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元十九年 子厚又例文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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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厚，讳宗元［1］。七世祖庆，为拓跋魏侍中，封济阴公［2］。曾伯祖奭［3］，为唐宰相，与褚遂良、韩瑗俱得罪武后［4］，死高宗朝。皇考讳镇［5］，以事母弃太常博士，求为县令江南［6］。其后以不能媚权贵［7］，失御史。权贵人死［8］，乃复拜侍御史［9］。号为刚直［10］，所与游皆当世名人［11］。
子厚少精敏，无不通达。逮其父时［12］，虽少年，已自成人［13］，能取进士第［14］，崭然见头角［15］。众谓柳氏有子矣［16］。其后以博学宏词，授集贤殿正字［17］。俊杰廉悍［18］，议论证据今古［19］，出入经史百子［20］，踔厉风发［21］，率常屈其座人［22］。名声大振，一时皆慕与之交。诸公要人，争欲令出我门下［23］，交口荐誉之［24］。
贞元十九年，由蓝田尉拜监察御史［25］。顺宗即位，拜礼部员外郎［26］。遇用事者得罪［27］，例出为刺史［28］。未至，又例贬永州司马［29］。居闲［30］，益自刻苦，务记览［31］，为词章，泛滥停蓄［32］，为深博无涯涘［33］。而自肆于山水间［34］。
元和中，尝例召至京师；又偕出为刺史［35］，而子厚得柳州［36］。既至，叹曰：“是岂不足为政邪［37］？”因其土俗［38］，为设教禁［39］，州人顺赖［40］。其俗以男女质钱［41］，约不时赎［42］，子本相侔［43］，则没为奴婢［44］。子厚与设方计［45］，悉令赎归［46］。其尤贫力不能者，令书其佣［47］，足相当，则使归其质［48］。观察使下其法于他州［49］，比一岁［50］，免而归者且千人。衡湘以南为进士者［51］，皆以子厚为师，其经承子厚口讲指画为文词者，悉有法度可观。
［52］ 其召至京师而复为刺史也，中山刘梦得禹锡亦在遣中［53］，当诣播州［54］。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梦得亲在堂［55］，吾不忍梦得之穷［56］，无辞以白其大人［57］；且万无母子俱往理。”请于朝，将拜疏［58］，愿以柳易播［59］，虽重得罪［60］，死不恨。遇有以梦得事白上者［61］，梦得于是改刺连州［62］。呜呼！士穷乃见节义。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悦，酒食游戏相徵逐［63］，诩诩强笑语以相取下［64］，握手出肺肝相示［65］，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负［66］，真若不信；一旦临小利害，仅如毛发比［67］，反眼若不相识。落陷穽［68］，不一引手救，反挤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兽夷狄所不忍为，而其人自视以为得计。闻子厚之风，亦可以少愧矣［69］。
子厚前时少年，勇于为人［70］，不自贵重顾籍［71］，谓功业可立就［72］，故坐废退［73］。既退，又无相知有气力得位者推挽［74］，故卒死于穷裔［75］，材不为世用，道不行于时也。使子厚在台省时［76］，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马刺史时，亦自不斥；斥时，有人力能举之，且必复用不穷。然子厚斥不久，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77］，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虽使子厚得所愿，为将相于一时［78］，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
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79］，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归葬万年先人墓侧［280］。子厚有子男二人：长曰周六，始四岁；季曰周七［81］，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归葬也，费皆出观察使河东裴君行立［82］。行立有节概［83］，重然诺［84］，与子厚结交，子厚亦为之尽［85］，竟赖其力。葬子厚于万年之墓者，舅弟卢遵［86］。遵，涿人［87］，性谨慎，学问不厌。自子厚之斥，遵从而家焉［88］，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将经纪其家，庶几有始终者［89］。铭曰：
是惟子厚之室［90］，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91］。
子厚，名叫宗元。七世祖柳庆，做过北魏的侍中，被封为济阴公。高伯祖柳奭，做过唐朝的宰相，同褚遂良、韩瑗一起得罪了武则天皇后，在高宗时被处死。父亲叫柳镇，为了侍奉母亲，放弃了太常博士的官位，请求到江南做县令。后来因为他不肯向权贵献媚，丢掉了御史官。直到那位权贵死了，才又被任命为侍御史。人们都说他刚毅正直，与他交往的都是当时名人。
子厚少年时就很精明能干，没有不明白通晓的事。当他的父亲还在世的时候，他虽然很年轻，但已经成才，能够考取进士科第，显露出出众的才华，大家都说柳家有个好儿子。后来又通过博学宏词科的考试，被授为集贤殿正字。他才智突出，清廉刚毅，发表议论时能引证今古事例为依据，精通经史典籍和诸子百家，言谈纵横上下，意气风发，常常使满座的人为之叹服。因此名声哄动，一时之间人们都敬慕而希望与他交往。那些公卿贵人争着要收他做自己的门生，众口一辞地推荐称赞他。
贞元十九年，子厚由蓝田县尉调任监察御史。顺宗即位，又升为礼部员外郎。逢遇当权人获罪，他也被援例贬出京城当刺史，还未到任，又被依例贬为永州司马。身处清闲之地，自己更加刻苦为学，专心诵读，写作文，文笔汪洋恣肆，雄厚凝炼，象无边的海水那样精深博大。而他自己则纵情于山水之间。
元和年间，他曾经与同案人一起奉召回到京师，又一起被遣出做刺史，子厚分在柳州。到任之后，他慨叹道：“这里难道不值得做出政绩吗？”于是按照当地的风俗，为柳州制订了教谕和禁令，全州百姓都顺从并信赖他。当地习惯于用儿女做抵押向人借钱，约定如果不能按时赎回，等到利息与本金相等时，债主就把人质没收做奴婢。子厚为此替借债人想方设法，都让他们把子女赎了回来；那些特别穷困没有能力赎回的，就让债主记下子女当佣工的工钱，到应得的工钱足够抵消债务时，就让债主归还被抵押的人质。观察使把这个办法推广到别的州县，到一年后，免除奴婢身分回家的将近一千人。衡山、湘水以南准备考进士的人，就把子厚当做老师，那些经过子厚亲自讲授和指点的人所写的文章，全都可以看得出是合乎规范的。
他被召回京师又再次被遣出做刺史时，中山人刘梦得禹锡也在被遣之列，应当去播州。子厚流着泪说：“播州不是一般人能住的地方，况且梦得有老母在堂，我不忍心看到梦得处境困窘，他没有办法把这事告诉他的老母；况且绝没有母子一同前往的道理。”向朝廷请求，并准备呈递奏章，情愿拿柳州换播州，表示即使因此再度获罪，死也无憾。正遇上有人把梦得的情况告知了皇上，梦得因此改任连州刺史。呜呼！士人到了穷境时，才看得出他的节操和义气！现在一些人，平日街坊居处互相仰慕讨好，一些吃喝玩乐来往频繁，夸夸其谈，强作笑脸，互相表示愿居对方之下，手握手作出掏肝挖肺之状给对方看，指着天日流泪，发誓不论生死谁都不背弃朋友，简直象真的一样可信。一旦遇到小小的利害冲突，仅仅象头发丝般细小，便翻脸不认人，朋友落入陷井，也不伸一下手去救，反而借机推挤他，再往下扔石头，到处都是这样的人啊！这应该是连那些禽兽和野蛮人都不忍心干的，而那些人却自以为得计。他们听到子厚的高尚风节，也应该觉得有点惭愧了！
子厚从前年轻时，勇于帮助别人，自己不看重和爱惜自己，认为功名事业可以一蹴而就，所以受到牵连而被贬斥。贬谪后，又没有熟识而有力量有地位的人推荐与引进，所以最后死在荒僻的边远之地，才干不能为世间所用，抱负不能在当时施展。如果子厚当时在御史台、尚书省做官时，能谨慎约束自己，已象在司马时、刺史时那样，也自然不会被贬官了；贬官后，如果有人能够推举他，将一定会再次被任用，不至穷困潦倒。然而若是子厚被贬斥的时间不久，穷困的处境未达到极点，虽然能够在官场中出人头地，但他的文学辞章一定不能这样地下功夫，以致于象今天这样一定流传后世，这是毫无疑问的。即使让子厚实现他的愿望，一度官至将相，拿那个换这个，何者为得，何者为失？一定能有辨别它的人。 子厚在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初八去世，终年四十七岁；在十五年七月初十安葬在万年县他祖先墓地的旁边。子厚有两个儿子：大的叫周六，才四岁；小的叫周七，是子厚去世后才出生的。两个女儿，都还小。他的灵柩能够回乡安葬，费用都是观察使河东人裴行立先生付出的。行立先生为人有气节，重信用，与子厚是朋友，子厚对他也很尽心尽力，最后竟仰赖他的力量办理了后事。把子厚安葬到万年县墓地的，是他的表弟卢遵。卢遵是涿州人，性情谨慎，做学问永不满足；自从子厚被贬斥之后，卢遵就跟随他和他家住在一起，直到他去世也没有离开；既送子厚归葬，又准备安排料理子厚的家属，可以称得上是有始有终的人了。铭文说：
这是子厚的幽室，既牢固又安适，对子厚的子孙会有好处。
（盖国梁）
【注释】
［1］子厚：柳宗元的字。作墓志铭例当称死者官衔，因韩愈和柳宗元是笃交，故称字。讳：名。生者称名，死者称讳。［2］七世：史书记宗元七世祖柳庆在北魏时任侍中，入北周封为平齐公。子柳旦，任北周中书侍郎，封济阴公。韩愈所记有误。侍中：门下省的长官，掌管传达皇帝的命令。北魏时侍中位同宰相。拓跋魏：北魏国君姓拓跋（后改姓元），故称。［3］曾伯祖奭（shì士：）柳奭，字子燕，柳旦之孙，柳宗元高祖子夏之兄。当为高伯祖，此作曾伯祖误。柳奭贞观时为中书舍人，因外甥女王氏为皇太子（唐高宗）妃，擢升为兵部侍郎。王氏当了皇后后，又升为中书侍郎。永徽三年（652）代褚遂良为中书令，位相当于宰相。后来高宗欲废王皇后立武则天为皇后，韩瑗和褚遂良力争，武则天一党人诬说柳奭要和韩、褚等谋反，被杀。［4］褚（chǔ楚）遂良：字登善，曾做过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尚书右仆射等官。唐太宗临终时命他与长孙无忌一同辅助高宗。后因劝阻高宗改立武后，遭贬忧病而死。韩瑗（yuàn院）：字伯玉，官至侍中，为救褚遂良，也被贬黜。［5］皇考：对亡父的尊称。［6］太常博士：太常寺掌宗庙礼仪的属官。柳镇于肃宗朝授左卫率府兵曹参军，佐郭子仪守朔方。后调长安主薄，居母丧，服除，命为太常博士。镇以有尊老孤弱在吴，再三辞谢，愿为宣称（今属安徽）令。此云“以事母弃太常博士”，恐误。［7］权贵，此指窦参。柳镇曾迁殿中侍御史，因不肯与御史中丞卢佋，宰相窦参一同诬陷侍御史穆赞，后又为穆赞平反冤狱，得罪窦参，被窦参以他事陷害贬官。［8］权贵人死：其后窦参因罪被贬，第二年被德宗赐死。［9］侍御史：御史台的属官，职掌纠察百僚，审讯案件。［10］号为刚直：郭子仪曾表柳镇为晋州录事参军，晋州太守骄悍好杀戮，吏莫敢与争，而柳镇独能抗之以理，故云。［11］所与游皆当世名人：柳宗元有《先君石表阴先友记》，记载他父亲相与交游者计六十七人，书于墓碑之阴。并曰：“先君之所与友，凡天下善士举集焉。”［12］逮（dài代）其父时：在他父亲在世的时候，宗元童年时代，其父柳镇去江南，他和母亲留在长安。至十二、三岁时，柳镇在湖北、江西等地做官，他随父同去。柳镇卒于贞元九年（793），子厚年二十一岁。逮，及，到。［13］已自成人：宗元十三岁即作《为崔中丞贺平李怀光表），刘禹锡作集序云：“子厚始以童子，有奇名于贞元初。”［14］取进士第：贞元九年宗元进士及第，年二十一。［15］崭然：高峻突出貌。见（xiàn现）：同“现”。［16］有子：意谓有光耀楣门之子。［17］博学宏词：柳宗元贞元十二年（796）中博学宏词科，年二十四。唐制，进士及第者可应博学宏词考选，取中后即授予官职。集贤殿：集贤殿书院，掌刊辑经籍，搜求佚书。正字：集贤殿置学士、正字等官，正字掌管编校典籍、刊正文字的工作。宗元二十六岁授集贤殿正字。［18］廉悍：方正、廉洁和坚毅有骨气。［19］证据今古：引据今古事例作证。［20］出入：融会贯通，深入浅出。［21］踔（zhuó酌）厉风发：议论纵横，言辞奋发，见识高远。踔，远。厉，高。［22］率：每每。屈：使之屈服。［23］令出我门下：意谓都想叫他做自己的门生以沾光彩。［24］交口：异口同声。［25］蓝田：今属陕西。尉：县府管理治安，缉捕盗贼的官吏。监察御史：御史台的属官，掌分察百僚，巡按郡县，纠视刑狱，整肃朝仪诸事。［26］礼部员外郎：官名，掌管辨别和拟定礼制之事及学校贡举之法。柳宗元得做此官是王叔文、韦执谊等所荐引。［27］用事者：掌权者，指王叔文。顺宗做太子时，王叔文任太子属官，顺宗登位后，王叔文任户部侍郎，深得顺宗信任。于是引用新进，施行改革。旧派世族和藩镇宦官拥立其子李纯为宪宗，将王叔文贬黜，后来又将其杀戮。和柳宗元同时贬作司马的共八人，号“八司马”。［28］例出：按规定遣出。永贞元年（805），宗元被贬为邵州（今湖南邵阳）刺史。［29］例贬：依照“条例”贬官。永州：今湖南零陵县。司马：本是州刺史属下掌管军事的副职，唐时已成为有职无权的冗员。［30］居闲：指公事清闲。［31］记览：记诵阅览。此喻刻苦为学。［32］泛滥：文笔汪洋恣肆。停蓄：文笔雄厚凝炼。［33］无涯涘（sì四）：无边际。涯、涘，均是水边。［34］肆：放情。［35］偕出：元和十年（815），宗元等“八司马”同时被召回长安，但又同被迁往更远的地方。［36］柳州：唐置，属岭南道，即今广西柳州市。［37］是岂不足为政邪：意谓柳州地虽僻远，也可以做出政绩。是，指柳州。［38］因：顺着，按照。土俗：当地的风俗。［39］教禁：教谕和禁令。［40］顺赖：顺从信赖。［41］质：典当，抵押。［42］不时赎：不按时赎取。［43］子：子金，即利息。本：本金。相侔（móu谋）：相等。［44］没：没收。［45］与设方计：替债务人想方设法。［46］悉：全部。［47］书：写，记下。佣：当雇工。此指雇工劳动所值，即工资。［48］足相当：意谓佣工所值足以抵消借款本息。质：人质。［49］观察使：又称观察处置使，是中央派往地方掌管监察的官。下其法：推行赎回人质的办法。［50］比（bì避）：及，等到。［51］衡湘：衡山、湘水，泛指岭南地区。为：应试。［52］法度：规范。［53］中山：今河北定县。刘梦得：名禹锡，彭城（今江苏铜山县）人，中山为郡望。其祖先汉景帝子刘胜曾封中山王。王叔文失败后，刘被贬为郎州司马，这次召还入京后又贬播州刺史。［54］诣：前往。播州：今贵州绥阳县。［55］亲在堂：母亲健在。［56］穷：困窘。［57］大人：父母。此指刘母。句谓这种不幸的处境难以向老母讲。［58］拜疏（shù树）：向皇帝上疏。［59］以柳易播：意指宗元自愿到播州去，让刘禹锡去柳州。［60］重（chóng虫）得罪：再加一重罪。［61］“遇有”句：指当时御史中丞裴度、崔群上疏为刘禹锡陈情一事。［62］刺：用作动词。连州：唐属岭南道，州治在今广东连县。［63］徵：约之来，逐：随之去。徵逐，往来频繁。［64］诩诩（xǔ许）：夸大的样子。强（qiǎng抢）：勉强，做作，取下：指采取谦下的态度。［65］出肺肝相示：譬喻做出非常诚恳和坦白的样子。［66］背负：背叛，变心。［67］如毛发比：譬喻事情之细微。比，类似。［68］陷穽（jǐng井）圈套，祸难。［69］少：稍微。［70］为人：助人。此处有认为柳宗元参加王叔文集团是政治上的失慎之意。故下云“不自贵重”。［71］顾籍：顾惜。［72］立就：即刻成功。［73］坐：因他人获罪而受牵连。废退：指远谪边地，不用于朝廷。［74］有气力：有权势和力量的人。推挽：推举提携。［75］穷裔：穷困的边远地方。［76］台省：御史台和尚书省。［77］自力：自我努力。［78］为将相于一时：被贬“八司马”中，只有程异后来得到李巽推荐，位至宰相，但不久便死，也没有什么政绩。此处暗借程异作比。［79］元和：唐宪宗年号。十四年，即819年。十一月八日：一作“十月五日”。［80］万年：在今陕西临潼县东北。先人墓：在万年县之栖凤原。见柳宗元《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81］周七：即柳告，字用益，宗元遗腹子。［82］河东：今山西永济县。裴行立：绛州稷山（今山西稷山县）人，时任桂管观察使，是宗元的上司。［83］节概：节操度量。［84］重然诺：看重许下的诺言。［85］尽：尽心，尽力。［86］卢遵：宗元舅父之子。［87］涿（zhuó卓）：今河北涿县。［88］从而家：跟从宗元以为己家。［89］庶几：近似，差不多。［90］惟：就是。室：幽室，即墓穴。［91］嗣人：子孙后代。
翻译，文言文《柳宗元治柳州》全文
一、译文
元和年间，曾将他和一道被贬的人召回京城，又再次一道出京为刺史，这次子厚分在柳州。到任之初，(他）感慨系之地说：“这里难道就不值得实施政教吗？”于是(他)按照当地的风俗，制定了劝谕和禁止的政令，赢得了柳州民众的顺从和信赖。
此地人借钱时习惯用子女作为人质相抵押，如不能按约期赎回，等到利息与本钱相等时，（子女）就要沦为债主的奴婢。子厚为借钱的人想尽办法，让他们全都能把子女赎回去。
其中特别贫穷实在无力赎取的，就让(债主)记下人质当佣工所应得到的酬劳，等到酬劳和所借钱数相当时，便要(债主)归还他们的人质。观察使把这个办法下达到其他的州，刚到一年，免除了奴婢身份而回归自己家里的就有近千人。
衡山和湘江以南考进士的人，都把子厚当作老师。那些经过子厚亲自指点讲解而作画撰写文词的人，从他们的文章中都可以看到很好的章法技巧
二、唐·韩愈《柳宗元治柳州》原文
元和中，尝例召至京师，又偕出为刺史（官名），而子厚得柳州。既至，叹日：“是岂不足为政邪？”因其土俗，为设教禁，州人顺赖。
其俗以男女质钱，约不时赎，子本相侔则没为奴婢。子厚与设方计，悉令赎归。其尤贫力不能者，令书其佣，足相当，则使归其质。观察使下其法于他州，比一岁，免而归者且千人。
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其经承子厚口讲指画为文词者，悉有法度可观。
扩展资料
创作背景
本文选自唐·韩愈《昌黎先生集》，讲述了他关于治理柳州的事情。《昌黎先生集》以儒家正统自居，反对佛教的清净寂灭、神权迷信，但又相信天命鬼神；盛赞孟子辟排杨朱、墨子，认为杨、墨偏废正道，却又主张孔墨相用。这些复杂矛盾的现象，在作品中都有反映。
人物背景
柳宗元（773年－819年），字子厚，唐代河东郡（今山西永济）人，著名文学家、思想家，唐宋八大家之一。著名作品有《永州八记》等六百多篇文章，经后人辑为三十卷，名为《柳河东集》。
因为他是河东人，人称柳河东，又因终于柳州刺史任上，又称柳柳州。柳宗元与韩愈同为中唐古文运动的领导人物，并称“韩柳”。在中国文化史上，其诗、文成就均极为杰出，可谓一时难分轩轾。
韩愈《柳子厚墓志铭》原文及译文
[原文]
子厚，讳宗元。七世祖庆，为拓跋魏侍中，封济阴公。曾伯祖奭，为唐宰相，与褚遂良、韩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皇考讳镇，以事母弃太常博士，求为县令江南；其后以不能媚权贵，失御史；权贵人死，乃复拜侍御史；号为刚直，所与游皆当世名人。
子厚少精敏，无不通达。逮其父时，虽少年，已自成人，能取进士第，崭然见头角，众谓柳氏有子矣。其后以博学宏诃授集贤殿正字。俊杰廉悍，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名声大振，一时皆慕与之交。诸公要人，争欲令出我门下，交口荐誉之。
贞元十九年，由蓝田尉拜监察御史。顺宗即位，拜礼部员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为刺史。未至，又例贬州司马。居闲益自刻苦，务记览，为词章，泛滥停蓄，为深博无涯涣，而自肆于山水间。元和中，尝例召至京师，又偕出为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既至，叹日：“是岂不足为政邪？”因其土俗，为设教禁，州人顺赖。其俗以男女质钱，约不时赎，子本相侔，则没为奴婢。子厚与设方计，悉令赎归。其尤贫力不能者，令书其佣，足相当，则使归其质。观察使下其法于他州，比一岁，免而归者且千人。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其经承子厚口讲指画为文词者，悉有法度可观。
[译文] 子厚，名宗元。七世祖柳庆，北魏时官至侍中，封济阴公。曾伯祖柳奭，在唐朝曾出任宰相，与褚遂良、韩瑗一同得罪了武后，死于高宗朝。父柳镇，为就便侍奉母亲，放弃了太常博士的任命，请求到江南去做县令。后来又因为不能迎合权贵，失去了殿中侍御史的官职，直到那个权贵死了，才重新被用为侍御史。为人以刚直著称，所交往的朋友都是当时很有名望的人。
子厚小时候就精锐敏捷，通达事理。当他父亲还在世时，他虽然年纪轻，已经独立成人，能够考中进士，显露出超凡的气象，众人都说柳家有了个好儿子。以后又应博学宏词科考试合格，授集贤殿正字。他才能出众，端方坚毅，每有议论往往引据古今事典为证，贯通经史百家学说，识见高远，意气风发，经常使在座的人为之折服。他的名声因此大振，一时间人人都向往和他交游。那些公卿显要们，也争着要把他收到自己的门下，异口同声地赞誉举荐他。
贞元十九年，他由蓝田县尉晋升为监察御史。顺宗即位后，出任礼部员外郎。这时遇上当权的人获罪，他被视为一党，同被遣出京城做州刺史。还未到任，又一道被贬为州司马。居官清闲，愈加刻苦自励，专心读书记诵，写作诗文，如江河泛滥，湖海蓄积，其造诣可谓精深博大无有止境，但只能恣意寄情于山水之间罢了。元和年间，曾将他和一道被贬的人召回京城，又再次一道出京为刺史，这次子厚分在柳州。到任之初，他感慨系之地说：“这里难道就不值得实施政教吗？”于是按照当地的风俗，制定了劝谕和禁止的政令，赢得了柳州民众的顺从和信赖。此地人借钱时习惯用子女作为人质相抵押，如不能按约期赎回，等到利息与本钱相等时，子女就要沦为债主的奴婢。子厚为借钱的人想尽办法，让他们全都能把子女赎回去。其中特别贫穷实在无力赎取的，就让债主记下人质当佣工所应得到的酬劳，等到酬劳和所借钱数相当时，便要债主归还人质。观察使把这个办法下达到其他的州，刚到一年，免除了奴婢身分而回归自己家里的就有近千人。衡山飞湘江以南考进士的人，都以子厚为老师。那些经过子厚亲自指点而撰写文词的人，从他们的文章中都可以看到很好的章法技巧
【原文】 元和中，尝例召至京师；又偕出为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既至，叹曰：“是岂不足为政邪？”因其土俗，为设教禁，州人顺赖。其俗以男女质钱，约不时赎，子本相侔，则没为奴婢。子厚与设方计，悉令赎归。其尤贫力不能者，令书其佣，足相当，则使归其质。观察使下其法于他州，比一岁，免而归者且千人。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其经承子厚口讲指画为文词者，悉有法度可观。
【参考译文】元和年间，他曾经与同案人一起奉召回到京师，又一起被遣出做刺史，子厚分在柳州。到任之后，他慨叹道：“这里难道不值得做出政绩吗？”于是按照当地的风俗，为柳州制订了教谕和禁令，全州百姓都顺从并信赖他。当地习惯于用儿女做抵押向人借钱，约定如果不能按时赎回，等到利息与本金相等时，债主就把人质没收做奴婢。子厚为此替借债人想方设法，都让他们把子女赎了回来；那些特别穷困没有能力赎回的，就让债主记下子女当佣工的工钱，到应得的工钱足够抵消债务时，就让债主归还被抵押的人质。观察使把这个办法推广到别的州县，到一年后，免除奴婢身份回家的将近一千人。衡山、湘水以南准备考进士的人，就把子厚当做老师，那些经过子厚亲自讲授和指点的人所写的文章，全都可以看得出是合乎规范的。
元和年间，曾将他和一道被贬的人召回京城，又再次一道出京为刺史，这次子厚分在柳州。到任之初，他感慨系之地说：“这里难道就不值得实施政教吗？”于是按照当地的风俗，制定了劝谕和禁止的政令，赢得了柳州民众的顺从和信赖。此地人借钱时习惯用子女作为人质相抵押，如不能按约期赎回，等到利息与本钱相等时，子女就要沦为债主的奴婢。子厚为借钱的人想尽办法，让他们全都能把子女赎回去。其中特别贫穷实在无力赎取的，就让债主记下人质当佣工所应得到的酬劳，等到酬劳和所借钱数相当时，便要债主归还人质。观察使把这个办法下达到其他的州，刚到一年，免除了奴婢身分而回归自己家里的就有近千人。衡山飞湘江以南考进士的人，都以子厚为老师。那些经过子厚亲自指点而撰写文词的人，从他们的文章中都可以看到很好的章法技巧。
章惇传的文言文翻译给我发来，谢谢
张淳，字希古，是桐城人。隆庆二年进士，被授予永康知县一职。（永康）吏民大都一向奸诈狡猾，接连上告罢免了七位县令。张淳到任后，日夜批阅案卷。诉讼告状的有好几千人，他都能判决如流，吏民非常惊骇佩服，因此告状的慢慢的减少了。凡是来告状的，张淳就告诉他审理的时间，双方都能按时来到，张淳很快的就把事情审理清楚，不拖泥带水。乡民准备一包饭就可等待官司结束，于是人们称呼他为“张一包”，说他就像包拯一样断案迅速明白。大盗卢十八盗窃了官库的钱财，十多年没抓到，御史把这件事交给张淳办理。张淳约定期限，三个月内一定抓到他，要求御史每月下十几道命令。等到命令经常下达后，张淳假装笑着说：“强盗逃跑已经很久了，上哪里去抓捕呢。”把檄文放置一边不去执行。有个官吏的妻子与十八私通，这个官吏经常给他通风报信，听到张淳的话后就把它告诉了卢十八，十八思想上于是就放松了。张淳于是就让差役诬告那个县吏欠了钱财，把那个县吏关到监狱里。然后偷偷地喊来那个县吏，以他私通强盗应判死罪来责问他，又指示他可以请求用自己的妻子代替自己被关押，而自己可以出去筹集钱财赎回。十八听说后，急忙去看望小吏之妇，于是官府趁着他喝醉了酒抓住了他。等到上报御史，才仅仅过了两个月罢了。
老百姓之间有一点小小的过节怨恨，常常夸大到人命来诉讼。张淳查证不符合实情就定诬告人的罪，从此没有诬陷诉讼的。永地人贫穷，生了女孩大都不抚养。张淳努力认真规劝，无力养活的，张淳就捐给自己的俸禄，保全救活的人数也数不清。年成不好，天下大旱，抢劫掠夺的事公然盛行，张淳下令抢劫掠夺的人将被处死。有个抢了别人五斗米的人，张淳假装着取来死囚用棍棒打死了他，却榜示他的罪说“这是抢劫米的人”，众人都被震慑畏服。过了一段时间，因政绩卓著被上掉而离开永地，刚刚上车，却回过头来对他的下属说：“某某强盗已经来了，距离这里有几里路，可以给我绑来。”手下人依据他的话去查办，强盗正在河里洗脚，捆绑来后，强盗服罪。永人对这件事感到惊骇，认为是有神明指点。张淳说：“这些强盗，追捕他们急了，他们就逃跑，如今听说我要离开此地，他们就回来了。我是依据道理来推测，哪里有什么神明呢。”
张淳被破格提拔为礼部主事，担任郎中，他称病离去。后来担任建宁知府，升为浙江副使。当时浙江有招募的士兵，巡府考虑要解散他们，这些士兵都怒气汹汹。张淳说：“这些士兵都是非常剽悍的，留下他们就有用处，解散他们就会闹事。不如淘汰那些年老体弱的，留下那些年轻体壮的，那么留下的也不再想着叛乱，解散的也不能制造祸乱了。”巡抚听从了他的意见，事情于是安定下来。后来做官做到陕西布政。
章惇（1035—1105），字子厚，福建浦城人。为宋朝的政治人物，新旧党争的要角，是章愈与其乳母的私生子。嘉祐二年考取进士，可是侄子章衡却考取状元，便不就而去，而再举进士甲科，调商洛令。虽然章惇力主改革，但是由于与王安石不合而仅用其为中书校正，后为宋神宗起用，熙宁五年，受命察访荆湖北路，五年后调参知政事，平定四川、贵州、广西三省交界的叛变，招抚45州。后宦海沉浮，在哲宗朝曾权倾朝野，大量放逐旧党官员。徽宗即位后，由于曾遭章惇反对，将他一贬再贬，不久死于任上。死后被追贬为惇昭化军节度副使。
章惇(1035—1105)，字子厚，福建浦城人。《宋史·章惇传》说：“惇豪俊、美姿容、为人庄重、声如洪钟、
章惇名列奸臣传（冤）
博学善文”。“熙宁初，王安石秉政，悦其才，用为编修三司条例官，加集贤校理，中书检正。”旋又命为湖南北察防使，以武功“擢知制诰，直学院士判军器监。”又以勘乱有功，得到宋神宗赏识，熙宁七年(1074年)五月命为三司使(计相)，同年十月建议建立变法的重要机构——三司会计司。此间他极力赞助王安石变法，成为变法派的中坚分子。熙宁八年(1075年)王吕交讧，吕惠卿贬谪，邓绾论“三司使章惇协济惠卿之奸，出知湖州”。
2人物经历
元丰三年(1080年)神宗起用章惇为参知政事。是时王安石意志消沉，退居金陵。而熙宁新政在元丰间基本上能够得以延续，同章惇、蔡确(元丰五年任相)等变法派领袖坚持变法立场是分不开的。随着政局的动荡，章惇一生几起几落，《宋史》竟把他列入“奸臣传”，给他定的主要“罪状”是，尽复熙丰旧法，黜逐元祐朝臣；肆开边隙，诋诬宣仁后。个性豪俊，博学善文。中进士之后，初任县官，以欧阳修推荐，入朝试馆职，被劾，复出任县官。宋神宗熙宁二年（一○六九），王安石秉政，赏识章惇之才，用为编修三司条例官，协助推行新法。荆湖溪峒诸蛮为患，熙宁五年（一○七二），章惇受命察访荆湖北路，经制蛮事三年有馀，开拓境土数百里。其后历任朝廷及州郡官。宋哲宗即位，迁章惇知枢密院事。其时宣仁太后临朝，用司马光、吕公著主政，尽罢新法，章惇力争，因而被黜出外郡。元祐八年（一○九三），宋哲宗亲政，以绍述熙宁、元丰为志，明年改元为绍圣，起用章惇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章惇既为相，复行新法，对元祐诸臣大肆报复，生者流窜，死者追贬夺谥，并企图追废宣仁太后，因宋哲宗感悟其非而止。章惇虽对付旧党手段过激，事同弄权，但能不以官爵私其亲人。哲宗驾崩，向太后主政，力主端王赵诘登基，章惇大呼”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曾布侧云“章惇，听太后处分”，章惇叩拜而退，端王称帝。宋徽宗立，迁章惇特进，封申国公，然以章惇尝反对其嗣立，遂生嫌隙，改用韩忠彦、曾布为相，调和新旧两党。章惇则以罪贬逐于外，至崇宁四年卒。 章惇为人多谋善断，对政治特别敏锐，知人善任，同时具备较高的军事才能，文武兼备。如果宋朝能够接受他的建议不选端王，那么就不会有宋徽宗。章惇出生于官爵世家，一生在官场度过。忠于君王，结党不谋私，矢志变法，无私无畏。《宋史》也不得不承认章惇“敏识加人数等”，“不肯以官爵私所亲”。章惇教子有方，三个儿子“连登科”，只有三儿子章援“尝为校书郎”，“余皆随牒东铨仕州县”，没有一个因为他身为宰相而做上大官的，“讫无显者”。章惇与妻子情深意笃，其妻死后，章惇“悼亡不堪”，无可奈何，其情可见。在离开越州任时，“夷人清其去，以蔷薇露洒衣送之”可见与平民百姓也感情深厚。
章惇生活在北宋太祖“不杀大臣”祖训的年代，相对于文化大革命时许多大干部被迫害致死，章惇能够活到七十多岁，已经够幸运的了，这话也许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的许多大干部很快得到了平反昭雪，子孙也并未受到太多的牵连；而章惇确因坚持改革，遭到了极其不公正的待遇，祸及子孙，沉冤千年。从这方面来说，章惇所受的冤屈远比他人更多。章惇与很多真正的奸臣比起来，他的行为也是在正常的政治斗争范围内，只是恰恰他斗的对象都是皇帝、太后和像司马光、苏轼这样的千古“正面”文人，后世被唾沫淹死也就不奇怪。有史料记载，章惇对朋友，他是非常的洒脱、豪爽，而且还很有同情心，仗义气；在官场，他对权贵、包括皇帝都是不卑不亢。章惇见识卓著，雷厉风行，乃治国之能臣，类似于春秋时期的伍子胥，是个典型的刚烈丈夫。惜乎变通不足，遭小人暗算而沉冤千载。惜乎？悲乎！
3人物特点
章惇为人刚直，对新法和王安石持绝对肯定态度，对哲宗忠心耿耿。堪为哲宗朝复兴重臣，章惇执政时期派遣北宋名将章楶、初生小将章律重新西征西夏、辽国，击败曾经侵扰北宋西北边境多年的劲敌西夏，北伐宋朝劲敌辽国，收复被司马光无耻割让的横山诸多要塞；同时对守旧的党羽如司马光之流的坟墓进行开棺鞭尸，彻底打压守旧派的气焰，同时贬斥诸多守旧党派人士，如苏轼等和众多韩琦，文彦博派系人员。更主张对高太后进行清算，然而未能成行，功亏一篑，以至于后来高太后派系的神宗皇后向太后能够安然无恙的自立北宋朝的亡国之君徽宗。
4与苏轼
章惇，1035年生人。《宋史》说章惇“豪俊，美姿容、为人庄重、声如洪钟、博学善文”。中进士之后，初任县官，以欧阳修推荐，入朝，后被弹劾，复出任县官。宋神宗朝，王安石秉政时赏识章惇，提拔重用，协助推行新法。宋哲宗即位，宣仁太后临朝听政，司马光主政，尽罢新法，章惇力争，被黜出外郡。宋哲宗亲政，复行新法，起用章惇为相，于是对元祐年间支持罢法的大臣开展报复，活着的大肆流放，死了的继续贬官，祸及后人。宋
苏轼
徽宗即位，记恨章惇曾反对其嗣立，贬章惇至岭南雷州。
苏轼小章惇一岁，是在很年轻的时候结识章惇的。有一次两人一起旅行，到了黑水谷，那里有一条深涧。深涧两侧绝壁万仞，道路断绝，下边湍流翻滚，只有一条横木为桥。章惇胆子大，要苏轼走过去，到那边的悬崖上题词。苏轼两腿发软，不敢过，章惇却无动于衷地走过去，从容在石壁上写下：“章惇苏轼来游”，完了又走回来。苏轼拍章惇的肩膀说：“子厚（章惇字）必能杀人！”章惇问为什么？苏轼说：“连身家性命都不顾的人，还怕杀人吗?”
1069年，王安石变法，苏轼是反对王安石的激进改革的。从这个时候起，苏轼和章惇这两个朋友便划分成了两个阵营。苏轼这个人性子直，肚子里装不住事儿，遇到不平，不是谏就是写，这样肯定得罪许多人。1079年写讽刺诗案件之后，苏轼给贬到黄州，只有虚职。此时章惇已经干到了副相的位子，还经常写信规劝东坡，苏轼回函中有这样的句子，“平时惟子厚与子由（苏辙字）极口见戒，反复甚苦。”
1086年，哲宗元祐元年，新皇帝九岁，皇太后临朝，重用苏轼，八个月之内，连升三次，为翰林学士，知制诰。这个职位很重要，帮皇帝起草国书的。而此时，苏辙在京为右司谏，把和王安石一派的政客全部降职，章惇亦在其列。章惇是刚愎之人，他没有苏轼那么好的修养，定会记恨在心。当官的都是华山一条道，向上走高兴，给人踩下来定要报复。
1093年，宣仁皇太后崩。苏轼的大靠山没了，哲宗十八岁后并没有亲政，而是直到宣仁太后死了才恢复权力，哲宗一生最崇敬自己的父亲，并且对宣仁太后长期联手旧党压制自己十分不满。所以哲宗听从改革派的建议，重新搞新政，启用了章惇。报复的机会这下可来了，章惇把昔日的改革派全部召还至京都，委以重用。章惇的报复先从司马光开始，司马光都死了，却不但剥夺其爵位和荣衔，还想要皇帝下诏掘墓鞭尸，但皇帝听从其他官员的意见，没同意。朝廷差人把司马光的牌坊拆了，皇太后赐的碑文也磨平了。章丞相子厚由枢政归吴。致端住灵山。”其时端是灵山上孝感禅院内的一位僧人，丛林雅号端狮子，一身狮子功，是那时的名僧，章惇与之相处甚好。想必就是在那段时间，他见识了灵山的幽静。灵山也是著名的阴宅之地，自身高耸绵延象一条游龙，两侧有护山向前，对面又低横一暗山，山脚下有一条溪流蜿延而过。从风水说，无可挑剔的最佳墓地。据史记载、陈霸先的父亲与哥哥，都葬在这座山上。隋时，还有九个女儿将他们的父母也葬在此山顶。
熙宁十年（1077）正月，章惇又回任湖州知州。五月，改任杭州知州，尚未到任即被召回朝任翰林学士，但未及赴任，章惇母亲正好在这段时间过世，便葬在了灵山上。（清同治〈湖州府志〉、同治〈长兴县志〉都提到其母葬于灵山这事。）章惇虽然第二次湖州任官未到职，但是，他的服丧期间仍然是在湖州度过的。服除，历任判三馆秘阁、知审官院兼翰林学士；元丰三年（1080）二月，章惇升任副相（参知政事）。元佑七年（1092）八月，一度有出任湖州知州之命，但未能赴任，仍以宫观闲居；
章惇仇恨之心如此之重，恨不得将元祐大臣全部消灭。1094年，章惇为相，便开始收拾苏轼了，贬其到岭南。岭南彼时为蛮荒之地，瘴气盛行，语言殊异，尚无人给贬到这么远，此时苏轼已经57岁。苏轼在惠州，曾做诗“为报诗人春睡足，道人轻打五更钟”。这首诗传到首都，章惇一看，这苏轼活得挺舒服啊，就再贬苏轼到海南。
有宋一代，别说当官的不愿意去海南，就连大陆的老百姓都不愿意去，过海峡，遇黎人，都不太好弄。苏轼字子瞻，谪儋州，以瞻与儋字相近；苏辙字子由，谪雷州，以雷字下有田字；黄庭坚字鲁直，谪宜州，以宜字与直字相类。据说这些都是章惇的主意，拿这些有文化的人开涮，让他们受心理上的奇耻大辱。不过苏东坡这人倒是道行深厚，在海南住茅屋，还写下了这样的诗，“九死南荒吾不悔，兹游奇绝冠平生”，生活中失败了，但还是登上心理的制高点，谁拿他也没招儿。
哲宗24岁时就死了，新皇太后摄政，又开始赦免元祐大臣，苏轼被批准返回大陆。苏轼原以为可能就死在海南了，真没想到还有平反的这天。很快，宋徽宗即位，章惇又失势了，这回也给贬到雷州。苏轼北归，一路受到热情的款待，有人是他朋友，有人慕其文名，路经靖江的时候，许多文人朋友都来拜见他，章惇的儿子章援没来。当年苏东坡作主考官，亲自第一名录取章援，按照当时的传统，章援当为苏轼之门生。章援感觉到苏轼可能会再次当政，就怕苏轼以其父之道报复，于是给苏东坡写了一封信，很委婉，意思是说辅佐君王的人，一言之微，足以决定他人之命运。
苏轼给章惇回信了，这样写的：某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增损也。闻其高年寄迹海隅，此怀可知。但以往者更说何益？惟论其未然者而已。……，书至此，困惫放笔，太息而已。（1101年）六月十四日。
同年苏轼病故。1105年章惇卒。
宋徽宗能当上皇帝，第一个原因就是他的皇兄哲宗死后无子。哲宗和徽宗就是北宋的第七、第八代皇帝，是兄弟俩。他们的父亲，是北宋的第六代皇帝宋神宗。神宗一共有十四个儿子，但是从老大到老五，及老七、老八、老十这八个儿子全都夭折了，只留下六个长成年的皇子，哲宗 是第六子，徽宗是第十一子。
哲宗归天，又没有儿子，那么到底由五个弟弟里面的哪个来承继大统 呢？当时的太后，也就是神宗的皇后向氏，就召集百官来商量这事。向氏在徽宗承继大统这件事上，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向太后本人并没有亲生的儿子，哲宗也不是她生的，所以哲宗下面这五个弟弟谁来继统，在她眼里是无所谓的。向太后隔着帘子问大臣：“大行皇帝归天，没有子嗣，诸位爱卿，你们看谁来继统？”这个时候，给宋徽宗帮忙的人出现了，他就 是宰相章惇。当然，这并不是章惇的本意，可是他的话却阴差阳错帮了宋徽宗大忙。
章惇这个人，年轻的时候跟大文豪苏东坡关系很好。有一次，两个人出去游玩，到了一条水流很急的溪边，溪上有一座独木桥，对面是一座峭壁。章惇就对苏轼说，老苏，咱俩过去在峭壁上题诗怎么样？苏东坡一看太危险了，说我不去。章惇却若无其事地沿着独木桥走到溪流对面，把长袍往腰带上一掖，拽着老藤就荡到峭壁跟前，提 起笔来写上“苏轼章惇游此”，就是到此一游的意思。章惇回来后，苏轼对他说，子厚（章惇的字）必能杀人，章惇问为什么，苏轼说，连自己的身家性命都不当回事的人，能拿别人的命当回事吗？果然，章惇做了宰相之后，将党同伐异、驱逐异己的手段用到了极致，就连当年块题诗的老朋友苏轼，都没逃过被流放的厄运。
向太后问众位大臣谁能继统，章惇作为宰相，当然应该第一个发言。 他张嘴就说：“母以子贵，如果继统的话，应立先帝同母弟简王。”也就是说，应该立跟先帝同一个妈生的第十三子简王。他这句话一说完，太后的脸色马上就变了。虽然隔着帘子章惇可能看不到，但是他也马上明白这话说得太鲁莽了。果然，太后隔帘就发问：“宰相你说的这叫什么话，什么叫同母弟啊，这六个皇子难道不都是哀家的儿子吗？”这下宰相就傻了。因为哲宗皇帝本身就是庶出，不是向太后亲生，而是朱太妃所生。现在如果再立朱太妃所生的简王，那朱太妃就有两个儿子先后为帝。太后虽然是正位中宫，有这个位份，但是倘若朱太妃的两个儿子都当皇帝了，那太后和朱太妃的关系就不好处了。因此，太后勃然变色，章惇的这个提议也就作废了。
既然立简王不行，章惇于是又提了一个人。他说：“按照长幼之序，当立九子申王。”因为皇子前十位里就剩老九了，所以应该立老九申王。 他一说完，满朝文武，包括太后都乐了。为什么？因为申王有目疾，是个盲人。甭说中国历史，就是世界历史上，好像也没有盲人做皇帝的。太后心想，你说立申王，他连奏章都看不了，你这不是成心的吗？所以章惇一说，大家一乐就完了，根本就不再讨论了。
再往下数，就该十一子端王了。章惇心中暗说，不好不好，实在不好！因为他知道，端王整天就是踢球、赏花、写字、画画，跟名妓勾勾搭搭，怎么可以君天下？章惇确实有识君之才。果然，太后在帘子后面说：“那这样一来，下边就该端王了吧。”章惇一听，脑子就乱了，也不顾君臣礼仪，大喊一声：“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这一句，可就为他后面的凄惨人生埋下了伏笔。我们想一下，他敢说端王轻佻，那一旦端王当了皇帝，他能有好下场吗？所以，章惇一代名臣，最后凄凄惨惨，被贬死在了外地。
太后听了章惇的这句话很生气，心想，你说立谁就立谁，我立的你就给否了，而且连君臣礼仪都不顾，这还得了？这个时候，同僚们也开始落井下石了。当时的枢密使曾布，觊觎宰相的位置已久，他想，先帝在位十年，章惇当了六年宰相，如果再让章惇看中的人做了皇帝，那还有我当宰 相的时候吗？所以，曾布这个时候就跳出来指责章惇，说他“所发议论，令人惊骇，不知居心何在”。这样的大帽子一扣，给了章惇一个承受不了的罪名，他就没法再说话了。这时，太后发言：“先帝尝言，端王有福寿，且仁孝，不同于诸王。”说这个孩子有福寿，而且非常孝顺，不同于 其他的皇子。最后太后拍板，说就立端王。随即召端王入宫，在大行皇帝灵柩前继位，这就是宋徽宗。
在皇兄早亡，又无子嗣，宰相失言，太后力挺，且群臣相嫉的因缘际会之下，在章惇一句“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的大喝声中，宋徽宗承继大统，当上了皇帝，拉开了北宋王朝最后一场戏的帷幕。
5章惇传
《宋史》卷四百七十一《奸臣一》：
章惇字子厚，建州浦城人，父俞徙苏州。起家至职方郎中，致仕，用惇贵，累官银青光禄大夫，年八十九卒。
惇豪俊,美姿容，博学善文。进士登名，耻出侄衡下，委敕而出。再举甲科，调商洛令。与苏轼游南山，抵仙游潭，潭下临绝壁万仞，横木其上，惇揖轼书壁，轼惧不敢书。惇平步过之，垂索挽树，摄衣而下，以漆墨濡笔大书石壁曰：“苏轼、章惇来。”既还，神彩不动，轼拊其背曰：“君他日必能杀人。”惇曰：“何也？”轼曰：“能自拼命者，能杀人也。”惇大笑。召试馆职，王陶劾罢之。熙宁初，王安石秉政，悦其才，用为编修三司条例官，加集贤校理、中书检正。时经制南、北江群蛮，命为湖南、北察访使。提点刑狱赵鼎言，峡州群蛮苦其酋剥刻，谋内附，辰州布衣张翘亦言南、北江群蛮归化朝廷，遂以事属惇。惇募流人李资、张竑等往招之，资、竑淫于夷妇，为酋所杀，遂致攻讨，由是两江扇动。神宗疑其扰命，安石戒惇勿轻动，惇竟以三路兵平懿、洽、鼎州。以蛮方据潭之梅山，遂乘势而南。转运副使蔡烨言是役不可亟成，神宗以为然，专委于烨，安石主惇，争之不已。既而烨得蛮地，安石恨烨沮惇，乃薄其赏，进惇修起居注，以是兵久不决。
召惇还，擢知制诰、直学士院、判军器监。三司火，神宗御楼观之，惇部役兵奔救，过楼下，神宗问知为惇，明日命为三司使。吕惠卿去位，邓绾论惇同恶，出知湖州，徙杭州。入为翰林学士。元丰三年，拜参知政事。朱服为御史，惇密使客达意于服，为服所白。惇父冒占民沈立田，立遮诉惇，惇系之开封。坐二罪，罢知蔡州，又历陈、定二州。五年，召拜门下侍郎。丰稷奏曰：“官府肇新而惇首用，非稽古建官意。”稷坐左迁。谏官赵彦若又疏惇无行，不报。哲宗即位，知枢密院事。宣仁后听政，惇与蔡确矫唱定策功。确罢，惇不自安，乃驳司马光所更役法，累数千言。其略曰：“如保甲、保马一日不罢，有一日害。若役法则熙宁之初遽改免役，后遂有弊。今复为差役，当议论尽善，然后行之，不宜遽改，以贻后悔。”吕公著曰：“惇所论固有可取，然专意求胜，不顾朝廷大体。”光议既行，暴愤恚争辨帘前，其语甚悖。宣仁后怒，刘挚、苏辙、王觌、朱光庭、王岩叟、孙升交章击之，黜知汝州。七八年间，数为言者弹治。哲宗亲政，有复熙宁、元丰之意，首起惇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于是专以“绍述”为国是，凡元祐所革一切复之。引蔡卞、林希、黄履、来之邵、张商英、周秩、翟思、上官均居要地，任言责，协谋朋奸，报复仇怨，小大之臣，无一得免，死者祸及其孥。甚至诋宣仁后，谓元祐之初，老奸擅国。又请发司马光、吕公著冢，斫其棺。哲宗不听，惇意不惬，请编类元祐诸臣章疏，识者知祸之未弭也。遂治刘安世、范祖禹谏禁中雇乳媪事，又以文及甫诬语书导蔡渭，使告刘挚、梁焘有逆谋，起同文馆狱，命蔡京、安惇、蹇序辰穷治，欲覆诸人家。又议遣吕升卿、董必察访岭南，将尽杀流人。哲宗曰：“朕遵祖宗遗制，未尝杀戮大臣，其释勿治。”然重得罪者千余人，或至三四谪徙，天下冤之。惇用邢恕为御史中丞，恕以北齐娄太后宫名宣训，尝废孙少主立子常山王演，托司马光语范祖禹曰：“方今主少国疑，宣训事犹可虑。”又诱高士京上书，言父遵裕临死屏左右谓士京曰：“神宗弥留之际，王珪遣高士充来问曰：‘不知皇太后欲立谁？’我叱士充去之。”皆欲诬宣仁后，以此实之。惇遂追贬司马光、王珪，赠遵裕奉国军留后。结中官郝随为助，欲追废宣仁后，自皇太后、太妃皆力争之。哲宗感悟，焚其奏，随觇知之，密语惇与蔡卞。明日惇、卞再言，哲宗怒曰：“卿等不欲朕入英宗庙乎？”惇、卞乃已。惇又以皇后孟氏，元祐中宣仁后所立，迎合郝随，劝哲宗起掖庭秘狱，托以左道，废居瑶华宫。其后哲宗颇悔，乃叹曰：“章惇坏我名节。”惇又结刘友端相表里，请建刘贤妃于中宫。
初，神宗用王安石之言，开熙、河，谋灵、夏，师行十余年不息。迨闻永乐之败，神宗当宁恸哭，循致不豫，故元祐宰辅推本其意，专务怀柔外国。西夏请故地，以非要害城砦还之。惇以为蹙国弃地，罪其帅臣，遂用浅攻挠耕之说，肆开边隙，绝夏人岁赐，进筑汝遮等城，陕西诸道兴役五十余所，败军覆将，复弃青唐，死伤不可计。知天下怨己，欲塞其议，请诏中外察民妄语者论如律。优立赏逻，告讦之风浸盛。民有被酒狂讹者，诏贷其死，惇竟论杀之。用刑愈峻，然不能遏也。
哲宗崩，皇太后议所立，惇厉声曰：“以礼律言之，母弟简王当立。”皇太后曰：“老身无子，诸王皆是神宗庶子。”惇复曰：“以长则申王当立。”皇太后曰：“申王病，不可立。”惇尚欲言，知枢密院事曾布叱之曰：“章惇，听太后处分。”皇太后决策立端王，是为徽宗，迁惇特进，封申国公。为山陵使，灵轝陷泽中，逾宿而行。言者劾其不恭，罢知越州，寻贬武昌军节度副使、潭州安置。右正言任伯雨论其欲追废宣仁后，又贬雷州司户参军。初，苏辙谪雷州，不许占官舍，遂僦民屋，惇又以为强夺民居，下州追民究治，以僦券甚明，乃已。至是，惇问舍于是民，民曰：“前苏公来，为章丞相几破我家，今不可也。”徙睦州，卒。
惇敏识加人数等，穷凶稔恶，不肯以官爵私所亲，四子连登科，独季子援尝为校书郎，余皆随牒东铨仕州县，讫无显者。妻张氏甚贤，惇之入相也，张病且死，属之曰：“君作相，幸勿报怨。”既祥，惇语陈瓘曰：“悼亡不堪，奈何？”瓘曰：“与其悲伤无益，曷若念其临绝之言。”惇无以对。
政和中，追赠观文殿大学士。绍兴五年，高宗阅任伯雨章疏，手诏曰：“惇诋诬宣仁后，欲追废为庶人，赖哲宗不从其请，使其言施用，岂不上累泰陵？贬昭化军节度副使，子孙不得仕于朝。”诏下，海内称快，独其家犹为《辨诬论》，见者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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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宋论》评价
“章惇之邪，卓然无待辨者”（《宋论》卷六《神宗》）
“是安石之法，未足以致宣、政之祸；惟其杂引吕惠卿、邓绾、章惇、曾布之群小，以授贼贤罔上之秘计于蔡京，则安石之所以贻败亡于宋者此尔。”（《宋论》卷八《徽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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