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之难乎哉》的翻译是什么？
做文章难呢?知道文章难呢?说到人的所谓相知，不是知道他的姓和名，也不是知道他的声音容貌就算啦；读他的书，知道他的文章，知道他所以做文章才算相知呢。知道他名字的是很多的，知道他的文章的，一千个中便得不到一百个；知道他的文章的已很少了，知道他所以做文章的，一百个人中得不到一个了。可是天下的人都说我知道文章，我知道所以做文章了：这是“知”的“难”啊。大家都知道《易经》是占卜的书，孔子读了，却知道文王有忧患而作，这是圣人的知道圣人。
•出处：
出自章学诚的«知难»
•原文：
为之难乎哉？知之难乎哉？夫人之所以谓知者，非知其姓与名也，亦非知其声容之与笑貌也。读其书，知其言，知其所以为言而已矣。知其名者，天下比比矣；知其言者，千不得百焉；知其言者，天下寥寥矣，知其所以为言者，百不得一焉。然而天下皆曰我知言，我知所以为言矣；此知之难也。
“知之难乎哉”全文翻译的内容是什么？
全文翻译如下：
懂得（知道、明白）（一个人）真是难啊！人们说他知道的原因，不是知道他的姓和名，也不是知道他的声容面貌；读他的书，明白他的话（思想），知道他为什么这么说罢了。读他的书的人，天下到处都是；明白他的话的人，一千个人中不到一百个；明白他为什么这么说的人，一百个人中不到一个。然而世人都说：“我能读他的书，就知道他为什么这么说。”这就是“懂得”的难处啊。人们知道《离骚》是辞赋的起源（鼻祖），司马迁读《离骚》，就知道感悲它（所表达）的志向，这是贤人懂得贤人啊。没有司马迁那样（高远）的志向，而想明白屈原的志向，则几乎不可能啊。
1.原句出自章学诚的《知难》，原文如下：
为之难乎哉？知之难乎哉？夫人之所以谓知者，非知其姓与名也，亦非知其声容之与笑貌也。读其书，知其言，知其所以为言而已矣。知其名者，天下比比矣；知其言者，千不得百焉；知其言者，天下寥寥矣，知其所以为言者，百不得一焉。然而天下皆曰我知言，我知所以为言矣；此知之难也。
人知《易》为卜筮之书矣，夫子读之，而知作者有忧患，是圣人之知圣人也。人知《离骚》为辞赋之祖矣，司马迁读之，而知悲其志，是贤人之知贤人也。夫不具司马迁之志，而欲知屈原之志，不具夫子之忧，而欲知文王之忧，则几乎罔矣。然则古之人有其忧与志者，不得後之人有能忧其忧、志其志，而因以湮没不彰者，盖不少矣。
刘彦和曰：“《储说》始出，《子虚》初成，秦皇汉武，恨不同时；既同时矣，韩囚马轻。”盖悲同时之知音不足恃也。夫李斯之严畏韩非，孝武之俳优司马，乃知之深，处之当，而出於势之不得不然。所谓迹似不知，而心相知也。贾生远谪长沙，其後召对宣室，文帝至云，久不见生，自谓过之，见之乃知不及。君臣之际，可谓遇矣；然不知其治安之奏，而知其鬼神之对。所谓迹似相知，而心不知也。刘知几以卓绝之学，见轻时流，及其三为史臣，再入东观，可谓遇矣；然而语史才则千里降追，议史事则一言不合。所谓迹相知，而心不知也。夫迹相知者，非如贾之知而不用，即如刘之用而不信矣；心相知者，非如马之狎而见轻，即如韩之谗而遭戮矣。丈夫求知於世，得如韩、马、贾、刘，亦云穷矣；然而其得如彼，其失如此。若可恃，若不可恃；若可知，若不可知。此遇合之知，所以难言也。
庄子曰：“天下之治方术者，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夫耳目口鼻，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而皆以己之所治，为不可加，是不自知之过也。天下鲜自知之人，故相知者少也。世传萧颖士能识李华古战场文，以谓文章有真赏。夫言根於心，其不同也如面。颖士不能一见而知其为华，而漫云华足以及此，是未得谓之真知也。而世之能具颖士之识者，已万不得一；若夫人之学，固有不止於李华者，於世奚赖焉？凡受成形者，不能无殊致也；凡禀血气者，不能无争心也。有殊致，则入主出奴，党同伐异之弊出矣；有争心，则挟恐见破，嫉忌诋毁之端开矣。惠子曰：“奔者东走，追者亦东走；东走虽同，其东走之心则异。”今同业者众矣，岂能皆出於同心？若可恃，若不可恃；若可知，若不可知。此同道之知，所以难言也。
欧阳修尝慨《七略》、《四部》，目存书亡，以谓其人之不幸；盖伤文章之不足恃也。然自获麟以来，着作之业，得如马迁、班固，斯为盛矣。迁则藏之名山，而传之其人；固则女弟卒业，而马融伏阁以受其书，於今犹日月也。然读《史》、《汉》之书而察徐广、裴駰、服虔、应劭诸家之注释，其间不得迁、固之意者，十常四五焉。以专门之攻习，犹未达古人之精微，况泛览所及，爱憎由己耶！夫不得传者，有部目空存之慨；其传者，又有推求失旨之病，与爱憎不齐之数。若可恃，若不可恃；若可知，若不可知。此身後之知，所以难言也。
人之所以异於木石者，情也；情之所以可贵者，相悦以解也。贤者不得达而相与行其志，亦将穷而有与乐其道；不得生而隆遇合於当时，亦将没而俟知己於後世。然而有其理者，不必有其事；接以迹者，不必接以心。若可恃，若不可恃；若可知，若不可知。後之视今，犹今之视昔。此伯牙之所以绝弦不鼓，而卞生之所以抱玉而悲号者也。
夫鶡鹊啁啾，和者多也；茅苇黄白，靡者众也。凤高翔於千仞，桐孤生於百寻，知其寡和无偶，而不能曲折以从众者，亦势也。是以君子发愤忘食，闇然自修，不知老之将至，所以求适吾事而已；安能以有涯之生，而逐无涯之毁誉哉？（《文史通义》）
2.作者：
章学诚，清代杰出的史学理论家和方志学家。原名文酕、文镳，字实斋，号少岩。浙江会稽（今浙江省绍兴）人。章学诚自小对文史有浓厚兴趣，立志追求学问。26岁肄业国子监。28岁在京师事大学士朱筠，得以尽览其丰富的藏书，并与往来朱门的名流学者研讨学术源流及异同，学业大进。清乾隆四十二年（公元1777年）应乡试中举，翌年中进士。曾援授国子监典籍，主讲定州定武、保定莲池、归德文正等书院。后入湖广总督毕沅幕府，协助编纂《续资治通鉴》等书。自以为“迂流”不合世用，不愿入仕，在保定、定州、归德等地书院讲学。 一生主修、参修各类地方史志十余部。从27岁起，随父纂修《天门县志》，并着手撰写方志论文。从清乾隆三十八年至五十八年(1773～1793年)间，陆续纂修或参修的志书有《和州志》、《永清县志》、《大名县志》、《亳州志》、《湖北通志》等。预修有《麻城县志》、《常德府志》、《荆州志》等。在纂修志书的同时，他注重总结修志的经验，进行志书的理论建设，写出了《方志辨体》、《方志立三书议》、《记与戴东原论修志》和《修志十议》等论文。通过长期修志实践和对方志渊源、性质、体例、功用及编纂方法的悉心研讨，形成一整套系统的方志理论，对近代方志学研究影响颇大。章学诚关于方志学的见解，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1.第一次提出“志属信史”的观点，对地方志的性质作了科学界定,明确了方志的性质。力排陈说，提出了“志乃史体”、“志乃史裁”、“志属信史”、“方志为国史要删”、“方志乃一方全史”等主张，将方志纳入史书范围，认为史书与志书具有同样的性质和作用。他说:“有天下之史，有一国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传状志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谱牒，一家之史也；部府县志，一国之史也；综记一朝，天下之史也。”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起开始撰写《文史通义》，20余年从不中断。还应聘纂修过和州、永清县、亳州、常德府和荆州府等地方志，参与《湖北通志》的修订。章学诚一生穷困潦倒，从32岁起，因父亡而靠讲学和修志所得维持生活，十分拮据。他学识渊博，史学理论有独到见识，因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所限，未能充分施展才能和抱负。他刻意编辑12年的《史籍考》也未问世。《文史通义》生前只刻印了篇目，道光十二年(1832年)其次子首次刊印了8卷。后有近人叶长青注本。另有《校雠通义》4卷，《方志略例》2卷，《文集》8卷，《外集》2卷﹐《湖北通志检存稿》4卷及《未成稿》1卷，《外编》18卷等，去世120年后由刘承干搜集整理出版了《章氏遗书》。
章学诚一生主修、参修各类地方史志十余部，并撰写了大量的志评著作。修志的过程也是章学诚史学理论逐步成熟的过程，以其提出较为系统的方志学理论而被梁启超称为中国方志学的创始人。章学诚方志编纂思想的重心有过两次大的转变,从关注方志的艺文著录转向关注如何保存地方掌故,从企图在方志书志部分保存掌故转向方志“志”体与掌故分立。他创立了一套完整的修志义例，提出了方志分立三书的主张。《方志立三书议》可以说是章学诚所创立的方志学之精义所在，它的提出，标志着其方志理论的成熟、修志体例的完备和方志学的建立。
知之难乎哉的翻译
懂得（知道、明白）（一个人）真是难啊！人们说他知道的原因，不是知道他的姓和名，也不是知道他的声容面貌；读他的书，明白他的话（思想），知道他为什么这么说罢了。读他的书的人，天下到处都是；明白他的话的人，一千个人中不到一百个；明白他为什么这么说的人，一百个人中不到一个。然而世人都说：“我能读他的书，就知道他为什么这么说。”这就是“懂得”的难处啊。人们知道《离骚》是辞赋的起源（鼻祖），司马迁读《离骚》，就知道感悲它（所表达）的志向，这是贤人懂得贤人啊。没有司马迁那样（高远）的志向，而想明白屈原的志向，则几乎不可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