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庚是近代中国杰出的华侨领袖,是一位着名的大实业家。他将一生中积累的资财都用在兴办学校的事业上。他不但在国内创办了规模宏大的集美学村和远近闻名的厦门大学, 创办和资助了近百所学校,而且在海外也创办并赞助了许多学校,培养了大批人才。因此,毛泽东赞誉他是“华侨旗帜,民族光辉”。人们也将他视为“华侨爱国爱乡热心
教育事业的楷模”。提起陈嘉庚先生,估计很多人都不会觉得陌生。在我们的历史课本中,他是一个经常被提及的名字,不仅是因为他的财1,他的波折经历,更是因为他作为一个华侨,对内地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今天,漫步在着名学府厦门大学,看着这个全国最美丽的学府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石,更是让人感慨万千,这些都是陈嘉庚先生散尽家财办教育的硕果。有钱的人很多很多,但是像陈嘉庚那样把自己辛苦赚来的钱财全部用于教育之上,支援中国的建设之上的,不惜公司破产,那就少之又少了,所以中国人民才会如此怀念他,给他如此高的荣誉。
身负父债的侨乡少年郎1874年10月21日,陈嘉庚出生在福建同安县集美村,因为战乱不断,有很多人远赴南洋讨生活,这里便成了着名的侨乡。陈嘉庚的家庭,也是一个华侨世家,他出生的时候,父亲正在新加坡,经营着米店和一家小厂。从小,是母亲独自抚养他长大。闽南一带,曾有着十分光辉的历史。从民族英雄郑成功到虎门销烟的林则徐,这些故事都在小嘉庚的心里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影响。集美村还有着郑成功的“国姓寨”、“国姓井”,在老一辈人的传说中,陈嘉庚从小就对这些爱国英雄充满了敬仰。而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更使他渴望早日能够报效祖国。1890年,陈嘉庚已经17岁了,父亲要他到新加坡来见见世面,于是他离开了故乡、离开了慈母,独身前往南洋。虽然都市的繁华是一种诱惑,但他却不为所动,老老实实地呆在店里,跟着老伙计学习怎么管理,很快就成了父亲的左右手。1898年,母亲病逝,闻听噩耗的陈嘉庚立即回乡葬母。出发之前,他将自己经管的账务移交给他的族叔。当时他父亲各项经营都很顺利,拥有资产约35万元。可是当守完3年母丧的陈嘉庚回到新加坡时,却发现曾经兴隆的米店已经门庭冷落,负债已达30多万元。原来是父亲的妾生子趁陈嘉庚不在,尽情挥霍导致负债累累,面临破产的边缘。按照新加坡法律,儿子不必偿还父亲债务,况且陈嘉庚身无分文,如何偿还,但深受儒家教育的他面对父亲的凄凉,还是毅然承担了债务,继承了这个烂摊子,当时他还不到31岁。从此这个杰出的企业家开始了自己独立的商业之旅。
菠萝“苏丹”和橡胶大王独自
创业的路程是极其艰难的。陈嘉庚手里的资金只有一点,用来投资什么才能成功呢?经过详细的考察,陈嘉庚发现,菠萝罐头销路旺盛,且周期短、需要的资金不是很多,非常符合自己的情况。于是他决定建立一个菠萝罐头厂。资金不够,陈嘉庚借了7000元,在距新加坡城区10英里的淡水港山地,着手建造一所菠萝罐头厂。一切省了再省,省了再省,借来的7000元用在建厂总算勉强够了。制作菠萝罐头所需的白铁、糖枋,都可向别的商人赊取。开工终于没有问题。等到4月份菠萝一上市,陈嘉庚的“新利川”工厂就开始生产了,为了在竞争中取胜,陈嘉庚给自己的菠萝罐头的商标定名为“苏丹”,意思就是菠萝罐头之王。在陈嘉庚的精心经营之下,罐头厂运作良好,销售看涨,月底核算结果,获净利9000余元。不仅收回全部建厂投资,而且还有盈余,经济效益之大,确实惊人。从绝境中拼杀出来的陈嘉庚初战获胜,就以“新利川”为立足点,兼营父亲企业与人合伙的月新菠萝厂,接着又开设了谦益米号,米店也兼做罐头厂的营业机关。随着菠萝罐头生意越做越大,对菠萝的原料需求也在不断增长,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陈嘉庚在“新利川”附近购买了一块空地,用来种植菠萝,取名为“福山园”,事实上,这块1906年夏季,菠萝罐头行市大跌,陈嘉庚只能勉强保住了1万元的赢利,这次打击使他意识到,商场如战场,仅仅靠一种产品经营是不能适应市场的瞬息多变,他要寻找新的项目。一次偶然的机会,陈嘉庚了解到一个橡胶商人高价卖掉了自己的橡胶园,他立即意识到这是一个机会,于是赶忙联系这个商人,从他那里购进18万粒橡胶种子。而当时因为菠萝生意的不景气,很多人纷纷脱手自己的菠萝园,陈嘉庚趁此机会购买了大片土地,这些成了他以后的橡胶种植园。到了1913年,陈嘉庚的菠萝产量已经占了整个新加坡的半数以上,一跃而居首位,真正成了业内的苏丹,这一年,他已是一个拥有两处橡胶园,四个菠萝罐头厂,一家米厂,一间米店,固定资产和纯利润有四五十万元的华侨企业家了。然而商场风云多变,1914年秋,正当菠萝罐头的生产旺季到来之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各国对菠萝罐头限制入口。因而各洋行停止采办。陈嘉庚的菠萝罐头厂遭到了沉重打击,积存着几万箱产品无法售出。不仅如此,战争还使陈嘉庚的米业遇到了麻烦,特别是许多商船在东印度洋上受到德国战舰攻击之后,原已紧张的航运几乎全部停顿。陈嘉庚米厂的仓库里堆放着1万多包熟米。产品积压的直接后果是资金流转困难,工厂租金越期无法清还,工人的生活费又绝对不可拖欠。陈嘉庚陷入了“艰难维持,度日如年”的境地。1914年冬天,陈嘉庚终于将所有的货全部售脱。这时,他当机立断决定经营航运业,他先是靠租船运输,分别租下了载重1300吨的“万通”和载重2500吨的“万达”两艘轮船,运来需求量很大的熟米,再送到印度销售。不久因为市场的扩大,他又增加了2艘轮船,专门承接英国政府的货物。他的审时度势,及时改变经营策略赢得了可观利润。仅仅一年后,就赢利了20多万元。之后,更是购得多艘轮船,但却不亲自经营,而是租给法国政府,这样不仅省事,避免了风险,也获利很快。1916年,陈嘉庚又有了划时代的举措。当时欧洲各国互相厮杀,给美国经济腾飞提供了难得的机会。美国工业长足的发展,刺激了橡胶制品的需求,带动了马来亚的橡胶业,一跃而成了支柱产业,产量居世界第一位。马来亚成了世界“橡胶王国”。而陈嘉庚此前的投资终于有了回报,他被作为公认的“马来亚橡胶王国四大功臣”之一载入史册。此后2年,陈嘉庚逐渐把重心转移到橡胶业上,他先后将新加坡土头桥的菠萝罐头厂和恒美熟米厂改作“谦益”橡胶厂,专制胶布,实现了橡胶经营从单一的农业垦植到工业制造的飞跃。接着,他又设法与美国橡胶业协会搭上关系,把广告做到了美国,把“谦益”橡胶厂的大半产品直接销售到美国。这样,他实现了第二个飞跃:将橡胶的农、工、贸经营集于一身,而且开创了在英国统治新加坡百年来华侨不通过洋行而与外国商家直接进行贸易的先例。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陈嘉庚不但没有遭受损失,还安然无恙,依靠米、树胶、轮船航运和出售菠萝罐头厂积存的铁皮,陈嘉庚共得450 多万元,扣除各种费用,实存资产430万元。从而迅速跻身于新加坡1豪之列,也成为着名的企业家、新加坡华侨大亨。
散尽家财为教育一战之后,陈嘉庚意识到航运业的危险性和暂时性,就没有再继续下去,他开始继续扩展自己的橡胶王国。1919年,随着橡胶制品的广泛应用,英国投资者不断到马来亚抢占市场,有实力的华侨商家和小园主也纷纷改办橡胶种植园或兴办小橡胶厂,竞争越来越剧烈。面对挑战,陈嘉庚调整自己,实现了第三个飞跃:他扩充了“谦益”橡胶厂的规模,将粗加工的生胶厂改为深加工的橡胶熟品厂;退出于两年前投资50万元入股的3家橡胶公司;组建陈嘉庚公司,将谦益以橡胶总公司的名义列其麾下。1922年,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无度引起市况萧条,橡胶价连续3年下滑,许多小规模的胶园、胶厂被迫停产。而这时的陈嘉庚公司虎气十足,他断定橡胶业是新兴产业,好景还在前头。在对马来亚各地进行考察之后,陈嘉庚一下子买下了9家橡胶厂。1924年他在马来亚和印尼设了10多家橡胶分店,其后又在其他地方设分行、分店或办事机构。目的是扩大产品销路和原料来源,减少中间环节造成的损失。这一年英国政府为抬高橡胶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从中独占利润,在新加坡、马来亚实行限制橡胶生产计划,第二年略见成效,加上美国汽车工业生产迅速发展的影响,橡胶价格大幅度上涨。这一年是陈嘉庚的橡胶事业的巅峰,在英国大臣对新加坡工业的考察书中,也提到了陈嘉庚的公司,说它是“亚洲最大的企业”。与此同时,陈嘉庚并没有忘记自己的故乡——福建集美。他认为振兴工商业的目的在报国,但报国的关键在提倡教育,因而“立志一生所获的财利,慨办教育”。1893年,他20岁时就在家乡创办“惕齐学塾”。1913年又创办集美小学。以后他与胞弟陈敬贤先生一起,边集资边办学,办学规模不断扩大,先后在家乡创办了包括幼稚园、小学、中学、师范、水产、航海、商业、农林等校在内的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资助了闽南20个县市110多所学校;并在侨居地新加坡倡办和赞助了道南小学、爱同小学、崇福小学、南侨中学、南侨师范水产航海等许多学校。他用于兴学的资金超过一亿美元,几乎等于他的全部家财。人们亲切地称陈嘉庚先生为“校主”。有人说,陈嘉庚办这么多的学校无非是提高自己的声誉,但陈嘉庚办学,却不是这样的。他没有把它作为一种资本,相反为此做出了巨大牺牲。1926年起,陈嘉庚为了维持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经费不至于中断,做了许多努力。在资金紧缺时,他甚至于贱价出卖了橡胶园。1929年10月,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新加坡、马来亚最大宗的出口是橡胶和锡,最大的买主是美国。美国的不景气,造成了新、马橡胶和锡业的大萧条。但陈嘉庚一直提供集美、厦门学校经费达90万元。当时,陈嘉庚公司积欠银行债款近400万元。公司资产仅在200多万元,已是资不抵债。以英国汇丰银行为首的债权银行要求陈嘉庚停止支持集美厦大经费,被陈嘉庚断然拒绝了。他认为自己不能也不应放弃义务,学校办起来了,就得维持下去,一旦关了门,恢复就无望了。学校如果关停,不仅耽误青少年前途,而且对社会影响不好,罪就大了。如果因为负担集厦学校经费而遭致生意失败,这是个人事业的荣枯。1932年,陈嘉庚辛苦创办的企业终于被收盘,虽然他的事业走到了末路,但陈嘉庚却从不后悔,因为他成功地创办了这么多学校,尤其是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校。1961年8月21日,这个伟大的企业家、教育家病逝于北京。弥留时他仍殷切盼望台湾回归祖国,并嘱咐“把集美学校办下去”,把遗产300万元人民币全部献给国家。为了感谢这么多年他对国家做出的不朽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给予其国葬的哀荣,灵柩运回集 美,安葬在家乡,以告慰这个曾经辉煌、博大无私的爱国华侨。成功秘诀商人父亲的教导,个人的勤奋用心。出资办学,造福后人,盛誉百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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