人普遍存在的毛病，还表现在眼高手低，自以为才华盖世，想干些大事，但大事干不了，小事又不干。所用的人也都是轻浮士人，只会饮酒做诗，高谈阔论，但干不了也不想干实际的事。这从孔融的几次败绩就可见其能力了。他虽然有很高的抱负，也看不起同僚们迎来送往的碌碌无为，可是他的干法更脱离实际。虽然在文化上有一些成果，但在经济上、军事上就不行了，以至后来无处安身。在政治上更混乱了，他看不出复杂问题的关键，也治不了狡猾的下级官吏，做事又没条理，有时放松管理，有时“一朝杀五部督邮”，“奸民污吏，猾乱朝市，亦不能治。”（《后汉书•本传》），这也为怀恨他的人提供了击败他的口实。
孔融虽具一般文人的酸气，但也酸的有个性。他的文章通脱、清峻。这在《难曹公表制禁酒书》中，表现的比较明显，简直是口无遮拦，慷慨陈辞，极尽讥讽之能事。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就指出：“孔融作文，喜用讥嘲的笔调……我们可以瞧出他并不大对别人讥讽，只对曹操。”而这也正是他酸的个性。
孔融的文章总的来说都能深刻反映现实和人民的心声，而艺术形式健康有力，形式与内容、思想与艺术紧密结合，格调慷慨悲凉，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建安风骨。它对于当时人们对文学的看法和一代文风的转变起到了推动、促进作用。对现在我们的文风也有启迪作用。
孔融维护传统君臣纲常礼制的信心与行为坚定而有力，为人正直而豪爽，那种为“正义”而不惧赴死的精神，正是国人的民族精神之魂的真实写照。
孔融不光本身如此，就连他所推荐的人也如他一样狂放傲慢、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如他推荐的祢衡，此人读书很多，狂傲无比。孔融向曹操推荐祢衡，说他德才兼备：“淑质贞亮，英才卓跞。初涉文艺，升堂睹奥，目所一见，辄诵于口，耳所暂闻，不忘于心，性与道合，思若有神。弘羊潜计，安世默识，以衡准之，诚不足怪。忠果正直，志怀霜雪，见善若惊，疾恶如仇。任座抗行，史鱼厉节，殆无以过也。鸷鸟累百。不如一鹗。使衡立朝，必有可观。飞辩骋辞，溢气坌涌，解疑释结，临敌有余。” [15]可是，祢衡初见曹操便轻狂无礼，把荀彧、荀攸、郭嘉、张辽、徐晃等文武百官大加贬低之词，甚至称作奴才，曹操能不恼火？曹操忍住怒火，让祢衡作帐下鼓吏，祢衡却裸体击鼓骂曹，曹操对祢衡十分痛恨，终于借刘表之手，刘表又借黄祖这个武夫之手杀害了祢衡。但曹操对孔融也很生气，怀疑孔融荐举祢衡的用心是侮辱自己。这就进一步加重了曹操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决心。
总之，孔融是中国古代社会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说他典型，是因为在他身上体现了中国千百万知识分子的共性。他的性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他的悲剧命运，同样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因此，他个人的性格和命运悲剧不仅属于那个时代，也属于整个中国古代社会知识分子群体。
孔融是名门之后，享有家世的威望，这在注重门第，注重正统的古代社会里，是相当了不起的资本，孔融自己对此也是引以为豪的——正气；优越感和中国知识分子最足以自命不凡的卓越才华结合起来，构成了他性格中的刚直不阿，不畏权贵的一面——盛气；而中国知识分子是在儒家传统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而儒家的积极入世思想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每一个知识分子的心态——酸气，孔融也不例外。他才高气盛，对人生抱有幻想。而到了晚年，由于有志难申，加上他和曹操矛盾的激化，他的思想开始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又明显体现在作品上。而每次性格波动，都有作品的体现。这种变化是无意识的，是人生不得志的必然。
在古代社会里，独裁专治是极其残酷的，统治阶级总希望臣民逆来顺受，而知识分子偏又不理会这一套。因为他们本身是一支较为进步的社会力量，因此比统治者更接近人民，更能同情人民，更能反映人民的苦难，因而也就想通过参与政治，实现自己广济苍生的抱负。这又是统治阶级最忌讳的。这样就决定了知识分子命运的悲惨性。他在被曹操杀害之前发出的“生存多所虑，长寝万事毕”的无可奈何的悲叹，也就是必然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