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文原文和翻译
《陋室铭》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翻译： 山不在乎高，有了仙人就成了名山；水不在乎深，有蛟龙就能降福显灵。这虽是一间简陋的屋子，只因我的品德高尚而变得雅洁美好。苔痕给阶前铺上绿毯；芳草把室内映得碧绿。谈笑的是渊博的学者，往来的没有目不识丁的平庸小人。可以弹奏不加装饰的古琴，浏览珍贵的佛经。没有靡丽的乐声扰乱双耳，没有冗繁的公文拖累身心。（它好比）南阳诸葛亮的草庐，西蜀扬子云的玄亭。孔子说：“有什么简陋的呢？”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廉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译文：
山不一定要高，有仙人（居住）就能天下闻名；水不一定要深，有龙（居住）就能降福显灵。这（虽）是间简陋的房子，好在主人有美好的德行。苔藓给阶前铺上绿毯，芳草把帘内映得碧青。谈笑的是渊博的学者，往来的没有浅薄的人。可以弹奏素朴的古琴，浏览珍贵的佛经。没有（嘈杂的）音乐扰乱两耳，没有官府的公文劳累身心。（它好比）南阳诸葛亮的茅庐，西蜀扬子云的玄亭。孔子说：（虽然是陋室，但只要君子住在里面）有什么简陋的呢？
桃花源记原文和翻译
[原文]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
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者，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数日，辞去。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
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
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
[赏析] 这是作者所写《桃花源诗》前面的一篇小序。
文章描绘了一个既无剥削、又无压迫、人人劳动、生活安宁、环境优美的理想社会。通过它，表现了作者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和对这种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广大人民的愿望。
本文语言质朴简练，笔调细致流利，描绘逼真，令人如同身历其境，艺术上的成就很高，不愧是一篇传诵至今的名作。
[译文]
晋朝太元年间，在武陵这个地方有个以捕鱼为职业的人，有一次，他沿着一条溪水划船行驶，忘记了路的远近。忽然遇到一片桃花林，两岸几百步以内，中间没有一棵杂树，散发着清香的草又鲜艳又美丽，落下来的桃花瓣散乱在地上。渔人感到很奇异，就再向前行驶，想走完这片桃树林子。
桃树林的尽头，是溪水的发源地，一到就看到一座山。山脚下有个小洞，好像有点发亮。渔人就弃船登岸，从洞口摸进去。开始极狭窄，只能通过一个人。又走了几十步，突然感到开阔明朗。只见土地平坦宽广，房屋整齐，那里有肥沃的土地，优美的池塘和桑树、竹林之类。田间小路四通八达，村落间鸡鸣狗叫的声音到处可以听到。众来来往往，耕种操作，男男女女的服装，完全和外面的人一样。老人和孩子全都愉快的自在逍遥。他们看到渔人，就非常惊讶，问他是从哪里来。渔人详细地回答了他们。有人就邀请他到家里去，摆酒、杀鸡、做饭请他吃喝。村里听说来了这样一个人，都来打听消息。他们自己说，上代因为逃避秦时的战乱，带领妻子儿女和乡亲们来到这块和外界隔绝的地方，不再出去，就此同外面的人断了来往。他们问现在是什么朝代，居然不知道有个汉朝，更不用说魏和晋了。渔人把自己的所见所闻一件一件地全都给他们说了，他们都惊奇感叹。其余的人又各自邀请渔人到他们的家里去，都拿出酒饭来招待他。渔人在洞里停留了几天，才告辞回去。洞里的人嘱咐他说：“不能对外面的人讲这里的情形呀。”
渔人出来以后，找到他的船，就沿着先前经过的路，处处做上标记。回到郡里，渔人就到太守那里报告了这些情况。太守立即派人跟随他去，寻找先前做好的标记，竟然迷失了方向，不能再找到那条道路。
南阳有个叫刘子骥的人，是个清高的人。他听说这件事，高兴地计划前去寻找，没有实现，不久，他就患病去世。以后就不再有去寻找桃花源的人了。
文言文全文翻译
姚弋仲，南安赤亭羌族人。年少就英武坚毅，不谋划经营产业，只把收容贫苦抚恤孤弱作为要务，大家都既敬畏他又亲近他。永嘉年动乱，向东迁徙到榆眉，用布包着婴儿背在背上跟从他迁徙的戎夏等民族的民众有几万人，自称护西羌校尉、雍州刺史、扶风公。
后来晋豫州刺史祖约来投奔石勒，石勒依礼优厚的对待他，姚弋仲呈上奏章说：“祖约为害晋朝，逼死太后，对国君不忠，可是您宠幸他，我担心奸邪之风，祸乱的萌发，这是它的开始啊。”石勒认为他的意见很好，后最终杀死了祖约。
石勒死了以后，石季龙掌权，想起姚弋仲的话，就将秦、雍等地的豪俊迁徙到关东。
等到石季龙废掉石弘自己称王，姚弋仲借口生病不去朝贺。石季龙多次召见，才赴朝，脸色严厉地对石季龙说：“为什么石勒握住你的手臂把石弘托付给你，你接受托付竟然反过来要篡夺王位呢？”石季龙畏忌他的刚强正直，因而没有责怪他。迁任持节、十郡六夷大都督、冠军大将军。性格清正俭朴，为人耿直，不修饰自己的官仪，多次呈上正直的言论，没有什么顾忌的，石季龙非常器重他。朝廷里面重大的议决，他没有不参与决断的，公卿也畏忌他而推重他放低自己的身份。武城左尉，是石季龙宠幸的姬妾的弟弟，曾经侵扰他的衙署，姚弋仲逮捕了他，列举他欺压威胁的情状，下令叫手下人杀了他。左尉叩头谢罪，头都流血了，手下人也谏劝，才没有杀他。他的刚正、坚毅，都是像这之类的。
石季龙末年，反叛的太子侍卫梁犊在荥阳打败李农，石季龙非常恐惧，快马急招姚弋仲。姚弋仲率领他的部属八千多人驻扎在南郊，自己轻骑赶到邺。当时石季龙病了，不能及时召见姚弋仲，属下把他带到领军省，赏给他自己吃的精美食物。姚弋仲发火不吃，说：“召见我讨伐叛贼，难道是来讨食物的吗？我不知道皇上是死是活，如果让我见一面，即使死了也没有遗憾。”属下把这话告诉了石季龙，才引他去觐见。姚弋仲责备石季龙说：“你的儿子死了才开始发愁吧？竟然愁到生病的地步。儿子小的时候没有让品行端正的人好好辅佐，以致让他们自己残杀。你的儿子自己也有过失，责求他的手下过于严厉，所以反叛了。你长期生病，所立的儿子又小，如果不勤查，天下一定会乱。应当忧虑这个，不要烦劳担心叛贼了。梁犊等人因为有想要回到故地的想法，所以一起做了奸邪的叛贼，所做的事凶残狠毒，这是注定会被擒获的。我请求以死效命做一回前锋，让我一举而结束叛乱。”姚弋仲性情率直，习惯对别人无论地位高下都用你称呼，石季龙宽容他也不责备他，在座上就拜授他使持节、侍中、征西大将军，赐给他铠甲战马。姚弋仲说：“你看老羌我可以击溃叛贼还是不能？”于是在庭中披上铠甲跨上战马，鞭马向南奔驰，没有辞别就出门了，于是消灭了梁犊。因为功勋加封可以持剑步行上殿，进朝堂后不用趋行，晋封西平郡公。
石祗与冉闵交战，姚弋仲命其子姚襄率兵救援石祗，出发前姚弋仲告诫其子姚襄说，你的治军带兵才能十倍于冉闵，如果此战不能生擒这个贼首，就不要再来见我。姚襄在常卢泽大败冉闵，胜利而归。姚弋仲因为姚襄没有抓住冉闵，于是打了他一百军杖。
最后一段讲了马和罗这个人，本为姚弋仲部下，但是背着他投奔了张豺，被任命为尚书郎。后来张豺被败，马和罗欲重新归降姚弋仲，部下们都劝姚杀之，但姚惜马和罗之才，复用其为参军，姚弋仲的宽厚用人之道就是这样（让人叹服）啊。
姚弋仲，是南安赤亭羌人。他的祖先是有虞氏的后代。从小英武刚毅，不经营产业，只致力于收容救济贫困的人，众人都畏惧而又亲近他。永嘉之乱时，向东迁移到榆眉，戎夏有几万携带子女跟着他迁徙的人。
后来，晋豫州刺史祖约来投奔石勒，石勒以礼对待他。姚弋仲上疏劝说：“祖约残害晋朝，逼死太后，对主上不忠，而陛下尊宠他，我担心奸乱之祸由此而生。”石勒认为他说得对，最后终于诛杀了祖约。
石勒死后，石季龙掌权，想到姚弋仲的话，就迁徙秦雍豪杰之士到关东。
等到季龙废掉石弘自立，姚弋仲假托有病不去祝贺。季龙多次召见他，才前往，（姚弋仲）严肃地对季龙说：“怎么可以握住手接受托付，却反过来夺取王位呢！”季龙畏忌他的强势、正直而不责罚他。弋仲性情清廉、俭朴、耿直，不重视服饰仪表，多次进献直言，无所避忌，季龙十分器重他。朝中商议大事，都有他参与决断，公卿也都畏忌而对他谦让。武城左尉，是季龙宠姬的弟弟，曾经侵扰姚弋仲的部属。姚弋仲拘捕了武城左尉，列举他胁迫的罪状，命令近侍杀了他。武城左尉叩头到流血，近侍劝说，才作罢。
季龙末年，梁犊在荥阳击败了李农。季龙很恐惧，急召姚弋仲。姚弋仲率领其部众八千余人驻扎在南郊，骑马来到邺地。当时季龙正生病，没有及时见姚弋仲，让人把他引入领军省，赐给他自己吃的东西。姚弋仲发怒不吃，说：“召我来杀敌，难道是来寻饭吃的吗！我不知主上存亡如何，如果能见一面，即使死了，也没有什么遗憾。”季龙身边的人把这话告诉了季龙，季龙这才召见了他。姚弋仲指责季龙说：“你儿子死了，发愁吗？至于生病吗！你儿子小时没有让正直的人辅佐教育，以致他们互相残杀。你的儿子也有过错，责求下属太过分，所以下属反叛。你病了很久，立为太子的儿子又太小，如果你的病不好，天下一定产生祸乱。应当担忧这事，不必烦心忧虑贼乱。梁犊等利用众人思归之心，共行奸盗，所到之处残害百姓，这是必定要被擒获的。我请求当前锋效死力，一举成功。”姚弋仲性情狷狂、直率，对人无论尊卑都以“你”相称。季龙宽恕了他，不加责怪，就在座位上授予他使持节、侍中、征西大将军的职位，赐给他铠甲战马。姚弋仲说：“你看老夫能不能破贼？”于是在庭中披甲上马，催马南驰，不告辞就出征了，就消灭了梁犊。
石祗与冉闵相互攻打，姚弋仲派遣自己儿子姚襄救援石祗，告诫姚襄说：“你的才能比冉闵高十倍，若不擒获斩首，不要再来见我。”姚襄在常卢泽进败冉闵，大败冉闵而归。姚弋仲生气姚襄没有擒获冉闵，打了他一百棍。
姚弋仲部下马何罗博学有文才，张豺辅佐石世时，马何罗背叛了姚弋仲归依张豺，张豺任用他为尚书郎。张豺败落后，马何罗又归附姚弋仲，（人们）都劝姚弋仲杀了马何罗。姚弋仲说：“现在正是招纳奇才之时，应当接受他的才力，他不足以成为祸害。”姚弋仲让马何罗担任参军。
姚弋仲(280—352)十六国时羌族首领,原籍南安赤亭(今陇西)。西晋永嘉六年（312）率部众数万，自称护羌校尉、雍州刺史、扶风公，建城于陇上。姚弋仲乃姚苌之父。东晋明帝太守元年（323）投赵，屡立战功，拜安西将军、六夷大都督、豫州刺史。东晋咸和八年（333）率部迁于清河，后赵石泓拜为奋武将军、西羌大都督，封平襄县。后赵亡归晋，东晋永和七年（351）封为使持节六夷大都督、轼骑大将军、大单于、高陵郡公。有42子，随其南征北战于甘肃、陕西、河南、河北、山西、山东、江苏、安徽一带，为建立后秦基业打下基础。殁后，其灵柩为前秦苻生所得，以王礼葬于冀之狐槃（新兴镇姚谢家坪）。后来，子姚苌称帝，建都长安，追谥父为帝，庙号始祖，墓为高陵，“置园邑五百家护陵。”
文言文翻译《资治通鉴.周纪一》
《资治通鉴.周纪一》译文：（原文译文均较长，故分段翻译，且由于字数限制有所删减）
周纪一 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前403）
周纪一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公元前403年）
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
周威烈王姬午初次分封晋国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国君。
臣光曰：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
臣司马光曰：我知道天子的职责中最重要的是维护礼教，礼教中最重要的是区分地位，区分地位中最重要的是匡正名分。什么是礼教？就是法纪。什么是区分地位？就是君臣有别。什么是名分？就是公、侯、卿、大夫等官爵。
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之纪纲哉！是故天子统三公，三公率诸侯，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贵以临贱，贱以承贵。上之使下犹心腹之运手足，根本之制支叶，下之事上犹手足之卫心腹，支叶之庇本根，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故曰天子之职莫大于礼也。
四海之广，亿民之众，都受制于天子一人。尽管是才能超群、智慧绝伦的人，也不能不在天子足下为他奔走服务，这难道不是以礼作为礼纪朝纲的作用吗！所以，天子统率三公，三公督率诸侯国君，诸侯国君节制卿、大夫官员，卿、大夫官员又统治士人百姓。权贵支配贱民，贱民服从权贵。上层指挥下层就好像人的心腹控制四肢行动，树木的根和干支配枝和叶；下层服侍上层就好像人的四肢卫护心腹，树木的枝和叶遮护根和干，这样才能上下层互相保护，从而使国家得到长治久安。所以说，天子的职责没有比维护礼制更重要的了。
文王序《易》，以乾、坤为首。孔子系之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言君臣之位犹天地之不可易也。《春秋》抑诸侯，尊王室，王人虽微，序于诸侯之上，以是见圣人于君臣之际未尝不也。非有桀、纣之暴，汤、武之仁，人归之，天命之，君臣之分当守节伏死而已矣。是故以微子而代纣则成汤配天矣，以季札而君吴则太伯血食矣，然二子宁亡国而不为者，诚以礼之大节不可乱也。故曰礼莫大于分也。
周文王演绎排列《易经》，以乾、坤为首位。孔子解释说：“天尊贵，地卑微，阳阴于是确定。由低至高排列有序，贵贱也就各得其位。”这是说君主和臣子之间的上下关系就像天和地一样不能互易。《春秋》一书贬低诸侯，尊崇周王室，尽管周王室的官吏地位不高，在书中排列顺序仍在诸侯国君之上，由此可见孔圣人对于君臣关系的关注。如果不是夏桀、商纣那样的暴虐昏君，对手又遇上商汤、周武王这样的仁德明主，使人民归心、上天赐命的话，君臣之间的名分只能是作臣子的恪守臣节，矢死不渝。所以如果商朝立贤明的微子为国君来取代纣王，成汤创立的商朝就可以永配上天；而吴国如果以仁德的季札做君主，开国之君太伯也可以永享祭祀。然而微子、季札二人宁肯国家灭亡也不愿做君主，实在是因为礼教的大节绝不可因此破坏。所以说，礼教中最重要的就是地位高下的区分。
夫礼，辨贵贱，序亲疏，裁群物，制庶事，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别之，然后上下粲然有伦，此礼之大经也。名器既亡，则礼安得独在哉！昔仲叔于奚有功于卫，辞邑而请繁缨，孔子以为不如多与之邑。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政亡则国家从之。卫君待孔子而为政，孔子欲先正名，以为名不正则民无所措手足。夫繁缨，小物也，而孔子惜之；正名，细务也，而孔子先之：诚以名器既乱则上下无以相保故也。夫事未有不生于微而成于著，圣人之虑远，故能谨其微而治之，众人之识近，故必待其著而后救之；治其微则用力寡而功多，救其著则竭力而不能及也。《易》曰：“履霜坚冰至，”《书》曰：“一日二日万几，”谓此类也。故曰分莫大于名也。
所谓礼教，在于分辨贵贱，排比亲疏，裁决万物，处理日常事物。没有一定的名位，就不能显扬；没有器物，就不能表现。只有用名位来分别称呼，用器物来分别标志，然后上下才能井然有序。这就是礼教的根本所在。如果名位、器物都没有了，那么礼教又怎么能单独存在呢！当年仲叔于奚为卫国建立了大功，他谢绝了赏赐的封地，却请求允许他享用贵族才应有的马饰。孔子认为不如多赏赐他一些封地，惟独名位和器物，绝不能假与他人，这是君王的职权象征；处理政事不坚持原则，国家也就会随着走向危亡。卫国国君期待孔子为他崐处理政事，孔子却先要确立名位，认为名位不正则百姓无所是从。马饰，是一种小器物，而孔子却珍惜它的价值；正名位，是一件小事情，而孔子却要先从它做起，就是因为名位、器物一紊乱，国家上下就无法相安互保。没有一件事情不是从微小之处产生而逐渐发展显著的，圣贤考虑久远，所以能够谨慎对待微小的变故及时予以处理；常人见识短浅，所以必等弊端闹大才来设法挽救。矫正初起的小错，用力小而收效大；挽救已明显的大害，往往是竭尽了全力也
不能成功。《易经》说：“行于霜上而知严寒冰冻将至。”《尚书》说：“先
王每天都要兢兢业业地处理成千上万件事情。”就是指这类防微杜渐的例子。
所以说，区分地位高下最重要的是匡正各个等级的名分。
呜呼！幽、厉失德，周道日衰，纲纪散坏，下陵上替，诸侯专征，大夫擅政，礼之大体什丧七八矣，然文、武之祀犹绵绵相属者，盖以周之子孙尚能守其名分故也。何以言之？昔晋文公有大功于王室，请隧于襄王，襄王不许，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恶也。不然，叔父有地而隧，又何请焉！”文公于是惧而不能违。是故以周之地则不大于曹、滕，以周之民则不众于邾、莒，然历数百年，宗主天下，虽以晋、楚、齐、秦之强不敢加者，何哉？徒以名分尚存故也。至于季氏之于鲁，田常之于齐，白公之于楚，智伯之于晋，其势皆足以逐君而自为，然而卒不敢者，岂其力不足而心不忍哉，乃畏奸名犯分而天下共诛之也。今晋大夫暴蔑其君，剖分晋国，天子既不能讨，又宠秩之，使列于诸侯，是区区之名分复不能守而并弃之也。先王之礼于斯尽矣！
呜呼！周幽王、周厉王丧失君德，周朝的气数每况愈下。礼纪朝纲土崩瓦解；下欺凌、上衰败；诸侯国君恣意征讨他人；士大夫擅自干预朝政；礼教从总体上已经有十之七八沦丧了。然而周文王、周武王开创的政权还能绵绵不断地延续下来，就是因为周王朝的子孙后裔尚能守定名位。为什么这样说呢？当年晋文公为周朝建立了大功，于是向周襄王请求允许他死后享用王室的隧葬礼制，周襄王没有准许，说：“周王制度明显。没有改朝换代而有两个天子，这也是作为叔父辈的晋文公您所反对的。不然的话，叔父您有地，愿意隧葬，又何必请示我呢？”晋文公于是感到畏惧而没有敢违反礼制。因此，周王室的地盘并不比曹国、滕国大，管辖的臣民也不比邾国、莒国多，然而经过几百年，仍然是天下的宗主，即使是晋、楚、齐、秦那样的强国也还不敢凌驾于其上，这是为什么呢？只是由于周王还保有天子的名分。再看看鲁国的大夫季氏、齐国的田常、楚国的白公胜、晋国的智伯，他们的势力都大得足以驱逐国君而自立，然而他们到底不敢这样做，难道是他们力量不足或是于心不忍吗？只不过是害怕奸夺名位僭犯身分而招致天下的讨伐罢了。现在晋国的三家大夫欺凌蔑视国君，瓜分了晋国，作为天子的周王不能派兵征讨，反而对他们加封赐爵，让他们列位于诸侯国君之中，这样做就使周王朝仅有的一点名分不能再守定而全部放弃了。周朝先王的礼教到此丧失干净！
或者以为当是之时，周室微弱，三晋强盛，虽欲勿许，其可得乎！是大不然。夫三晋虽强，苟不顾天下之诛而犯义侵礼，则不请于天子而自立矣。不请于天子而自立，则为悖逆之臣，天下苟有桓、文之君，必奉礼义而征之。今请于天子而天子许之，是受天子之命而为诸侯也，谁得而讨之！故三晋之列于诸侯，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
有人认为当时周王室已经衰微，而晋国三家力量强盛，就算周王不想承认他们，又怎么能做得到呢！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晋国三家虽然强悍，但他们如果打算不顾天下的指责而公然侵犯礼义的话，就不会来请求周天子的批准，而是去自立为君了。不向天子请封而自立为国君，那就是叛逆之臣，天下如果有像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贤德诸侯，一定会尊奉礼义对他们进行征讨。现在晋国三家向天子请封，天子又批准了。他们就是奉天子命令而成为诸侯的，谁又能对他们加以讨伐呢！所以晋国三家大夫成为诸侯，并不是晋国三家破坏了礼教，正是周天子自已破坏了周朝的礼教啊！
乌呼！君臣之礼既坏矣，则天下以智力相雄长，遂使圣贤之后为诸侯者，社稷无不泯绝，生民之类糜灭几尽，岂不哀哉！
呜呼！君臣之间的礼纪既然崩坏，于是天下便开始以智慧、武力互相争雄，使当年受周先王分封而成为诸侯国君的圣贤后裔，江山相继沦亡，周朝先民的子孙灭亡殆尽，岂不哀伤！初，智宣子将以瑶为后，智果曰：“不如宵也。瑶之贤于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鬓长大则贤，射御足力则贤，伎艺毕给则贤，巧文辩惠则贤，强毅果敢则贤；如是而甚不仁。夫以其五贤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谁能待之？若果立瑶也，智宗必灭。”弗听。智果别族于太史，为辅氏。
当初，晋国的智宣子想以智瑶为继承人，族人智果说：“他不如智宵。智瑶有超越他人的五项长处，只有一项短处。美发高大是长处，精于骑射是长处，才艺双全是长处，能写善辩是长处，坚毅果敢是长处。虽然如此却很不仁厚。如果他以五项长处来制服别人而做不仁不义的恶事，谁能和他和睦相处？要是真的立智瑶为继承人，那么智氏宗族一定灭亡。”智宣子置之不理。智果便向太史请求脱离智族姓氏，另立为辅氏。
赵简子之子，长曰伯鲁，幼曰无恤。将置后，不知所立，乃书训戒之辞于二简，以授二子曰：“谨识之！”三年而问之，伯鲁不能举其辞；求其简，已失之矣。问无恤，诵其辞甚习；求其简，出诸袖中而奏之。于是简子以无恤为贤，立以为后。
赵国的大夫赵简子的儿子，长子叫伯鲁，幼子叫无恤。赵简子想确定继承人，不知立哪位好，于是把他的日常训诫言词写在两块竹简上，分别交给两个儿子，嘱咐说：“好好记住！”过了三年，赵简子问起两个儿子，大儿子伯鲁说不出竹简上的话；再问他的竹简，已丢失了。又问小儿子无恤，竟然背诵竹简训词很熟习；追问竹简，他便从袖子中取出献上。于是，赵简子认为无恤十分贤德，便立他为继承人。
简子使尹铎为晋阳，请曰：“以为茧丝乎？抑为保障乎？”简子曰：“保障哉！”尹铎损其户数。简子谓无恤曰：“晋国有难，而无以尹铎为少，无以晋阳为远，必以为归。”
赵简子派尹铎去晋阳，临行前尹铎请示说：“您是打算让我去抽丝剥茧般地搜刮财富呢，还是作为保障之地？”赵简子说：“作为保障。”尹铎便少算居民户数，减轻赋税。赵简子又对儿子赵无恤说：“一旦晋国发生危难，你不要嫌尹铎地位不高，不要怕晋阳路途遥远，一定要以那里作为归宿。”
及智宣子卒，智襄子为政，与韩康子、魏桓子宴于蓝台。智伯戏康子而侮段规。智国闻之，谏曰：“主不备难，难必至矣！”智伯曰：“难将由我。我不为难，谁敢兴之！”对曰：“不然。《夏书》有之：‘一人三失，怨岂在明，不见是图。’夫君子能勤小物，故无大患。今主一宴而耻人之君相，又弗备，曰‘不敢兴难’，无乃不可乎！蚋、蚁、蜂、虿，皆能害人，况君相乎！”弗听。
等到智宣子去世，智襄子智瑶当政，他与韩康子、魏桓子在蓝台饮宴，席间智瑶戏弄韩康子，又侮辱他的家相段规。智瑶的家臣智国听说此事，就告诫说：“主公您不提防招来灾祸，灾祸就一定会来了！”智瑶说：“人的生死灾祸都取决于我。我不给他们降临灾祸，谁还敢兴风作浪！”智国又说：“这话可不妥。《夏书》中说：‘一个人屡次三番犯错误，结下的仇怨岂能在明处，应该在它没有表现时就提防。’贤德的人能够谨慎地处理小事，所以不会招致大祸。现在主公一次宴会就开罪了人家的主君和臣相，又不戒备，说：‘不敢兴风作浪。’这种态度恐怕不行吧。蚊子、蚂蚁、蜜蜂、蝎子，都能害人，何况是国君、国相呢！”智瑶不听。
智伯请地于韩康子，康子欲弗与。段规曰：“智伯好利而愎，不与，将伐我；不如与之。彼狃于得地，必请于他人；他人不与，必响之以兵，然后我得免于患而待事之变矣。”康子曰：“善。”使使者致万家之邑于智伯。智伯悦。又求地于魏桓子，桓子欲弗与。任章曰：“何故弗与？”桓子曰：“无故索地，故弗与。”任章曰：“无故索地，诸大夫必惧；吾与之地，智伯必骄。彼骄而轻敌，此惧而相亲；以相亲之兵待轻敌之人，智氏之命必不长矣。《周书》曰：‘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与之。’主不如与之，以骄智伯，然后可以择交而图智氏矣，柰何独以吾为智氏质乎！”桓子曰：“善。”复与之万家之邑一。
智瑶向韩康子要地，韩康子想不给。段规说：“智瑶贪财好利，又刚愎自用，如果不给，一定讨伐我们，不如姑且给他。他拿到地更加狂妄，一定又会向别人索要；别人不给，他必定向人动武用兵，这样我们就可以免于祸患而伺机行动了。”韩康子说：“好主意。”便派了使臣去送上有万户居民的领地。智瑶大喜，果然又向魏桓子提出索地要求，魏桓子想不给。家相任章问：“为崐什么不给呢？”魏桓子说：“无缘无故来要地，所以不给。”任章说：“智瑶无缘无故强索他人领地，一定会引起其他大夫官员的警惧；我们给智瑶地，他一定会骄傲。他骄傲而轻敌，我们警惧而互相亲善；用精诚团结之兵来对付狂妄轻敌的智瑶，智家的命运一定不会长久了。《周书》说：‘要打败敌人，必须暂时听从他；要夺取敌人利益，必须先给他一些好处。’主公不如先答应智瑶的要求，让他骄傲自大，然后我们可以选择盟友共同图谋，又何必单独以我们作智瑶的靶子呢！”魏桓子说：“对。”也交给智瑶一个有万户的封地。
智伯又求蔡、皋狼之地于赵襄子，襄子弗与。智伯怒，帅韩、魏之甲以攻赵氏。襄子将出，曰：“吾何走乎？”从者曰：“长子近，且城厚完。”襄子曰：“民罢力以完之，又毙死以守之，其谁与我！”从者曰：“邯郸之仓库实。”襄子曰：“浚民之膏泽以实之，又因而杀之，其谁与我！其晋阳乎，先主之所属也，尹铎之所宽也，民必和矣。”乃走晋阳。
智瑶又向赵襄子要蔡和皋狼的地方。赵襄子拒绝不给。智瑶勃然大怒，率领韩、魏两家甲兵前去攻打赵家。赵襄子准备出逃。问：“我到哪里去呢？”随从说：“长子城最近，而且城墙坚厚又完整。”赵襄子说：“百姓精疲力尽地修完城墙，又要他们舍生入死地为我守城，谁能和我同心？”随从又说：“邯郸城里仓库充实。”赵襄子说：“搜刮民脂民膏才使仓库充实，现在又因战争让他们送命，谁会和我同心。还是投奔晋阳吧，那是先主的地盘，尹铎又待百姓宽厚，人民一定能同我们和衷共济。”于是前往晋阳。
三家以国人围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沈灶产蛙，民无叛意。智伯行水，魏桓子御，韩康子骖乘。智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国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绛水可以灌平阳也。疵谓智伯曰：“韩、魏必反矣。”智伯曰：“子何以知之？”疵曰：“以人事知之。夫从韩、魏之兵以攻赵，赵亡，难必及韩、魏矣。今约胜赵而三分其地，城不没者三版，人马相食，城降有日，而二子无喜志，有忧色，是非反而何？”明日，智伯以疵之言告二子，二子曰：“此夫谗人欲为赵氏游说，使主疑于二家而懈于攻赵氏也。不然，夫二家岂不利朝夕分赵氏之田，而欲为危难不可成之事乎！”二子出，疵入曰：“主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对曰：“臣见其视臣端而趋疾，知臣得其情故也。”智伯不悛。疵请使于齐。
智瑶、韩康子、魏桓子三家围住晋阳，引水灌城。城墙头只差三版的地方没有被淹没，锅灶都被泡塌，青蛙孳生，人民仍是没有背叛之意。智瑶巡视水势，魏桓子为他驾车，韩康子站在右边护卫。智瑶说：“我今天才知道水可以让人亡国。”魏桓子用胳膊肘碰了一下韩康子，韩康子也踩了一下魏桓子脚。因为汾水可以灌魏国都城安邑，绛水也可以灌韩国都城平阳。智家的谋士疵对智瑶说：“韩、魏两家肯定会反叛。”智瑶问：“你何以知道？”疵说：“以人之常情而论。我们调集韩、魏两家的军队来围攻赵家，赵家覆亡，下次灾难一定是连及韩、魏两家了。现在我们约定灭掉赵家后三家分割其地，晋阳城仅差三版就被水淹没，城内宰马为食，破城已是指日可待。然而韩康子、魏桓子两人没有高兴的心情，反倒面有忧色，这不是必反又是什么？”第二天，智瑶把疵的话告诉了韩、魏二人，二人说：“这一定是离间小人想为赵家游说，让主公您怀疑我们韩、魏两家而放松对赵家的进攻。不然的话，我们两家岂不是放着早晚就分到手的赵家田土不要，而要去干那危险必不可成的事吗？”两人出去，疵进来说：“主公为什么把臣下我的话告诉他们两人呢？”智瑶惊奇地反问：“你怎么知道的？”回答说：“我见他们认真看我而匆忙离去，因为他们知道我看穿了他们的心思。”智瑶不改。于是疵请求让他出使齐国。
赵襄子使张孟谈潜出见二子，曰：“臣闻唇亡则齿寒。今智伯帅韩、魏以攻赵，赵亡则韩、魏为之次矣。”二子曰：“我心知其然也；恐事未遂而谋泄，则祸立至矣。”张孟谈曰：“谋出二主之口，入臣之耳，何伤也！”二子乃潜与张孟谈约，为之期日而遣之。襄子夜使人杀守堤之吏，而决水灌智伯军。智伯军救水而乱，韩、魏翼而击之，襄子将卒犯其前，大败智伯之众，遂杀智伯，尽灭智氏之族。唯辅果在。
赵襄子派张孟谈秘密出城来见韩、魏二人，说：“我听说唇亡齿寒。现在智瑶率领韩、魏两家来围攻赵家，赵家灭亡就该轮到韩、魏了。”韩康子、魏崐桓子也说：“我们心里也知道会这样，只怕事情还未办好而计谋先泄露出去，就会马上大祸临头。”张孟谈又说：“计谋出自二位主公之口，进入我一人耳朵，有何伤害呢？”于是两人秘密地与张孟谈商议，约好起事日期后送他回城了。夜里，赵襄子派人杀掉智军守堤官吏，使大水决口反灌智瑶军营。智瑶军队为救水淹而大乱，韩、魏两家军队乘机从两翼夹击，赵襄子率士兵从正面迎头痛击，大败智家军，于是杀死智瑶，又将智家族人尽行诛灭。只有辅果得以幸免。
臣光曰：智伯之亡也，才胜德也。夫才与德异，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谓之贤，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云梦之竹，天下之劲也；然而不矫揉，不羽括，则不能以入坚。棠之金，天下之利也；然而不熔范，不砥砺，则不能以击强。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则？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愚者虽欲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胜，譬如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为害岂不多哉！夫德者人之所严，而才者人之所爱；爱者易亲，严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遗于德。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馀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岂特智伯哉！故为国为家者苟能审于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后，又何失人之足患哉！
臣司马光曰：智瑶的灭亡，在于才胜过德。才与德是不同的两回事，而世俗之人往往分不清，一概而论之曰贤明，于是就看错了人。所谓才，是指聪明、明察、坚强、果毅；所谓德，是指正直、公道、平和待人。才，是德的辅助；德，是才的统帅。云梦地方的竹子，天下都称为刚劲，然而如果不矫正其曲，不配上羽毛，就不能作为利箭穿透坚物。棠地方出产的铜材，天下都称为精利，然而如果不经熔烧铸造，不锻打出锋，就不能作为兵器击穿硬甲。所以，德才兼备称之为圣人；无德无才称之为愚人；德胜过才称之为君子；才胜过德称之为小人。挑选人才的方法，如果找不到圣人、君子而委任，与其得到小人，不如得到愚人。原因何在？因为君子持有才干把它用到善事上；而小人持有才干用来作恶。持有才干作善事，能处处行善；而凭借才干作恶，就无恶不作了。愚人尽管想作恶，因为智慧不济，气力不胜任，好像小狗扑人，人还能制服它。而小人既有足够的阴谋诡计来发挥邪恶，又有足够的力量来逞凶施暴，就如恶虎生翼，他的危害难道不大吗！有德的人令人尊敬，有才的人使人喜爱；对喜爱的人容易宠信专任，对尊敬的人容易疏远，所以察选人才者经常被人的才干所蒙蔽而忘记了考察他的品德。自古至今，国家的乱臣奸佞，家族的败家浪子，因为才有余而德不足，导致家国覆亡的多了，又何止智瑶呢！所以治国治家者如果能审察才与德两种不同的标准，知道选择的先后，又何必担心失去人才呢！
三家分智氏之田。赵襄子漆智伯之头，以为饮器。智伯之臣豫让欲为之报仇，乃诈为刑人，挟匕首，入襄子宫中涂厕。襄子如厕心动，索之，获豫让。左右欲杀之，襄子曰：“智伯死无后，而此人欲为报仇，真义士也，吾谨避之耳。”乃舍之。豫让又漆身为癞，吞炭为哑。行乞于市，其妻不识也。行见其友，其友识之，为之泣曰：“以子之才，臣事赵孟，必得近幸。子乃为所欲为，顾不易邪？何乃自苦如此？求以报仇，不亦难乎！”豫让曰：“既已委质为臣，而又求杀之，是二心也。凡吾所为者，极难耳。然所以为此者，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怀二心者也。”襄子出，豫让伏于桥下。襄子至桥，马惊；索之，得豫让，遂杀之。
[3]赵、韩、魏三家瓜分智家的田土，赵襄子把智瑶的头骨涂上漆，作为饮具。智瑶的家臣豫让想为主公报仇，就化装为罪人，怀揣匕首，混到赵襄子的宫室中打扫厕所。赵襄子上厕所时，忽然心动不安，令人搜索，抓获了豫让。左右随从要将他杀死，赵襄子说：“智瑶已死无后人，而此人还要为他报仇，真是一个义士，我小心躲避他好了。”于是释放豫让。豫让用漆涂身，弄成一个癞疮病人，又吞下火炭，弄哑嗓音。在街市上乞讨，连结发妻子见面也认不出来。路上遇到朋友，朋友认出他，为他垂泪道：“以你的才干，如果投靠赵家，一定会成为亲信，那时你就为所欲为，不是易如反掌吗？何苦自残形体崐以至于此？这样来图谋报仇，不是太困难了吗！”豫让说：“我要是委身于赵家为臣，再去刺杀他，就是怀有二心。我现在这种做法，是极困难的。然而之所以还要这样做，就是为了让天下与后世做人臣子而怀有二心的人感到羞愧。”赵襄子乘车出行，豫让潜伏在桥下。赵襄子到了桥前，马突然受惊，进行搜索，捕获豫让，于是杀死他。
襄子为伯鲁之不立也，有子五人，不肯置后。封伯鲁之子于代，曰代成君，早卒；立其子浣为赵氏后。襄子卒，弟桓子逐浣而自立；一年卒。赵氏之人曰：“桓子立非襄主意。”乃共杀其子，复迎浣而立之，是为献子。献子生籍，是为烈侯。魏斯者，魏桓子之孙也，是为文侯。韩康子生武子；武子生虔，是为景侯。
赵襄子因为赵简子没有立哥哥伯鲁为继承人，自己虽然有五个儿子，也不肯立为继承人。他封赵伯鲁的儿子于代国，称代成君，早逝；又立其子赵浣为赵家的继承人。赵襄子死后，弟弟赵桓子就驱逐赵浣，自立为国君，继位一年也死了。赵家的族人说：“赵桓子做国君本来就不是赵襄子的主意。”大家一起杀死了赵桓子的儿子，再迎回赵浣，拥立为国君，这就是赵献子。赵献子生子名赵籍，就是赵烈侯。魏斯，是魏桓子的孙子，就是魏文侯。韩康子生子名韩武子，武子又生韩虔，被封为韩景侯。
魏文侯以卜子夏、田子方为师。每过段干木之庐必式。四方贤士多归之。
魏文侯魏斯以卜子夏、田子方为国师，他每次经过名士段干木的住宅，都要在车上俯首行礼。四方贤才德士很多前来归附他。
文侯与群臣饮酒，乐，而天雨，命驾将适野。左右曰：“今日饮酒乐，天又雨，君将安之？”文侯曰：“吾与虞人期猎，虽乐，岂可无一会期哉！”乃往，身自罢之。
魏文侯与群臣饮酒，奏乐间，下起了大雨，魏文侯却下令备车前往山野之中。左右侍臣问：“今天饮酒正乐，外面又下着大雨，国君打算到哪里去呢？”魏文侯说：“我与山野村长约好了去打猎，虽然这里很快乐，也不能不遵守约定！”于是前去，亲自告诉停猎。
韩借师于魏以伐赵，文侯曰：“寡人与赵，兄弟也，不敢闻命。”赵借师于魏以伐韩，文侯应之亦然。二国皆怒而去。已而知文侯以讲于己也，皆朝于魏。魏于是始大于三晋，诸侯莫能与之争。
韩国邀请魏国出兵攻打赵国。魏文侯说：“我与赵国，是兄弟之邦，不敢从命。”赵国也来向魏国借兵讨伐韩国，魏文侯仍然用同样的理由拒绝了。两国使者都怒气冲冲地离去。后来两国得知魏文侯对自己的和睦态度，都前来朝拜魏国。魏国于是开始成为魏、赵、韩三国之首，各诸侯国都不能和它争雄。
周威烈王姬午初次分封晋国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国君。
臣司马光说：我知道天子的职责中最重要的是维护礼教，礼教中最重要的是区分地位，区分地位中最重要的是匡正名分。什么是礼教？就是法纪。什么是区分地位？就是君臣有别。什么是名分？就是公、侯、卿、大夫等官爵。
四海之广，亿民之众，都受制于天子一人。尽管是才能超群、智慧绝伦的人，也不能不在天子足下为他奔走服务，这难道不是以礼作为礼纪朝纲的作用吗！所以，天子统率三公，三公督率诸侯国君，诸侯国君节制卿、大夫官员，卿、大夫官员又统治士人百姓。权贵支配贱民，贱民服从权贵。上层指挥下层就好像人的心腹控制四肢行动，树木的根和干支配枝和叶；下层服侍上层就好像人的四肢卫护心腹，树木的枝和叶遮护根和干，这样才能上下层互相保护，从而使国家得到长治久安。所以说，天子的职责没有比维护礼制更重要的了。
周文王演绎排列《易经》，以乾、坤为首位。孔子解释说：“天尊贵，地卑微，阳阴于是确定。由低至高排列有序，贵贱也就各得其位。”这是说君主和臣子之间的上下关系就像天和地一样不能互易。《春秋》一书贬低诸侯，尊崇周王室，尽管周王室的官吏地位不高，在书中排列顺序仍在诸侯国君之上，由此可见孔圣人对于君臣关系的关注。如果不是夏桀、商纣那样的暴虐昏君，对手又遇上商汤、周武王这样的仁德明主，使人民归心、上天赐命的话，君臣之间的名分只能是作臣子的恪守臣节，矢死不渝。所以如果商朝立贤明的微子为国君来取代纣王，成汤创立的商朝就可以永配上天；而吴国如果以仁德的季札做君主，开国之君太伯也可以永享祭祀。然而微子、季札二人宁肯国家灭亡也不愿做君主，实在是因为礼教的大节绝不可因此破坏。所以说，礼教中最重要的就是地位高下的区分。
所谓礼教，在于分辨贵贱，排比亲疏，裁决万物，处理日常事物。没有一定的名位，就不能显扬；没有器物，就不能表现。只有用名位来分别称呼，用器物来分别标志，然后上下才能井然有序。这就是礼教的根本所在。如果名位、器物都没有了，那么礼教又怎么能单独存在呢！当年仲叔于奚为卫国建立了大功，他谢绝了赏赐的封地，却请求允许他享用贵族才应有的马饰。孔子认为不如多赏赐他一些封地，惟独名位和器物，绝不能假与他人，这是君王的职权象征；处理政事不坚持原则，国家也就会随着走向危亡。卫国国君期待孔子为他崐处理政事，孔子却先要确立名位，认为名位不正则百姓无所是从。马饰，是一种小器物，而孔子却珍惜它的价值；正名位，是一件小事情，而孔子却要先从它做起，就是因为名位、器物一紊乱，国家上下就无法相安互保。没有一件事情不是从微小之处产生而逐渐发展显著的，圣贤考虑久远，所以能够谨慎对待微小的变故及时予以处理；常人见识短浅，所以必等弊端闹大才来设法挽救。矫正初起的小错，用力小而收效大；挽救已明显的大害，往往是竭尽了全力也不能成功。《易经》说：“行于霜上而知严寒冰冻将至。”《尚书》说：“先王每天都要兢兢业业地处理成千上万件事情。”就是指这类防微杜渐的例子。所以说，区分地位高下最重要的是匡正各个等级的名分。
呜呼！周幽王、周厉王丧失君德，周朝的气数每况愈下。礼纪朝纲土崩瓦解；下欺凌、上衰败；诸侯国君恣意征讨他人；士大夫擅自干预朝政；礼教从总体上已经有十之七八沦丧了。然而周文王、周武王开创的政权还能绵绵不断地延续下来，就是因为周王朝的子孙后裔尚能守定名位。为什么这样说呢？当年晋文公为周朝建立了大功，于是向周襄王请求允许他死后享用王室的隧葬礼制，周襄王没有准许，说：“周王制度明显。没有改朝换代而有两个天子，这也是作为叔父辈的晋文公您所反对的。不然的话，叔父您有地，愿意隧葬，又何必请示我呢？”晋文公于是感到畏惧而没有敢违反礼制。因此，周王室的地盘并不比曹国、滕国大，管辖的臣民也不比邾国、莒国多，然而经过几百年，仍然是天下的宗主，即使是晋、楚、齐、秦那样的强国也还不敢凌驾于其上，这是为什么呢？只是由于周王还保有天子的名分。再看看鲁国的大夫季氏、齐国的田常、楚国的白公胜、晋国的智伯，他们的势力都大得足以驱逐国君而自立，然而他们到底不敢这样做，难道是他们力量不足或是于心不忍吗？只不过是害怕奸夺名位僭犯身分而招致天下的讨伐罢了。现在晋国的三家大夫欺凌蔑视国君，瓜分了晋国，作为天子的周王不能派兵征讨，反而对他们加封赐爵，让他们列位于诸侯国君之中，这样做就使周王朝仅有的一点名分不能再守定而全部放弃了。周朝先王的礼教到此丧失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