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生涯
张轸，河南罗山县河口寨人。
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作战时的张轸
曾读私塾8年。1908年入河南陆军小学。1915年起先后入北京清河第一预备学校，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习。1919年赴日本，入成城学校、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
1923年回国，在陕西陆军一师任参谋、团附，1925年1月入河南陆军训练处(属国民二军)任战术教官等职。同年10月任黄埔军校战术总教官。12月调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十九师五十六团任团长，1927年4月后升任师长、副军长兼师长。1930年8月在国民党军第十一路军总指挥部任参谋长，后在国民党政府军政部任职。
抗日战争爆发时任豫北师管区司令。1938年1月任第一一○师师长。同年6月任第十三军军长。1939年8月任陆军补充兵训练总处处长。1941年7月任第十一集团军副总司令兼六十六军军长。
1942年3月，以第二补训处改编成第六十六军，张轸为军长。辖新编第二十八、新编第三十八、新编第三十九师.该军编成后即编入入缅远征军参加作战，该军配置在腊戍、瓦城地区机动使用。3月23日日军开始进攻，以快速纵队向细胞、腊戍突进，该军分段阻击日军。3月29日日军攻占腊戍。4月27日上午，日军向守卫腊戍新城的新编第二十八师发起猛烈进攻，同时有一股敌人袭扰腊戍老城的新编第二十九师防地，企图一举击溃六十六军。4月28日晚六时，张轸的侄子张致广胸部中弹阵亡。4月29日下午二时许，军部直属部队撤到古开，休整了半天，张轸命令工兵将桥梁炸毁，一面急电令在遮放(中国境内)停止待命的新编第二十八师陈团急速乘车限令于五月一日抵达防地。张轸军长当面命陈团担任防守正面，布置完毕后，张轸军长亲到陈团防地，对陈团下达口头命令，要他坚守阵地三天，以待后续部队的增援。5月2日上午10时许，阵地易手。全军剩余部队由公路右侧退入大山密林中。此时，张轸身边仅有少数随员，特务营一个班和通信兵营的一个无线电班，乘车撤退到中国境内畹町，遮放。
1942年12月，张轸任第十战区副长官兼豫南游击总部总指挥。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10月任郑州绥靖总署副主任。后在武汉行辕、第五绥靖区任职。1948年任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解放战争开始后，张轸一直在河南任职，先后担任中州绥靖公署副主任、武汉行辕副主任、第五绥靖区司令、华中“剿匪”总司令部副司令、河南省主席等职。
在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中，张轸被公认为有头脑，会打仗，是一个“忠厚的长者”。但是，由于他不是蒋介石的嫡系，三番五次地被蒋介石贬职，心里很愤懑。但是他对共产党却有良好的印象，在抗日战争中，多次和共产党合作，与共产党的领袖林伯渠、朱瑞、刘少奇有过亲密的交往。
准备起义
1947年底至1948年初，
1949年5月，张轸率部在武汉起义。
中共中原局城工部开封工委对争取张轸起义的可能性作了研究分析，认为张轸早年受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影响，属国民党左派，正处于徘徊苦恼寻找出路之际，是开展争取工作的有利时机。于是决定由工委常委、宣传部长方敬之负责在张轸周围寻找争取工作线索。方先后通过张轸的女婿张尹人、河南省参议会议长刘积学、徐开敏（张第三夫人）等人对张轸作了许多工作，1948年9月，张奉命赴开封，就任国民党河南省政府主席。辽沈战役打响后，人民解放军迅速攻克锦州，生俘“东北剿总”副总司令范汉杰，第60军军长曾泽生起义，郑洞国放下武器。张轸认为是表态的时候了，于是将省政府迁至信阳，尔后秘密到上海，同老朋友李世璋（原国民革命军第6军第18师党代表）谈了起义的打算，并委托其通过中共华东局直接报告毛泽东主席，请求对他的行动作指示。张回信阳后，利用省政府主席和绥靖区司令官的名义，收编地方团队，壮大势力。到1949年1月止，张己编成10个绥保旅4万余人。在此期间，张把起义的打算告诉了原任南京国防部少将部员、现已投奔其属下的辛少亭。
但是，张轸的主要助手朱其平、范绍尧反对起义。他们认为，共产党的后台是苏联，国民党的后台是美国。美国比苏联强大，一旦美苏交战，美国必胜。但人民战争形势的发展，与朱、范的愿望相反。淮海战役的胜利，形势的变化，使张的思想斗争更加激烈。其间，李世璋派人到信阳，向张转达了中共中央的回复。张约方敬之见面，表达起义的决心。不久，周恩来通过民主党派人士周士观与罗震的关系，催促张轸起义。陈赓兵团亦通过廖运周派遣共产党员桑玉生等人到其部队开展下层争取工作，促张走光明之路。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结束，蒋介石55万大军被歼灭。此时，信阳已处于人民解放军的包围之中。为争取张轸，方敬之再度前往与其晤谈。张派张尹人作为代表前往中共中原局商谈。人民解放军中原野战军副政治委员邓子恢会见了张尹人，对张轸将军起义的地点和作用提出了明确要求。张尹人在开封还拜见了张轸的几位老友嵇文甫、王毅斋等，他们都希望张轸“早日过来”。23日，在张尹人的陪同下，中原军区政治部联络处处长陈协一到达信阳，与张轸见面，向其宣传了共产党的政策。
此时，中共华北局社会部的地下工作人员张笑平已打入张轸部队，搜集情报，开展宣传和联络工作。张轸阅读了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后，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坚定了起义信心。
金口起义
1949年2月底，张轸奉命率部从信阳撤退，集结在湖北孝感祁家湾火车站南北一带。3月，张部全部渡过长江，执行武昌至嘉鱼之间的江防任务。4月初，张报请白崇禧批准，成立第19兵团，张为司令官，赵子立、朱其平为副司令官，下辖2个军，赵子立兼任第127军军长，辛少亭任第128军军长，两军各辖3个师，另加独立师，共7个师，兵团部设在贺胜桥车站。其间，张轸两次去长沙，同程潜密商。程对其在武昌起义表示支持。白崇禧对张起义早有所闻。经鲁道源告密，并由赵子立证实，张正在进行起义准备。于是，白命令南撤的桂系第7军在贺胜桥以北停下来，同时以“点验”为名，监视第128军的行动。张轸、辛少亭对此决定将计就计，借机将张玉龙师和张伟烈师调到马鞍口内，以便起义时向金口集中。4月20日，人民解放军强渡长江，23日解放南京。张轸立即召集辛少亭、涂建堂、鲍汝澧、张玉龙、张伟烈等商议，决定就地起义。在金口接应解放军渡江，截断白的退路，迎接武汉解放。起义计划由地下工作人员赵子平送往解放区。人民解放军四野先遣兵团表示同意，要赵携带密码和电台呼号速返金口。但由于情况变化，起义计划未能实现。此时，张轸心急如焚，立即同辛少亭，涂建堂、鲍汝澧、张了旦等人商定，为了打乱白的撤退计划，将涂建堂的第309师从土地堂调往贺胜桥以东的湖泗桥一带，东西夹击南逃的鲁道源第58军，配合解放军渡江解放武汉，张尹人将计划送往江北解放区。江汉军区同意，张轸的起义方案，约定张兵团起义时代号为“55555”部队，撤掉国民党帽微，左臂缠上白毛巾。14日凌晨，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在武汉以东的团风至武穴一百公里的战线上强渡长江。此时，白崇禧从广州飞往武昌，要张轸到总司令部开会。张到武汉后白先拿出国民党参谋总长顾祝同的电报给张看：据密报张轸勾结共党，图谋叛反，请将师以上军官扣押送广州，从严法办，所部就地解散。张看完电报，方如梦初醒。白崇禧即要张在他的办公室打电话给军师长，要他们来开会。张借口办事处有直通电话，去一趟就回来。白崇禧同意张快去快回。
张逃出总司令部，坐上吉普车直奔金口，立即用电话通知辛少亭、张继烈、张玉龙等到金口共商大计。参加会议的军师长们听了张脱险经过后，都无比愤慨，决心脱离国民党统治集团，投向人民。15日拂晓，张玉龙、张伟烈2个师与桂系第7军的2个团在马鞍山一带发生激战。辛少亭指挥部队阻击第7军的1个师以及国民党湖北省保安旅约2个团向金口的进攻。此时，张兰平、张尹人从江汉军区赶回。张听完汇报，立即向部队发出“55555”代号的起义通令，宣布起义，脱离国民党反动营垒，加入人民解放军行列。16日下午，人民解放军四野先遣兵团解放汉口。17日解放武昌。20日，张轸发表起义通电。21日，张轸受到人民解放军第12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肖劲光和副政委唐天际的热烈欢迎。
张轸将军率部起义，打击了国民党摇摇欲坠的统治政权，打击了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桂系势力，加速了人民解放军解放苏南的进程。1949年6月16日，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给张转发了贺电。这封电报，让张轸深受鼓舞。5月下旬，毛泽东亲笔起草了“复张轸部队改编问题”的电报。起义的官兵们受到南下解放军和武汉人民的热烈欢迎。张轸代表全体起义官兵向毛主席发了致敬电。
1949年6月初，起义部队开到汉川，在人民解放军第12兵团的协助下，进行了全面整编。1949年8月1日，中共中央军委正式决定，将张轸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1军，张轸任军长，杨春圃任政治委员。建国以后，张轸担任过河南省副省长、河南省政协副主席、湖北省军区副司令员。他还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1981年7月26日，张轸因病在郑州逝世。[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