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
夏征农出生于1904年1月江西丰城一个偏远的农村家庭。1925年秋，他从南昌心远中学（现南昌二中）考入了南京金陵大学，并于192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8月1日，夏征农参加了南昌起义。
1927年9月，夏征农谢绝了去苏联留学的机会，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读书。他的老师陈望道教授对他影响很深。1928年，夏征农任共青团复旦大学支部书记，他与同学们办起了一本铅印的《青鸟》公开杂志，另外他还办了张秘密的壁报，刊登进步文章和言论。
1929年8月，夏征农在组织复旦学生参加集会时被捕，被判了一年刑并与彭湃等人一同被关押在龙华监狱。在转到苏州监狱期间，成功地发起了绝食5天的抗议活动，此事甚至惊动了国民党高层。最后当局不得不答应改善政治犯待遇、撤换监狱长等条件，绝食斗争最终以胜利告终。
1930年底夏征农出狱后，先后任闸北区团委宣传部长、江苏省团委秘书，在半秘密的《海上青年》杂志工作期间，他还翻译了史沫特莱的《苏区见闻》等报告文学。
1930年3月2日，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鲁迅为旗手的革命文学团体———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在上海正式成立。
1933年初，夏征农加入“左联”。参加了《春光》、《读书生活》等进步杂志的编辑工作。在李公朴主持的《申报》“读书问答”专栏工作期间，夏征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回答读者的来信。
1934年夏，柔石、殷夫以及《申报》总编史量才等多位“左联”会员先后遭到的杀害。李公朴将“读书问答”专栏的人员独立出来，成立了读书生活出版社和《读书生活》杂志。期间，夏征农还帮助郭大力和王亚南将中国第一本翻译的《资本论》著作介绍出版。另外，尽管鲁迅先生当时遭到特务的通缉，但夏征农还是冒着危险每期都向鲁迅先生约稿，鲁迅就用“公汗”的笔名发表文章，稿费也由夏转寄给鲁迅。在此以前，他曾与鲁迅相互通过几封信，主要是向鲁迅约稿和请他介绍投稿之事。后来两人曾在一起吃过饭，谈得也很投机，当夏征农的《结算》文集出版后，还特地送给鲁迅作纪念。
1936年夏，“左联”成立了上海市文化界救国会，夏征农作为“左联”后期领导人之一，还出版了《鲁迅研究》等著作，与后方的文化精英一起为抗日救国奔走呼号。
1941年1月6日，亲历“皖南事变”。当时，任新四军军政治部任统战部副部长兼民运部部长。夏征农等人在老百姓家中住了一个多月后，化装成茶商和教会人员骗过敌人的层层关卡，终于从芜湖登船转移到南京，然后再从上海抵达江苏盐城的新四军军部。此后，他担任过粟裕师长的秘书并随军转战南北。
1959年2月，时任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的他因“反右不力”被撤销职务并下放到莱芜县城关公社去当书记；1966年5月，时任中共华东局宣传部长的他又因所谓“反对样板戏”被撤职。“文革”中，夏老还因劝说过蒋经国抗日之事有了“特务嫌疑”，遭到了批斗、抄家、蹲监狱、下放“五七干校”和睡隔离室等磨难……他曾蒙受过26年的不白之冤，但仍能保持乐观、坚韧的态度。
夏征农
1978年夏征农出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1979年任上海市委书记。1982年，夏老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并担任中顾委委员，如今他还担任《辞海》主编等职务。1998年12月，当夏老主持的新版《辞海》即将出版时，江总书记还亲笔题写了书名。
离休后从未停止过身体锻炼，在81岁时还曾当选为“全国健康老人”。前不久，他把自己所写的30多万字文章收入到《杂家者言》一书中。现在他又亲自动手编辑一套五册、共200多万字的《夏征农文集》，每篇文章从标题到构思都由夏老亲自执笔，他风趣地说，这是他“一百年的小结”。当谈起北京申奥成功的喜讯时，他情不自禁地与妻子方尼相约：要争取活到108岁，要亲眼看到奥运的圣火在首都熊熊燃起……
1993年任上海东海职业技术学院院长。
2002年，编纂《大辞海》的工作开始启动，近百岁的夏征农出任主编，曾是世界上最年长的大型辞书主编。 全国第一届人大代表， 中共八大代表、十二大列席代表，
中共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特邀代表。
2008年10月4日11时16分因病医治无效，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享年105岁。
自传
我是吃着江西丰城同田乡（原是新建县钞糖乡）的米，喝着钞糖村后钞糖中的水长大的。江西是生我养我的家乡。
我在南昌读了小学和中学后就考入南京金陵大学读书。在大学读书期间的1926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既已成了共产党的人，从此我就服从党的需要远离家乡干革命了。虽然在1927年和1937年我也曾先后两次在江西工作过，但那很短暂，可以说只是瞬间而已。总之，我没有为家乡做出什么贡献。
大半个世纪来，我的身子虽在远离家乡的祖国各地工作，但是江西的荣枯兴衰却常在我的心中萦回。江西的山山水水无时无刻不在我的脑海中浮动。因为江西是我的母亲，我生命的根是深深地植在江西的！
现在我虽生活在上海，可是在我偶尔闻到江西出产的茶叶时，我总觉得它比别的茶叶更香；当我在我看江西的演员演唱时，我感到格外亲切动情。说来好笑，每当我从电视屏幕上看到江西的运动员获得奖牌时，我会不由自主地在电视机前鼓起掌来，因为他（她）们是来自我的家乡呀！
近几年我曾数次探望我的家乡，眼看过去的一些不毛红土坡已经变成了碧绿的茶树林；庄稼地里一片兴旺景象；工业生产也正在努力追赶着先进的省市，我打心底里高兴。我多么希望我的家乡——江西，能和新滕王阁一样的以更加美丽雄壮的姿态生活在祖国的大家庭中，继承先烈们的遗志，继续为祖国添彩争光！
文教发展基金
为集聚社会力量，支持促进民族文化和教育事业，由百岁革命老人夏征农出资发起的“上海夏征农民族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已于近日获得市有关部门批准，正式成立。夏征农同志为此捐出自己的部分积蓄和稿费共60万元人民币。此举得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的高度赞扬。
据悉，该基金会将会同社会力量，开展兴教助学，资助贫困学生，奖励为民族文化教育事业作出贡献的先进单位、个人和优秀学生，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资助和促进民族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文学时代
“夏征农”其实是个笔名。 他原名夏正和，字子美，出生在江西新建县（现封城县）一个地主家庭。在夏正和给自己取“征农”这一笔名的时候，他年轻的生命中已经发生了许多大事：他在21岁那年离开家乡，到南京金陵大学念书；他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回江西迎接北伐军队，参与了著名的“南昌起义”；他在大革命失败后逃亡到上海，经同乡罗汝谋的介绍认识了时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的陈望道，成为一名复旦学子。
就是在复旦，夏正和爱上了文学创作，并给自己起了“征农”这一笔名。现在看来，这两个字竟然“一语成谶”：他漫漫一生的革命征程，从描写农民生活的文学作品开始，在对“三农”问题的殷勤关切中结束。
年轻的夏征农喜欢文学，但绝不是吟风弄月的闲散文人。1929年，他因从事地下工作而被捕，一关就是两年。坐牢期间，他曾从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被转移到苏州高等法院看守所，那次的行程被他写成一篇《从上海到苏州——别有风味的游记》。文中，人们丝毫读不出沮丧或恐惧，只能看到一个年轻的革命者身上特有的乐观、坚强、甚至天真：“我们每人一首提着一个大包裹——因为只有一只手可用，另一只手已和别人的拷在一起了，虽然吃力，却尚有余勇可贾似地异常兴奋……”
出狱后，夏征农继续从事文学创作。他的短篇小说《禾场上》发表在《文学》杂志上，受到了该杂志主编茅盾的注意。茅盾指出，《禾场上》的作者“并没意识到要写革命的农村小说，只把农村中收获的一幕老老实实地写了出来，然而农民被剥削的实况却已经表现得非常生动了”。名家的表扬让夏征农大受鼓舞，在此后半年多的时间里陆续写了《春天的故事》《结算》《萧姑庄》等十几篇反映农村生活的小说。这些作品为他在海上文坛赢得了名声，让他成为“左联”的主要成员。
1934年，夏征农担任他的恩师陈望道主持的《太白》半月刊编辑，由此结识了他一生敬仰的人物——鲁迅。《太白》上几乎每期都有鲁迅的文章，其中“掂斤簸两”栏目发表了鲁迅《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名人与名言》、《中国人失掉自信心了吗》等名篇。夏征农当时和鲁迅经常通信；鲁迅逝世后，夏征农约请几个朋友编辑出版了《鲁迅研究》一书，这是第一部关于鲁迅思想的研究文集。
戎马生涯
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地下党员夏征农收到一项特殊的任务。
1937年初，蒋经国从苏联回国。蒋经国在苏加入了苏联共产党，初回国时的政治理念上与其父甚为不合。蒋介石对这个儿子也没什么办法，只好把他派到赣南当一个保安处长。蒋经国在赣南组织了“江西青年服务团”，网罗了一批文化人，如何士德、孙席珍、程懋筠等。夏征农便在那个时候到了赣南，身上背负着“统战”蒋经国的任务。
在赣南，夏征农的身份是“高级参谋”。据他日后与儿女们的回忆，蒋经国对他很尊敬，称呼他为“夏老师”。从1937年10月起，他在蒋经国身边工作了大约一年的时间。1938年秋，时任江西省主席熊式辉找到蒋经国，指出夏征农是共产党员，应该逮捕。蒋经国于是请夏征农吃了一顿晚饭，席间说：“你不能再呆下去了，否则我控制不了了。”并且赠送钢笔手枪一把，一来给夏征农防身，二来请他留作纪念。夏征农当夜逃走。几个月后，蒋经国正式主政赣南。
这段故事，从未见于正史，是夏老的子女在此次采访中无意聊起的。记者于是问，夏老为什么从未在讲话或文章中提及此事，儿子夏晓华说，他父亲觉得没有什么证据来证明自己的那段历史（那支钢笔手枪后来在战争岁月中丢失），索性就不说了。
与之类似的是，夏征农没有写过回忆录，连“口授实录”都不愿意。他的一生认识那么多的人，遭遇过那么大的事，本人的文笔又好，但就是不愿把那些过往记录下来。夏征农晚年曾对他的儿女说，一个人的功过是非应该由历史和人民来评价、而不应该由自己来吹嘘。当然那已是后话了。
时间回到1941年的秋天。“皖南事变”后，夏征农被分配到苏中任苏中军政委员会秘书长。根据夏征农本人在文章中的说法，那只是一个虚设的机构，实际他就是军区司令粟裕的秘书。在夏征农的回忆中，战场下的粟裕为人谦虚，甚至有些腼腆，有客人来都不愿意见。平时不谈自己的战功，也不议论别人，生活作风朴素至极。夏征农非常佩服粟裕，因此虽然自己的年纪要大几岁，但心甘情愿当粟裕的助手。
2001年，“共和国第一大将”粟裕逝世。当时已届百岁高龄的夏征农特意写了一篇悼文，将粟裕称为“战争时代与我相处的日子最久、关系最好”的同志。
经历文革
“文革”十年，而夏征农蹉跎了十二年。
如果单看1961到1965年间夏征农的作为，很难看出他会在未来岁月中倒大霉。自61年11月被调到中共华东局任宣传部部长之后，夏征农连续三年发起华东六省一市现代戏话剧汇演、戏曲汇演和京剧汇演。这些汇演涌现出后来成为“样板戏”的《龙江颂》《奇袭白虎团》《沙家浜》等剧目，引起了江青的注意。
然而夏征农却得罪了江青。江青在上海搞样板戏的时候，夏征农当众顶撞她说：“我们只能搞半成品，搞好后再给你去搞成样板戏吧。”1966年的5月，夏征农被免职，接替他职务的人是张春桥。
其实夏征农耿直、不会说话、容易得罪人的个性，早在解放初期就初露端倪。1958年，时任山东省委书记的他因为“反右不力”的罪名被免去职务，下放到莱芜县任城关东社书记。他不急着委屈叫屈，倒亲自搞了一个炼钢炉。当发现一两铁也炼不出来后，便向省委报告说：“你们不要再要求每天放卫星了，所有的卫星都是假的！”旁边有人看不下去，说他实在不识时务，已经受了那么大的处分，还像没事人一样。许多年以后，夏征农谈及此事还会哑然失笑，说自己确实有些“书生意气”。
“文革”开始后，夏征农先是在外被“游斗”两年，1968年2月回到上海，作为“中央重点专案”被关进“隔离室”。最初的时候，囚禁的地点是位于康平路上的荣毅仁旧宅。那里距离夏征农的家仅一街之隔，而他碰巧住在面向街道的一个亭子间里。他虽然无法和家人通话，但时不时会向路面上丢一些从火柴盒上撕下来的小纸片。某一天，他的儿子们终于发现了纸片背后的秘密——那是父亲在隔离室写的诗歌。
比如，1968年1月10日，他们的父亲曾用鲁迅《无题》（“惯于长夜”）一诗的原韵做诗：
那堪长夜过春时，隔绝尘寰两鬓丝。
梦里犹惊查“黑线”，心头但怕失红旗。
低眉自问非蛇鬼，侧耳人歌动地诗。
四顾囚居余寂寂，路灯一线照军衣。
1971年林彪事件爆发后，夏征农与其他11个“重点专案”被转移到少教所，家人从此失去他的音讯。直到又过了两年，夏征农才从“隔离室”里放出来。他进家门时的那一幕场景，深深地印在他的儿子夏晓鲁的记忆中。
“他所有的衣服都是白的，都是洗白的，”夏晓鲁向记者回忆道，“他带着满满一大网线袋的书，都是马恩列斯的著作。”
人虽然放出来了，但身份地位并没有恢复。夏征农先是到奉献“五七”干校劳动，后又到“红九连”（即今天的上海社科院所在地）学习。每一天，都要读文件、写检查，直到1978年。
编《辞海》编到百岁
《辞海》是中国最具权威的大型综合性辞典，1904年出生的《辞海》主编夏征农也称得上是全世界最年长的主编。
1978年，74岁的夏征农继舒新城、陈望道之后，出任《辞海》第三任主编。在他的主持下，1979年版、1989年版和1999年版《辞海》相继出版，发行量逾600万部，还出版了1100多万卷分册。2002年，他以98岁高龄出任了我国第一部特大型综合性辞典《大辞海》的主编。《大辞海》篇幅是《辞海》的2.5倍，目前医药卫生卷、哲学卷、语言学卷和法学卷已经出版。
据史料记载，明朝的解缙39岁编纂《永乐大典》，清朝的纪昀49岁编纂《四库全书》。夏征农从74岁起主编《辞海》，编到100岁，前无古人。
1月31日，夏征农100周岁生日。老人赋诗一首，题为《百岁乐怀》：“人生百岁亦寻常，乐事无如晚节香，有限余年仍足惜，完成最后一篇章。”
夏征农诗中最后一句，指的是《大辞海》，编纂工作中的重大事项仍然要他来拍板决定。2003年，五卷本《夏征农文集》已经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他还要整理余下来的文稿。
夏征农还是年龄最长、党龄最长的中共十六大代表。2002年，夏征农作为十六大的特邀代表第六次进京与会。[1]
难忘的事
夏征农的百年人生路，充满荆棘。早年为革命出生入死，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官员时铁骨铮铮，晚年则以高龄担任《辞海》等大型辞书的主编。无论是戎马生涯还是在文化战线工作，他的经历都堪称传奇。“半是战士半书生，一行政治一行诗”，这是晚年夏征农对自己人生的概括。 官方评价他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是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的参与者，是1941年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幸存者。1929年，他在复旦大学从事地下工作，在参加一个集会时被捕，被关进国民党监狱近两年。“八一南昌起义”后，他来到上海，本来组织上考虑他去苏联留学。他却不愿意，说道：“干革命就要在中国干，到外国去干什么？”这样，他才进入复旦大学，边读书边从事地下工作。
1959年，身为山东省委副书记的夏征农，却因反右派不力、同情右派、对文艺工作领导不力等原因被免去职务，降为一家人民公社的公社书记。 1962年，重新被启用后的夏征农，担任中共华东局宣传部部长。1965年，江青夏征农在上海抓“样板戏”，他却在华东地区京剧汇演闭幕式上发言：“如果有样板戏，那也应该分层次，有不同要求。省市应该有省市的‘样板戏’，地区有地区的‘样板戏’。应该发动戏剧界大家来搞。如果只有一种样板，只有几个‘样板戏’，这能占领社会主义戏剧舞台吗？”江青听到后，大为不高兴。
此后，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公开发表。华东局要宣传部三天汇报一次对此文的反映。夏征农很反感，觉得把这出戏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太过分了。而且，既然是以姚文元个人名义发表的，怎么可以代表党中央呢？于是，他把“球”踢了出去，说道：“这事宣传部管不了，应该由办公厅来管。”翌年2月，他在审看《华东通讯》一篇文章时，把引用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上的一段话删去了。这下又触犯了江青。1966年5月，在一次会议上，江青发言大批夏征农如何反对京剧革命，如何反对毛泽东思想等等。1966年6月，夏征农被免去华东局宣传部部长的职务，成为“文革”开始后，上海第一个被罢免的高级干部。
2002年11月，夏征农以99岁高龄，出席党的十六大代表大会。他吟诗一首献给十六大：“六入京都为党谋，敢因衰老不分忧。欢呼祖国愈强盛，高唱和平是主流。反对霸权成众志，清除腐败解民愁。相期后浪超前浪，高举红旗万万秋。”“六入”，指的是他曾经6次出席党的代表大会。他说：“我1926年10月在南京加入共产党。当时我庄严宣誓：永远跟党，永不叛变，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我一辈子记住我的入党誓言，什么时候都不会忘记。”[2]
最敬仰的人
夏征农生前一直说：“鲁迅先生是我一生敬仰的人，他在我的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1927年夏征农在复旦时，读了许多鲁迅的作品。这一年，应陈望道先生之邀，鲁迅到夏征农(中) 复旦大学演讲，夏征农近距离地见到先生，仰慕之心油然而生。后来他常常写信给先生，请先生为他的作品提意见等等。对这位素昧平生的文学青年，先生每次都有答复。为之，夏征农心中很感动。
上世纪30年代，活跃的上海文坛，有着夏征农的身影。那时，他是左联成员。他的主要小说《禾场上》、《十一个长夫》、《春天的故事》等，都发表在这一时期的上海文学刊物上。他还参与筹办和编辑了《春光》、《读书生活》、《新认识》等杂志。当时影响很大的柳湜的《街头讲话》、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以及夏征农主编的《文学问答集》，都是他们在主持《申报》“读书问答栏”时的产物。
1934年，夏征农担任陈望道先生主持的《太白》半月刊编辑。这一时期，他与鲁迅先生的通信多了起来。1935年8月21日傍晚，陈望道先生请鲁迅先生吃饭，夏征农有幸作陪。这是夏征农第一次与鲁迅先生会面。但是，他 没有想到，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面见鲁迅先生。鲁迅先生逝世后，夏征农约请几位相知的朋友，编辑出版了《鲁迅研究》一书。这是鲁迅逝世后，出版的第一部关于鲁迅思想的研究文集，在当时影响很大。
夏征农有一套1938年版的《鲁迅全集》。无论什么时候，身处什么地方，这部《鲁迅全集》总是陪伴在他身边。有人想借来看看，他很“小气”：不借。直到2005年，他才把这套书捐给了上海鲁迅纪念馆。他说：“这是最好的归宿，也是对鲁迅最好的纪念。”
关心教育
夏老生前五世同堂，全家生活得其乐融融。夏征农曾经向前来为自己百岁贺寿的人自豪说：“我的子孙中有一些有所作为，全凭他们的努力，我绝不会利用我的影响和地位去帮助他们的。”他的13个子女中，大多数是工薪阶层。对子女，他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你们要老老实实做人，出了事，我是不会帮你们开脱的。”夏征农的女儿夏晓梅说，爸爸生前一直告诫孩子们，有饭吃就好，要知足。
但是，他却花很大的精力关心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特别是农村的教育工作，舍得“倾己所有”，愿意动用所有的社会力量。夏征农子女多，经济也不宽裕，却将省吃俭用的2万元钱，捐给家乡的教育部门。今年，他发起成立“上海夏征农民族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为此捐出了自己的部分积蓄和稿费共60万元人民币。
2008年5月17日，四川汶川地震的第六天，尚在筹备中的上海夏征农民族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上音和上海慈善基金会等联合举办了上海文化名人赈灾义演义捐晚会。病榻上的夏征农心系灾区，特地委托儿女来到晚会现场，向灾区学童捐献价值10万元的学生服。他还专门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虽然我如今年事已高，身卧病床，但此时此刻我和大家的心情一样，心系灾区人民，时刻关注着灾区人民生命安危和灾区抗震救灾的进展。”夏晓梅读这封信的时候手一直在颤抖，而台下的观众和演员们也被深深地打动了。
社会影响
1981年1月，新版《辞海》出版不到一年半的时间，他提出“10年修订一次”的建议被采纳，因此，有了《辞海》1989年版、1999年版。2002年，虚龄近百岁的他，出任《大辞海》主编。
他曾是参与“八一南昌起义”的热血青年；青年时代，以左联成员和文学编辑的身份活跃在上海文坛；96岁时，主持修订了1999年版《辞海》；99岁时，受命出任《大辞海》主编；103岁时，出版了8卷本《夏征农文集》。他堪称世界上最年长的大型辞书主编，也无愧为坚守信仰、铮铮铁骨的共产党员。百余年的漫漫人生，被他演绎的波澜壮阔、风景无限。[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