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叔衡

简介

何叔衡，１８７６年出生，湖南省宁乡县人。１９０２年，考中秀才，县衙请他去担任主管钱粮的官吏，他激愤于衙门腐败，甘愿在家种田、教私塾，乡里人称“穷秀才”。１９１３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讲习班，与毛泽东、蔡和森等同学志同道合，成为最好的朋友。在第一师范结业后，先后在长沙楚怡学校和第一师范附小任教，同时积极参加毛泽东、蔡和森等组织的革命活动。１９１８年４月，他与毛泽东、蔡和森等发起组织成立新民学会，曾任执行委员长。
五四运动中，他与长沙的进步教师支持学生反帝爱国行动。１９２０年３月，参加驱除皖系军阀张敬尧的斗争。１９２０年夏，他与毛泽东等发起组织湖南俄罗斯研究会，确定以“研究俄罗斯一切事情为宗旨”，提倡赴俄勤工俭学，先后介绍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等进步青年到上海外国语学校学习俄语及赴俄留学。
１９２０年冬，他与毛泽东共同发起成立湖南的共产党早期组织。１９２１年７月，与毛泽东一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１０月，参与组建中共湖南支部，任支部委员。１９２２年任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委员。在湖南大力发展党员和基层组织，开展革命活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按照党的要求，他在湖南发展国民党组织，推动国民革命的发展，曾任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执行委员、监察委员等职。
四一二政变后，１９２７年５月２１日，长沙发生马日事变。他不顾危险，经长沙潜往上海，为党创办地下印刷厂，坚持秘密斗争。１９２８年６月赴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９月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与徐特立、吴玉章、董必武、林伯渠等编在特别班学习。１９３０年７月从苏联学习回国后，在上海负责全国互济会工作，组织营救被捕同志，将暴露身份的同志转往苏区。
１９３１年１１月，他奉命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与毛泽东等参加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的领导工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任临时中央政府工农检察人民委员、内务人民委员部代部长、临时最高法庭主席等职。毛泽东高度评价他的革命精神和工作能力，说“叔翁办事，可当大局”。在中央苏区，他主持中央临时政府检察、内务和最高法庭工作时，事无巨细，均审慎细致，实事求是，注重调查研究，对工作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他白天和群众在田间地头边干活边交谈，晚上召集干部群众座谈，了解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发现有相当一部分干部，靠行政命令去推行工作，有的甚至贪污腐化，如不及时克服，将直接威胁苏维埃政权的巩固。随即向毛泽东、项英等中央政府领导汇报，以求及时解决问题。他的审慎作风和务实态度，遭到“左”倾领导者的错误打击。但他始终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党性原则严格要求自己，坚持从大局出发，忍辱负重，努力做好组织分配给自己的工作。
１９３４年１０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何叔衡奉命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经受了严峻的生死考验。１９３５年２月２４日，从江西转移福建途中，在长汀突围战斗时壮烈牺牲，实践了“我要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时年５９岁。１９３７年在延安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１６周年大会上，毛泽东在为牺牲同志默哀的名单中念到何叔衡的名字时，大家莫不为这位党内的革命长者的牺牲而深感悲痛。
２００９年９月１０日，在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解放军总政治部等１１个部门联合组织的“１００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１００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评选活动中，何叔衡被评为“１００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1]

传略

《感旧》
!叔衡才调质且华，
!独辟蹊径无纤瑕。
!临危一剑不返顾，
!衣冠何日葬梅花。
——谢觉哉——
何叔衡，家谱名启王睿，字玉衡，号琥璜，学名瞻岵。1876年5月27日(农历五月初五)出生于湖南省宁乡县杓子冲。父亲何绍春，是个勤劳能干的农民，年轻时，除在家种地外，每年都到洞庭湖沿岸一带出卖劳力两三个月，赚些钱米来贴补家用。叔衡共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一个弟弟。他5岁丧母，7岁开始劳动。从12岁到22岁，除中间有两年在家种地外，读了8年私塾。在这期间，有个叫姜方谷的塾师，对他影响颇大。姜曾在外做过小官，学识比较渊博，藏书也较多，他性格耿直，不愿随俗浮沉，且富于民族自尊心，很不满意清政府对外投降、对内镇压的罪恶行径，常用历史上民族英雄的事迹启发学生的爱国爱民思想。叔衡很尊敬这位老师，老师也很喜欢他这个学生。在姜师门下，叔衡读了4年，不但修完了四书、五经，而且阅读了历代名著。当时正值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更加深入，清王朝也更加腐败。在姜师的启发下，叔衡目睹国事日非，官吏横行，豪绅肆虐，苛捐杂税多如牛毛，人民生活水深火热，对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十分愤懑。现还保存的他当时写的一篇题名为《旱》的八股文中，一开头就写道：“天旱，固亦伤仁爱者也，乃今日之虐民者竟如此，不可即旱以罕譬之乎?且今日之天下，一酷烈之天下也，其万姓之如炎如焚者，岂不甚于旱魃之为虐哉。”他沉痛地呼吁：“何辜今之人而竟罹此酷烈之祸而不可遏也。”可称为一篇挞伐清王朝暴政的战斗檄文。
1902年，叔衡26岁时，遵父命参加科举考试得中秀才。同年11月，县衙门送来请他去管钱粮的任职书，但他“感世局之汹汹，人情之愦愦”，拒不就职，宁愿在乡种地、教书。因此，乡里称他为“穷秀才”。
“穷秀才”在乡间教过5年私塾。他教书收费差不多比别的先生要低一半，对个别家里很穷的学生还不收学费。教学内容也和别的先生不一样，主要是讲楚辞、唐诗、宋词等，并不注重讲四书、五经。他还经常慷慨激昂、热泪盈眶地给学生们讲岳飞、文天祥和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及等故事，使学生很受感动。他对学生既严格要求，又关怀备至。他喜欢到学生家里串门，也常邀学生到他家里作客。因此，他和学生关系很密切，在他门下读过私塾的老人，现在谈到他时，仍然印象很深。
在教私塾期间，叔衡有两件事最为乡里所传诵。
一件事发生在1906年。这年宁乡遭灾，“春夏谷米昂贵，饥民排队索食”，但遭到官绅严厉镇压。对此，叔衡十分愤慨。他邀好友谢觉哉、姜梦周、王凌波、夏果雅和堂兄何梓林等结成“盟兄”(即“拜把兄弟”)，在乡间见义勇为，替穷人打抱不平。一次，在何家祠堂里做工的余某，因孩子饥饿，拿了祠堂里一点积谷，被族长抓住要沉塘处死。他即邀集“盟兄”闯进祠堂，把余某救了出来。秀才带头“造反”，引起了人们极大的惊奇和钦佩。
另一件事是发生在1908年。叔衡的妻子曾连生两个女孩，1908年又生一个女孩。叔衡的亲友怕秀才绝后，要叔衡讨妾。他坚决不答应，并把刚生的女儿取名“实嗣”，意即这个女孩是他家的实际继承者，以示反对女儿不能传宗接代的封建伦理观念。这一举动，也使乡里为之惊异。后来，女儿长大了，他又不让女儿跟着别人念《女儿经》之类的书，亲自教女儿读“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等诗，启蒙识字。于是，乡里又称他为“反对封建的穷秀才”。
1909年春，叔衡受聘到离家50里的云山高等小学堂担任高年级的国文、历史、地理教员。叔衡在此教学4年，这是他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
在云山，他开始读了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讲变法维新、自强保种的文章，感到兴奋，认为这是救国救民之道。以后，又从和当时已在福建参加“同盟会”的堂兄何梓林的通信中，得知同盟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和多次组织武装起义的消息，他联系现实，将康、梁之说与同盟会的主张两相比较，思想又有了一个发展。他摒弃了康、梁的主张，认定只有走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革命道路，才能真正救国救民。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湖南首先响应。消息传来，叔衡欣喜若狂，带头剪掉辫子，并在学校积极宣传同盟会的纲领，揭露清王朝腐朽媚外的罪行。11月4日(农历9月13日)，他还专门回到家里，动员父亲、兄弟和邻居剪掉辫子。后来他又迫使全家大、小女人都放了脚。
1912年元旦，民国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叔衡十分高兴，决心在云山学堂开展教学改革，树立新的学风，使之符合“民国”的要求。他与进步教师一起，办学生会，反对尊孔读经，提倡做应用文，学习社会学和自然科学，并劝阻富家子弟坐轿子上学，吸收附近贫苦农民子弟免费上学，号召学生自己动手栽树、修操场等，使学校面目为之一新。但是，就在这年，来了个姓黄的校长，思想十分保守，他与学堂内外顽固势力沆瀣一气，竭力攻击学堂所出现的新气象，漫骂叔衡是“学匪”、“非孝的三元堂首领”。叔衡的活动遇到了阻力，对此，他无所畏惧，毅然辞掉教职，离开家乡，去寻找新的革命道路。
1913年春，叔衡到长沙考入了湖南公立第四师范。一年后，随着学校合并，又转入湖南公立第一师范讲习科。在这期间，他结识了比他年轻十多岁的毛泽东。由于两人志趣相同，很快建立了亲密的友谊。毛泽东对叔衡十分尊重，特别是为他的办事热忱和感情热烈所感动，常说：“何胡子是一条牛，是一堆感情。”叔衡对毛泽东的勤奋好学和远见卓识，更是钦佩。常向人介绍说：“毛润之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并说：“润之说我‘不能谋而能断’，这话道着了。”可见两人相知之深。
1914年夏，叔衡从一师毕业后受聘在长沙楚怡学校教书。这时，他仍和在校读书的毛泽东等人保持着极密切的联系，经常在一起集会，讨论“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等问题。当时，在北洋军阀的统治下，国家情况一天比一天糟，环境迫使人们再也不能照老样子活下去了。1915年，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出版了。它吹响了新文化运动的号角，预示着一场革命的大风暴即将来临。正在为救国救民进行艰苦探索的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等人，从新文化运动中看到了曙光，开始了“动的生活与团体生活之追求”，并经过长期酝酿，决定“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于是1918年4月14日，一个五四时期著名的革命团体新民学会成立了。叔衡是会员中年龄最大的，但他对会务很热心，很努力，后来，还担任了学会的执行委员长。
新民学会成立后的第二年，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了。叔衡以极大的热情投入这个运动，并用全力赞助毛泽东以新民学会为核心，组织和推动湖南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不断深入和发展。
当时湖南的统治者是皖系军阀张敬尧。他兄弟四人在湖南无恶不作，人民早就恨之入骨，称之为“堂堂乎张，尧舜禹汤，一二三四，虎豹豺狼”。五四运动爆发后，张敬尧横加镇压，更激起了湖南人民的极大愤怒。“张毒不除，湖南无望”，成了一致的呼声。毛泽东和新民学会会员计议，决定因势利导，组织驱张代表团，分赴北京、上海、广州、衡阳、株州、常德等地，发动省内外群众，掀起波澜壮阔的驱张怒潮。
驱张运动的开展，是湖南反帝反封建斗争深入发展的重要标志。在驱张运动中，叔衡受毛泽东之命参加驻衡驱张请愿代表团的活动。他于1920年3月1日到达衡阳，与其他代表团成员一道，一面以衡阳三师为基地，衡阳学联为核心，蒋先云、夏明翰等积极分子为骨干，充分发动群众，组织大规模的集会和游行示威，声讨张敬尧的罪行，造成驱张的广泛社会舆论；一面利用驻衡阳直系军阀吴佩孚与张敬尧的矛盾，动员群众向吴请愿，促使吴对张施加压力，并联络湘军首领谭延等以军事实力向张敬尧进逼。在舆论严厉指斥和湘军步步进逼下，张敬尧不得不于1920年6月狼狈撤出湖南。驱张斗争的胜利，衡阳代表团起了重要作用。毛泽东因此称赞叔衡说：“叔翁办事，可当大局。”
通过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毛泽东对他的影响，经过驱张斗争的战斗洗礼，叔衡深刻地认识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开始走上了坚定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1920年6月17日，他从衡阳回到长沙后不久，就协助毛泽东，在湖南展开了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建立共产党的准备工作。
首先，他协助毛泽东创办了文化书社。他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到处奔走，为书社筹集资金和争取支持，帮助解决了创办书社的许多困难。1920年9月9日，书社正式营业后，他随即在楚怡学校设立了贩卖部。接着，又和老友姜梦周在宁乡创办了文化书社分社。文化书社的创立，对推动湖南的新文化运动，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起了重大作用；同时，也为后来湖南的党组织在周转革命活动经费、提供秘密集会和活动场所，以及培养干部等方面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叔衡虽未担任过书社的主要负责人，但是，从书社的创办到以后的各项活动都凝结着他的心血。
与此同时，他还和毛泽东、彭璜等联络教育、新闻界的进步人士发起组织了俄罗斯研究会。1920年8月22日在长沙县知事公署召开的俄罗斯研究会的发起会上，叔衡宣读了简章，指出：“本会以研究俄罗斯一切事情为宗旨”，“本会会务：一、研究所得后，发行俄罗斯丛刊；二、派人赴俄实地调查；三、提倡留俄勤工俭学”。研究会成立后，不但在介绍俄国情况，推动湖南人民研究俄国方面起了重大作用，还介绍了一批进步青年赴俄学习，为我党培养了一批早期的党员。任弼时、肖劲光就是其中的两个。
这年9月，叔衡由湖南省教育委员会委任为湖南通俗教育馆馆长，并接办该馆发行的《湖南通俗报》。叔衡利用这个职务，为传播新文化、进行建党准备做了大量工作。他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谢觉哉、熊瑾玎、周世钊等的帮助下，把过去死气沉沉的《湖南通俗报》办成了提高人民政治思想觉悟的有力宣传工具。他接办后的《湖南通俗报》着重刊登劳工神圣、妇女解放、民众联合、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反对贪官污吏等内容。报纸敢于说话，敢于提出和揭露问题，态度明朗，毫不含糊，文字短小精悍，生动活泼，大受群众欢迎，发行量急剧增加。不但工人和市民读该报的一天天增多，就是没有看报习惯的农村也有了订户，不少中小学还把该报规定为课外读物。并且他还利用馆长的身份和馆里的经费，用通俗教育讲习所的名义，以补助薪金的办法，在全省很多县，聘请了一批思想进步的小学教员，下乡向农民读报作宣传，不仅扩大了新文化的传播，而且促进了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相结合。以后在大革命时期，这批讲解员中有不少人参加了革命，成了领导农民斗争的骨干。
在叔衡主持馆务期间，通俗教育馆成了新民学会进行革命活动的重要联络点。毛泽东经常来馆约集会员和有关人士商谈建党问题和其他革命活动。叔衡也经常在馆向青年宣讲革命道理。有一次，几个女知识青年来馆问叔衡：妇女何时才能自由。叔衡说：“你们看牵到小吴门外杀头的有不有女的?”当女青年回答说，没有，尽是男的后，叔衡便说：“如果牵去杀头的十人中有两三个是女的时候，就是你们自由快到的时候。”风趣的启示她们认识妇女的解放要靠妇女自己起来进行斗争。
这时，新民学会会员的活动主要有两支：一支在国内，主要在长沙；一支在国外，主要在法国。国内外密切联系，声息相通。这年7月5日至10日，留法会员在蒙达尼集会，讨论“改造中国与世界”等问题，会议分成两派，蔡和森等多数会员主张仿效俄国方法，组织共产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以肖子升为代表的一些会员，则主张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蔡和森、肖子升等将他们争论的情况写信告诉毛泽东等人征求国内会员的意见。恰好这年10月间，鼓吹实用主义的美国人杜威和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罗素先后来湘讲学，他们披着“社会主义”和“进步学者”的外衣，鼓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攻击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使一般进步青年多受迷惑。这在长沙的会员中更激起了不同的反映。

新民学会成员

为了明确新民学会的方向，毛泽东和叔衡等商量决定召集在长沙的会员于1921年10月1日至3日开会三天，“讨论新民学会应以什么作共同目的”，“达到目的须用甚么方法”，“方法进行即刻如何着手”等重大问题。会上，毛泽东深刻有力地批判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等反动思想，提出了中国必须采取马克思主义，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叔衡坚定的站在毛泽东一边，明确表示：“主张过激主义，一次的扰乱，抵得20年的教育，我深信这些话”。在讨论到“方法进行即刻如何着手”时，他说：“一方面成就自己，多研究；一方面注意传播，从劳动者及兵士入手，将武人政客财阀之腐败专制情形，尽情宣布；鼓吹劳工神圣，促进冲突暴动。次则多与俄人联络。如陈炯明之类，亦宜接洽。”这次会议在新民学会会史上具有重要意义。通过这次会议，使新民学会的宗旨和活动转向了马克思主义，为在湖南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重要准备。而叔衡在会上的发言，也表达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和深刻认识。
1921年6月，赵恒惕军阀政府以宣传过激主义的罪名撤了叔衡通俗教育馆馆长的职务，他主办的《湖南通俗报》也随之被勒令停刊。但是，他在通俗教育馆期间为革命所作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全国解放后，毛泽东还说过：这一年的通俗报办得很不错。
1921年6月底，毛泽东、叔衡作为湖南的代表前往上海，出席了7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他们回到长沙，即着手在湖南建立党的地方组织。据肖三在《毛泽东同志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一书中说：湖南的党支部是在长沙城郊协操坪旁边的一个小丛林里，由毛泽东、何叔衡、彭平平、陈子博、易礼容等讨论建立的。由于这一天恰好是“民国”十年的十月十日，因此，曾被戏称为“三十节”。
中共湖南党支部成立后，在毛泽东、叔衡等的努力下，1921年冬至1922年，除在长沙的工人和学生中建立了党的组织外，还在衡阳、平江、安源、岳州、常德等地发展了党员，有的地方建立了党的小组或支部。在这一基础上，根据党中央指示，1922年五一前后，中共湘区委员会成立。毛泽东任书记，叔衡任组织委员。
为了传播马列主义，训练革命干部，加强党的建设，他们利用船山学社社址和经费，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叔衡担任过社长，对自修大学的创办出力甚多。著名革命烈士夏明翰就是经叔衡介绍参加了自修大学，并经叔衡、毛泽东介绍入了党。
自修大学招生水平较高，不能适应一般青年，特别是青年工人的要求，经党组织研究，1922年9月，又附设补习学校(后来附设初中班)，公开招生，由叔衡任主事(校长)。叔衡对补习学校学生的学习十分关心，他经常参加学生的讨论会，找学生谈心。曾在此读过书的贺尔康，在日记中多次记载了叔衡对他的循循善诱、严格要求和殷切期望。贺在日记中写道：“他老素待我比待他的亲子还过，我现在能够在此读书，就都是承他老的帮助，并对我有一个比天还大的希望是要我能去与这万恶的社会奋斗，去改造恶社会。”他针对贺平日的弱点，要贺：“一、多接见有学识声望之人；二、多发表自己意见；三、去羞涩态度；四、戒骄傲。”“此嘱是如何的须要放在心头；刻刻秒秒的记着，不应忘记，以自惩其身。”由此可以看出叔衡为党培育青年的尽心和学生对叔衡的爱戴。正是在叔衡和党组织的培养教育下，贺尔康同志后来成了一个坚强的共产党员，在大革命时期壮烈牺牲。
叔衡说过，自己要有真才，然后才能造就人才。为了教好学生，为革命多做贡献，他对自己的学习也抓得很紧。这时，他担负的工作很多，除了做党的工作和担负自修大学的主事外，还担任了一师附小的主事和其他社会工作。白天没有时间，他就抓紧晚上时间读书。据当时住在自修大学的一个学生回忆：何老师在自修大学，每晚看书到十二点，早晨起得早，要读一小时书才开门，读到精采处，他还拍桌子。
由于自修大学宣传革命，推动革命，影响日益扩大，引起了反动派的惶恐不安，1923年11月，终于被赵恒惕下令封闭。党对此早有准备，立即筹办了一所正规学校湘江学校。原自修大学补习学校的学生大部分转到该校。叔衡后来也接任了该校校长。
湘江学校继承了自修大学的传统，“以启迪学生，使为健全的战士，为国民除障碍，为民族争自由”为宗旨，“特别注意培养学生的民族独立思想与革命精神”。1925年春，又设立农村师范部，以“造就一班农民运动人才，到农村去做农民运动，组织农民，教育农民”。湘江学校开办初期，不但经费极端困难，而且受到白色恐怖的严重威胁。叔衡一面团结全校教职员工共同奋斗，使“教职员大半不支薪，努力从事，未尝稍萌退志”，一面四出活动争取社会同情，多方设法解决经费困难。他还经常教育学生说：革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革命的力量愈强大，反革命力量就会愈加疯狂镇压革命。作为一个革命者就要在“信”字上下功夫。“信”就是信仰坚定，在革命的道路上不动摇。革命是要人头落地的，看你怕不怕?要做到真正不怕，就要在“信”字上下功夫。在党的领导和叔衡等人的努力下，湘江学校终于战胜困难，一直坚持到1927年3月，才由党根据形势的发展决定自动停办。这个学校曾被誉为“湖南革命的先锋”，它在三年多的时间内，为党培养了许多坚强的革命干部。
1923年6月，党的“三大”确定了国共合作的方针。根据党的指示，叔衡在主持湘江学校前后，又和夏曦等为在湖南重建国民党的组织进行了积极的努力，并为此而奔走全省各地。如：1924年，他在宁乡指定共产党员许抱凡和梅冶成负责“民运”，在农民中发展国民党员，并亲自介绍他的好友王凌波加入国民党，后又介绍王加入了共产党。1925年5月，又到常德帮助整顿和改组国民党组织等。这年春，在我党帮助下，湖南国民党在长沙岳麓山蔡松坡墓庐秘密召开了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成立了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叔衡和李维汉、夏曦、郭亮、熊亨翰等共产党员均当选为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第一届执监委员。叔衡所在的湘江学校也成了国民党省部经常开会的会址。
1926年3月，倾向国民革命的唐生智部由衡阳进驻长沙，赵恒惕被赶走。4月末，唐部因受叶开鑫部压迫又退回衡阳。叔衡和夏曦、曾三等即尾随唐生智到衡阳，成立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特别委员会，负责对唐生智的工作和迎接广东国民政府北伐。7月12日，北伐军攻克长沙。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在长沙公开活动，随即召开了湖南国民党第二次全省代表大会。叔衡又当选为第二届监察委员。这时，大革命的浪潮滚滚向前，湖南工农运动蓬勃发展。叔衡工作十分努力。他先后担任了湖南省法院(即控诉法院)陪审员和惩治土豪劣绅特别法庭成员、省中山图书馆馆长、水口山矿务局监理、湖南民报馆馆长等职务。1927年4月并被选为中国济难会湖南总会执委兼财务委员。在工作中，他旗帜鲜明，无私无畏，严肃认真，积极负责，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又指使许克祥在长沙制造了血腥的“马日”事变。此时，叔衡正在家乡一带组织农民斗争。他闻讯后，不顾个人安危，星夜赶回长沙。旋即奉党的指示经武汉转赴上海。在上海，他接受了与谢觉哉、徐特立、毛泽东等筹办党的聚成印刷公司的任务。这个公司对外公开营业，承印商标簿记等，对内专门印刷党的文件和刊物。这时，他既是聚成印刷公司的经理，又担任了上海互济会的书记。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坚持党的地下工作。
1928年6月，党决定派他赴莫斯科学习。途经哈尔滨时，他改陆游《剑门道中遇微雨》一诗，以抒发自己当时的感情。诗道：
!身上征衣染酒痕，远游无处不消魂，此生合是忘家客，风雨登门出国门。
到莫斯科后，他参加了正在这里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9月，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班学习。这时他已年过半百，但是，为了革命需要，他学习十分刻苦，有时为熟记一个俄语单词，不知要读多少遍，被称为“在学习上永不疲倦的人”。在学习期间，叔衡在政治上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徐特立曾说：“在莫斯科，我们几个年老的同志，政治上是跟叔衡同志走的。开头都说叔衡同志笨，不能做事，清党事起，大家还摸不着头脑的时候，叔衡同志就看到了，布置斗争，很敏捷、很周密，谁说他笨!”这时他虽身在国外，但无时无刻不关心国内的情况和斗争，在给他哥哥等人的家信中，他一再告诫家人，在白色恐怖下，要看到革命前途，要挺起腰杆地活着，“不要活着还不如死”，要“做对于现时人生有益的事”，他一再表明：“我的人生观，绝不是想安居乡里以善终的，绝对不能为一身一家谋升官发财以愚懦子孙的”。他还要妻子做好他一旦牺牲的思想准备。
1930年7月，叔衡圆满地完成了学习任务，从莫斯科回到上海，担任共产国际救济总会和全国互济会主要负责人。这时，他的两个女儿、两个女婿先后被捕。后来两个女儿和一个女婿虽由组织营救出来，但是另一个女婿夏展冰却被湖南军阀何键惨杀在长沙大马路上。夏展冰是叔衡年轻时代至友夏果雅的儿子，从小在叔衡家中长大，并在叔衡的培养教育下，很早就入了党，曾由党组织保送去黄埔军校学习，毕业后，在北伐军中任营指导员。他思想敏捷，对敌斗争坚决勇敢。大革命失败后，他潜回湖南，由省委派任为中共宁乡县委书记，后又活动于湘东南一带，曾任湘东南特委书记。叔衡得知展冰牺牲的消息后，十分悲痛。但他强忍着眼泪，教育女儿说：“一个共产党员就是不应死在病床上，他一定要死在大马路上。”
1931年秋，党决定叔衡转移去苏区。临别前，女儿实山给他赶织了一件毛衣，他也给了实山一只刻有“衡”字的戒指，并语重心长地对女儿说：革命者就是要抱定舍身忘家的决心。谁知这一别竟成了永诀。
叔衡到达江西苏区时，正值中央红军在党和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和指挥下，粉碎了蒋介石亲自指挥的第三次反革命“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到处都呈现出一派兴旺景象。1931年11月7日，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在瑞金隆重召开。大会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叔衡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被任命为中央政府工农检察部部长。接着，又被任命为内务部代理部长和中央政府临时最高法庭主席，同时，还兼任着各级苏维埃干部训练班主任和教育管理委员会委员等职。他身兼数职，任务繁重，但始终以“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日夜操劳，勉力从事。当时和他一起在检查部工作过的同志回忆说：何老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他对工作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对干部和霭可亲，平易近人。他要求严格，但批评人从不疾言厉色，而是和风细雨，耐心教育，在部里他的威信是很高的。
不久，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中央苏区逐步贯彻，并以反对所谓“富农路线”、“游击主义”为名，相继剥夺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职务。对此，叔衡十分不满；在工作中他对某些左倾错误，特别是对肃反中的过左政策也有所抵制，坚持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力求做到量刑准确，重罪不轻判，轻罪也不重判。因而被左倾路线的执行者指责为“政治上的动摇”、“拿‘法律观念’来代替了残酷的阶级斗争”，“使反革命受不到应有的处罚”，对叔衡进行了批判。1933年初，临时中央迁入苏区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根据地更进一步得到全面贯彻。当时，在开展反对所谓“罗明路线”和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斗争的声势下，对叔衡的批判也更变本加厉，说是要“用全部力量”对他“去做斗争”。但是，这并没有使叔衡屈服，他仍然坚持原则，进行斗争，并公开声言：“在政治上我从来没有动摇过”。于是，左倾路线的执行者终于在这年冬撤消了他的全部领导职务。他虽然在政治上受打击，行政上被撤职，但仍然踏踏实实地从事党分配他的工作，表现了他对党对革命的忠诚。
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领导，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被迫撤出根据地进行长征。叔衡被留在根据地坚持斗争。当他在江西余江县梅坑和战友依依惜别时，他还将女儿为他织的毛衣送给林伯渠，供他长征途中御寒。林老深为感动，写了《别梅坑》一诗，其中四句是：“去留心绪都嫌重，风雨荒鸡盼早鸣，赠我绨袍无限意，殷勤握手别梅坑”。现在，这件毛衣作为当时同志之间革命情谊的见证，被保存在革命博物馆。
红军长征、江西苏区沦为游击区后，叔衡随队伍驻雩都公馆乡。他以将近六十岁的高龄，协助乡政府动员群众开展游击斗争，每天扶一根拐杖，朝出暮归，口不言劳，使很多同志深受感动。
1935年1月，鉴于形势严重，党决定叔衡转移去闽西，再经广东、香港去上海从事白区工作，同行的有瞿秋白、邓子恢等。他们一行于2月24日到达福建上杭县濯田区水口镇附近的小径村时，被敌匪发觉包围。叔衡身负重伤，躺倒在山下的一块水田里，被两个匪兵发现，以为他已身死，在搜他身时，叔衡奋力反抗，被匪兵连击两枪，壮烈牺牲，实践了他生前“我要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

影视中的何叔衡

何叔衡出生和中秀才时间考
(一)关于何叔衡烈士出生时间
有三说：一说出生于1877年(见《湖南历史资料》1979年第1辑21页)；一说出生于1875年(见《辞海》历史分册·中国现代史116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8月版)；一说出生于1876年(见何实山、何实嗣《回忆父亲何叔衡烈士》一文)。
经查证，何实山、何实嗣的说法是正确的。根据是：(1)1941年至1948年修的何氏十一修族谱记载，何叔衡系清光绪二年丙子五月初五午时生。应出生于1876年5月27日。(2)据1978年和1979年两次访问曾三同志记录，都说过这样一件事：1926年曾三同志与何叔衡同志在衡阳过端午节时，何老请了一桌酒，说“今天是我生日，50岁了”。
(二)关于何叔衡烈士考中秀才的时间
流行的说法是“18岁考中秀才”。经中共宁乡县委宣传部王兴刚同志1979年调查落实，何老不是18岁中秀才，而是26岁考中秀才。
我们访问了何老的两个侄媳妇。
一个叫张雪梅(乡下称品八阿婆)，是何老二哥的媳妇，访问时年80岁。23岁嫁何家后，一直与何老爱人住在一起，直到何老爱人1957年去世。她提供了如下情况：(1)何老中秀才那年，正是她男人生的那年，即1902年(清光绪28年)。何老二哥一连生了五个女，她男人品八是何老二哥的头一个崽。乡下亲朋戚友祝贺何老的父亲说：崽中秀才又添孙，双喜临门。何老父亲办了很多桌酒。(2)何老中秀才是在结婚以后，而且当年生了头一个女，何老是22岁(1898年)结婚的，头一个女儿何实一是与品八同年4月生的。何老爱人还给张雪梅讲过这样一件事：何老中秀才那年，何老爱人磨刀时把脚扭伤了。别人慰问她时开玩笑说：你男人中了秀才，你怕是喜欢过分了而跌伤了脚吧!
另一个叫周福秀(乡下称亮三阿婆)是何老大哥的媳妇，也是何老三姐的女儿。19岁嫁到何家。访问时年86岁。她提供了如下情况，何老中秀才那一年，她已7、8岁了，和妈妈一起到外公家喝舅舅的喜酒。她吵着要奶奶给她做一条印花布的围裙。她妈妈说：这样的围裙是要能煮茶饭的十几岁的女孩子才系得，你还不行。周福秀是1894年(清光绪19年)生的，到1902年正好是8岁。
以上情况加上另一些旁证，可以证实，何老考中秀才是26岁，而不是18岁。
(王兴刚方大铭)
关于何叔衡牺牲的几种说法
何叔衡同志是中共党史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一位有影响的人物。1935年2月，随同瞿秋白、邓子恢等同志转移去闽西途中，在福建的长汀、武平交界处的小径村被国民党地方武装所包围，突围未遂而壮烈牺牲。但是，对于他的牺牲，长期以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概括起来，有三种说法。
(一)自杀说
1、坠崖。
“叔衡同志初尚能鼓起勇气走。后来走不动了，面色全白，说：‘子恢，枪杀我吧!我不能走了，我为苏维埃流最后一滴血’。我要特务员架着他走。走至一大悬崖处，叔衡趁势向崖下一跃，坠崖牺牲了。”
据邓子恢同志回忆(引自谢觉哉《忆叔衡同志》补记，见《湖南革命烈士传》)
何叔衡“1935年2月在福建武平水口附近被敌包围坠崖牺牲”。
《辞海》历史分册(1961年版)
2、手枪自击。
(何叔衡等)“被包围在山上，围者逼近了，特务员拖他走，叔衡同志说：‘我不能走了，我为苏维埃流最后一滴血。’说完，掏出手枪自击而死。”
谢觉哉：《忆叔衡同志》(1942年5月8日延安《解放日报》)

何叔衡牺牲纪念亭

(二)他杀说
1、拒捕而死。
“何叔衡被反革命逮捕，他拒捕被打死。”
肖三：《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
2、拒辱而死。
“叔衡同志被俘，在瑞金到汀州道上，叔衡同志反抗虎狼士兵的侮辱，不肯走，被杀死。”
谢觉哉：《忆叔衡同志》(1942年5月8日延安《解放日报》)
3、负伤被枪杀。
“何叔衡同志身负重伤，被两个匪兵发现，他们抢走(何)所携港钞即把何叔衡同志枪杀。”
陈铁健：《瞿秋白的被捕和就义》(《人物》丛刊1980年第一辑)
4、逮捕后被叛徒出卖而枪杀。
“为了弄清事实真相(指何牺牲一事引者)，全国解放后，谢老曾多次托人调查。最后查明了牺牲的真实经过，是我们的父亲从山顶滚下被国民党逮捕，后来同时被捕者有人叛变，供出他是何叔衡，因而被国民党枪杀，壮烈牺牲。”
何实山、何实嗣：《志同道合，肝胆相照回忆谢老和我们父亲何叔衡的革命友谊》
(三)自杀未遂被枪杀
“在突围中，何叔衡同志跑不动，举枪自杀；坠崖时又遭敌机枪射击，中弹，壮烈牺牲。”
邓子恢回忆(未刊稿)
谢老《忆叔衡同志》一文分别介绍自杀说和他杀说，但他本人相信前说，认为前说“很可信”。谢老的这篇文章解放后分别收入《湖南革命烈士传》(湖南通俗读物出版社)和《不惑集》(最近已重版)。但谢老所作的《补记》又推翻了他自己的推测，转为坠崖牺牲说。邓子恢同志的回忆前后有矛盾，但前者较后者更能成立。尽管如此，邓的结论仍是有疑问的，因为他毕竟没有经历事态发展的全过程。
在陈铁健文章发表前，多年来，谢老是唯一详细介绍何牺牲细节的，故被很多人引录。但到底以哪一种说法为准呢?一直未有定论，较通行的说法是“突围牺牲”。
从字面上看，“突围牺牲”和“自杀”说、“枪杀”说并不矛盾。但从历史角度来说，则未免显得太笼统、太含糊其词了。我个人认为，根据上述史料，是否可以这样推测：何老自知体力不支，为了不影响其他同志的突围，毅然夺枪自杀，因特务员阻挡未遂，随即又跳崖殉党。自杀和跳崖的举动是完全符合何老的性格的。谢老曾说过：何叔衡同志“以能断自负，每在危疑震撼、人们犹豫的时候，他能不顾人家反对，毅然走自己的路”。
现在的问题是何老坠崖以后的情况如何，根据最近陈铁健同志所披露的若干材料(见1980年第一期《党史资料丛刊》)，可以这样断定：何老坠崖后落在山脚下的水稻田里，伤重而处于昏迷状态，并未牺牲(负伤是无疑的，但是否遭敌机枪射击，存疑)。嗣后，被搜索的敌人发现，在搜身时，何老奋起反抗，与敌英勇搏斗，不幸被敌杀害。简单归纳起来，何老牺牲的过程就是：自杀未遂跳崖负伤被敌搜身，反抗而壮烈牺牲。

生平事迹

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毕业，新民学会骨干会员，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成员。1921年7月出席党的一大，后任中共湘区委员会委员。1928年赴苏联学习，1930年回国任共产国际救济总会和全国互济会主要负责人。次年秋赴中央苏区，历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内务部代理部长等职。“左”倾错误统治中央后，被撤销全部职务。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根据地坚持斗争。1935年2月24日，从江西转移至福建途中，在突围战斗中牺牲，时年59岁。

1902年，何叔衡考上秀才，当年娶妻。县里给他下了掌管钱财的委任令，但他深感“世局之汹汹，人情之愦愦”，拒不到任。在父亲的骂声中，何叔衡回乡种地教书。 在乡间任教时，何叔衡与其他三位志同道合的秀才结为拜把子兄弟，他们就是被合称为“宁乡四髯”的谢觉哉、姜梦周和王凌波。 这几位秀才虽然也是长袍马褂，说话之乎者也，但在思想上却与其他科举出身的旧文人格格不入。他们都不愿为官，却关心政局，聚在一起时常抨击清政府的腐败无能。 乡邻们称呼他们为“穷秀才”，许多人觉得他们没有能耐。
1906年，这几位文绉绉的“穷秀才”做出一件震惊乡里的事情。 这一年宁乡遭灾，在何家祠堂做工的贫农余老伯偷祠堂的半担积谷被捉住，何氏族长决定将他沉塘处死。 何叔衡得知后，立刻让学生四处通知自己的把兄弟，几个人一起赶到何家祠堂，他们远远就开始高喊：“放人，快放人！” 一群长袍秀才的突然闯入，令在场众人目瞪口呆，大家眼睁睁看着何叔衡给余老伯解开绳索，竟没人阻拦。 何叔衡将余老伯带走时，回身恭恭敬敬作了个揖，然后向何氏宗亲恳切陈述余家的难处，说得在场许多人红了眼圈，族长无奈，只好免了余老伯的罪。
除了在乡间推动民风革新，“宁乡四髯”也在他们工作的云山学堂积极推动学校的改革。 辛亥革命后，在何叔衡等人的倡导下，学堂组织了学生会，进步师生一起反对尊孔读经，提倡写应用文，开设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何叔衡还带着学生们上劳动课，植树种草绿化校园。 何叔衡的改革很快遭到新来校长的反对，他当着学生的面斥责何叔衡“公然造反”，何叔衡怒而辞职。
1913年春寒料峭中，37岁的何叔衡决定赴长沙求学。 他夹着包裹雨伞，在妻子的目送下走出了山村，也走出了宁乡。他走向了一片全新的世界。


1913年，何叔衡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后并入第一师范，成为学校里一名大龄学生。 在第一师范，他认识了毛泽东。年近40岁的何叔衡喜欢抨击时弊，比年轻的学生还要激进。在校园的辩论活动中，这一对年龄相差17岁的朋友时常站在一起。
1914年，何叔衡毕业后拒绝了父亲叫他回乡的请求，留在长沙楚怡学校教书。在楚怡学校，何叔衡总是青布长袍、砂锅小帽，一副乡间老学究的模样，但他却积极参与新事物。他常和师生们一起跳集体舞，他笨拙的动作经常引得大家捧腹大笑，但他却不以为意。
毛泽东和蔡和森筹办新民学会时，何叔衡对这一新事物也积极支持。 五四运动爆发后，在新民学会的组织下，湖南也爆发了大规模学生运动。当时湖南督军皖系军阀张敬尧武力镇压了学生运动，导致流血事件。
当年12月，军警再次打伤请愿学生和工人后，新民学会在楚怡学校开会，何叔衡主持研究具体的“驱张”事宜。 向皖系军阀吴佩孚请愿，是“驱张”的既定方针，何叔衡希望利用吴佩孚的势力打压张敬尧，但吴佩孚并不表态。何叔衡于是拜访了当地著名乡绅———夏明翰的爷爷夏时济，希望他推动吴佩孚做决定。这一举动让夏明翰大发雷霆。 “你为何与夏时济勾结？”夏明翰劈头就问。 何叔衡得知夏明翰对夏时济颇为不满后，笑着问，“吴佩孚比起你爷爷如何？” “比起吴佩孚，我爷爷当然还好。” 何叔衡说，“既然如此，吴佩孚我们还要争取，利用他的力量‘驱张’，更不要说你爷爷了。” 三言两语就让夏明翰消了火。在他们的努力下，夏时济领衔湖南衡阳15位知名人士联名向北京政府通电，声援“驱张”。
何叔衡随后赴湖南郴州请湘军首领谭延闿策动吴佩孚武力“驱张”。 谭与北洋军阀本有仇隙，吴佩孚与张敬尧也有不和，在何叔衡的联系和推动下，谭与吴很快达成协议。1920年5月，两人同时出兵，将张敬尧赶出了长沙。从此湖南开始了“湘人治湘”。 ^[2]


何叔衡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其父是位勤劳朴实的农民，

何叔衡家书

在做事做人方面都对何叔衡产生了很大影响。何叔衡7岁那年，由于家中孩子多，父亲就在饭量上对孩子们进行限制。何叔衡每餐只有一碗饭，因此常常饿着肚子。一天，何叔衡放牛回家，几下子就将饭吃光了，但还是感觉很饿。他对父亲说：“吃饭要是能像牛吃草那样，能放肆吃饱就好了。”父亲当即告诉他：“你长大了只要像牛一样做事，一定会吃得饱的。”何叔衡牢牢记住了父亲的这句话。
1927年，在被白色恐怖包围的上海，何叔衡胆大心细，机智果敢地应对国民党特务的破坏与盯梢，以极大毅力坚持党的地下工作。1930年7月，面对两个女儿及次女何实嗣的爱人杜延庆被捕，长女何实山的爱人、已是湘东南特委书记的夏尺冰被敌人杀害于长沙街头，何叔衡强忍悲痛，教育家人要抱定舍身忘家的决心。他说：“一个共产党员不应该死在病床上，他一定要死在大马路上。”
一生中，何叔衡始终“像牛一样勤勉做事”。他曾担任苏维埃中央政府工农检察部部长等职，工作内容繁杂，但他夜以继日地工作着。

何叔衡任教时致力于传播“新学”，很快赢得了广大进步教师的支持。在教学内容上，除了讲授儒家经典外，还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培养学生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学生们耳濡目染，颇受熏陶，思想认识逐渐提高，毕业后参加革命的不在少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他率先剪去头上的辫子，还动员周围的男人剪辫、女人放脚。暑假回到家中，他看到家里的仆人还裹着脚，就操起菜刀，将家中的裹脚布和尖脚鞋全部搜出来，当众砍烂。”

1931年在毛泽东的举荐下，他担任了苏维埃中央政府工农检察部部长。

何叔衡故居

1932年5月，有人向何叔衡举报瑞金县委组织部长陈景魁滥用职权，欺压群众。何叔衡亲自带人调查。50多岁的寡妇李秀梅向何叔衡哭诉道：“陈景魁见我儿媳长得漂亮，就进行调戏，还用酒将她灌醉，然后实施强奸。我儿去区里告状，竟在路上被陈景魁派来的一伙打手打伤，手臂和腿骨均被打断。”何叔衡听了非常生气，结果发现陈景魁不仅欺压民妇，还拉拢一伙恶棍，经常在一起打牌、酗酒、强摊款物，对不服从者打击报复。何叔衡以临时最高法庭主席的名义签发了对陈景魁的逮捕令。
此时，何叔衡收到了一封装有子弹的恐吓信。有人劝何叔衡说：“陈景魁手下有一帮黑势力，你千万要小心！”何叔衡轻蔑地笑道：“共产党人生来就是与黑势力作斗争的！这帮恶棍若不除掉，民众何以安宁？”何叔衡决意要将陈景魁枪决。后有人传言：“中央某领导人讲了，陈景魁不能杀。”何叔衡坚定地说：“我身为执法干部，要排除干扰！没有胆气和硬劲儿，就难以主持公道！没有公道，民众如何生存？革命如何发展？！”何叔衡速战速决，将陈景魁公审后枪决，其他恶棍与打手也受到了严惩。李秀梅为感谢何叔衡主持公道，特地酿了一壶米酒送去。何叔衡婉言谢绝：“我本来就是专门与坏人作斗争的，怎么能反过来收受你们的东西呢？”后来，“何青天”的美名在苏区传开了。 ^[3]

1920年冬，湖南成立党小组，何叔衡再一次站在新事物的一边，他是最初6个发起人之一，并于第二年7月参加了中共一大。 何叔衡是职业的革命家，但他对妻子袁少娥和儿女饱含深情，非常牵挂。每次回家，他都要帮着干活，尽量让妻子歇一歇。
1927年，大革命失败，何叔衡逃离湖南，赴苏联读书。袁少娥不识字，何叔衡到苏联学习后很久不能回家，每次给儿子写信，最后总要写两句话给妻子，让儿子念给妻子听。 他还要求儿子，在回信时把妻子想说的话一并写给他，而且尽量记录妻子的原话。 在一封信的结尾，何叔衡问妻子：“我要问您，假如我遭到了危险，您是求死呢，还是求生呢？请您答复我！” 袁少娥的答复已无处可知。何叔衡的孙子何汝惜记得奶奶很珍惜那些信，他记事后也会偶尔让他父亲何新九拿出来读。何叔衡那些灼热的话语，何新九读来有些别扭，但袁少娥却每次都听得落泪。

何叔衡故居

1931年11月，何叔衡奉命进入江西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在那里他当选为内务人民委员部代部长、临时最高法庭主席等职。 何叔衡的古道热肠令他一到苏区就和教条主义发生了冲突。当时《土地法》刚刚颁布，里面有一条规定：“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 何叔衡对这一条非常不理解：如果地主不分田，他们吃什么？如果叫他们给别人耕田，他们不是又成为别人的雇工了吗？革命不是要实现社会平等吗？ 但何叔衡这些意见没有得到重视，反而受到了当时左倾教条主义者的批评。热血洒长汀 但不久何叔衡就发现，与土地政策一脉相承的是严厉镇压反革命势力这一左倾方针。作为判决的复审工作负责人，何叔衡发现送到他手中的死刑判决越来越多。
1932年10月，何叔衡收到了会昌县苏维埃送来的死刑判决。只要何叔衡朱笔一点，就可以执行。但何叔衡仔细阅览了全部材料，发现所谓的犯罪，大多是偷鱼偷牛的琐事，他立刻批示不能处死，改换主审人，重新审批。 判决书中充满了各种口号标语，说嫌疑人“藐视国法”。何叔衡不客气地批示道：“我们没有颁布什么‘国法’，他到底藐视了何国的法？还请你们回答回答。” 何叔衡“慎杀”的做法受到了当时左倾思潮主导的中央的严厉批评。外表守旧多礼的何叔衡，这次却并未表现得如谦谦君子，他不仅拒绝接受这些批评，而且起身一一反驳这些批评他的年轻人。 会议开了几天，但何叔衡始终坚持他的观点：阶级斗争不能代替法制，也不能排除人道主义。
1933年底，何叔衡被撤销了一切职务。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转移时，何叔衡被留在根据地。 当时，何叔衡、董必武、谢觉哉、林伯渠、徐特立并称苏区的“五老”。何叔衡身体不错，他为转移还准备了两双草鞋，但不料五人中只有他被留了下来。 谢觉哉如此描述那次分别：“习惯了患难中分手，患难中相逢，又患难中分手的我俩，虽然不知道会面何时，但却保持着严肃与沉默。” 苏区沦陷后，何叔衡虽然年近花甲，却每天拄着拐棍到各村去做动员工作。许多同志看到村路上他清瘦的背影，都忍不住辛酸。但没过多久，他又被派到白区工作。 ^[2]


1935年2月24日，何叔衡等一批中共领导人从江西转移到福建，因便衣队一时大意，做饭时冒出来的炊烟很快引来了保安团。几十名便衣队员用驳壳枪且战且走，冲到大山上后，匪兵仍紧追不舍。何叔衡气喘吁吁，快跑不动了，又不愿拖累同志，他面色苍白地向带队的邓子恢大喊：“你快开枪打死我吧！”邓子恢让警卫员架着他跑。跑至一悬崖处，何叔衡抓过警卫员的枪就要自杀，警卫员为了护枪，手一松，何叔衡趁势向崖下一跃。何叔衡实践了他生前说过的“我要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 邓子恢后来痛心地回忆，当时他们过了这座山，依托一条小河将追兵打退了，何叔衡若能被架着再跑一段，也许可以免于殉难。 根据邓子恢的回忆，长期认为何叔衡是坠崖而亡。上世纪60年代，福建当地公安机关审讯一个当时的反动派人员时，才了解到何叔衡牺牲时的更多细节。据交代，敌人战后进行搜索时，在山崖下边发现了一个躺着的老人，头破血流。

敌人开始搜身时，老人突然苏醒，抱住敌人的腿欲搏斗，结果被敌人连击两枪打死。伪保安十四团第二营营长李玉， 解放后被捕时亦有同样供述。 ^[3]

人物评价

1937年，在延安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6周年大会上，毛泽东在为牺牲同志默哀的名单中念到何叔衡的名字时，大家莫不为这位在党内被尊为“五老”之一的革命长者的牺牲而深感震惊和悲痛。
谢觉哉曾经回忆说：“在中央苏区时，何叔衡同志本来处理得对的案子，以为不对，这种领导不能培养好的司法作风。”“叔衡同志对党的认识深刻和意志坚定是超人一等的。”“叔衡同志以不能谋自谦，故很能虚怀接受人家的意见；但也以能断自负，每在危难震撼、人们犹豫的时候，他能不顾人家反对，不要人家赞助，毅然走自己的路，站在人们的面前。”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