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犯焉识》读后感
文/马庆云
中国已经出版的小说里边，能专注于描写知识分子劳改犯的小说，不多。而严歌苓的这本《陆犯焉识》最大的价值正在于对建国初年劳改犯的抒写。小说作为民族秘史存在，补充甚至更正的，正是民族正史上的光明磊落。
该部小说，最有价值的地方，是对知识分子劳改犯青海无人区监狱中的生活的描述。关于上山下乡、五七干校、关牛棚等的叙述，中国最近三十年来，不绝于耳，但对更严酷的牢狱之灾，却很少涉及。严歌苓在小说选材上，或恐有意弥补空白。
通过《陆犯焉识》，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当年的劳改监狱是怎一样的真实生活。饥饿问题、干部对劳改犯的生杀予夺问题、犯人之间的冷淡漠视问题等等。常有左派学者提及，毛泽东时代的干部是清廉无比的，但于《陆犯焉识》中，我们却也只能看到收取金钱贿赂与性贿赂的领导，基本上看不到一身正气的党员干部，这又是为何呢？
我们可以说严歌苓写的，是真的，当然，也可以出于维护毛泽东时代的光明正确，而说严歌苓在胡乱编排。《陆犯焉识》中，最有价值的这一部分，正是作家严歌苓走访青海劳改犯监狱的时候，偶然得到的一本知识分子劳改犯的狱中笔记，根据这本笔记而生发出来的小说内容。当事人的笔记，经过严歌苓的小说性构建，使得建国初年的知识分子劳改犯的狱中生活，更加真实与残酷。在当下的出版环境中，这份笔记，尚且只能当做资料收藏，不能问世，但严歌苓的小说，却可以曲线救国了。
但是，我们不难发现，严歌苓以女性的身份来关照劳改生活的非人性，在诸多笔触上，缺少成熟的男性作家的冷漠感。在该部小说最有价值的狱中劳改生活中，我们往往只能看到严歌苓的点到为止，而不是对丑恶与非人的深度刻画。当然，我们可以说，这是作家功力的不足，但如果用女性作家特有的温柔来回避这一问题的话，则更加动听一些。
借此，我们就不能回避《陆犯焉识》中最无价值的部分：中青年时代的陆犯焉识的“浪子”生活。虽然作家严歌苓声称，这一年龄阶段的“陆焉识”是根据自己爷爷的真实经历改编而成，但作家本人的创意写作的招牌动作因为屡次应用而显得苍白暗淡。民国海归公子哥看不上母亲安排的婚姻，母亲跟媳妇争风吃醋云云，这些老生常谈的段子，自民国小说开始，便如“小时代”的抒情基调一般絮絮叨叨，严歌苓也并未写出新意，反而更加狗尾续貂。
作家严歌苓的创意写作，更多的是运用写作技巧来弥补作家对生活体验的不足。小说主人公陆焉识之于作家严歌苓，更像是割裂的手捏玩偶，严歌苓把握不住这个人物的性格流变脉络，因此，在大是大非的起落上，均显示出自己的局促与手足无措。比如，重庆时期的陆焉识，在入狱两年一段上，便仓惶太多，缺少合理的故事支撑。再比如，建国后的陆焉识为何被劳改到青海去，便也缺少同样的故事支撑。作家本人试图通过小说人物的大起大落来造成时代感，却并未深入触碰那些时代，往往无缘无故地就关起来了。
作家本人可能根本无法驾驭这个年度跨越如此之大的历史题材。《陆犯焉识》中，严歌苓轻车熟路的，反而是家长里短，中青年时期的陆焉识与恩娘、媳妇的家长里短，劳改释放后的陆焉识跟媳妇及其子女们的家长里短。“家长里短”是女性作家先天的优势。严歌苓要啃历史这个硬骨头，勇气可嘉，但实力严重不足。
全书部分章节，因为有真实的劳改犯笔记的依据参考，而显得比较有力度。但就整体而言，《陆犯焉识》更像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段子，缺少力透纸背的东西，尚且不如很多“伤痕文学”的作品。这是创意写作的先天残疾造成的。
虽然如此，我们依旧应该肯定作家严歌苓的积极贡献。她用小说的方式，叙述了建国初年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历史，让中国人至少延迟忘记自己民族当年的血泪遭遇。作家的使命感，严歌苓是有的，若经历练，沉淀其生命感悟，打磨掉其文字工匠的雕虫小技，或恐可成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