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要介绍
宋理宗本不是皇子，而只是宋朝皇家的一个亲戚，他是赵匡胤之子赵德昭的九世孙。他的前任宋宁宗死后，宰相史弥远矫诏废太子赵弘，立贵诚，即为宋理宗。
宋理宗
宋理宗继位的前十年都是在权相史弥远挟制之下，自己对政务完全不过问，一直到1233年史死后宋理宗才开始亲政，亲政之初立志中兴，采取了罢黜史党、亲擢台谏、澄清吏治、整顿财政等等改革措施，史称“端平更化”。执政后期，朝政相继落入丁大全、贾似道等奸相之手，国势急衰。1234年南宋联蒙古国灭金。1259年，蒙古攻鄂州，宰相贾似道以宋理宗名义向蒙古称臣，并将长江以北的土地完全割让给蒙古。
理宗死后的谥号是建道备德大功复兴烈文仁武圣明安孝皇帝，庙号理宗。庙号定为理宗，原因就在于他对程朱理学的推崇，他是理学官学化进程中最为重要的一位君主，其庙号可谓名至实归。
理宗病重时，曾下诏，征求全国名医为自己治病，但无人应征。理宗病逝，死后葬于会稽附近的永穆陵。他死后不过十五年，其陵墓，包括南宋其他几位帝王和后妃的陵墓，被一个叫杨琏真珈的僧人盗发，理宗的尸体因为入殓时被水银浸泡，所以还未腐烂，盗墓者便将其尸体从陵墓中脱出，倒悬于陵前树林中以沥取水银。随后将理宗头颅割下，送交北京大都元朝统治者，其躯干则被焚毁。这是宋理宗生前万万没有料到的。理宗的头颅直到朱元璋攻占大都后，才在元大都的皇宫中被找到，朱元璋命人将理宗颅骨重新安葬于宋陵遗址，并对被毁坏的陵墓进行了修复。
宋理宗世系考
查《宋史·表·世系》，宋理宗之父为赵希瓐（中华书局版P5837），赵希瓐之父为赵师意（P5836），赵师意之父为赵伯旿（P5835），赵伯旿之父为修武郎赵子奭（P5835），赵子奭之父为房国公赵令稼（P5833），赵令稼之父为嘉国公赵世括（P5833），赵世括之父为庐江侯赵守度（5819），赵守度之父为威德军节度使、冀王赵惟吉（P5693），赵惟吉父为永兴军节度使、赠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燕王赵德昭，赵德昭之父即为宋太祖赵匡胤。查《宋史·列传·宗室》，赵德昭为赵匡胤次子，长子赵德秀早亡，因此，赵德昭就成为赵匡胤的皇位第一继承人。但是，赵德昭却因为“金匮之盟”和“烛光斧影”而失去皇位继承权，由赵匡胤的二弟赵光义继承，后又被赵光义猜疑，自杀明志。在宗室列传的记载中，赵惟吉是赵德昭的次子；赵守度是赵惟吉第四子，以上皆入传。在世系表中记载，赵世括为赵守度第四子；赵令稼为赵世括长子；赵子奭为赵世括第四子；赵伯旿为赵子奭长子；赵师意是赵伯旿次子；赵希瓐为赵伯旿次子。宋理宗之系世如上。
一生事迹
废立阴谋：从平民到皇帝的奇旅
开禧元年（1205）正月初五，赵昀出生于绍兴府山阴县虹桥里。父赵希瓐，母全氏。理宗为太祖十世孙，与宁宗同属太祖后裔，但宁宗属于秦王德芳一支，理宗则属于燕王德昭一支，至南宋后期，两支在血缘关系上已十分疏远。德昭一支很早就已经没落，失去王爵。作为德昭的后代，赵昀的曾祖和祖父均无官职，父亲赵希瓐也不过是一个九品县尉。因此，赵昀虽属赵宋皇室，但社会地位并不高，与平民无异。赵昀原名赵与莒，还有一个弟弟赵与芮，兄弟二人年纪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全氏无力抚养孩子，回到娘家寄居。赵与莒的舅舅是当地的保长，家境尚好，赵与莒兄弟就在全家长大，直至后来被史弥远选入宫中，登上帝位。
宁宗先后有8个儿子，但都未及成年就夭折了。嘉定十四年（1221）六月，宁宗把弟弟沂王赵抦的儿子赵贵和立为皇子，改名赵竑。此时，史弥远已当了10余年宰相，他与杨皇后内外勾结，专权擅政，朝廷内外大臣多由其举荐，几乎没有人敢违背其意愿。皇子赵竑对史弥远的所作所为非常不满，史弥远对此也有所觉察。他听说赵竑喜欢弹琴，就送了一个善于鼓琴的美女给赵竑，让她窥探赵竑的言行。赵竑缺乏政治头脑，竟然非常宠爱这个与自己有着同样爱好的女子，甚至将她视为知己。这种引狼入室的愚蠢之举，为其日后的失败埋下了伏笔。史弥远对赵竑的一举一动都了如指掌，自然占尽先机，很容易就取得了政治上的主动。
赵竑曾把史弥远和杨皇后所做的不法之事记录下来，说：“史弥远应该发配八千里。”他还指着地图上的琼、崖说：“我今后作了皇帝，一定要把史弥远流放到这里。”甚至私下里称史弥远为“新恩”，意思是今后要把史弥远流放到新州或恩州。这种言行无异于授人以柄，也是赵竑政治上不成熟的表现。赵竑的老师真德秀曾劝赵竑，要韬光养晦，孝敬杨皇后，善待史弥远，不可锋芒太露，否则会很危险，但赵竑很难接受。
赵竑的言行令史弥远非常恐惧，便处心积虑地要废掉赵竑，另立太子。他委托门客余天锡物色一位贤良的宗室子弟，以便将来替代赵竑。嘉定十四年，余天锡回乡参加当地的科举考试，路过绍兴时，忽逢大雨，恰好来到全保长家避雨。全保长听说来人是史弥远的门客，便盛情款待。席间，全保长将赵与莒兄弟介绍给余天锡，说二人是皇室血脉。余天锡回到京城后，将此事告知史弥远。史弥远派人将孩子接到临安，亲自考察。赵与莒相貌端正，史弥远一见就大为惊奇。史弥远让赵与莒写字，他竟然写下“朕闻上古”四字，史弥远不禁万分感慨：“此乃天命！”但为防止计谋泄露，仍将兄弟二人送回全保长家，等待时机。
一年后，史弥远将赵与莒兄弟接到临安。他找到当时的名儒郑清之，私下对他说：“皇子赵竑不能担当大任，听说赵与莒很贤良，你要好好教导他。事成之后，我现在的位置就是你的了。但此事不能泄露，不然，你我都要满门抄斩。”郑清之答应了。郑清之为教育赵与莒尽心竭力，他曾经拿出高宗的字画让赵与莒临摹，并在史弥远面前极力称赞赵与莒的“不凡”之处。史弥远听到后很高兴，废立的意志更加坚决。嘉定十五年，在史弥远的推荐下，赵与莒被立为沂王赵抦之后，改名贵诚。这是废立最重要的步骤，实际上是人为地将他作为宁宗的亲侄子，具备了当选皇子的资格。同时，史弥远绞尽脑汁地在宁宗面前揭赵竑的短处，挑拨赵竑与宁宗、杨皇后之间的关系，使得二人对赵竑都颇为不满。史弥远进而向宁宗建议增立赵贵诚为皇子，宁宗虽对赵竑不满，但两个都非亲生的“皇子”同时存在，终归不是件好事，更何况以血缘关系而论，赵竑才是自己的亲侄子，因而没有同意史弥远的建议。真德秀听说了史弥远的举动，担心招致杀身之祸，辞去了赵竑老师的职位。赵竑失去了一个重要的谋臣，在与史弥远的斗争中更加孤立无援。
嘉定十七年八月，宁宗病重。史弥远派郑清之赴沂王府，向赵贵诚表明拥立的意思，但赵贵诚始终一言不发。最后，郑清之说：“丞相因为我与他交往时间很久了，所以让我担任你的心腹。现在你不答一语，我怎么向丞相复命？”赵贵诚这才拱手答道：“绍兴老母尚在。”这一回答看似答非所问，却既表明了想作皇帝的意愿，又不失稳重。郑清之回报史弥远后，两人更加赞叹赵贵诚“不凡”。
有了赵贵诚的意向，史弥远开始实施他的废立阴谋。宁宗弥留之际，他将两府大臣和负责起草诏书的翰林学士都拦在宫外，另外召郑清之和直学士院程佖入宫，矫诏将赵贵诚立为皇子，赐名昀，授武泰军节度使、成国公，使赵昀与赵竑处在了平等地位，也为赵昀继承皇位奠定了基础。
闰八月三日，宁宗去世。关于宁宗的死因，至今仍是一个难以破解的谜，相关史料没有交待宁宗身患何病。尽管此事难以查明，但还是留下了蛛丝马迹，《宋史》援引邓若水的奏章，明确指出宁宗并非寿终正寝，而是被谋害的，这是史弥远急于废立的结果。另据《东南纪闻》记载，宁宗病重时，史弥远献金丹百粒，宁宗服用后不久去世。这样看来，史弥远毒杀宁宗的嫌疑相当大。
宁宗死后，谁来继承皇位，宁宗杨皇后的态度至关重要，没有她的同意，新皇帝就得不到承认。史弥远派杨皇后的侄子杨谷、杨石前去说服杨皇后，得到了她的支持。史弥远立即遣宫使去接皇子，临行前命令：“现在宣的是沂靖惠王府的皇子（指赵昀），不是万岁巷的皇子（指赵竑），如果接错了，你们都要处斩。”此时，赵竑已经得知宁宗去世的消息，万分焦急地在门口张望，等人宣召他入宫。他见宫使从自家门口经过，却没有进来，过了一会，又簇拥着一个人匆匆而去，感到十分迷惑，殊不知这正是赵昀被接进宫中。赵昀进宫以后，入拜杨皇后，杨皇后说：“汝今为吾子矣。”既然杨皇后将赵昀视为自己的儿子，就等于承认了他是帝位的合法继承者。
赵昀见过杨皇后以后，被带到宁宗灵柩前举哀。举哀结束后，才召赵竑入宫。赵竑入宫时，随从都被拦在宫外。史弥远带赵竑至宁宗柩前举哀，然后令亲信殿前都指挥使夏震陪同他，实际上是把赵竑监管起来。随后召集百官朝会，听读遗诏，仍引赵竑到以前的位置。赵竑非常奇怪，问道：“今日之事，我岂当仍在此位？”夏震骗他说：“未宣读先帝诏命以前还应该在此，宣读以后才即位。”赵竑以为有理，转头却发现烛影中已经有一个人坐在御座上。遗诏宣布赵昀即位，百官下拜，恭贺新皇帝登基。赵竑这才恍然大悟，悲愤万分，不肯下拜。夏震强按着赵竑的头逼他叩头，登基仪式终于完成。赵昀以一介平民，在三年的时间内登上了皇帝宝座，成为宋朝第十四代皇帝，即理宗。
理宗即位时，假托遗诏，授赵竑开府仪同三司，封济阳郡王，判宁国府。不久，又宣布进封赵竑为济王，赐地湖州，将赵竑赶出了京师。
史弥远的废立之举，引起朝野内外的普遍不满，湖州百姓首先发难。宝庆元年（1225）正月，湖州百姓潘壬、潘丙兄弟及其从兄潘甫密谋拥立赵竑为帝，派人与山东“忠义军”首领李全联系。李全表面上与湖州方面约定起事日期，表示届时将进兵接应，但到了日期却并未前来。潘氏兄弟恐事情泄露，遂聚集一些太湖渔民和湖州巡卒，约数百人，于正月初九夜里，打着“忠义军”的旗号，闯入济王府，声称要拥立赵竑为帝。赵竑闻讯，急忙躲进了水洞，但还是被找了出来。潘氏一行将赵竑带到湖州治所，硬将黄袍加在济王身上。赵竑号泣不从，但潘壬等人以武力胁迫，赵竑无奈，只得与潘氏兄弟约定，不得伤害太后及理宗。得到允诺后，赵竑即皇帝位。湖州知州谢周卿也率部属来恭贺新皇帝即位。这就是“湖州之变”，也称“济王之变”。宋太祖陈桥兵变两个多世纪后，他的后代再次上演了一次“黄袍加身”的闹剧，只是没有成功而已。
到了天明，赵竑才发现拥立自己的并非什么“忠义军”，只是一些渔民和巡卒，人数尚不足百。赵竑知道这些人乃乌合之众，难以成事，便派人赴临安告发，并亲率州兵讨伐。朝廷派来的军队抵达时，叛乱已被平定。潘甫、潘丙被杀，潘壬逃跑以后，也被抓获，押到临安处死。“黄袍加身”的闹剧就此草草收场。
湖州之变给理宗和史弥远带来极大震动，只要赵竑活着，就是皇位的巨大威胁，若不彻底解决，必将后患无穷。赵竑本来无病，史弥远却派余天锡以给赵竑治病为名来到湖州，逼赵竑自杀，并杀害了赵竑年幼的儿子。随后朝廷以赵竑病重不治布告天下，原本的皇位继承人就这样含冤而死。赵竑死后，理宗和史弥远为掩人耳目，也为了平息朝野内外的非议，辍朝表示哀悼，又追赠赵竑为少师。不久，理宗就在史弥远的建议下收回成命，追贬赵竑为巴陵县公，将他打成朝廷的罪人。
湖州之变，赵竑被人胁迫，并非事先预谋，后来还亲率州兵，讨平了叛乱，但仍然含冤而死。他的悲惨遭遇，引起举国上下的广泛同情。朝廷对湖州之变的处理结果，又激起正直之人的义愤。名臣真德秀、魏了翁、洪咨夔、邓若水等人纷纷上书，为济王鸣不平，指责理宗处理此事不当。理宗却说：“朕待济王亦至矣。”意思是对赵竑已经仁至义尽了，进而压制各界的抗议，那些为赵竑鸣冤叫屈者纷纷被贬离朝，一时“朝臣泛论，一语及此，摇头吐舌，指为深讳”。可是终南宋之世，为赵竑鸣冤的声音始终没有停止，每当遇到灾异、战事，就会有朝臣旧事重提，将天灾人祸与赵竑的冤狱联系起来。直到恭帝时，谢太后主持朝政，在臣僚建议下恢复了赵竑名号，选宗子为其继承香火，这一公案才告一段落。
虽然赵竑是被冤致死，但平心而论，他在湖州之变中还是有责任的。尽管是受了胁迫，但他毕竟在“叛贼”的拥立下登上了皇位，率兵讨叛也是在发现拥立者不足成事以后。凭这两条，理宗就有理由将他治罪。当然，赵竑虽有罪，却罪不致死，采取这样一种形式将赵竑处死，未免阴狠，也可看出理宗和史弥远为了保住费尽心机得到的地位而无所不用其极。
端平更化：有名无实的中兴之梦
理宗夺位后，自然想要有所作为，以显示其比赵竑更有能力中兴宋室。他勤奋好学，寒暑不辍，为政十分勤勉。又招揽人才，整顿吏治，在各方面都提出了一些整顿措施。但面对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理宗很快就收起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心甘情愿地充当起史弥远的傀儡。
理宗即位时，南宋政治舞台上出现了三足鼎立的局面，即理宗为代表的皇权、杨太后代表的后权和史弥远代表的相权。杨太后对理宗继位现实的承认，换来了理宗登基后垂帘听政的地位。宋代自真宗刘皇后以来，虽有垂帘的先例，但多是皇帝年幼、不能视事的的情况下由太皇太后或皇太后代行天子之职。理宗即位时已经20岁，并非幼主，在这种情况下，杨太后垂帘就违背了“后妃不得干政”的祖宗家法，自然会引起朝野上下的种种议论。另一方面，已经成年且志在中兴的理宗对杨太后的垂帘当然不会没有意见，一次宴会上发生的事情大体可以反映出双方在垂帘问题上的心结。宝庆元年上元节，理宗设宴恭请杨太后，席间一枚烟花径直钻入杨太后椅子底下，杨太后大惊，“意颇疑怒”，然后拂衣而去。理宗随即聚集百官谢罪，并要处罚安排宴会的内侍，杨太后笑着说：“难道他特地来惊我，想来也是不小心，赦免了他吧。”母子于是和好“如初”。此事看起来虽小，但杨太后却把它与自己的垂帘联系起来，以为这是理宗要自己撤帘的警示。联想理宗、史弥远在废立过程中的毒辣手段，杨氏家族对此不能不作出选择，不久，杨石就向杨太后陈说厉害，劝其撤帘。杨太后听从了，于宝庆元年四月七日宣布撤帘，距她开始垂帘仅过了七个月。
随着杨太后的撤帘，政治舞台上的“后权”也告消失，其格局演变为君权与相权的对峙。理宗虽然在太后撤帘的过程中表现出了不错的政治手腕，但面对老辣的史弥远，他的算计顶多只能是小儿科而已。理宗18岁才被史弥远带到京城，在朝中毫无根基，没有任何政治势力与威望。其得以登上帝位，全靠史弥远扶植。理宗很清楚，要想巩固来得名不正言不顺的帝位，必须要有史弥远的支持。皇子赵竑的遭遇，更使理宗亲眼目睹了史弥远翻云覆雨的手段。基于这种考虑，理宗很快就将政事完全交给史弥远处理，自己则韬光养晦，心甘情愿地过起了碌碌无为的日子。从这一点来看，理宗确实比皇子赵竑要富于心机，也更懂得权力斗争中的生存策略。
宝庆、绍定年间，史弥远把持朝政，独断专行，他的党羽几乎控制了从中央到地方的重要职位。尽管史弥远权势熏天，仍然不断有忠义之士不畏权势，上书指斥其专权擅政。理宗意识到，自己与史弥远是拴在一条绳上的两只蚂蚱，已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否定史弥远就等于否定自己继位的合法性。因此他一直对史弥远优容袒护，褒宠有加。绍定六年（1233）十月，史弥远病重不治，理宗封其为卫王，谥忠献。理宗公开宣布“姑置卫王事”，即将史弥远的事情搁置起来，禁止臣僚攻击史弥远的过失。这样，在史弥远的挟持下，理宗度过了默默无为的10年。
史弥远死后，理宗终于得以“赫然独断”，一展胸中抱负。绍定六年（1233）十一月，理宗宣布明年改元为端平。从端平元年（1234）到淳祐十二年（1252）的近20年间，理宗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史称“端平更化”。
理宗虽仍对史弥远曲加维护，但却毫不留情地剪除其党羽。史弥远的得力助手“三凶”首先被贬斥出朝。“三凶”指台谏官梁成大、莫泽、李知孝三人，他们禀承史弥远风旨，不遗余力地攻击政敌，凡是违背史弥远意愿的朝廷内外官员，都在他们弹劾下纷纷落马。端平元年六月，理宗将三人流放，追夺官爵。其他史弥远的亲信党羽，也纷纷被贬。
罢斥史党的同时，理宗任用了一批贤良之士，深孚众望的真德秀、魏了翁被请回朝廷任职。吸取史弥远专权的教训，理宗在选择宰相时非常谨慎。《宋史·宰辅年表》记载，理宗在更化期间任用过37名宰执，大多皆一时之选。在这些人的主持之下，这一时期的朝政也较为稳定。台谏官本是朝廷耳目，史弥远专权期间，却沦为他攻击政敌的工具，至此，理宗重新将选拔台谏官的权力收归皇帝。这一时期理宗任用的台谏官，也大多立论忠直，颇能胜任其职。
纵观理宗更化期间的用人，大多皆贤良称职，一时朝堂之上，人才济济，政风为之一变。因此，时人将“端平更化”称为“小元祐”。不过，“端平更化”虽然声势很大，但并没有改变南宋走向衰落的趋势。虽然网罗了不少贤良之士，但他们“所请之事无一施行”，朝令夕改，最终无所建树。澄清吏治、整顿财政的各项措施也大多就事论事，治标不治本。因此，相对它的具体实效，“端平更化”更多体现出的是理宗欲求有所作为的一种态度。
端平入洛：收复故都梦想的破灭
理宗在对内推行新举措进行“更化”的同时，对外政策也有了诸多变化。南宋中后期，蒙古在北方地区迅速崛起，成为继辽、西夏、金之后又一对宋朝构成巨大威胁的少数民族政权。面对急剧变化的局势，宋朝内部就对外政策产生了争议。一些人出于仇视金朝的情绪，主张联蒙灭金，恢复中原；另一部分人则相对理性，援引当年联金灭辽的教训，强调唇亡齿寒的道理，希望以金为藩屏，不能重蹈覆辙。无休止的争论使宋朝在这两种意见之间摇摆不定，既不联金抗蒙，也未联蒙灭金。然而，随着蒙古与金朝之间战事的推进，金朝败局已定的情况下，理宗最终还是作出了决策。
绍定五年（1232）十二月，蒙古遣王檝（ｊí）来到京湖，商议宋蒙合作，夹击金朝。京湖制置使史嵩之上报中央，当朝大臣大多表示赞同，认为此举可以报靖康之仇，只有赵范不同意，主张应借鉴徽宗海上之盟的教训。一直胸怀中兴大志的理宗把这看作是建不朽功业的天赐良机，让史嵩之遣使答应了蒙古的要求。蒙古则答应灭金以后，将河南归还给宋朝，但双方并没有就河南的归属达成书面协议，只是口头约定，这为后来留下了巨大的后患。
金哀宗得知宋蒙达成了联合协议，也派使者前来争取南宋的支持，竭力陈述唇齿相依的道理，说：“大元灭国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及于我，我亡必及于宋。唇亡齿寒，自然之理。若与我连和，所以为我者，亦为彼也。”意思是支援金朝实际上也是帮助宋朝自己保家卫国。理宗拒绝了金哀宗的请求。
理宗任命史嵩之为京湖制置使兼知襄阳府，主持灭金事宜。绍定六年，宋军出兵攻占邓州等地，于马蹬山大破金军武仙所部，又攻克唐州，切断了金哀宗逃跑的退路。十月，史嵩之命京湖兵马钤辖孟珙统兵二万，与蒙军联合围攻蔡州。端平元年正月，蔡州城被攻破，金哀宗自缢而死，金国灭亡。
蔡州城破后，孟珙在废墟中找到金哀宗遗骨，带回临安。南宋沉浸在报仇雪恨的狂喜之中。理宗将金哀宗的遗骨奉于太庙，告慰徽、钦二帝在天之灵。自北宋被金朝灭亡的一个世纪以来，回到故都汴京成为南宋臣民梦寐以求的理想。宗泽、岳飞的抗金活动和开禧北伐等都是对这种理想的实践。但面对强大的金朝，回到故都看起来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目标，金朝的灭亡，使理宗君臣似乎看到了把理想变为现实的绝好机会。
宋蒙联手灭金时，并未就灭金后河南的归属作出明确规定。金亡以后，蒙军北撤，河南空虚。以赵范、赵葵兄弟为代表的一些人欲乘机抚定中原，提出据关（潼关）、守河（黄河）、收复三京（西京洛阳、东京开封、南京归德）的建议。而大部分朝臣对此都持反对态度，认为此时并非出兵的时机，南宋目前的力量还不足以与蒙古为敌。刚刚摆脱史弥远控制而得以“赫然独断”的理宗，面对此种“大好时机”，屡屡发出“中原好机会”的感叹。收复故土、建立盖世功业的念头最终促使他作出了出兵中原的决定。他罢免了反对出师的吴渊、吴潜和京湖制置使史嵩之。端平元年五月，理宗任命赵葵为主帅，全子才为先锋，赵范节制江淮军马以为策应，正式下诏出兵河南。
六月十二日，宋军进军河南。全子才收复南京归德府。随后向开封进发，开封蒙军都尉李伯渊、李琦、李贱奴长期遭受主将崔立的侮辱，此时三人杀掉崔立，献城投降。七月五日，宋军进驻开封。经历了战火的开封此时已是一片废墟，宋军收复的只是一座空城，但毕竟他们还是实现了梦寐以求的的理想，圆了“靖康之难”以来无数志士仁人的梦。
全子才占领开封后，后方没有及时运来粮草，以至全子才无法继续进军，贻误了战机。半个月后，赵葵又兵分两路，在粮饷不继的情况下继续向洛阳进军。宋军到达洛阳，遭到蒙军伏击，损失惨重，狼狈撤回。留守东京的赵葵、全子才看到战机已失，加上粮饷不继，率军南归。其他地区的宋军也全线败退，理宗君臣恢复故土的希望又一次落空了。
“端平入洛”的失败，使南宋损失惨重，数万精兵死于战火，投入的大量物资付诸流水，南宋国力受到严重的削弱。更重要的是，“端平入洛”使蒙古找到了进攻南宋的借口，蒙古由此开始了攻宋战争。朝野上下对于出兵河南的失败及由此带来的严重后果议论纷纷，而对这种局面，理宗也不得不下罪己诏，检讨自己的过失，以安定人心。
荒殆晚年：阎马丁当，国势将亡
“端平入洛”之后，理宗已是一个50多岁的老人，宋军的惨败令他痛心疾首，此后的连年战争更使他疲于应付，
他逐渐丧失了当初勤政图治的锐气，怠于政事，沉迷于声色犬马，朝廷和后宫也出现了一批窃威弄权之徒，朝政大坏。
阎妃是理宗晚年最宠爱的妃子。淳祐九年（1240）九月，理宗封阎氏为贵妃。理宗对阎妃赏赐无度，动用国库为其修功德寺，比自家祖宗的功德寺还要富丽堂皇，时人称之为“赛灵隐寺”。阎妃在理宗的宠爱下，骄横专恣，干权乱政。
鉴于唐代严重的宦祸，宋代对此防范很严，“宦官不得干政”已成为宋代的一项祖宗家法。但理宗后期，追求享乐，昏庸嗜欲，宦官弄权也随之而起。董宋臣是理宗的贴身内侍，善逢迎，很得理宗的欢心。理宗去禁苑赏荷花，苦于没有凉亭遮日，董宋臣揣摩上意，一天之内就修建了一座凉亭，理宗十分高兴。冬天，理宗又去赏梅，董宋臣已事先在梅园建造一座亭子，理宗责备他劳民伤财，董宋臣说不过是把荷亭移到这里，理宗又大赞他办事得体。理宗晚年好女色，三宫六院已满足不了他的私欲，董宋臣引临安名妓唐安安入宫淫乐。起居郎牟子才上书劝诫理宗：“此举坏了陛下三十年自修之操！”理宗却让人转告牟子才不得告知他人，以免有损皇帝的形象。姚勉以唐玄宗、杨贵妃、高力士为例劝诫理宗，理宗竟然恬不知耻地回答：“朕虽不德，未如明皇之甚也。”在理宗看来，自己虽然“不德”，但与唐明皇相比还是有相当差距的，然而这种差距也无非是在五十步与百步之间罢了。董宋臣在理宗的宠信下，勾结宰相丁大全，恃宠弄权，不可一世，人们把他称为“董阎罗”。宋人记载当时宦官专权的情况，说：“一时声焰，真足动摇山岳，回天而驻日也。”
丁大全长像“蓝色鬼貌”，为人“奸回险狡，狠毒贪残”，时人称之为“丁蓝鬼”。他娶了一位外戚的婢女，以此来攀附高层权要。后来又靠逢迎阎贵妃、宦官卢允昇、董宋臣等人，逐渐身居要职，升任侍御史兼侍讲。丁大全本人寡廉鲜耻，贪财好色，他为儿子聘妇，见儿媳长相标致，竟夺为己妻，为世人所不耻。当时宰相董槐为人刚正不阿，丁大全希望巴结董槐以取高位，为董槐拒绝，丁大全由是日夜谋划报复董槐。宝祐四年（1256），理宗下诏罢免董槐，丁大全恰好也于此时上章弹劾董槐，于是他没等罢免诏书下达，就在半夜率士兵百人持刀包围董槐家，恐吓董槐要把他送交大理寺审讯，随后将董胁迫至临安城外，弃之而去。丁大全驱逐宰相的举动使得朝野上下一片哗然，太学生陈宗等六人上书揭露丁大全之奸，时人誉之为“六君子”。丁大全反过来指使台谏官翁应弼、吴衍弹劾六人，最后将六人开除学籍，流放边州，同时禁止三学（太学、宗学、武学）学生妄议国政，消弭来自朝廷内外不同的声音，并借机扼杀反对其擅权的力量。
在外廷与丁大全勾结的是马天骥。马天骥，字德夫，衢州人。理宗之女周、汉两国公主下嫁，马天骥绞尽脑汁送了一份别出心裁的大礼，得到理宗的欢心，与丁大全同时被任命为执政。
阎、马、丁、董四人内外勾结、专擅弄权引起很多正直人士的不满，有人在朝堂门上写下八个大字：“阎马丁当，国势将亡。”意在警告理宗如果再信用奸佞，国家前途堪忧。（“阎马”，谐音“檐马”，乃屋檐下悬挂的铃铛，此处指阎贵妃、马天骥。）理宗大怒，派人追查，数月以后仍一无所获，最后只得不了了之。
理宗意识到自己在用人方面的失误，也采取一些措施加以补救。宝祐五年六月，马天骥任执政刚刚8个月就被罢免。开庆元年（1259），蒙古入侵，丁大全由于隐瞒军情，被罢免了宰相职务，在众人的论劾之下，理宗将其流放海岛，途中被押送官毕迁挤落水中淹死。阎贵妃也于景定元年（1260）病逝。只有宦官董宋臣，理宗虽于景定元年将他流放到安吉州编管，但对他始终眷遇有加，董宋臣比理宗早死几个月，理宗特赠其为节度使，以示优宠。
景定五年（1264），理宗病逝。次年，被葬于绍兴府会稽县永穆陵，庙号曰“理”。在中国历代皇帝中，理宗以尊崇理学著称，理学在他统治期间，被抬到官方哲学的正统地位，后人多认为理宗庙号曰“理”即是以此之故。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据周密《齐东野语》记载，最初曾拟“景”、“淳”、“成”、“允”、“礼”五字备选，最后定为“礼宗”。但有人说“礼宗”与金朝遗民为金哀宗拟的谥号相同，且古时有一位妇女名叫“礼宗”，便取其谐音，定为“理宗”。人们认为根据理宗尊崇理学的实际，庙号曰“理”也属名实相符，并且天下之间，“道理”最大，符合理宗至尊的地位，于是再无异议。据此而言，理宗庙号与他推崇理学并没有什么关联。然而一些封建史家又胡乱联系，说什么把“理”字析字取义，乃是“四十一年王者之象”之义，称赞其为“请谥于天”，这当然陷入了神秘主义的范畴，不足为信。
历史评价
南宋自宋高宗赵构开始，就偏居江南一隅，到宋宁宗赵扩时，朝权由宰相史弥远把持。宁宗原立赵询为太子。公元1220年，太子询病死，次年改立宗室贵和为太子，改名竑。赵竑喜欢听古琴，史弥远称远便向赵竑进献了一名善弹古琴的美女，实际上是让她暗地里监视太子的动静，以便控制太子。太子对史弥远这些投降派深为痛恨，常常暗中书写史弥远的罪恶，并且说将来要将他发配。史弥远得到弹琴女子的密告，非常气愤，决定废黜太子。他派人在浙东绍兴民间找来一名叫赵与莒的人，此时17岁，说是赵宋宗室之子，便召到临安，改名贵诚，由宁宗收为养子，在宫中接受教育，让国子学录郑清之为贵诚讲儒学。后来贵诚被封为沂王。1224年闰八月，宁宗病死，史弥远便废太子竑为济王，立贵诚为太子，并继承皇帝位，是为理宗，第二年改年号为“宝庆”。宋理宗继位后，朝政仍由史弥远把持。公元1233年史弥远病死，理宗开始亲政。理宗亲政后，仍只顾沉湎于酒色中，在后宫尽情享乐。这时，南宋王朝面临着严重的形势，就是蒙古的崛起和向南发展。蒙古自成吉思汗崛起后。占领了欧亚许多领土，并率军向南发展，对南宋构成严重的威胁。成吉思汗死后，其子孙仍有向南发展之志，可是宋理宗对此并不警惕，而且接受蒙古的要求，与蒙古联合灭金。1234年，宋、蒙联军以强大的攻势攻陷蔡州(今河南汝南县)，金哀宗完颜守绪自缢而死，金朝宣告灭亡。正当宋理宗为灭金的功绩而陶醉时，蒙古军开始南下，1235年分三路大军南进，企图征服南宋。
此时南宋国策的失误主要是由于宋理宗昏庸无能和不辨忠奸造成的。在南宋联合蒙古灭金时，宋朝大臣中就有许多人劝告宋理宗，有人用北宋联金灭辽而自取灭亡的经验，警告理宗。可是理宗就是不听。金朝灭亡之后，蒙古军队果然开始下侵宋。宋朝廷内部操纵朝中的大权的史弥远死后，宋理宗不辨忠奸，使朝政控制在理宗信任的谢方叔等人手里。这些人结党营私，致使贪贿之风盛行，他们还陷害忠良，干尽坏事。蒙古南侵后，宋朝任用孟洪、余玠等人抗蒙，公元1251年，左丞相兼枢密使谢方叔将抗击蒙古南侵中战功卓著的余玠迫害致死。1251年底，蒙古大汗蒙哥进攻合州(今四川合川县)，遭到宋朝知州王坚的顽强抵抗，使蒙哥久攻不克，蒙哥中箭身亡。蒙古只好退兵。但是创建奇功的知州王坚不仅没有得到重用，反而怕他功大压相，遭到排斥，不久在忧愤中死去。
蒙古军撤退后，宋理宗更加沉浸在声色之中。他开始大兴土木，在西湖风景区建筑寺庙，把它赏赐给自己宠幸的阎妃作功德院。他还命令宦官董宋臣强占民田，兴建佑圣观、梅堂、芙蓉阁、香兰亭等，以供寻欢作乐。统治阶级的奢侈生活，是建立在剥削广大的劳动人民的基础上的。宋理宗时，官府的赋税名目繁多，科税极重。有时竟提前征收。甚至提前六、七年征税，使百姓痛苦不堪。皇室贵族、官员大量兼并土地，强夺民田，有的官宦之家霸占的田产竟高达千亩。由于土地兼并，众多的农民失去土地，沦为佃客，要向地主交纳各种高额租赋。凡交不清租赋的，地主可以随意处置。地主官僚依附官府的势力，上门逼租。地方豪绅与地方官府勾结在一起，鱼肉百姓，横行乡里，为非作歹，使广大贫民无以为生。宋理宗的残暴统治，激起农民群众的强烈反抗，起义斗争此起彼伏。在江西，农民起义军打击官吏和地方豪强势力，多次杀掉宋理宗派来的劝降使臣。浙江农民起义，反对地主用大斗收租。福建农民起义声势浩大，地方官吏望风而逃。农民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南宋的统治，使南宋王朝走向灭亡之路，就在此时，南宋朝中出现了奸臣贾似道，宋理宗把朝中大权交给贾似道掌握。贾似道，台州(今浙江临海)人，其姐姐为宋理宗贵妃，宋理宗对他格外器重，任他为右相兼枢密使，并派他负责对蒙军事。但贾似道才疏学浅，不懂军事，因而干尽卖国误国害民之事。
公元1259年，蒙古军队在忽必烈的率领下。围攻鄂州(今不湖北武昌)，理宗命贾似道以右丞相领兵救援，出兵汉阳。贾似道置国家利益于不顾，擅自派使者求和，向忽必烈要求称臣纳款。恰在这时，蒙哥战死的消息传来，忽必烈急于回去争夺汗位，便答应了贾似道的要求，以南宋称臣，割让长江以北之地，纳岁币银20万两、绢20万匹的条件议和，忽必烈不战取胜。于次年3月，撤出长江流域。贾似道回去之后，对理宗和朝廷隐瞒了割地赔款求和的真相，上奏理宗邀功请赏，谎报他取得了胜利。昏庸的宋理宗加封他辅佐国君的少师、卫国公。从此，贾似道排斥了其他大臣，把持了朝政中军政大权。
董宋臣是理宗非常重用的内侍宦官。他利用自己的地位，压榨百姓，引诱君主荒淫。当忽必烈进攻鄂州时，他建议宋理宗迁都，遭到众大臣的反对而作罢。有一次，理宗赵昀召来一大群娼妓进皇宫。侍郎牟子才上疏进谏理宗，并说：“这都是董宋臣在引诱陛下。”理宗不听，牟子才又画了一张《高力士脱靴图》献上。董宋臣见了大怒，哭着对理宗挑拨说：“牟子才把陛下比作唐明皇，阎妃为杨贵妃，臣为高力士，他自己以李白自居。”理宗从此不再重用牟子才。
公元1264年10月，理宗病重，他下诏遍求名医进宫，诏曰，有能为他治好病的，赐给良田、金银财帛，授以高官厚禄，但无人来征。不久理宗病故，贾似道拥立太子赵祺继位，是为度宗。
纵观南宗一代，昏庸无能的皇帝颇多，尤其是南宋王朝后期的几代帝王。但南宋走向灭亡之路是从宋理宗开始的，由于他的腐败无能、昏庸不辨忠奸，任用奸相佞臣，排斥打击忠臣良将。生活上荒淫奢侈，致使南宋统治日益腐败，朝纲不济，终于被蒙古所灭。
崇尚理学
理学在南宋取代五经
理学又称道学，为北宋周敦颐所创。周敦颐的理学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清代学者黄宗羲在《宋儒学案》中说道：“孔子而后，汉儒止有传经之学，性道微言之绝久矣。元公崛起，二程嗣之……若论阐发心性义理之精微，端数元公之破暗也。”对周敦颐甚为推崇。
周敦颐继承《易传》和部分道家以及道教思想，提出一个简单而有系统的宇宙构成论，说“无极而太极”，“太极”一动一静，产生阴阳万物，“万物生而变化无穷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参考《太极图说》)”。圣人又模仿“太极”建立“人极”，“人极”即“诚”，“诚”是“纯粹至善”的“五常之木，百行之源也，是道德的最高境界”，只有通过主静、无欲，才能达到这一境界。
后来，周敦颐的理学思想经程颢程颐兄弟传承，得以进一步发展。
到了南宋，理学在朱熹手中集于大成，他所著的《四书集注》后来慢慢取代了五经的地位，科举考试便在《四书集注》的范围内出题。
权臣相斗牵连理学
宋宁宗时的权臣韩侂胄(侂音同托，胄音同骤)由于结党营私，骄奢淫逸，很让“灭人欲”的理学家们看不起。
韩侂胄索性把理学定为“伪学”，规定凡是“伪学”中人，一律不能做官。大小官员在写述职报告时，还要多加上一句“不是伪学党中人”。此事在历史上称为“庆元党禁”。
开禧三年(1207)，韩侂胄北伐失败，金朝向宋索要主谋。史弥远时任礼部侍郎兼资善堂翊善，与杨皇后等密谋，杀害了韩侂胄，然后用匣子装上韩的头颅送往金朝求和。
此后，史弥远升任右丞相兼枢密使，把持国家大政。史弥远对于理学并没有太多心得，不过本着“敌人反对的都要支持”的原则，就对理学家颇为照顾，提拔了不少人到朝中做官。
嘉定十七年八月，宋宁宗死，史弥远矫诏拥立赵贵诚，改名赵昀，是为宋理宗。同时，史弥远封原太子赵竑为济王，出居湖州。
宝庆元年(1225)正月，湖州人潘壬等谋立济王赵竑未遂，史弥远派人逼赵竑自缢，对外诡称病死。
理学家不满意史弥远的做法，纷纷上书为济王伸冤。史弥远看到理学家们如此不识抬举，便很生气地把他们赶出朝廷。
史弥远死后，宋理宗亲政。他为了励精图治，便把那些理学家重新召回朝廷，在朝野上下掀起了一股尊崇理学的风气。对于那些已故的理学大师，如程颢、程颐、朱熹等人，宋理宗都赐给谥号，请进孔庙。
宋理宗很认真地研读理学经典，一时间“周程张朱吕之说，家传而人诵之”，理学一下子由“伪学”变成备受推崇的“正学”了。
理学家学问的要义在“存天理，灭人欲”，不仅对小民，也对达官贵人，甚至要求皇帝也要“正心诚意”。据说，程颐凡赴宴只要得知宴会上有歌伎时，他便会看也不看一眼就拂袖而去。
因上书弹劾秦桧被贬到海南的义士胡铨，晚年回到京城时，有一次看到一个歌女脸上的酒涡很可爱，情不自禁赞赏了几句。
朱熹为此特地做诗一首：“十年浮海一身轻，归对梨涡却有情。世上无如人欲险，几人到此误平生。”言下之意就是责备忠臣义士老来为一个歌女动情，忘了国家大事和君臣大义，实在是修养不够，“人欲”灭得不彻底。
召妓入宫
宋理宗晚年喜好女色，三宫六院已经不能满足他的私欲。善于奉迎的内侍董宋臣看到了，就给他想了一个寻欢作乐的方法。
一次元宵佳节，董宋臣为宋理宗召来了临安名妓唐安安。唐安安既是临安名妓，那容貌歌舞，自然精彩绝伦。宋理宗一见面再也舍不得丢开，就把她留在宫里，宠幸非常。唐安安也仗着宋理宗的宠爱，过起了豪奢的生活。唐安安家中的用具——上到妆盒酒具，下到水盆火箱，都是用金银制成的；帐幔茵褥，也都是绫罗锦绣；珍奇宝玩，更是不计其数。
除唐安安外，宋理宗还经常召一些歌伎舞女之流进宫。
有大臣见宋理宗太不像话，就上书劝谏他，说如此胡作非为败坏了皇帝三十年“修身”的效果。宋理宗看了，有点不好意思，于是嘱咐该大臣不要把奏本给别的大臣看，但自己却仍然舍不得就这么放走美人。那个大臣知道是董宋臣把妓女弄到宫里来的，就又给宋理宗献上了一幅高力士脱靴图。
董宋臣看了大怒，就在宋理宗面前告状，说那位大臣诋毁皇帝。宋理宗倒也不恼，还笑着说：“这个是在骂你，并不是在骂我呀。”
董宋臣赶紧解释：“这家伙把皇上比成唐明皇，阎妃娘娘比成杨贵妃，把臣比成高力士，他自己倒以李太白自居，实在狂妄。”阎妃是宋理宗最宠幸的人，于是宋理宗也就不高兴起来，疏远了这位大臣。
宋理宗的祖上宋徽宗也是有名的风流胡闹，可他看上妓女李师师，也只敢挖条地道通到她家，偷偷地钻来钻去，不敢召她入宫。像宋理宗这般将妓女召进宫的做法倒算得上是胆大胡为。
不过后人也有冷眼看破的，做诗道：“宋史高标道学名，风流天子却多情。安安唐与师师李，尽得承恩入禁城。”
就连说他好话的《宋史》，也指出他“经筵性命之讲，徒资虚谈，固无益也”。
但宋理宗很聪明，知道理学家名声很大，万一贬斥他们，就会引起朝野很大反应。于是他就给那些人升了官，但不让他们管事。
这些理学家们，讲起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来是一套一套的，可到了治国平天下，却拿不出什么像样的方略。知名的理学家真德秀，在朝野都有很高的声望。
宋理宗召他入朝，大家都洗耳恭听他的大政方针，他却在奏章里劝皇帝正心诚意，不免为人嘲笑。当时的伶人都笑话他们：什么大学中庸，不过是白吃了许多酒食。
朱熹曾经说：“豪杰而不圣贤者有矣，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在局势危急之时，正是需要有豪杰一般的人物来大力整顿国政的，可是那些理学家却没有一个人能做到。他们给宋理宗的劝谏，也多是在个人小事上做文章。
这般“圣贤”功夫，也太虚了一些，也难怪宋理宗会烦，觉得这些“圣贤”们还不如他那个斗蟋蟀的小舅子贾似道，因为后者还能想办法弄到钱来给他花。
后人
宋理宗无子，立他的姪子赵禥为太子，是为宋度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