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简介
叶适
叶适（1150－1228），字正则，南宋温州永嘉县（今温州市鹿城区）人。因居住永嘉县近郊的水心村，学者称水心先生。他祖籍龙泉，曾祖父济迁居瑞安，以后他随父亲光祖定居永嘉。他家中非常困难，因此十五六岁时就在乐清教书谋生。二十九岁考中淳熙五年的第二名进士，同年进士温州颇多，其中著名的有永嘉徐自明（字诚甫，著作有《宋宰辅编年录》）、平阳王自中（《宋史》有传）、瑞安徐元德（字居厚，和陈傅良合著《周官制度精华》）等。
叶适进士及第后，初授文林郎、镇江府察推，恰巧老母病亡，在家守制，孝服满后，改任武昌节度推官。他是爱国的政治家。淳熙十四年任太学博士时向孝宗皇帝上书说：“臣窃以为今日人臣之义所当为陛下建明者，一大事而已。二陵之仇未报，故疆之半未复。”因为南宋王朝自建立以后，就面临尖锐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国内土地兼并严重，农民起义不断发生，而民族矛盾尤为突出，北方女真贵族灭亡北宋，虏去徽、钦二帝，且又割据中原，与南宋半壁江山对峙。这就是叶适奏疏所说“二陵这仇未报，故疆之半未复。”金兵不断南侵，严重危及南宋国家的生存，南方人民的生命财产和社会生产也时遭破坏。叶适自始至终是坚决的搞占派，认为非抗战不能救国，但反对无准备的冒险。他为了振兴南宋，针对当时弊政，提出精简军队，减轻财政开支，减轻捐税，缓和阶级矛盾，改革政治、加强办法效率，从而增强国力，以便恢复中原野。可惜他的建议未被采纳。
开禧二年(1206)，南宋政府进行北伐．开始取得军事胜利，川守将吴曦叛变，金人集中兵力攻打淮西南，宋军失利，南方吃紧，叶适以吏部待郎受任建康府(今南京)知府兼沿江制置使，带病亲赴前线，布置防守。一日，金兵前锋进抵长江北岸，建康震动。叶适招募民兵，配合官军进行夜间渡江偷袭，使金人无法立脚，被迫退去。他又派兵乘胜追击，解除和州之围，使建康一带局势安定下来。
叶适在学术思想上有较大的贡献，当时空谈义理之风甚盛，他坚持事功学说，要求“行实事，有实功”。不同意朱熹、陆九渊性理之学。他曾尖锐的批判朱熹“正义不谋利，明道不计功”的论点，认为“正义不谋利，明道不计功，此语初看极好，细看全疏阔，古人以利与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义光明。后世儒者行(董)仲舒之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耳”。
叶适在宇宙观上认为道不能离开天地和器物而独立存在。他重视实践，继承薛季宣，陈傅良等人的唯物主义观点，逐渐形成唯物主义恩想，在哲学最根本的问题上，明确地认为客观世界是物质的统一体。他说：“夫形于天地之间者，皆物也。”在当时思想界讨论很热烈的“格物致知”、“致知格物”的问题上，他肯定人的知识来源于客观世界，並认为只有详细考察周围的客观事物，才能获得正确的认识。
同时，他是南宋著名的文学家，散文写得很好，议论英发，自成一家。现在刊行的《叶适集》收有诗文八百余篇。因他当时文名素著，许多人请他写墓志铭。这种文章本是替死人说好话，为子孙争面子，但他却据实撰写。他写了一篇汪勃的墓志，内原有“佐佑执政，共持国论”，这执政就是千古罪人秦桧，意思是对当时卖国政策，汪勃“共持国论”，也有一定罪责。汪勃的孙子浙东提刑汪纲对此不喜，数次请叶适改动，他始终不允。一直到叶适的学生在他死后编辑文集时，受汪家之托，也删改了文句。叶适写作不喜蹈袭他人文章，他曾对学生张耆卿(台州人，南宋后期文学家)说：譬如人家请客，虽然金银器皿满桌，然不免出于假借，自家罗列仅有磁缶瓦杯，却是自家物色。
开禧北伐中，韩侂胄被投降派杀害，所有支持北伐的官员都被罢官流放。这时温州籍官员被罢官流放的：许及之、薛叔似、陈谦等人，叶适亦被参劾罢官，这时他已五十九岁，从此退出政界，在温州著书讲学。因他名气很大，四方来求学的人很多。南宋后期著名学者刘宰说：“叶水心在永嘉，户外之履常满。”他的著作很多，著名的《习学记言序目》五十卷，就是晚年在家时写作的，一九七六年中华书局出版，《叶适集》中有《水心文集》二十九卷，补遗一卷；《水心别集》十六卷，一九六0年中华书局出版，最近再版。
叶适一生经历南宋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其政治和学术活动则主要在孝宗至宁宗三朝。南宋王朝自建立时起即面临着尖锐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高宗赵构唯求保住半壁江山的小朝廷，对北方女真贵族的南侵，始终采取屈辱求和的政策，甚至奉表称臣，每年贡输巨额金银财物。由此，也就极大地加重了对江南劳动人民的盘剥。江南广大劳动人民在连年的战乱和重税剥削下，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因而反抗南宋王朝黑暗统治的农民起义不断发生。高宗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爆发了著名的钟相、杨么领导的农民大起义，而与此同时，福建、江西、湖南等地也都有大小不等的农民起义。赵构一面对这些农民起义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同时却进一步向女真贵族妥协求和。他重用投降派秦桧，杀害抗战将领岳飞，甚至在抗金胜利的形势下仍坚持求和不已。这种倒行逆施，遭到了朝廷上下抗战派的激烈反对，在一片抗战呼声中，赵构于公元1162年被迫退位，传位给孝宗赵昚。孝宗继位后，有意于恢复北方失地，但是统治集团内部主战派和主和派之间的斗争始终十分激烈，从孝宗到宁宗赵扩，曾组织过两北上抗金的战争，但最后都遭到失败。总之，从南宋王朝建立之时起，围绕着民族矛盾，在上层统治集团和一般官吏、知识分子中，有着明显的主战或主和两派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叶适始终站在主战的立场上，并曾亲自领导过两淮地区军民的抗金斗争，取得了一些战役的胜利。
叶适的一生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一是二十四岁前的求学时期；二是从二十四岁赴临安至五十八岁被罢黜回家，三十四年的政治生涯时期；三是五十八岁归居水心村至逝世，十六年的学术研究时期。叶适出生在一个“贫匮三世”（《母杜氏墓志》，《水心文集》卷二十五）的贫穷知识分子家庭。少年时期由于温州、台州一带发生大水灾，曾随父母搬迁过二十一处，过着颠沛困苦的生活，其父靠教授生徒以自给，而其母尚需织些粗布以贴补家用。但尽管生活如此困苦，叶适从小仍努力攻读经书，以保持“士人之家”（同上）的门风。在叶适十四岁那年，当时永嘉地区著名的学者陈傅良，应瑞安林家之聘，为林家子弟授学，叶适因与林家子弟同学，从而也得与陈傅良相交往。大约在叶适二十岁左右，他又专程拜访了当时另一位永嘉地区的著名学者薛季宣，交流学问。薛、陈二人对叶适思想的形成有着相当大的影响。这一点我们将在下一节详细介绍。
叶适二十四岁时，由于家庭生活实在贫困，无以为养，奉母命赴京师临安（今杭州）谋生，从此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叶适在求学时期就十分关心政治的治乱和国家强弱的问题，因此在他到京师后的第二年，即上书枢密使，详细地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他认为，当时政治上主要的问题是朝廷中有一种“畏战无勇之俗”，那些“谋议之臣”只要“兵寝事竟”，大家就“动色相贺”，即使是“侵肤及骨”，也可以“一切不计，以求苟安”，而且丝毫“不自知其耻”。他指出，这种积弱的形势是长期以来朝廷只求苟安政策造成的。他分析说，自宋太宗兵下太原，“势可以定燕、代而不果”，宋真宗澶渊之盟“力可以破契丹而不听，乃反黜币赐金”，已开始造成这种风气。而到宋仁宗采用“专以偃兵不战，持守天下”的方针后，“当时元老大臣，以和亲避狄为上策；学士大夫，以因循苟简为正论”，这种风气已到了“莫能易也”的地步，以至于蒙受靖康之耻，尽失北地，而“刚心勇气，无复存矣”。叶适认为，这种情况必须改变，一定要“使民无嗜战之意而亦无畏战之心”，这样才能“外可以立功而内不失为无事”。同时，他引征历史实例说：“穰且之胜，战已败之师；勾践之霸，奋垂亡之国”，因而相信当时那种积弱的形势也是完全可以改变的，问题是要采取革除积弊的正确措施。于是，他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和建议。如：“收召废弃有名之士，斥去大言无验之臣”；“辟和同之论，息朋党之说”；“罢太甚之求以纾民力”；“广武举之路”；“耕因屯之田以代军输”等等。而要使这些措施得以实行，他认为执政者还必须做到：诚、赏、罚三条。所谓诚，即“发号出令，无有巨小，必思生民之大计而不徇乎一身之喜怒”；所谓赏，即“爱人之功，求人之善，举之公卿之上而忘其疏贱之丑”；所谓罚，即“惩人之过，明人之恶，加之窜殛之戳而遗其贵近之厚”（以上引文均见《上西府书》，《水心文集》卷二十七）。这里所以不嫌其烦地引述叶适这封《上西府书》的主要内容，一是由于叶适的这些分析和建议切中时政，二是由于叶适在这封信中所表明的政见，贯穿于他的一生政治、学术活动之中。
孝宗淳熙五年（公元1178年），叶适二十九岁，考中进士第二名，授平江节度推官，但由于母死丁忧未能赴任。后改授武昌节度判官，以后又改授浙西提刑司干办公事，浙西一带的知识分子与他一起探讨时政、学术的人很多，颇有名望。
淳熙十四年（1187年），叶适三十八岁，由于参知政事龚茂良的推荐，他被召为大学正，又迁升为博士。这年，他上书孝宗皇帝，劈首指出：“臣窃以为今日人臣之义所当为陛下建明者，一大事而已：二陵（指徽、钦二帝）之仇未报，故疆之半未复。此一大事者，天下之公愤，臣子之深责也。或知而不言，或言而不尽，皆非人臣之义也。”（《上殿札子》，《水心别集》卷十五）在这封奏札中，叶适对“重誓约，畏先事，以金币啖虏，本景德（宋真宗年号）以来立国之素规”，和“绍兴（宋高宗年号）既和，则拙损不较，册命行于至尊，陪隶施于宰辅”的宋王朝最高统治者“屈意损威以求和好”的国策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同时，又恳切地提出了“变国是，变议论，变人材”，以举“大事”的改革主张。据《宋史》叶适传记载，当时孝宗看到他的奏札后深受感动，“惨然久之”。之后，叶适改任太常博士兼实录院检讨官，并上书执事，推荐陈傅良、陆九渊、杨简等三十四人。
光宗绍熙元年（公元1190年），叶适四十一岁，又应诏条奏六事。他首先阐明“治国之意”是要“当微弱之时，则必思强大；当分裂之时，则必思混并；当仇耻之时，则必思报复；当弊坏之时，则必思振起；……”，然后详细地分析了当时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存在的六大问题，即“国势未善”、“士未善”、“民未善”、“兵未善”、“财未善”、“纪纲法度未善”。在这以后五年中，叶适历官秘书郎、蕲州知府、尚书左选郎官、国子司业、太府卿、总领淮东军马钱粮等。
宁宗庆元元年（公元1195年），叶适四十六岁。当时朝廷上反对程朱道学的势力高涨，支持道学的宰相赵汝愚被罢官，代之而起的宰相是反道学的韩侂胄。由于叶适在孝宗淳熙十五年（公元1188年）曾上书反对兵部侍郎林栗弹劾朱熹的奏章，为朱熹和道学辩护，因而被目为朱熹道学一党，于是也为御史胡纮所劾而罢官。不久，起复为湖南转运判官，又改知泉州。三年后，公元1198年，立伪学（指道学）逆党籍，叶适的名字也在其中。
宁宗嘉泰二年（公元1202年），解除党禁，叶适复官为兵部侍郎，后又为工部侍郎、吏部侍郎。在此期间，韩侂胄当国，力主抗战，北进收复失地。叶适支持韩侂胄抗战的主张，但对他不作充分准备，企图侥幸取胜的做法表示担心。因此，他曾接连给宁宗上书，提出“备成而后功，守定而后战”（《上宁宗皇帝札子二》，《水心文集》卷一）的方针，认为必须先把两淮、汉水一带的边防充实巩固，使之足以“牢实自守”，然后“进取之计可矣”（同上）。但是，叶适的建议未被韩侂胄接受，结果由于准备不足，韩侂胄组织的各路军队都战败了。韩侂胄惧怕舆论的压力，委任叶适为建康府知府兼沿江制置使，节制江北诸州。叶适到任后，整饬吏治，整顿军队，取得了与金兵作战的胜利，收复滁州。之后，叶适在两淮地区实行屯田和堡坞政策，把流散的百姓安顿下来，组织起来，实行亦农亦军，配合政府军队防守、作战。在他的组织下，总计建立堡坞四十七处，特别是他在沿江地区建立了三大堡坞，使它们“缓急应援，首尾联络”。（《定山瓜步石跋三堡坞状》，《水心文集》卷二）由是，两准江北地区的边防大为巩固。这可说是叶适一生中最大的事功。
然而正在此时，由于主和派的攻击和策划，韩侂胄于开禧三年（公元1207年）被害，叶适也被中丞雷孝友弹劾为附和韩侂胄用兵，而被罢官。从此，叶适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回到老家，从事学术研究。他在晚年的十六年中，专心研读经史诸子典籍，力图通过对历史和历代各派思想的考察，从理论上总结出一些经验教训来。因此，叶适晚年写成的《习学记言序目》五十卷，集中地反映了他的历史观和对历代各派思想的看法，是我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史论和学术思想批评史著作。
毕生著作
叶适著作《水心文集》、《水心别集》、《习学记言序目》。图为著作合影。
《水心文集》，由门人赵汝谠编次刊行，用编年法。集中所作札、状、奏议、记、序、诗、铭并杂著，成篇章者凡人百余篇。其文“本之圣哲而参之史”，所论鸿博精当，可谓大成。图为《水心文集》光绪八年孙衣言校正重刊本。
《水心别集》十六卷。凡《进卷》九卷，《廷对》一卷，《外稿》五卷，《后总》一卷，多为论治之方。其论针对宋代政治、经济。军事、法制、人事等方面积弊，提出一系列切合实际的改革主张和治理措施。图为《水心别集》同治九年李春和刊本。《叶适集》是《水心集》和《水心别集》合编，分三册出版。
《习学记言序目》五十卷，其中经十四卷，诸子七卷，史二十五卷，文#四卷。是书辑经史百家各为论述条例成编，是叶适评论历代学术著作的专著。
《无相寺道中》
傍水人家柳十余，靠山亭子菊千株。竹鸡露啄堪幽伴，芦菔风干待岁除。与仆抱樵趋绝涧，随僧寻馨礼精庐。不知身外谁为主？更觉求名计转疏。
《菊花开送徐灵渊》
白头几度重适九，方是今年种菊花。衰病自怜何处看，馨香聊向小园夸。讨论摇落生光怪，暖热风霜与丽华。
正好行吟君已去，别移秋色付谁家。下晴垂钓，松间雨试茶。更瞻东挂彩，空翠杂朝霞。
《看柑》
窈窕随塘曲，酸甜在橘中。所欣黄一半，相逐树无穷。习啖成真性，悲歌记土风惭非美人赠，采摘恣村童。
《题刘潜夫诗什并以将行》
寄来南岳第三搞，穿尽遗珠簇尽花。几度惊教祝融泣，一齐传与尉佗夸。龙鸣自满空中韵，凤味者无巧后哇。庚信不留何逊往，评君应得当行家。
《小心即事六首兼谢吴氏表宣义》（其三、其五）
虽有莲荷浸屋东，暑烦睡过一陂红。秋来人意稍苏醒，似惜霜前零乱听唱三更罗里论，白旁单桨水心村。湖回再入家家浦，月上还当处处门。
《橘枝词三首记永嘉风土》
蜜满房中金作皮，人家短日挂疏篱。判霜剪露装船去，不唱《杨枝》唱《橘枝》。琥珀银红未是醇，私酤官卖各生春。只消一盏能和气,切莫多杯自害身。鹤袖貂鞋巾闪鸦，吹萧打鼓趁年华。行春以东峥水北，不妨欢乐早还家。
《锄荒》
锄荒培薄寺东隈，一种风光百样栽。谁妒眼中无俗物，前花开遍后花开送吕子阳二绝七峰斜转斗光寒，千仞飞来雁影宽。生怕被君题写尽，更留风景后来看。好花移买自嫌贫，浪蕊空多未许春。放出江边无数橘，半黄半绿恼骚人。
《建会昌桥》
十里沧浪绝岩遥，幽人行处有谁招。幸无车马妨来往，买断寒蔬取意挑。
《渡浙江》
晚霞销尽月明钩，万倾无风一水浮。长怕舟师深击楫，自令洄洑起中流。
《三峡吟》
山水七百里，上有青枫林。啼猿不自愁，愁落行人
三大时期
（一）求学时期
1：生于瑞安
叶适，字正则，学者称水心先生，南宋绍兴二十年(1150)五月初九(公历5月26日)生于瑞安县县城南门望江桥一带，一个三世贫穷的知识分子家庭。父光祖，字显之，教书为业。母杜氏，是一位勤劳贤慧的农家妇女。她生于瑞安，善于教子，给童年时代的叶适影响很大。叶家祖籍处州(今丽水地区)龙泉县，光祖之祖公济徙居温州瑞安县。
2：迁居永嘉
十三岁随父迁居永嘉(今温州市)。时浙南水灾频发，叶家遭灾。少年叶适无定居，飘泊于瑞安。永嘉间。
叶适居住过永强、楠溪等地。叶适从小聪慧，童年随父读书，少年受教于陈傅良，青年结识名士游学大江南北，博学多师，终成有宋一代大儒。求学地方：瑞安，温州、乐清(白石。北雁荡山)、永嘉(楠溪)、永强、瓯海、金华、义乌、永康、武义、衢州、嘉兴等。
3：受教止斋
叶适十一岁寄学于瑞安邻居林元章家。林家聘陈傅良为师，叶适始受教于陈傅良，从游四十余年。陈傅良(1137-1203)，字君举，学者称止斋先生，南宋瑞安##村(今凤川)人。乾道八年(1172)进士，官至集英殿修纂、宝谟阁待制。曾主讲于永嘉城南茶院寺学塾，湖南岳麓书院等，创办仙岩书院。师从薛季宣，结交张##、吕祖谦、朱熹、陈亮等，为永嘉学派代表人物之一。叶适《陈傅良墓志铭》：“余亦陪公游四十年，教余勤矣”。(《水心文集》卷16《宝谟阔待制中书舍人陈公墓志铭)
4：求学城南
叶适十四岁在毛主办的永嘉县城南茶院寺学塾读书。
5：问学刘愈
后又在永嘉楠溪从刘愈学习，并与当时名流戴溪、王楠、陈武、刘凤、刘朔等结识交游、问学。刘愈，宇进之，永嘉楠溪人，绍兴二十七年(1157)任温州州学学正，以义行慈善著称，长叶适55岁。叶适《刘子怡墓志铭》：“余少学于君……。”
6：问学王楠
王楠(1143—1217)，字叔，号合斋。永嘉亭山人。乾道二年(1166)进士，历官国子司业，赣州知州。为官刚直，为文古谈，为陈傅良、叶适等人所叹服。叶适《王楠墓志铭》：“余稚从公至耄。”《水心文集》卷《王楠墓志铭》
（二）从政时期
1：步入仕途
滓熙八年(1181)，叶适三十三岁，守制已满，改任武昌军节度推官。因少师史浩荐，叶氏力辞升招之召，改任浙西路提刑司干办公事。叶适在苏州游览许多名胜古迹，写下《虎丘》，《齐云楼》、《灵岩》、《葑门》等诗篇。淳熙十二年(1185)叶适三十六岁，被召人都，以宰相王推荐，改京官，授宣教郎太学正，改太学博士。
2：上殿札子
为应召对，叶适准备了奏稿四十余篇。淳熙十四年(1187)，叶适上殿轮对，进《上殿札子》，论复仇大事。《上殿札子》提出“变国是、变议论、变人材，所以举人事”的变革主张，深深打动了这个有志恢复的孝宗皇帝的心。孝宗看了这个奏札“惨然久之”。
3：上书荐士
叶适上书丞远相周必大，荐举陈傅良、刘清之，陆九渊、郑伯英、吕祖俭、徐谊、杨简、戴溪等三十四人。这些人“后皆召用，时称得人”。叶适上书、荐士的举动，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反响强烈。朱熹在致陈亮的信中十分赞赏叶适。(参考《朱文公集》卷三十六：“承谕正则自以为进，‘后生可畏’，非虚言也。想已相见，必深得其要领，恨不得与闻一、二。”)叶适在任满改官的过程中，同陈亮，朱熹都有书信往来。(《水心文集》卷六)
《陈亮集》卷二十八·《又乙已春书之一》：“正则学识，日以超颖，非复向1时建宁相见之正则也。”
4：辩护朱熹
泞熙十五年(1188)六月，发生了朱煮被兵部侍郎林栗参劾的事。叶适上《辨兵部郎官朱元晦状》，激烈抨击林栗以政治权力来，压制学术的恶劣行径。朱熹(1130~1200)，字元晦，号晦翁。先肚徽州婺源，迁居福建祟安县。绍兴十八（1148)十九岁中进士，官至焕章阁待制兼侍讲。卒谥文。他足宋代理学的集火成者，长期在武夷山聚众讲学，著作等身，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参考《宋诗三百首》328下图)
5：再论恢复
淳熙十六年(1189)，孝宗内禅，光宗即位。叶适以太常博士上书《应诏条奏六事》，再论恢复之事。(《水心别集》卷十五·《应诏条奏六事》)淳熙十六年五月间，周必大免去相职。叶适请求外调，被任命为荆湖北路安抚司参议官，任上作《江陵府修城记》。陈亮作词《祝英台近·六月十一日送叶正则如江陵》。(《陈亮集》增订本卷二十九)
（三）研究学术时期
1：讲学活动
叶适一生们导重教兴学，以培养人为己任。少年时期，他边读书边讲学。中年时期，在求学之间，从政之暇均设熟授徒。晚年居水心村，悉心讲学，培养大批复合型人才.乾道元年(1165)，叶适十六岁到乐清白石北山小学舍讲习。乾道二年(1166)，浙南遭遇特大水灾，给叶适讲习生活带来一场灾难。
2：葑门讲学
淳熙八年(1181），叶适以浙西路提刑司干办公事出任平江府。在苏州葑门讲学授徒，培养了滕朗，周南，厉仲方、薛仲庚等一批学者。滕庞(1156~1218)，长期从叶适游，曾佐助叶氏坚守建康，击退金兵。周南(1159—1213)，宋史有传。厉仲方(1159—1212)，陈亮女婿。曾协助叶适防守建康，在抗金中屡建功勋。
3：台州讲学
叶适罢职还乡后，尝寓居台州、黄岩、温岭一带办学授业，培养出陈耆卿、吴子良、丁希亮等许多名士，对台州当时学术界影响颇大。后入在台州路桥罗洋街叶适讲学处建毓英庙纪念.
4：水心讲学
叶适被诬罢职后，于庆元四年回到永嘉，定居水心，悉心讲学。学生中有宰相王淮之侄王植和黄岩柯大春等。
晚年潜居水心，杜门家居，讲学授徒。问学者有著名人物如永嘉四灵，永嘉薛师石，瑞安曹豳，还有台州、余姚、福建等地来受业的学者。南宋著名学者刘宰记述叶适讲学情况。(《漫塘文集》卷十九·《送黄竹涧序》：叶水心在永嘉，户外之履常满，盖其师友相从，尽有乐地……亦徘徊而不忍去。)
永嘉学派
在评述叶适思想之前，有必要先简要地介绍一下他与永嘉学派的关系。清代学者全祖望在《宋元学案》《水心学案》中有这样一段按语： “乾、淳（乾道和淳熙，南宋孝宗朝年号）诸老既殁，学术之会，总为朱、陆二派，而水心龂龂其间，遂称鼎足。”这是说，在南宋早期学术界有三大学派：即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以及与这两者鼎足而三的以叶适为代表的独立学派。对于全祖望的说法，有一点是值得提出来加以探讨的。他在这里为什么只提出叶适龂龂于朱、陆二派之间，却对明确举起“左袒非朱，右袒非陆”旗帜的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反而不作这样的评语呢？这是有缘故的。作为一位封建时代的史学家，全祖望首先注意的是学术上的学统问题，而不是思想内容上的对立问题。在他看来，陈亮在学统上是无所承接的，因此虽然他与朱、陆对立，但不能称之为鼎足之势。而叶适则在学统上是有承接的。关于这一点，全祖望在《宋元学案·龙川学案》中有明确地说明。他说：“永嘉以经制言事功，皆推原以为得统于程氏（颐），永康则专言事功而无所承，其学更粗莽。”
陈亮的思想在当时思想界独树一帜，说他学无师承未尝不可。如《宋元学案》中还有这样一段记述：“当乾道、淳熙间，朱（熹）、张（栻）、吕（祖谦）、陆（九渊）四君子皆谈性命而辟功利。学者各守其师说，截然不可犯。陈同甫（亮）崛起其旁，独以为不然。”（《签判喻芦隐先生侣》，《宋元学案》卷五十六）这段话很可以作为陈亮学无师承的佐证。至于叶适的思想，是否“得统于程氏”，则尚需进一步予以剖析。
所谓“永嘉学派”，其实是很笼统的说法，其中可有广义和狭义两方面的含义。从广义来说，它是泛指自北宋以来出生于浙东永嘉地区的一批学者而言；从狭义来说，则指从薛季宣、陈傅良到叶适所形成的一个学派，而其中主要又是以叶适的思想为代表。北宋神宗元丰年间，在太学里有周行已等九人，均为永嘉地区学者，时人称之为“永嘉九先生”。一般传统的看法，即认为“永嘉学派”起于周行已等人。如宋代学者陈振孙就说：“周行已，……十七入太学，有盛名，师事程伊川，元祐六年进士，为太学博士，以亲老归，教授其乡，……永嘉学问所从出也。”（《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七）
据此，广义上的永嘉学派，说其源为“得统于程氏”，亦未尝不可。然而，周行已等人是否已经开启了以后所谓的永嘉学派了呢？这是大有问题的。叶适在《温州新修学记》一文中曾引留茂潜的话说：“昔周恭叔（行已）首闻程、吕氏微言，始放新经，黜旧疏，……而郑景望出，明见天理，神畅气怡，笃信固守，言与行应，……。故永嘉之学，必竞省以御物欲者，周作于前而郑承于后也。”（《水心文集》卷十）
由此可见，周行已、郑景望等只不过是把程颐的思想传播到永嘉地区来罢了，而且恪守程颐一派思想。这跟后来与朱、陆鼎足而三的，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有根本的不同，实在不应当包括在永嘉学派之内。在第一节中，我们曾经说过叶适的思想受到薛季宣、陈傅良很大的影响，所以说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由薛季宣、陈傅良开启，而集成于叶适是合适的。在上述同一文中，叶适又引留茂潜的话说：“薛士隆（季宣）愤发昭旷，独究体统，兴王远大之制，叔末寡陋之术，不随毁誉，必摭故实，如有用我，疗复之方安在！至陈君举（傅良）尤号精密，民病某政，国厌某法，铢称镒数，各到根穴，而后知古人之治可措于今人之治矣。故永嘉之学，必弥沦以通世变者，薛经其始而陈纬其终也。”（同上）这里所提到的“必弥沦以通世变”的思想，到叶适又有进一步的发展，这才是被朱熹一派“目为功利之学”（《宋元学案·艮斋学案》黄百家案语）的永嘉学派的真正特点所在。它是与程朱学派“谈性命而辟功利”之学根本对立的，而与陈亮的思想倒是颇多相通之处，很可视为同道。薛季宣是永嘉学派的开启者，如果只从师承学统的表面现象来考察，也可以作出“得统于程氏”的结论，因为薛季宣曾师事程颐门人袁溉。但是，如果从思想内容来考察，则薛季宣的思想显然有别于程氏之统。这点全祖望也有所见。他说：“永嘉之学统远矣。其以程门袁氏（溉）之传为别派者，自艮斋薛文宪公始”。（《宋元学案·艮斋学案》案语）根据这一说法，至少可以说薛季宣已是从程氏门中分化出来的一支别派。黄宗羲在《宋元学案·艮斋学案》的案语中有这样一段话：“永嘉之学，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著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盖亦鉴一种闭目合眼，矇瞳精神，自附道学者，于古今事物之变不知为何等也。”
这里说明，薛季宣开启的永嘉之学，是有鉴于那些“自附道学者”空谈性命之学，丝毫不懂社会世情变化为何物的情况，有所为而发的。因此，他著力提倡“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的有益事功之学。这种学风，表现在从薛季宣到叶适都十分重视从经史百家之学中探索出有用于今世的东西，而一反理学家、心学家空泛地争辩经史百家中的所谓义理的学风。如宋楼鑰在讲到薛季宣时说：“惟薛氏后出，加以考订千载，自井田、王制、司马法、八阵图之属，该通委曲，真可施之实用。”（《宋故宝谟阁待制赠通议大夫陈公神道碑》，《攻媿集》）薛的好友吕祖谦也说：“士龙坦平坚决，所学确实有用”，又说：“于田赋、兵制、地形、水利甚下功夫，眼前殊少见其比。”（引自《宋元学案·东莱学案》
同时，这种学风，也表现在从薛季宣到叶适在一些重要哲学问题上与程朱理学、陆氏心学的根本分歧。如关于道、器的问题，程朱理学把道看成是离开器而独立存在的本体，而器只是道之用，道的体现。薛季宣对这种说法提出了异议，他说：“夫道不可迩，未遽以体用论。见之时措，体用宛若可识，卒之何者为体，何者为用？即从徒善徒法为体用之别，体用固如是邪？”（《浪语集·答陈同甫书》，转引自《宋元学案·艮斋学案》）
那末道、器究竟应当是一种什么关系呢？他明确地说：“道无形舍，器将安适哉？且道非器可名，然不远物，则常存乎形器之内。昧者离器于道，以为非道，遗之，非但不能知器，亦不能知道矣。”（同上）薛季宣这一道不能离器的思想，到了叶适那里又有进一步的发展。由此可见，从学术道路到哲学思想上的一些根本问题，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都与朱、陆两派有着根本的不同。回顾本节开始所引全祖望的说法，他指出叶适思想在当时是与朱、陆鼎足而三的一个独立学派，是附合历史事实的，然而他以为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是“得统于程氏”，则仅为皮毛之见，甚不足为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