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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学斋规
《读书》
凡读书须整顿几案，令洁净端正，将书册整齐顿放，正身体对书册，详缓看字，子细分明读之，须要读得字字响亮，不可误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牵强暗记，只是要多诵遍数，自然上口，久远不忘，古人云：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谓读得熟则不待解说，自晓其义也。余尝谓读书有三到，谓心到眼到口到，心不在此则眼不看子细，心眼既不专一却只漫浪诵读，决不能记，记不能久也。三到之中心到最急，心既到矣，眼口岂不到乎。凡书册须要爱护，不可损污，绉折济阳江禄，读书未竟，虽有急速，必待掩束整齐，然后起此，最为可法。
扪虱新话《陈善‧扪虱新话》
《读书须知出入法》
读书须知出入法，始当求所以，入终当求所以出，见得亲切，此是入书法，用得透脱，此是出书法。盖不能入得书，则不知古人用心处，不能出得书，则又死在言下，惟知出知入，得尽读书之法也。
《读书牢记则有进益》
读书惟在牢记，则日见进益，陈晋之一日，只读一百二十字，后遂无书不读，所谓日计不足，岁计有余者。今人谁不读书，日将诵数千言，初若可喜，然旋读旋忘，一岁未尝得百二十字，虽然，况一日乎。予少时实有贪多之癖，至今每念腹中空虚，方知陈贤良为得法云。
性理大全
《读书法》
程子曰：读书将以穷理，将以致用也。今或滞心于章句之末，则无所用也。此学者之大患。凡观书，不可以相类泥其义不尔，则字字相梗。当观其文势，上下之意如充实之谓美。与诗之美不同。尝觉读书有令人喜时，有令人手舞足蹈时，或问莫是古人之意与先生之意相合，后如此否。曰：是也。论语孟子只剩读着，便是意足学者，须是玩味，若以语言解着，意便不足。问世有以读书为文为艺者，曰：为文谓之艺，犹之可也。读书谓之艺，则求诸书者，浅矣。张子曰：观书必总其言，而求作者之意。读书少则无由考校，得义精盖书以维持，此心一时放下，则一时德性有懈。读书则此心常在，不读书则终看义理不见书，须成诵精思，多在夜中，或静坐得之，不记得思不起，但通贯得大原，后书亦易记，所以观书者释己之疑，明己之未达。每见每加新益则学进矣，于不疑处有疑，方是进。上蔡谢氏曰：学者先学文，鲜有能至道。至如博观泛览，亦自为害。故明道先生教余，尝曰：贤读书慎，不要寻行数墨。
龟山杨氏语，罗仲素曰：某尝有数句教学者，读书之法云，以身体之，以心验之。从容默会于幽闲，静一之中超然，自得于书言，象意之表，此盖某所自为者如此。
和靖尹氏曰：吕献可尝言，读书不须多读，得一字行取一字。伊川亦尝言，读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行得便是会读书，二公之意正同。读书须是看圣人用心处，自家临事一一要使。
延平李氏曰：读书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则凡圣贤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进矣。若直以文字求之说，其词义以资诵说，其不为玩物丧志者几希。
东莱吕氏曰：读书有思索，人往往不苟，不曾读书与曾读书识理趣者，观其所为，便可见。凡读书必务 精熟，若或记性迟钝，则多诵数遍，自然精熟，记得坚固。若是遍数不多，只务强记。今日成诵，来日便忘，其与不曾读书，何异。凡为学之道，必先至诚，不诚未有能至焉者也。何以见其诚居处齐，庄志意凝，定不妄言。不苟笑，开卷伏读，必起恭敬如对圣贤，掩卷沈思，必根义理以闲邪。僻行之悠久，习与性成便有圣贤前辈气象。为学之本，莫先于读书，读书之法须令日有课程，句读有未晓大义，有未通不惜与人商确，不惜就人授读。凡人多以此为耻，曾不知不如是，则有终身之耻也。后学读书，未曾识得，目前大略，便要说性命，此极是害事为学，自有等级。后生学问，聪明强记，不足畏。惟思索寻究者，为可畏耳。
象山陆氏曰：大抵读书训诂，既通之后，但平心读之，不必勉加揣量，则无非浸灌培养，鞭策磨厉之功。或有未通晓处，姑缺之无害，且以其明白昭晰者，日加涵泳则自然日充日明，后日本原深厚，则向来未晓者将亦有涣然冰释者矣。读书作文亦是吾人事，但读书本不为作文，作文其末也。有其本必有其末，未闻有本盛而末不茂者，若本末倒置，则所谓文者亦可知矣。
勉斋黄氏曰：平居当以敬自持，令心虑宁静。至于读书则平心定气，端庄严肃，须以吾心默观圣贤之语，常使圣贤之意自入于吾心，如以镜照物，妍丑自见镜，何心哉。今人所以不善读书，非是圣贤之意难明，乃是吾心纷扰，反以汨乱圣贤之意，读书只是沈静精密则自然见得分明，切不可萌轻易自喜之心，便解得六经通彻，亦何足自喜，亦岂敢轻易才如此。便不足以任重后生，且收敛静退，歉然常若，不足方能有进。观书者，最怕气不平，且如公冶长一章。谢上蔡则谓圣人，择婿惊人如此，杨龟山则谓圣人所以求于人者，薄可免于刑戮，而不累其家，皆可妻也。上蔡气高者也，龟山气弱者也，故所见各别如此，要之当随文平看，方见得圣人之本意，此观书之大法。
北溪陈氏曰：读四书之法，毋过求毋巧凿毋旁搜毋曲引，亦惟平心以玩，其旨归而切己，以察其实用而已尔。果能于是四者，融会贯通而义理昭明，胸襟洒落，则在我有权衡尺度，由是而稽诸经与凡读。天下之书论天下之事，皆莫不冰融冻释，而轻重长短截然一定。自不复有锱铢分寸之或紊矣。
范阳张氏曰：朋友讲习，固天下乐事，不幸独学则当尚友，古人可也。故读论语如对孔门圣贤，读孟子如对孟子，读杜诗苏文则又凝神静虑，如目击二公。如此用心，虽生千载之下，可以见千载人矣。
程子曰：凡看书各有门庭，诗易春秋不可逐句看，尚书论语可以逐句看。六经之言，在涵蓄中默识，心通精义为本。读书者，当观圣人所以作经之意，与圣人所以为圣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求圣人之心。而吾之所以未得焉者，昼诵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气阙其疑，其必有见矣。古之学者皆有传授，如圣人作经，本欲明道。今人若不先明义理，不可治经。盖不得传授之意云尔。如系辞本欲明义，若不先求卦义，则看系辞不得。圣人之道，如河图洛书，其始止于画。上便出义，后之人既重卦，又系辞求之未，必得其理，至如春秋，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不过只是当年数人而已。学者不观他书，只观春秋亦可尽道。卦爻始立义既具，即圣人别起义以错综之，如春秋已前，既已立例，到近后来，书得全别一般事，便书得别有意思，若依前例，观之殊失之矣。苏季明常以治经为传道，居业之实居常讲习，只是空言无益，质之两先生。伯淳先生曰：修辞立其诚，不可不子细，理会言能修省。言辞便是要立诚，若只是修饰言辞，为心只是为伪也。若修其言辞，正为立己之诚，意乃是体当自家敬以直内义，以方外之实事道之。浩浩何处下手，惟立诚才有可居之处，有可居之处则可以修业也，终日干干大小之事，却只是忠信所以进德为实。下手处修辞立其诚，为实修业处。
正叔先生曰：治经实学也，譬诸草木区以别矣。道之在经大小远近高下精粗，森列于其中。譬如日月在上，有人不见者，一人指之不如众人指之。自见也如中庸一卷书，自有至理推之。于事如国家有九经及历代圣人之迹，莫非实学也，如登九层之台，自下而上者，为是人患居常讲习空言，无实者盖不自得也。为学治经最好苟不自得，则尽治五经，亦是空也。今有人心得识达，所得多矣。虽亦好读书却患在空虚者，未免此弊。
张子曰：经籍亦须记得，虽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聋盲之指麾。故记得便说得便行得。故始学亦不可无诵数。
龟山杨氏因言，秦汉以下，事曰亦须是一一识别，得过欲识别，得过须用着意六经，六经不可容易看了。今人多言要作事，须看史，史固不可不看，然六经先王经世之迹在焉，是亦足用矣。必待观史未有史书，以前人以何为，据盖孔子不存史而作春秋，春秋所以正史之得失也，今人自是不留意六经，故就史求道理，是以学愈博，而道愈远。若经术明自无工夫及之，使有工夫及之，则取次提起一事，便须断遣处置得行，何患不能识别。
鲁斋许氏曰：讲究经旨，须是且将正本，反复诵读，求圣人立言，指意务于经内，自有所得。若反复读诵，至于二三十遍以至五六十遍，求其意义，不得然后以古注证之。古注训释不明，未可通晓。方考诸家解义择其当者，取一家之说，以为定论。不可泛泛，莫知所适从也。诵经习史，须是专志屏弃外物，非有父母师长之命，不得因他而辍。
程子曰：凡解文字，但易其心自见理，理只是义理，甚分明。如一条平坦底道路。且如随卦言，君子向晦入宴息，解者多作遵养，时晦之晦或问作甚晦字。曰：此只是随时之大者，向晦则宴息也，更别无甚义。或曰：圣人之言，恐不可以浅近。看他曰：圣人之言，自有近处，自有深处，如近处怎生强要，凿教深远得。汉儒之谈经也，以三万余言，明尧典二字。可谓知要乎，惟毛公董相有儒者，气象东京，士人尚名节，加之以明礼义，则皆贤人之德业矣。
《读史》
程子曰：某每读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败。然后却看，有不合处，又更精思，其闲多有幸而成，不幸而败，今日只见成者，便以为是，败者便以为非，不知成者煞有不是，败者煞有是底。读史须见圣贤，所存治乱之几，贤人君子出处进退，便是格物。今人只将他见成底事，便做是便不知煞有误人处。凡读史不徒要记事迹，须要识治乱安危，兴废存亡之理，且如读高帝一纪，便须识得汉家四百年，终始治乱，当如何是亦学也。
南轩张氏曰：观史工夫，要当考其治乱，兴坏之所以然。察其人之是非邪，正至于几，微节目与夫，疑似取舍之闲，尤当三复也。若以博闻见助，文辞抑末矣。于定国为廷尉，天下无冤民，史氏将谁欺，赵盖韩杨之死皆在定国之手，冤莫大焉。大凡看史不可被史官瞒过，张释之为廷尉，有惊乘舆马者，上欲诛之，释之以为当，罚金。且曰：法者天下之公共也，且方其时，上使诛之则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释之知廷尉为天下之平，而不知人君为天下之平。问读通鉴之法曰：治乱得失源流人才邪，正是非财赋本末用，兵法制嘉言善行，皆当熟究之。
东莱吕氏曰：观史先自书始，然后次及左氏，通鉴欲其体统，源流相承接耳。
范阳张氏曰：如看唐朝事，则若身预其中，人主情性如何，所命相如何，当时在朝士大夫孰为君子，孰为小人，其处事孰为当，孰为否，皆令胸，次晓然可以口讲。而指画则机会圆熟，他日临事必过人矣。凡前古可喜可愕之事，皆当蓄之于心，以此发之，笔下则文章不为空言矣。
鲁斋许氏曰：阅子史必须有所折衷，六经论孟乃子史之折衷也。譬如家法之有律令格式赏功罚罪，合于律令格式者为当，不合于律令格式者为不当。诸子百家之言，合于六经语孟者为是，不合于六经语孟者为非。以此夷考古之人，而去取之鲜有失矣。阅史必且专意于一家，其余悉屏去候阅，一史毕历历默记，然后别取一史而阅之，如此有常。不数年，诸史可以备记苟阅。一史未了，杂以他史，纷然交错，于前则皓首不能通一史矣，惟是读三传当参以史记，读史记当参以前汉文辞繁要，亦各有法，不可不知。
看史记当先看其人之大节，然后看其细行。善则效之，恶则以为戒焉，所以为吾躬行之益，徒记其事而读其书，非所谓学也。
读书录《薛瑄‧读书录》
《论学》
为学第一工夫，立心为本，心存则读书，穷理躬行践履皆自此进。孟子曰：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程子曰：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欲人将已放之心收之。反入身来，自能寻向上去，皆此意也。学道固自圣贤之书，而入苟徒翫心章句之闲，而不求实理之所在，则亦无以有诸己矣。道学以五经四书为本，专用心于史学者，无自而入道。孟子专心致志，四字读书之至要。邵子诗云：不读人闲非圣书。凡不正之书皆不可读。自有文籍以来，汗牛充栋之书，日益多要当择，其是而去其非，可也。郑声乱雅乐，杂书乱圣经。余事量力所及而已，非可必也，惟读书一事，乃吾之本心所得，肆力其闲，而莫余止者也。韩子吾老着读书，余事不挂眼之句，实获我心焉。万金之富，不足以易吾一日读书之乐也。外物之味久，则可厌。读书之味愈久，愈深，而不知厌也。读书以防检，此心犹服药以消磨此病，病虽未除，常使药力胜则病自衰，心虽未定，常得书味深，则心自熟，久则衰者，尽而熟者化矣。学有所得，必自读书，入读书千熟万熟，时一言一句之理，自然与心融会为一，斯有所得矣。读前句如无后句，读此书如无他书，心乃有大得。读书所以不见德崇业广者，只是讲说不曾实行，如读学而时习章，便能学而时习否。读其为人也，孝弟章便能孝弟否。读颜渊问仁章，便能非礼勿视听言动否。若不能如此，只是讲说耳。读书贵知要只。颜子四勿心不绝想，口不绝念，守之勿失，循之勿违。岂有差错，泛观天下之书，而不知用力处，虽多亦奚以为。不察理之有无，而泛读一切不经驳杂之书，务以闻见该博，取胜于人。吾知其记愈多，而心愈窒，志愈荒，而识愈昏矣。如此读书，非徒无益，是又适。所以为心术之害也。凡读书须虚心定气，缓声以诵之，则可以密察其意。若心杂气粗，急声以诵，真村学小儿读诵，斗高声又岂能识其旨趣之所在也。读书当出己之口，入己之耳。读书惟宁静宽徐，缜密则心入，其中而可得其妙，若躁扰褊急粗略以求之，所谓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者也焉。足以得其妙乎。口念书而心外驰，难乎有得矣。朱子曰：童遇云读书千遍，其意可见。又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将通之，非思之力也，精神之极也，非妄语也，此言读书熟思之精，自有通悟时也。读书不寻思，如迅风飞鸟之过，前响绝影灭，亦不知圣贤所言为何事，要作何用。唯精心寻思，体贴向身心事物上来，反复考验其理，则知圣贤之书一字一句，皆有用矣。读书讲明道义，求日用之实理也，若读书而不讲明道义，则溺心于文字之闲，终不能知实理之所在。圣贤之书，神而明之，在乎人，不然书特尘编耳。书能神而明之，则活泼泼地。圣贤之书，所载皆天地古今万事万物之理，能因书以知理，则理有实用，不然书自书理自理何以有实用哉。《程朱传注》少有用心于其闲者。偶持一卷中庸，书因思此书满天下，能因中庸之书，实得中庸之理者，几何人哉。舍小学四书五经，宋诸儒性理之书，不读而先读他书，犹恶泰山而喜丘垤也，藐乎吾见其小矣。程子曰：予所传者，辞也。由辞以得其意，则在人焉。尔读书之法，皆当由辞以得意。徒得其辞而不得其意，章句文字之学也。四书顷刻不可不读。人果能诚心求道，虽五经四书正文中亦自有入处。若无诚心向此，虽经书一章反复以数万言释之，人亦不能有得也。莫不饮食鲜能知味，日用而不知，凡民也。不独凡民为然，恐读书而不明理者亦然。读圣贤之书，句句字字见有的实用处，方为实学。若徒取为口耳文词之资，非实学也。得意忘言，乃知读书不可滞于言辞之闲，当会于言辞之表。读书皆以明本来固有之理，而欲行之无疑耳。圣贤言格物，致知处便，当效其格物致知，言存养省察处便，当效其存养省察，圣贤为教之法，无不效其所为，则读书有切己之益，而不为口耳之陋矣。读书必精专不二，方见义理。有一念之杂即隔一重矣，以鸿鹄之心读书，必不能造乎精微。濂洛关闽之书，一日不可不读，周程张朱之道，一日不可不尊。舍此而他学，则非矣。读圣贤书，于凡切要之言，皆体贴到自己身心上，必欲实得而力践之，乃有益。不然书自书，我自我，虽尽读圣贤书，终无益也。读书不于身心有得，懵然而已。读书只当以正文传注为本，正文传注已通析尚有可疑者，乃可参考语录诸说，窃见传注之外，皆有诸儒小注经文不过数语，而小注乃至数千百言，其实学者不但不能周览并经文，传注亦不能精矣。若有大圣贤作，必重加芟削矣。读书必得其要，天命之性是也。读书固不可不思索，然思索太苦，而无节。则心反为之动。而神气不清，如井泉然，淆之频数则必浊。凡读书思索之久，觉有倦意，当敛襟正坐，澄定此心，少时再从事于思索，则心清而义理自见。
《体认》
读书当着实体，认如读中庸首章天命之谓性，便当求天命之性的在何处，读大学首章明德新民止于至善，便当求三者的为何事如此，则道理跃如皆在，心目之闲，自不为文字言语所缠绕矣。读书之久，见得书上之理与自家身上之理，一一契合，方始有得处。读书体贴到自己身心上，方有味。皆实理也。圣贤岂欺我哉。实理皆在乎万物万事之闲，圣贤之书不过摸写其理耳，读书而不知实理之所在。徒滞于言辞之末，夫何益之有。人读书果能于圣人之言，句句皆体之身心，而力行之，即是颜子亦足以发之意。读书记得一句便寻一句之理，务要见得下落，方有益，先儒谓读书，只怕寻思近，看得寻思二字最好如圣贤，一句言语，便反复寻思，在吾身心上，何者为是，在万物上，何者为是。使圣贤言语，皆有着落，则知一言一语，皆是实理，而非空言矣。
《胡居仁‧居业录》
《丽泽堂学约》
一读书务以小学为先，次四书以及六经，与周程张朱司马邵之书，非理之书，不得妄读。一读书务在循序渐进，一书已熟，方读一书，毋得卤莽躐等，虽多无益。
王守仁语录
《传习录》
一友问读书，不记得如何。先生曰：只要晓得如何，要记得，要晓得，已是落第二义了，只要明得自家本体，若徒要记得，便不晓得。若徒要晓得，便明不得自家的本体。
共发编《曹于汴‧共发编》
《语录》
古人之书，不可不多读，但靠书不得靠读，不得靠古人不得。
荆川稗编
《原学篇》
何为三代之前，学术如彼三代之后，学术如此汉微，有遗风魏晋以降，日以陵夷非后人之用心不及，前人之用心，实后人之学术，不及前人之学术也，后人学术，难及大概有二。一义理之学，二辞章之学。义理之学，尚攻击辞章之学，务雕搜耽义理者，则以辞章之士为不达，渊源玩辞章者，则以义理之士为无文彩要之辞章，虽富如朝霞，晚照徒焜耀人耳目。义理虽深如空谷寻声，靡所底止二者，殊途而同归。是皆从事于语言之末，而非为实学也。所以学术不及，三代又不及汉者，抑有由也。以图谱之学不传，则实学尽化为虚文矣。其闲有屹然，特立风雨不移者，一代得一二人。实一代典章文物法度纪纲之盟主也，然物希则价难平，人希则人罕识世，无图谱人亦不识图谱之学。张华晋人也，汉之宫室千门万户，其应如响，时人服其博物，张华固博物矣。此非博物之效也，见汉宫室图焉，武平一唐人也，问以鲁三桓郑七穆春秋，族系无有遗者，时人服其明春秋，平一固熟于春秋矣，此非明春秋之效也，见春秋世族谱焉，使华不见图，虽读尽汉人之书，亦莫知前代宫室之出处，使平一不见谱，虽诵春秋，如建瓴水，亦莫知古人氏族之始终。当时作者后世史官，皆不知其学之所自况他人乎，臣旧亦不之知，及见杨佺期洛京图，方省张华之由见杜预公子谱，方觉平一之故，由是益知图谱之学，学术之大者，且萧何刀笔吏也，知炎汉一代宪章之所，自歆向大儒也。父子分争于言句之末，以计较毫厘得失，而失其学术之大体，何秦人之典，萧何能收于草昧之，初萧何之典，歆向不能纪于承平之后，是所见有异也。逐鹿之人，意在于鹿，而不知有山求鱼之人，意在于鱼而不知有水。刘氏之学意在章句，故知有书，而不知有图。鸣呼，图谱之学，绝是谁之过与。
《叙学》
性无不统，心无不宰，气无不充，人以是而生，故材无不全矣。其或不全，非材之罪也，学术之差，品节之紊，异端之害，惑之也。今之去古远矣，众人之去圣人也。下矣幸而不亡者，大圣大贤。惠世之书也，学之者，以是性与是，心与是，气即书以求之俾邪，正之术明诚伪之辨，分先后之品，节不差笃行而固守。谓其材之不能全，吾不信也。诸生从余问，学有年矣。而余梗于他故，不能始。卒成夫教育英才之乐，故具为陈读书为学之次序，庶不至于差，且紊而败其全材也。先秦三代之书，六经语孟为大世。变既下，风俗日坏，学者与世俯仰，莫之致力，欲其材之，全得乎。三代之学，大小之次第，先后之品节，虽有余绪竟亦莫知，适从惟当致力，六经语孟耳。世人往往以语孟为问学之始，而不知语孟圣贤之成终者。所谓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者也。圣贤以是为终学者，以是为始未说圣贤之详。遽说圣贤之约，不亦背驰矣乎。所谓颜状未离，于婴孩高谈已，及于性命者也，虽然句读训诂不可不通，惟当熟读不可强解优游。讽诵涵泳，胸中虽不明了，以为先入之主，可也。必欲明之不凿则惑耳，六经既毕，反而求之自得之矣。治六经，必自诗。始古之人十三诵诗，盖吟咏情性，感发志意，中和之音在是焉。人之不明血气蔽之耳，诗能导情性，而开血气使幼而常闻歌诵之声，长而不失刺美之意，虽有血气焉，得而蔽也。诗而后书，书所谓圣人之情，见乎。辞者也，即辞以求情，情可得矣。血气既开，情性既得，大本立矣。本立则可以征。夫用，用莫大于礼，三代之礼，废矣。见于今者，汉儒所集之礼，记周公所著之，周礼也。二书既治，非春秋无以断也，春秋以天道王法，断天下之事业也。春秋既治，则圣人之用见矣，本诸诗以求其情，本诸书以求其辞，本诸礼以求其节，本诸春秋以求其断。然后以诗书礼为学之体，春秋为学之用，体用一贯，本末具举，天下之理，穷理，穷而性尽矣。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而后学夫易，易也者。圣人所以成，终而成始也。学者于是用心焉，是故诗书礼乐不明则不可以学，春秋五经不明则不可以学。易夫不知其粗者，则其精者岂能知也。迩者未尽，则其远者，岂能尽也。学者多好高务远，求名而遗实，逾分而远探，躐等而力穷。故人异学家异传圣人之意，晦而不明也。六经自火于秦传，注于汉疏，释于唐议，论于宋，日起而日变，学者亦当知其先后，不以彼之言而变吾之良知也。近世学者，往往舍传注疏释，便发诸儒之议论，盖不知议论之学，自传注疏释，出特更作正大高明之论尔。传注疏释之于经，十得其六七。宋儒用力之勤，铲伪似真补，其三四而备之也。故必先传注而后疏释，疏释而后议论。始终原委，推索究竟以己意体察为之，权衡折之于天理，人情之至，勿好新奇，勿好僻异，勿好诋讦，勿生穿凿，平吾心易吾气，充周隐微毋使亏欠。若发强弩必当穿彻，而中的。若论罪囚棒，棒见血而，得情毋惨刻毋细碎毋诞妄毋临深。以为高渊实昭，旷开朗恳，恻然后为得也。六经既治，语孟既精，而后学史先立乎，其大者小者弗能夺也。胸中有六经语，孟为主，彼废兴之迹，不吾欺也。如持平衡，如悬明镜，轻重寝扬，在吾目中，学史亦有次第，古无经史之分，诗书春秋皆史也，因圣人删定笔削立，大经大典即为经也，史之兴自汉氏始，先秦之书，如左氏传国语世本战国策，皆掇拾记录。无完书，司马迁大集群书为史记。上下数千载，亦云备矣。然而议论或驳而不纯，取其纯而舍其驳，可也。后世史记皆宗迁法，大同而小异，其创法立制纂承六经，取三代之余烬为百世之准绳。若迁者可谓史氏之良者也，班固前汉史，与迁不相上下。其大原则出于迁，而书少加密矣。东汉史成于范晔，其人诡异好奇，故其书似之。然论赞情状，有律亚于迁，固自谓赞，是吾文之奇，作诸序论，往往不减。过秦则比拟，太过三国陈寿所作，任私意而好文，奇功伟迹往往削没，非裴松之小传，一代英伟之士，遂为寿所诬。后世果有作者必当改作，以正寿之罪。奋昭烈之幽光，破曹瞒之鬼贼，千古一快也。晋史成于李唐，房杜诸人，故独归，美太宗耳。繁芜滋蔓诬谈，隐语鄙亵之事，具载之，甚失史体。三国过于略，而晋书过于繁，南北七代各有其书，至唐李延寿总为南北史，遣辞记事，颇为得中。而其事迹污秽，虽欲文之，而莫能文矣。隋史成于唐兴亡之际，徼讦好恶，有浮于言者，唐史二旧书刘煦所作，固未完备，文不称事，而新书成于宋欧。宋诸公虽云完备，而文有作为之意，或过其实而议论纯正，非旧书之比也。然学者当先旧而后新，五代二书皆成于宋旧，则薛居正新，则欧阳子也。新书一出，前史皆废，所谓一洗。凡马空者也，宋金史皆未成金史，只有实录宋事纂录甚多，而东都事略，最为详备。是则前世之史也，学者必读，历代全史考之废兴之由。邪正之迹，国体国势制度文物，坦然明白，时以六经旨要立论，其闲以试己意，然后取温公之通鉴，宋儒之议论。校其长短是非，如是可谓之学史矣。学者往往全史未见，急于要名，欲以为谈说之资，嘴吻之备，至于通鉴亦不全，读抄撮钩节通鉴之大旨，温公之微意随以昧没，其所以成就亦浅浅乎。史既治则读诸子老庄列阴，符四书皆出一律，虽云道家者，流其闲有至理，存取其理而不取其寓，可也。素问一书虽云医家者，流三代先秦之要典也，学者亦当致力孙吴姜黄之书，虽云兵家智术战陈之事，亦有名言不可弃也。荀子议论过高好奇，致有性恶之说，然其王霸之辨，仁义之言，不可废也。管子一书，霸者之略，虽非王道亦当读也，扬子云太元法言，发孔孟，遗意后世，或有异论者，以其有性善恶混之说，剧秦美新之论事，莽而篡汉，韩子谓其文颇滞涩，苏子谓以艰险之辞，文肤浅之理，而温公甚推重之。以为在孟荀之上，或抑或扬，莫适所定，虽然取其辞而不取其节，可也。贾谊董仲舒刘向皆有书，惜其犹有战国，纵横之余，习惟董子三策，明白纯正。孟轲之亚，非刘贾所企也。文中子生于南北，偏驳之后，隋政横流之际，而立教河汾作成，将相基唐之治，可谓大儒矣。其书成于门弟子董薛姚窦之流，故比拟时，有太过遣辞发问，甚似论语。而其格言至论，有汉儒所未道者，亦孟轲氏之亚也。韩子之书浑厚典丽，李唐一代之元气也。与汉氏比隆矣，其诋斥佛老扶持，周孔亦孟轲氏之亚也，诸子既治，宋兴以来，诸公之书，周程张之性理，邵康节之象数，欧苏
刘综,字居正的文言文翻译
原文：
刘综，字居正，河中虞乡人。雍熙二年举进士第，解褐邛州军事推官，迁大理评事。代还，对便殿①，因言：“蜀地富庶，安宁已久，益州长吏，望慎择其人。”上嘉之，改太子中允。未几，李顺果为乱，复召见，面赐绯鱼②。寻为三门发运司水陆转运使。连丁家难，起知獉獉建安军。先是，天长军及扬州六合县民输赋非便，综奏请降天长军为县，隶扬州，以六合县隶建安军，自是民力均济。时淮南转运使王嗣宗兼发运事，规画獉獉多迂滞。综因上言请复置都大发运司，专干其职。至道三年，迁太常丞，职事修举，多称荐之者。夏人扰西边，环庆大屯士马。诏徙综为陕西转运副使。时梁鼎议禁解盐③，官自货鬻。上乃命综置盐事。综条上利害，力言非便，卒罢其事。时灵州孤危，献言者或请弃之。综上言曰：“国家财力雄富，士卒精锐，而未能剪除凶孽者，诚以赏罚未行，而所任非其材故也。今或轻从群议，欲弃灵川，是中贼之奸计矣。且灵州民淳土沃，为西陲巨屏，所宜固守。”六年，迁起居舍人，再为河北转运使。时两河用兵，边事烦急，转漕之任，尤所倚办。综继领其职，号为详练。至是眷瞩甚厚，警急之际，辄资其奏处。契丹请和，乃遣近臣谕以擢用之意。景德三年，召拜户部员外郎。综言：“御史员数至少，每奉朝请，劾制狱，多以他官承之，甚紊彝制。望诏两制以上各举材堪御史者充，三院共置十员。若出使按狱獉獉，所经州郡，官吏能否，生民利病，刑狱枉滥，悉得察举。”四年，西幸獉獉，道出河阳境上。时节度王显被疾还京，以综权知孟州事。未几召还，复出知并州。以政绩闻，州民乞留，优诏嘉奖。归朝知审官院改吏部郎中综强敏有吏材所至抑挫豪右振举文法时称干治然尚气好胜，不为物论所许。
（选自《宋史·刘综传》，有删改）
【注】①便殿：古时皇帝休息宴饮的宫殿。②绯鱼：旧时朝官的服饰。③解盐：山西解池出产的盐。
译文：
刘综，字居正，河中虞乡人。雍熙二年考中进士，初入仕任邛州军事推官，升任为大理评事。被征调回到京城，在便殿回答皇帝的问题时，乘机进言：“蜀地富庶，安宁已久，益州的长官人选，希望慎重选择。”皇上赞许他，改任太子中允。不久，李顺果然作乱，皇上又召见他，当面赏赐他绯鱼。不久担任三门发运司水陆转运使。为父亲守丧去职，后被起用掌管建安军。这之前，天长军和扬州六合县的百姓交纳赋税不方便，刘综奏请皇上改设天长军为县，隶属扬州，让六合县隶属于建安军，从此民力都得到调剂。当时淮南转运使王嗣宗兼管运输大事，谋划大多迂腐滞后。刘综因此向皇上进言请求恢复设置都大发运司，专门掌管运输职事。至道三年，刘综升迁为太常丞，职任上的事务全都井井有条，很多人称赞举荐他。夏人侵扰西部边境，环庆驻扎许多兵马。皇上下诏调任刘综为陕西转运副使。当时梁鼎进言禁止民间私自买卖食盐，由政府自己买卖。皇上就命令刘综安排食盐的买卖事务。刘综上奏折分条陈述利害关系，极力说明这样做不便利，最终废止了这件事。当时灵州孤立无援，处境危险，有人献计请求放弃它。刘综上言说：“国家财力雄厚，士卒精锐，却不能除去凶恶的敌人，这确实是因为赏罚制度没有推行，而且所任用的人不恰当。现在如果随意听从众人的建议，放弃灵州，这就中了敌人的奸计了。况且灵州民风淳朴，土地肥沃，是西部边境的重要屏障，所以应该固守。”六年，升迁起居舍人，第二次担任河北转运使。当时两河一带正在用兵，边事繁杂而紧急，转运的事，特别需要依靠他办理。刘综继任这一职务，被称赞为周到熟习。至此皇上对他更加厚待，情况紧急时，就把事情交给他处理。契丹请和后，就派遣近臣告知他提拔使用的心意。景德三年，召回任命他为户部员外郎。刘综说：“御史人员数量太少，每次接受朝廷任务，核查办理案件，大多用其他官员承担，很容易扰乱朝廷体制。希望下诏两制以上部门各推举才能胜任御史工作的人补充，三院共设置十人。如果出使查办案件，所经过的州郡，官吏能干与否，管理百姓政策的好与坏，审理案件的枉滥，全部能够考察了解。”四年，皇帝巡察西部，取道经过河阳境上。当时节度使王显生病回京，朝廷就任命刘综暂时管理孟州事务。不久召回，又离开京城担任并州知州。因有政绩闻名，州中百姓请求挽留，皇上下诏书嘉奖。回到朝廷，管理审官院，改任吏部郎中。刘综强悍聪敏，有管理才能，所到之处打击豪强大族，振兴文化法制，当时被称为干强有力的管理。然而尚气好胜，不为众议所赞许。
文言文翻译《旧五代史·张存敬传》
《旧五代史·张存敬传》翻译：
张存敬是谯郡人。他性格刚直，有胆量和勇力，遇到危险的时候并不惧怕。唐中和年间，他跟随梁太祖到汴州，因为他能屈己敬人，很被太祖亲近。刚开始担任右骑都将。跟随太祖征讨巢、蔡，一共经历一百多场战役，多次在急迫情形下，显示出奇谋，因此常立下特殊的功勋。
光启年间，在盟津李罕之会同晋军围困张宗奭，太祖派遣丁会、葛从周、存敬三人同时飞驰前往救援。张存敬率领骑兵率先进攻敌军，各路军马像翅膀一样掩护他，敌人的骑兵被打败了，于是就解了河桥之围。
大顺二年，张存敬担任诸军都虞侯，辅佐霍存统帅大军收复宿州，因为功勋上奏加封检校兵部尚书。太祖向东征讨徐、兖，他常有杀敌的功劳。
凡是他指挥的战役，都能抓住机会，箭矢滚石能到的地方，他一定身先士卒，太祖待他特别优厚不同一般，让他担任行营都指挥使、检校右仆射。乾宁三年，担任武宁军留后，代理颍州刺史。光化二年夏四月，幽、沧侵犯魏郡，又以存敬为都指挥使。
三年，大规模起兵，和葛从周共同进攻浮阳，竖立数十围栏，围刘守文好几个月。那时幽州刘仁恭带兵前来救援，存敬在乾宁军南老鸦堤偷袭他。这天，燕人大败，斩杀敌军五万人，活捉了马慎交下面一百余人，获一万多匹马。
这年秋九月，引军占领镇州，存敬带领军队渡过滹沲河，兵士击鼓前进，遇到镇州几千个散兵，趁机（于是）追赶他们，径直进入镇州壅门，收缴数以万计的鞍马牛驼。第二天，镇州人送纳人质（归顺）才回师。
不久担任宋州刺史，过了几年，非常善于处理政事。又带领大军攻打蓟门，几十天之间接连攻陷瀛、莫、祁、景四州，擒获的俘虏非常多。自从怀德驿开始和中山兵接战，数十里尸骸狼藉，中山开城请降。
天复元年春，太祖因为河中节度使王珂与太原结亲，凭借（太原）骄横放纵，命令存敬统大军讨伐王珂。当天收复绛州，捉拿刺史陶建钊，使晋州刺史张汉瑜投降，二郡被平息。进而围攻河中，王珂请求投降。
太祖称赞他，于是让存敬担任护国军留后。不久，升任检校司空，不久又迁任宋州刺史。快到任职的地方时，卧病，十多天后在河中府去世。太祖听说张存敬死了，哀痛惋惜了一段时间。开平初，追封他为太保。乾化三年，又追封他为太傅。
《旧五代史·张存敬传》原文：
张存敬，谯郡人也。性刚直，有胆勇，临危无所畏惮。唐中和中，从太祖赴汴，以其折节，颇见亲昵，首为右骑都将。从讨巢、蔡，凡历百战，多于危蹙之间，显有奇略，由是频立殊效。光启中，李罕之会晋军围张宗奭于盟津，太祖遣丁会、葛从周、存敬同往驰救。
存敬引骑军先犯敌将，诸军翼之，敌骑大败，乃解河桥之围。大顺二年，为诸军都虞侯，佐霍存董大军收宿州，以功奏加检校兵部尚书。太祖东征徐、兖，存敬屡有俘斩之功。凡受指顾，皆与机会，矢石所及，必以身先，太祖尤加优异，以为行营都指挥使、检校右仆射。
乾宁三年，充武宁军留后，行颍州刺史。光化二年夏四月，幽、沧侵凌魏郡，复以存敬为都指挥使。三年，大举，与葛从周连统诸军攻浮阳，树数十栅，围刘守文累月。时幽州刘仁恭举兵来援，存敬潜军击之于乾宁军南老鸦堤。
是日，燕人大败，斩首五万级，生擒马慎交已下一百余人，获马万余蹄。其年秋九月，引军收镇州，存敬勒众涉滹沲河，师人鼓行而进，逢镇之游兵数千，因逐之，直入镇之壅门，收鞍马牛驼万计。翼日，镇人纳质而旋。寻为宋州刺史，逾年，甚有能政。复拥众伐蓟门，数旬间连下瀛、莫、祁、景四州，擒俘不可胜纪。
自怀德驿与中山兵接战，枕尸数十里，中山开壁请降。天复元年春，太祖以河中节度使王珂与太原结亲，凭恃骄恣，命存敬统大军讨之。即日收绛州，擒刺史陶建钊，降晋州刺史张汉瑜，二郡平。
进围河中，王珂请降。太祖嘉之，乃以存敬为护国军留后。未几，检校司空，寻移宋州刺史。将之任所，寝疾，逾旬卒于河中。太祖闻之，痛惜移晷。开平初，追赠太保。乾化三年，又追赠太傅。
此文出自宋朝·薛居正编撰的《旧五代史》
扩展资料
写作背景：
《旧五代史》，原名《五代史记》，是北宋设馆修史以后唯一的私修正史，撰者欧阳修（1007—1072年）。
在已有了薛居正等主编的《旧五代史》以后，欧阳修为什么独出心裁，重又编出一部体例和写法不一样的新的五代史呢？《宋史·欧阳修传》中对此作了简约的说明：“自撰《五代史记》，法严词约，多取《春秋》遗旨。”
所谓“自撰”，是说这部史书不是奉朝廷之意，而是私家所撰。而“《春秋》遗旨”即《春秋》笔法。欧阳修自己说：“呜呼，五代之乱极矣！”“当此之时，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缙绅之士安其禄而立其朝，充然无复廉耻之色者皆是也。”
他作史的目的，正是为了抨击这些他认为没有“廉耻”的现象，达到孔子所说的“《春秋》作而乱臣贼子惧”的目的，是私修史书。
从欧阳修给尹洙、梅尧臣等人的信件看，在景祐三年（1036年）之前，已着手编写，到皇祐五年（1053年）基本完成，这是史学界公认的说法。
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八月，在欧阳修去世一个月后，下诏命他的家人奏上。然后藏进国家图书馆。到金章宗时候，这本新的五代史才逐渐代替了《旧五代史》。
作者简介：
薛居正（912年－981年7月12日），字子平。开封府浚仪县（今河南开封）人。五代至北宋初年大臣、史学家。
清泰元年（934年），薛居正参加进士考试未被录取，写了一篇《遣愁文》来自解，他的文章寓意卓越豪迈，观者认为有公辅大臣的器量。清泰二年（935年），得起居舍人刘涛力荐，“以为文章器业必至台辅”，于是登进士第。
后晋天福年间，华帅刘遂凝召他为从事。刘遂凝之兄刘遂清管理国家财经大事，上奏任命他为盐铁巡官。
开运初年（944年），改任度支推官。宰相李崧领管盐铁，又上奏任他为推官，加任大理司直，升为右拾遗。桑维翰任开封府尹时，又上奏任他为判官。
译文 ：
张存敬是谯郡人。他性格刚直，有胆量和勇力，遇到危险的时候并不惧怕。唐中和年间，他跟随梁太祖到汴州，因为他能屈己敬人，很被太祖亲近。刚开始担任右骑都将。跟随太祖征讨巢、蔡，一共经历一百多场战役，多次在急迫情形下，显示出奇谋，因此常立下特殊的功勋。光启年间，在盟津李罕之会同晋军围困张宗奭，太祖派遣丁会、葛从周、存敬三人同时飞驰前往救援。张存敬率领骑兵率先进攻敌军，各路军马像翅膀一样掩护他，敌人的骑兵被打败了，于是就解了河桥之围。
大顺二年，张存敬担任诸军都虞侯，辅佐霍存统帅大军收复宿州，因为功勋上奏加封检校兵部尚书。太祖向东征讨徐、兖，他常有杀敌的功劳。凡是他指挥的战役，都能抓住机会，箭矢滚石能到的地方，他一定身先士卒，太祖待他特别优厚不同一般，让他担任行营都指挥使、检校右仆射。乾宁三年，担任武宁军留后，代理颍州刺史。光化二年夏四月，幽、沧侵犯魏郡，又以存敬为都指挥使。三年，大规模起兵，和葛从周共同进攻浮阳，竖立数十围栏，围刘守文好几个月。那时幽州刘仁恭带兵前来救援，存敬在乾宁军南老鸦堤偷袭他。这天，燕人大败，斩杀敌军五万人，活捉了马慎交下面一百余人，获一万多匹马。这年秋九月，引军占领镇州，存敬带领军队渡过滹沲河，兵士击鼓前进，遇到镇州几千个散兵，趁机(于是)追赶他们，径直进入镇州壅门，收缴数以万计的鞍马牛驼。第二天，镇州人送纳人质(归顺)才回师。不久担任宋州刺史，过了几年，非常善于处理政事。又带领大军攻打蓟门，几十天之间接连攻陷瀛、莫、祁、景四州，擒获的俘虏非常多。自从怀德驿开始和中山兵接战，数十里尸骸狼藉，中山开城请降。
天复元年春，太祖因为河中节度使王珂与太原结亲，凭借(太原)骄横放纵，命令存敬统大军讨伐王珂。当天收复绛州，捉拿刺史陶建钊，使晋州刺史张汉瑜投降，二郡被平息。进而围攻河中，王珂请求投降。太祖称赞他，于是让存敬担任护国军留后。不久，升任检校司空，不久又迁任宋州刺史。快到任职的地方时，卧病，十多天后在河中府去世。太祖听说张存敬死了，哀痛惋惜了一段时间。开平初，追封他为太保。乾化三年，又追封他为太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