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始终直觉，人与自己订有及其重要的契约，必须保持自我，又能容受万物，独立自强，凭借与此一星球的偶然遇合，随机应变又像猎犬一般执着，不离不弃。
很少有人能够同时既是真正的朋友，又是天才的织网家。而夏洛特却是。
人们应当向死而生，这样才能一早诚实起来。
人的一生，总会有些时候，头脑异常清醒，而不是迷迷糊糊。我想在缅因的这五年，我就处于这种状态。面对新的艰难，周遭又多是初交――包括谷仓场院里的那些角色，它们后来出现在《夏洛的网》中――我突然像儿童那样去观察，去感受，去倾听。这属于一段少有的插曲，再难重复，一段心醉神迷的时期。我有机会将其中一些写下来，确实很幸运。
朱迪，我知道你的感受。挫败感是年轻人的显著特征，你不必太在意。事情到头来总会变得明晰，生活也会逐步稳定的。在一定意义上，我们的生活总是通过一系列排除而日渐成形：我们丢弃不喜欢的东西，抛却不能激励我们的东西。
每个人在他的人生发轫之初，总有一段时光，没有什么可留恋，只有抑制不住的梦想，没有什么可凭仗，只有他的好身体，没有地方可去，只想到处流浪
我从记事起，一向觉得自己大体无拘无束地生活在大自然中。倒不是说我可以自行其是，但我的生活似乎具有自由的性质。我揣了事关一段天机的密函，在世间行走。我始终直觉，人与自己订有极其重要的契约，必须保持自我，又能容受万物，独立自强，凭借与此一星球的偶然遇合，随机应变，又像猎犬一般执着，不离不弃。我的初恋，刻骨铭心，就发生在我与我们所谓的自由一事之间，这位魅力无限的美人，危险，明艳，高贵，她使我们所有人回归本性，焕发生机。
对我来说，一件尚未实现的事，就是我有生之年的最大鞭策。
有这么多麻烦困扰我们的生活，乌云一般笼罩了我们的未来，这一切始于我自家这片小小的领地，乃至私家的能源库，向外扩展至我们不幸的土地，遭受劫掠的星球，真是很难说今后会发生什么事情。我知道有一件事确实发生了：溪边的柳树悄悄披上鹅黄，与雪障消褪的淡红一道，为广袤的灰白世界添加了一抹颜色。我还知道，与现在不会太遥远的一个夜晚，在池塘，再睡去，或在哪个低洼处，一只青蛙醒来，放声讴歌，其他青蛙也纷纷加入，噪成一片。听到蛙噪，我的感觉会好得多。
大体说来， 我的计划就是没有计划。不过每个人都有秘密规划，我也不例外。写作是一种秘密恶习，就像自我虐待。一个对这样或那样事物充满了诗意渴望且倍受渴望煎熬的人，会去找寻一种才智和精神的隐秘之处，并沉溺于此。为了找到这隐秘所在，即抒情精神徜徉之地，他并非一定得愁肠百转，在生活中真的摈弃所有人和事物（我觉得，这么做的话，常常会让人在自己的游戏中败北），但是确实得放弃某些简单的例行习惯，如上班赚钱和疲于奔命等。这就是我打算在我这一年要“做”的事情。
我似乎开始失去对生活的一些把握。我感到心中有些什么，有些难以捉摸的东西慢慢滤去了。我还发现自己产生了对什么人的某种义务感，这种感觉，不是引起我的知恩图报之心，而是隐约的愤懑-一个人，不管乐意与否，在受人恩惠时都会产生的那种特有的情绪。
谢谢你的来信---可惜我无法给你更好的回答，不过从本质上说，解铃还须系铃人，你说希望能活得成功些、真诚点，其实这就是答案了。如果你真心希望如此，你就一定能开花结果，为果园增添美景，无论果园在哪里。
在速度时代，旅游也变了味儿。假若协和飞机主宰天空，用不了多久，我们将眨眼之间。就从一个洲蹦到另一个洲，从一个时区进入另一个时区，甚至没有时间不喜欢那里的电影。我们都成了基辛格，从一朵花掠向另一朵花，来去匆匆，顾不上体会当下的滋味。
我很快就感觉到自己没有选错妻子。一天下午，我帮她打点过夜行李，她对我说，再放些牙绳。我立即明白，一个管洁牙线叫牙绳的女子准定是我的妻子。为找到她，我寻觅了好久，不过很是值得。
人很少意识到轻蔑是多么可怕的事，直到他开始蔑视自己。
大体来说，有三个纽约。一个属于土生土长的男男女女，他们眼中，纽约从来如此，它的规模，它的喧嚣都是天生的，避也避不开。一个属于通勤者，他们像成群涌入的蝗虫，白天吞噬它，晚上又吐出来。一个属于生在他乡，到此来寻求什么的人。在这三个动荡的城市中，最伟大者是最后一个——纽约成为终极的目的地，
通勤者使它如潮涨潮落般生生不息，本地人给它稳定和连续性，移居者才点燃了它的激情。意大利来的农夫，在穷街陋巷开一间小杂货店，密西西比河岸小镇来的姑娘，只为逃避邻人的流言蜚语，中西部玉米地带来的小伙子，提箱里塞一部手稿，心里充满忧伤，无论是谁，都没有区别:每个人都像初恋一样，心情激荡地拥抱纽约，每个人都以探险者的好奇目光打量纽约，每个人发出的光和热都胜过爱迪生联合公司。
麦克莱什非常善于消除来客的警戒心，他友好亲切又夹杂点脱俗气质，让人很轻松。他很快控制了话题，还没等大家舀第一勺美味，他就提起了项目，使聚会看似一场要被载入史册的活动，让我们觉得自己肩头担负着随时要对最伟大的文件作出解释的使命。午餐最巧妙之处在于，主人几乎是不动声色地解除了我对自由演说部分撰写工作的紧张情绪。突然我感到放松了，而且对这过程毫无痛觉，我几乎没有意识到自己发生了转变。
精神生活上最重要的秘诀就是简单；事实上，简单自身就是最大的障碍，因为它让那些具有高度复杂性的人无法企及或不可能接近，而这些人坚持要用相应的迂回曲折手段或治疗方法来克服自己的痛苦
集体歇斯底里是一股可怕的力量，然而，纽约人似乎每次都能与它擦肩而过：他们坐在半途停顿的地铁车厢里，没有幽闭恐惧感，他们靠几句俏皮话，摆脱惶恐局面，他们咬定牙关，耐心承受混乱和拥堵，凡事总能对付过去。所有设施都不完善——医院、学校和运动场人满为患，高速路乱乱哄哄，年久失修的公路和桥梁动辄寸步难行，空气窒息，光线不足，供暖要么过头，要么差得远。
在一个自由国家，作家有义务不去关注义务。只有在专制政体下，人们才指望文学展现和谐构思，高调鼓动众人。专制君主不惧怕作家鼓吹自由，他怕的是诗人爆出一则笑话，旋即深入人心。他最大的忧虑是欢乐，是人们情不自禁地表达的不可遏制的欣喜。
生活的主题就是，面对复杂，保持欢喜。
时光在任何人面前都不会精致，只对死者除外，甚至死者，想必也能听见小跑车的加速声，知道世道变了。
无论是谁，下笔时所写的都是自己，不管是否自知。
所有卖文为生者，总会有些时候，自觉如果还有天赋，必须将此天赋用于正道——但我不知道他们还曾为此信誓旦旦，而且我认为也不必要。自由遇到挑战，艺术家和作家必然最先拔剑投笔。他们这样做无须动员，因为这是他们自己的斗争。靠纸笔表达自己本是个脆弱的行当，就事情的本质而言，一个厕身其中的人必然依赖宽泛而普遍的发言特权。任何要撤销此一特权的威胁，都会让作家惊慌。他对自由加倍忠诚——这一忠诚是理性的，出自于对纯粹思想有权不受妨碍地运行的信念，也是自私的，出自于为了养家糊口，需要获准说出自己想说的话。
我说不准，但乡间生活的险象与神秘，或许正是它的魅力所在。我读到和听到的事情，常有完全不能理解的时候，但却让我入迷。这里是一封读者来信（某位M.M.太太），明白叙述了一只温驯的母鸡，如何执拗地将一只小鸡啄成碎片，痛悔之下，来到地窖里，吃樟脑丸自杀。“我写出这些，”M.M.太太灵光一闪，前言不搭后语地补充道，“是要说明鸡蛋很容易就会受到劣质饲料的玷污。”
这些核春天弥漫了伤感的气氛，大地的童贞正在遭到强暴。在这个甜美的早晨，我写作时，抬头可以望见窗外花园的景色，地面刚刚耙过，准备好播种。在这个充满希望的季节，园中丰饶的地块通常是赏心悦目的。对我来说，这一番胡思乱想却大煞风景。明天有雨，雨水落在园中，将带来远方核爆积蓄的尘灰。无论其数量是大是小，无论农夫能测算出来，还是只能估计，有一件事是肯定的：雨水的性质变了，见它浸透干渴的大地，人们不再欢欣，花园的全部意义和价值都有了疑问。
我很怀疑自己是不是真害羞。我和你一样，都是很有进取心的那类人。我昂首阔步穿过阿尔贡金时，没什么人认得出我，唯一的原因就是我在纽约遇到的成千上万的人中，没有一个人能记住我曾说过的哪怕一件有趣或者有意义的事情。我自己就是个乏味的人。没有人想找我，甚至那些喜欢我或是认同我的人都不想找我，除了是个散文作家，我一无是处。
文学的繁荣，不是在作家结为一伙之日，而是在他们相互轻慢之时。（诗人是卖弄笔杆子的人中自视最高者，从长远来看，他们最有地位，最具影响力。）即使邪恶当道，作家应当留心的，也只是自然而然地吸引他的想象力的那些事物，不管它是自由还是椿象，下笔时也不妨从容些。
原子能释放后，有很短一段时间，强大的国家即是安全的国家。今天，没有哪个国家，无论它掌握了怎样的热核离，可在充分独立的意义上称之为强大。大国是虚弱的，因为它的实力中看不中用——使用时过于恐怖，爆炸后过于歹毒。小国是虚弱的，因为它们一向虚弱，现在又必须与大国一道呼吸污浊的空气。如史蒂文森先生所说，我们达成了均衡，不是实力的均衡，而是恐怖的均衡。
也许我应该提请你留意，你到这里将踏入的是怎样一个疯人院。我养了10只火鸡、3条狗、3个孩子、总计三四个雇佣工，还有两条水道、一个化粪池、一只烟囱刺尾雨燕、一直黏了燕子屎的麋鹿头、一个有青蛙出没的池塘、一窝矮脚鸡、一份西尔购品单，以及165把椅子。
温煦的东南风吹皱海湾，是那种柔和的，平稳的晨风，带来遥远的海上世界的腥气，那气味把人送回时间的开端，将他与早先逝去的一切联系起来，此时，往日的不安，往日的不确定，又都一一出现。单尾帆船就停泊在那里，海风吹起来，我将再度解缆启航，待我横渡海面，避开渔栅的浮标和系索桩，抵达托利群岛外的红色浮筒钱。岩礁上聚拢的长鼻鸬鹚一定注意到我的经过。“那老家伙又来了”，他们会说，“又来绕过他的海角，又来征服咆哮的西风带”。我手握舵柄，再次感受海风给一条船贯注了生命力，再次嗅到往日的威胁，那些为我贯注了生命力的东西：海上世界残酷的美，甲壳动物的细刃，海胆的尖棘，水母的毛刺，还有螃蟹的利鳌。
从这些文字中，能够读出一种重访的倾向，想旧地重游、旧时再历，希望再度品尝别离时甜蜜的悲伤。从某些篇章来看，这本书就是回到我的犯罪现场的伤感旅程。可以看出，我也是个喜欢道别的人，这一点有证有据。有一篇记录了我在理发店跟一个素不相识的人道别，因为他当时正要离去。在翻看我从许许多多的零碎文字中拼凑而成的这本书时，我始终不安地意识到整本书中都有句潜台词，即一视同仁
约翰斯很快就意识到用我时，有种独特的麻烦。尽管我时间观念强，又讲条理，但是我不知道“控告”这个词，电话上什么也听不明白。如果那些“特派记者”——他们是这样叫的——只是用自然的方式说话，我完全可以听明白，可是他们全都紧张兮兮的，非要按照“波士顿里的b”、“芝加哥里的c”那种方式，什么都这样拼，拼的时候，我一个单词也听不明白——我得听到这个词本身才行，我想我也有权听到。在电话上听一篇报道时，我会听糊涂，把“波士顿”或者“芝加哥”写下来，慢慢就听不明白了。不管怎么样，约翰斯看出来最保险的，是让我远离电话机和法庭，让我写点专题文章，这样的话，除了打字机上的空格键位置，别的什么都不需要知道。
或许，未来的成败，部分取决于我们有没有能力生产廉价的电力，但我认为，在更大程度上，它取决于我们有没有能力抵制那些枯燥的技术公式：没有历史过程的豌豆，没有浣熊的玉米田，没有智慧的知识，没有温暖火炉的厨房。岩石所以是岩石，有比铀更多的东西，岩石的表面铺就地衣，扎根于岩石的蕨类散发香味，站在石上，周遭的景色历历在目。
我在船舶颠簸时，不去抓牢什么，只管随着每一次上下起伏而摆荡，我的理论是，身体的抗拒，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晕船。我的这番自得其乐或许没什么了不起，但在北太平洋风高浪急的三天三夜里，我跌跌撞撞地沿着过道行走，身体迁就大海，就像大海是领舞者，我随它翩翩起舞。
我不了解那种罪行，真的。我想有很多女孩可能要说，像我领着艾琳所做的那次短途旅行属于非美性质一类，然而一定还有数以百万计日益年老的男性——现在正滑向年老话多的时候——他们深情回想自己涉世之初的那段时间，记得某次通向笨拙无能的类似旅程，它发生于生命中那段宝贵而短暂的时期。那一页是在爱情之前，由于常常翻及，页边已经卷了；而在那页之后，叙事上完全游刃有余，却已经失去了大胆妄为所具有的新鲜而疯狂的感觉。
纽约人往往会搬来搬去，追求房间和景物的最佳布局，依财力、心意和需要的变化而改变住宅。在他告别的每一处地方，照我看来，都会丢下一些要紧的东西，随后又以不那么拘谨的身段开始了新生活，恍如脱壳的龙虾，一时间变得柔软，但也不免脆弱起来。
今年春天,我打算让一只母鸡来孵几只火鸡蛋,以此鼓励自己,证明男人有胆量不怕失败.
对我们许多人来说，面对战争，最困难的事情是程度适当的愤怒。有时，我感到恐惧的是，突然发现自己对“法国沦陷区”一词已经安之若素——仿佛该有这样一块地方。
它是上帝创造的奇迹，这种事情显然不可能再度出现。它在机械方面不可思议，跟之前问世的全无相似之处，层出不穷的产业也随之兴衰。作为交通工具，它不辞辛劳，平凡无奇，英勇无畏；经常地，它似乎把诸项品质也传染到了乘车人身上。因为其带来的欢腾的、无可追寻的兴奋感，我们这代人视它为“青春”的化身。在它隐入雾霭之前，我想以并非啜泣的一声叹息向其致敬，并随意写下几条，在形式上，多少不像西尔斯·罗巴克公司的商品目录那样繁琐。
大海的涛声最能消泯时间的概念。你闭上眼睛，倾听海的声音，多少个世纪一涌而过，大地又绿了——一个方生的青翠时代，海与陆地刚刚接触，彼此相识，不过几十亿年的时间，软体动物刚进入浅滩蠕动；现在，人这种懦弱的家伙，躲在遮阳伞下，身上涂了防晒油，戴上他的偏光墨镜遮挡光线，在温暖的沙滩上铺好浴巾，舒适地摊开长长的棕色躯体，侧耳倾听。
在他告别的每一处地方，照我看来，都会丢下一些要紧的东西，随后又以不那么拘谨的身段开始了新的生活，恍如蜕壳的龙虾，一时间的变得柔软，但也不免脆弱起来。
但一定有成千上万的男人们，渐入老境后，回首前尘，都会怀念他们情窦初开的时期，他们记得生命中这段宝贵而短暂的时光，曾经有过类似一些懵懂的旅程，此后，爱情的篇章，由于翻来翻去，难免破损不堪，再来絮叨，言谈之中，最初那种鲁莽的青春气息已经失落了。
如果人必须迷上点什么，我想一艘船不逊于任何东西。航行中的船不仅风姿绰约，而且很有诱惑力，充满了奇特的承诺和不详的暗示。它无疑是人类永不停歇的大脑所能设计的最紧凑，最巧妙的生活空间了——一个稳定不滞的家，不是一个匣子，而是一条鱼，一只鸟，一位姑娘，主人身在其中。只要有胆量，他的日常生活就可以远远避开陆上的尘嚣，迎风航行或顺水漂流，浮家泛宅，活力无穷。
个人自由与权利的确保对于怀特来说是公理性的，他绝少讨论自由、民主何以崇高，更别提对此的反思了。而且这是他评判所有政治、战争等所谓＂大＂问题的出发点。一旦有冒犯之语，无论裹着什么样的外衣，他必将加以嘲讽。然而不得不说，在并不对自由、民主抱以同等热情，或对其地位有所困惑的人看来，这番态度不免偏激，脱不开意识形态的影响。
我开始有当作家的感觉了，因为有一部作品被禁。在这个国家，文学生涯是从监禁开始的。
华盛顿那些极其混乱的局啊办啊什么，真让人沮丧，但当你参与其中，看到其间坚韧执着地想要解决旧问题的努力，你就开始感到有了信心。
暴风肆掠时刻，思想是不可能的，未来给大风和波涛卷去，我终于生活在当下，而当下如此辉煌——丰富，美好，令人敬畏。我对生活的所有向往，都着落在这里，仿佛我轰饮下涌上甲板的每一排巨浪，伺候仍然会觉得干渴。
白天在绝望的基调中开场：悲怆的个子，独自立在电话线上，悲悼夜的消逝，哀叹徐徐展开的光天化日下潜藏的种种不测。……南方的黎明通常是惨淡的，与北方的破晓不同。它是渐进主义的胜利，夜悄没声儿地，缓缓地变成了白昼，一点也不张扬。很是隐晦，娴静。
结果证明，我作为记者是百无一用，干了十一个月就被炒掉了，不过是在我跟平衡物有了一次缘分之后的事。
我在西尔斯·罗巴克公司新的一期邮购商品目录上看到，如今还能买到1909年款福特T型车用的车轴，但是我没有上当。辉煌岁月已经渐去渐远，末路在望。这期商品目录上，T型车的零配件只有一页。然而谁都记得鼎盛之时，福特车小配件栏目的内容比男士服装的还要多，几乎赶上了家庭用品的。最后一辆T型车生产于1927年，这种汽车正逐渐淡出学者们所谓的美国场景——学者们这样说，是轻描淡写了，因为在伴随着其长大的几百万人眼里，福特老车实际上就是美国场景。
难怪人们要将船珍藏在心底的最隐秘处，从摇篮直到坟墓，不离不弃
分析家曾企图分析过幽默，这类诠释性文字我读到过一些，然而并未有茅塞顿开之感。你可以像解剖青蛙一样解剖幽默，可是对象在解剖过程中就死掉了，除非你抱着纯粹的科学兴趣，否则看到那对内脏，肯定会觉得扫兴。
到了我这把年纪，拿掉什么东西正是求之不得。长着中鼻甲骨过了半辈子，除了最斤斤计较的人，谁都会觉得够意思了。
我离开时满怀对还的畏惧和憎恨。后来发现，曾经的畏惧和憎恨，现在变成了畏惧和爱。
最高法院的裁决犹如南方的阳光，起初懒洋洋的，耐心等待时机。它在佛罗里达成为法律，如今已有两年，一年捱过一年，仿佛清晨时一刻捱过一刻，此后，太阳才会焕发光芒。
今天的幻想就是明天的新闻。
多关心原则，少关心结果。我们并不要求结果，只是要求一个具体实施的计划。
当时的白天是金灿灿的，夜晚昏暗而且怪异。如今，我仍会激动不已地回想起夜间在隆隆车声中的一次次关键时刻，当时我开向一块路标，加大油门，让车灯亮得能看清上面的目的地。自那以后，我再也没有真正漫游过。我想到该说再见的时候了。别了，我的心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