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文翻译
【原文】上已封大功臣二十余人，其余争功，未得行封。上居南宫，从复道上见诸将往往耦语，以问张良。良曰：”陛下与此属共取天下，今已为天子，而所封皆故人所爱，所诛皆平生仇怨。今军吏计功，以天下为不足用遍封，而恐以过失及诛，故相聚谋反耳。”上曰：”为之奈何？”良曰：”取上素所不快，计群臣所共知最甚者一人，先封以示群臣。”三月，上置酒，封雍齿，因趣丞相急定功行封。罢酒，群臣皆喜，曰：”雍齿且侯，吾属亡患矣！”
【译文】高帝已经封赏了大功臣二十多人，其余的人日夜争功，一时决定不下来，便没能给予封赏，高帝在洛阳南宫，从天桥上望见将领们往往三人一群两人一伙地同坐在沙地中谈论着什么。高帝说：”这是在说些什么呀？”留侯张良道：”陛下不知道吗？这是在图谋造反啊！”高帝说：”天下新近刚刚安定下来，为了什么缘故又要谋反呢？”留侯说：”陛下由平民百姓起家，依靠这班人夺取了天下。如今陛下做了天子，所封赏的都是像萧何、曹参这样的您自己亲近喜爱的老友，所诛杀的都是自己生平仇视怨恨的人。现在军吏们计算功劳，认为即使把天下的土地都划作封国也不够全部封赏的了，于是这帮人就害怕陛下对他们不能全部封赏，又恐怕因往常的过失而被猜疑以至于遭到诛杀，所以就相互聚集到一起图谋造反了。”高帝于是担忧地说：”这该怎么办呀？”留侯道：”皇上平素最憎恶、且群臣又都知道的人，是谁啊？”高帝说：”雍齿与我有旧怨，他曾经多次令我困窘羞辱。我想杀掉他，但由于他功劳很多，所以不忍心下手。”留侯说：”那么现在就赶快先封赏雍齿给群臣看，群臣看到雍齿受封，这样一来，群臣也就人人都对自己能受封赏坚信不疑了。”高帝这时便置备酒宴，封雍齿为什方侯，并急速催促丞相、御史论定功劳进行封赏。群臣们赴宴之后，都很高兴，说：”雍齿尚且被封侯，我们这些人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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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王的一位义士,他的名字已经流失（没有记载）了,是泰州如皋县（地名）的差役。虽然是差役,但自身注重气节,行侠仗义。
甲申年（古人用天干地支表示日期）国家被灭亡以后，同县的平民许德溥（字元博）不愿意剃去头发，刺破自己的手臂誓死明志。公府以抗拒法令的罪名将他杀头弃市，妻子要被流放。王义士正好赶上当值押解犯人，对许德溥的行为感到崇敬，打算放掉许德溥的妻子却没有办法，于是一整夜唉声叹气睡不着觉。他的妻子感到奇怪，就问他：“你问什么如此辗转反侧呢?”王义士不回答。妻子又说：“你为什么辗转反侧呢?”王义士说：“这不是妇道人家应该知道的。”妻子说：“你不要以为我是女人就轻视我，你告诉我，或许我能替你出主意。”王义士告诉了她事情缘故。妻子说：“你崇敬许德溥打算放掉他的妻子，这是豪杰之人的行为，能弄到一个人代替她就可以了。”王义士说：“对。但是到哪里找个人呢?”妻子说：“我应该成全你的义举，一议替她流放。”王义士说：“真的吗?还是玩笑话?”妻子说：“确实真的，哪有什么玩笑?”王义士于是跪在地上磕头感谢他的妻子。随后把计划告诉了许德溥的妻子，让他藏匿在娘家。
王义士夫妇于是就上路了，每当经过地方馆驿接受检验身份时，俨然就像官差押解罪犯。经过了好几千里，到达了流放目的地，虽然风霜雨雪非常艰苦，他们却很乐意不觉得难熬。于是如皋县的人都很感动，集资赎回了王义士的妻子，王义士夫妇都在家里去世。
【注释】（1）牧：放牧牲畜。（2）窃：偷偷地，暗中。（3）辄：总是（常常）、就。（4）挞：用鞭子、棍子等打人。（5）曷：通“何”，为什么。（6）潜：暗暗地、悄悄地步。（7）执策：拿着书。（8）达旦：到早晨，到天亮。（9）狞恶可怖：狰狞凶恶，令人害怕，（10）：恬：神色安然，满不在乎的样子。
【译文】
王冕是诸暨县人。七八岁时，父亲叫他在田埂上放牛，他偷偷地跑进学堂，去听学生念书。听完以后，总是默默地记住。傍晚回家，他把放牧的牛都忘记了。王冕的父亲大怒，打了王冕一顿。过后，他仍是这样。他的母亲说：“这孩子想读书这样入迷，何不由着他呢？”王冕从此以后就地离开家，寄住在寺庙里。一到夜里，他就暗暗地走出来，坐在佛像的膝盖上，手里拿着书就着佛像前长明灯的灯光诵读，书声琅琅一直读到天亮。佛像多是泥塑的，一个个面目狰狞凶恶，令人害怕。王冕虽是小孩，却神色安然，好像没有看见似的。
【赏析】文章告诉我们：古代的王冕之所以成为著名的画家、诗人，其根本原因在于王冕幼时读书专心致志，好学不倦，并且达到入迷的程度。这种坚定的志向，顽强的学习精神，是他后来成功的基石。我们从中可以受到启发，得到启迪“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我们青少年要珍惜青春年华，发奋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为将来报效祖国奠定坚实的基础。
王冕，诸暨人，七八岁时，其父要他在陇上放牛，他却偷偷的溜进学舍听学生们念书，听了就默默记住，有时晚上回来竟忘了牵牛。有时会有人把牛牵回来，投诉说踩了他的田，
他老爸怒了，狠狠地揍他，完了还是不改。
他娘说：“他这么执著，你何不由着他呢？”王冕于是离开家，到了寺庙旁住，晚上就出来，在佛像的大腿上坐着，就着长明灯读书，一直读到天亮。佛像大多数是土造的，狰狞可怖，王冕虽然是小孩子，却完全不怕。安阳的韩性听说了，觉得很惊讶，便把他收作弟子，学儒学。韩性死后，他的门人对待王冕就像对待韩性一样尊重。其时王冕的父亲已经去世，他就把母亲接到越城去奉养。后来想念母亲而回故乡，他买了头白牛，拖着母亲的车，自己则穿戴着古时的衣服帽子跟在车后。乡间的孩童争相观看讪笑，王冕也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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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是“砺”的本字。从厂( hàn),象山崖形,表示与山石有关。本义:磨刀石)
2. 同本义 [rubstone]
段注:“旱石者,刚于柔石者也。字亦作厉、作砺。” 朱骏声曰:“精者曰厎,粗者曰厉。汉书地理志,述禹贡砥厉砮丹;诗公刘,取厉取锻,礼内则,刀砺;西山经,苕水其中多砥厉;中山经,阴山多砺石。”
涉渭为乱,取厉取锻。——《诗·大雅》。 陆德明《经典释文》:“厉,本又作砺。”
3. 祸患;危险 [trouble;danger]
降此大厉。——《诗·大雅·瞻昂》
4. 又如:厉阶(祸端)
5. 恶鬼 [evil ghost]
晋侯梦大厉。——《左传·成公十年》
6. 疠,瘟疫,传染病 [pestilence]
盗贼公行,而天厉不戒。——《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漆身为厉。——《史记·范蔡传》
鲜不为厉。——文天祥《正气歌》
7. 河岸,水旁;边 [side]
有狐绥绥,在彼淇厉。——《诗·卫风·有狐》
8. 带,衣带的下垂部分 [band]
垂带而厉。——《诗·小雅·都人士》
鞶厉游缨。——《左传·桓公二年》
带之垂者谓之厉。——《小尔雅·广服》
9. 通“癞”( lài)。恶疮 [favus]
豫让又漆身为厉,吞炭为哑。——《史记·刺客列传》
在“而厉布衣之节”中的“厉”是磨砺的意思`希望对你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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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乂，字德源，祖籍是常州义兴，是迁家到河南的。祖父名环，开元年间任弘文馆学士。父名将明，天宝末年，被任命为河中使府。安禄山造反，蒋将明以计策辅佐他的主帅，保全并、潞等州。两京陷落，他被捉，因装疯得以幸免。虢王李巨招引他到幕府，担任侍御史（侍御史，官名），又提拔为左司郎中、国子司业、集贤殿学士。蒋乂天性敏锐，七岁时，见到庾信的《哀江南赋》，读了两遍就能背诵。外祖父吴兢任史官，蒋乂从小跟从外家（外家，泛指母亲和妻子的娘家）学习，得到外祖父的书，就博览强记。等到成年，他总括群书，有修史的才能，司徒杨绾格外称赞他。蒋将明在集贤殿时，恰逢兵祸兴起，图画书籍混杂错乱，就禀告宰相请求引荐蒋乂入书院，帮忙出力整理比对。宰相张镒也赞赏他，让他暂任集贤殿的小官。蒋乂编排整理一年多，各自分类，得到善本二万卷。两次升迁后为王屋县长官，充任太常礼院修撰一职。贞元九年，被提拔为右拾遗、史馆修撰。德宗看重这个职位，先在延英殿召见他，才任命他。
《新唐书》，北宋欧阳修、宋祁、范镇、吕夏卿等合撰，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全书完成，由曾公亮进呈。是记载中国唐朝历史的纪传体史书。
《新唐书》一共修了十七年，庆历四年，工部尚书宋祁主持修纂〈列传〉，至和元年（1054年），由欧阳修接续编修〈本纪〉、〈志〉、〈表〉。嘉祐五年（1060年）六月，全书告成。两人在七年内竟没见过面。草稿初成，呈宋仁宗审阅。仁宗看后，发现这部史书出于二人之手，体例与文采均不尽相同，于是令欧阳脩删改修饰为一体。欧阳脩此时却拒不修改，他说：“宋公于我为前辈，且人所见不同，岂可悉如已意？”最后仅校阅过一遍，一无所易。
《新唐书》共二百二十五卷，包括本纪十卷，志五十卷，表十五卷，列传一百五十卷。《新唐书》所增列传多取材于本人的章奏或后人的追述，碑志石刻和各种杂史、笔记、小说都被采辑编入。
编辑本段
修史经过
五代时期就曾有《唐书》（即后来《旧唐书》）编成，但宋仁宗认为《唐书》“纪次无法，详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实零落”，庆历四年（1044年）下诏重修。至和元年（1054年）七月，仁宗催促“速上所修《唐书》”。前后参预其事的有宋敏求、范镇、欧阳脩、宋祁、吕夏卿、梅尧臣，《新唐书》所依据的唐人文献及唐史著作均审慎选择，删除当中的谶纬怪诞内容，裁减旧史本纪十分之七。《新唐书》对〈志〉十分重视，新增《仪卫志》、《选举志》和《兵志》，《兵志》附以马政，原有的《天文志》和《历志》篇幅超过《旧唐书》三倍，新志载有文武百官的俸禄制度，为旧志所无。又有屯田、边镇、和籴等，皆旧志所无。《新唐书》也恢复立〈表〉，立了《宰相表》、《方镇表》、《宗室世系表》、《宰相世系表》，志和表分别由范镇、吕夏卿负责编写。历代官修正史〈表〉多缺略，清代学者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说：“新书最佳者志、表，列传次之，本纪最下”，这是允评。列传部分由宋祁负责编写。王鸣盛还指出《新唐书》史表的设置有一些不足，“窃谓史之无表者，固宜补矣，有有表而尤不可以不补者……禁军以宦官掌之，不但朝政尽为所挠，并废立皆出其手，则左右神策中尉亦当表”。
新唐书
宋祁有文名，曾任知制诰、翰林学士等职。他历时十余年完成列传，于嘉三年（公元1058年）交齐全部列传的稿子。欧阳修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擅长古文，他因参加推行“庆历新政”的活动，被贬为地方官，至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才调到朝廷任翰林学士，主持修史工作，等到他写定本纪、志、表，已是于嘉五年（公元1060年）的事了。
清代王鸣盛以《宋史·宋祁传》、《欧阳修传》为据，认为宋祁修书“在仁宗天圣之晚年，历明道、景佑、宝元、康定，至庆历中告成，以书成进左丞云云”；“（欧阳）修之修《唐书》，乃在嘉佑之前至和年间事，距祁稿成时，相去已十余年”，“书成，上距祁稿成约又二十余年矣”。因此，“二公修书不同时明矣”。这一说法，迄今仍为部分学者沿用，都未发现王鸣盛搞错的关键所在。其根源在《宋史·宋祁传》将“诏求直言”的时间误作“景佑中”，而这又是《宋祁传》中唯一的一个年号。传中宋祁受命纂修《唐书》在“诏求直言”前，故王鸣盛误以为宋祁修《唐书》自天圣至庆历，前后差不多也是17个年头。但《宋史·仁宗纪》景佑年间并无“诏求直言”一类的事，皇佑元年才有“诏台谏非朝廷得失”。《宋祁传》中宋祁“直言对”后紧接“进温成皇后为贵妃”，与《仁宗纪三》的记载相符，时在“皇佑”，而非“景佑”。显然，《宋祁传》是将“皇佑”误作“景佑”了，一下子把时间提前了10多年。
欧阳修
王鸣盛提到宋祁“守亳州，以稿自随”，《宋祁传》说得很清楚，是因为“坐其子从张彦方游”。传中虽无明确纪年，但宋祁是附在其兄宋庠传后的，前面《宋庠传》明明白白地写着：皇佑三年，“祁子与越国夫人曹氏客张彦方游”。宋庠受牵连罢相在这一年，宋祁出知亳州也是这一年。此时尚“以稿自随”，仍在修撰中，怎么会在庆历中告成？王呜盛的失误，一是不知“景佑”当为“皇佑”，二是后来在《蛾术编》卷九考知“祁修书凡七年，而自皇佑元年至三年独秉笔，自此出知亳州，皆书局自随以至于成，凡历十六年也”，却仍然坚持“宋欧修《新唐书》不同时”的结论。《宋史·宋祁传》的这一年号错误，除了《宋景文集》卷二九《直言对》有案语注明“仁宗本纪皇佑三年春三月诏求直言”，“本传作景佑中误”而外，迄今竟似无人知晓，请同仁们注意。就整个《新唐书》的纂修而言，应当说：新修唐史前后17个年头，前10年宋祁主持编修，后7年欧、宋共同“刊修”。
修撰《新唐书》的指导思想，在《进新修唐书表》中说得非常清楚：唐有天下，几三百年，其君臣行事之始终，所以治乱兴衰之迹，与其典章制度之英，宜其粲然著在简册。而纪次无法，详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实零落，盖又百有五十年，然后得以发挥幽沬。补缉阙亡，黜正伪缪，克备一家之史，以为万世之传，……商、周以来，为国长久，唯汉与唐，而不幸接乎五代。衰世之士，气力卑弱，言浅意陋，不足以起其文，而使明君贤臣、俊功伟烈，与夫昏虐贼乱、祸根罪首，皆不得暴其善恶以动人耳目，诚不可以垂劝戒、示久远，甚可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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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
《新唐书》修成之后，《旧唐书》便不再流传。据清代学者赵翼《廿二史札记》载：“今第观《新书·艺文志》所载，如吴兢《唐书备阙记》、王彦威《唐典》、蒋乂《大唐宰辅录》、《凌烟功臣、秦府十八学士、史臣》等传、凌璠《唐录政要》、南卓《唐朝纲领图》、薛璠《唐圣运图》、刘肃《大唐新语》、李肇《国史补》、林恩《补国史》等书，无虑数十百种，皆《旧唐书》所无者。”但《旧唐书》较多保存唐代原始文献的面貌，而《新唐书》语多删节，徒增后世研究困扰，《直斋书录解题》则称“凡废传六十一，增传三百三十一、志三、表四”。如《旧唐书·本纪》部分近三十万字，到《新唐书》仅剩下九万字，虽达到文字精湛，却失去许多珍贵史料，而《哀帝本纪》旧书约一万三千字，新书只剩千字左右，“每数帝共一赞，矫枉过正矣”；而《旧唐书》写得极为悲壮感人的《封常清传》、《高仙芝传》，在《新唐书》竟删得索然乏味。
欧阳脩与宋祁皆有排佛的偏见，故《新唐书》不见玄奘、一行等佛门之事迹，无以反映盛唐时期的佛教风采。韩通因反对陈桥兵变，《新唐书》无立传。韩愈曾为石洪作墓志，石洪官仅止于县尉，无奇伟之事迹，《新唐书》竟收此“谀墓之文”。《新唐书》虽列有《兵志》，却很空疏，例如《新唐书·兵志》记载：“唐有天下二百余年，而兵之大势三变，其始盛时有府兵，府兵后废而为彍骑，彍骑又废，而方镇之兵盛矣。”，其议论不明，于史实亦不符。
《新唐书》大量采用笔记、小说，形成不少错误，《直斋书录解题》卷四批评《新唐书》“拾取小说私记，则皆附著无弃”，“徒繁无补”。王观国《学林》卷五“霓裳羽衣曲”亦云：“盖《国史补》虽唐人小说，然其记事多不实，修唐史者一概取而分缀入诸列传，曾不核其是否，故舛误类如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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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价值
新唐书
《新唐书》在体例上第一次写出了《兵志》、《选举志》，系统论述唐代府兵等军事制度和科举制度。这是我国正史体裁史书的一大开创，为以后《宋史》等所沿袭，保存了我国军事制度和用人制度的许多宝贵史料。《新唐书》的宰相、方镇诸表，也给读者认识唐朝宰相族系（世家大族）的升降和藩镇势力的消长，提供了一条线索。著名史论家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说：“新书最佳者志、表”。这是公允的评价。自司马迁创纪、表、志、传体史书后，魏晋至五代，修史者志、表缺略，至《新唐书》始又恢复了这种体例的完整性。以后各朝史书，多循此制。这也是《新唐书》在我国史学史上的一大功劳。
由于欧阳修过分强调写史为当时的统治阶级服务，有些史实他是有意避讳的。如后周有位大将叫韩通。他忠于后周王朝，反对赵匡胤的陈桥兵变，欧阳修就不给他立传。这在当时就遇到同辈的议论。据周密《齐东野语》记载，当时有个史学家刘攽（曾参加《资治通鉴》的编写），曾问欧阳修的弟子焦干之，五代史脱稿没有，焦说即将脱稿。刘又问：为韩瞠眼（韩通的外号）立传没有，焦说没有。刘攽大笑说：“如此，亦是第二等文字耳。”这个故事说明欧阳修也未能完全忠实于历史。这是时代给欧阳修打下的烙印，不能不说是《新五代史》的缺陷。
新唐书
《新唐书》也有明显的缺点，最主要之点是封建正统思想较为严重。编写者对隋末、唐末农民起义大加挞伐。在《黄巢传》前冠以“逆臣”二字；对隋末窦建德等农民军使用了极为恶毒的词汇，如“猬毛而奋”、“磨牙摇毒”、“孽气腥焰”等等。对武则天，则诬为“弑君篡国之主”，声言写《武后本纪》目的为“著其大恶”，以便清算等等。诸如此类，都可看出《新唐书》在观点的正统方面更胜于《旧唐书》。在写法上，《新唐书》也有不及《旧唐书》的地方。例如有的纪、传失之太简，甚至作了毫无道理的砍削。清代史评家王鸣盛《十七史商榷》曾提及，《新唐书》本纪较旧书几乎减去十分之六七。有人统计，《旧唐书·本纪》部分近三十万字，到《新唐书》仅剩下九万字，而《哀帝本纪》旧书约一万三千字，新书只剩千字左右。这种过简的写法，使《新唐书》失去了许多重要史料。又由于苛求文字精炼，宋祁、欧阳修等不惜删去许多重要情节，如《旧唐书》里写得十分生动、极为悲壮的《封常清传》、《高仙芝传》，到新书删削得索然无味。尤其不应该的是由于排佛的偏见，《新唐书》将玄奘、一行等事迹一概不写，致使这两位翻译家和科学家，在《新唐书》中竟无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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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评价
后人多批评欧阳脩撰《新唐书》“着意文字而忽略考证”（近代学者王欣夫语），作者正统思想尤为强烈。《新唐书》共计转录韩愈文16篇，在《藩镇·吴元济传》中全文载录韩愈的《平淮西碑》，《新唐书·韩愈传》“赞曰”，宋祁还说：“其道盖自比孟轲”，“可谓笃道君子”，肯定其功业与孟子“齐而力倍之”，“仰之如泰山、北斗”，这样的过誉，显得肉麻兮兮。
《新唐书》对隋末窦建德等农民军十分反感，动不动辄以“猬毛而奋”、“磨牙摇毒”、“孽气腥焰”等恶毒之语呼之。故《新唐书》不可取代《旧唐书》，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多用《旧唐书》，朱熹的《通鉴纲目》重“春秋书法”，多用《新唐书》。由于《新唐书》存在不少问题，在颁行不久，吴缜写了《新唐书纠谬》，共举出该书四百六十条错误。在找出《新唐书》差错的同时，亦认为撰修者是“不知刊修之要而各徇私好”。
史家黄永年指出：“他（宋祁）用这种文体把《旧唐书》里原有的诏令、奏议以及记叙文字乱改一气。例如柴绍传有‘隋将桑显和来战，绍引军缭其背’，这‘缭其背’是什么意思呢？查对《旧唐书》，原来写的是‘绍引军直掩其背’。因宋祁嫌它不够古，所以硬用这个‘缭’字来替换‘直掩’，‘缭’是绕的意思，用在这里确实很奇，同时又很涩，因为使人读到这里就得打住，无法念下去。再如《旧唐书》的玄宗废太子瑛传有‘李林甫代张九龄为中书令，希惠妃之旨，托意于中贵人，扬寿王瑁之美，惠妃深德之’几句话。……宋祁却改成‘九龄罢，李林甫专国，数称寿王美以揠妃意，妃果德之’。这个‘揠’字本是拔的意思，宋祁用在这里当‘助长’‘迎合’来讲，确实够奇，不对照《旧唐书》谁又能看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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