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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莆田 晚唐大学者黄璞及故居

福建莆田 晚唐大学者黄璞及故居

黄璞故居,即黄璞祠,莆田市文物保护单位,位于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国欢镇黄霞村。

黄璞故居始建于唐代,明代重建,清代重修,现存基本为明代建筑。建筑面阔5间,进深3间,占地面积1000平方米,单檐硬山顶,抬梁式木构架。祠前“五斤砖”铺就的埕头,踏上青石台阶,大门前的一对石柱上,镌刻一副对联,上书“一门五学士、三代四傅师”,大门两旁有一对明代抱石,上刻有雕工精巧的“猊貅”图案。两边门楣上各嵌一块石额,分别用楷书刻上“雾居”、“归隐”。

黄璞著有《雾居子集》和《闽川名士传》,《闽川名士传序》搜集自唐中宗(705年)以后福建名人54人事迹写成本书,是福建省最早的一部人物志。

晚唐大学者黄璞,写出福建历史上最早的人物志

黄璞是晚唐时期的大学问家、文学家,他与从兄——晚唐“福建文坛盟主”、闽中“文章初祖”黄滔都是八姓入闽后、黄姓传承的重要人物,他写出福建历史上最早一部学术著作——《闽川名士传》,是福建文化的重要开拓者和建设者。

黄璞(837—920),字德温,又字绍山,号雾居子,唐代清源郡莆田县涵江黄巷里人(今莆田市涵江区国欢镇黄霞村),唐大顺二年(891)进士,初任尚衣监主簿,后升任崇文阁校书郎。去世后葬在国欢寺后。

江夏流芳,莆阳黄氏

“莆阳黄”是世界江夏莆阳黄氏的简称,也称为“莆田黄”“兴化黄”,从唐代到清朝,素来有“十状元十宰相”、“六会元三榜眼三探花”、“四尚书四贡元廿三解元五百进士千名举人”的美称,因而成为中华东南黄氏望族。

东晋永嘉二年,中原战乱动荡,士族衣冠南渡,黄姓等八姓一齐入闽。入闽始祖黄彦丰率族人居住在福州乌石山脚,也就是今福州东街口南后街,后来称为“黄巷”。到了唐初,一支由黄彦丰第十二世孙、担任桂州刺史的黄岸迁居莆田县涵江黄巷里;另一支由黄崖迁入泉州,成为紫云黄氏。

作为离任的桂州刺史,黄岸本来准备从广东沿海乘船回福州老家颐养天年,但途经福建中部的莆田时,为了躲避海盗,他从涵江三江口进入内河,来到涵江的延福山,他被这里山清水秀的美景迷住了,于是他弃船上岸,置地盖房定居下来。因此黄岸被尊为入莆黄姓的始祖。

黄岸是唐圣历戊戌年以才德兼全科登进士,官历翰林史馆学士、徐州牧,玄宗时(712-756年在位)升任桂州刺史。在桂州三年,他清正廉洁,培养和选用了一批清官良吏;修建学宫,开启民智,劝导桂州百姓为善积德,力务农桑,厉行节约。针对当地瘴气伤民的情况,黄岸还亲手配制“辟厉方” 药方,为患者治病,挽救了当地无数人的生命。然而他也因不屑于攀附权贵,屡遭宵小之徒攻击。无奈之下,他以身体有恙为由辞去官职。

定居涵江后,黄岸将父母从福州接到涵江,侍奉孝敬。他也在涵江设立学堂,逐渐开始“十室九书堂,龙门半天下”的人文荟萃局面;他撰写乡规民约,引导乡民崇德向善,一些名句至今读来,仍可启迪世人,如“修身为本留余庆,素位而行止越思”“但求清夜安魂梦,勿以黄金累子孙”等。黄岸去世后,朝廷封他为开国公,赐金紫光禄大夫、谥忠义。

受到黄岸崇德重儒思想的影响,黄氏后裔枝繁叶茂,科第鼎甲,“莆阳黄”蔚为东南一大望族。黄岸子孙传至第五世,到了晚唐,黄巷里出了一位大学者、一代名儒——黄璞。黄璞后来取用自己的号,把当年黄巷的书舍称为“雾居旧业”,把书舍后面的书屋,称为“读书岩”。 黄璞裔孙、明代兵部郎中黄巩上表曰“读书林”,著名书法家、史学家、四川右布政使周瑛为之大书“读书林”三字楷书,并勒石树碑。黄巷也被后人称为古文化村。

晚唐大学者黄璞及故居

晚唐大学者黄璞及故居

博通经史,著名于时

黄璞从小就有一颗禅心,能静心、苦坐、苦读,像苦行僧一样博览群书,不断积累经史子集的知识。唐代历来以诗取士,可能是受时代风气的浸染,黄璞特别喜欢写诗,“少时喜诗,著名于时”。少年时代,他就诗名远播,所写的诗篇流传于各个藩镇之间,受到士人的激赏。

唐僖宗乾符五年(878),黄巢率领农民起义军进入福建。黄巢5岁就会咏诗作对,曾经几次应试进士科,都名落孙山,他愤然写下《不第后赋菊》,“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表达对朝廷及科举制的满怀愤恨。因此,传说起义军一路“逢儒则辱,师必覆”,但奇怪的是,当起义军沿着囊山脚下的古官道来到涵江黄巷里时,已是掌灯时分,黄巢知道黄璞是大儒,就对部下说:“此儒家也,灭炬弗焚”,命令士兵经过黄璞家门时,熄灭火把,悄然过去。一个令整个大唐都地动山摇的起义军领袖,一个杀人如麻的冲天大将军,突然变得如此斯文,能够毕恭毕敬地为一个读书人熄灭火炬,黄璞的学识、人品与声望也就可想而知了。

仕途失意,致力著述

唐昭宗大顺二年(891),作为读书人,按照家族传统,54岁的黄璞不得不背负书囊,北上千里,来到大唐的京都长安,参加科举,登进士第,走上仕途。朝廷先是任命他为尚衣监主簿,到了乾宁元年(894),升任崇文阁校书郎。

跟他的历代先祖一样,黄璞一直是居官勤政,关心百姓疾苦,热心公益事业,深受人们敬重,但他又有与众不同的地方,那就是他在崇文阁校书郎任上,十分重视史学和文学,这也使得他最终以学问家、史学家、文学家著名于世,最终也影响到他对子女的教育。

但晚唐时期,朝政腐败,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他们相互倾轧,权力斗争十分尖锐。而黄璞为人正直,不会趋炎附势,不为朝廷各个派别所容纳,郁郁不得志,因而他经常闭门不出。不久,他终于发现自己在长安难以施展救世济民的抱负,就辞官回乡了。

黄璞知道自己平生兴趣之所在,知道自己研究学问、以诗抒怀的专长。一回到涵江黄巷里,他就一头钻进浩如烟海的经籍之中,涵泳于历史名人的轶事传记之间,潜心学术研究,安心做一个与世无争的学问家。黄璞学有专长,做学问很注重把握方向,决心为家乡以及福建的历位名士立传,他精心收集福建著名人物的材料,分门别类,整理研究。

经过若干年的努力,黄璞写出了福建历史上的第一部学术著作——《闽川名士传》,共有六卷。著作生动地记述了自唐中宗(705)以后福建54位名士的生平事迹。可惜的是如今已散佚,保存下来的仅有12人,他们是薛令之、周匡物、欧阳詹、许稷、林披、林攒、林藻、林蕴、王播、尹极、陈岩、王柴、林杰、陈通方等,弥足珍贵。

黄冈祠内的黄璞像

黄冈祠内的黄璞像

善恶无隐,秉笔直书

黄璞不搞儒家“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亲者讳”的虚伪隐瞒,这一点是特别难能可贵的。在《闽川名士传》一书中,他秉承司马迁《史记》的写作风骨,“抱节著书,留裨世教”,“其操复高特者,则从而褒之,义行亏缺者,则从而贬之”;他还突破以科名论成败的世俗樊篱,对“不列科第而有文学行义尤著,亦略而记之”,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十分可贵的精神遗产,使今人还有机会比较客观真实地了解唐代福建那些名人的真实面貌。

例如,《闽川名士传》中就如实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一次,福建在京师待考的举子在一起聚会,请四门助教欧阳詹、侍御林藻等捷足先登的进士参加。酒喝到兴头上,林藻带着几分醉意对当时还没有考上的许稷说:今日高朋嘉宾盛会,你是什么身份的人,也敢挤在这里凑热闹?许稷听罢,自尊心受到极大的打击,十分气愤地说:男子汉就怕不能立志,不怕登天无门!于是扔掉酒杯,愤然离去。许稷深入终南山,隐居苦学三年,终于也登了进士第。黄璞对欧阳詹失意时与太原艺妓的一段缠绵情缘的记载,甚至被人误解成“厚诬”。但它毕竟是事实。黄璞凭实而记,也并不存在什么“诬蔑”问题。即使算是才子欧阳詹一个过错,“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也能起一个警戒后人的作用。这桩人物行迹真伪公案延续千年,也引起了《四库全书》编撰者的关注。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经过一番考证后得出结论:“不可谓竟无其事。盖唐官妓,士大夫往往狎游,不以为讶。见于诸家诗集者甚多,亦其时风气使然。固不必奖其风流.亦不必讳为瑕垢也。”这一说法是比较客观公允的。

可以说,莆田历代百姓敬仰和传诵这位“善恶无隐”、秉笔直书的学士,在很大程度上是因其彰显了莆田人求真务实、清正耿直的禀性。

禅心入诗,乐善好施

黄璞为官一生,两袖清风。70岁致仕回归故里的黄璞生活清贫,但他仍然不辍著述,尽显学士风采,与王棨、黄滔并称为晚唐律赋三大家之一 ——诗人徐寅在《黄校书闲居》诗中这样赞论他:“取得骊龙第四珠,退依僧寺卜贫居。青山入眼不干禄,白发满头犹著书。东涧野香添碧沼,南园夜雨长秋蔬。月明扫石吟诗坐,讳却都无儋石储。”

黄璞的诗歌从小就传诵一时,与闽学鼻祖、福建晋江潘湖欧厝人、国子监四门助教欧阳詹齐名。他的诗《玉泉》是一首禅偈诗,流传至今:“水性能方圆,泉色常如壁。云山静有辉,琼液来无迹。泉上修禅人,曹溪分一滴。鉴止更澄源,纷纷万缘息。”黄璞在诗中表达自己要像坐在清泉旁边的修禅人那样,像在曹溪宝林寺演法的六祖惠能那样,学得佛法,与世无争,尘缘皆绝。

晚年黄璞的禅偈诗体现了与世无争、尘缘皆绝的志趣,但在现实中,黄璞即使身在故乡,心系国家的情份却始终没有淡忘,如黄滔在《与从兄黄璞诗》中说:“纵徵终不起,相与避烟尘。待到中兴日,同看上国春。”诗中表述了兄弟俩身在故乡,心系国家、民族、百姓的赤子之情。

黄璞心存悲悯情怀,乐善好施,即使生活困难,只要自家还有田亩物产,他平日里还是努力周济邻里贫苦士民200多家,舍田租500石,捐地50亩建上生寺,后又舍埭田275亩给寺僧。当时,当地百姓纷争不断,黄璞为人公道,调解民间纠纷,平息群众纷争,为民伸冤理枉。在家28年中,由于他的努力,境内“几无冤民”。

育子有方,一门五学士

值得后人学习的是,黄璞不仅自己勤奋好学,而且教子有方。其长子黄诜,乾宁二年(895)与黄滔系同科进土,任宣义郎节度巡官。次子仁渥,任教读太子正字;三子仁滔,官御史中丞;四子仁藻,为著作郎;当七子仁渭“授馆职著作郎”时,黄璞本人已经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了。第五子黄仁泽还是中华黄姓历史上第一个武状元。花甲之年的黄璞跟他的4个儿子同时担任馆职,这就是莆田人津津乐道、世代传诵的“一门五学士”的千古佳话。

“学士”这一称呼最早出现在周代,为文学儒生的泛称。唐代学士的地位有了很大的提升,正如唐人刘肃在《大唐新语·总论》中所说:“理国者以人为本,当厚生以顺天;立身者以学为先,必因文而辅教”。唐玄宗将孔子儒学提高到了“弘扬王化、启迪含灵”的政治高度,设立弘文馆、崇贤馆、集贤院等纳用学士;官秩上自尚书(三品),下至校书郎(九品),都由皇帝遴选。唐代著名文人李白、陈子昂、孟浩然、王维、贺知章都是当时著名的学士。

当然,历来学士最令人敬仰的,是学富五车且具有不畏权贵的傲骨。李白令高力士脱靴、杨贵妃磨墨,便是其中典型突出的一例。官居九品、主要“掌详正图书,教授生徒”的校书郎黄璞,世代为人们所怀念和赞许,这也是主要原因之一。(图:顺阳国学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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