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文旧唐书全文翻译
原文：
叔文败，坐贬连州刺史。在道，贬朗州司马。地居西南夷，士风僻陋，举目殊俗，无可与言者。禹锡在朗州十年，唯以文章吟咏，陶冶情性。蛮俗好巫，每淫祠鼓舞，必歌俚辞。禹锡或从事于其间，乃依骚人之作，为新辞以教巫祝。故武陵溪洞间夷歌，率多禹锡之辞也。
译文：
王叔文失败后, 刘禹锡亦获罪贬为连州刺史, 赴任途中, 又贬为郎州司马。郎州在西南夷人之地, 风气很落后, 习俗处处与中原不同, 没有一个能交谈的人。刘禹锡在郎州十年, 惟有靠作文吟诗来陶冶性情。蛮夷之风俗崇尚巫术, 每每滥修祠庙, 击鼓舞蹈, 必定唱言辞俚俗的歌曲。刘禹锡间或也参与其中, 便依照屈原等人作品, 写了新辞教巫祝歌唱。所以郎州地方夷人唱歌,多是刘禹锡所做歌词。
褚亮，字希明，唐代大臣，唐朝阳翟(今禹州)人，又说为钱唐(今杭州余杭)人。少年时机警敏捷，聪明好学，博览群书，善文工诗，喜交游名士。在陈隋时已有显名，十八岁仕后陈，陈至德元年(583)，访尚书左仆射徐陵，受到赏识。陈后主闻而召见，命即席赋诗，在座诸人皆频首称许，任为尚书殿中侍郎。陈亡后入隋，为东宫学士、太常博士。大业中，炀帝嫉才，诬与杨玄感有牵连，贬为西海郡司户。大业十三年(617年)，金人校尉薛举割据称王，任亮为黄门侍郎，参与机密。十四年，秦王李世民消灭薛举，入唐后为秦王府文学(如同教官)，后唐太宗每次征伐，亮常随军参预密谋，侍从征战。唐立国之初，褚亮常对内外大政提出建议，曾劝止唐高祖冬猎，以免扰民。贞观元年(627年)，与杜如晦等十八人授弘文馆学士，馆内轮流值宿，以备咨询军国大事。贞观九年，任员外散骑常侍。后迭有升迁，又改任通直散骑常侍。十六年，进爵为阳翟县侯。亮大力支持李世民扩大疆土政策，命子褚遂良从征，出兵突厥。唐统一全国后，他为文学馆招聘贤才，与杜如晦等人以本官兼任学士，共十八人。唐太宗曾命画家阎立本为他们绘像，并让亮为这些像作赞，号称《十八学士写真图》，题上名字爵位，收藏为朝廷档案，是当时极高荣誉。后辞官归里，晚年病休在家，李世民还不断派人慰问。年九十三卒，著有文集二十卷。
白居易与刘禹锡友善善翻译文言文。
居易字乐天,太原下邽人.弱冠,名未振,观光上国,谒顾况.况,吴人,恃才少所推可,因谑之曰：“长安百物皆贵,居大不易.”及览诗卷,至“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乃叹曰：“有句如此,居天下亦不难.老夫前言戏之耳.”贞元十六年,中书舍人高郢下进士、拔萃,皆中,补校书郎.元和元年,作乐府及诗百余篇,规讽时事,流闻禁中.上悦之,召拜翰林学士,历左拾遗.时盗杀宰相,京师汹汹.居易首上疏,请亟捕贼.权贵有嫌其出位,怒.俄有言：“居易母堕井死,而赋《新井篇》,言既浮华,行不可用.”贬江州司马.初以勋庸①暴露不宜,实无他肠,怫怒奸党,遂失志.亦能顺适所遇,托浮屠死生说忘形骸者.久之,转中书舍人,知制诰.河朔乱,兵出无功,又言事,不见听,乞外,除为杭州刺史.文宗立,召迁刑部侍郎.会昌初致仕,卒.【参考译文】白居易字乐天,太原下邽人.白居易在二十岁名声未起的时候,到京城游玩,去拜见顾况.顾况是南方吴人,自恃才华,很少有他推许认可的诗文(或人),于是就戏弄白居易说：“长安什么东西都贵,想‘居’是很不‘易’的.”等到顾况阅览白居易的诗卷,看到其中“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诗句时,于是他感慨说：“能写出这样的诗句,想居天下都不难.我之前的话是跟你开玩笑的啊.”贞元十六年,中书舍人高郢选拔进士和人才,白居易都被选中,补任校书郎.元和元年,作乐府和诗一百多篇,对时事进行规劝和批评,诗歌流传到宫中.皇上对这件事感到很高兴,于是召见他并授予他翰林学士的职位,后担任左拾遗.当时强盗杀了宰相,即使是京师也显出喧闹或纷乱的样子.白居易第一个上书,请求尽快捉拿盗贼.权贵中有人嫌他做事超出了他的职责范围,非常恼怒.不久就有人说:“白居易的母亲掉到井里死了,但他却写了《新井篇》,文章语言肤浅华丽,白居易品行恶劣不可重用.”于是他被贬为江州司马.当初因为宰相武元衡被杀的事情而暴露自己不够适宜的行为,他的行为确实没有其他的想法,却使奸党恼怒,于是也使他仕途失意.但他也能顺应并适应自己的境况,把自己的精神寄托在佛教生死的说法里而忘记自己形骸的劳顿.过了很久,又调任中书舍人,负责拟制诏书.黄河以北发生动乱的时候,朝廷出动军队平乱无功而返,他又谈论国事,皇上没有多听取他的意见,于是请求到京师之外任职,被任命做杭州刺史.文宗即位后,白居易被召回升迁做刑部侍郎.会昌初年辞官归家,后去世.
这是《旧唐书。刘禹锡列传》中的文字，原文是：禹锡晚年与少傅白居易友善，诗笔文章，时无在其右者。常与禹锡唱和往来，因集其诗而序之曰：“彭城刘梦得，诗豪者也。其锋森然，少敢当者。予不量力，往往犯之。夫合应者声同，交争者力敌。一往一复，欲罢不能。由是每制一篇，先于视草，视竟则兴作，兴作则文成。一二年来，日寻笔砚，同和赠答，不觉滋多。太和三年春以前，纸墨所存者，凡一百三十八首。其余乘兴仗醉，率然口号者，不在此数。
翻译：刘禹锡在晚年与当时担任太子少傅的白居易亲密要好（这两个人都是772年出生，当时都超过63岁了，文坛名声都很大，被并称为“刘白”），刘的诗词文笔文章，那是当时没有人能够超越的。而白居易经常与刘唱和往来，于是白居易就搜集刘的诗篇（出书）并且给他作序说：“彭城（徐州）刘梦得（刘禹锡字梦得）是一位诗中的豪杰。他的诗句里锋芒毕露，少有人敢于去抵挡的。我自不量力，往往去触犯他。本来么、能互相呼应的作者声气类同；能交往竞争的诗友则势均力敌。一来一去，想停止也停止不下来。于是对方每创作出一篇诗词，自己就先拿来看草稿，看完草稿就又引来了自己的灵感，灵感一来自己的诗也就能写成篇章。如此一两年下来，每天都会经常寻找笔砚，进行对答唱和赠答写诗，不觉越来越多。太和三年（太和是唐文宗李昂从827年至835年中的年号）春以前，纸墨所保存下来的诗词，共计有一百三十八首。而其他趁着兴致、借着醉酒，一口气写完的那种轻率作品，则不在以上数量里（说明数不胜数，数量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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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赵伯圭传》
【原文】
嗣秀王伯圭字禹锡，孝宗同母兄也。初，以恩补将仕郎，调秀州华亭尉，累官至浙西提刑司干办公事，除明州添差通判。孝宗受禅，上皇诏除集英殿修撰、知台州。
伯圭在郡，颇著政绩，除敷文阁待制，改知明州，充沿海制置使。蕃商死境内，遗赀巨万，吏请没入，伯圭不可，戒其徒护丧及赀以归。升敷文阁直学士，以忧去，服阕，再知明州。新学宫，命宗子入学，闲以规矩。诏徙戍定海兵于许浦。伯圭奏：“定海当控扼之冲，不可撤备，请摘制司军以实其地。”从之。
海寇猖獗，伯圭遣人谕降其豪葛明，又遣明禽其党倪德。二人素号桀黠，伯圭悉抚而用之，贼党遂散。以功进一官。在郡十年，政宽和，浚湖陂，均水利，辨冤狱。尝获铸铜者，不忍置诸法，谕令易业，民由是无再犯。
光宗即位，升少师。逾年召见，迁太保，封嗣秀王。臣僚上言：“治平中追崇濮邸，王子孙几二十人，皆自环卫序迁其官。今居南班者止师夔一人，非所以强本支而固磐石也。前未建秀邸时，欲赋以禄，则不免责以吏事;今已建邸，而犹责吏事，他日或不免于议。治则伤恩，不则废法，曷归之南班，俾无吏责而享富贵。”遂诏伯圭诸子得换班。
伯圭性谦谨，不以近属自居。每日见，行家人礼。虽宴私隆洽，执臣节愈恭。一日孝，宗问潜龙时事，伯圭辞曰：“臣老矣，不复能记。”问至再三，终不言。帝笑曰：“何太谨也。”益爱重之。尝欲广其居，并湖为复阁，有司既度材矣，伯圭固辞而止。（选自《宋史》，有删改）
【译文】
嗣秀王赵伯圭字禹锡，是孝宗的同母哥哥。最初，因祖恩补任将仕郎，调任秀州华亭县尉，不断升迁官至浙西提刑司干办公事，授任明州添差通判。孝宗即位，皇上下诏授任集英殿修撰、台州知州。
赵伯圭在郡里，政绩非常显著，授任敷文阁待制，改任明州知州，充任沿海制置使。外商死在境内，留下巨万资财，官吏请求没入官府，赵伯圭不同意，告戒他的属下护卫丧灵和那些资财回乡。升任敷文阁直学士，因父亲去世离职，服丧完毕，又做明州知州。新建学宫，命宗族子弟入学，使学子们熟悉学宫的规章制度。诏令他到许浦转戍定海兵。赵伯圭上奏说：“定海处于控制要冲之地，不可撤除守备，请求选出制司军来充实那里（的守备）。”皇上听从了他的建议。
海贼猖獗，赵伯圭派人晓谕降他们的首领葛明，又派葛明捉住了他的同党倪德。二人一向号称凶悍狡黠，赵伯圭都很好地安抚而且重用了他们，于是贼众就散了。因功晋升一级。在郡（任职）十年，为政宽缓平易，疏浚湖河池塘，兴修水利，辨白冤案。曾经抓获铸铜的人，不忍心用法律惩处他们，晓谕他们让他们改换职业，百姓因此没有再犯罪的。
光宗即位，升任少师。一年后被召见，升任太保，封嗣秀王。臣僚上书说：“太平年代中追封爵号，王子王孙差不多二十人，都是从宫内侍卫升官。如今在南班的只有师夔一人，这不是用来加强本支而坚固磐石的做法。之前没有修建秀邸时，想要给予俸禄，那就不能不安排职务；如今已经建邸，却还要求吏事，将来或许不能免于被议论。惩治就会伤害恩情，不惩治就会使法律受损，为什么不使他们到南班，使他们无官吏之责而享受富贵。”于是诏令赵伯圭的儿子能够换班。
赵伯圭生性谦恭谨慎，（从不）不以（皇帝的近亲）自居。每日见到皇上，行家人的礼节。即使平时皇上对他特别尊敬，关系特别融洽，他坚持为人臣的礼节更加恭敬。有一天，孝宗问他自己未即位时的事，赵伯圭推辞说：“我老了，不能再记起来了。”再三地问他，他始终不说。皇帝笑着说：“为什么如此谨慎啊。”于是更加怜爱敬重他，曾经想扩建他的居所，兼并一条湖，建造双层的阁道，有关官吏已经估算了所需材料，因为赵伯圭坚决推辞而废止。
急！翻译一段文言文 开头是 禹锡 字梦得 中山人 贞元九年进士...
刘禹锡，字梦得，是中山人。唐德宗贞元九年（公元793年）考取进士。曾说屈原谪居沅水、湘水之间，写了《九歌》，让楚国人用来迎神送神（作为迎神送神之歌）。于是依照当地歌曲的声律节奏写了《竹枝词》十篇，武陵的人全都歌唱这些词。禹锡先生自恃才华横溢，放达不羁，长年潦倒失意，忧闷愁苦而自己不能抑制。他善于写诗，所作之诗极为精彩，与白居易相互赠答之诗很多，白居易曾推崇他为“诗豪”，并说：“梦得先生诗所在之处，有神灵护佑。”
文言文翻译 旧唐书，刘禹锡传。帮忙阿
《旧唐书·刘禹锡传》
【原文】
刘禹锡，字梦得，自言系出中山。世为儒。擢进士第，登博学宏辞科，工文章。淮南杜佑表管书记，入为监察御史。素善韦执谊。时王叔文得幸太子，禹锡以名重一时，与之交，叔文每称有宰相器。太子即位，朝廷大议秘策多出叔文，引禹锡及柳宗元与议禁中，所言必从。擢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案，颇冯藉其势，多中伤士。若武元衡不为柳宗元所喜，自御史中丞下除太子右庶子；御史窦群劾禹锡挟邪乱政，群即日罢；韩皋素贵，不肯亲叔文等，斥为湖南观察使。凡所进退，视爱怒重轻，人不敢指其名，号“二王、刘、柳”。
宪宗立，叔文等败，禹锡贬连州刺史，未至，斥朗州司马。州接夜郎诸夷，风俗陋甚，家喜巫鬼，每祠，歌《竹枝》，鼓吹裴回，其声伧伫。禹锡谓屈原居沅、湘间作《九歌》，使楚人以迎送神，乃倚其声，作《竹枝辞》十余篇。于是武陵夷俚悉歌之。
始，坐叔文贬者八人，宪宗欲终斥不复，乃诏虽后更赦令不得原。然宰相哀其才且困，将澡濯用之，会程异复起领运务，乃诏禹锡等悉补远州刺史。而元衡方执政，谏官颇言不可用，遂罢。
禹锡久落魄，郁郁不自聊，其吐辞多讽托幽远，作《问大钧》、《谪九年》等赋数篇。又叙：“张九龄为宰相，建言放臣不宜与善地，悉徙五溪不毛处。然九龄自内职出始安，有瘴疠之叹；罢政事守荆州，有拘囚之思。身出遐陬，一失意不能堪，矧华人士族必致丑地，然后快意哉！议者以为开元良臣，而卒无嗣，岂忮心失恕，阴责最大，虽它美莫赎邪！”欲感讽权近，而憾不释。久之，召还。宰相欲任南省郎，而禹锡作《玄都观看花君子》诗，语讥忿，当路者不喜，出为播州刺史。诏下，御史中丞裴度为言：“播极远，猿狖所宅，禹锡母八十余，不能往，当与其子死诀，恐伤陛下孝治，请稍内迁。”帝曰：“为人子者宜慎事，不贻亲忧。若禹锡望它人，尤不可赦。”度不敢对，帝改容曰：“朕所言，责人子事，终不欲伤其亲。”乃易连州，又徙夔州刺史。
禹锡尝叹天下学校废，乃奏记宰相曰：
言者谓天下少士，而不知养材之道，郁堙不扬，非天不生材也。是不耕而叹廪庾之无余，可乎？贞观时，学舍千二百区，生徒三千余，外夷遣子弟入附者五国。今室庐圮废，生徒衰少，非学官不振，病无赀以给也。
凡学官，春秋释奠于先师，斯止辟雍、頖宫，非及天下。今州县咸以春秋上丁有事孔子庙，其礼不应古，甚非孔子意。汉初群臣起屠贩，故孝惠、高后间置原庙于郡国，逮元帝时，韦玄成遂议罢之。夫子孙尚不敢违礼飨其祖，况后学师先圣道而欲违之。《传》曰：“祭不欲数。”又曰：“祭神如神在。”与其烦于荐飨，孰若行其教？今教颓靡，而以非礼之祀媚之，儒者所宜疾。窃观历代无有是事。
武德初，诏国学立周公、孔子庙，四时祭。贞观中，诏修孔子庙兖州。后许敬宗等奏天下州县置三献官，其他如立社。玄宗与儒臣议，罢释奠牲牢，荐酒脯。时王孙林甫为宰相，不涉学，使御史中丞王敬从以明衣牲牢著为令，遂无有非之者。今夔四县岁释奠费十六万，举天下州县岁凡费四千万，适资三献官饰衣裳，饴妻子，于学无补也。
请下礼官博士议，罢天下州县牲牢衣币，春秋祭如开元时，籍其资半畀所隶州，使增学校，举半归太学，犹不下万计，可以营学室，具器用，丰馔食，增掌故，以备使令，儒官各加稍食，州县进士皆立程督，则贞观之风，粲然可复。
当时不用其言。
由和州刺史入为主客郎中，复作《游玄都》诗，且言：“始谪十年，还京师，道士植桃，其盛若霞。又十四年过之，无复一存，唯兔葵、燕麦动摇春风耳。”以诋权近，闻者益薄其行。俄分司东都。宰相裴度兼集贤殿大学士，雅知禹锡，荐为礼部郎中、集贤直学士。度罢，出为苏州刺史。以政最，赐金紫服。徙汝、同二州。迁太子宾客，复分司。
禹锡恃才而废，褊心不能无怨望，年益晏，偃蹇寡所合，乃以文章自适。素善诗，晚节尤精，与白居易酬复颇多。居易以诗自名者，尝推为“诗豪”，又言：“其诗在处，应有神物护持。”
会昌时，加检校礼部尚书。卒，年七十二，赠户部尚书。始疾病，自为《子刘子传》，称：“汉景帝子胜，封中山，子孙为中山人。七代祖亮，元魏冀州刺史，迁洛阳，为北部都昌人，坟墓在洛北山，后其地狭不可依，乃葬荥阳檀山原。德宗弃天下，太子立，时王叔文以善弈得通籍，因间言事，积久，众未知。至起苏州掾，超拜起居舍人、翰林学士，阴荐丞相杜佑为度支、盐铁使。翌日，自为副，贵震一时。叔文，北海人，自言猛之后，有远祖风，东平吕温、陇西李景俭、河东柳宗元以为信然。三子者皆予厚善，日夕过，言其能。叔文实工言治道，能以口辩移人，既得用，所施为人不以为当。太上久疾，宰臣及用事者不得对，宫掖事秘，建桓立顺，功归贵臣，由是及贬。”其自辩解大略如此。
译文
刘禹锡字梦得，彭城人。祖云，父溆，仕历州县令佐，世以儒学称。禹锡贞元九年擢进士第，又登宏辞科。禹锡精於古文，善五言诗，今体文章复多才丽。从事淮南节度使杜佑幕，典记室，尤加礼异。从佑入朝，为监察御史。与吏部郎中韦执谊相善。
贞元末，王叔文於东宫用事，后辈务进，多附丽之，禹锡尤为叔文知奖，以宰相器待之。顺宗即位，久疾不任政事，禁中文诰，皆出於叔文，引禹锡及柳宗元入禁中，与之图议，言无不从。转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案，兼崇陵使判官。颇怙威权，中伤端士。宗元素不悦武元衡，时武元衡为御史中丞，乃左授右庶子。侍御史窦羣奏禹锡挟邪乱政，不宜在朝，羣即日罢官。韩皐凭籍贵门，不附叔文党，出为湖南观察史。既任喜怒凌人，京师人士不敢指名，道路以目，时号二王、刘、柳。
叔文败，坐贬连州刺史，在道，贬朗州司马。地居西南夷，土风僻陋，举目殊俗，无可与言者。禹锡在朗州十年，唯以文章吟咏，陶冶性情。蛮俗好巫，每淫词鼓舞，必歌俚辞。禹锡或从事於其间，乃依骚人之作，为新辞以教巫祝。故武陵豀洞间夷歌，率多禹锡之辞也。
初禹锡、宗元等八人犯众怒，宪宗亦怒，故再贬。制有“逢恩不原”之令。然执政惜其才，欲洗涤痕累，渐序用之。会程异复掌转运，有诏以韩皐及禹锡等为远郡刺史。属武元衡在中书，谏官十余人论列，言不可复用而止。
禹锡积岁在湘、沣间，郁悒不怡，因读《张九龄文集》，乃叙其意曰：“世称曲江为相，建言放臣不宜於善地，多徙五豀不毛之地。今读其文集，自内职牧始安，有瘴疠之叹，自退守相荆州，有拘囚之思。托讽禽鸟，寄辞草树，鬰然与骚人同风。嗟夫，身出於遐陬，一失意而不能堪，矧华人士族，而必致丑地，然后快意哉！议者以曲江为良臣，识胡雏有反相，羞与凡器同列，密启廷诤，虽古哲人不及，然燕翼无似，终为馁魂。岂忮心失恕，阴谪最大，虽二美莫赎耶？不然，何袁公一言明楚狱而钟祉四叶。以是相较，神可诬乎？”
元和十年，自武陵召还，宰相复欲置之郎署。时禹锡作《游玄都观咏看花君子诗》，语涉讥刺，执政不悦，复出为播州刺史。诏下，御史中丞裴度奏曰：“刘禹锡有母，年八十余。今播州西南极远，猿狖所居，人迹罕至。禹锡诚合得罪，然其老母必去不得，则与此子为死别，臣恐伤陛下孝理之风。伏请屈法，稍移近处。”宪宗曰：“夫为人子，每事尤须谨慎，常恐贻亲之忧。今禹锡所坐，更合重於他人，卿岂可以此论之？”度无以对。良久，帝改容而言曰：“朕所言，是责人子之事，然终不欲伤其所亲之心。”乃改授连州刺史。去京师又十余年，连刺数郡。
大和二年，自和州刺史徵还，拜主客郎中。禹锡衔前事未已，复作《游玄都观诗序》曰：“予贞元二十一年为尚书屯田员外郎，时此观中未有花木，是岁出牧连州，寻贬朗州司马。居十年，召还京师，人人皆言有道士手植红桃满观，如烁晨霞，遂有诗以志一时之事。旋又出牧，于今十有四年，得为主客郎中。重游兹观，荡然无复一树，唯兔葵燕麦，动摇於春风，因再题二十八字，以俟后游。”其前篇有“玄都观裏桃千树，总是刘郎去后栽”之句，后篇有“种桃道士今何在，前度刘郎又到来”之句，人嘉其才而薄其行。禹锡甚怒武元衡、李逢吉，而裴度稍知之。大和中，度在中书，欲令知制诰，执政又闻《诗序》，滋不悦，累转礼部郎中、集贤院学士。度罢知政事，禹锡求分司东都。终以恃才褊心，不得久处朝列。六月，授苏州刺史，就赐金紫。秩满入朝，授汝州刺史，迁太子宾客，分司东都。
禹锡晚年与少傅白居易友善，诗笔文章，时无在其右者。常与禹锡唱和往来，因集其诗而序之曰：“彭城刘梦德，诗豪者也。其锋森然，少敢当者。予不量力，往往犯之。夫合应者声同，交争者力敌。一往一复，欲罢不能。由是每制一篇，先於视草，视竟则兴作，兴作则文成。一二年来，日寻笔砚，同和赠答，不觉滋多。大和三年春以前，纸墨所存者，凡一百三十八首。其余乘兴仗醉，率然口号者不在此数。因命小侄龟儿编录，勒成两轴。仍写二本，一付龟儿，一授梦得小男仑郎，各令收藏，附两家文集。予顷与元微之唱和颇多，或在人口。尝戏微之云：‘仆与足下二十年来为文友诗敌，幸也，亦不幸也。吟咏情性，播扬名声，其适遗形，其乐忘老，幸也。然江南士女语才子者，多云元、白，以字之故，使仆不得独步於吴、越间，此亦不幸也。今垂老复遇梦得，非重不幸耶？’梦得梦得，文之神妙，莫先於诗。若妙与神，则吾岂敢？如梦得‘雪裏高山头白早，海中仙果子生迟’，‘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之句之类，真谓神妙矣。在在处处，应有灵物护持，岂止两家子弟秘藏而已！”其为名流许与如此。梦得尝为《西塞怀古》、《金陵五题》等诗，江南文士称为佳作，虽名位不达，公卿大僚多与之交。
开成初，复为太子宾客分司，俄授同州刺史。秩满，检校礼部尚书、太子宾客分司。会昌二年七月卒，时年七十一，赠户部尚书
刘禹锡，字梦得，彭城人。贞元九年擢进士第，又登宏辞科。
贞元末，王叔文于东宫用事，后辈务进，多附丽之。禹锡尤为叔文知奖，以宰相器待之。顺宗即位，久疾不任政事，禁中文诰，皆出于叔文。引禹锡及柳宗元入禁中，与之图议，言无不从。叔文败，坐贬连州刺史。地居西南夷，士风僻陋，无可与言者。禹锡在朗州十年，唯以文章吟咏，陶冶情性。
禹锡积岁在湘、澧间，郁悒不怡，因读《张九龄文集》，乃叙其意曰：“世称曲江为相，建言放臣不宜于善地，多徙五溪不毛之乡。今读其文章，自内职牧始，安有瘴疠之叹，自退相守荆州，有拘囚之思。托讽禽鸟，寄辞草树，
元和十年，自武陵召还，宰相复欲置之郎署。时禹锡作《游玄都观咏看花君子诗》，语涉讥刺，执政不悦，复出为播州刺史。诏下，御史中丞裴度奏曰：“刘禹锡有母，年八十余。今播州西南极远，猿狖所居，人迹罕至。禹锡诚合得罪，然其老母必去不得，则与此子为死别，臣恐伤陛下孝理之风。伏请屈法，稍移近处。”宪宗曰：“夫为人子，每事尤须谨慎，常恐贻亲之忧。今禹锡所坐，更合重于他人，卿岂可以此论之？”度无以对。良久，帝改容而言曰：“朕所言，是责人子之事，然终不欲伤其所亲之心。”乃改授连州刺史。去京师又十余年。连刺数郡。
禹锡晚年与少傅白居易友善，诗笔文章，时无在其右者。常与禹锡唱和往来，因集其诗而序之曰：“彭城刘梦得，诗豪者也。其锋森然，少敢当者。予不量力，往往犯之。夫合应者声同，交争者力敌。一往一复，欲罢不能。由是每制一篇，先于视草，视竟则兴作，兴作则文成。一二年来，日寻笔砚，同和赠答，不觉滋多。太和三年春以前，纸墨所存者，凡一百三十八首。其余乘兴仗醉，率然口号者，不在此数。因命小侄龟儿编勒成两轴。仍写二本，一付龟儿，一授梦得小男仑郎，各令收藏，附两家文集。
开成初，复为太子宾客分司，俄授同州刺史。秩满，检校礼部尚书、太子宾客分司。会昌二年七月卒，时年七十一，赠户部尚书。子承雍，登进士第，亦有才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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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健，字希贤，洛阳人。刘健小时候就很端正持重，和同乡邑净禹锡、白良辅一同游学，得到河东薛家的传授。在天顺（明英宗年号）四年考中进士，又选拔为庶吉士，主持编修典籍的职务。他谢绝交游，闭门读书，人们都把他当成木头看待。但是他熟读典故，有经济天下的志向。成化（明宪宗年号）初年，他修纂了《英宗实录》。刘健的学问深厚纯粹，端正敢于直言，以天下为己任。清宁宫发生火灾，太监李广有罪自杀。刘健和李东阳、谢迁上疏说：“帝王在遇到灾害时没有不感到忧惧的，一直以来奸佞的人迷惑了皇上的视听，贿赂的行为公开实行，赏和罚都失去了允当，灾难、异常的事正是因为这发生的。现在幸好罪魁祸首死了，皇上的心顿悟了，但是残余的罪恶势力还没有铲除，长时间的弊端也没有改革。希望皇上奋发图强，提拔贤能的人，贬退奸佞的人，封赏和惩罚都公开，凡是该施行的，就不要再犹豫了，不要再因循守旧，省得以后后悔。”皇帝正称赞他们的奏章，而李广的同党蔡昭等人不久就奉旨给李广下葬、祭祀、立祠。刘健等极力权谏，皇上只取消了祠额这一项。民间评论官府、指陈时政，经常攻击一些人，都不追究他们的责任。国子监的学生江熔弹劾刘健，李东阳截断了他的奏章。皇帝为了安抚刘健，而把江熔发送到监狱里。刘健、李东阳二人极力营救，江熔才得以释放。成化十三年四月，大同报告边境警情，京城戒严。兵部请求考核北京军营的各将领，皇帝派镇远侯顾溥都督团营。当时皇帝上朝经常取消，刘健等人劝说，皇上只是点头而已。成化十四年秋，皇上因为发动战争缺乏饷银，多次斥责征收银两的官员。刘健等人说：“天下的财富，他们的产生也是有限的。如今每年的供应增加了好几十倍，各方面的工作都追求新巧，纸笔钱都要好几万，国库里所存的钱，不足以发放给将士。而皇宫里取用国库的钱，动不动就四五十万，宗亲贵戚们求田宅、夺盐利的，也有好几千万。土木工程越来越兴盛，苛捐杂税从没停止，发放官员的薪水，以及内府工匠的工钱，每年每月都在增加，没有停止的时候，钱怎么能不缺呢?”如今陕西、辽东边境的祸患很大，湖广、贵州的军队要建立功勋，不知怎么应付?希望陛下停止不必要的支出。亲自实行节俭，为朝廷内外作榜样，群臣就能够都竭尽其能，寻求改革弊端的方法，这才是国家的大幸。”第二年四月，刘健又借灾异的事情上奏了勤朝讲、节财用、罢斋醮、公赏罚这几件事。到了冬季，南京、凤阳发生大水灾，大臣大多都上奏时政，很久都没有消停。刘健等人借此极力上奏怠慢政事的坏处，请求皇上多听意见，来振肃纪纲。皇帝都高兴得采纳了。
刘健字希贤，洛阳人。健少端重，与同邑净禹锡、白良辅游，得河东薛氏之传。举天顺四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谢交游，键户读书，人以木强视之。然练习典故，有经济志。成化初，修《英宗实录》。健学问深粹，正色敢言，以身任天下重。清宁宫灾，太监李广有罪自杀。健与李东阳、谢迁疏言：“帝王未有不遇灾而惧者，向来奸佞荧惑圣听，贿赂公行，赏罚失当，灾异之积正此之由。今幸元恶殄丧①，对心开悟，而余匿未除，宿弊未革。伏愿奋发励精，进贤黜奸，明示赏罚，凡所当行，断不在疑，毋更因循，以贻后悔。”帝方嘉其言，而广党蔡昭等旋取旨予广祭葬、祠额，健等力谏，遂寝祠额。南北言官司指陈时玫，频有所论劾，一切皆不问。国子生江熔劾健，东阳杜抑言路。帝慰留健，而溶于狱。二人力救，得释。十三年四月，大同告警，京师戒严。兵部请甄别京营诸将，帝召镇远侯顾溥督团营。时帝视朝颇晏②，健等以为言，领之而已。十四年秋，帝以军兴缺饷，屡下廷谇③。健等言：“天下之财，其生也有限。今光禄岁供增数十倍数，诸方织作务为新巧，斋醮日费钜万，太仓所储，不足饷战士。而内府取入，动四五十万，宗藩贵戚之求土田、夺盐利者，亦数千万计。土木日兴科剑不已内府工匠之饩廪④岁增月积有无穷期，财安得不匮？”今陕西、辽东边患方殷，湖广、贵州军旅继功，不知何以应之？望陛下绝无举之贯。躬行节俭，为中外倡、而今群臣得毕献其诚，讲求革弊之策，天下幸甚。”明年四月，以灾异陈勤朝讲、节财用、罢斋醮、公赏罚数事。及冬，南京、凤阳大水，廷臣多上言时务，久之不下。健等因极陈怠政之失，请勤听断，以勤听断，以振纪纲。帝皆嘉纳。
（《明史·刘健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