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抄书,这篇文言文的翻译,以及重点字词的解释学
【苏轼抄书】译文
司农朱载上曾经分教于黄冈县。当时苏东坡被贬谪居住在黄州，不认识朱司农。有位客人吟诵朱司农的诗说：“官闲无一事，蝴蝶飞上阶。” 苏东坡惊愕地说：“什么人作的诗?”客人回答是朱司农所作，苏东坡再三称赞，认为很有幽雅的情趣
有一天，朱司农去拜见苏东坡，他们于是成为知己。从此，朱司农经常登门拜访。偶然有一天来拜见，负责接待的人已通报了姓名，但是苏东坡好长时间不出来：他想留下来，则等候得很疲倦了；想离开，又已经通报过姓名。像这样过了很长时间，苏东坡才出来，表达抱歉久等的意思。并且说：“刚才作一些每日所要做的功课，没能及时来接待你。”两人安坐定落，别的话说完后，朱司农请教说：“刚才来时，先生所说‘日课’是指什么?” 苏东坡对答道：“抄《汉书》。” 朱司农说：“凭先生这样的天才，打开书看一遍,可以终身不忘，哪里用得着手抄呢?” 苏东坡说：“不是这样的。我读《汉书》,到现在总共经过三次手抄了。最初一段事抄三个字为标题，以后要抄两字，现在就只要抄一个字了。” 朱司农离开座位, 又请教说：“不知道先生肯不肯把所抄的书给我看看。”苏东坡就命令老兵在书桌上取来一册书。朱司农看了后，一点也不了解其中的意思。苏东坡说：“请你试着列举标题一个字。”朱司农按照他说的做了，苏东坡应声就背诵几百个字，没有一字差缺。共挑选了几次，都是这样。朱司农心悦诚服赞叹了好长时间，说：“先生真是被贬谪到人间的仙才啊！”
以后朱司农把这个话告诉儿子新仲说：“苏东坡尚且如此勤奋，中等智力的人能不勤奋读书吗?”朱新仲又曾经用这个话教育自己的儿子朱辂。
【苏轼抄书】字词注释
①司农：掌管钱粮的官职。
②谒：拜见。
③典谒已通名：主管迎宾的人已经通报了姓名。
④移时不出：过了一阵不出来。
⑤了些：了结。
⑥离席：离开坐席，表示恭敬。
⑦谪仙才：谪降到人间的神仙之才。
⑧中人之性：才资居于中等的人。
⑨新仲：朱载上的儿子，下文的辂（lù）是他的孙子。
⑩诲：教育，教诲。
【苏轼抄书】解析
苏东坡的才学众人皆知。他的才学是怎么来的呢？这篇文章给了我们一个清楚的答案。
朱公与东坡已互为知己，可某一日典谒通报之后，东坡却迟迟不出，这不禁令人生疑；东坡出来后解释道，刚才是在做“日课”，这“日课”是什么呢？东坡竟然回答是“抄书”。名震天下的大才子苏东坡居然每日抄书？这一切使朱载上深感不解。就这样，随着情节的展开，朱载上的心理经历了“生疑—烦倦—不解—赞叹”的变化过程。这样的记叙清楚而又生动，简洁而又丰富，为文章增添了不少的趣味。
本文极少涉笔人物的心理，但在人物的对话中又分明写出了人物的内心活动，阅读时要好好体会；此外，要结合具体的语境正确理解一些多义词。
翻译：
司农朱载上曾经分教于黄冈县。当时苏东坡被贬谪居住在黄州，不认识朱司农。有位客人吟诵朱司农的诗说：“官闲无一事，蝴蝶飞上阶。” 苏东坡惊愕地说：“什么人作的诗?”客人回答是朱司农所作，苏东坡再三称赞，认为很有幽雅的情趣
有一天，朱司农去拜见苏东坡，他们于是成为知己。从此，朱司农经常登门拜访。偶然有一天来拜见，负责接待的人已通报了姓名，但是苏东坡好长时间不出来：他想留下来，则等候得很疲倦了；想离开，又已经通报过姓名。像这样过了很长时间，苏东坡才出来，表达抱歉久等的意思。并且说：“刚才作一些每日所要做的功课，没能及时来接待你。”两人安坐定落，别的话说完后，朱司农请教说：“刚才来时，先生所说‘日课’是指什么?” 苏东坡对答道：“抄《汉书》。” 朱司农说：“凭先生这样的天才，打开书看一遍,可以终身不忘，哪里用得着手抄呢?” 苏东坡说：“不是这样的。我读《汉书》,到现在总共经过三次手抄了。最初一段事抄三个字为标题，以后要抄两字，现在就只要抄一个字了。” 朱司农离开座位, 又请教说：“不知道先生肯不肯把所抄的书给我看看。”苏东坡就命令老兵在书桌上取来一册书。朱司农看了后，一点也不了解其中的意思。苏东坡说：“请你试着列举标题一个字。”朱司农按照他说的做了，苏东坡应声就背诵几百个字，没有一字差缺。共挑选了几次，都是这样。朱司农心悦诚服赞叹了好长时间，说：“先生真是被贬谪到人间的仙才啊！”
以后朱司农把这个话告诉儿子新仲说：“苏东坡尚且如此勤奋，中等智力的人能不勤奋读书吗?”朱新仲又曾经用这个话教育自己的儿子朱辂。
字词注释：
①司农：掌管钱粮的官职。
②谒：拜见。
③典谒已通名：主管迎宾的人已经通报了姓名。
④移时不出：过了一阵不出来。
⑤了些：了结。
⑥离席：离开坐席，表示恭敬。
⑦谪仙才：谪降到人间的神仙之才。
⑧中人之性：才资居于中等的人。
⑨新仲：朱载上的儿子，下文的辂（lù）是他的孙子。
⑩诲：教育，教诲。
决壅弊 苏轼文言文翻译
原文
所贵乎朝廷清明而天下治平者，何也?天下不诉而无冤，不谒而得其所欲。此尧舜之盛也。其次不能无诉，诉而必见察；不能无谒，谒而必见省，使远方之贱吏，不知朝廷之高；而一介之小民，不识官府之难；而后天下治。
今夫一人之身，有一心两手而已，疾痛苛痒，动于百体之中，虽其甚微不足以为患，而手随至。夫手之至，岂其一一而听之心哉?心之所以素爱其身者深，而手之所以亲听于心者熟，是故不待使令而卒然以自至。圣人之治天下，亦如此而已。
今也不然。天下有不幸而诉其冤，如诉之于天；有不得已而谒其所欲，如谒之于鬼神。公卿大臣不能究其详悉，而付之于胥吏。故凡贿赂先至者，朝请而夕得；徒手而来者，终年而不获。至于故常之事，人之所当得而无疑者，莫不务为留滞。
以待请属，举天下一毫之事，非金钱无以行之。昔者汉、唐之弊，患法不明，而用之不密，使吏得以空虚无据之法而绳天下，故小人以无法为奸。今也法令明具，而用之至密，举天下惟法之知。所欲排者，有小不如法，而可指以为瑕；所欲与者，虽有所乖戾，而可借法以为解。
故小人以法为奸。今天下所为多事者，岂事之诚多耶?吏欲有所鬻而未得，则新故相仍，纷然而不决，此王化之所以壅遏而不行也。昔桓、文之霸，百官承职，不待教令而办。四方之宾至，不求有司。王猛之治秦，事至纤悉，莫不尽举，而人不以为烦。
盖史之所记：麻思还冀州，请于猛，猛曰：“速装，行矣。”至暮而符下，及出关，郡县皆已被符。其令行禁止，而无留事者，至于纤悉，莫不皆然。苻坚以戎狄之种，至为霸王，兵强国富，垂及升平者，猛之所为，固宜其然也。
今天下治安，大吏奉法，不敢顾私；而府史之属，招权鬻法，长吏心知而不问，以为当然。此其弊有二而已：事繁而官不勤，故权在胥吏。欲去其弊也，莫如省事而厉精。省事，莫如任人；厉精，莫如自上率之。
今之所谓至繁，天下之事，关于其中。诉之者多而谒之者众，莫如中书与三司。天下之事，分于百官，而中书听其治要。郡县钱币，制于转运使，而三司受其会计，此宜若不至繁多。然中书不待奏课以定其黜陟，而关预其事，则是不任有司也。
古之圣王，爱日以求治，辨色而视朝。苟少安焉，而至于日出，则终日为之不给。以少而言之，一日而废一事，一月则可知也；一岁，则事之积者不可胜数也。故欲事之无繁，则必劳于始而逸于终，晨兴而晏罢。天子未退，则宰相不敢归安于私第；
宰相日昃而不退，则百官莫不震悚，尽力于王事，而不敢宴游。如此，则纤悉隐微莫不举矣。天子求治之勤，过于先王，而议者不称王季之晏朝，而称舜之无为；不论文王之日昃，而论始皇之量书。此何以率天下怠耶?臣故曰：厉精莫如自上率之，则壅蔽决矣。
译文：
苏轼开门见山指出，什么叫政治清明天下太平？理想的局面是百姓无怨无诉，不用向官府求告就能解决问题。其次是不能够达到无诉无怨，但只要百姓有诉求，都能得到回应解决，不在乎地位和地域的差别。也算是天下大治了。
然后用人的身手比喻；人的身体任何一处只要稍有躁痒，手就随即而至。“夫是以天下可使为一身。”但怎样才能做到“天下可使为一身”？他认为，重要的关键是推行仁政。所谓的爱民如子，视君如父。因此，“天子之贵，士民之贱，可使相爱。
笔锋一转，以“今也不然”折引当下，历数弊端。百姓有怨，求告无门。如诉之于天，如诉之于鬼神。高官高高在上不察民情，基层官吏贪污不堪贿赂肆行。“举天下一毫之事，非金钱无以行之。”与前述两相对比，当下的危世败局已赫然在目。
一般而言，法治是当政者的首选治国方略。文章把这个论点隐略了。而直接以汉唐朝和宋朝当下作为论据两相比较；“昔者汉唐之弊，患法不明，而用之不密，使吏得以空虚无据之法而绳天下，故小人以无法为奸。”
汉唐朝的弊端在于法制不明，导致“故小人以无法为奸”。而当下却是法网恢恢，举手动足皆涉法。但贪官污吏却以借法整人敛财，逃避罪责。“故小人以法为奸。”
议论到此，不禁引人入胜。此路不通，途径何在？之后文章又另辟蹊径“今天下所为多事者，岂事之诚多耶？吏欲有所鬻而未得，则新故相仍，纷然而不决，此王化之所以壅遏而不行也。”政事繁多的主要原因是官吏和部门的私利所致。都是变着法要以权谋利。
行文到此，才把中心论点“决壅弊”赫然亮出。在列举了王猛治秦的史实，分析了当下官场的各种弊端后，苏轼顺理成章的推出"决壅弊"的措施；“欲去其弊也，莫如省事而厉精。”“省事莫如任人，厉精莫如自上率之”。
苏轼的说法简而言之，政治要务实；说到底还是人的因素第一。执政者要励精图治，勤政为民，接地气，做好表率；管治要减省烦民扰民的政事，而要做到这一点又有赖于必须具备高素质的官吏队伍。他认为表面上的法治与否都不是关键的。
想法不错。但再仔细推敲，如何才能做到“省事莫如任人，厉精莫如自上率之”。岂不是又是没有答案的答案。
苏轼还是儒家的仁政理想。从中国几千年的社会发展来看，以人治为基础的儒家仁政理想不仅从来没有实现过而且史实证明也是行不通的。毕竟法治是现代社会的发展方向，这是毋庸置疑的。
扩展资料：
苏轼，字子瞻、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汉族，眉州眉山（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
嘉祐二年（1057），苏轼进士及第。宋神宗时在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元丰三年（1080），因“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
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文纵横恣肆；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
；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善书，“宋四家”之一；擅长文人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
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潇湘竹石图卷》《古木怪石图卷》等。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苏轼
【原文】
所贵乎朝廷清明而天下治平者，何也?天下不诉而无冤，不谒而得其所欲。此尧舜之盛也。其次不能无诉，诉而必见察；不能无谒，谒而必见省，使远方之贱吏，不知朝廷之高；而一介之小民，不识官府之难；而后天下治。
今夫一人之身，有一心两手而已，疾痛苛痒，动于百体之中，虽其甚微不足以为患，而手随至。夫手之至，岂其一一而听之心哉?心之所以素爱其身者深，而手之所以亲听于心者熟，是故不待使令而卒然以自至。圣人之治天下，亦如此而已。百官之众，四海之广，使其关节脉理，相通为一，叩之而必闻，触之而必应，夫是以天下可使为一身。天子之贵，士民之贱，可使相爱，忧患可使同，缓急可使救。
今也不然。天下有不幸而诉其冤，如诉之于天；有不得已而谒其所欲，如谒之于鬼神。公卿大臣不能究其详悉，而付之于胥吏。故凡贿赂先至者，朝请而夕得；徒手而来者，终年而不获。至于故常之事，人之所当得而无疑者，莫不务为留滞。以待请属，举天下一毫之事，非金钱无以行之。
昔者汉、唐之弊，患法不明，而用之不密，使吏得以空虚无据之法而绳天下，故小人以无法为奸。今也法令明具，而用之至密，举天下惟法之知。所欲排者，有小不如法，而可指以为瑕；所欲与者，虽有所乖戾，而可借法以为解。故小人以法为奸。今天下所为多事者，岂事之诚多耶?吏欲有所鬻而未得，则新故相仍，纷然而不决，此王化之所以壅遏而不行也。
昔桓、文之霸，百官承职，不待教令而办。四方之宾至，不求有司。王猛之治秦，事至纤悉，莫不尽举，而人不以为烦。盖史之所记：麻思还冀州，请于猛，猛曰：“速装，行矣。”至暮而符下，及出关，郡县皆已被符。其令行禁止，而无留事者，至于纤悉，莫不皆然。苻坚以戎狄之种，至为霸王，兵强国富，垂及升平者，猛之所为，固宜其然也。
今天下治安，大吏奉法，不敢顾私；而府史之属，招权鬻法，长吏心知而不问，以为当然。此其弊有二而已：事繁而官不勤，故权在胥吏。欲去其弊也，莫如省事而厉精。省事，莫如任人；厉精，莫如自上率之。
今之所谓至繁，天下之事，关于其中。诉之者多而谒之者众，莫如中书与三司。天下之事，分于百官，而中书听其治要。郡县钱币，制于转运使，而三司受其会计，此宜若不至繁多。然中书不待奏课以定其黜陟，而关预其事，则是不任有司也。三司之吏，推析赢虚，至于毫毛，以绳郡县，则是不任转运使也。故曰：省事，莫如任人。
古之圣王，爱日以求治，辨色而视朝。苟少安焉，而至于日出，则终日为之不给。以少而言之，一日而废一事，一月则可知也；一岁，则事之积者不可胜数也。故欲事之无繁，则必劳于始而逸于终，晨兴而晏罢。天子未退，则宰相不敢归安于私第；宰相日昃而不退，则百官莫不震悚，尽力于王事，而不敢宴游。如此，则纤悉隐微莫不举矣。天子求治之勤，过于先王，而议者不称王季之晏朝，而称舜之无为；不论文王之日昃，而论始皇之量书。此何以率天下怠耶?臣故曰：厉精莫如自上率之，则壅蔽决矣。
【翻译】
朝廷清明、天下太平，最可贵的是什么？首先是天下没有诉讼没有冤情，人们不用拜谒（上级）就能得到自己想要的，这是尧舜时期的盛世。其次是有诉讼，诉讼后一定能得到审理；要拜谒（上级），拜谒后一定能得到关怀。让远方的小官吏，不认为朝廷是很高的；让普通的小民，不认为官府是很难打交道的。这样天下就安定了。
比如一个人的身体，有一颗心两只手而已。病痛骚痒，在身体的各处，虽然非常微小不足以成为大患，而随手就能达到。手能达到，难道不都是听从心的指挥吗，心一致深爱着身体，而手又一致熟练的听从心的指挥，所以不用命令手就自然地一下子够到（不舒服的地方）。圣人治理天下，也不过如此。众多的官员，广阔的四海，梳理它们关节、脉络，使之相通为一。一敲门就能听到，一接触就能反应。这样天下就好像成为一个身体。高贵的天子，卑下的士民，都能相互关爱。能够同忧患，相互救援急难。现在不同了。天下有不幸的人诉讼冤情，就像对着天诉讼一样。有不得已而要拜谒（上级）来达到自己目的，就像参见于鬼神一样。公卿大臣不能了解详尽的内情，就交给属下的官吏，所以先送上贿赂的，早上的请求晚上就能得到满足，空手而来的，一年到头什么也得不到。对于平常的事情，人人都能理解无疑的，（官吏们）都得
滞留不办，来等着向上级请示。全天下的一丝一毫的小事，没有金钱都行不通。
从前汉朝、唐朝的弊端，是因为法律不明，又不严格实施，使得官吏们得以用虚无的根据来约束天下，所以小人因为没有法律而作恶。现今法令全备，又严格实施，全天下都懂得法律。对于自己想要排挤的人，一旦有细微之处没有依法，就可以指责此人有瑕疵。对于自己想要的，就算不合情理，也可以借助法律来为自己开脱。所以现在小人因为有法律而作恶。
现今天下都说多事，难道是事务真的多吗？官员们有所徇私而没有得逞，新老情况层出不断，杂乱不能决然处理，这就是帝王之道之所以被堵塞蒙蔽没有实现的原因。从前齐桓公、晋文公称霸，百官各司其职，不用等到下令就把事情办好了，四方的宾客到了，不用求助于有管机构。王猛治理前秦，再小的事情，都要关心，而人们不认为麻烦。就像史书上记载的：麻思要回冀州，向王猛请示。王猛说：“赶快收拾，走吧。”到了傍晚（禁止出行的）令符发了下来。刚出了关，郡县都已经受到了命令。他的令行禁止、办事不滞留，非常细致，都是如此。苻坚以戎狄的身份，成为霸王，国富兵强，天下升平，因为王猛的作用，达到这样也是应该的。
现在天下治安，大官都遵奉法律，不敢徇私，而他们属下的官吏舞权犯法，大官明知而不过问，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这样做有两个弊端。事务繁多官员不勤政，所以权力都掌握在下级官吏手里。要革除这个弊端，不如简省事务激励官员。简省事务不如任命有才能的人，激励官员不如从上做好的表率。
现今所说的最繁多的事务，天下之事，都在其中，诉讼的人最多的，拜谒的人也最多的，当属中书省和三司（中央机构）。天下的事务，分给百官处理，而中书省要了解事务的要点。郡县的钱币由转运使制造，而三司要计算核清。这方面不应该如此复杂。但是如果中书省不等着听取完汇报就决定奖励、惩罚、干涉事务，就是用不着各部门了。三司的官吏，凭空就能详细的预算出郡县的用度，就是用不着转运使了。所以说：简省事务不如任用能人。
古代的圣王，为了追求天下安定，天不亮就分辨着夜色来升朝理事，如果稍微贪图一点安逸等到了太阳出来，则整天的时间就不够使了。就按少了算，一天荒废一件事，一月荒废的事求就可得知了。一年，则累计的事务就不可胜数了。
要让事务不繁杂，必然要以勤劳开始以安逸结束。早晨早朝结束以后，天子还没有退朝，宰相就不敢回到自家偷安。宰相到太阳偏西了还没有回去，则百官都战战兢兢尽力作事，而不敢宴会游玩。如此，则细小的事情都能够处理了。天子追求安定比先王还要勤奋，议论的人就会不讨论王季不上朝而讨论舜帝没有作为，不讨论周文王太阳偏西了还不吃饭而讨论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如何让天下人不懈怠呢？所以我说：激励官员不如从上面做出表率。如此则堵塞和蒙蔽都消除了。
宋史 苏轼传全文翻译
翻译：
苏轼字叫子瞻，是眉州眉山人。十岁时，父亲苏洵到四方游学，母亲程氏亲自教他读书，听到古今的成败得失，常能说出其中的要害。程氏读东汉《范滂传》，很有感慨，苏轼问道：“我如果做范滂，母亲能答应我这样做吗？”程氏说：“你能做范滂，我难道不能做范滂的母亲吗？”
到二十岁时，就精通经传历史，每天写文章几千字，喜欢贾谊、陆贽的书。不久读《庄子》，感叹说：“我从前有的见解，嘴里不能说出，现在看到这本书，说到我心里了。” 嘉祐二年，参加礼部考试。
当时文章晦涩怪异的弊习很重，主考官欧阳修想加以改正，见到苏轼《刑赏忠厚论》，很惊喜，想定他为进士第一名，但怀疑是自己的门客曾巩写的，便放在了第二名；又以《春秋》经义策问取得第一，殿试中乙科。后来凭推荐信谒见欧阳修，欧阳修对梅圣俞说：“我应当让这个人出人头地了。”听到的人开始哗然不服，时间久了就信服此语。
服母丧。嘉祐五年，调任福昌主簿。欧阳修因他才能识见都好，举荐他进秘阁。考试作策论六篇，过去人们应试不起草，所以文章多数写得不好。苏轼开始起草，文理就很清晰。又笔答制策，被列入第三等。从宋初以来，制策被列入第三等的，只有吴育和苏轼而已。
任职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叛官。关中自从元昊叛乱后，百姓贫困差役繁重，岐山下每年输送到南山的木筏，从渭河进入黄河，经过砥柱的险处，衙前役人相继破产。苏轼访察到其利弊所在，为他们修订衙规，让他们自己选择水工按时进送或停止，从此害处被减少了一半。
治平二年，入朝判登闻鼓院。英宗在做藩王时就听到他的名声，想用唐朝旧例召他进翰林院，管理制诰之事。宰相韩琦说：“苏轼的才能，远大杰出，将来自然应当担当天下大任。
关键在于朝廷要培养他，使天下的士人无不敬畏羡慕而佩服他，都想要朝廷使用他，然后召来加以重用，那所有的人都没有异议了。现在突然重用他，天下的士人未必以为正确，恰恰足以使他受到牵累。”英宗说：“姑且给他修注一职如何？”
韩琦说：“记注和知制诰地位相近，不可马上授予。不如在馆阁中较靠上的贴职授予他，而且请召来考试。”英宗说：“考试不知他能否胜任，像苏轼会有不能担任的吗？”韩琦还是不同意，到试了两篇论，又列入三等，得到了直史馆的职位。
苏轼听到了韩琦的话，说：“韩公可以说是用德行来爱护人的呀。”适逢苏洵去世，朝廷赐给他金帛，苏轼推辞了，要求赠父亲一个官职，于是赠光禄丞。
苏洵将死，因哥哥太白早死，子孙没有成人，妹妹嫁给杜氏，死了还未下葬，嘱咐苏轼。苏轼服丧期满后，就马上安葬了姑母。后来大官可以让子孙得荫，就推让给了苏太白的曾孙苏彭。
原文：
苏轼，字子瞻，眉州眉山人。生十年，父洵游学四方，母程氏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程氏读东汉《范滂传》，慨然太息，轼请曰：“轼若为滂，母许之否乎？”程氏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邪？”
比冠，博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好贾谊、陆贽书。既而读《庄子》，叹曰：“吾昔有见，口未能言，今见是书，得吾心矣。”嘉祐二年，试礼部。方时文磔裂诡异之弊胜，主司欧阳修思有以救之，得轼《刑赏忠厚论》，惊喜，欲擢冠多士，犹疑其客曾巩所为，但置第二；
复以《春秋》对义居第一，殿试中乙科。后以书见修，修语梅圣俞曰：“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闻者始哗不厌，久乃信服。
丁母忧。五年，调福昌主簿。欧阳修以才识兼茂，荐之秘阁。试六论，旧不起草，以故文多不工。轼始具草，文义粲然。复对制策，入三等。自宋初以来，制策入三等，惟吴育与轼而已。
除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叛官。关中自元昊叛，民贫役重，岐下岁输南山木筏，自渭入河，经砥柱之险，衙吏踵破家。轼访其利害，为修衙规，使自择水工以时进止，自是害减半。
治平二年，入判登闻鼓院。英宗自藩邸闻其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知制诰。宰相韩琦曰：“轼之才，远大器也，他日自当为天下用。要在朝廷培养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皆欲朝廷进用，然后取而用之，则人人无复异辞矣。
今骤用之，则天下之士未必以为然，适足以累之也。”英宗曰：“且与修注如何？”琦曰：“记注与制诰为邻，未可遽授。不若于馆阁中近上贴职与之，且请召试。”英宗曰：“试之未知其能否，如轼有不能邪？”琦犹不可，及试二论，复入三等，得直史馆。
轼闻琦语，曰：“公可谓爱人以德矣。”会洵卒，赙以金帛，辞之，求赠一官，于是赠光禄丞。洵将终，以兄太白早亡，子孙未立，妹嫁杜氏，卒未葬，属轼。轼既除丧，即葬姑。后官可荫，推与太白曾孙彭。
此文出自元朝·脱脱《宋史》
扩展资料
写作背景：
《宋史》是二十四史之一，收录于《四库全书》史部正史类。于元末至正三年（1343年）由丞相脱脱和阿鲁图先后主持修撰。《宋史》与《辽史》、《金史》同时修撰，是二十四史中篇幅最庞大的一部官修史书。
《宋史》的主要史料来源是宋代的国史、实录、日历等宋朝史官的原始记述，而这些史籍如今几乎全部佚失了，在其他书中虽然也有引用，但取舍、详略各不相同，加上在记载宋朝历史的各种文献中，只有《宋史》比较全面、系统地反映了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的状况，内容广泛而丰富，史料价值相当高。
史家普遍认为，《宋史》是保存宋朝官方史料和私人著述最系统全面的一部史书，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要想了解宋朝历史便不可能脱离《宋史》，后世众多的修订之作，虽然确实各有其长处，但却不能取而代之或者与之并行于世。
作者简介：
脱脱（1314年－1355年），亦作托克托，亦作脱脱帖木儿，蔑里乞氏，字大用，蒙古族蔑儿乞人 脱脱幼养于伯颜家，从浦江吴直方学。元朝元统二年（1334年），脱脱任同知宣政院事，迁中政使、同知枢密院事、御史大夫、中书右丞相。
当时伯颜为中书右丞相，权倾朝野，向为元顺帝所忌，脱脱恐受其累，与顺帝密谋逼退伯颜。至正一年（1341年）脱脱为相，大改伯颜旧政，复科举取士。至正三年（即1343年），脱脱主编《辽史》、《宋史》、《金史》，任都总裁官。
至正四年（即1344年），脱脱因病辞职，到至正九年（即1349年）复出为相，发行新钞票“至正交钞”，并派贾鲁治理黄河，成绩斐然卓著，赢得水患灾民的民心，上赐号答剌罕（意谓：自在），被赞誉为“贤相”。至正十二年（1352年）九月，脱脱亲率大军镇压镇压徐州芝麻李红巾军起义，执意屠城，军事成就卓著，功封太师。
苏轼，字子瞻，是眉州眉山人。十岁的时候，父亲苏洵去四方游学，母亲程氏亲口把书上知识传授他，听到古今成败的事件，马上能够说出其中要义。程氏读东汉人物《范滂传》，感慨而叹息，苏轼问母亲：“我如果做范滂，母亲会答应吗？”程氏说：“你能做到范滂，我难道就做不了范滂的母亲吗？”
等到弱冠，博通经史，写文章每天可以写数千字，喜欢贾谊、陆贽的著作。后来读《庄子》，感叹说道：“我以前也有一些观念，但总是表达不出来，现在看到这本书，觉得真是深入我心！”嘉佑二年，参加礼部的考试。当时文风崇尚诡谲不合正道，主考官欧阳修想拯救这种现象，看到了苏轼的《刑赏忠厚论》，大为惊喜，想要选为众人之冠（第一），但犹然怀疑是自己的门生曾巩所作，于是只排在第二。后来用《春秋对义》考试又得第一，参加殿试，中了乙科。后来以书信形式进见欧阳修，欧阳修对梅尧臣说：“我应该避让一下，好让这个人出人头地。”听说的人开始都不相信，时间久了才最终信服。
苏轼因为母亲去世服丧在家。嘉佑五年，调任为福昌主薄。欧阳修认为苏轼才能学识兼备，推荐他入了秘阁。考试六论，之前做文章都不起草，所以文章大多不工整。苏轼做文章开始起草之后，文采意思都粲然可观。之后对答制策，考入三等，自宋朝以来，制策进入三等的，只有吴育与苏轼两人而已。
熙宁四年，适逢元宵节，皇帝下令压低价格为宫中购买花灯。苏轼上书说：“您哪里是自己喜欢看花灯呢？您这样做只不过是为了让皇太后高兴罢了。而老百姓却不可能全都明白您的用心，都认为您是为了满足眼睛观赏这样小的需要，夺取了他们吃饭穿衣所必需的钱财。这件事很小，但它的影响很大，希望您收回这个命令。”皇帝于是下诏停办这件事。当时王安石正在创行新法，苏轼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王安石很愤怒，让御史谢景在皇帝面跟前说苏轼的过失。苏轼于是请求出京任职，做了杭州通判。
这时新的政令一天天下达，苏轼在杭州任上总是利用新法中对百姓有利的内容造福百姓，百姓们因此生活安定。调任密州。司农下令实施新法，不按时施行的人按违反国家制度判罪。轼对提举官说：“违反制度的判罚，如果是出自朝廷，谁敢不听从？如今命令出自司农，这是擅自制定律法。”提举官害怕地说：“请您先不要追究这件事。”不久，朝廷知道这个法令危害百姓利益，于是下令废除了它。
调任徐州。黄河在曹村附近决堤，在梁山泊泛滥，从南清河溢出，汇聚在徐州城下，水不断上涨不久就要泄进城里，城墙即将被冲毁，城里的富人争着逃出城去避难。苏轼说：“如果富人都出了城，民心一定会动摇，谁和我一起守城呢？只要有我在这里，就不会让决堤的水毁了城墙。” 于是将富民们赶回城中。苏轼到武卫营，把卒长叫出来说：“河水将要冲进城里，事情很紧迫了，即使是禁军也要暂且为我尽力。”卒长曰：“太守您尚且不逃避洪水，我们这些小人应该为您效力。”于是率领他的士兵拿着畚锸出营，修筑东南方向的长堤，堤坝从戏马台起，末尾与城墙相连。雨日夜不停，没有受损的城墙只有三版。苏轼天天住在城上，即使经过家门也不入，派官吏们分别在城墙各处守卫，最终保全了徐州城。又向朝廷要求调来服役的人，加高修筑旧城墙，修筑木制堤岸，用以防备洪水再来。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
调任湖州，因为有一些不便于民的事情不敢明说，就写诗暗示，希望对国家有所帮助。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臣从他的诗中挑出一些词语，断章取义牵强附会说苏轼的诗是在诽谤朝廷，把他逮捕押赴台狱，想置他于死地。案件审问了很久也没有判决。神宗非常喜欢苏轼的才学，安排他担任黄州团练副使。苏轼与黄州的田父野老，一起生活在溪旁山间，在东坡修筑房舍，自号“东坡居士”。
苏轼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