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例论述《诗经》的艺术特色
众所周知，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诗歌总集,是我国诗歌创作的源头,后世的创作铺垫了良好的基础,有很高的艺术成就。
下面我就同学们刚才精彩的发言做一下总结： 首先，诗经的表现手法看，一个最显著特点便是赋，比，兴手法的运用。
1.赋，是直陈其事。
诗经中大多数文章都运用了这种手法。
如：小雅中的采薇的诗句昔我往矣，杨柳依依。
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不但写的形象鲜明，而且通过情景对称给人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2.兴，是气言托物以引起所咏之辞。
如：《陈风月出》中月出皎兮、月出皓兮、月出照兮等，使诗中人物更形象。
3.比，顾名思义上打比方，典型篇章便是《魏风硕鼠》中利用硕鼠形象的揭示了深刻阶级寄生虫的本质。
总体来说，《诗经》中运用赋、比、兴的手法是相当成功的。
其次，《诗经》中绝大部分都是抒情诗。
其运用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从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反映了广泛的社会生活，构成一幅幅真实而生动的画卷。
如：《七月》、《氓》、《东山》等，都是以描写细节冗长的著名诗篇。
以上都是长篇的作品，但在《诗经》中短小的诗也富有比较丰富的细节。
如：《齐风十亩之间》中：十亩之间兮。
桑者闲闲兮，行与子还兮。
十亩之外兮，桑者泄泄兮。
行与子逝兮。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诗经》中大部分诗是主要通过对客观事物的刻画来反映诗人内心的感情，都应了以我现物，物皆看我之色彩这句话。
再有，《诗经》中基本上均采用四言的形式。
但也有一些作品句子长短变化很 活，语气很自然。
如：《邶风式微》中式微，式微，胡不归
微君之故，胡为乎中露
《诗经》中有许多作品，质备章词句四旋 。
有的只换几个字，使诗歌赋予音乐感，便于吟咏，最典型的例子便是我们刚刚学过的《 风充良》。
综上所述，《诗经》这部伟大的诗歌总集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了极为巨大的影响，因此它的艺术成就具有无比深远的影响。
历来把《诗经》的表现手法，归结为“赋”、“比”、“兴”三类。
《诗经》里大量运用了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加强了作品的形象性，获得了良好的艺术效果。
所谓“赋”，就是“敷陈其事而直言之”。
大、小《雅》中，尤其是史诗，铺陈的场面较多。
“比”，是“以彼物比此物”，也就是比喻之意。
《诗经》中用比喻的地方很多，手法也富于变化。
“赋”和“比”都是一切诗歌中最基本的表现手法，而“兴”则是《诗经》乃至中国诗歌中比较独特的手法。
“兴”字的本义是“起”。
《诗经》中的“兴”，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就是借助其他事物为所咏之内容作铺垫。
它往往用于一首诗或一章诗的开头。
大约最原始的“兴”，只是一种发端，同下文并无意义上的关系，表现出思绪无端地飘移联想。
进一步，“兴”又兼有了比喻、象征、烘托等较有实在意义的用法。
但正因为“兴”原本是思绪无端地飘移和联想而产生的，所以即使有了比较实在的意义，也不是那么固定僵板，而是虚灵微妙的。
如《关雎》开头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原是诗人借眼前景物以兴起下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但关雎和鸣，也可以比喻男女求偶，或男女间的和谐恩爱，只是它的喻意不那么明白确定。
《诗经》主要采用四言诗和隔句用韵，但亦富于变化，其中有二言、三言、五言、六言、七言、八言、的句式，显得灵活多样，读来错落有致。
章法上具有重章叠句和反复咏唱的特点，大量使用了叠字、双声、叠韵词语，加强了语言的形象性和音乐性。
《诗经》中的一些篇章工于描写，勾划出许多生动的细节。
【诗歌】“当君怀归日，是妾断肠时”是什么意思
出自唐代诗人李白的思》燕草如碧秦桑低绿枝。
当君怀归日，是妾时。
春风不相识事入罗帏
赏析这是一首描写思妇心绪的诗。
开头两句以相隔遥远的燕秦春天景物起兴，写独处秦地的思妇触景生情，终日思念远在燕地卫戍的夫君，盼望他早日归来。
三、四句由开头两句生发而来，继续写燕草方碧，夫君必定思归怀己，此时秦桑已低，妾已断肠，进一层表达了思妇之情。
五、六两句，以春风掀动罗帏时，思妇的心理活动，来表现她对爱情坚贞不二的高尚情操。
全诗以景寄情，委婉动人。
李白有相当数量的诗作描摹思妇的心理，《春思》是其中著名的一首。
在中国古典诗歌中，“春”字往往语带双关。
它既指自然界的春天，又可以比喻青年男女之间的爱情。
诗题“春思”之“春”，就包含着这样两层意思。
开头两句：“燕草如碧丝，秦桑低绿枝”，可以视作“兴”。
诗中的兴句一般是就眼前所见，信手拈起，这两句却以相隔遥远的燕、秦两地的春天景物起兴，颇为别致。
“燕草如碧丝”，当是出于思妇的悬想；“秦桑低绿枝”，才是思妇所目睹。
把目力达不到的远景和眼前近景配置在一幅画面上，并且都从思妇一边写出，从逻辑上说，似乎有点乖碍，但从“写情”的角度来看，却是可通的。
试想：仲春时节，桑叶繁茂，独处秦地的思妇触景生情，终日盼望在燕地行役屯戍的丈夫早日归来；她根据自己平素与丈夫的恩爱相处和对丈夫的深切了解，料想远在燕地的丈夫此刻见到碧丝般的春草，也必然会萌生思归的念头。
见春草而思归，语出《楚辞·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
”首句化用《楚辞》语，浑成自然，不着痕迹。
诗人巧妙地把握了思妇复杂的感情活动，用两处春光，兴两地相思，把想象与怀忆同眼前真景融合起来，据实构虚，造成诗的妙境。
所以不仅起到了一般兴句所能起的烘托感情气氛的作用，而且还把思妇对于丈夫的真挚感情和他们夫妻之间心心相印的亲密关系传写出来了，这是一般的兴句所不易做到的。
另外，这两句还运用了谐声双关。
“丝”谐“思”，“枝”谐“知”，这恰和下文思归与“断肠”相关合，增强了诗句的音乐美与含蓄美。
三四两句直承兴句的理路而来，故仍从两地着笔：“当君怀归日，是妾断肠时。
”丈夫及春怀归，足慰离人愁肠。
按理说，诗中的女主人公应该感到欣喜才是，而下句竟以“断肠”承之，这又似乎违背了一般人的心理，但如果联系上面的兴句细细体会，就会发现，这样写对表现思妇的感情又进了一层。
元代萧士赟注李白集曾加以评述道：“燕北地寒，生草迟。
当秦地柔桑低绿之时，燕草方生，兴其夫方萌怀归之志，犹燕草之方生。
妾则思君之久，犹秦桑之已低绿也。
”这一评述，揭示了兴句与所咏之词之间的微妙的关系。
诗中看似于理不合之处，正是感情最为浓密所在。
旧时俗话说：“见多情易厌，见少情易变。
”这首诗中的女主人公的可贵之处在于阔别而情愈深，迹疏而心不移。
诗的最后两句是：“春风不相识，何事入罗帏
”诗人捕捉了思妇在春风吹入闺房，掀动罗帐的一霎那的心理活动，表现了她忠于所爱、坚贞不二的高尚情操。
萧士赟说：“末句比喻此心贞洁，非外物所能动”，正好被他一语道着。
从艺术上说，这两句让多情的思妇对着无情的春风发话，又仿佛是无理的，但用来表现独守春闺的特定环境中的思妇的情态，又令人感到真实可信。
春风撩人，春思缠绵，申斥春风，正所以明志自警。
以此作结，恰到好处。
无理而妙是古典诗歌中一个常见的艺术特征。
从李白的这首诗中不难看出，所谓无理而妙，就是指在看似违背常理、常情的描写中，反而更深刻地表现了各种复杂的感情。
从想象中还在发芽的燕草，和因为春天来得比北方早枝叶都已变绿的秦桑，勾起两地相思之苦，强烈的感受到在同一时刻里的丈夫的“怀归”和自己“断肠”的悲思。
而春风在这时刻偏偏把罗帐吹动，让人怎么还能忍受得了呢
将少妇的心态刻画的细腻、逼真极了。
蒹葭的主旨和写作手法是什么
要准确一点的
主旨一解是男子对心上人的爱慕之情，可望而不可及。
另一解是对理想的追逐。
我认为前者比较自然。
写作手法:1.“兴”，即起兴，渲染场景，烘托气氛之用，是《诗经》经典手法。
(风雅颂赋比兴)2.重章迭沓，即反复，增强韵律感，结构整齐，也是诗经常用手法。
3.如果你的主旨用了第二种，那么还有托物言志。
屈原最著名的一首诗完整版
九歌·国朝代：先秦作屈原原文：操吴戈兮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旌蔽日兮敌若云，矢兮士争先。
凌余阵兮躐余行，左骖殪兮右刃伤。
霾两轮兮絷四马，援玉枹兮击鸣鼓。
天时怼兮威灵怒，严杀尽兮弃原野。
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远。
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
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
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
屈原的代表作有哪些
屈原是个诗人，从他开始，中华才有了以文学著名于世的作家。
他创立了“楚辞”这种文体（也称“骚体”），被誉为“衣被词人，非一代也”。
屈原的作品，根据刘向、刘歆父子的校定和王逸的注本，有25篇，即《离骚》1篇，《天问》1篇，《九歌》11篇，《九章》9篇，《远游》《卜居》《渔父》各1篇。
据《史记·屈原列传》司马迁语，还有《招魂》1篇。
有些学者认为《大招》也是屈原作品；但也有人怀疑《远游》以下诸篇及《九章》中若干篇章非出自屈原手笔。
据郭沫若先生考证，屈原作品，共流传下来23篇。
其中《九歌》11篇，《九章》9篇，《离骚》、《天问》、《招魂》各一篇。
大体说来，《离骚》《天问》《九歌》可以作为屈原作品三种类型的代表。
《九章》《远游》《卜居》《渔父》《招魂》《大招》，其内容与风格可与《离骚》列为一组，大都是有事可据，有义可陈，重在表现作者内心的情愫。
《离骚》是屈原以自己的理想、遭遇、痛苦、热情以至整个生命所熔铸而成的宏伟诗篇，其中闪耀着鲜明的个性光辉，是屈原全部创作的重点。
《天问》是屈原根据神话、传说材料创作的诗篇，着重表现作者的学术造诣及其历史观和自然观。
《九歌》是楚国祀神乐曲，经屈原加工、润色而成，在人物感情的抒发和环境气氛的描述上，充满浓厚的生活气息。
然而是代人或代神表述，并非作者自我抒情，它更多地显示了南楚文学传统的痕迹。
《离骚》一组，《九歌》一组，构成了屈原作品的基本风格。
屈原作品和神话有密切关系。
许多虚幻的内容就是承袭神话发展而来的。
屈原又是关注现实的诗人，作品里反映了现实社会中的种种矛盾，尤以揭露楚国的黑暗政治最为深刻。
屈原作品的风貌和《诗经》明显不同。
这与长江流域的民风和黄河流域的民风不同有关。
当时，北方早已进入宗法社会，而楚地尚有氏族社会的遗风，民性强悍，思想活泼，不为礼法所拘。
所以，抒写男女情思 屈原卜居图（局部）[5]、志士爱国是如此直切，而使用的材料，又是如此丰富，什么都可以奔入笔底。
写人神之恋，写狂怪之士，写远古历史传说，写与天神鬼怪游观，一切神都具有民间普通的人性，神也不过是超出常人的人而已。
它们使作品显得色泽艳丽，情思馥郁，气势奔放。
这样的作品，表现了与北方文学不同的特色。
从体制上看，屈原以前的诗歌，不管是《诗经》或南方民歌，大多是短篇，而屈原发展为长篇巨制。
《离骚》一篇就有2 400多字。
在表现手法上，屈原把赋、比、兴巧妙地糅合成一体，大量运用“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把抽象的品德、意识和复杂的现实关系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来。
在语言形式上，屈原作品突破了《诗经》以四字句为主的格局，每句五、六、七、八、九字不等，也有三字、十字句的，句法参差错落，灵活多变；句中句尾多用“兮”字，以及“之”“于”“乎”“夫”“而”等虚字，用来协调音节，造成起伏回宕、一唱三叹的韵致。
总之，他的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巨大的创造性。
屈原作品，在楚人建立汉王朝定都关中后，便产生了更大的影响，“楚辞”的不断传习、发展，北方的文学逐渐楚化。
新兴的五、七言诗都和楚骚有关。
汉代的赋作家无不受“楚辞”影响，汉以后“绍骚”之作，历代都有，作者往往用屈原的诗句抒发自己胸中的块垒，甚至用屈原的遭遇自喻，这是屈原文学的直接发展。
此外，以屈原生平事迹为题材的诗、歌、词、曲、戏剧、琴辞、大曲、话本等，绘画艺术中如屈原像、《九歌图》、《天问图》等，也难以数计。
所以鲁迅称屈原作品“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 乃甚或在《三百篇》（《诗经》）以上”（鲁迅《汉文学史纲要》）。
[6]著名诗人郭沫若曾为其编剧《雷电颂》，以纪念其事迹。
且通常《离骚》与《诗经》中的国风并称“风，骚”，成为“文学”的代名词。
李白的春思写作背景
赏析：丈夫远征，妻守闺房，两地相思，天各一方，全诗围绕一个“春”字，委婉地道出闺中的少妇思念远方征夫的一片衷肠。
《春思》这首诗的内容
有2首，不知你要的是哪个：1、春思 年代：【唐】 作者：【贾至】 体裁：【七绝】 草色青青柳色黄，桃花历乱李花香。
东风不为吹愁去，春日偏能惹恨长。
2、春思 年代：【唐】 作者：李白 燕草如碧丝，秦桑低绿枝。
当君怀归日，是妾断肠时。
春风不相识，何事入罗帏
有关竹的名篇名句，探索“竹”的文化内涵。
苏东坡有诗云：“无肉让人瘦，无竹让人俗，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
”可见竹在古代通常形容清雅、脱俗，也指高风亮节，是花中四君子之一。
还有诗云：“直视苍天傲暑寒，青枝绿叶簇高竿。
阳春破土身坚节，到朽身残节不残。
”都是说竹的气节的。
当你遨游于中国古典诗歌的海洋，一首首神韵独具的咏竹诗就会使你流连忘返。
竹，是中国古代诗人咏不尽的对象；竹，凝聚着无数文学家的审美理想与艺术追求，融注了他们多少炽热的情感和睿智的思索；竹，实在是中国古代一种极富中华民族文化特色的文学符号。
一、从文学中的符号到文学符号竹从进入文学作为意境的一项辅助构件，到成为诗文主要指绘的中心意象 ，即从文学中的符号到文学符号，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进程。
在文学中，竹艺术符号化的历程经历了滥觞、形成、鼎盛、发展四个阶段。
1、先秦两汉：滥觞期早在原始社会，竹即为中国先民们制造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的一种重要材料，成为其生产生活常备常用的物品，因而原始歌谣把竹作为一种物行描绘。
以现存典籍来看，《弹歌》应为中国诗歌史上最早咏及竹的作品了，它歌唱道：“断竹，续竹，飞土，逐ròu＠①。
”在这首歌谣中，竹仅仅被当作弓的制作材料提及，歌谣主旨并非歌咏竹本身，而是表现弓的制作及用于打猎的过程对竹在本质上并未倾注更多的情感、观念与审美情趣。
历史从野蛮时代步入文明时代，揭开了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新篇，中国古代文学建造出第一座光照千秋的丰碑－－先秦文学，创造了《诗经》和《楚辞》两颗璀璨的明珠。
《诗经》和《楚辞》作为中国古典诗歌的直接源头，其中已有诸多咏及竹的篇什和诗句，或以之为比，或以之为兴，构成诗歌意境的要之一。
《诗经》、《楚辞》中写到簟、筐、箕、管、jǔ＠②、笥、笱、笠、luò＠③、簏等各种竹器的篇什俯拾即是，直接引竹入诗、描绘竹的篇章亦不鲜见，有三篇之多。
如《卫风·淇奥》云：“瞻彼淇奥，绿竹猗猗。
”又“瞻彼淇奥，绿竹青青。
”又：“瞻彼淇奥，绿竹如箦。
”三章起始均以绿竹为兴。
朱熹注云：“淇上多竹，汉世犹然，所谓淇园之竹是也。
猗猗，始生柔弱而美盛也”。
“卫人美武公之德，而以绿竹始生之美盛，兴其学问自修之进益也。
”“青青，坚刚茂盛之貌。
以竹之坚刚茂盛，兴其服饰之尊严，而见其德之称也。
”“箦，栈也。
竹之密比拟之，则盛之至也。
以竹之至盛兴其德之成就也。
”把诗意归结为赞美卫武公之德行，未免牵强，但认为竹作为起兴有其内涵却属不妄之论。
在这首诗中，竹虽然只是作为每章之首比兴的植物，仅为诗人偶然拈来以构筑意境的物象之一，然而却已被赋予了一些象征意味，在竹与其所指之间构筑起临时性的符号代码－－信息指称关系。
《小雅·斯干》中亦有句曰：“如竹苞矣，如松茂矣。
”郑玄笺云：“言时民殷众如竹之本生矣。
”孔颖达疏曰：“竹言苞，以竹笱丛生而本概也。
”其诗相传为周宣王建造宫室时所唱之诗，以竹苞即竹茂盛比喻家族兴盛。
这里《诗经》赋予竹另一种象征意义，在竹与其所指之间构筑起另一符号代码－－信息指称关系。
此外，《诗经》中尚有“tì＠④tì＠④竹竿，以钓于淇”（《卫风·竹竿》），“其sù＠⑤维何，维笱及蒲”（《大雅·韩奕》）等写到竹的诗句，《楚辞》中亦有“余处幽篁兮终不见天”等描绘到竹的诗句。
但竹与《诗经》、《楚辞》中其它动植物一样，尚未摆脱“做引子”〔（1）〕的地位，为“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朱熹给兴所下的定义）之“他物”，还不是“己物”，也就是说，竹既不是诗的主题，也未能与作者所要表现的情趣、感受融为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仅只是情趣、感受的衬托。
虽然说“诗之咏物，自三百篇而已然矣”〔（2）〕未免牵强，“然而这种以鸟兽虫鱼为比兴而引发情感的作用，确实已经孕育了后世诗歌的咏物之作去发展的一颗潜伏的种子。
”〔（3）〕汉赋中有“修竹檀lè＠⑥，夹水碧鲜”（枚乘《梁王兔国赋》）之句；汉乐府民歌与古诗亦有咏及竹者，如“竹竿何niǎo＠⑦niǎo＠⑦，鱼尾何＠⑧＠⑧”（《汉乐府·白头吟》），“冉冉孤生竹，结根泰山阿，与君为新婚，兔丝附女萝”（《古诗十九首·冉冉孤生竹》）。
前者以竹竿钓鱼，喻男女情爱相投；后者以竹托根于大山之坳，喻妇女托身于君子（或认为女子婚前依于父母）。
这些诗中描写竹的诗句与表现情感、叙述事件的诗句之间不再象《诗经》那样彼此在形式上相隔，各自形成独立的语言单元，而是在语言形式上基本做到了浑然一体，然而，竹的意象与作者所抒之情、所叙之事之间的内在关系仍未能达到水乳交融。
正如叶嘉莹先生所说：“三百篇所写者仍毕竟以情志为主体，而并不以物为主体，所以‘三百篇’虽然亦有鸟兽草木之名，但却不能目之为咏物之诗篇。
”〔（4）〕在先秦两汉文学即竹文化的滥觞期，咏及竹的诗句已出现，或以竹为兴，或以竹为比，成为诗歌抒发情感和叙述事件的“引子”、背景或喻依，仅为诗歌内容和意象的一个构成部分，而不是贯穿全诗的主题与中心意象，即只是艺术中的符号而不是艺术符号，还没有达到二元合一、水乳交融的境界。
尽管如此，先秦两汉文学已初露咏竹诗的端倪，形成了咏竹诗的胚胎。
在中华文化母腹中，这个胚胎终究会成长为“婴儿”并呱呱坠地的。
2、魏晋南北朝：形成期汉末“品题人物”的清议，至魏晋之际演化为“辨名析理”的清谈，并吸收儒道思想尤其是老庄思想，形成了玄学思潮。
崇尚自然、游玩山水、欣赏风光是玄学家及名士谈论的中心议题与生活情趣，于是，自然山水不再是冷漠、异己之物，而是名士们逃避现实、摆脱痛苦的避难所和怡神荡性、渲泄自我之境地，成为人的外在延伸和精神世界的具体表现，成为“人化的自然”。
竹，作为“人化的自然”的一部分，为人们所喜爱、所陶醉、所歌咏。
《晋书·王徽之传》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徽之性卓荦不羁，时吴中一士大夫家有好竹，欲观之，便出坐舆造竹下，讽啸良久，主人洒扫请坐，徽之不顾。
将出，主人乃闭门，徽之便以此赏之。
尽欢而去。
尝寄居空宅中，便令种竹，或问其故，啸咏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耶
”赏竹、赋诗、赞竹、咏竹之风日盛，朝野名士趋之若鹜，骚人墨客始著意于此。
晋代玄学家郭璞始作《桃枝竹赞》，曰：“蟠家美竹，厥号桃枝。
丛薄幽蔼，从容郁猗。
簟以安寝，杖以扶危。
”这是对其功用的赞美。
江yōu＠⑨继作《竹赋》，云：“有嘉生之美竹，挺纯枝于自然，含虚中以象道，体圆质以仪天，托宗爽垲，列族圃田，缘崇岭，带回川，薄循隰，行平原，故能凌惊风，茂寒乡，藉坚冰，负雪霜，振葳蕤，扇芬芳，翕幽液以润本，承清露以濯茎，拂景云以容与，拊惠风而回萦。
”进一步对竹自身的一些特性进行了细致描绘与赞颂。
此外，尚有王羲之的《邛竹杖贴》、戴逵的《松竹赞》等文与赋。
晋代的咏竹文学，体裁限于文与赋，诗歌尚未出现，而这些文、赋恪守“赋者，铺也”（《文心雕龙·论赋》）的体裁，主要采用“铺采chī＠⑩文”的手法排列竹的特性，描写呆板生硬，并且议论多于抒情，带有较浓厚的玄言气氛。
这时期的竹虽然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艺术符号，但毕竟已上升为作品的主要意象，贯穿于全文了。
历刘宋至南齐，不仅咏竹作品日渐增多，体裁扩大到诗歌领域，而且随着玄言诗风的扭转和山水诗派的出现，人们与自然及竹的关系更加亲近，竹渐为文学家的情感、观念所浸润而成为意象，因而咏竹作品的审美价值与艺术品位大为提高，严格意义上的咏竹文学诞生了，其标志就是谢眺的《秋竹曲》和《咏竹》二诗。
前诗咏道：缏娟绮窗北，结根未参差。
从风既袅袅，映日颇离离。
欲求枣下吹，别有江南枝。
但能凌白雪，贞心荫曲池。
后诗云：窗前一丛竹，青翠独言奇。
南条交北叶，新笋杂故枝。
月光疏已密，风来起复垂。
青扈飞不碍，黄口得相窥。
但恨从风箨，根株长别离。
前诗借歌颂竹不畏严寒、忠贞荫池之性，表现了诗人坚贞不屈、忠心不二的情操；后诗以笋成竹后箨（笋壳）与竹茎相分喻人间别离之情。
在二诗中，竹与所表现的情趣之间已形成内在深层的指称和表现关系，尤其是竹的不畏风雪寒冷与人的坚贞忠诚之间建构的符号代码－－所指意谓关系的恒定性由此得以确认，为后世诗人反复歌咏，因此，这两首诗的出现，标志着竹作为文学符号的诞生。
3、唐宋：鼎盛期唐代封建社会经济空前繁荣，疆域得到极大开拓，思想意识颇为民主，文学家们的眼界顿然开阔，创作欲望极为旺盛；同时文学，尤其是诗歌，在前代积累的创作经验和艺术技巧的基础上，又有长足发展，达至“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峰巅。
在这样的社会文化的背景之下，咏竹诗文历尽“九河十八弯”，终于汇入大海，迎来了鼎盛期。
有唐一代，竹成为文学家们慧眼瞩目的审美对象之一，从皇帝、权臣至一般士人和下层民众，都有人歌咏竹，仅《古今图书集成》所录，写竹者就有九十五人之多。
大文学家王维、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白居易、李商隐等人人皆有咏竹佳作传世，尤其是白居易，亲自种竹养竹，爱竹之情甚笃，对竹一咏再咏，留下诸多脍炙人口的咏竹诗文；唐代咏竹文学体裁丰富，不仅有诗歌，还有表、记、赋等；唐代诗文中写到竹与竹制品的作品数不胜数。
直接以竹为母题和中心意象进行描绘者，亦开卷即得，颇为丰富，仅《古今图书集成》所录即多达一百七十五篇，内容、风格丰富多彩。
在唐人眼中，外部世界可以被人所改造，人的主体意识空前高扬，自然往往为诗人们的情感、意志所浸润与统摄，与人之情感、意志相融汇而成为意象，即自然物象变为情感、意志的符号，主客之间的隔膜被打通，冲突得以消融，走向了交融与统一。
例如，杜甫的《苦竹》云：青冥亦自守，软弱强扶持。
味苦夏虫避，丛卑春鸟疑。
轩墀会不重，翦伐欲无辞。
幸近幽人屋，霜根结在兹。
清晨止亭下，独爱此幽篁。
杜甫在此诗中把苦竹视为地位卑微而清高坚定者的形象加以歌颂，表层看是赞竹、爱竹，深层看则在颂人、自赏，竹与人、苦竹之性与寒士之情融为一体，诚如钟惺所评：“少陵如《苦竹》……诸诗，于诸物有赞美者，有悲悯者，有痛恨者，有怀思者……有用我语问答者，有代彼对答者，蠢者灵，细者巨，恒者奇，嘿者辩。
咏物至此，神、佛、圣、贤、帝王、豪杰具此难于着手矣。
”再如，韦庄的《新栽竹》：寂寞阶前见此君，绕栏吟罢却沾巾。
异乡流落谁相识，惟有丛篁似主人。
如果说上面所举杜诗是触景（竹）生情，韦庄的这首七绝则是因情觅景。
诗人流落他乡（可能是韦庄于黄巢起义时在南方所作），飘泊寂寞之情涌上心头，无处寻知音，无法遣哀愁，无人诉衷情，只有那常见常伴的竹篁，仿佛是旧时故人，似解得诗人黍离之悲，似能消除诗人心中块垒。
竹不仅人格化为诗人故交，而且被赋予善解人意之品格。
竹与人可以说亲密无间，竹完全被情感化、主体化了。
唐代诗人们做到“与君尚此志，因物复知心”（张九龄《答陈拾遗赠竹簪》），人情与物理得以融合与统一。
在唐代咏诗文学中，竹所指或表现的，主要是诗人的审美情感。
宋朝社会，经济和文化上承唐代而又有所发展。
对隋唐文化有精深研究的 陈寅恪先生指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在这样的文化土壤中，开出可与唐代相媲美的咏竹文学之花。
宋代咏竹文学无论在作者人数、作品数量上，还是体裁种类上，都不亚于唐，而且在咏竹作品意境的精细性，以及竹作为文学符号所指的深度和广度等方面，均有新的开拓与成就。
例如王安石的《华藏院此君亭咏竹》：一径森然四座凉，残阴余韵去何长。
人磷直节生来瘦，自许高材老更刚。
会与蒿藜同雨露，终随松柏到冰霜。
烦君惜取根株在，欲乞伶伦学凤凰。
此诗着意刻画了竹的庇荫、挺直、有节、刚硬、耐寒等特性，结句运用《庄子》凤凰栖于梧桐典故以显竹之高志。
而透过表层意义，我们即能体悟到诗中的文学符号竹所表现的全然是作为政治家兼文学家王安石的个性、人格与志向，诗人在此诗中借竹自况。
再如苏轼的《霜筠亭》：解箨新篁不自持，婵娟已有岁寒姿。
要看凛凛霜前意，须待秋风粉落时。
这首七绝抓住了竹耐寒的特性加以描绘，与孔子“岁寒而知松柏之后凋也”的神韵相类，大抵表达了不畏艰险者自幼即已培育了坚毅的性格，只有在危难之际方显示出其英雄本色的意旨。
此诗借竹说理的意味颇浓。
宋人的咏竹之作，虽在意境的浑融、刻划的具体形象及情感的真挚、细腻方面不及唐诗，但在突出竹的形象特征、意蕴的深刻方面又胜唐人一筹。
竹的文学符号所指称与表现的内容已由理性之网过滤，说理的成分大为增加。
宋代的咏竹文学，尤其是咏竹诗，以理趣为其特征。
4、元代至近现代：延续期唐宋两朝之后，封建文化逐渐丧失其生机与力量，深植于封建文化土壤之中的咏物诗文的地位日趋没落，受到市民文学－－戏曲与小说日益强大的冲击；“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又为新崛起的自由诗、白话小说等新文学所掩蔽，咏竹诗文的创造性趋于微弱，再也没有闪烁出昔日耀眼的光芒。
然而，竹作为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母题，不仅不会骤然消逝，而且不同时代文化中的文学家们仍在不断地赋予其新的主题，竹这种文学符号随着历史的演进，不断获得新的指称－－表现意义。
从元代虞集的《高竹临水上》和杨维桢的《方竹赋》、明代高启的《师子林修谷》和王世贞的《竹里馆记》，到清代郑燮的《竹石》和《题画竹》，直到现代，吴伯箫还写出《井冈翠竹》一文，咏竹文学虽为“余音绕梁”，但仍“不绝如缕”。
竹文化的生命之流绵延不断，咏竹文学的长河奔流不息
二、咏竹文学的文化内涵尽管文学“只是从无边无际的一张网上剪下来的一小块”，它还是从文化这张“网”上剪下来的，与这张“网”有着密切联系，并能在它的“一小块”中显现出“无边无际”的文化的某些特点和侧面，对此，英国小说家爱·摩·福斯特有一非常深刻的比喻，他说：“鱼在大海之中，大海也在鱼腹之内。
”咏竹文学亦如此，竹文学符号之花是盛开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的，必然蕴含中国传统文化土壤的特有养分。
中国文学中咏竹诗文数量如此众多，竹文学符号的形态与内涵这么丰富，任何一个国度的文学都不能与之比肩。
中国传统文化是大陆型农业文化。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系统中的一个因子的咏竹文学，必然受到中国大陆型农业文化系统的制约与规范，并铸就出竹文学符号的美学风格。
中国大陆型农业文化的现实性和内倾性规定了咏竹文学的抒情性特征，并促使抒情性的咏竹文学得以极大发展。
朱光潜先生指出：“西方诗同时向史诗的、戏剧的和抒情的三方面发展，而中国诗则偏向抒情的一方面发展。
”咏竹文学借竹抒情言志，而不是叙述曲折复杂的故事情节，也不在于塑造英勇顽强、冒险冲闯的英雄人物，竹在文学中是情感的寄托物和表现符号。
竹文学符号强烈的抒情性，正是半封闭的大陆大河型地理条件所形成的“阻隔机制”的产物，它适应了农业文化的内倾人格和执着于现实的文化精神；同时抒情性的咏竹文学因从农业文化中得到充足的养分而成长为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
大陆型农业文化和谐的田园生活情调和求安保本的人生态度，酿就咏竹文学清新淡雅、幽静柔美的风格。
农业生产不象狩猎与航海那样富有强烈的冲突、剌激、快节奏和偶然性。
农作物生产周期长，生长节奏缓慢，特别是在传统的农业生产中，丰欠与否更多地依赖于天时，一般情况下只有谋得天人和谐方能获得丰收，生活显得平淡自然且单调重复。
在这种静态封闭的文化系统中，人们的社会人生价值取向不是指向生命潜能的最大发挥及其可能创造的巨大成就，而是尽可能避免与自然和社会的冲突与抗争，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求安保本，反对冒险，在皈依自然之中达到天人合一，在悠闲自得、静穆恬淡的生活节奏中实现其人生价值，以“中庸”为最高境界。
正如朱光潜先生所说：“中国自然诗和西方自然诗相比，也象爱情诗一样，一个以委婉、微妙简隽胜，一个以直率、深刻铺陈胜。
……中国诗自身已有刚柔分别，但是如果拿它来比较西方诗，则又西诗偏于刚，而中诗偏于柔。
西方诗人所爱好的自然是大海，是狂风暴雨，是峭崖荒谷，是日景；中国诗人所爱好的自然是明溪疏柳，是微风细雨，是湖光山色，是月景。
……西方诗的柔和中国诗的刚都不是它们的本色。
”中国文学所反复摄取的意象不是崇山峻岭、奔腾江河、急风骤雨等雄伟宏大、动荡冲突的事物，而是静谧纤小、细腻平和的对象，人们追求的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含蓄温润、清秀淡雅的“中和”之美。
咏竹文学是“托物言志”，通过对竹的描绘歌咏，来表现文学家的情趣思想，而不是直接渲泄其所感所思，因此，咏竹文学表现情感的方式一般都是迂回曲折、委婉含蓄的；竹细圆修长，柔而难折，色泽淡雅，具有较鲜明而典型的阴柔美的审美特征，因而咏竹文学的美学风格大都含蓄淡雅、清新优美。
咏竹文学与中华民族传统的审美需求相契合，故得以较早出现，并获得充分发展。
农业文化特有的文化心理规范着文学的思想内容和道德评价。
中国文学抨击“二三其德”、“见利忘义”的作品比比皆是，而尚义重道、“忠、孝、义、勇”的正面人物翻卷即见。
竹的挺直不屈、有节常青、韧而难折等特性，正与中国传统农业文化的伦理观念相吻合，于是，文学家们就把它摄入文学作品之中，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学符号，以指称和表达崇尚道义、坚守操节、眷恋故人与乡土的观念和情感。
总之，竹作为中国文学的一种异常重要的文学符号，是中国传统文化土壤的产物，它自身蕴含着丰厚的文化内涵与隽永的审美魅力。
请人来翻译古诗
（简析）燕，指北北部的辽宁，当年是之地；秦，今陕西一带征夫们的家乡。
作品将少妇的心态刻画得逼真细腻。
（注解）：1、燕：今河北北部，辽宁西部。
2、秦：今陕西，燕地寒冷，草木迟生于较暖的秦地。
3、罗帏：丝织的帘帐。
（作者简介） 李白 （701年～762年），汉族，字太白，号青莲居士，有“诗仙”之称。
身长七尺有余（约1.83米）。
生于安西都护府碎叶城，幼年迁居四川绵州昌隆县（今四川省江油市这种说法以郭沫若为代表，又一说为李白出生于四川省江油市）。
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
（韵译）：燕塞春草，才嫩得象碧绿的小丝，秦地桑叶，早已茂密得压弯树枝。
郎君啊，当你在边境想家的日子，正是我在家想你，肝肠寸断的时候。
多情的春风呵，我与你素不相识，你为何闯入罗帏，搅乱我的情思
（评析）：这一首描写思妇心绪的诗。
开头两句以相隔遥远的燕秦春天景物起兴，写独处秦地的思妇触景生情，终日思念远在燕地卫戍的夫君，盼望他早日归来。
三、四句由开头两句生发而来，继续写燕草方碧，夫君必定思归怀己，此时秦桑已低，妾已断肠，进一层表达了思妇之情。
五、六两句，以春风掀动罗帏时，思妇的心理活动，来表现她对爱情坚贞不二的高尚情操。
全诗以景寄情，委婉动人。
李白有相当数量的诗作描摹思妇的心理，《春思》是其中著名的一首。
在中国古典诗歌中，“春”字往往语带双关。
它既指自然界的春天，又可以比喻青年男女之间的爱情。
诗题“春思”之“春”，就包含着这样两层意思。
开头两句：“燕草如碧丝，秦桑低绿枝”，可以视作“兴”。
诗中的兴句一般是就眼前所见，信手拈起，这两句却以相隔遥远的燕、秦两地的春天景物起兴，颇为别致。
“燕草如碧丝”，当是出于思妇的悬想；“秦桑低绿枝”，才是思妇所目睹。
把目力达不到的远景和眼前近景配置在一幅画面上，并且都从思妇一边写出，从逻辑上说，似乎有点乖碍，但从“写情”的角度来看，却是可通的。
试想：仲春时节，桑叶繁茂，独处秦地的思妇触景生情，终日盼望在燕地行役屯戍的丈夫早日归来；她根据自己平素与丈夫的恩爱相处和对丈夫的深切了解，料想远在燕地的丈夫此刻见到碧丝般的春草，也必然会萌生思归的念头。
见春草而思归，语出《楚辞·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
”首句化用《楚辞》语，浑成自然，不着痕迹。
诗人巧妙地把握了思妇复杂的感情活动，用两处春光，兴两地相思，把想象与怀忆同眼前真景融合起来，据实构虚，造成诗的妙境。
所以不仅起到了一般兴句所能起的烘托感情气氛的作用，而且还把思妇对于丈夫的真挚感情和他们夫妻之间心心相印的亲密关系传写出来了，这是一般的兴句所不易做到的。
另外，这两句还运用了谐声双关。
“丝”谐“思”，“枝”谐“知”，这恰和下文思归与“断肠”相关合，增强了诗句的音乐美与含蓄美。
三四两句直承兴句的理路而来，故仍从两地着笔：“当君怀归日，是妾断肠时。
”丈夫及春怀归，足慰离人愁肠。
按理说，诗中的女主人公应该感到欣喜才是，而下句竟以“断肠”承之，这又似乎违背了一般人的心理，但如果联系上面的兴句细细体会，就会发现，这样写对表现思妇的感情又进了一层。
元代萧士赟注李白集曾加以评述道：“燕北地寒，生草迟。
当秦地柔桑低绿之时，燕草方生，兴其夫方萌怀归之志，犹燕草之方生。
妾则思君之久，犹秦桑之已低绿也。
”这一评述，揭示了兴句与所咏之词之间的微妙的关系。
诗中看似于理不合之处，正是感情最为浓密所在。
旧时俗话说：“见多情易厌，见少情易变。
”这首诗中的女主人公的可贵之处在于阔别而情愈深，迹疏而心不移。
诗的最后两句是：“春风不相识，何事入罗帏
”诗人捕捉了思妇在春风吹入闺房，掀动罗帐的一霎那的心理活动，表现了她忠于所爱、坚贞不二的高尚情操。
萧士赟说：“末句比喻此心贞洁，非外物所能动”，正好被他一语道着。
从艺术上说，这两句让多情的思妇对着无情的春风发话，又仿佛是无理的，但用来表现独守春闺的特定环境中的思妇的情态，又令人感到真实可信。
春风撩人，春思缠绵，申斥春风，正所以明志自警。
以此作结，恰到好处。
无理而妙是古典诗歌中一个常见的艺术特征。
从李白的这首诗中不难看出，所谓无理而妙，就是指在看似违背常理、常情的描写中，反而更深刻地表现了各种复杂的感情。
从想象中还在发芽的燕草，和因为春天来得比北方早枝叶都已变绿的秦桑，勾起两地相思之苦，强烈的感受到在同一时刻里的丈夫的“怀归”和自己“断肠”的悲思。
而春风在这时刻偏偏把罗帐吹动，让人怎么还能忍受得了呢
将少妇的心态刻画的细腻、逼真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