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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历中，劫盗张海横行数路，将过高邮。知军晁仲约度不能御，谕军中富民出金帛，市牛酒，使人迎劳，且厚遗之。海悦径去，不为暴。事闻，朝廷大怒。时范文正公在政府，富郑公在枢府，郑公议欲诛仲约以正法，范公欲宥之，争于上前。富公曰：“盗贼公行，守臣不能战，不能守，而使民醵钱遗之，法所当诛也；不诛，郡县无复肯守者矣。闻高邮之民疾之，欲食其肉，不可释也。”范公曰：“郡县兵械足以战守，遇贼不御，而又赂之，此法所当诛也。今高邮无兵与械，虽仲约之义当勉力战守，然事有可恕，戮之恐非法意也。小民之情，得醵出财物，而免于杀掠，理必喜之，而云欲食其肉，传者过也。”仁宗释然从之，仲约由此免死。
既而富公愠曰：“方今患法不举，方欲举法，而多方沮之，何以整众？”范公密告之曰：“祖宗以来，未尝轻杀臣下，此盛德事，奈何欲轻坏之？且吾与公在此，同僚之间，同心者有几？虽上意亦未知所定也，而轻导人主以诛戮臣下，它日手滑，虽吾辈亦未敢自保也。”富公终不以为然。及二公迹不自安，范公出按陕西，富公出按河北，范公因自乞守边。富公自河北还，及国门，不许入，未测朝廷意，比夜徬徨不能寐，遶床叹曰：“范六丈，圣人也！”
宋仁宗庆历年间，强盗张海横走了路，将经过高邮。知军晃仲约度不能抵御，对军队中富户出金帛，买牛酒，派人迎接慰劳，并且送给他。海高兴就走，不算残暴。事情上报，朝廷非常愤怒。当时范仲淹在政府，富弼在枢密院，郑先生提议处死晁仲约用正方法，范公想原谅他们，争夺在皇上面前。富弼说：“盗贼公行，守臣不能战，守不住，而使百姓凑钱给他，法所要杀的；不杀，郡县不再肯守的了。听说高邮的人民憎恨的，想要吃它们的肉，不可放弃的。”范公说：“郡县的兵力足以防御，遇上贼不到，然后又给他，这种方法所要杀的。现在没有军队和武器高邮，虽然仲约的意义应当努力战斗，但事情有可宽恕，杀了他恐怕不是法律意思。小民的感情，得到凑钱出财物，而免于杀掠，管理一定会很高兴的，但说要吃它们的肉，传授的人错了。仁宗释放地跟着走了”，仲约因此免于一死。
不久，富弼生气地说：“现在患法不举，正想举法，而多方阻挠的，如何整部？”范公私下告诉他说：“祖宗以来，从来没有轻易杀死臣下，这是一种美德事，为什么要轻易破坏的？并且我与您在这，同事之间，同心的人有多少？虽然上面的意思也不知道所确定的，而轻引导君主诛杀臣子用，其他天手滑，虽然我们也不敢保证自己的。”富公始终不这样认为。等到二公事迹不安，范公出京巡按陕西，富公外出视察河北，范公就自己请求守边。富公从河北回来，到建国门，不允许进入，不知道朝廷的心意，不能入睡整夜彷徨，遶床叹息说：“范六丈，圣人的！”
1.十三岁时就能够织白布，十四岁就做了裁缝
2.白色的急流碧绿的深潭，回旋的清流倒影在水中
涕；
3.（我）面对这张纸留下了眼泪，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4.眼里留下了眼泪，（哭的）鼻涕流了一尺长
王；
1.（如果我）三十天之后还没回来，就请立太子为国君
3.妃子，小人，王子，皇孙
4.等到政府的军队平定了中原，在祭拜我的时候别忘了告诉我
小编就这个能力了，希望能帮上你！！
宋朝时，强盗张海带大批人马快要到高邮了，知军（统理府州的军事长官）晁仲约预料无法抵御，就昭示当地富有的人，要他们捐出金钱、牛羊、酒菜去欢迎慰劳贼兵，且很优厚地对待他。张海很高兴，直接离去没有施加暴行。
事情传开以后，朝廷非常愤怒。富弼提议处死晁仲约。当时范仲淹在政务府办公，富郑公在中枢府办公，富郑公商议着想要诛杀仲约，范文正公想要饶恕他，为了争议而进见仁宗。
富公说：“盗贼公然行动，守城的大臣不抵抗，不防守，却要百姓捐出金钱去慰劳贼兵，按律法应当诛杀；不杀，郡县将没有愿意守卫的人了。听闻高邮的百姓忌恨晁仲约，想吃他的肉，难以消除恨意。”
范仲淹说：“郡县的兵力足以应战或防守，遭遇贼兵不抵御，反而去贿赂，在法理上知军必须处死；但是当时实际情况是高邮兵力不足，即使晁仲约按道义应当抵抗或者防守，但是情有可原，这种情况下杀死知军不是立法的本意。而且百姓的常情，只要捐出金钱食物，可以避免杀戮抢劫，按理说一定很高兴。传言百姓想吃晁仲约得肉，是谣传的人的过错。”仁宗听后，消除嫌隙接受范仲淹的意见，晁仲约因此免掉死罪。
不久，富公生气地说：“如今担忧法度不能推行，却又多次破坏它，要凭什么治理民众？”范仲淹私下告诉他说：“本朝从祖宗开始，未曾轻易处死臣下，这是一种美德，怎么可以轻易地破坏呢？假如皇上做惯这种事，将来恐怕我们的性命也不可保了。况且我和你在这里，同僚之间，同样心意的人有多少？虽然圣上的意思还不知道怎么决定，但是轻率地引导圣上诛戮大臣，他日手滑（就是诛杀大臣手顺了），即使是我们也不敢自保啊。”
富公到底不认为是对的，等到二公的功绩不安稳，范公出使去巡视陕西，富公出使去巡视河北，因为范公自己请求戍守边疆，富公从河北返回(京城)，到了国门，被拒绝进入，不能揣测到朝廷的心意，连续几晚彷徨着无法入睡，围着床转，叹息着说:"范仲淹是圣人啊。"
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爁焱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苍天补，四级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虫死，颛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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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很早的时候，(天地)四方的柱子倒塌了，九州裂分开来，苍天不能全部盖住(大地，古谓天圆地方，天似穹庐遮盖大地)，大地不能全部完承载地上的万物；大火猛烈燃烧而不熄灭，洪水四处泛滥而不停息，凶猛的野兽吞吃善良的人类，阴狠的禽鸟捕杀老人和小孩。正因为这样，女娲烧炼五色彩石来修补青天，砍断大龟的腿来重树(天地)四方的柱子，杀死黑色的巨龙来拯救冀州(的百姓)，积攒芦苇烧成的灰来平息肆虐的洪水。苍天修补好了，(天地)四方的柱子整治好了；肆虐的洪水干了，冀州(的祸乱)平息了；凶狠的野兽死了，善良的百姓由此繁衍生息了。
君王赐给你高官来使身份尊贵，赏赐你很多钱财来使你的家庭富足，群臣的爵位没有比你高的，俸禄没有比你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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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说古代贤明的君王，对待那些接受优厚赏赐却不管国家事情的大臣，就要加罪于他；对待那些遇到事情担任职务，却不能胜任工作的臣子，就要加罪于他。
翻译文言文 ， 谢谢！
很难一下子就看透一个人的内在本质，我们可以从外在的形态来观察他，并推测他的真面目。
“中和”是最为珍贵的品质，具有这种品质的人表面上是一个十分平常的人，他并不带有太多的个人目的，能够理解和宽容他人，能够协调好各种各样的专业人才，处理好各种人际关系。所以，“中和”的品质比才能更加重要。
从认识“阴阳”特性上来分析，“阴”属静态、隐深层次，“阳”属动态、表现层次；绝顶聪明的人能够做到两全其美，而一般地，一个人要么是“明白”人，要么是“玄虑”人。“明白”人属阳，行事主动，反应快，识时务，却考虑不周，行事鲁莽；“玄虑”人属阴，比较内向，懂得深层次的原因，重原则，却反应迟钝，犹豫不决。
可以借用五行的思维来考察一个人的才能：木骨、金筋、火气、土肌、水血，即健壮的体魄、充沛的精力、洪亮的声音、匀称的体态、平和的面色，这些分别是仁（仁爱）、义（勇敢和讲道义）、礼（尊敬和理解他人）、信（诚信）、智（智慧）的基础。如果一个人全部具备这五个方面，称之为“五常”。“五常”的人很难找到，而只有一“德”的人则比较常见：温直而扰毅，木德；刚塞而弘毅，金德；愿恭而理敬，水德；宽栗而柔立，土德；简畅而明砭，火德。
古人的理论可以融会贯通，关于五行有相生：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相克：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众胜寡，故水胜火；精胜坚，故火胜金；刚胜柔，故金胜木；专胜散，故木胜土；实胜虚，故土胜水。如果在一个团队中能够找到这五种性格的人才，则各种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反过来，一个有效的团队中一定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人才。如果在一个团队中缺少一种性格/才能的人才存在，则由于相克的道理推测在将来可能会出现不和谐。反过来可以知道拥有“中和”性格的人来协调团队的内部矛盾是十分重要的，“中和”的确十分可贵。
从仪表和日常的行为方面观察，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心地和他处世的态度；从一个人的声音上面可以分辨出这个人的情绪；与表情相结合，可以推测出一个人的内在性格。
“九征”，说的是考察一个人的九个方面才有可能全面地认识他。这九个方面是“神、精、筋、骨、气、色、仪、容、言”。这里的“神”与现代人讲的“人生观”有点相近。“精”指的是一个人的分析理解能力，说白一点就是看一个人的“悟性”。“筋”就是指平常所说的“胆量”，指一个人是否“有种”，是否有“责任心”。“骨”说的是“坚韧”和“忍耐”的性格。“色”是看一个人是否有“同情心”，是否善于“换位思考”。“仪”，是看一个人举止“庄重”还是“轻佻”等。“容”，是看人是否“严肃”、“认真”还是“心不在焉”等。“言”，看一个人说话是否平和、流利而又有条理。如果有一方面做得不够好，则这个人是个“偏杂之才”。
〈九征〉
盖人物之本，出乎情性。情性之理，甚微而玄；非圣人之察，其孰能究之哉？
凡有血气者，莫不含元一以为质，禀阴阳以立性，体五行而着形。苟有形质，犹可即而求之。
凡人之质量，中和最贵矣。中和之质，必平淡无味；故能调成五材，变化应节。是故，观人察质，必先察其平淡，而后求其聪明。
聪明者，阴阳之精。阴阳清和，则中睿外明；圣人淳耀，能兼二美。知微知章，自非圣人，莫能两遂。故明白之士，达动之机，而暗于玄虑；玄虑之人，识静之原，而困于速捷。犹火日外照，不能内见；金水内映，不能外光。二者之义，盖阴阳之别也。
若量其材质，稽诸五物；五物之征，亦各着于厥体矣。其在体也：木骨、金筋、火气 、土肌、水血，五物之象也。五物之实，各有所济。是故：
骨植而柔者，谓之弘毅；弘毅也者，仁之质也。
气清而朗者，谓之文理；文理也者，礼之本也。
体端而实者，谓之贞固；贞固也者，信之基也。
筋劲而精者，谓之勇敢；勇敢也者，义之决也。
色平而畅者，谓之通微；通微也者，智之原也。
五质恒性，故谓之五常矣。
五常之别，列为五德。是故：
温直而扰毅，木之德也。
刚塞而弘毅，金之德也。
愿恭而理敬，水之德也。
宽栗而柔立，土之德也。
简畅而明砭，火之德也。
虽体变无穷，犹依乎五质。故其刚、柔、明、畅、贞固之征，着乎形容，见乎声色，发乎情味，各如其象。
故心质亮直，其仪劲固；心质休决；其仪进猛；心质平理，其仪安闲。夫仪动成容， 各有态度：直容之动，矫矫行行；休容之动，业业跄跄；德容之动，颙颙昂昂。夫容之动作，发乎心气；心气之征，则声变是也。夫气合成声，声应律吕：有和平之声，有清畅之声，有回衍之声。夫声畅于气，则实存貌色；故：诚仁，必有温柔之色；诚勇，必有矜奋之色；诚智，必有明达之色。
夫色见于貌，所谓征神。征神见貌，则情发于目。故仁目之精，悫然以端；勇胆之精，晔然以彊；然皆偏至之材，以胜体为质者也。故胜质不精，则其事不遂。是故，直而不 柔则木，劲而不精则力，固而不端则愚，气而不清则越，畅而不平则荡。是故，中庸之质，异于此类：五常既备，包以澹味，五质内充，五精外章。是以，目彩五晖之光也。
故曰：物生有形，形有神精；能知精神，则穷理尽性。性之所尽，九质之征也。 然则：平陂之质在于神，明暗之实在于精，勇怯之势在于筋，彊弱之植在于骨，躁静之决在于气，惨怿之情在于色，衰正之形在于仪，态度之动在于容，缓急之状在于言。其为人也：质素平澹，中叡外朗，筋劲植固，声清色怿，仪正容直，则九征皆至，则纯粹之德也。九征有违，则偏杂之材也。（九征所在）
三度不同，其德异称。故偏至之材，以材自名；兼材之人，以德为目；兼德之人，更为美号。是故：兼德而至，谓之中庸；中庸也者，圣人之目也。具体而微，谓之德行；德行也者，大雅之称也。一至，谓之偏材；偏材，小雅之质也。一征，谓之依似；依似，乱 德之类也。一至一违，谓之间杂；间杂，无恒之人也。无恒、依似，皆风人末流；末流之质，不可胜论，是以略而不概也。
人物的本质，出于情性，关于情性的道理，非常微妙深奥，如果没有圣人的洞察力，常人有谁能探究清楚呢？凡是有血气的生命，没有不包含天地混沌元气为其本质，秉承阴阳两面以树立根性，容纳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形成形体。如果具备形貌气质，就可以探究其本性。凡是人的素质，以中正平和最为可贵。中和的素质必然淡然无味，所以能使人体内金、木、水、火、土五材调谐，变化无碍而又顺应客观规律。因此观察一个人的素质，一定先看他是否平淡，然后看他是否聪明。所谓聪明，是天地阴阳的精华。阴阳之气协调清和，就内有睿智，外能明达。圣人淳朴于内而聪明于外，能够兼具平淡与聪明之美。了解事物的隐显，不是圣人不能两得其全。因此精明强干的人，通晓进趋应变的关键，而缺乏深思远虑；深虑多思的人，识别静默安处的道理，而不知迅捷机变。这就像火日生辉，明焰外射，不能内见；金水相生，莹光内映，不能外照。这两者之所不同，正是阴和阳道理的区别。如果衡量一个人的才能资质，要用五行的道理去考核，五行的征象也个体现在人的体质。五行表现在人体：木为骨，金为筋，火为气，土为肌，水为血，形成人体五种征象。人体所具备的金、木、水、火、土五种征象，各有所成就的方面。因此骨骼坚直而柔韧，就叫弘大刚毅，弘大刚毅是“仁”的本质。气质清新而明朗，就叫礼文仪节，礼文仪节是“礼”的根本。体性端正而结实，就叫坚贞不移，坚贞不移是“信”的基础。筋腱强劲而精健，就叫勇武果断，勇武果断是“义”的决断。血色平和而通畅，就叫通征知著，通征知著是“智”的本源。
文言文翻译
孔融十岁的时候，随父亲到洛阳。当时李元礼名气很大，是一个司隶校尉。到他家去的人，都是那些才智出众的人、有清高称誉的人以及自己的亲戚。孔融到了他家门前，对下边的人说：“我是李府君的亲戚。”通报了上去，一起坐下来。李元礼问：“您和我有什么亲戚关系?”孔融回答说：“过去我的祖先仲尼（指孔子，即孔丘，字仲尼）和你祖先伯阳（指老子，即李耳，又称老聃，字伯阳）有师徒之称，所以我和您是世世代代友好往来都是亲戚关系。”李元礼和他的那些宾客没有一个不对他的话感到惊奇的。太中大夫陈韪后来才到，别人就把孔融说的话告诉给他听，陈韪说：“小的时候很聪明，长大了未必很有才华。”孔融听后说：“我猜想您小的时候一定很聪明吧。” 陈韪就非常尴尬。
孔融十岁时,跟着父亲去洛阳.当时李元礼名气很大,官任司隶校尉,登门拜访的,都是英俊的青年人才和声望贤明的人,还有李元礼的亲戚这些人才能被放进去.孔融到门口,对看门的任说:[我是李府君的亲戚.]然后孔融就进去了,坐到了李元礼面前.李元礼问:[你和我有什么亲戚关系呢?]孔融回答道:[我的祖先孔子和您的祖先老子(李耳)有师徒关系(孔子曾向老子请教礼的问题),这样来说我和你是世交.]李元礼和其他宾客没有一个不感到惊奇的.过了一会儿,太中大夫陈韪到了,有人把孔融说的话告诉他,陈韪说:[小时侯杰出的人,长大后不一定杰出.]孔融说:[我猜您小时侯肯定很聪明.]陈韪非常局促窘迫。
1、（李元礼和其他宾客）没有一个人不对他感到惊奇的。
2、 君、仆、或者(父、君亲、先君、先人等)在下年事已高，此题不会，只好胡蒙啊，误人子弟啊！
3、大：成年，长大 语1=话语，说过的话 语2=告诉
4、一方面反映了孔融的聪明机智，但也从另一方面反映了孔融比较会讽刺挖苦别人，而这正是他的性格——恃才傲物，盛气凌人。
参考资料
孔融(153～208)，字文举，建安七子之一，东汉文学家，鲁国曲阜人。家学渊源，是孔子的二十世孙。他年少时曾让大梨给兄长，自己取小梨，因而名垂千古。
灵帝时，辟司徒杨赐府。中平初(185)，举高第，为侍御史，然与中丞不合，托病辞归。后辟司空府为僚属，拜中军候，迁虎贲中郎将。献帝初平元年(190)，因忤董卓，转为议郎，出至黄巾军最盛的青州北海郡为相。兴平二年(195)，刘备表荐他领青州刺史。建安元年(196)，袁绍之子袁谭攻青州，孔融只身出奔，妻子被俘。曹操迁献帝都许昌，征孔融为少府。在许昌，因不满曹操雄诈,多所乖忤，被奏免官。后复拜太中大夫，退居闲职，好士待客，座上客满，奖掖推荐，声望甚高。但因屡逆曹操，终为所忌，枉状构罪，下狱弃市。
孔融是东汉末年一代名儒，是继蔡邕之后的文章宗师，亦擅诗歌。
谈孔融的作品，是离不开他的思想性格的。他的作品明显受到其思想性格的影响。整体来说，孔融作品受性格影响而形成了理直的“正气”、恃才傲物的“盛气”和旧式文人的“酸气”。本文主要通过孔融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生活环境和生平而形成的性格特点来揭示其性格对其作品的影响，进而形成的上述“三气”，下面分述之。
一、孔融深受儒家正统思想的影响而形成的理直“正气”。
1、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的“古国”，有着优良的文化传统。而儒学则一直是统治者所倡导的正统观念。它形成于2020多年前，是我们传统文化的重要组织部分。而儒家思想总体来说就是坚持亲亲、尊尊的原则，也就是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礼治的核心就是——异，即贵贱、尊卑、长幼等都有其特殊的行为规范，君是君，臣是臣，父父，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等要严格区分，而德治就是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认为无论人性善恶都能感化，即心理改造，非法治能及。人治则是重视人的特殊化，重视人的发展，认为人都有同情心，应调动其同情心，属天命论范围。而孔融乃孔子二十世孙，更是儒家学派的继承和倡导者。所以，他的思想应该是深受儒学的熏陶，传统的“纲常”、“仁义”等思想根深蒂固。据《建安七子集校注》（以下简称《校注》）载：“汉灵帝建宁元年（168），融十六岁，正值汉末党锢之祸。融兄孔褒的好友张俭，被宦官头子中常侍侯览所怨，诬俭为党人。俭亡命抵融家，孔褒外出，融收藏了张俭。后事泄，融与褒一并被捕入狱。兄弟二人争死，‘郡县疑不能决’，将案情呈上司处理，结果下诏判了孔褒的罪。孔融于是名声大振。”[1]在那个时代，象孔融这样的举动是非常难得的，也是社会所提倡的。所谓“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2]这是为人首先要遵循的，“孝弟仁者，其为仁之本与”孔老夫子都认为，孝敬父母，尊敬兄长，这就是“仁”之根本。而为兄赴死，不正是“士见危致命” [3]的儒家道德的典范吗？
2、反映在文学创作上，孔融也是受正统的“忠君”思想的支配。如《上书请准古王畿制》[4]：“臣闻先王分九圻，以远及近，……臣愚以为千里国内，可略从《周官》六乡，六遂之文，分取北郡，皆令属司隶校尉，以正王赋，以崇帝室。役自近以宽远，繇华贡献，外薄四海，揆文奋武，各存典书。”孔融以雄辩之才上此奏文，乃以恢复周王朝旧制，京都千里之内，不把土地封给侯王为借口，来限制曹操势力的扩张。此正为“忠君”和“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第十二》）的思想的重要表现，也即礼治的范畴。
再如《崇国防疏》[5]：“窃闻领荆州牧刘表桀逆放恣，所为不轨，至乃效祭天地，拟仪社稷。……前以露袁术之罪，今复下刘表之事，是使跛牂欲窥高岸，天险可得而登也。案表跋扈，擅诛列侯，遏绝诏命，断盗贡篚，招呼元恶，以自营卫，专为群逆，主萃渊薮。郜鼎在庙，章孰甚焉！桑落瓦解，其势可见。臣愚以为宜隐效祀之事，以崇国防。”孔融有感于北方的袁绍和南方的刘表相勾结，特别是刘表独霸一方，其行为仿照天子，因此上疏指斥刘表“桀逆放恣，所为不轨”，但主张对刘表采取容忍态度以维护国体。此种思想，都是“君臣纲常”论的体现。应该说，孔融的此种做法是试图维护君臣纲常论的。若按君叫臣死臣得死的观点看，这只是一种中庸的做法，而采取中庸做法的更深刻原因是国家已无能力进行剿灭，而孔融本身又是一文人，战绩不佳，亦无能力肩负此任，故此，才有“桑落瓦解，其势可见”的消极观点。
3、孔融为官，常荐举贤良，诱益后进。
孔融对曹操也曾寄与希望。当曹操拥戴献帝，并把他从残破的洛阳接到许昌，还能把孔融等社会名流委以重任，加上在战场上屡打胜仗的重多事实，孔融此时认为曹操有可能也有能力辅佐献帝，匡扶汉室。因此，在建安初年一段时间内，孔融多次荐举人才，还在作品中充分肯定曹操的功绩。例如写于建安元年的《六言诗》[6]三首其二：“郭李分争为非，迁都长安思归。瞻望关东可哀，梦想曹公归来。”其三：“从洛到许巍巍，曹公忧国无私，……”又《与王朗书》曰：“主上宽仁，贵德宥过，曹公辅政，思贤并立。策书屡下，殷勤款至。”孔融上述歌颂曹操的诗文，说明其正统思想根深蒂固，内心深处总以匡扶汉室为己任。而他的荐举贤良，也是围绕着这一思想而进行的。如：《上书荐谢该》、《上书荐赵台卿》、《荐祢衡疏》等，都是此种刚正性格的体现。
孔融一方面高才居傲，自以为当时豪杰皆不能及，另一方面也颇具知人之贤。他宽容好士，有能指出其缺点者，则背后便称道这个人的优点，若了解别人的优点而未举荐，则认为是自己的过错。这岂不是“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论语•述而第七》）的儒家思想的写照吗？他荐举比他小20岁的祢衡，也是为了提携后进，广集人才，以备匡扶汉室之用。这充分体现了儒家之传统“正气”。
二、孔融的刚直认真性格反映在作品中体现出了他恃才傲物的“盛气”。“
1、孔融小时就很有名气，除“让梨”和救“张俭”外，还有一个故事，据《世说新语•言语第二》[7]载：“孔文举年十岁，随父到洛。时李元礼有盛名，为司隶校尉。诣门者，皆俊才清称及中表亲戚乃通。文举至门，谓吏曰：‘我是李府君亲’。既通，前坐。元李问曰：‘君与仆有何亲？’对曰：‘昔先君仲尼与君先人伯阳有师资之尊，是仆与君奕世为通好也。’元李及宾客莫不奇之。太中大夫陈韪后至，人以其语语之，韪曰：‘小时了了，大未必佳。’文举曰：‘想君小时必当了了。’韪大踧踖。”这个故事一方面反映了孔融的聪明机智，但也从另一方面反映了孔融比较会讽刺挖苦别人，而这正是他的性格——恃才傲物，盛气凌人。
谈到“盛气”，曹丕在其《典论•论文》中便指出“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刘勰在《文心雕龙•才略篇》也说：“孔融气盛于为笔，祢衡思锐于为文！有偏美焉。” [8]如他看到盛孝章被困在孙权处，生命危在旦夕时，为了急于救这位名士，他写信给曹操，从交友之道和为国求贤两方面来写，其言词恳切，激情极为强烈。“海内知识，零落殆尽，惟会稽盛孝章尚存。其人困于孙氏，妻孥淹没，单孑独立，孤危愁苦。若使忧能伤人，此子不得复永年矣。《春秋传》曰：‘诸侯有相灭亡者，桓公不能救，则桓公耻之。今孝章实丈夫雄也。天下谈士，依以扬声；而身不免于幽执，命不期于旦夕，是吾祖不当复论损益之友，而朱穆所以绝交也。公诚能驰一介之使，加咫尺之书，则孝章可致，友道可弘也。今之少年，喜谤前辈，或能讥平孝章；孝章要为有天下大名，九牧之民，所共称叹。燕君市骏马之骨，非欲以骋道里，乃当以招绝足也。惟公匡复汉室，宗社将绝，又能正之。正之之术，实须得贤。珠玉无胫而走自至者，以人好之也，况贤者之有足乎？昭王筑台以尊郭隗，隗虽小才，而逢大遇，竟能发明主之至心，故乐毅自魏往，剧辛自赵往，邹衍自齐往。向使郭隗倒悬而王不解，临溺而王不拯，则士亦将高翔远引，莫有北首燕路者矣。” [9]这就是《与曹公书论盛孝章》一文气盛的根本所在。此段文字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心焦与情急碰撞出交友与惜贤之火花，论据充分而才气倍显，正所谓建安风骨是也。
2、孔融的气盛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其性格所决定的，他恃才傲物，看不起别人，倚仗圣人之后的身份，认为别人不能把自己怎么样。在他的思想中，始终贯穿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凌人气质。这种气质反映在作品中就是恃才放旷。如《难曹公表制禁酒书》[10]中：“酒之为德久矣，古先哲王，类地禋宗，和神定人，以济万国，非酒莫以他。”并且引述大量证据，说明酒之于人的好处。即“酒何负于治者哉？”。而且还强词夺理，借以显示其跌宕的性格和犀利的笔锋。如“虽然，徐偃王行仁义而亡，今令不绝仁义；燕哙以让失社稷，今令不禁谦退；鲁因儒而损，今令不弃文学；夏、商亦以妇人失天下，今令不断婚姻。”曹操越是禁酒，他越是：“坐上客恒满，樽中酒不空。” [11]在他的思想中，反对曹操禁酒，其实是借题发挥，其主要用意在于他反对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临了干脆一针见血地揭出曹操的老底：“疑但惜谷耳，非以亡王为戒也。”由于其性格的放荡不羁，所以作品中明显反映了他对曹操的嘲讽，其刚直不阿之态跃然纸上。孔融的性格特点是认真，而认真便趋于激烈，便会形成强烈的创作激情，故使上文反映出“气盛”之特点。
3、孔融的“气盛”不光反映在文上，他的《临终诗》[12]也可视为“使气以命诗”的产物。此诗仅十六句，包含着作者的满腔愤怒！“言多令事败”，他已意识到将被杀害，这个结果的产生是好发议论。为此，他感到当时的社会太黑暗了：“谗邪害公正，浮云翳白日”，正直的人倒霉，而耍阴谋诡计和阿谀奉承的人反而吃得开。他感到众人谗言的可畏：“三人成市虎，浸渍解胶漆。”尽管人言可畏和正直而好发议论的人倒霉，但他那圣后的做人准则是不可更改的——宁可站着死，决不跪着生。从结末二句看：“生存多所虑，长寝万事毕”，并无一点悔恨之意，这也正应了“舍生取义”的儒家精神。
4、正因为孔融跌荡放言的“气盛”才刚直以见杀。
东汉末，时局动荡不安，社会思潮渐趋解放，儒家思想已不能成为完全规范人们的行为准则了。由于孔融耿介豪纵的性格，则其言行经常出格。如时常不穿官服，不戴头巾，甚至认为孝道也是不足守的。他甚至说：“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 [13]这种离经叛道的言论，在当时汉提倡“以孝治天下”的背景下，我们多么佩服他的胆识。汉末天下大乱，农民起义，打破了武帝以来儒家思想被神化的局面，随之出现了思想活跃的新形势。孔融在思想解放之际，表现的比一般文人更为大胆，这对他身为孔子二十世孙来说，更显得难能可贵。孔融的恃才傲物，口无遮拦还表现在《嘲曹公为子纳甄氏书》和《与曹公书啁征乌桓》中。当曹操攻下邺城后，曹丕私纳袁绍子袁熙妻甄氏，孔融则用历史上无有之事“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来嘲讽当时所发生的事，使曹操无可奈何，啼笑皆非。又如曹操北征乌桓，孔融写道：“大将军远征，萧条海外，昔肃慎氏不贡楉矢，丁零盗苏武牛羊，可并案也。”这是讽刺曹操征乌桓乃是小题大做，其通脱与酸气并行，清峻与慷慨互见。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再加上上述原因，终使曹操将其枉状构罪，下狱弃市。
三、孔融也有一般读书人的毛病——酸气。
孔融出身孔圣世家，从小就受儒家思潮影响，也具有一般旧文人的“酸气”。如《离合作郡姓名字诗》：[14] “渔火屈节，水潜匿方。与峕进止，出行施张。吕公矶钓。阖口渭旁。九城有圣，无土不王。好是正直，女回于匡。海外有截，隼逝鹰扬。六翮将奋，羽仪未彰。虵龙之蛰，俾也可忘。玟璇隐耀，美玉韬光。无名无誉，放言深藏。按辔安行，谁谓路长。”此诗纯为文字游戏，用二十二句诗，拼凑成“鲁国孔融文举”六个字。无甚意义，只是想彰显其才。从中，我们可以闻到旧式文人的酸腐气息。
孔融有着读书人普遍存在的毛病，还表现在眼高手低，自以为才华盖世，想干些大事，但大事干不了，小事又不干。所用的人也都是轻浮士人，只会饮酒做诗，高谈阔论，但干不了也不想干实际的事。这从孔融的几次败绩就可见其能力了。他虽然有很高的抱负，也看不起同僚们迎来送往的碌碌无为，可是他的干法更脱离实际。虽然在文化上有一些成果，但在经济上、军事上就不行了，以至后来无处安身。在政治上更混乱了，他看不出复杂问题的关键，也治不了狡猾的下级官吏，做事又没条理，有时放松管理，有时“一朝杀五部督邮”，“奸民污吏，猾乱朝市，亦不能治。”（《后汉书•本传》），这也为怀恨他的人提供了击败他的口实。
孔融虽具一般文人的酸气，但也酸的有个性。他的文章通脱、清峻。这在《难曹公表制禁酒书》中，表现的比较明显，简直是口无遮拦，慷慨陈辞，极尽讥讽之能事。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就指出：“孔融作文，喜用讥嘲的笔调……我们可以瞧出他并不大对别人讥讽，只对曹操。”而这也正是他酸的个性。
孔融的文章总的来说都能深刻反映现实和人民的心声，而艺术形式健康有力，形式与内容、思想与艺术紧密结合，格调慷慨悲凉，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建安风骨。它对于当时人们对文学的看法和一代文风的转变起到了推动、促进作用。对现在我们的文风也有启迪作用。
孔融维护传统君臣纲常礼制的信心与行为坚定而有力，为人正直而豪爽，那种为“正义”而不惧赴死的精神，正是国人的民族精神之魂的真实写照。
孔融不光本身如此，就连他所推荐的人也如他一样狂放傲慢、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如他推荐的祢衡，此人读书很多，狂傲无比。孔融向曹操推荐祢衡，说他德才兼备：“淑质贞亮，英才卓跞。初涉文艺，升堂睹奥，目所一见，辄诵于口，耳所暂闻，不忘于心，性与道合，思若有神。弘羊潜计，安世默识，以衡准之，诚不足怪。忠果正直，志怀霜雪，见善若惊，疾恶如仇。任座抗行，史鱼厉节，殆无以过也。鸷鸟累百。不如一鹗。使衡立朝，必有可观。飞辩骋辞，溢气坌涌，解疑释结，临敌有余。” [15]可是，祢衡初见曹操便轻狂无礼，把荀彧、荀攸、郭嘉、张辽、徐晃等文武百官大加贬低之词，甚至称作奴才，曹操能不恼火？曹操忍住怒火，让祢衡作帐下鼓吏，祢衡却裸体击鼓骂曹，曹操对祢衡十分痛恨，终于借刘表之手，刘表又借黄祖这个武夫之手杀害了祢衡。但曹操对孔融也很生气，怀疑孔融荐举祢衡的用心是侮辱自己。这就进一步加重了曹操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决心。
总之，孔融是中国古代社会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说他典型，是因为在他身上体现了中国千百万知识分子的共性。他的性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他的悲剧命运，同样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因此，他个人的性格和命运悲剧不仅属于那个时代，也属于整个中国古代社会知识分子群体。
孔融是名门之后，享有家世的威望，这在注重门第，注重正统的古代社会里，是相当了不起的资本，孔融自己对此也是引以为豪的——正气；优越感和中国知识分子最足以自命不凡的卓越才华结合起来，构成了他性格中的刚直不阿，不畏权贵的一面——盛气；而中国知识分子是在儒家传统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而儒家的积极入世思想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每一个知识分子的心态——酸气，孔融也不例外。他才高气盛，对人生抱有幻想。而到了晚年，由于有志难申，加上他和曹操矛盾的激化，他的思想开始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又明显体现在作品上。而每次性格波动，都有作品的体现。这种变化是无意识的，是人生不得志的必然。
在古代社会里，独裁专治是极其残酷的，统治阶级总希望臣民逆来顺受，而知识分子偏又不理会这一套。因为他们本身是一支较为进步的社会力量，因此比统治者更接近人民，更能同情人民，更能反映人民的苦难，因而也就想通过参与政治，实现自己广济苍生的抱负。这又是统治阶级最忌讳的。这样就决定了知识分子命运的悲惨性。他在被曹操杀害之前发出的“生存多所虑，长寝万事毕”的无可奈何的悲叹，也就是必然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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