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纪(1438—1513)，字廷纲，号东园，明兴化府仙游县文贤里上郑人(今莆田市仙游县度尾镇埔尾村)，明天顺四年(1460)进土，历任翰林庶吉土、国子祭酒、浙江按察副使、浙江提学、户部侍郎、户部尚书等职，有经邦济世之宏才大略。一生历经英宗、宪宗、孝宗三朝，人称“三朝元老”。
在任上，郑纪展现出非凡的辅国才器，担任户部侍郎时，不遗余力为朝廷聚财，成效卓著，世称“经济名臣”。他也多次辞官，归隐故里达20余年，兴学劝耕、植树修桥，百姓至今传颂。时人以其政绩显明、文行著名，同宋代仙游籍名臣蔡襄并称为“一邑二贤，并美同誉”。
苦学中第，献策辞归
郑纪系莆阳“南湖三先生”之一郑露的后裔，他少时家境贫寒，但励志苦学，博通经史。
据民间传说，弱冠之年的郑纪，有一天跟同窗好友前往九鲤湖祈梦。当晚，郑纪夜宿九仙祠，梦见一仙翁款款而来，对他说道：“木兰溪水西苑源，山上榴树挂石榴。高山松柏风高洁，庚辰登第尚书荣”。郑纪梦醒后，觉得功名在望，怀着喜悦的心情，挥毫作《祈梦》诗一首：“纷纷迢递叩仙机，梦里分明觉后疑。自是心情能照物，高山坐久亦先知。”随后，郑纪闭门日夜挑灯苦读，熟读所有书经。天顺四年（1460年）果然中了进士第。
宪宗即位后（1465），实行新政，但依然宠信奸臣，朝政不见起色，郑纪不顾杀身之祸，与内阁首辅刘健一起呈献《太平十策疏》，提出“远奸邪、任忠良、恤民命、兴礼教”等十条对策，都是治国救时之大计。虽多被宪宗优旨采纳，但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施行。宪宗初政时允许两京文职官员可以提前致仕，年仅三十二的郑纪，因患风湿症，再加上父母年迈，他自感“进无以尽忠，退无以尽孝”，在上《太平十策疏》当月，便上疏乞请致仕，但未得允准。两个月后，郑纪病势加重，又闻父母卧病在床，昼夜忧念，病情益重。自感“亲无百岁期，国有万年计”，再次上疏，乞请暂归原籍，调病养亲，待病愈亲终后回朝供职，做到忠孝两全。
山居蓄志，热心善举
郑纪回乡后，尽心奉侍双亲。其父乐善好施，因郑纪出仕而受人尊敬，他在得到郑纪的支持后，曾经主动焚毁价值数千两的债券，并放弃了巨额债权。有一回，泉南有一个富家人杀人犯法，想用千金委托郑纪父亲疏通消灾，他理直气壮地说：“尔知吾儿不可，乃欲吾以是语儿。”于是挥手拒绝说客。郑纪听到后，以此加勉，更加自律。
不久，郑纪父亲因病去世，郑纪就按儒士之礼安葬。兴化知府岳正资助四锭白银，但被郑纪完璧奉还，他回信说：“君子爱人以德，不罪是幸。只领盛念，实与爱均也。”治丧结束之后，郑纪在墓地修建小屋，居住守制，勤奋读书，日夜不离，三年都不曾回家。他坚持素食，直至守序结束后才恢复正常饮食。
郑纪居家20年，修身养志，规正家范，引导乡俗，植树造桥，为民兴利，严格践行士族精英正身、齐家、平天下的人生志向。据史志记载，郑纪先后率众修建桥梁六座，制定《义聚家范》，受到兴化郡守岳正的赞赏，福建按察司佥事林克贤将《增修乡约》刻板通行于福建八郡。郑纪倡议设立朱子义仓，招募百姓以工赈济，助民度荒；针对仙游县官课征无则、任意敛财，帮助县令建立定规，节省了里役等诸多费用。
督学浙江，导正士风
成化十九年（1483）五月，郑纪结束告假，担任经筵讲读官，为宪宗讲解经义。在此期间，郑纪曾经出任礼部会试同考官，宪宗外甥也参加会试，同僚想予以破格优待，被郑纪拒绝，因而受到忌恨。但宪宗说“翰林官亦难为也”，替郑纪开脱。
成化二十三年（1487）春，因郑纪文章与德行老成持重，升任为浙江按察司副使，奉敕提督学事。在任上，郑纪以培养德艺兼具的儒士为己任，每到一地督学，必向学子宣讲正心诚意之学，亲自讲授易、诗、书、春秋二礼“六经”，宣明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道，讲习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以及经世制变大义。
郑纪坚持教人以德行为先，开明道德，造就人才。因他严明学规，办事公正，权豪寒门，一视同仁，士子刚开始时受到约束甚苦，但时间一久就安心就读。郑纪还注意通过儒生，推动民俗的改造，比如针对奢侈、信佛之风，邀请丁忧生员讲习丧礼，教育士子不被异端邪教所迷惑，士风也得到了净化。
郑纪巡学绍兴府上虞县时,看见县学年久失修，摇摇欲坠,大户人家趁机侵地建房。他不顾巡按的干扰和有司的迁让，依法拆除房屋，收回占地，拆除淫祠神庙数十所，依法没收被豪强夺取的砖瓦木材，重修学宫，嘱托太守利用从当地湖田讼案中收回的田租，用以兴教助学。因为郑纪的身体力行，浙江学政面貌为之一新。
入侍经筵，执教太学
成化二十三年（1487）九月，孝宗即位，召用一批敢言忠直之士辅政。郑纪针对新君御政，上疏谏劝孝宗“御经筵，近儒臣，论圣学，以正心为要”，希望孝宗临御之初，开纳言路，检身修德，勤学好问，亲君子而远小人，强调君心帝德对治国的决定性作用，孝宗下旨嘉赞郑纪：“这本（疏）所言，朕当体行之。”
孝宗弘治三年（1490）六月，郑纪被召为国子祭酒。进见时，司礼太监陈宽见其仪容修伟，以乡里亲故的身份求见，被郑纪拒绝。郑纪考核士子的学业时，即使是朝廷权臣的子弟，也不予庇护。有一回，驸马练习礼仪时稍有过失，郑纪就责令他伏首俯身，思过认错。
孝宗初政时，严禁设斋事佛，以防邪道害政。但不到三年又下旨命令京都三大名寺设斋醮，连做三天佛事，礼部准备选拔六名国子监生参加，但被郑纪严加拒绝，他说：“监生读圣贤书，岂识此礼？”于是上疏谏止设醮祝寿之举。只是孝宗最终以斋仪物品已经备齐为由仍然举行。
郑纪到国子监时，有膳余银千两，掌管文书的官员按照常例也奉送一份给郑纪，但郑纪全数归还，并责问说：“膳为监生，何与祭酒？”被一些同僚认为是故作清高，这些宵小之徒就捏造事实，构陷弹劾。吏部尚书王恕听到后说：国家涵养百年，才得到如此人物，而小人却因私生恨，诬陷公道之人。他如果被罢官，那他也辞官回家。孝宗也知道是小人诬陷，朝廷倚重郑纪，因而不允准郑纪三疏恳求致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