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范仲淹传翻译
范仲淹，字希文，唐朝宰相范履冰的后代。范仲淹两岁时丧父，母亲改嫁长山姓朱的人，范种淹跟从他的姓，名字叫说。从小有志向节操，长大后，了解了自己的家世，就伤感流泪告别母亲，离开（家乡）到应天府，依靠戚同文学习。昼夜不停息，冬日里疲惫得厉害，用水浇脸；食物不充足，以至于用稀粥密，当食物，别人不能忍受，范仲淹不认为这艰苦。考取进士，担任广德军司理参军，迎接他的母回家奉养。改任集庆军节度推官，才改回原姓，更改自己的名字。
天圣七年，章献太后将在冬至日接受朝政，天子率百官祝贺。仲淹极力劝谏这件事，并且说：“在家侍奉母亲，自有家人的礼节，只是与百官同在朝廷，面向南朝拜太后，不能作为后世的砖则。并且上疏请太后还政，没有得到答复。不久做河中府通判，贬谪到陈州。
(范仲淹)被授予尚书礼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的职务，被召回京，城主管固而监，调任吏部外郎、代理开封知府。当时吕夷简执政，提拔使用的大多出自他的门下。范仲淹呈上《百官图》指着它的次序说：像这样是按顺序升迁，像这样是不按顺序(升迁)，像这样是公正，像这样是偏私，何况提拔或降格任用大臣。凡是越级的，不应该全部把这些事交给宰相。“吕夷简不高兴。后来，讨论建都的事情，范仲淹说：“洛阳险要坚固，而汴梁是四面受敌的地方，太平时期适合在汴京，如果有战事一定要在洛阳。应当逐渐扩大物资储备，修缮宫室。“皇帝问吕夷简，吕夷简说：“这是范仲淹不切实情的看法。“范仲淹于是写四篇论呈献（给皇上），大抵谴责当时的政务。并且说：“汉成帝相信张禹，不怀疑舅家，所以有王莽的祸害。我恐怕今天也有张禹，损坏陛下的家法。”吕夷简愤怒地驳斥道：“范仲淹离间陛下君臣，他推荐任用的官员，都是朋党(排斥异己的政治集团)。”仲淹奏对更加急切，因此免职任饶州知府。殿中侍御史韩渎迎合宰相的旨意，请求写下范仲淹的朋党，把他们的名字在朝堂上揭露。在这种情况下，秘书丞余靖进献意见说：“范仲淹因为一句话触犯宰相，立刻加以贬谪、放逐，何况之前所议论的不是在陛下母子夫妇之间的事吗?陛下已经宽容他了我请求改变先前的命令。”第二年，吕夷简也被罢免宰相，从此关于朋党的议论流行开来。吕夷简第二次入朝担任宰相，皇帝告诫范仲淹让他消除先前的怨恨。范仲淹磕头道歉说：“臣先前争论的是国家的事情，我对于吕夷简没有怨恨。”
范仲淹内心刚毅外表谦和，性情极其孝顺，因为母亲在世时正贫困，后来虽然显贵，不是，招待宾客(宾客到来)不吃两种以上的肉食。妻子儿女的衣食，仅仅能自给。然而(范仲淹)喜好施舍给予，广施爱心，乐于行善。死的时候，天下各地听说的人，都替他叹息。
文言文 宋史欧阳修传全文翻译
白话释义：
欧阳修字永叔，庐陵人。四岁时即死了父亲，母亲郑氏一直守节未嫁，在家亲自教欧阳修读书学习，因家里贫穷，以至于只能以芦荻作笔，在地上学习写字。
后来考中了进士，并被任命为西京推官。此时欧阳修开始结交尹洙，一起作古文，议论时事，二人互为师友，又结交梅尧臣，吟诗作歌，相互唱和，从此以文章名扬天下。以后欧阳修回京返朝，升为馆阁校勘。
范仲淹因著文指陈时弊而被贬谪，在朝官员大多上章为他解救，只有左司谏高若讷认为应当黜除。对此欧阳修写信对高若讷进行谴责，说他简直不知道人间还有羞耻一事。高若讷将欧阳修的信交给皇帝，以致欧阳修被贬出为夷陵县令，不久又迁任乾德县令、武成节度判官。
过了很久，欧阳修复任为馆阁校勘，以后又改任为集贤校理。庆历三年(1043) ，兼掌谏院。当时仁宗对在朝大臣进行人事更动，杜衍、富弼、韩琦、范仲淹都参与执政，增加谏官，任用天下有名之士，欧阳修最先入选。欧阳修每次进见皇上，仁宗都询问他以治国执政之事，看哪些是可以做的。
因其时国家政事之许多方面都在从事改革，一些小人遂势焰昌炽，大肆攻讦。欧阳修担心从事改革的一些好人难以获胜，便也多次分别就有关问题向仁宗上书进言。当初范仲淹之被贬去饶州，欧阳修与尹洙、余靖都因范仲淹之事而被斥退，世人都视他们为“党人”。
从此，朋党的议论便产生了，欧阳修于是作《朋党论》一文以进呈仁宗。在文中他议论道：“君子以志同道合结为朋党，小人因有共同的利益结为朋党，这是很自然的道理。所以作为一国之君，应当摒退小人的伪朋党，而多多提携君子的真朋党，这样，天下就可以达到大治了。”
欧阳修论事切直了当，因此有些人把他看作仇敌一样，唯独仁宗勉励他敢于说话，当面赐给他五品官的服饰。适逢保州发生了兵变，因此又任命他为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在告别皇上时，仁宗对他说：“到那里去不要作久留的打算，想要说什么，就随时讲吧。”
欧阳修回答说：“我做谏官时可以直接论事，现在论事就超过我职务的范围了，是有罪的。”仁宗说：“只管说好了，不要区别在朝还是在地方。”
正当这个时候，杜衍等人因被诬陷私结朋党而相继罢去，欧阳修慨然上疏说：“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四人，天下人都知晓他们有治国的贤能，正直之士在朝，是邪恶者之大忌，谋臣置而不用，乃是敌人的福份啊。
现在这四个人一旦被罢除，而让在朝奸邪之徒弹冠相庆，四邻蛮夷之敌振臂喝彩，臣下我真为朝廷感到惋惜呀。”从此奸邪之徒更加忌恨欧阳修，并借欧阳修外甥女张氏犯罪下狱之事罗织他的罪状，致使他降职为知制诰、滁州知州。
到任二年又徙迁扬州、颍州。恢复龙图阁直学士官职，兼南京留守司事。小人皆恐惧欧阳修的重新起用，有人就伪造他的奏章，请求清洗宦官中作奸谋利的人。
那些宦官都非常怨恨，他们联合起来陷害欧阳修，使得欧阳修出京为同州知州，皇上听取了吴充的意见后才取消了这一道命令。升迁翰林学士，让他修撰《唐书》。
欧阳修当初在滁州时， 别号醉翁， 晚年改号为六一居士。
原文：
欧阳修，字永叔，庐陵人。四岁而孤，母郑，亲诲之学，家贫，至以荻画地学书。举进士，调西京推官。始从尹洙游，为古文，议论当世事，迭相师友，与梅尧臣游，为歌诗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入朝，为馆阁校勘。
范仲淹以言事贬，在廷多论救，司谏高若讷独以为当黜。修贻书责之，谓其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若讷上其书，坐贬夷陵令，稍徙乾德令、武成节度判官。
久之，复校勘，进集贤校理。庆历三年，知谏院。时仁宗更用大臣，杜衍、富弼、韩琦、范仲淹皆在位，增谏官员，用天下名士，修首在选中。
每进见，帝延问执政，咨所宜行。既多所张弛，小人翕翕不便。修虑善人必不胜，数为帝分别言之。初，范仲淹之贬饶州也，修与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见逐，目之曰“党人”。自是，朋党之论起，修乃为《朋党论》以进。
其略曰：“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故为君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修论事切直，人视之如仇，帝独奖其敢言，面赐立品服。会保州兵乱，以为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陛辞，帝曰：“勿为久留计，有所欲言，言之。”对曰：“臣在谏职得论事，今越职而言，罪也。”帝曰：“第言之，毋以中外为间。”
方是时，杜衍等相继以党议罢去，修慨然上疏曰：“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贤。正士在朝，群邪所忌，谋臣不用，敌国之福也。今此四人一旦罢去，而使群邪相贺于内，四夷相贺于外，臣为朝廷惜之。”
于是邪党益忌修，因其孤甥张氏狱傅致以罪，左迁知制诰、知滁州。居二年，徙扬州、颍州。复学士，留守南京。小人畏修复用，有诈为修奏，乞澄汰内侍为奸利者。
其群皆怨怒，谮之，出知同州，帝纳吴充言而止。迁翰林学士，俾修《唐书》。
熙宁四年，以太子少师致仕。五年，卒，赠太子太师，谥曰文忠。修始在滁州，号醉翁，晚更号六一居士。
此文出自元朝脱脱所著的《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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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背景：
《宋史》最早为至正刊本，次为成化朱英重刊本。元初，元世祖忽必烈就曾诏修宋史，但因体例、年号不一而未成。
元顺帝至正三年（1343年）三月，下令修辽、金、宋三史。铁木儿塔识、贺惟一、张起岩、欧阳玄等七人任总裁官，还有史官斡玉伦徒、泰不华、于文传、贡师道、余阙、贾鲁、危素等23人。
脱脱于至正四年五月（1344年）辞职，中书右丞相阿鲁图继任，阿鲁图虽名为都总裁，但不谙汉字。
至正五年（1345年）十月成书，只用了两年半的时间。至正六年（1346年）在江浙行省予以刊刻。
内容简介：
《宋史》中《本纪》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列传》二百五十五卷，共四百九十六卷，是中国二十四史中最庞大的一部史书。
《宋史》卷帙浩繁，共两千多人的列传，比《旧唐书》列传多出一倍，《周三臣传》将韩通、李筠、李重进同列，横跨五代至宋初，弥补过去新旧五代史之不足。
《志》共有十五志（天文、五行、律历、地理、河渠、礼、乐、仪卫、舆服、选举、职官、食货、兵、刑、艺文），约占全书三分之一，仅次于《列传》。
份量在二十四史中也是很大的，《职官志》详细地记述了宋朝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僚机构的组织情况，《食货志》、《兵志》亦编得好，叙述之详，为二十四史中所仅见。
《食货志》十四卷，相当于《旧唐书·食货志》的七倍。
根据宋朝的情况，《宋史》还有《奸臣》四卷、《叛臣》三卷，为蔡京、黄潜善、秦桧、张邦昌、刘豫等所作的传记；另有《道学》四卷，为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等道学人物所作的传记。
人物背景：
欧阳修（1007年8月1日－1072年9月22日），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 汉族，吉州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北宋政治家、文学家，且在政治上负有盛名。
因吉州原属庐陵郡，以“庐陵欧阳修”自居。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谥号文忠，世称欧阳文忠公。
累赠太师、楚国公。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被后人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
欧阳修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
他的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词风进行了革新。
在史学方面，也有较高成就，他曾主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有《欧阳文忠集》传世。
白话释义：
欧阳修字永叔，庐陵人。四岁时即死了父亲，母亲郑氏一直守节未嫁，在家亲自教欧阳修读书学习，因家里贫穷，以至于只能以芦荻作笔，在地上学习写字。后来考中了进士，并被任命为西京推官。
此时欧阳修开始结交尹洙，一起作古文，议论时事，二人互为师友，又结交梅尧臣，吟诗作歌，相互唱和，从此以文章名扬天下。以后欧阳修回京返朝，升为馆阁校勘。
范仲淹因著文指陈时弊而被贬谪，在朝官员大多上章为他解救，只有左司谏高若讷认为应当黜除。对此欧阳修写信对高若讷进行谴责，说他简直不知道人间还有羞耻一事。高若讷将欧阳修的信交给皇帝，以致欧阳修被贬出为夷陵县令，不久又迁任乾德县令、武成节度判官。
过了很久，欧阳修复任为馆阁校勘，以后又改任为集贤校理。庆历三年(1043) ，兼掌谏院。当时仁宗对在朝大臣进行人事更动，杜衍、富弼、韩琦、范仲淹都参与执政，增加谏官，任用天下有名之士，欧阳修最先入选。
欧阳修每次进见皇上，仁宗都询问他以治国执政之事，看哪些是可以做的。因其时国家政事之许多方面都在从事改革，一些小人遂势焰昌炽，大肆攻讦。
欧阳修担心从事改革的一些好人难以获胜，便也多次分别就有关问题向仁宗上书进言。当初范仲淹之被贬去饶州，欧阳修与尹洙、余靖都因范仲淹之事而被斥退，世人都视他们为“党人”。从此，朋党的议论便产生了，欧阳修于是作《朋党论》一文以进呈仁宗。
在文中他议论道：“君子以志同道合结为朋党，小人因有共同的利益结为朋党，这是很自然的道理。所以作为一国之君，应当摒退小人的伪朋党，而多多提携君子的真朋党，这样，天下就可以达到大治了。”
欧阳修论事切直了当，因此有些人把他看作仇敌一样，唯独仁宗勉励他敢于说话，当面赐给他五品官的服饰。适逢保州发生了兵变，因此又任命他为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在告别皇上时，仁宗对他说：“到那里去不要作久留的打算，想要说什么，就随时讲吧。”
欧阳修回答说：“我做谏官时可以直接论事，现在论事就超过我职务的范围了，是有罪的。”仁宗说：“只管说好了，不要区别在朝还是在地方。”
正当这个时候，杜衍等人因被诬陷私结朋党而相继罢去，欧阳修慨然上疏说：“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四人，天下人都知晓他们有治国的贤能，正直之士在朝，是邪恶者之大忌，谋臣置而不用，乃是敌人的福份啊。现在这四个人一旦被罢除，而让在朝奸邪之徒弹冠相庆，四邻蛮夷之敌振臂喝彩，臣下我真为朝廷感到惋惜呀。”
从此奸邪之徒更加忌恨欧阳修，并借欧阳修外甥女张氏犯罪下狱之事罗织他的罪状，致使他降职为知制诰、滁州知州。
到任二年又徙迁扬州、颍州。恢复龙图阁直学士官职，兼南京留守司事。小人皆恐惧欧阳修的重新起用，有人就伪造他的奏章，请求清洗宦官中作奸谋利的人。
那些宦官都非常怨恨，他们联合起来陷害欧阳修，使得欧阳修出京为同州知州，皇上听取了吴充的意见后才取消了这一道命令。升迁翰林学士，让他修撰《唐书》。欧阳修当初在滁州时， 别号醉翁， 晚年改号为六一居士。
原文：
欧阳修，字永叔，庐陵人。四岁而孤，母郑，亲诲之学，家贫，至以荻画地学书。举进士，调西京推官。始从尹洙游，为古文，议论当世事，迭相师友，与梅尧臣游，为歌诗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入朝，为馆阁校勘。
范仲淹以言事贬，在廷多论救，司谏高若讷独以为当黜。修贻书责之，谓其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若讷上其书，坐贬夷陵令，稍徙乾德令、武成节度判官。
久之，复校勘，进集贤校理。庆历三年，知谏院。时仁宗更用大臣，杜衍、富弼、韩琦、范仲淹皆在位，增谏官员，用天下名士，修首在选中。每进见，帝延问执政，咨所宜行。既多所张弛，小人翕翕不便。修虑善人必不胜，数为帝分别言之。
初，范仲淹之贬饶州也，修与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见逐，目之曰“党人”。自是，朋党之论起，修乃为《朋党论》以进。其略曰：“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故为君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修论事切直，人视之如仇，帝独奖其敢言，面赐立品服。会保州兵乱，以为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陛辞，帝曰：“勿为久留计，有所欲言，言之。”对曰：“臣在谏职得论事，今越职而言，罪也。”帝曰：“第言之，毋以中外为间。”
方是时，杜衍等相继以党议罢去，修慨然上疏曰：“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贤。正士在朝，群邪所忌，谋臣不用，敌国之福也。今此四人一旦罢去，而使群邪相贺于内，四夷相贺于外，臣为朝廷惜之。”
于是邪党益忌修，因其孤甥张氏狱傅致以罪，左迁知制诰、知滁州。居二年，徙扬州、颍州。复学士，留守南京。小人畏修复用，有诈为修奏，乞澄汰内侍为奸利者。其群皆怨怒，谮之，出知同州，帝纳吴充言而止。迁翰林学士，俾修《唐书》。
熙宁四年，以太子少师致仕。五年，卒，赠太子太师，谥曰文忠。修始在滁州，号醉翁，晚更号六一居士。
此文出自北宋欧阳修所写的《宋史·欧阳修传》。
扩展资料
写作背景：
欧阳修既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也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古代官吏。他曾任滁州（今安徽滁县）太守、夷陵（今湖北宜昌市）令等地方官，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
欧阳修为政“不见治迹，不求声誉”（《宋史·欧阳修传》），而是注重从百姓实际考虑，顺应百姓的愿望和要求，宽简施治，因此深受世人称赞。
欧阳修先后治理过数郡，从不显露政绩，不追求个人声誉，对待百姓宽松简约，而不随意骚扰干涉百姓的正常生活，所以他所到过的地方百姓都非常随便自然，没有任何拘束不安的感觉。
在为政治国上，我国古代很早就形成了“宽”“猛”两种方法，并有许多人给以论述。孔子说过：“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
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左传·昭公二十年》）可见，宽猛二法的选择并不是绝对的，而要视具体情况而定，宜宽则宽，宜猛则猛。
欧阳修所处的北宋社会，正是承平安定时期，百姓都希望能够生活稳定，安居乐业，实行宽简政治，确是顺乎民意，识时务之举。在对宽简的具体理解上，欧阳修认为要宽而不纵容，简而不粗略，并不局限于教条化的认识，表现出深刻辩证的思想。这些都充分说明了欧阳修善从实际出发、讲求实际的为政作风。
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汉族，吉州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北宋卓越的文学家、史学家、政治家。因吉州原属庐陵郡，以“庐陵欧阳修”自居。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谥号文忠，世称欧阳文忠公。
后人又将其与韩愈、柳宗元和苏轼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被世人称为“唐宋八大家”。
欧阳修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他的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词风进行了革新。
北宋王朝积贫积弱的弊病开始显现，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日益突出。景祐三年，与欧阳修交往颇深的范仲淹着手呼吁改革，他把社会问题归咎为腐败，而欧阳修看得更深刻，认为冗官冗员才是根本问题。
最终，范仲淹的改革冒犯了既得利益者，受到了打击，被贬饶州。欧阳修作为范仲淹一派也受牵连，被贬为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
欧阳修的官位越来越高，他写过的歌词也在社会上越来越流行。传说，颍州有一位歌妓会唱欧阳修所有的词。后来欧阳修出使辽国，接待官员请来当地一位歌妓助兴，嘱咐她好好款待欧阳大人。
歌妓只是答应，并不多说话，大家还以为她毕竟是边远地方的歌妓，什么都不懂。谁知席间歌妓一开口，唱的竟全是欧阳修的词。由此也可见欧阳修的词在当时影响之大。
欧阳修字永叔, 庐陵人。四岁时即死了父亲, 母亲郑氏一直守节未嫁, 在家亲自教欧阳修读书学习, 因家里贫穷, 以至于只能以芦荻作笔, 在地上学习写字。幼年时, 欧阳修就聪敏过人, 读书过目不忘。等到成年时, 更是超群出众, 卓有声誉。
宋朝立国已有百余年, 而文章体裁仍然承袭五代之陈规遗风, 行文措辞刻意雕琢, 追求对偶, 以至于文风污浊不振, 士人大多因循守旧, 所作文章见识浅薄, 格调不高。苏舜元、苏舜钦、柳开、穆修等人都曾想创作古文并借此大力提倡, 以改变当时的文风, 但因笔力不足而未能如愿。欧阳修随叔父欧阳晔任职于随州时, 在当地一大姓李氏家的废书筐中发现了唐代韩愈的遗稿《昌黎先生文集》, 读后十分仰慕。于是用心寻求其中的精义, 以至于废寝忘食, 决心要追赶他, 和他并驾齐驱。
仁宗天圣八年( 1030 ) 正月, 晏殊主持礼部考试, 欧阳修列为第一名。三月,崇文殿御试中甲科第十四名, 荣选为甲科进士, 并被任命为西京推官。此时欧阳修开始结交尹洙, 一起作古文, 议论时事, 二人互为师友, 又结交梅尧臣, 吟诗作歌, 相互唱和, 从此以文章名扬天下。以后欧阳修回京返朝, 升为馆阁校勘。范仲淹因著文指陈时弊而被贬谪,在朝官员大多上章为他解救, 只有左司谏高若讷认为应当黜除。对此欧阳修写信对高若讷进行谴责, 说他简直不知道人间还有羞耻一事。高若讷将欧阳修的信交给皇帝, 以致欧阳修被贬出为夷陵县令, 不久又迁任乾德县令、武成节度判官。范仲淹任为龙图阁直学士、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后, 聘请欧阳修为书记官。欧阳修笑而谢绝说“: 我昔日的举措岂是为了一己之利? 我们虽然同时被斥退,但也不必同时升迁。”过了很久, 欧阳修复任为馆阁校勘, 以后又改任为集贤校理。庆历三年(1043) , 兼掌谏院。当时仁宗对在朝大臣进行人事更动, 杜衍、富弼、韩琦、范仲淹都参与执政, 增加谏官, 任用天下有名之士, 欧阳修最先入选。欧阳修每次进见皇上, 仁宗都询问他以治国执政之事, 看哪些是可以做的。因其时国家政事之许多方面都在从事改革, 一些小人遂势焰昌炽, 大肆攻讦。欧阳修担心从事改革的一些好人难以获胜, 便也多次分别就有关问题向仁宗上书进言。
当初范仲淹之被贬去饶州, 欧阳修与尹洙、余靖都因范仲淹之事而被斥退,世人都视他们为“ 党人”。从此, 朋党的议论便产生了, 欧阳修于是作《朋党论》一文以进呈仁宗。在文中他议论道“: 君子以志同道合结为朋党, 小人因有共同的利益结为朋党, 这是很自然的道理。我以为小人是没有朋党的, 只有君子才有。小人所喜好的是利禄, 所贪求的是金钱财物, 当他们的利害关系相同时, 就暂时互相援引, 结为私党, 这是伪朋党;当他们见到利益时, 就会争先抢夺, 或者利益抢完后就互相伤害, 即使是血肉兄弟, 亲朋好友, 也不能共存, 所以说小人没有朋党。君子则不然, 他们所恪守的是道义, 所奉得的是忠信, 所爱惜的是名誉节操。将这些道德用于修身则能志同道合而相互得益, 将这些道德品质用于效力国家, 则会大家携手同心, 互相扶持, 始终如一, 所以说只有君子才有朋党。商纣王有臣子亿万之多, 却也有亿万颗心, 真可谓无朋党了, 但商纣王却因此而灭亡了。周武王有臣子三千, 却是一条心, 真可谓一个大朋党, 而周武王得以借此兴旺起来。这就是君子之朋党不厌多的缘故啊。所以作为一国之君, 应当摒退小人的伪朋党, 而多多提携君子的真朋党, 这样, 天下就可以达到大治了。”
欧阳修论事切直了当, 因此有些人把他看作仇敌一样, 唯独仁宗勉励他敢于说话, 当面赐给他五品官的服饰。对侍臣说“: 像欧阳修这样的人, 到哪里去找啊?”做同修起居注后, 进任知制诰。按惯例, 对这个官职必须先考试而后才能任命, 仁宗了解欧阳修, 诏令特意授予他。
他奉命出使河东。从对西部用兵以来, 主谋划的人打算放弃麟州, 以减少运送军粮。欧阳修说“: 麟州是个天然险要之地, 不可以放弃, 如果放弃它, 那就使黄河以东的郡县受到震动, 百姓都不能安居了。不如从那里分出一部分兵力,驻扎黄河附近的各堡寨中, 这样, 遇到情势急迫就能接受援助, 而在平时可以节省物资的运输, 这在策略上是有利的。”因此麟州得以保存下来。欧阳修又进言道“: 忻县、代县、岢岚县禁地很多,田野荒芜, 希望让农民去耕种这些田地, 不然, 将被敌人侵占。”朝廷将这个意见发交给有关的官员讨论, 过了很久才同意实行, 每年收获粟谷数百万斛。凡是河东地区, 赋税征派过重百姓负担不了的,他奏请朝廷作了减免, 这样的事情有十几件。
出使河东回京以后, 适逢保州发生了兵变, 因此又任命他为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在告别皇上时, 仁宗对他说“: 到那里去不要作久留的打算, 想要说什么, 就随时讲吧。”欧阳修回答说:“我做谏官时可以直接论事, 现在论事就超过我职务的范围了, 是有罪的。”仁宗说“: 只管说好了,不要区别在朝还是在地方。”叛乱被平定以后, 大将李昭亮和通判冯博文私纳妇女, 欧阳修因此将冯博文逮捕下狱, 李昭亮于是恐惧起来, 立刻放回所纳妇女。兵变发生的当初, 对搞叛乱的人以不杀头来招抚, 但他们归顺后又都被杀了, 对被迫参加的二千人,分别交给各郡去管。这时富弼做宣抚使, 他恐怕这些人以后另生变故, 准备下令在同一天杀死他们, 他与欧阳修在内黄会见, 夜半时, 屏退左右的人, 告诉了他这个打算。欧阳修听后说“: 祸莫大于杀死已经投降的人, 何况他们是胁从者,能够再杀吗? 你的主意既然不是朝廷的命令, 倘若有一个郡不愿服从, 又造成事件, 那问题就不小了。”富弼听后豁然醒悟, 立即停止了错误的决定。
正当这个时候, 杜衍等人因被诬陷私结朋党而相继罢去, 欧阳修慨然上疏说“: 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四人,天下人都知晓他们有治国的贤能, 而没有听过他们有什么应当被罢免的罪行。自古以来, 小人谗害忠良的贤臣, 其借口并不深奥。要大批地陷害贤良的人, 只不过指责为朋党就够了; 要想动摇大臣, 必须诬蔑他们专权。这是什么原因呢? 排挤掉一位贤人, 而大多数贤人还在朝中, 这还没有达到小人排斥异己的目的; 如果要把他们都除掉, 而贤人又少有过失, 难以一一去搜求他们的瑕疵, 唯有指责他们为朋党, 则可以一下子把他们都赶下台。至于朝中重臣, 已被君主知遇而蒙受宠信, 则难以用其他的事由动摇他, 只有专权是君主所最忌讳的, 必须用这种说法, 才可以打倒他。正直之士在朝, 是邪恶者之大忌; 谋臣置而不用, 乃是敌人的福份啊。现在这四个人一旦被罢除,而让在朝奸邪之徒弹冠相庆, 四邻蛮夷之敌振臂喝彩, 臣下我真为朝廷感到惋惜呀。”从此奸邪之徒更加忌恨欧阳修,并借欧阳修外甥女张氏犯罪下狱之事罗织他的罪状, 致使他降职为知制诰、滁州知州。到任二年又徙迁扬州、颍州。恢复龙图阁直学士官职, 兼南京留守司事,因其母亲去世归还家中。为母亲服丧期满, 奉召担任流内铨, 当时在外地长达十一年。皇上见他头发都白了, 对他非常关心, 抚慰有加。小人皆恐惧欧阳修的重新起用, 有人就伪造他的奏章, 请求清洗宦官中作奸谋利的人。那些宦官都非常怨恨, 他们联合起来陷害欧阳修, 出欧阳修为同州知州, 皇上听取了吴充的意见后才取消了这一道命令。升迁翰林学士, 让他修撰《唐书》。奉命出使契丹, 契丹王命四个显贵臣子主持宴会, 说:“ 这样做不是常例, 是因为你特别有名气才如此的。”
主持嘉佑二年(1057 )礼部进士的考试。当时士子崇尚作新奇怪僻的文章,号称“太学体”, 欧阳修对那些险怪奇涩的文字, 坚决加以排斥, 凡是像这样的都不予录取。录取之事完结后, 过去那些文字浮薄而又喜欢自我标榜的人等欧阳修一出现, 就聚在他的马前起哄, 巡街的士兵都无法制止; 但是考场的文风, 也从此大为改变了。
加领龙图阁学士、任开封府知府, 接续包拯的严厉治政之后, 欧阳修采取简易实际、顺应常理的做法, 不求赫赫的声威, 京城也得到良好的治理。过了十个月, 改任群牧使。《新唐书》撰修完成后,拜礼部侍郎兼翰林侍读学士。欧阳修在翰林院八年, 知无不言。黄河冲破商胡地区的堤岸造成了危害, 北京留守贾昌朝打算开掘旧日的横垄河道, 使河水回头向东流去。而李仲昌又提出不同看法, 主张将河水导引入六塔河。主持计划的人不知按哪个意见为妥, 无所适从。对此欧阳修认为:“黄河的水严重浑浊,泥沙淤积是自然的事, 下游既然淤积而造成阻滞, 上游必然发生堤岸溃决。以近年来事实的检验, 黄河决口不是经过努力不能堵塞的, 故道不是经过努力不能复通的, 只是这种局面不能保持长久罢了。开通横垄故道的工程相当浩大而难以完成, 即使完成了还会再一次决口。六塔河河床狭小, 而以全部黄河灌注, 那滨州、棣州、德州、博州必然受到侵害。据此, 不如按河水流向, 增设坚固的堤岸加以严防, 疏通它的下游, 直使河水流进海里, 这样做, 就会带来数十年的好处了。”宰相陈执中支持贾昌朝的意见, 文彦博倾向李仲昌的意见, 以致黄河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理, 终于使河北造成了水灾。
御史台和谏院上奏弹劾陈执中过于凶狠刚愎, 而陈执中仍然拖延不下台。欧阳修上疏, 以为“陛下拒纳忠善之言,庇护愚蠢丞相, 这样有损于皇上的圣德”。不久, 陈执中被罢免了。狄青担任枢密使, 很有威名, 值皇上有病, 有关狄青的谣言纷纷四起; 欧阳修请求将自己调到地方上去任职, 以保终身, 于是被罢为陈州知州。欧阳修曾借发生水灾的事上疏说“: 陛下治国已三十四年,而还没有立太子。过去汉文帝刚即位, 就根据群臣的意见选立了太子, 而在帝位很久,• 172 • 白话二十四史被称为汉太宗。唐明宗不喜别人谈立太子的事, 又不肯早一点定夺, 以致发生秦王之乱, 国家被倾覆。陛下有什么感到疑虑而久久不做出决定呢?”后来封立英宗, 就是源于此时。
嘉佑五年( 1060 ) , 拜为枢密副使。次年, 任参知政事。欧阳修在枢密院, 与曾公亮一起考查全国的军队数量以及河北、河东、陕西三路驻守军队的多少、地理方位的远近, 重新绘制军事地图与士兵名册。凡是边境长久缺少军队的, 必须要检查补齐。他在中书省, 与韩琦一起同心辅理朝政。凡是有关军队、百姓、官吏以及国家财政利益这类关键资料,中书所应当了解的, 他都汇集起来, 列出总的条目, 遇到事情就不需要再去询问有关的官员。当时皇太子还没有确定,他与韩琦等人协商立太子的事, 有关的话都记录在《韩琦传》之中。宋英宗由于疾病的缘故没有亲自上朝处理政事, 由皇太后临朝听政, 因此, 左右亲近的人搬弄是非, 几乎使英宗和皇太后之间因嫌疑而产生仇怨。韩琦入朝奏事, 太后哭着对他讲了其中的缘故。韩琦以英宗生病为理由, 进行调解, 太后的成见仍然丢不开, 欧阳修进言说:“ 太后事奉仁宗几十年, 仁德之名闻于天下。昔日太后在处理得宠的温成皇后的事情上都能应付自如; 现在母子之间, 倒反而不能相容了吗?”太后的意思稍稍缓和, 欧阳修又说:“仁宗在位很久, 仁德光辉照耀天下。所以驾崩之后, 天下人都拥戴即位的皇上,没有一个人敢有异议。现在太后是一个妇人, 我们则只不过是五六个书生罢了,如果不按照仁宗的遗愿办, 天下谁肯听从呢?”太后沉默了, 很久才打消了原来的意思。
欧阳修平生与别人谈论事情, 从来都是尽其所言, 没有什么隐瞒。待到他治理政事时士大夫有什么请求, 则当面说明行还是不行, 即使是御史台和谏院的官员论事, 他也必定问明是非, 由此怨恨诽谤他的人越来越多。英宗想要崇奉生父濮王, 于是诏令有关官员讨论该当如何, 都说应当称濮王为皇伯, 并改封大国的爵位。欧阳修援引《丧服记》的有关规定认为“:‘过继给人当嗣子的人,也应该为自己的父母服丧。’减三年的丧服为一年的丧服, 而不要更改亲生父母的名份, 因为服丧期限可以减少而亲生父母的名份却不能更改。如果将亲生父亲改称皇伯, 这样做, 考查以前历朝各代, 都是无典可依的。进封大国爵位, 则又于礼不合。所以中书的意见与大家不一样。”太后发出手谕, 允许英宗称亲, 尊称濮王为皇, 三个夫人为后。皇帝下诏谦让。于是御史吕诲等人就此事诋毁欧阳修, 争论不已, 都被贬逐。只有蒋之奇的意见符合欧阳修的意思, 欧阳修举荐他为御史, 而大家都视他为奸邪之徒。蒋之奇为此事很担忧, 于是寻思怎样使自己解脱。欧阳修的内弟薛宗孺因事衔恨欧阳修, 因此制造男女关系方面的谣言侮辱他, 以达到打倒他的目的。谣言展转到了中丞彭思永那里, 彭思永告诉了蒋之奇, 蒋之奇即上章弹劾欧阳修。宋神宗刚即位, 想治欧阳修以重罪。于是就此事询问曾任宫臣的孙思恭, 孙思恭为欧阳修作了辩解开脱, 欧阳修闭门不出, 请皇上查究此事。宋神宗派人去诘问彭思永、蒋之奇此事的来龙去脉, 结果他们理屈辞穷, 无言以对, 都被贬斥。欧阳修也极力请求斥退, 罢为观文殿学士、刑部尚书、亳州知州。次年, 迁为兵部尚书、青州知州。改任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 推辞而不接受, 徙任蔡州。
欧阳修以高风亮节严格要求自己,因多次遭到污蔑, 六十岁时, 就接连上书请求告老退休, 皇上则下诏书对他尊宠有加, 不让他退休。及任职青州时, 又因为请求停止发青苗钱, 而遭到王安石的诋毁, 所以乞求退休更加迫切。熙宁五年(1072) , 去世, 追封为太子太师。欧阳修当初在滁州时, 别号醉翁, 晚年改号为六一居士。他性格刚强, 见义勇为, 虽有弓弩陷坑在前, 将一触即发,而他也会奋不顾身。因而前后几次被放逐流离, 但志气还是如常不衰。在贬职夷陵县时, 没有什么排遣, 就取出旧日已办的案卷反复阅览, 结果发现案中是非颠倒、违法曲断的错误比比皆是, 于是他仰天长叹说:“ 这么一个偏远的小县, 尚且如此, 全国就可想而知了。”从此以后,他遇事不敢疏忽不慎。
当文人求见欧阳修时, 他跟他们谈话, 从不涉及文章的事, 只谈论官吏治事的问题。他认为好的文章只在滋益自身的思想, 而政事的好坏则关系到群众的利益。凡他任职的几个郡, 不显露治理事迹, 不追求名声荣誉, 为政宽松简易而不烦扰, 因此所到的地方百姓都感到安逸。有人问他:“为政宽简, 而事情并不松弛失误, 这是什么原因呢?”他说:“ 把放纵无度作为宽, 把省略必要的东西作为简, 那就使政事败坏, 而且百姓也会受害。我所谓宽者, 是不做苛刻急迫的事,简者, 是不做繁碎扰人的事罢了。”欧阳修幼年时失去父亲, 母亲曾经对他说:“你父亲做官的时候, 常常在夜间点着蜡烛办理官府公文, 多次停下来叹息。我问他什么事情, 他便说:‘是死刑案子, 我想寻求保全犯人生命的可能, 却没有找到。’我说‘: 生路可以寻求吗?’他说‘: 去寻求生路而得不到, 被判死刑的人和我就都没有遗恨了。经常为死囚寻求生路, 仍然还有失误造成不该死的人被处死的, 然而世间的官吏却常为犯人寻找处死的理由呀。’他平日教导别人的子弟, 经常用这些话, 我都听熟了呀。”欧阳修听了这段话, 终生照做不忘。
欧阳修的文章, 才华横溢, 朴实流畅, 不繁冗不省略恰到好处。在议论上,简单而明了, 实际而通情, 善于联系事物分析不同问题, 阐明深刻的道理, 驳斥其错误, 给人以很强的说服力。他的超然洒脱, 文情奔放的风格, 别人是无法赶上的, 所以天下人一致效法尊崇他。提携后进者, 唯恐不及, 得到他赏识、举荐的人, 大多成为天下的名士。曾巩、王安石、苏洵以及苏洵的儿子苏轼、苏辙, 原来都寂然无声, 不为人所知晓, 欧阳修就广为揄扬他们的声名, 认为他们将来一定会名闻于世。欧阳修对朋友非常忠实, 朋友在世时就推荐帮助他们, 朋友去世后就尽力保护周济他们的家庭。
欧阳修喜爱古代文化并酷爱学习,凡是周代、汉朝以来的金石遗文、断章残篇, 他都尽量收集记录下来, 仔细稽考研究它们的不同之处, 在记载下来的金石文字后面, 写上自己的跋语, 一一加以确凿的考证, 取名为《集古录》。他奉皇帝的命令纂修《唐书》的纪、志、表, 又独立写成了《五代史记》, 笔法严谨而文字简练, 大多继承了《春秋》笔法。苏轼为欧阳修文集作序说:“ 论说道理与韩愈相似, 议论政事与陆贽相似, 记叙事情与司马迁相似, 诗词歌赋与李白相似。”有见识的人认为这番评论是很有见地的。
这篇文言文怎么翻译？
【原文】
初，仲淹病，帝常遣使赐药存问，既卒，嗟悼久之。又遣使就问其家，既葬，帝亲书其碑曰“褒贤之碑”：
“仲淹内刚外和，性至孝。以母在时方贫，其后虽贵，非宾客不重肉。妻子衣食，仅能自充。而好施予，置义庄里中，以赡族人。泛爱乐善，士多出其门下，虽里巷之人，皆能道其名字。死之日，四方闻者，皆为叹息。为政尚忠厚，所至有恩，邠、庆二州之民与属羌，皆画像立生祠事之。及其卒也，羌酋数百人，哭之如父，斋三日而去。四子：纯祐、纯仁、纯礼、纯粹。”
【译文】
当初，范仲淹病重，皇帝曾经派遣使者赐给药慰问，他死后，皇帝哀伤悲叹了很久。又派使者去慰问他的家人，下葬以后，皇帝亲自写碑文，称为“褒贤之碑”，碑文的内容如下：
“范仲淹性情刚烈，但外表温和，本性十分孝敬，因为他母亲在世时，家境正是贫困的时候，（所以）后来虽然他做了高官，但不是家中除非来了客人从不吃两样荤菜。妻儿的衣服和饭食，仅仅只能充饥、御寒而已。但是范仲淹对别人却乐善好施，在乡族中设置田庄，用以赡养（生活有困难的）族人。博爱好施，士大夫很多出自他门下，即使是出身街巷的人，都能说出他的名字。他死的那一天，四面八方凡是听到这一消息的，都替他叹惜。范仲淹治理国家崇尚忠厚老实，所至之处都对百姓有很大的恩惠，邠州、庆州两个州的老百姓和众多的羌族部族，都画上他的肖像为他建立祠庙来祭祀他。等到他死时，数百位羌族部族的首领，都像失去父亲一样为他痛哭，并斋戒三日以后才离开。范仲淹有四个儿子，分别是：范纯祐、范纯仁、范纯礼、范纯粹。”
【注释】
1、常：通“尝”，曾经。
2、存问：慰问；慰劳。多指尊对卑，上对下。《史记·高祖本纪》：“病愈，西入关，至栎阳，存问父老。”唐郑棨《开天传信记》：“路之父老负担壶浆，远近迎谒，上皆亲加存问，受其献馈。”宋李纲《论唐三宗礼遇大臣》：“光弼畏祸不敢入朝，代宗犹辇致其母，存问甚渥。”《清史稿·穆宗纪》：“传旨存问疫疾将士。”
3、嗟悼：哀伤悲叹。晋潘岳《杨荆州诔》：“圣王嗟悼，宠赠衾襚。”唐韩愈《荐士》诗：“况承归与张，二公迭嗟悼。”《红楼梦》第1回：“正当嗟悼之际，俄见一僧一道，远远而来。”
4、重肉：谓两种以上的肉食。《北齐书·杨愔传》：“汝辈但如遵彦谨慎，自到竹林别室，铜盘重肉之食。”《续资治通鉴·宋仁宗皇祐四年》：“（范仲淹）性至孝，以母在时方贫，其后虽贵，非宾客不重肉。”明唐顺之《王母缪孺人墓志铭》：“诸子有进重肉者輙不食，至奉宾客，未尝不丰洁。”
5、自充：自足。
6、施予：也作“施与”。给予，以财物周济人。《韩非子·奸劫弑臣》：“夫有施与贫困，则无功者得赏；不忍诛罚，则暴乱者不止。”《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故人行事施予，以利之为心，则越人易和；以害之为心，则父子离怨。”《后汉书·张奋传》：“常分损租奉，赡恤宗亲，虽至倾匮，而施与不怠。”宋欧阳修《泷冈阡表》：“汝父为吏，廉而好施与，喜宾客，其俸禄虽薄，常不使有余。”清昭连《啸亭续录·转庵和尚》：“家甚豪富，喜施予，乡人感其惠。”郁达夫《过去》：“有时候因为想受她这一种施与的原因，故意地违反她的命令，要她来打。”
7、义庄：旧时族中所置的赡济族人的田庄。《宋史·范仲淹传》：“置义庄里中，以赡族人。”清冯桂芬《复宗法议》：“惟宋范文正创为义庄，今世踵行，列于旌典。”
8、里中：指同里的人。《史记·张耳陈馀列传》：“秦诏书购求两人，两人亦反用门者以令里中。”清袁枚《新齐谐·卖浆者儿》：“西邻唐姓者向信鬼神之事，里中祀东岳帝，唐主其事。”
9、泛爱：亦作“氾爱”。犹博爱。《论语·学而》：“泛爱众，而亲仁。”《庄子·天下》：“氾爱万物，天地一体也。”《史记·淮南衡山列传》：“陛下临制天下，一齐海内，泛爱蒸庶，布德施惠。”《汉书·游侠传序》：“观其温良泛爱，振穷周急，谦退不伐，亦皆有绝异之姿。”清袁枚《随园诗话》卷八：“多情乃佛心，泛爱真君子。”许地山《无法投递之邮件·给琰光》：“启芳说我是泛爱者，劳生说我是兼爱者，但我自己却以为我是困爱者。”
10、乐善：乐于做好事。《孟子·告子上》：“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清顾炎武《山阳王君墓志铭》：“虽不学古而闇合于义，仁而爱人，乐善不倦，其天性然也。”
11、里巷：犹街巷。《墨子·号令》：“吏卒民无符节而擅入里巷，官府吏三老守闾者失苛止，皆断。”《汉书·五行志下之上》：“京师郡国民聚会里巷仟佰，设张博具，歌舞祠西王母。”宋苏洵《苏氏族谱亭记》：“其舆马赫奕，婢妾靓丽，足以荡惑里巷之小人。”清周亮工《书影》卷三：“其人在当时，已不免姗笑於里巷，而见侮於褒衣博带之俦，何况后世！”叶圣陶《穷愁》：“阿松所识，不出里巷鄙夫。”
12、尚：推崇；追求。
13、忠厚：忠实厚道。《荀子·礼论》：“礼者谨于治生死者也……故事生不忠厚，不敬文，谓之野；送死不忠厚，不敬文，谓之瘠。”杨倞注：“忠厚，忠心笃实。”《史记·郑世家》：“子产者，郑成公少子也。为人仁爱人，事君忠厚。”唐 韩愈 《刘公墓志铭》：“长子 元一 ，朴直忠厚。”清李渔《闲情偶寄·词曲上·结构》：“凡作传奇者，先要涤去此种肺肠，务存忠厚之心，勿为残毒之事。”周而复《上海的早晨》第一部七：“他办事正派，待人忠厚，一个心眼看人，从不计算别人，也很少想到别人对他耍花招。”
14、属羌：众多的羌部族。
15、画像：画肖像。《后汉书·蔡邕传》：“邕遂死狱中……兖州、陈留间皆画像而颂焉。”《三国志·魏志·田豫传》“年八十二薨”裴松之注引三国魏鱼豢《魏略》：“汝南闻其死也，悲之，既为画像，又就为立碑铭。”唐李白《司马将军歌》：“功成献凯见明主，丹青画像麒麟台 。”清袁枚《随园随笔·画像不始于勾践》：“《事物纪原》以画像始于句践铸范蠡，不知殷高宗梦傅说已有图形以求之说矣。”沈从文《从文自传·辛亥革命的一课》：“哥哥会为人画像，借此谋生。”
16、生祠：为活人建立的祠庙。《汉书·于定国传》：“其父于公为县狱史，郡决曹，决狱平。罗文法者于公所决皆不恨。郡中为之生立祠，号曰于公祠。”唐颜真卿《容州都督兼御史中丞元君表墓碑铭》：“百姓诣阙请立生祠，仍乞再留观察使。”清赵翼《陔馀丛考·生祠》：“《庄子》庚桑子所居，人皆尸祝之。盖已开其端。《史记》栾布为燕相，燕齐之间皆为立社，号曰栾公社；石庆为齐相，齐人为立石相祠，此生祠之始也。”聂绀弩《关于哀悼鲁迅先生》：“魏忠贤当权的时候全国都有他的生祠。”
17、羌酋：羌族部落头领。
18、斋：即斋戒。古人祭祀之前，必沐浴更衣，不喝酒，不吃荤，不与妻妾同寝，整洁身心，以示虔诚庄敬，称为斋戒。《孟子·离娄下》：“虽有恶人，斋戒沐浴，则可以祀上帝。”《儒林外史》第37回：“先一日就请老先生到来祠中斋戒一宿，以便行礼。”
范仲淹读书文言文翻译
范文正公读书南都学舍,煮粟二升,作粥一器,经宿遂凝;以刀画为四块,早晚取二块，断数十茎啖之。留守有子居学，归告其父，以公厨室馈，公置之，既而悉已败矣。
留守子曰：“大人闻公清苦，遗以食物，而不下筯，得非以相浼为罪乎？”公谢曰：“非不感厚意，盖食粥安之已久，今遽享盛馔，后日岂能啖此粥也！” 译文：范仲淹在南都学舍读书时，煮粟米二升，作成浓粥一器，经过一宿就凝结了；用刀画为四块，早晚取二块，切断数十茎葱蒜来吃它当饭。南都留守有个儿子也在学，回去告他父亲，以公家厨房里的美好食物送给范仲淹，范放在那里不理会，后来那些食物全都怀掉了。
留守的儿子说：“我父亲听说您清苦，送来一些食物，可是您都不下筷子，是不是要把它牵扯成为一项罪状呢？”范抱歉说：“我不是不感谢你父亲的厚意，而是食粥习惯很久了，一下子突然享受这么丰盛的肴馔，以后还哪能吃这种冷粥呢！”
宋史·范仲淹传 译文
范仲淹，字希文，唐朝宰相范履冰的后代。范仲淹两岁时丧父，母亲改嫁长山姓朱的人，范种淹跟从他的姓，名字叫说。从小有志向节操，长大后，了解了自己的家世，就伤感流泪告别母亲，离开（家乡）到应天府，依靠戚同文学习。昼夜不停息，冬日里疲惫得厉害，用水浇脸；食物不充足，以至于用稀粥密，当食物，别人不能忍受，范仲淹不认为这艰苦。考取进士，担任广德军司理参军，迎接他的母回家奉养。改任集庆军节度推官，才改回原姓，更改自己的名字。
天圣七年，章献太后将在冬至日接受朝政，天子率百官祝贺。仲淹极力劝谏这件事，并且说：“在家侍奉母亲，自有家人的礼节，只是与百官同在朝廷，面向南朝拜太后，不能作为后世的砖则。并且上疏请太后还政，没有得到答复。不久做河中府通判，贬谪到陈州。
(范仲淹)被授予尚书礼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的职务，被召回京，城主管固而监，调任吏部外郎、代理开封知府。当时吕夷简执政，提拔使用的大多出自他的门下。范仲淹呈上《百官图》指着它的次序说：像这样是按顺序升迁，像这样是不按顺序(升迁)，像这样是公正，像这样是偏私，何况提拔或降格任用大臣。凡是越级的，不应该全部把这些事交给宰相。“吕夷简不高兴。后来，讨论建都的事情，范仲淹说：“洛阳险要坚固，而汴梁是四面受敌的地方，太平时期适合在汴京，如果有战事一定要在洛阳。应当逐渐扩大物资储备，修缮宫室。“皇帝问吕夷简，吕夷简说：“这是范仲淹不切实情的看法。“范仲淹于是写四篇论呈献（给皇上），大抵谴责当时的政务。并且说：“汉成帝相信张禹，不怀疑舅家，所以有王莽的祸害。我恐怕今天也有张禹，损坏陛下的家法。”吕夷简愤怒地驳斥道：“范仲淹离间陛下君臣，他推荐任用的官员，都是朋党(排斥异己的政治集团)。”仲淹奏对更加急切，因此免职任饶州知府。殿中侍御史韩渎迎合宰相的旨意，请求写下范仲淹的朋党，把他们的名字在朝堂上揭露。在这种情况下，秘书丞余靖进献意见说：“范仲淹因为一句话触犯宰相，立刻加以贬谪、放逐，何况之前所议论的不是在陛下母子夫妇之间的事吗?陛下已经宽容他了我请求改变先前的命令。”第二年，吕夷简也被罢免宰相，从此关于朋党的议论流行开来。吕夷简第二次入朝担任宰相，皇帝告诫范仲淹让他消除先前的怨恨。范仲淹磕头道歉说：“臣先前争论的是国家的事情，我对于吕夷简没有怨恨。”
范仲淹内心刚毅外表谦和，性情极其孝顺，因为母亲在世时正贫困，后来虽然显贵，不是，招待宾客(宾客到来)不吃两种以上的肉食。妻子儿女的衣食，仅仅能自给。然而(范仲淹)喜好施舍给予，广施爱心，乐于行善。死的时候，天下各地听说的人，都替他叹息。
《范仲淹少年苦学》古文怎么翻译？
译文：范仲淹两岁的时候就失去父亲，家中贫困没有依靠。他年轻时就有远大的志向，常常把治理国家作为自己的责任，发奋苦读，有时晚上疲倦了，就用冷水洗脸；连饭也吃不上，就吃粥坚持读书。
做官以后，常常谈论天下大事，奋不顾身。以至于有人说他坏话被贬官，由参知政事降职做邓州太守。范仲淹刻苦读书、勉励自己，每餐不吃两种以上的荤菜，妻子和孩子的衣食仅仅刚够罢了。他经常朗诵自己作品中的两句话：“读书人应当在天下人忧之前先忧，在天下人快乐之后才快乐。”
原文：范仲淹二岁而孤，家贫无依。少有大志，每以天下为己任，发愤苦读，或夜昏怠，辄以水沃面；食不给，啖粥而读。既仕，每慷慨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乃至被谗受贬，由参知政事谪守邓州。仲淹刻苦自励，食不重肉，妻子衣食仅自足而已。
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
孤：幼年丧父。
适：旧指女子出嫁。
世家：家世。
去：离开，离去。
寝：睡觉。
或：有时。
辄（zhé）：总是。
啖（dàn）：吃，喝。
再：两次。
旨：要义。
始：曾经。
昏怠：昏沉困倦；怠，疲惫困倦。
食不重肉：吃饭不用两道肉食。指饮食节俭。同“食不兼肉”。
之：到....去
扩展资料：
据《宋史》载，范仲淹作品有《文集》二十卷，《别集》四卷，《尺牍》二卷，《奏议》十五卷，《丹阳编》八卷。北宋有刻本《范文正公文集》，南宋时有乾道刻递修本、范氏家塾岁寒堂刻本，皆二十卷。
范仲淹作为宋学开山、士林领袖，开风气之先，文章论议，必本儒宗仁义；并以其人格魅力言传身教，一生孜孜于传道授业，悉心培养和荐拔人才；乃至晚年“田园未立”，居无定所，临终《遗表》一言不及私事。
范仲淹二岁而孤，母贫无靠，再适常山朱氏。既长，知其世家，感泣辞母，去之南都入学舍。昼夜苦学，五年未尝解衣就寝。或夜昏怠，辄以水沃面。往往糜粥不充，日昃始食，遂大通六经之旨，慨然有志于天下。常自诵曰：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解释：
范仲淹二岁的时候死了父亲。母亲很穷，没有依靠。就改嫁到了常山的朱家。（范仲淹）长大以后，知道了自己的生世，含着眼泪告别母亲，离开去应天府的南都学舍读书。（他）白天、深夜都认真读书。五年中，竟然没有曾经脱去衣服上床睡觉。有时夜里感到昏昏欲睡，往往把水浇在脸上。（范仲淹）常常是白天苦读，什么也不吃，直到日头偏西才吃一点东西。就这样，他领悟了六经的主旨，后来又立下了造福天下的志向。他常常自己讲道：“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范仲淹二岁而孤，母贫无靠，再适常山朱氏。既长，知其世家，感泣辞母，去之南都入学舍。昼夜苦学，五年未尝解衣就寝。或夜昏怠，辄以水沃面。往往糜粥不充，日昃始食，遂大通六经之旨，慨然有志于天下。常自诵曰：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解释：“
范仲淹二岁的时候死了父亲。母亲很穷，没有依靠。就改嫁到了常山的朱家。（范仲淹）长大以后，知道了自己的生世，含着眼泪告别母亲，离开去应天府的南都学舍读书。（他）白天、深夜都认真读书。五年中，竟然没有曾经脱去衣服上床睡觉。有时夜里感到昏昏欲睡，往往把水浇在脸上。（范仲淹）常常是白天苦读，什么也不吃，直到日头偏西才吃一点东西。就这样，他领悟了六经的主旨，后来又立下了造福天下的志向。他常常自己讲道：“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范仲淹二岁的时候死了父亲。母亲很穷，没有依靠。就改嫁到了常山的朱家。（范仲淹）长大以后，知道了自己的生世，含着眼泪告别母亲，离开去应天府的南都学舍读书。（他）白天、深夜都认真读书。五年中，竟然没有曾经脱去衣服上床睡觉。有时夜里感到昏昏欲睡，往往把水浇在脸上。（范仲淹）常常是白天苦读，什么也不吃，直到日头偏西才吃一点东西。就这样，他领悟了六经的主旨，后来又立下了造福天下的志向。他常常自己讲道：“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