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简介
张栻
张栻，宋代理学家、文学家。字敬夫、钦夫、乐斋(愫斋)，号南轩，世称南轩先生，汉州绵竹(今四川绵竹)人，徙居衡阳(今属湖南)。张浚之子。《江宁府志》载：忠献公浚“开府建康，栻内赞密谋，外参庶政，爱城南天禧寺清邃，扫石读书，名曰南轩。”以荫补官，历任吏部侍郎兼侍讲、湖北路安抚使等官。主张修德立政，任贤养民，抗金复仇，收复中原。曾受学于胡宏，以“天理”为义，“人欲”为利，强调“学莫先于义利之辩”。与朱熹、吕祖谦齐名，为南宋道学大师，时称“东南三贤”。有《论语解》、《孟子说》、《诸葛武侯传》、《南轩集》等传世。其诗淳厚典雅，合于事理，佳作有《田舍》、《游灵岩》、《城南即事》等诗，《南岳唱酬序》、《仰止堂记》、《汉楚争战》等文。
生平概述
张栻为南宋“中兴”贤相张浚之长子。以父荫补右承郎，先后知严州（今属浙江）、袁州（今属江西）、静江（今属广西）、江陵（今属湖北）诸州府，在朝曾充侍讲，后进直宝文阁。绍兴三十一年（1167）于碧泉书院从胡宏受业，胡得之甚喜，为湖湘学派主要传人。曾创建善化（今长沙）城南书院，主持岳麓书院，并先后在宁乡道山、衡山南轩、湘潭碧泉等书院聚徒讲学，声名极一时之盛。其弟子胡大时、彭龟年、吴猎、游九功、游九言，皆为湖湘学派之巨子。政治上誓不与秦桧为伍，力主抗金，学术上虽承二程，但有别于程朱而又异于陆学。朱熹称其“学之所就，足以名于一世”，并述他受其深刻影响说：“余窃自悼其不敏，若穷人之无归。闻张钦夫（即张栻）得衡山胡氏学，则往而从问焉。钦夫告予以闻，余亦未之省也，退而沉思，殆忘寝食”。《宋元学案》作者黄宗象称理学中“湖湘学最盛”。教育方面写有大量学记，提出办学的主张，说“岂特使子群居佚谈，但为决科利禄计乎？岂特使子习为言语文辞之工而已乎？盖欲成就人才以传道而济斯民也”。反对学校成为科举的附庸，主张以儒家的政治伦理去教育和培养修齐治平的人才。在教育方法上亦提出“为之则有其序，教之则有方。故先使之从事于小学，习乎六艺之节，讲乎为弟子之礼，而躬乎洒扫应对进退之事，周旋乎俎豆羽仑之间，优游于弦歌诵读之际”。认为学习必须循序渐进，“使学者知夫儒学之真，求之有道，进之有序，以免于异端之归”。反对学习上的好高骛远，在学与思的问题上，主张“学思并进”，在其主教岳麓书院期间，以此躬行实践，影响甚著。与朱熹、吕祖谦齐名，史称“东南三贤”，卒谥宣公。著有《南轩易说》、《孟子说》、《论语解》、《南轩文集》等。
张栻少时从胡五峰问程氏之学，五峰以孔门论仁亲切之旨告之，益自奋厉，以古圣贤自期，作《希颜录》以见其志。张栻理学上承二程，推崇周敦颐《太极图说》，以“太极”为万物本原，主张格物致知，知行互发。在知行关系上他认为“始则据其所知而行之，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行有始终，必自始以及终。”“盖致知以达其行，而行精其知”（《论语解·序》）。黄宗羲评价张栻的思想:“见识高，践履又实。”(《宋元学案·南轩学案》）。陈亮则曰：“乾道间东莱吕伯恭（吕祖谦），新安朱元晦（朱熹）及荆州（张栻）鼎立，为一代学者宗师。”（《陈亮集》卷21）。全祖望则云：“宣公身后，湖湘弟子有从止斋、岷隐游者，如彭忠肃公之节概，二游、文清、庄简公之德器，以至胡盘谷辈，岳麓之巨子也。再传而得漫塘（刘宰）、实斋（王遂），谁谓张氏之学弱于朱子乎！”（《湘学略·岳麓学略第五》）。朱熹尝言：“己之学乃铢积寸累而成，如敬夫，则于大本卓然先有见者也。”
诗篇节选
《送八兄》
弥旬积雨穗生耳，冬壑未渠收潦水。
围炉情话政尔佳，乃复归舟行万里。
三年百感卧湘城，风急鹡鴒原上情。
岂地他人意独真，每觉办语温如春。
少年锐气凌八区，晚以乐义称乡闾。
闻人有急若己如，天报两子双明珠。
小隐卜筑兰溪边，修篁乔木今参天。
是非荣辱不到处，卷书一榻清昼眠。
人言寿骨隐修眉，庆事鼎鼎供期颐。
岂惟宗族托轨范，政倚晚节增光辉。
有弟有弟复何为，杜门读书人谓痴。
入山未遂扫松原，江头独立送归时。
《止酒》
渊明通达士，止酒乃成诗。
终焉未能忘，寄意良在兹。
勇哉典午君，覆觞无再期。
念彼万乘贵，艰难有深思。
况乃一介士，而或志可移。
祓斋揆前训，刚制圣所辞。
铭心谅无斁，多言亦奚为。
教育思想
张栻
（一）办学指导思想方面
在办学指导思想方面，主张以“成就人材，以传道济民”为方针。他在《岳麓书院记》中指出：“岂特使子群居佚谈，但决科利禄计乎？亦岂使子习为言语文辞之工而已乎？盖欲成就人材，以传道而济斯民也”。这既是张为岳麓书院制定的办学方针，又是他最根本的教育思想。自隋唐立科举取士制度以后，学校便成了科举的附庸，办学也就是为了科举取士。两宋官学的弊端正表现在士子们“争驰功利之末”，以“异端空虚之说”为是，而以“事天保民之心”为非。张的上述主张便是针对这种弊端而提出来的。其一，他明确提出办学不是为了科举，不能“为决科利禄计”；其二，提出“亦岂使子习为言语之辞之工”，意即反对学校以缀辑文辞为教，而应注重学生的操行培养；其三，提出办学的根本目的是“传道济民”，学校要为社会培养经国济世的人才。
（二）在教学程序方面
在教学程序方面，主张由浅入深，由低到高。张在《邵州复旧学记》中精炼地对教学程序进行了概括。即：对学生首先灌输“小学”、“六艺”的教育，通过“洒扫应对”之类的日常锻炼，履行弟子职责，“习乎六艺之节”，参与各种儒家祭祀和实践活动；再加以“弦歌诵读”，使学生学习达到高级阶段；然后再研修深造，进入《大学》所指的格物致知阶段。这套教学程序实际上已大大超出了知识教育的范围，而把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也囊括进去了。重视学生的品德培养是张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
（三）在教学内容方面
在教学内容方面，强调以儒家经典为教学的基本教材。张为岳麓书院亲自编写了教材《孟子说》，他在其序中说：“学者潜心孔孟，必求门而入，愚以为莫先于明义利之辨”。在中国封建社会，培养人才有赖于儒学，儒学的振兴则依赖于人才的培养，二者互为依托，缺一不可。张把官场腐败归咎于儒术不兴，所以他一方面批评“今日大患，不悦儒学”，另一方面大倡孔孟之道，训导诸生“先于明义利之辨”。
（四）在教学具体方法方面
在教学具体方法方面，主张循序渐进、学思并进和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张认为学习必须循序渐进，即所谓“学者之于道，其为有渐，其进有序。”他又说《中庸》论诚之道，其目的有五：学、问、思、辨、行，而五者皆贵于弗措。“弗措”就是要循序渐进，要有坚持不懈的精神。在学与思的关系上，张主张“学恩并进”，而不能偏废任何一方。他说：“然徒学而不能思，则无所发明，罔然而已。思者，研究其理之所以然也；然思而不务学，则无可据之地，危殆不安也，二者不可两进也。学而思则德益崇，思而学则业益广。盖其所学，乃其思之所形，而其所思，即其学之所存也。用功若此，内外进矣。”这种“学思并进”的思想显然与陆九渊的“只思不学”是绝然相反的。张还特别重视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张虽极力推崇儒术，但不主张囫囵吞枣、盲目追从。他说：“所谓观书，虚心平气以徐观义理之在。如其可取，虽庸人之言有所不废；如其可疑，虽或传以圣贤之言，亦须更加审择。”
（五）在知与行的关系方面
（左）朱熹 （右）张栻
在知与行的关系方面，主张“知行并发”。张栻认为知和行二者的结合是教学必须贯彻的重要原则和方法。他在《论语解·序》中指出：“始则据其所知而行之，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行有始终，必自始以及终。”“盖致知以达其行，而行精其知”，知行属于同一个认识过程，二者相即不离，行必须以知为指导，而知有损行而深化，知可促进行，行亦可促进知。张的这种知行观显然要比朱熹的“知先后行”论和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论高明得多，同时也成为明清之际王夫之进一步提出“行先知后”的唯物主义知行观的理论先导。张的知行观反映在教学上是主张学为了实用，他最反对“循名亡实之病”，批评那种“汲汲求所谓知，而于躬行则忽焉”的学风。
在张栻的影响下，湖湘弟子把重视“经济之学”作为“践履”的重要标准。他在岳麓书院培养了一大批弟子，成为湖湘学派的中坚力量。李肖聃《湘学略》说：“南轩进学于岳麓，传道于二江（静江和江陵），湘蜀门徒之盛，一时无两”。《宋元学案》中介绍南轩门人及再传弟子，成器者达数十人。其中有“开禧北伐”功臣吴猎、赵方，官至吏部侍郎的“忠鲠之臣”彭龟年，组织抗金、“锐志当世”的游九言、游九功兄弟，善于理财，整顿“交子”（纸币）卓有成效的陈琦，“光于世学”的理学家张忠恕等。他们都是张主教岳麓时的学生，被称之为“岳麓巨子”，他们真正践履了张拭的“传道济民”的理想，其学术和政治活动使湖湖学派更加流光溢彩。
黄宗羲曾评价张栻的思想是“见识高，践履又实。”正是这种思想，对后世学风产生了巨大影响，从明清到近代，长沙及整个湖南地区在湖湘学派教育背景下，产生了一代又一代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这是一个令人惊叹而又深思的历史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