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概述
张仲
张仲，回族，1930年生于天津。解放区华北大学毕业。曾任天津日报主任编辑，主编副刊。1990年离休。为天津文史研究馆馆员、理工学院经济文化研究所客座教授 、天津市地方志编委会顾问、市文联委员、民间文艺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国收藏家协会会员。曾赴波士顿讲学。
2007年12月，张仲问鼎了中国民间文艺最高奖“山花奖?民间文艺成就奖”。
2008年9月13日18时40分，张仲因病在天津去世，享年78岁。张仲去世后《天津日报》曾刊登讣告：“博学广文精编报纸副刊，成就一代编辑风采；呕心沥血弘扬民族文化，‘山花’映照大家风范。”[1]
主要经历
张仲1947年17岁时就在《天津真善美画报》担任了杂文专栏作家，那时钱不值钱，挣了一面袋子稿费，一顿饭就花光了。后来又到《黄河日报》任记者，因揭露河北省保安第二团团长刘某欺压静海民众的暴行，而险遭绑架，不得不离开天津。据张仲说，他的朋友三教九流，但多为劳动人民，有拉小套的，扛大个儿的，跑堂的，做饭的，张仲与他们谈天说地，为日后从事民俗学研究积累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他称这些人才是真正的“民俗先生”。张仲还有许多民间工艺界的朋友，但他从来不接受他们的赠予，因此很多艺人都愿跟他深交，成为知己，他写的相关文章，也被这些艺人称为“地道、瓷实，是那么回事儿”。因而有人说，张仲的学识，一半儿来自书籍，他家中的书，堆得都没走路的地方；另一半儿则来自他的这些朋友。他们愿意跟他说真话，有时张仲写文章，还要署上这些人的名字，得了稿费，也全部送给人家。这次获得“民间文艺成就奖”，张仲最感谢的就是以上这些人。他说，虽然经历了很多艰辛和困苦，但在60年中，有种力量一直推着我向前走，这种力量来自三个层面，一是师长和领导，二是师友，三是民间艺人，没有他们，我不会有今天。 [2][3]
主要著作
张仲著作颇丰，著有民俗学专著《中国人的头发与脚》、《天津早年的衣食住行》、《古玩商的生意经》等。他创作的反映天津风土人情的小说《古董张》、《龙嘴大铜壶》、《舍哥儿》，曾荣获中国大众文学奖及鲁迅文艺作品奖。作品曾在海内外转载，《龙嘴大铜壶》还被改编为话剧、电视剧，深受老百姓喜爱。
家庭
张仲的父亲张惠清是个盲人，但他自小酷爱民间文学，曾为陈士和点拨《聊斋》，这对张仲后来走向民间文艺研究之路，是有很大影响的。张仲的长子1966年出生，生下后即患上“先天性精神分裂症”，至今仍住在疗养院。在家里，长幼两位残疾人，使张仲饱受了精神折磨，他的许多作品，都是在长子的“磨人”中完成的。那时，不仅精神几近崩溃，物质生活也极端贫困，张仲曾说过，我一生都不向人借钱，但有一次逼得没办法，借了两元钱，第二天就将手表出售还债。[3]
问鼎山花奖
2007年12月，第八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颁奖典礼在苏州举行，走过红地毯上台领奖的，有一位鹤发童颜的老者，他就是天津日报离休老编辑、著名民俗专家张仲。他这次所荣获的，是“山花奖”中首次设立的“民间文艺成就奖”。获此殊荣的，全国只有20位，都是些为民间文艺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的重量级人物，比如著名文艺理论家刘锡成、中国民俗学会理事长刘魁立、著名民俗学家乌炳安等。
领奖归来，市文联、市文史馆、天津美院12月9日联合为张仲先生荣获“山花奖·民间文艺成就奖”暨从事民俗文化研究60周年举办了庆祝大会，对此，张仲一直表示麻烦了大家，心中始终惴惴的。
张仲当时已是三所大学的客座教授，但他做人很低调儿，从不以教授自居。张仲称，鲁迅先生说过：“倘能生存，我仍要学习。”张仲没有一天不读书，没有一天不会“穷朋友”，这就是他——“山花奖·民间文艺成就奖”的得主张仲先生。[2]
人物评价
冯骥才（中国文联副主席、天津市文联主席）：
张仲是我所尊敬的老大哥，多年前我的生活遇到困难时，家中总会出现他的身影，他的为人，让我十分感动。张仲是个民间文化学者，作为知识分子，无论做人为文，他都有自己的立场和社会责任感。民俗学在文化学中，是一个跨领域的学科，需要研究者有深厚的学养和渊博的知识，在这一点上，张仲不仅做到了通，而且做到了精，他博闻强记，可以说是“活的历史”。另外最让我敬佩的，是搞这种研究挣不来什么钱，在物质化的今天，在浮躁的时下，张仲能够坚守这块阵地，说明他有着坚定的信念，心静而有定力，这很不容易，因而我说，张仲是天津的骄傲，也是我们这座城市的光荣。[2]
冯骥才说，作为天津民俗大家，张仲当之无愧。“关于老天津，无论什么问题都问不住张仲，方言俚语、民俗典故、街道巷里、五行八作乃至不起眼儿的一些小物件，只要是有特色的，有历史的，拿到张仲面前，他都能将其中的来龙去脉讲个清清楚楚。”[1]
崔锦（天津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
我与张仲相识，已有几十年了。他从事民俗学的研究整整60年，被誉为天津的活字典，他的学识，是日积月累形成的，也是与他的努力分不开的。现在，张仲仍然是我们民间文艺家协会的名誉主席，协会的许多工作，都经过他的指导，我想，他的工作作风，肯定会对天津的民间文化研究和开展各种活动产生积极影响，我们也祝愿他健康长寿，为天津的民间文化多做一些工作。[2]
解读春节民俗
张仲在春节期间为群众讲解年俗文化
过年，就要这一片火红
张仲说，每年的腊月里，他都要到文化街和娘娘宫去走走，一个是那时候的年货最齐全，二是那里有很多朋友可以拜访，老朋友之间的叙旧和过年前的问候都是少不了的。“提起年货，人们往往就会想起饮食方面，其实年货的概念远远不止这些。年货包括春节期间衣食住行全方位的物品。年前的‘闷葫芦’嗡嗡一抖，腊月二十三的爆竹一响，年味儿就出来了。”
在张仲心中，天津的年味是一片红彤彤，“红的吊钱、红的剪纸窗花、红的福字、爆竹是红的、人们身上的衣服是红的，就连老太太头上的花都是火红的，这些民俗都没有消失，在天津它们都显得那么有味儿！天津人热情奔放，特别喜欢热闹，这些红色一直象征着民间火红的希望。放红色的爆竹是过年一个重要的环节，‘有钱的孙子来放炮，没钱的大爷来听响。’这是老话，反映的是天津人那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
年夜饭，吃的就是个团圆
张仲说：“过年如果要出门，就是去探访一下那些老居旧邻，这些人很多都是过年才有机会见上一面叙叙旧。其实我在过年期间会收到很多邀请，但我哪儿也不去，就在家里踏踏实实地过年。虽然现在大家都过洋节，但心中最重要的还是传统的春节，不管离家多远，也会千里迢迢地赶回来，回到儿时的家园和亲人团聚。中国人恋乡、恋旧，因此过年还是亲情的体现。我曾经到美国和瑞典讲学，本来过节是全家团聚的事情，但在那里，一会儿子打电话说因为忙不回家了，一会女儿打电话说回不来了。在中国绝对不会有这样的情况。”
一到春节，年夜饭是阖家团聚的亲情饭。对于这顿饭，张仲也有自己的看法：“包饺子、吃年夜饭都是一种形式，过年这种民俗现在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种调节。现在好多人都喜欢去饭馆吃年夜饭，我就不太主张，这样一来，在家里那种温馨的年味就没有了。我希望商家能够推出那种可以将一桌年夜饭送到家里的服务。”
“年规”，讲的就是规矩
张仲作品
说到在天津过春节的特殊民俗，张仲说：“原来有一种在天津的特殊民俗叫‘踩岁’，在住平房的时候人们在院子里面将芝麻秸踩得沙沙作响，象征着新年新气象。贴吊钱虽然是北方的习俗，但现在只有天津还保持着几乎每家都贴吊钱的习俗。”说到天津的吊钱，张仲解释道：“贴吊钱始于晚清时期，将吊钱贴得热热闹闹，符合天津人热情的性格。以前的院子是两扇门，将两扇门都贴上吊钱象征着吉祥如意，现在虽然人们都搬进了楼房，还是要将一扇门上贴满吊钱，这样的情结依然没有变。”
“腊月二十四扫房，二十五糊窗户，正月里不剃头。连馒头也要提前蒸好在正月里慢慢吃，这些天津过年的‘老例儿’，实际是在督促人们将一切事情做完，踏踏实实地休息，过个年。”张仲说：“腊月二十七八，老天津人还有预备‘年菜’的习俗，年菜不是大鱼大肉，都是素菜，包括大年初一早上吃的饺子也都是素馅的，从饮食方面讲，这些素食有分解油脂的功效，广义上就象征着新的一年大家都素素净净的，有好兆头！从大年初一开始，就是天津人都知道的‘初一的饺子、初二的面、初三的合子往家转……’了，年味就是在这里体现的。”
说到天津独有的“姑爷节”，张仲笑说：“本来没有‘姑爷节’，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才形成的。从前在天津，姑爷跟自己的媳妇回娘家叫‘回姥姥家’，是定在正月初六。‘姑爷节’形成后，每年的大年初二，天津的姑爷都特别忙，一般都没有无故不到的。”
春节，国人割舍不断的情结
春节是中国民俗体现得最为充分的节日，张仲概括道：“民俗是一种反复出现的模式化生活影像。现在，中国的民俗和时尚对接的问题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很多年轻人都喜欢过洋节，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新鲜和好奇。洋节在中国人的心中远远没有春节那种坚实的文化基础，可能现在人们在过春节的形式上变得简单了，但内心对于春节的情结是割舍不断的，天津人热爱生活的精气神没有变。”
张仲还说到一个细节：“我曾经在一年春节前夕买了天津的吊钱和剪纸，寄给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位华裔学者，他立刻将这些都贴到了大学里面，外国的教授和学生看到之后是一片欢呼雀跃。这说明中国的民俗同样能够引起全世界的共鸣。”[4]
身后遗憾
张仲
“我一直想着为仲老做件事情，本来应该是在今年完成的，就是做一个张仲的口述史《张仲：口述天津》。但是因为今年初，他的胃口总是不好，要住院治疗，这件事就放了下来，我们还商量等他出院后再继续，但没有想到，他的病灶突然转移了，跟着迅速恶化，无法救治，口述史也成为我的特别大的一个遗憾。”
冯骥才说，张仲是天津地域文化不可或缺的一位学者。这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博学强记”，还有他对天津文化是一位“活字典”式的人物，在他的身上，天津的文化是活的，他对天津文化深入细微的把握与了解，是任何人无法替代的。所以，冯骥才一直惦念着这件事情，希望自己做口述史的研究生，能够完成这本预计在40万字的《张仲：口述天津》的工作。
“张仲对天津的了解太广博了，但是他的年岁大了，只有用口述史的方式，做完整的记录。这样一本大书，才能体现他真正的学识与价值。但是，现在这一切都晚了，他把这些东西都带走了。他给我们留下了深深的遗憾。”
因为张仲的离开，作为其参与的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的成果——《中国木版年画集成俄罗斯藏品卷》、《中国民间美术集成天津卷》的编撰工作也受到了影响。“张仲的离开，让我们损失了一位天津地域文化研究的主将。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