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说:“保留有利的变异,淘汰有害的变异,我称之为自然选择。”但是什么是“有利”?光说有利于生存是模糊甚至误导,到位的说法是有利于生存和繁衍,而生存要最终落实到繁衍。
如果将生存比作博弈的话,情绪的博弈中的“快棋”,思维是博弈中的“慢棋”。
物种内的斗争比物种间的斗争更激烈。达尔文与马尔萨斯的本质区别是:马尔萨斯只看到了“量”的变化——生存竞争过程中的数量淘汰,短时段中也确实不可能有“质”的变化;达尔
文则洞悉了这一过程中的“质”的变化——漫长的淘汰过程将导致物种的质变,这远比物种间的斗争在进化的问题上更具意义。马克思唯物主义思想的提出是从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社会学(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出发的。而达尔文的唯物主义则是从科学,从生物学出发的。
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曾经是生物学家林奈的门徒……斯密的两部巨著
中没有提到林奈,但是看不见的手所操纵的市场经济和上帝(其实还是看不见的手)所操纵的大自然简直就是天造地设的对偶。天选自助者。无条件利他的天性——即帮助无血缘无地缘关系的陌生人——没有存活的可能。如果曾经有过这种品性,有过传递此种品性的基因,它们因缺乏生存优势,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一定会被淘汰出局。
为什么人类原始文明的发现一般都在山洞?发现火种的重大意义?——维持火种的单位是部落,保存火种的地点是山洞。为了避免三个和尚没水喝,为了降低因看管人能力低下而导致火种熄灭的概率,乃至一次次失败经验的吸取,都会导致专职保存火种者的产生。很可能是这桩当时最紧急的事情,造就了人类社会的第一次分工。
生物学对社会科学家的巨大吸引力。我们无法拒绝新知,无法拒绝一个最富创造力的学科理论上的召唤。
其实,生活中无数维持个体生存的行为和促进社会晋升的表现都不凭借理性的力量。躲避下落物用不上推理。择偶的成功中激情和执着的因素很可能不小于理性能力。一个杰出音乐家和体育家的很多技能,在相当程度上是非意识、下意识的运动。它们雄辩地说明了没有意识和理性,可以完成很多活动和工作,且有些技能是意识和理性不能达到的。
说到底,人不是天使,是动物;不是机器,是生命。人类的这种本质特征决定了,生命科学将比一切非生命的科学给予社会科学更大的启示。
情感与意识都是帮助有机体的,它们是帮助人类做出选择的两种评估系统。
道德意识可能是从人类的强烈的性本能、亲子本能和社会本能中产生的;这可能导致“推己及人”和“爱邻如己”的观念;因此我假定,任何具有社会本能、性本能和激情的动物都一定有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