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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巩

人物生平

曾巩曾巩


宋嘉祐二年(1057年)登进士第,儿童时代的曾巩,就与兄长曾晔一道,勤学苦读,白幼就表现出良好的天赋。其弟曾肇在《亡兄行状》中称其“生而警敏,不类童子”,而且记忆力超群,“读书数万言,脱口辄诵”。 嘉佑二年(1057年),39岁的他才考取了进士,被任命为太平州司法参军,踏上了仕途。翌年,奉召回京,编校史馆书籍,迁馆阁校勘、集贤校理。熙宁二年(1079年)先后在齐、襄、洪、福、明、亳等州任知州,颇有政声。元丰三年(1080年),徙知沧州,过京师,神宗召见时,他提出节约为理财之要,颇得神宗赏识,留三班院供事。元丰四年,神宗以其精于史学,委任史馆修撰,编纂五朝史纲,未成。元丰五年,拜中书舍人。次年卒于江宁府。理宗时追谥“文定”。
曾巩在政治舞台上的表现并不算是很出色,他的更大贡献在于学术思想和文学事业上。 曾巩的思想属儒学体系,他赞同孔孟的哲学观点,强调“仁”和“致诚”,认为只要按照“中庸之道”虚心自省、正诚修身就能认识世界和主宰世界。在政治上他反对兼并政策,主张发展农业和广开言路。他在任地方官时,总是以“仁”为怀,“除其奸强,而振其弛坏;去其疾苦,而抚其善良”(《齐州杂诗序》)。由于他思想有一定局限性,因此,对王安石变法有些不同看法。他认为法愈密,则弊愈多。但是曾巩也不主张死守成法,他对在位者的因循苟且表示不满,提出“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战国策目录序》)的观点。主张在不失先王意旨的前提下,对法制作必要的改革。在行动上,他能够维护新法,在齐州为官时,能力行保甲之法,使州人安居乐业。 曾巩的散文创作成就很高,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他师承司马迁、韩愈和欧阳修,主张“文以明道”,把欧阳修的“事信、言文”观点推广到史传文学和碑铭文字上。
他在《南齐书目录序》中说:“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他强调只有“蓄道德能文章者”,才足以发难显之情,写“明道”之文。他的散文大都是“明道”之作,文风以“古雅、平正、冲和”见称。《宋史》本传说他“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间,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他的议论性散文,剖析微言,阐明疑义,卓然自立,分析辨难,不露锋芒。《唐论》就是其中的代表作,援古事以证辩,论得失而重理,语言婉曲流畅,节奏舒缓不迫,可与欧阳修的《朋党论》媲美。他的记叙性散文,记事翔实而有情致,论理切题而又生动。著名的《墨池记》和《越州赵公救灾记》熔记事、议论、抒情于一炉,深刻有力,通情达理。他的书、序和铭也是很好的散文。《寄欧阳舍人书》和《上福州执政书》历来被誉为书简范文。叙事委婉深沉,语言简洁凝练,结构十分严谨。《战国策目录序》论辩人理,气势磅礴,极为时人所推崇。当西昆体盛行时,他和欧阳修等人的散文,一揖雕琢堆砌之风,专趋平易自然。王安石曾赞叹说:“曾子文章世稀有,水之江汉星之斗。”(《赠曾子固》)。苏轼也说:“醉翁门下士,杂从难为贤;曾子独超轶,孤芳陋群妍”。 曾巩也擅长写诗,有400余首传世。其诗或雄浑瑰伟,或委婉超逸,无不含义深刻,妙趣横生。
《迫租》描绘了“今岁九夏旱,赤日万里灼”,“计虽卖强壮,势不旭弱”的惨状,发出“暴吏体宜除,浮费义可削”的呼声,与王安石的《兼并》诗有异曲同工之妙。绝句《西楼》、《城南》,清新隽永,具有王安石晚年诗作的风致。他的咏物诗多数富有新意,如《咏柳》诗:“乱条犹未变初黄,倚得东风势便狂。解把飞花蒙日月,不知天地有清霜。”以柳树隐喻奸臣和邪恶势力,形象逼真,寓意深刻,别开生面。曾巩的诗作,格调超逸,字句清新,但有些也存在宋诗言文言理的通病,又为其文名所掩,故不甚为人们所注意。 曾巩一生整理古籍、编校史书,也很有成就。《战国策》、《说苑》、《列女传》、《李太白集》和《陈书》等都曾经过他的校勘。
《战国策》和《说苑》两书,多亏他访求采录,才免于散失。他每校一书,必撰序文,借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曾巩好藏书,珍藏古籍达20000多册;收集篆刻500卷,名为《金石录》。曾巩治学严谨,每力学以求之,深思以索之,使知其要,识其微,故能“上下驰骋,愈出而愈工”。其弟曾肇,说他的文章“一落纸,为人传去,不旬月而周天下,学士大夫手抄口诵,惟恐得之晚也”(曾肇《亡兄行状》,见《元丰类稿》卷末)。曾巩培养了一批名儒,陈师道、王无咎、曾肇和曾布受业于他。《宋元学案》云:“陈无己(师道)好学苦志.以文谒曾子固,子固为点去百十字,文约而义意加备,无己大服。”
曾巩的文章对后世的影响也很大。南宋朱熹“爱其词严而理正,居尝诵习”。明代唐宋派散文家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清代的桐城派方苞、刘大槐、姚鼐和钱鲁斯等人都把他的文章奉为圭臬。《明史·王慎中传》载:“慎中为文,初主秦汉,谓东京之下无可取,已司欧、曾作文之法,乃尽焚旧作,一意师仿,尤得力于曾巩;顺之初不服,久亦变而从之。” 曾巩一生著述丰富,有《元丰类稿》50卷、《续元丰类稿》 40卷、《外集》10卷流行于世。另外,他还著有《卫道录》、《大学稽中传》、《礼经类编》、《杂职》、《宋朝政要策》、《诗经教考》等等。宋朝南渡后,《续稿》、《外集》散佚不传,今仅存《元丰类稿》 50卷和《隆平集》30卷。

生平政事


曾巩 居临川(今江西抚州西)。自称家世为儒“①曾祖历官水部员外郎,祖父为尚书户部郎中,父为太常博士。《宋史》称曾巩年幼"警敏“,"读书数百言,脱口成诵“②。"十二岁能文,语已惊人“③。但据他自称幼时从先生受书,"方乐与家人童子嬉戏“,到十六七岁时,"窥六经之言,与古今文章有过人者“,始知爱好,并努力学习④。到二十岁后,"欧阳修见其文奇之“⑤大约就在这时,他曾给欧阳修写信,并"献杂文时务策两编“。信里他一面称赞欧阳修的道德文章,一面表白自己的为人志节:"巩自成童,闻执事之名,及长,得执事之文章,口诵而心记之,观其根极理要,拨正邪僻,掎挈当世,张皇大中,其深淳温厚,与孟子韩吏部之书为相唱和,无半言片词舛驳于其间,真六经之羽翼,道义之师祖也。……又闻执事之行事,不顾流俗之态,卓然以体道扶教为己务。……信所谓能言之能行之,既有德而且有言也。韩退之没,观圣人之道者,固在执事之门矣。曾巩当时少不更事,而能有这样的看法,很不简单,所言者虽有所未尽,但大体符合实际。又说:"巩性朴陋,无所能似,家世为儒,故不业他。自幼迨长,努力文字间,其心之所得,庶不凡近。……唯其寡与俗人合也,于公卿之门未尝有姓名,亦无达者之车回顾其疏贱。抱道而无所与论,心常愤愤悱悱,恨不得发也。今者乃敢因简墨布腹心于执事,苟得望执事之门而入,则圣人之堂奥室家,巩自知亦可以少分万一于其间也。"这段话是表述自己的为人的。与俗不合,抱道自守,心志如此,确不凡近。欧阳修对于这样的人物自是重视的。因此,曾巩上书之后,曾经得到欧阳修接见。据曾巩《上欧阳学士第二书》讲,欧阳修见到他之后,曾对他说:"过吾门者百千人,独于得生为喜。"而且当曾巩向欧阳修告别之时,欧阳修还写了《送曾巩秀才序》,其文云:"广文曾生来自南丰,入太学,与其诸生群进于有司,有司敛群才、操尺度,概以一法,考其不中者而弃之。……然曾生不非同进,不罪有司,告予以归,思广其学而坚其守,予初骇其文,又壮其志,……曾生橐其文数十万言来京师,京师之人无求曾生者,然曾生亦不以干也。予岂敢求生,而生辱以顾予,是京师之人既不求之,而有司又失之,而独余得也。于其行也,遂见于文,使知生者,可以吊有司,而贺余之独得也。"此序作于庆历二年(1042),这时曾巩虽见弃于有司,却得到了欧阳修的赏识。
在这期间,曾巩也结识了王安石,还曾向欧阳修推荐。他在《再与欧阳舍人书》中说:"巩顷尝以王安石之文进左右而以书论之,其略曰:巩之友有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称其文。虽已得科名,然居今知安石者尚少也。彼诚自重,不愿知于人,然如此人古今不常有。如今时所急,虽无常人千万,不害也。顾如安石,此不可失也。"这是追述前此一封信中的话,可见曾巩对王安石曾经非常器重。在这封信里,他不仅推荐王安石,还曾提到王回、王向,一并向欧阳修推荐。后来,在《与王介甫第一书》里曾巩又说:"巩至金陵,自宣化渡江来滁上,见欧阳先生,住且二十日,……欧公悉见足下之文,爱叹诵写,不胜其勤。间以王回、王向文示之,亦以书来言:此人文字可惊,世所无有。……欧公甚欲一见足下。能作一来计否?"由此看来,在这期间曾巩同欧阳修已有相当亲密的交往。曾巩是在嘉佑二年(1057)欧阳修知贡举时考中进士的。在这之前,他不但认识了欧阳修这样的前辈,结交了王安石这样的朋友,而且已经同当代其他几个重要人物如杜衍、范仲淹等都有书信来往,投献文章,议论时政,陈述自己为人处世的态度。不过,曾巩所写的这些书信,不同于寻常的"干谒“,不是请求荐引。例如,他在《上杜相公书》中说:"今也过阁下之门,又当阁下释衮冕而归,非干名蹈利者所趋走之日,故敢道其所以然,而并书杂文一编,以为进拜之资。蒙赐之一览焉,则其愿得矣。"这封信大概就写于庆历五年(1045)杜衍、范仲淹等被黜离职之后。曾巩于此时写信并投献文章,正好说明他的为人和政治态度,政治上同杜衍、范仲淹一致,绝不趋炎附势。
曾巩既中进士,便被调任为太平州(今安徽当涂)司法参军,又召编校史馆书籍,迁馆阁校勘,集贤校理,为实录检讨官。在这期间,曾巩对于历代图书作了很多整理工作。对于历代图书聚散以及学术源流多所论述,写过一些叙录,如《新序目录序》、《列女传目录序》、《战国策目录序》等,还有《梁书》、《陈书》、《南齐书》等,也都写有“叙录”。曾巩虽推崇欧阳修,但他的学术观点和欧阳修亦有所不同。例如,他在《筠州学记》中说:"周衰,先王之迹熄。至汉,六艺出于秦火之余,士学于百家之后,言道德者矜高远而遗世用,语政理者务卑近而非师古。刑名兵家之术,则狃于暴诈,惟知经者为善矣,又争为章句训诂之学,以其私见妄(一本下有"臆"字),穿凿为说,故先王之道不明而学者靡然溺于所习。当是时能明先王之道者扬雄氏而已。"他对扬雄如此称赞,这看法与韩愈比较相近,与欧阳修则颇相反。此外,曾巩还有《答王深甫论扬雄书》,对于扬雄屈事王莽以及作《剧秦美新》,都有所辩解,并引王安石的看法,以为"雄之仕合于孔子无不可之义“,而且认为"世传其投阁者妄"云云。曾巩对扬雄的看法,涉及政治和学术两个方面。扬雄的政治态度和学术成就,对曾巩都有影响。
曾巩离开馆阁,又作了十几年的地方官吏。最初是通判越州(今浙江绍兴一带),其后又知齐州(今山东济南一带),徙襄州、洪州,知福州。史称曾巩在这几州都有政绩,主要在"荒政"和"平盗"两个方面,而后者并非真是政绩。曾巩移徙洪州时,曾有《移守江西先寄潘延之节推》诗,诗云:"忆昔江西别子时,我初折腰五斗粟。南北相望十八年,俯仰飞光如转烛。"他这时似乎已有倦于转徙的感叹。此后便多次表示为了养亲而不愿远仕。
在赴福州之前,曾巩有《辞直龙图阁知福州状》。到福州后又有《福州上执政书》,书中说:"转走五郡,盖十年矣,未尝敢有半言片辞求去邦域之任而冀背朝廷之义。此巩之所以自处,窃计已在听察之日久矣。今辄以其区区之腹心,敢布于下执事者,诚以巩年六十,母年八十有八,老母寓食京师,而巩守闽越,仲弟守南越,二越者,天下之远处也,于著令:有一人仕于此二郡者,同居之亲当远仕者,皆得不行。……"据此,他请求"或暂还之阙下,或处以闲曹,或引之近畿,属以一郡,使得谐其就养之心,慰其高年之母。“此书之外,曾巩还有《福州奏乞在京主判闲慢曹局或近京一便郡状》,也是请求朝廷照顾养亲的。大概正是因为他一再申请,朝廷曾一度下令,"召判太常寺“;可是当他离职上路以后,又有诏改知明州。为此,曾巩又有《移明州乞至京迎侍赴任状》,希望朝廷允许他"暂至京师迎侍母赴任“。但未能如愿,所以后来移知亳州,又继续申请。他在《移知亳州乞至京迎侍赴任状》中说:"臣昨任福州,已系远地,迎侍不得,即今老母多病,见在京师,人子之谊,晨昏之恋,固难苟止。二者于臣之分,实为迫切。……只乞对移陈蔡一郡,许臣暂至京师,迎侍老母赴任。……今臣幸蒙恩诏移守亳州,如臣所请。况亳州去京不远,欲乞许臣暂至京师,迎侍老母赴任。“元丰三年(1080),曾巩又徙知沧州,有《沧州乞朝见状》,说:"窃念臣远离班列十有二年,伏遇陛下神圣文武,当天受命,……而臣曾未得须臾之间进望清光,窃不自揆,愿奉德音,犬马之情,固非一日之积。今将至京师,他望圣慈,许臣朝见。"于是神宗召见了曾巩。召见之后,他曾请求登对,有《乞登对状》,说自己被召见时,"不敢率然以对“,可是"退而伏念“,还是希望"上殿敷奏“,以便"披腹心“,"当天心“。此后曾巩便被留在京师,"勾当三班院“。
元丰四年(1081),有诏书说:"曾巩史学见称士类,宜典五朝史事。"于是便"以为史馆修撰,管勾编修院,判太常寺兼礼仪事“。史称"近世修国史,必众选文学之士,以大臣监总,未有以五朝大典独付一人者“,于是曾巩入朝辞谢说:"此大事,非臣所敢当。"并有《申中书乞不看详会要状》,表示谦让。元丰五年(1082)四月,擢拜中书舍人。这时曾巩又有《辞中书舍人状》,述说自己"齿发已衰,心志昏塞“,希望另选贤能。还有《授中书舍人举刘攽自代状》,表示谦退。但这年九月,曾巩即遭母丧,因而罢职。元丰六年(1083)四月,曾巩卒于江宁府(今江苏南京一带),终年65岁。著作有《元丰类稿》等。
综观曾巩一生,历任州郡官吏十几年,在京师作官的时间不多。从他的一些政论文章看,如《唐论》、《书魏郑公传后》、《熙宁转对疏》、《自福州召判太常寺上殿札子》、《移沧州过阙上殿札子》等,并没有突出的政治见解。其主要观点是泛称三代之制,称赞后周和唐初的贞观之治,而对于宋代的政治却没有多少条陈和建议,与范、欧诸公不同。他在《移沧州过阙上殿札子》中对于宋朝的现状还是相当称赞的。他说:盖远莫懿于三代,近莫盛于汉唐,然或四三年,或一二世,而天下之变不可胜道也。岂有若今五世六圣、百有二十余年,自通邑大都,至于荒陬海聚,无变容动色之虑萌于其心,无援桴击柝之戒接于耳目。臣故曰:生民以来未有如大宋之隆也。又说:今陛下履祖宗之基,广太平之祚,而世世治安,三代所不及,则宋兴以来,全盛之时,实在今日。由此可见,曾巩对于当时的政治不仅没有任何不满,而且推崇备至,当然也就不曾提出改革的意见。
在这以前,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参知政事,推行新法,当时曾巩出守越州,其后转徙六郡,在外十二年。对于熙宁新法,也没有发表过具体意见。只是在《过介甫归偶成》诗中说过:"心交谓无嫌,忠告期有补,直道讵非难,尽言竟多迕。知者尚复然,悠悠谁可语。"观此,则两人过去言谈之间,可能有过意见分歧。还有,其《与介甫第二书》也说:"比辱书,以谓时时小有案举,而谤议已纷然矣。足下无怪其如此也。"又说:"谤怒之来,诚有以召之,故曰:足下无怪其如此也。虽然,致此者岂有他哉?思之不审而已矣。"由此看来,在政治上二人是有分歧的。总的看来,曾巩一生,政治表现不甚突出。《宋史》本传说"吕公著尝告神宗以巩为人行义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这话可能有些根据。

文学成就

曾巩墨迹

曾巩是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他在当代和后代古文家的心目中地位是不低的。他的成就虽然不及韩、柳、欧、苏,但有相当的影响。 曾巩为文主张是接近欧阳修的。先道而后文,但比欧阳修更侧重于道。在《答李沿书》里他说: 辱示书及所为文,……足下自称有悯时病俗之心,信如是,是足下之有志乎道,而予之所爱且畏者也。末曰其发愤而为词章,则自谓浅俗而不明,不若其始思之锐也。乃欲以是质乎予。夫足下之书始所云者,欲至乎道也;而所质者,则辞也。无乃务其浅、忘其深,当急者反徐之欤?夫道之大归非他,欲其得诸心,充诸身,扩而被之天下国家而已,非汲汲乎辞也。其所以不已乎辞者,非得已也。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此其所以为孟子也。
此外,在《与王向书》、《回傅权书》中也有类似的见解。先道德而后辞章,这是曾巩的一贯主张。也许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支配下,曾巩的文章同韩、柳、欧、苏各家相比,便显得质朴少文。韩、欧诸公虽也说过先道后文一类的话,但他们毕竟还是重视文采,曾巩则不很讲求文采。
当然,曾巩虽然不讲文采,而文章却写得自然淳朴,自成一家。这是曾巩文章的特色。这特色体现在几个不同的方面。 首先是论事之文写得纡余委备,委婉曲折,与欧阳修近似。
其次,曾巩文章虽质朴少文,然亦时有摇曳之姿,纵横开合,有如韩愈。赠序之文,尤有特点。例如《赠黎安二生序》一开始说:苏轼"自蜀以书至京师遗予,称蜀之士曰黎生安生者,既而黎生携其文数十万言,安生携其文亦数千言,辱以顾予“。然后说,读了他们的文章,认为:"二生固可谓魁奇特起之士,而苏君固可谓善知人者也。"再说下去,便说到黎生将行,求曾巩赠言,以"解惑于里人“。于是曾巩乃大发议论如下: 予闻之自顾而笑。夫世之迂阔,孰有甚于予乎?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此余之所以困于今而不自知也。世之迂阔孰有甚于予乎?今生之迂,特以文不近俗,迂之小者耳,患为笑于里之人;若予之迂大矣,使生持吾言而[归],且重得罪,庸讵止于笑乎?然则若予之于生将何言哉?谓予之迂为善,则其患若此;谓为不善,则有以合乎世必违乎古,有以同乎俗必离乎道矣。生其无急于解里人之惑,则于是焉必能择而取之。遂书以赠二生并示苏君以为何如也。
像这样的笔墨虽然不及韩愈的赠序那样纵横变化,故作姿态;却也写得曲折尽意,很有波澜。而且语出自然,无造作之迹,这一点又近似欧阳修。
再有,曾巩的文章又是善于记叙的,其特点是条理分明,无不达之意。例如《越州赵公救灾记》,写知越州的赵公"前民之未饥,为书问属县"云:灾所被者几乡?民能自食者有几?当廪于官者几人?沟防构筑可僦民使治之者几所?库钱仓粟可发者几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几家?僧道士食之羡粟书于籍者其几具存?使各书以对,而谨其备。
这段文章叙赵公救灾的考虑,真可谓有条不紊。再往下写,也是条分缕析,头绪分明。备灾救灾之事,本是纷繁杂乱,头绪众多的,但曾巩信笔写来,却简洁如此!
还有,曾巩为文,一般说来,是长于记叙、不多写景的,例如《醒心亭记》、《游山记》等,几乎不写景物。但有的文章也极刻画之工,如《道山亭记》即是一例:其路在闽者,陆出则厄于两山之间,山相属,无间断,累数驿乃一得平地。小为县,大为州,然其四顾亦山也。其途或逆坂如缘絙,或垂崖如一发,或侧径钩出于不测之溪。土皆石芒峭发,择然后可投步。负戴者虽其土人犹侧足然后能进,非其土人,罕不踬也。其溪行,则水皆自高泻下,石错出其间,如林立,如士骑满野,千里上下,不见首尾。水行其隙间,或衡缩蟉糅,或逆走旁射,其状若蚓结,若虫镂,其旋若轮,其激若矢。舟溯沿者,投便利,失豪分,辄破漏。虽其土长川居之人,非生而习水势者,不敢以舟楫自任也。其水陆之险如此。
这段文字是写道山亭所在之地的山川之险的,形容刻画,可谓精工。同柳宗元山水诸记相比,自有特色。
由此看来,曾巩为文虽少景物描写,却并非不能,而是不为。偶一为之,也能臻于极妙之境。
此外,曾巩还有一些论及学术、艺术的文章,例如《战国策目录序》、《宜黄县学记》、《墨池记》等,纵论古今,更多学者气息。
《宋史》本传论及曾巩的文章:"曾巩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间,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可谓难矣。"这一评语,比较切合曾巩文章的实际。"纡徐简奥“,概括了主要特点。
曾巩生前与身后,都不曾以诗见称。但他一生作诗也并不少。而且有些诗中还抒发了不见于文的思想和情感。在文章里,曾巩不像欧阳修那样指陈时弊,而在诗中却有所涉及。例如《胡使》诗云:南粟鳞鳞多送北,北兵林林长备胡。胡使一来大梁下,塞头弯弓士如无。折冲素恃将与相,大策合副艰难须。还来里闾索穷骨,斗食尺衣皆北输。中原相观双失色,胡骑日肥妖气粗。九州四海尽帝有,何不用胡藩北隅?
这样的言语,在曾巩的论政之文中不曾有过。"斗食尺衣皆北输“,"胡骑日肥妖气粗“,这是对北宋朝廷刮民髓赍盗粮的苟安政策的生动概括。剥夺百姓的衣食,养肥入侵的军马。这是十分令人痛心的事,曾巩循循儒者,于此也不能不慨乎言之。 曾巩还有《追租》一诗,其中有句云:"赤日万里灼“,"禾黍死硗确“。"饥羸乞分寸,斯须死笞缚“。"公卿饱天禄“,"每肆诛求虐“。这是说天旱民饥,而官方不恤。曾巩在这里颇有为民请命之意。最后说:"试起望遗村,霾风振墟落“,面对民间疾苦,曾巩是无能为力的。
曾巩一生,历任地方官职,鞠躬尽瘁,似乎没有什么抱怨。几次上书,皆以侍亲为言。但在诗中,有时也微露不满。例如《东轩小饮呈坐中》云:二年委质系官次,一日偷眼看青山。念随薄禄闲垂首,似见故人羞满颜。及门幸得二三友,把酒能共顷刻间。海鱼腥咸聊复进,野果酸涩谁能删。谈剧清风生尘柄,气酣落日解带镮。瑰材壮志皆可喜,自笑我拙何由攀。高情坐使鄙吝去,病体顿觉神明还。简书皇皇奔走地,管库碌碌尘埃间。功名难合若捕影,日月遽易如循环。不如饮酒不知厌,欲罢更起相牵扳。 又如《人情》诗云:人情当面蔽山丘,谁可论心向白头!天禄阁非真学士,玉麟符是假诸侯。诗书落落成孤论,耕钓依依忆旧游。早晚抽簪江海去,笑将风月上扁舟。 在这样一些诗里,曾巩流露了更真切的情感。曾巩不是诗人,但在诗里却更体现了他的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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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望:霜余荆吴倚天山,铁色万刃光开。麻姑最秀插东极,一峰挺立高嵬嵬。我生智出豪俊下,远迹久此安蒿莱。譬如骅骝踏天路,六辔岂议收驽骀。巅崖初冬未冰雪,藓花入履思莫裁。长松夹树盖十里,苍颜毅气不可回。浮云柳絮谁汝碍,欲往自尼诚愚哉。南窗圣贤有遗文,满简字字倾琪瑰。旁搜远探得户牖,入见奥作何雄魁。日令我意失枯槁,水之灌养源源来。千年大说没荒冗,义路寸土谁能培。嗟予计真不自料,欲挽白日之西颓。尝闻古者禹称智,过门不暇慈其孩。况今人冒壮任,力蹶岂更余纤埃。龙潭瀑布入胸臆,叹息但谢宗与雷。著书岂即遽有补,天下自古无能才。
一鹗:北风万里开蓬蒿,山水汹汹鸣波涛。尝闻一鹗今始见,眼驶骨紧精神豪。天昏雪密飞转疾,暮略东海朝临洮。社中神狐倏闪内,脑尾分磔垂弓。巧兔狞鸡失草木,勇鸷一下崩其毛。窟穴呦呦哭九子,帐前活送双青猱。啁啾燕雀谁尔数,骇散亦自亡其曹。势疑空山竭九泽,杀气已应太白高。归来嵬载俎豆,快饮百瓮行春醪。酒酣始闻壮士叹,丈夫试用何时遭。

里社:郊天社地君所重,翦秸匏微得供。秦皇汉帝陋古初,桀殊坛倾力奉。年年属车九重出,羽卫千人万人从。黄金日搜尽崖窟,飞樯走华夷动。马蹄路南村有社,里老邀神迎且送。荒林破屋风雨入,野鼠山狐狼藉共。何言茅箸古瓦瓯,稻饭豚蹄人得用。

南源庄:床上不废看青山,门前便踏南涧路。绕墙顿失车马喧,岸帻日得沧洲趣。尝嗟秋蓬转,未有茅屋据。对此耳目新,始觉精爽聚。沧溟未可泛舟入,雁荡谁能胝足去。医闾在夷蛮,罗浮苦烟雾。子真自爱谷口家,孔丘老亦洙泗住。吾能放意游八极,此兴久与前贤附。悄然怪我思虑深,已欲摧倒闻猿树。眼前了了破青坂,屈椽小栋随时具,野柔川深春事来,笋鞋瞑戛青云步。秫田试犊耕早风,茗圃分篮摘宵露。竹林扫月散葛,雪艇搜溪出鲂与。帽尘便可临水濯,里斗何妨闭门拒。介推母厌俗,久思颠崖住不顾。梁鸿妻亦高,能快穿衣与藜茹。成家倘已嫁诸妹,有立不忧吾弟孺。攘攘天地间,万类殊好恶。欢合无一非,睽穷有百牾。吾独安能逐毛发,饮泉食力从所慕。
秋怀:天地四时谁主张,纵使群阴入风日。日光在天已苍凉,风气吹人更憀栗。树木惨惨颜色衰,燕雀啾啾群侣失。我有愁轮行我肠,颠倒回环不能律。我本孜孜学诗书,诗书与今岂同术。智虑过人只自仇,闻见于时未裨一。片心皎皎事乖背,众醉冥冥势凌突。出门榛棘不可行,终岁蒿藜尚谁恤。远梦频迷忆故人,客被初寒卧沉疾。将相公侯虽不为,消长穷通岂须诘。圣贤穰穰力可攀,安能俯心为苟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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