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文 宋史欧阳修传全文翻译
白话释义：
欧阳修字永叔，庐陵人。四岁时即死了父亲，母亲郑氏一直守节未嫁，在家亲自教欧阳修读书学习，因家里贫穷，以至于只能以芦荻作笔，在地上学习写字。
后来考中了进士，并被任命为西京推官。此时欧阳修开始结交尹洙，一起作古文，议论时事，二人互为师友，又结交梅尧臣，吟诗作歌，相互唱和，从此以文章名扬天下。以后欧阳修回京返朝，升为馆阁校勘。
范仲淹因著文指陈时弊而被贬谪，在朝官员大多上章为他解救，只有左司谏高若讷认为应当黜除。对此欧阳修写信对高若讷进行谴责，说他简直不知道人间还有羞耻一事。高若讷将欧阳修的信交给皇帝，以致欧阳修被贬出为夷陵县令，不久又迁任乾德县令、武成节度判官。
过了很久，欧阳修复任为馆阁校勘，以后又改任为集贤校理。庆历三年(1043) ，兼掌谏院。当时仁宗对在朝大臣进行人事更动，杜衍、富弼、韩琦、范仲淹都参与执政，增加谏官，任用天下有名之士，欧阳修最先入选。欧阳修每次进见皇上，仁宗都询问他以治国执政之事，看哪些是可以做的。
因其时国家政事之许多方面都在从事改革，一些小人遂势焰昌炽，大肆攻讦。欧阳修担心从事改革的一些好人难以获胜，便也多次分别就有关问题向仁宗上书进言。当初范仲淹之被贬去饶州，欧阳修与尹洙、余靖都因范仲淹之事而被斥退，世人都视他们为“党人”。
从此，朋党的议论便产生了，欧阳修于是作《朋党论》一文以进呈仁宗。在文中他议论道：“君子以志同道合结为朋党，小人因有共同的利益结为朋党，这是很自然的道理。所以作为一国之君，应当摒退小人的伪朋党，而多多提携君子的真朋党，这样，天下就可以达到大治了。”
欧阳修论事切直了当，因此有些人把他看作仇敌一样，唯独仁宗勉励他敢于说话，当面赐给他五品官的服饰。适逢保州发生了兵变，因此又任命他为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在告别皇上时，仁宗对他说：“到那里去不要作久留的打算，想要说什么，就随时讲吧。”
欧阳修回答说：“我做谏官时可以直接论事，现在论事就超过我职务的范围了，是有罪的。”仁宗说：“只管说好了，不要区别在朝还是在地方。”
正当这个时候，杜衍等人因被诬陷私结朋党而相继罢去，欧阳修慨然上疏说：“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四人，天下人都知晓他们有治国的贤能，正直之士在朝，是邪恶者之大忌，谋臣置而不用，乃是敌人的福份啊。
现在这四个人一旦被罢除，而让在朝奸邪之徒弹冠相庆，四邻蛮夷之敌振臂喝彩，臣下我真为朝廷感到惋惜呀。”从此奸邪之徒更加忌恨欧阳修，并借欧阳修外甥女张氏犯罪下狱之事罗织他的罪状，致使他降职为知制诰、滁州知州。
到任二年又徙迁扬州、颍州。恢复龙图阁直学士官职，兼南京留守司事。小人皆恐惧欧阳修的重新起用，有人就伪造他的奏章，请求清洗宦官中作奸谋利的人。
那些宦官都非常怨恨，他们联合起来陷害欧阳修，使得欧阳修出京为同州知州，皇上听取了吴充的意见后才取消了这一道命令。升迁翰林学士，让他修撰《唐书》。
欧阳修当初在滁州时， 别号醉翁， 晚年改号为六一居士。
原文：
欧阳修，字永叔，庐陵人。四岁而孤，母郑，亲诲之学，家贫，至以荻画地学书。举进士，调西京推官。始从尹洙游，为古文，议论当世事，迭相师友，与梅尧臣游，为歌诗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入朝，为馆阁校勘。
范仲淹以言事贬，在廷多论救，司谏高若讷独以为当黜。修贻书责之，谓其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若讷上其书，坐贬夷陵令，稍徙乾德令、武成节度判官。
久之，复校勘，进集贤校理。庆历三年，知谏院。时仁宗更用大臣，杜衍、富弼、韩琦、范仲淹皆在位，增谏官员，用天下名士，修首在选中。
每进见，帝延问执政，咨所宜行。既多所张弛，小人翕翕不便。修虑善人必不胜，数为帝分别言之。初，范仲淹之贬饶州也，修与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见逐，目之曰“党人”。自是，朋党之论起，修乃为《朋党论》以进。
其略曰：“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故为君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修论事切直，人视之如仇，帝独奖其敢言，面赐立品服。会保州兵乱，以为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陛辞，帝曰：“勿为久留计，有所欲言，言之。”对曰：“臣在谏职得论事，今越职而言，罪也。”帝曰：“第言之，毋以中外为间。”
方是时，杜衍等相继以党议罢去，修慨然上疏曰：“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贤。正士在朝，群邪所忌，谋臣不用，敌国之福也。今此四人一旦罢去，而使群邪相贺于内，四夷相贺于外，臣为朝廷惜之。”
于是邪党益忌修，因其孤甥张氏狱傅致以罪，左迁知制诰、知滁州。居二年，徙扬州、颍州。复学士，留守南京。小人畏修复用，有诈为修奏，乞澄汰内侍为奸利者。
其群皆怨怒，谮之，出知同州，帝纳吴充言而止。迁翰林学士，俾修《唐书》。
熙宁四年，以太子少师致仕。五年，卒，赠太子太师，谥曰文忠。修始在滁州，号醉翁，晚更号六一居士。
此文出自元朝脱脱所著的《宋史》
扩展资料
写作背景：
《宋史》最早为至正刊本，次为成化朱英重刊本。元初，元世祖忽必烈就曾诏修宋史，但因体例、年号不一而未成。
元顺帝至正三年（1343年）三月，下令修辽、金、宋三史。铁木儿塔识、贺惟一、张起岩、欧阳玄等七人任总裁官，还有史官斡玉伦徒、泰不华、于文传、贡师道、余阙、贾鲁、危素等23人。
脱脱于至正四年五月（1344年）辞职，中书右丞相阿鲁图继任，阿鲁图虽名为都总裁，但不谙汉字。
至正五年（1345年）十月成书，只用了两年半的时间。至正六年（1346年）在江浙行省予以刊刻。
内容简介：
《宋史》中《本纪》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列传》二百五十五卷，共四百九十六卷，是中国二十四史中最庞大的一部史书。
《宋史》卷帙浩繁，共两千多人的列传，比《旧唐书》列传多出一倍，《周三臣传》将韩通、李筠、李重进同列，横跨五代至宋初，弥补过去新旧五代史之不足。
《志》共有十五志（天文、五行、律历、地理、河渠、礼、乐、仪卫、舆服、选举、职官、食货、兵、刑、艺文），约占全书三分之一，仅次于《列传》。
份量在二十四史中也是很大的，《职官志》详细地记述了宋朝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僚机构的组织情况，《食货志》、《兵志》亦编得好，叙述之详，为二十四史中所仅见。
《食货志》十四卷，相当于《旧唐书·食货志》的七倍。
根据宋朝的情况，《宋史》还有《奸臣》四卷、《叛臣》三卷，为蔡京、黄潜善、秦桧、张邦昌、刘豫等所作的传记；另有《道学》四卷，为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等道学人物所作的传记。
人物背景：
欧阳修（1007年8月1日－1072年9月22日），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 汉族，吉州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北宋政治家、文学家，且在政治上负有盛名。
因吉州原属庐陵郡，以“庐陵欧阳修”自居。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谥号文忠，世称欧阳文忠公。
累赠太师、楚国公。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被后人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
欧阳修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
他的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词风进行了革新。
在史学方面，也有较高成就，他曾主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有《欧阳文忠集》传世。
白话释义：
欧阳修字永叔，庐陵人。四岁时即死了父亲，母亲郑氏一直守节未嫁，在家亲自教欧阳修读书学习，因家里贫穷，以至于只能以芦荻作笔，在地上学习写字。后来考中了进士，并被任命为西京推官。
此时欧阳修开始结交尹洙，一起作古文，议论时事，二人互为师友，又结交梅尧臣，吟诗作歌，相互唱和，从此以文章名扬天下。以后欧阳修回京返朝，升为馆阁校勘。
范仲淹因著文指陈时弊而被贬谪，在朝官员大多上章为他解救，只有左司谏高若讷认为应当黜除。对此欧阳修写信对高若讷进行谴责，说他简直不知道人间还有羞耻一事。高若讷将欧阳修的信交给皇帝，以致欧阳修被贬出为夷陵县令，不久又迁任乾德县令、武成节度判官。
过了很久，欧阳修复任为馆阁校勘，以后又改任为集贤校理。庆历三年(1043) ，兼掌谏院。当时仁宗对在朝大臣进行人事更动，杜衍、富弼、韩琦、范仲淹都参与执政，增加谏官，任用天下有名之士，欧阳修最先入选。
欧阳修每次进见皇上，仁宗都询问他以治国执政之事，看哪些是可以做的。因其时国家政事之许多方面都在从事改革，一些小人遂势焰昌炽，大肆攻讦。
欧阳修担心从事改革的一些好人难以获胜，便也多次分别就有关问题向仁宗上书进言。当初范仲淹之被贬去饶州，欧阳修与尹洙、余靖都因范仲淹之事而被斥退，世人都视他们为“党人”。从此，朋党的议论便产生了，欧阳修于是作《朋党论》一文以进呈仁宗。
在文中他议论道：“君子以志同道合结为朋党，小人因有共同的利益结为朋党，这是很自然的道理。所以作为一国之君，应当摒退小人的伪朋党，而多多提携君子的真朋党，这样，天下就可以达到大治了。”
欧阳修论事切直了当，因此有些人把他看作仇敌一样，唯独仁宗勉励他敢于说话，当面赐给他五品官的服饰。适逢保州发生了兵变，因此又任命他为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在告别皇上时，仁宗对他说：“到那里去不要作久留的打算，想要说什么，就随时讲吧。”
欧阳修回答说：“我做谏官时可以直接论事，现在论事就超过我职务的范围了，是有罪的。”仁宗说：“只管说好了，不要区别在朝还是在地方。”
正当这个时候，杜衍等人因被诬陷私结朋党而相继罢去，欧阳修慨然上疏说：“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四人，天下人都知晓他们有治国的贤能，正直之士在朝，是邪恶者之大忌，谋臣置而不用，乃是敌人的福份啊。现在这四个人一旦被罢除，而让在朝奸邪之徒弹冠相庆，四邻蛮夷之敌振臂喝彩，臣下我真为朝廷感到惋惜呀。”
从此奸邪之徒更加忌恨欧阳修，并借欧阳修外甥女张氏犯罪下狱之事罗织他的罪状，致使他降职为知制诰、滁州知州。
到任二年又徙迁扬州、颍州。恢复龙图阁直学士官职，兼南京留守司事。小人皆恐惧欧阳修的重新起用，有人就伪造他的奏章，请求清洗宦官中作奸谋利的人。
那些宦官都非常怨恨，他们联合起来陷害欧阳修，使得欧阳修出京为同州知州，皇上听取了吴充的意见后才取消了这一道命令。升迁翰林学士，让他修撰《唐书》。欧阳修当初在滁州时， 别号醉翁， 晚年改号为六一居士。
原文：
欧阳修，字永叔，庐陵人。四岁而孤，母郑，亲诲之学，家贫，至以荻画地学书。举进士，调西京推官。始从尹洙游，为古文，议论当世事，迭相师友，与梅尧臣游，为歌诗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入朝，为馆阁校勘。
范仲淹以言事贬，在廷多论救，司谏高若讷独以为当黜。修贻书责之，谓其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若讷上其书，坐贬夷陵令，稍徙乾德令、武成节度判官。
久之，复校勘，进集贤校理。庆历三年，知谏院。时仁宗更用大臣，杜衍、富弼、韩琦、范仲淹皆在位，增谏官员，用天下名士，修首在选中。每进见，帝延问执政，咨所宜行。既多所张弛，小人翕翕不便。修虑善人必不胜，数为帝分别言之。
初，范仲淹之贬饶州也，修与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见逐，目之曰“党人”。自是，朋党之论起，修乃为《朋党论》以进。其略曰：“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故为君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修论事切直，人视之如仇，帝独奖其敢言，面赐立品服。会保州兵乱，以为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陛辞，帝曰：“勿为久留计，有所欲言，言之。”对曰：“臣在谏职得论事，今越职而言，罪也。”帝曰：“第言之，毋以中外为间。”
方是时，杜衍等相继以党议罢去，修慨然上疏曰：“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贤。正士在朝，群邪所忌，谋臣不用，敌国之福也。今此四人一旦罢去，而使群邪相贺于内，四夷相贺于外，臣为朝廷惜之。”
于是邪党益忌修，因其孤甥张氏狱傅致以罪，左迁知制诰、知滁州。居二年，徙扬州、颍州。复学士，留守南京。小人畏修复用，有诈为修奏，乞澄汰内侍为奸利者。其群皆怨怒，谮之，出知同州，帝纳吴充言而止。迁翰林学士，俾修《唐书》。
熙宁四年，以太子少师致仕。五年，卒，赠太子太师，谥曰文忠。修始在滁州，号醉翁，晚更号六一居士。
此文出自北宋欧阳修所写的《宋史·欧阳修传》。
扩展资料
写作背景：
欧阳修既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也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古代官吏。他曾任滁州（今安徽滁县）太守、夷陵（今湖北宜昌市）令等地方官，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
欧阳修为政“不见治迹，不求声誉”（《宋史·欧阳修传》），而是注重从百姓实际考虑，顺应百姓的愿望和要求，宽简施治，因此深受世人称赞。
欧阳修先后治理过数郡，从不显露政绩，不追求个人声誉，对待百姓宽松简约，而不随意骚扰干涉百姓的正常生活，所以他所到过的地方百姓都非常随便自然，没有任何拘束不安的感觉。
在为政治国上，我国古代很早就形成了“宽”“猛”两种方法，并有许多人给以论述。孔子说过：“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
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左传·昭公二十年》）可见，宽猛二法的选择并不是绝对的，而要视具体情况而定，宜宽则宽，宜猛则猛。
欧阳修所处的北宋社会，正是承平安定时期，百姓都希望能够生活稳定，安居乐业，实行宽简政治，确是顺乎民意，识时务之举。在对宽简的具体理解上，欧阳修认为要宽而不纵容，简而不粗略，并不局限于教条化的认识，表现出深刻辩证的思想。这些都充分说明了欧阳修善从实际出发、讲求实际的为政作风。
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汉族，吉州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北宋卓越的文学家、史学家、政治家。因吉州原属庐陵郡，以“庐陵欧阳修”自居。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谥号文忠，世称欧阳文忠公。
后人又将其与韩愈、柳宗元和苏轼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被世人称为“唐宋八大家”。
欧阳修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他的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词风进行了革新。
北宋王朝积贫积弱的弊病开始显现，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日益突出。景祐三年，与欧阳修交往颇深的范仲淹着手呼吁改革，他把社会问题归咎为腐败，而欧阳修看得更深刻，认为冗官冗员才是根本问题。
最终，范仲淹的改革冒犯了既得利益者，受到了打击，被贬饶州。欧阳修作为范仲淹一派也受牵连，被贬为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
欧阳修的官位越来越高，他写过的歌词也在社会上越来越流行。传说，颍州有一位歌妓会唱欧阳修所有的词。后来欧阳修出使辽国，接待官员请来当地一位歌妓助兴，嘱咐她好好款待欧阳大人。
歌妓只是答应，并不多说话，大家还以为她毕竟是边远地方的歌妓，什么都不懂。谁知席间歌妓一开口，唱的竟全是欧阳修的词。由此也可见欧阳修的词在当时影响之大。
欧阳修字永叔, 庐陵人。四岁时即死了父亲, 母亲郑氏一直守节未嫁, 在家亲自教欧阳修读书学习, 因家里贫穷, 以至于只能以芦荻作笔, 在地上学习写字。幼年时, 欧阳修就聪敏过人, 读书过目不忘。等到成年时, 更是超群出众, 卓有声誉。
宋朝立国已有百余年, 而文章体裁仍然承袭五代之陈规遗风, 行文措辞刻意雕琢, 追求对偶, 以至于文风污浊不振, 士人大多因循守旧, 所作文章见识浅薄, 格调不高。苏舜元、苏舜钦、柳开、穆修等人都曾想创作古文并借此大力提倡, 以改变当时的文风, 但因笔力不足而未能如愿。欧阳修随叔父欧阳晔任职于随州时, 在当地一大姓李氏家的废书筐中发现了唐代韩愈的遗稿《昌黎先生文集》, 读后十分仰慕。于是用心寻求其中的精义, 以至于废寝忘食, 决心要追赶他, 和他并驾齐驱。
仁宗天圣八年( 1030 ) 正月, 晏殊主持礼部考试, 欧阳修列为第一名。三月,崇文殿御试中甲科第十四名, 荣选为甲科进士, 并被任命为西京推官。此时欧阳修开始结交尹洙, 一起作古文, 议论时事, 二人互为师友, 又结交梅尧臣, 吟诗作歌, 相互唱和, 从此以文章名扬天下。以后欧阳修回京返朝, 升为馆阁校勘。范仲淹因著文指陈时弊而被贬谪,在朝官员大多上章为他解救, 只有左司谏高若讷认为应当黜除。对此欧阳修写信对高若讷进行谴责, 说他简直不知道人间还有羞耻一事。高若讷将欧阳修的信交给皇帝, 以致欧阳修被贬出为夷陵县令, 不久又迁任乾德县令、武成节度判官。范仲淹任为龙图阁直学士、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后, 聘请欧阳修为书记官。欧阳修笑而谢绝说“: 我昔日的举措岂是为了一己之利? 我们虽然同时被斥退,但也不必同时升迁。”过了很久, 欧阳修复任为馆阁校勘, 以后又改任为集贤校理。庆历三年(1043) , 兼掌谏院。当时仁宗对在朝大臣进行人事更动, 杜衍、富弼、韩琦、范仲淹都参与执政, 增加谏官, 任用天下有名之士, 欧阳修最先入选。欧阳修每次进见皇上, 仁宗都询问他以治国执政之事, 看哪些是可以做的。因其时国家政事之许多方面都在从事改革, 一些小人遂势焰昌炽, 大肆攻讦。欧阳修担心从事改革的一些好人难以获胜, 便也多次分别就有关问题向仁宗上书进言。
当初范仲淹之被贬去饶州, 欧阳修与尹洙、余靖都因范仲淹之事而被斥退,世人都视他们为“ 党人”。从此, 朋党的议论便产生了, 欧阳修于是作《朋党论》一文以进呈仁宗。在文中他议论道“: 君子以志同道合结为朋党, 小人因有共同的利益结为朋党, 这是很自然的道理。我以为小人是没有朋党的, 只有君子才有。小人所喜好的是利禄, 所贪求的是金钱财物, 当他们的利害关系相同时, 就暂时互相援引, 结为私党, 这是伪朋党;当他们见到利益时, 就会争先抢夺, 或者利益抢完后就互相伤害, 即使是血肉兄弟, 亲朋好友, 也不能共存, 所以说小人没有朋党。君子则不然, 他们所恪守的是道义, 所奉得的是忠信, 所爱惜的是名誉节操。将这些道德用于修身则能志同道合而相互得益, 将这些道德品质用于效力国家, 则会大家携手同心, 互相扶持, 始终如一, 所以说只有君子才有朋党。商纣王有臣子亿万之多, 却也有亿万颗心, 真可谓无朋党了, 但商纣王却因此而灭亡了。周武王有臣子三千, 却是一条心, 真可谓一个大朋党, 而周武王得以借此兴旺起来。这就是君子之朋党不厌多的缘故啊。所以作为一国之君, 应当摒退小人的伪朋党, 而多多提携君子的真朋党, 这样, 天下就可以达到大治了。”
欧阳修论事切直了当, 因此有些人把他看作仇敌一样, 唯独仁宗勉励他敢于说话, 当面赐给他五品官的服饰。对侍臣说“: 像欧阳修这样的人, 到哪里去找啊?”做同修起居注后, 进任知制诰。按惯例, 对这个官职必须先考试而后才能任命, 仁宗了解欧阳修, 诏令特意授予他。
他奉命出使河东。从对西部用兵以来, 主谋划的人打算放弃麟州, 以减少运送军粮。欧阳修说“: 麟州是个天然险要之地, 不可以放弃, 如果放弃它, 那就使黄河以东的郡县受到震动, 百姓都不能安居了。不如从那里分出一部分兵力,驻扎黄河附近的各堡寨中, 这样, 遇到情势急迫就能接受援助, 而在平时可以节省物资的运输, 这在策略上是有利的。”因此麟州得以保存下来。欧阳修又进言道“: 忻县、代县、岢岚县禁地很多,田野荒芜, 希望让农民去耕种这些田地, 不然, 将被敌人侵占。”朝廷将这个意见发交给有关的官员讨论, 过了很久才同意实行, 每年收获粟谷数百万斛。凡是河东地区, 赋税征派过重百姓负担不了的,他奏请朝廷作了减免, 这样的事情有十几件。
出使河东回京以后, 适逢保州发生了兵变, 因此又任命他为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在告别皇上时, 仁宗对他说“: 到那里去不要作久留的打算, 想要说什么, 就随时讲吧。”欧阳修回答说:“我做谏官时可以直接论事, 现在论事就超过我职务的范围了, 是有罪的。”仁宗说“: 只管说好了,不要区别在朝还是在地方。”叛乱被平定以后, 大将李昭亮和通判冯博文私纳妇女, 欧阳修因此将冯博文逮捕下狱, 李昭亮于是恐惧起来, 立刻放回所纳妇女。兵变发生的当初, 对搞叛乱的人以不杀头来招抚, 但他们归顺后又都被杀了, 对被迫参加的二千人,分别交给各郡去管。这时富弼做宣抚使, 他恐怕这些人以后另生变故, 准备下令在同一天杀死他们, 他与欧阳修在内黄会见, 夜半时, 屏退左右的人, 告诉了他这个打算。欧阳修听后说“: 祸莫大于杀死已经投降的人, 何况他们是胁从者,能够再杀吗? 你的主意既然不是朝廷的命令, 倘若有一个郡不愿服从, 又造成事件, 那问题就不小了。”富弼听后豁然醒悟, 立即停止了错误的决定。
正当这个时候, 杜衍等人因被诬陷私结朋党而相继罢去, 欧阳修慨然上疏说“: 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四人,天下人都知晓他们有治国的贤能, 而没有听过他们有什么应当被罢免的罪行。自古以来, 小人谗害忠良的贤臣, 其借口并不深奥。要大批地陷害贤良的人, 只不过指责为朋党就够了; 要想动摇大臣, 必须诬蔑他们专权。这是什么原因呢? 排挤掉一位贤人, 而大多数贤人还在朝中, 这还没有达到小人排斥异己的目的; 如果要把他们都除掉, 而贤人又少有过失, 难以一一去搜求他们的瑕疵, 唯有指责他们为朋党, 则可以一下子把他们都赶下台。至于朝中重臣, 已被君主知遇而蒙受宠信, 则难以用其他的事由动摇他, 只有专权是君主所最忌讳的, 必须用这种说法, 才可以打倒他。正直之士在朝, 是邪恶者之大忌; 谋臣置而不用, 乃是敌人的福份啊。现在这四个人一旦被罢除,而让在朝奸邪之徒弹冠相庆, 四邻蛮夷之敌振臂喝彩, 臣下我真为朝廷感到惋惜呀。”从此奸邪之徒更加忌恨欧阳修,并借欧阳修外甥女张氏犯罪下狱之事罗织他的罪状, 致使他降职为知制诰、滁州知州。到任二年又徙迁扬州、颍州。恢复龙图阁直学士官职, 兼南京留守司事,因其母亲去世归还家中。为母亲服丧期满, 奉召担任流内铨, 当时在外地长达十一年。皇上见他头发都白了, 对他非常关心, 抚慰有加。小人皆恐惧欧阳修的重新起用, 有人就伪造他的奏章, 请求清洗宦官中作奸谋利的人。那些宦官都非常怨恨, 他们联合起来陷害欧阳修, 出欧阳修为同州知州, 皇上听取了吴充的意见后才取消了这一道命令。升迁翰林学士, 让他修撰《唐书》。奉命出使契丹, 契丹王命四个显贵臣子主持宴会, 说:“ 这样做不是常例, 是因为你特别有名气才如此的。”
主持嘉佑二年(1057 )礼部进士的考试。当时士子崇尚作新奇怪僻的文章,号称“太学体”, 欧阳修对那些险怪奇涩的文字, 坚决加以排斥, 凡是像这样的都不予录取。录取之事完结后, 过去那些文字浮薄而又喜欢自我标榜的人等欧阳修一出现, 就聚在他的马前起哄, 巡街的士兵都无法制止; 但是考场的文风, 也从此大为改变了。
加领龙图阁学士、任开封府知府, 接续包拯的严厉治政之后, 欧阳修采取简易实际、顺应常理的做法, 不求赫赫的声威, 京城也得到良好的治理。过了十个月, 改任群牧使。《新唐书》撰修完成后,拜礼部侍郎兼翰林侍读学士。欧阳修在翰林院八年, 知无不言。黄河冲破商胡地区的堤岸造成了危害, 北京留守贾昌朝打算开掘旧日的横垄河道, 使河水回头向东流去。而李仲昌又提出不同看法, 主张将河水导引入六塔河。主持计划的人不知按哪个意见为妥, 无所适从。对此欧阳修认为:“黄河的水严重浑浊,泥沙淤积是自然的事, 下游既然淤积而造成阻滞, 上游必然发生堤岸溃决。以近年来事实的检验, 黄河决口不是经过努力不能堵塞的, 故道不是经过努力不能复通的, 只是这种局面不能保持长久罢了。开通横垄故道的工程相当浩大而难以完成, 即使完成了还会再一次决口。六塔河河床狭小, 而以全部黄河灌注, 那滨州、棣州、德州、博州必然受到侵害。据此, 不如按河水流向, 增设坚固的堤岸加以严防, 疏通它的下游, 直使河水流进海里, 这样做, 就会带来数十年的好处了。”宰相陈执中支持贾昌朝的意见, 文彦博倾向李仲昌的意见, 以致黄河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理, 终于使河北造成了水灾。
御史台和谏院上奏弹劾陈执中过于凶狠刚愎, 而陈执中仍然拖延不下台。欧阳修上疏, 以为“陛下拒纳忠善之言,庇护愚蠢丞相, 这样有损于皇上的圣德”。不久, 陈执中被罢免了。狄青担任枢密使, 很有威名, 值皇上有病, 有关狄青的谣言纷纷四起; 欧阳修请求将自己调到地方上去任职, 以保终身, 于是被罢为陈州知州。欧阳修曾借发生水灾的事上疏说“: 陛下治国已三十四年,而还没有立太子。过去汉文帝刚即位, 就根据群臣的意见选立了太子, 而在帝位很久,• 172 • 白话二十四史被称为汉太宗。唐明宗不喜别人谈立太子的事, 又不肯早一点定夺, 以致发生秦王之乱, 国家被倾覆。陛下有什么感到疑虑而久久不做出决定呢?”后来封立英宗, 就是源于此时。
嘉佑五年( 1060 ) , 拜为枢密副使。次年, 任参知政事。欧阳修在枢密院, 与曾公亮一起考查全国的军队数量以及河北、河东、陕西三路驻守军队的多少、地理方位的远近, 重新绘制军事地图与士兵名册。凡是边境长久缺少军队的, 必须要检查补齐。他在中书省, 与韩琦一起同心辅理朝政。凡是有关军队、百姓、官吏以及国家财政利益这类关键资料,中书所应当了解的, 他都汇集起来, 列出总的条目, 遇到事情就不需要再去询问有关的官员。当时皇太子还没有确定,他与韩琦等人协商立太子的事, 有关的话都记录在《韩琦传》之中。宋英宗由于疾病的缘故没有亲自上朝处理政事, 由皇太后临朝听政, 因此, 左右亲近的人搬弄是非, 几乎使英宗和皇太后之间因嫌疑而产生仇怨。韩琦入朝奏事, 太后哭着对他讲了其中的缘故。韩琦以英宗生病为理由, 进行调解, 太后的成见仍然丢不开, 欧阳修进言说:“ 太后事奉仁宗几十年, 仁德之名闻于天下。昔日太后在处理得宠的温成皇后的事情上都能应付自如; 现在母子之间, 倒反而不能相容了吗?”太后的意思稍稍缓和, 欧阳修又说:“仁宗在位很久, 仁德光辉照耀天下。所以驾崩之后, 天下人都拥戴即位的皇上,没有一个人敢有异议。现在太后是一个妇人, 我们则只不过是五六个书生罢了,如果不按照仁宗的遗愿办, 天下谁肯听从呢?”太后沉默了, 很久才打消了原来的意思。
欧阳修平生与别人谈论事情, 从来都是尽其所言, 没有什么隐瞒。待到他治理政事时士大夫有什么请求, 则当面说明行还是不行, 即使是御史台和谏院的官员论事, 他也必定问明是非, 由此怨恨诽谤他的人越来越多。英宗想要崇奉生父濮王, 于是诏令有关官员讨论该当如何, 都说应当称濮王为皇伯, 并改封大国的爵位。欧阳修援引《丧服记》的有关规定认为“:‘过继给人当嗣子的人,也应该为自己的父母服丧。’减三年的丧服为一年的丧服, 而不要更改亲生父母的名份, 因为服丧期限可以减少而亲生父母的名份却不能更改。如果将亲生父亲改称皇伯, 这样做, 考查以前历朝各代, 都是无典可依的。进封大国爵位, 则又于礼不合。所以中书的意见与大家不一样。”太后发出手谕, 允许英宗称亲, 尊称濮王为皇, 三个夫人为后。皇帝下诏谦让。于是御史吕诲等人就此事诋毁欧阳修, 争论不已, 都被贬逐。只有蒋之奇的意见符合欧阳修的意思, 欧阳修举荐他为御史, 而大家都视他为奸邪之徒。蒋之奇为此事很担忧, 于是寻思怎样使自己解脱。欧阳修的内弟薛宗孺因事衔恨欧阳修, 因此制造男女关系方面的谣言侮辱他, 以达到打倒他的目的。谣言展转到了中丞彭思永那里, 彭思永告诉了蒋之奇, 蒋之奇即上章弹劾欧阳修。宋神宗刚即位, 想治欧阳修以重罪。于是就此事询问曾任宫臣的孙思恭, 孙思恭为欧阳修作了辩解开脱, 欧阳修闭门不出, 请皇上查究此事。宋神宗派人去诘问彭思永、蒋之奇此事的来龙去脉, 结果他们理屈辞穷, 无言以对, 都被贬斥。欧阳修也极力请求斥退, 罢为观文殿学士、刑部尚书、亳州知州。次年, 迁为兵部尚书、青州知州。改任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 推辞而不接受, 徙任蔡州。
欧阳修以高风亮节严格要求自己,因多次遭到污蔑, 六十岁时, 就接连上书请求告老退休, 皇上则下诏书对他尊宠有加, 不让他退休。及任职青州时, 又因为请求停止发青苗钱, 而遭到王安石的诋毁, 所以乞求退休更加迫切。熙宁五年(1072) , 去世, 追封为太子太师。欧阳修当初在滁州时, 别号醉翁, 晚年改号为六一居士。他性格刚强, 见义勇为, 虽有弓弩陷坑在前, 将一触即发,而他也会奋不顾身。因而前后几次被放逐流离, 但志气还是如常不衰。在贬职夷陵县时, 没有什么排遣, 就取出旧日已办的案卷反复阅览, 结果发现案中是非颠倒、违法曲断的错误比比皆是, 于是他仰天长叹说:“ 这么一个偏远的小县, 尚且如此, 全国就可想而知了。”从此以后,他遇事不敢疏忽不慎。
当文人求见欧阳修时, 他跟他们谈话, 从不涉及文章的事, 只谈论官吏治事的问题。他认为好的文章只在滋益自身的思想, 而政事的好坏则关系到群众的利益。凡他任职的几个郡, 不显露治理事迹, 不追求名声荣誉, 为政宽松简易而不烦扰, 因此所到的地方百姓都感到安逸。有人问他:“为政宽简, 而事情并不松弛失误, 这是什么原因呢?”他说:“ 把放纵无度作为宽, 把省略必要的东西作为简, 那就使政事败坏, 而且百姓也会受害。我所谓宽者, 是不做苛刻急迫的事,简者, 是不做繁碎扰人的事罢了。”欧阳修幼年时失去父亲, 母亲曾经对他说:“你父亲做官的时候, 常常在夜间点着蜡烛办理官府公文, 多次停下来叹息。我问他什么事情, 他便说:‘是死刑案子, 我想寻求保全犯人生命的可能, 却没有找到。’我说‘: 生路可以寻求吗?’他说‘: 去寻求生路而得不到, 被判死刑的人和我就都没有遗恨了。经常为死囚寻求生路, 仍然还有失误造成不该死的人被处死的, 然而世间的官吏却常为犯人寻找处死的理由呀。’他平日教导别人的子弟, 经常用这些话, 我都听熟了呀。”欧阳修听了这段话, 终生照做不忘。
欧阳修的文章, 才华横溢, 朴实流畅, 不繁冗不省略恰到好处。在议论上,简单而明了, 实际而通情, 善于联系事物分析不同问题, 阐明深刻的道理, 驳斥其错误, 给人以很强的说服力。他的超然洒脱, 文情奔放的风格, 别人是无法赶上的, 所以天下人一致效法尊崇他。提携后进者, 唯恐不及, 得到他赏识、举荐的人, 大多成为天下的名士。曾巩、王安石、苏洵以及苏洵的儿子苏轼、苏辙, 原来都寂然无声, 不为人所知晓, 欧阳修就广为揄扬他们的声名, 认为他们将来一定会名闻于世。欧阳修对朋友非常忠实, 朋友在世时就推荐帮助他们, 朋友去世后就尽力保护周济他们的家庭。
欧阳修喜爱古代文化并酷爱学习,凡是周代、汉朝以来的金石遗文、断章残篇, 他都尽量收集记录下来, 仔细稽考研究它们的不同之处, 在记载下来的金石文字后面, 写上自己的跋语, 一一加以确凿的考证, 取名为《集古录》。他奉皇帝的命令纂修《唐书》的纪、志、表, 又独立写成了《五代史记》, 笔法严谨而文字简练, 大多继承了《春秋》笔法。苏轼为欧阳修文集作序说:“ 论说道理与韩愈相似, 议论政事与陆贽相似, 记叙事情与司马迁相似, 诗词歌赋与李白相似。”有见识的人认为这番评论是很有见地的。
求宋史王迈传文言文翻译
王迈(1184～1248) ，南宋诗人。字实之，一作贯之。自号臞轩居士。今福建仙游县园庄镇（旧称慈孝里）人。嘉定十年(1217)进士，经历南外睦宗院教授、漳州通判等职。为人刚直敢言，刘克庄曾以"策好人争诵，名高士责全"诗句相赠。后来他由于应诏直言，被台官弹劾而降职。淳□中，主持邵武军事务，死后追封为司农少卿。
王迈有《臞轩集》16卷,1至11卷为文，12卷以后为诗词。共有文171篇，诗443首，词 5首。他的诗泼辣尖锐，酷似其人，表现出他"刚肠似石那能拗"（《西征□舟清州投宿》）的性格和"忧国怀家睫不交"（《离家》）的思想感情。诸如《元宵观灯》、《感叹时事》、《读渡江诸将传》、《观猎行》、《二月阅邸报》等诗，都很能代表他诗歌内容的特色。王迈的诗清朗俊伟，无论写景抒情或叙事议论都颇真切感人。如为人所传诵的《飞云楼》:"亭前一望水东流,更有雄楼在上头。燕子飞来春漠漠,鸱夷仙去水悠悠。神交故国三千里,目断中原四百州。日暮片云栖古树，昔人留与后人愁。"就眼前景物寄怀古伤今的情绪，耐人寻味。王迈很推尊杨万里的诗,谓"万首七言千绝句，九州四海一诚斋"(《山中读诚斋诗》),但自己的诗风却受江湖派影响较大。他主张"文亦有活法，先使意气张"，"学丰敷为文，如富出所藏",强调个人情操、修养对诗歌创作的影响,认为诗人当有磊落的"襟期"（《别永福张景山》）。
宋史 司马光传 文言文 翻译
【译文】
司马光孝友忠信，恭俭正直，安居有法度，任事有礼仪。在洛阳时，每次前往夏县扫墓，一定去看问他的哥哥司马旦，司马旦年近八十，司马光像事奉严父般事奉他，像保护婴儿般保护他。司马光从小到老，讲话从不乱言，他自己说“：我没有过人之处，只是平生所做的，从没有不能对人说的事情。”诚心出于自然，于是天下人敬仰信服他，陕州、洛阳之间都为他的道德所感化，有什么事做得不好，就说“：司马君实会不知道吗？”
司马光对物质淡泊无所喜好，而对学问无所不精通，只是不喜好释、老之学，他说：“释、老的微言大义不能超出儒学，它们荒诞不经我不相信。”司马光在洛阳有田三百亩，妻子死时，卖掉田产来办丧事，他一直到死都是粗衣薄食。
宋史
原文：
司马光，字君实，陕州夏县人也。父池，天章阁待制。光生七岁，凛然如成人，闻讲《左氏春秋》，爱之，退为家人讲，即了其大指。自是手不释书。仁宗宝元初，中进士甲科，年甫冠。性不喜华靡，闻喜宴独不戴花，同列语之曰：“君赐不可违。”乃簪一枝。从庞籍辟，通判并州。麟州屈野河西多良田，夏人蚕食其地，为河东患。籍命光按视，光建：“筑二堡以制夏人，募民耕之，耕者众则籴贱，亦可渐纾河东贵籴远输之忧。”籍从其策。而麟将郭恩勇且狂，引兵夜渡河，不设备，没于敌，籍得罪去。光三上书自引咎，不报。籍没，光升堂拜其妻如母，抚其子如昆弟，时人贤之。改直秘阁、开封府推官。交趾贡异兽，谓之麟，光言：“真伪不可知，使其真，非自至不足为瑞，愿还其献。”又奏赋以风。修起居注，判礼部。有司奏日当食，故事食不满分，或京师不见，皆表贺。光言：“四方见，京师不见，此人君为阴邪所蔽；天下皆知而朝廷独不知，其为灾当益甚，不当贺。”从之。仁宗始不豫，国嗣未立，天下寒心而莫敢言。谏官范镇首发其议，光在并州闻而继之，且贻书劝镇以死争。至是，复面言：“臣昔通判并州，所上三章，愿陛下果断力行。”帝沉思久之，曰：“得非欲选宗室为继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光曰：“臣言此，自谓必死，不意陛下开纳。”帝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光退未闻命，复上疏曰：“臣向者进说，意谓即行，今寂无所闻，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为不祥之事?小人无远虑，特欲仓卒之际，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定策国老’‘门生天子’之祸，可胜言哉?”帝大感动曰：“送中书。”光见韩琦等曰：“诸公不及今定议，异日禁中夜半出寸纸，以某人为嗣，则天下莫敢违。”琦等拱手曰：“敢不尽力。”未几，诏英宗判宗正，辞不就，遂立为皇子，又称疾不入。光言：“皇子辞不赀之富，至于旬月，其贤于人远矣。然父召无诺，君命召不俟驾，愿以臣子大义责皇子，宜必入。”英宗遂受命。
(节选自《宋史·司马光传》)
译文：
司马光，字君实，是陕州夏县人。他的父亲司马池，曾任天章阁待制。司马光七岁的时候，严肃如同成年人，听别人讲《左氏春秋》，他特别喜爱，回家后将所听到的讲给家人，竟能说出其中的大意。此后，他整天手不释卷。宋仁宗宝元初年，司马光考中进士，这年他刚二十岁。他不喜欢华丽，“闻喜宴”唯独司马光不戴花，一位同中进士的人告诉他说：“君王赏赐的花，不可违背。”于是司马光才戴上一枝。司马光跟随庞籍，担任并州判官。麟州屈野河西良田颇多，西夏人蚕食这一带土地，已成为河东的祸患。庞籍命令司马光去巡视，司马光建议说：“修筑两个城堡来抵御西夏人，招募老百姓去耕种土地。耕种的人多，买入粮食的价格就低，也就可以慢慢缓和河东粮食价格昂贵而依赖远处供给的忧虑。”庞籍听从了他的计策。麟州将领郭恩勇敢却有点狂妄，率兵在夜间渡河，不设防备，被敌方消灭，庞籍因此获罪，离开了麟州。司马光三次上书陈述郭恩覆灭是自己的过失，但没有得到答复。庞籍死后，司马光上堂拜见他的妻子， 待她像母亲一样，抚养他的儿子就像自己的兄弟一样，当时的人都很称赞他。后来，司马光改任直秘阁、开封府推官。这时，交趾贡纳一种奇怪的野兽，说是麟，司马光说：“真假不得而知，即使是真的，不是自己来的也不能说明是祥瑞之兆，希望送还他们的所献之物。”他又写了一篇赋进行讽谏。他又修撰起居注，供职礼部。有关部门说有日食，按惯例，日食不满度数，或京师看不见，都应当上表祝贺。司马光说：“四方都看得见，京师看不见，这说明君王被阴险邪恶的小人所蒙蔽；天下的人都知道，唯独朝廷不知道，它所带来的灾害会更厉害，不应当庆贺。”朝廷听从了他的意见。仁宗身体不好，可国家的继承人还没有确定，天下的人都很忧虑却不敢说话。谏官范镇首先发表自己的看法，司马光在并州听说后，也发表意见，并且赠送书信给范镇，劝他以死抗争。到这时，司马光又对皇上当面说：“我过去在并州作通判，所上的文书三章，希望陛下果断笃行。”皇帝深思了好久，然后说：“莫非想要挑选宗室后代作为继承人吗?这的确是忠臣说的话，只是别人不敢说罢了。”司马光说：“我说这个，自己认为一定会招来死罪，没想到皇上如此开明，竟然接受了。”皇上说：“这有什么不好，古今都有这类事。”司马光退朝后没有听说有诏令，就又上书说：“我前面所说，心想立即就会施行，现在却没听到什么，这中间一定有小人说陛下正当壮年，怎么立即(就)做不吉祥的事?那些小人没有长远的考虑，只是想在仓猝之间，拉拢他们所着重的和友善的。‘定策国老’、‘门生天子’之祸，能说得完吗?”皇帝大为感动，说：“将司马光的上书送到中书省。”司马光见到韩琦等说：“诸公趁早商定，他日宫中半夜传出寸纸，把某人作为继承人，全国的人不敢违背。”韩琦等双手作揖说：“不敢不尽力。”不久，下诏让英宗负责宗正事务，英宗一再推辞，不肯答应，于是被立为皇子。英宗又说自己有病，不肯入宫。司马光说：“皇子推辞富贵，已经快一个月了，可见他比一般人贤惠得多。然而，对父亲的召唤不答应，君王征召，却不肯应征，希望以臣下的道义来责备皇子，想必他一定会入宫。”英宗果然接受了征召。
司马光7岁时，已经像成年一样（古代成年指弱冠，并非如今的18岁）听人讲《左氏春秋》特别喜欢，了解其大意后回来讲给家人听。从那以后，对于《左氏春秋》喜欢的爱不释手，甚至忘记饥渴和寒暑。一群小孩子在庭院里面玩，一个小孩站在大缸（瓮指大缸）上面，失足跌落缸中被水淹没，其他的小孩子都跑掉了，司马光拿石头砸开了缸，水从而流出，小孩子得以活命。
文言文翻译为现代文：一群小孩在庭院里玩耍，其中一个孩子登上了大瓷缸，失足掉进了水中。其他小孩都逃走了，只有司马光拿着石头砸大瓷缸，水流了出来，那个小孩得救了。 诗词大意：那时候司马光才七岁。 原文：群儿戏于庭，一儿登瓮，足跌没水中，众皆弃去，光持石击瓮，破之，水迸，儿得活。 词语翻译：庭=庭院 瓮=口小肚口小肚大的陶器（瓷缸） 皆=全、都 光=司马光 迸=涌出 本文原创未经授权禁止转载，发现一律……（不用我说了） 是翻译啥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