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理市凤仪镇南部，有一个小村子坐落在高低起伏的山峦之中，名叫北汤天村（一写作北荡天村）。村子里90％以上的人家都为董姓。在村子中部北侧的山脚下有一座寺庙，这就是有名的大理法藏寺。寺东向，大殿5开间，宽19米，进深4间，深13米，抬梁式结构，单檐歇山顶，高8米。寺北10米处建有董氏宗祠，东向，四合院式，正殿3开间，宽11米，进深4间，深6.6米，抬梁式结构。法藏寺创建于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历代曾经维修，为元末明初赵州密教大阿吒力董贤及后人传播密教场所。董贤于永乐十年（1412）进京朝见，赐封国师，所以法藏寺也俗称“国师府”。寺内原藏有南诏、大理国写经和元刻普宁藏、碛沙藏佛经及滇刻华严经3000多卷册，明初雕刻的菩萨、天王等6躯，为省内仅见。董氏宗祠为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创建，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曾修缮。祠西壁嵌有自大理国段思平的军师董伽罗起至清光绪十八年（1882）董氏家谱6方，是研究大理地区佛教密宗（阿吒力）的珍贵史料。1987年12月，法藏寺及董氏宗祠被云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三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法藏寺及董氏宗祠的重要价值，不仅在于它是凤仪乃至大理地区保存较早的建筑，有明初的佛教雕像，更重要的是这里曾经珍藏了白族历史上最为珍贵的国宝级文献——南诏大理国手写佛经。这是凤仪董氏家族对白族文化的巨大贡献。
1956年，著名学者、社会活动家费孝通先生带领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来大理调查，与白族学者李家瑞等先生一道，在凤仪北汤天村法藏寺董氏宗祠考察。考察过程中，在大殿的两个木橱里，无意中发现两批古本佛经，数量达3000多册。其中，南诏大理国时期的写本经卷共20卷轴。其中《护国司南抄》卷第一为一残卷，卷尾有一行十分宝贵的文字：“时安圀圣治六载甲寅岁朱夏之季月也”。“圀”即“国”。《南诏野史》载，唐昭宗光化二年（相当于公元899年），郑买嗣纂蒙氏国，自立称大长和国，改元安国，安国六载应是公元908年。其他写本佛经也大体为同时代或稍晚。这是迄今云南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写本佛经，价值连城，堪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白族地区文物考古的最大发现。
这批南诏大理国手写佛经的珍贵，首先在于其历史久远，纸质文献能够保存近千年，已经是国宝级文献。其次，因明代在云南实行文化专制，大肆焚毁云南地方文献，白族地区明代以前的书面文献基本被毁，这是南诏大理国研究缺乏历史文献的根本原因。董氏二十四世祖董贤撰《赵州南山大法藏寺碑》中记载：“（洪武十五年壬戌春）天兵入境，经藏毁之。余等俭岁之中，救得两千余卷，安于石洞……”，南诏大理国手写佛经显然就是这批侥幸躲过劫难的经藏的年代最早的一部分，其价值毋庸赘言。其三，最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一些经卷，包括《仁王护国般若波罗密多经》（残卷）、《通用启请仪轨》（残卷）《大灌顶仪》（残卷）、《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残卷）、《佛说灌顶药师经疏》（残卷）、《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序》（残卷）、《礼佛忏悔文》（残卷），其正文的汉文经句右侧有朱笔旁注，卷尾有篇幅长短不一的朱笔疏注。这些旁注和卷尾注疏的文字性质，一直受到高度关注。有的学者认为，这些注疏文字，是佛教徒用汉字减笔、特定符号或省略汉字部件等方法来注解佛经，本质上还是汉文，书写的是汉语；而更多的意见认为，这些注疏文字用汉语无法读通，应是白文。2020年，国务院批准颁布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仁王护国般若波罗密多经》5号卷、6号卷以“白文文献”入选，标志着南诏大理国手写佛经注疏文字为白文的意见已经获得普遍认可。
南诏大理国手写佛经这种用白文注解汉文佛经的形式，正好映证了昆明筇竹寺元代翰林修撰杨载《大元洪镜雄辩法师大寂塔铭》中“师俗姓李氏，以僰人之言为书，于是其书盛传，解者益众”的记载，说明南诏大理国以来佛教徒曾经借助白文来宣讲和传播佛教教义。在书写符号方面，手写佛经的注疏文字也符合汉字系文字早期发展的特点，即以假借汉字为主，同时使用汉字省略、变形、增损汉字笔画等方法来书写，尚未形成以形声法为主的造字模式。写经中的不少字符与白文的其他历史文献相同，并一直沿用至今，如“丘”字读为het（本专栏文章的白语读音用拼音白文书写，以下不再一一注明），意义为“里面”等。关于南诏大理国白文写经的白文符号，可参见赵衍荪先生《浅论白族文字》（载《云南民族语文》1989年第3期）。
南诏大理国手写佛经的白文不仅字数多，篇章完整，且书写符号前后统一，书写流畅。作为白文发展早期的珍贵文献，手写佛经的发现，使白文的历史存在成为学界共识，也使人们对白文的历史发展有了更深的了解。但由于写经的年代较为久远，当时记录的古白语与现代白语在结构上已有根本的不同，因此释读工作面临巨大困难，亟待学术界集体攻关加以破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