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刘晏理财)文言文翻译
出自司马光编写的《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六的《刘晏通敏精悍》
翻译：
刘晏当初担任转运使时，一直用高价招募擅长奔走的人，察访报告各地的物价，即使遥远的地方，不用几天都能送到转运使官署。他把钱粮方面孰轻孰重的权衡标准，全部控制在手中，朝廷因此获利，而民间也没有物价暴涨暴跌的忧虑。
刘晏还认为：住户和人口增加，赋税征收的范围就会自然拓宽。所以刘晏管理财务，总把关心百姓疾苦放在前面。各道分别设置了巡院的知院官，每过十天至一个月，必须记录所在州县的雨雪丰歉状况，上报转运使司。知院官开始见到年景不能丰收的端倪。
就要先行申明到某月需要免除若干赋税，到某月需要救济资助若干物资，到了预定的时期，刘晏不等州县申请，便上奏实施，解决百姓的急难，从来不曾错过时机。因此，百姓得以安居乐业，住户人口增多繁衍起来。在刘晏任职的初期。
钱财赋税每年收入不过四百万缗，到他任职的后期，每年收入达到一千余万缗。刘晏专门采用盐产专卖办法来增加军需国用，认为官吏多了，百姓就会受到骚扰，所以他只在产盐地设置盐官，在产盐地以外的州县不再设置盐官。
在刘晏任职之前，把关东的谷物运送到长安，因为河水水流湍急凶险，大致一斛谷物能运到八斗，便算成功，会受到优厚的奖赏。刘晏认为长江、汴水、黄河、渭水的水流缓急各不相同，根据各处的不同特点，依据各地的便利条件，分别制造运送谷物的船只，训练负责漕运的士兵。
长江的船只运抵扬州，汴水的船只运抵河阴，黄河的船只运抵渭水流入黄河的河口处，渭水的船只运抵太仓，各地段之间都沿着水边设置粮仓，由上一段转送给下一段。从此，每年运送谷物有时能够达到一百多万斛，没有一斗一升在水中沉没。刘晏在扬子这个地方造船。
每造一艘船，付给一千缗钱。有人说，“造一艘船的费用实际还用不了一半，浪费的钱财太多了”。刘晏说：“不是这样。办大事，当然不可吝惜小费用，办一切事情都要做长远的考虑。现在船场才开始设置，办事的人很多，应该首先让这些人的私人用度不受窘迫。
他们为官家制造的物品就会坚固牢靠了。如果立即同这些人不厌烦细细地计较一分一毫，怎么能够长久地实行下去呢”
原文：
刘晏初为转运使，常以厚直募善走者，觇报四方物价。虽远方不数日皆达使司。食货轻重之权，悉在掌握，国家获利，而天下无甚贵甚贱之忧。晏又以为户口滋多，则赋税自广，故其理财常以爱民为先。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州县雨雪丰歉之状白使司。
知院官始见不稔之端，先申，至某月须若干蠲免，某月须若干救助，及期，晏不俟州县申请，即奏行之。应民之急，未尝失时，由是民得安其居业，户口蕃息。其初，财赋岁入不过四百万缗，季年乃千余万缗。晏专用榷盐法充军国之用，以为官多则民扰，故但于出盐之乡置盐官，
自余州县，不复置官。先是，运关东谷入长安者，以河流湍悍，率一斛得八斗至者，则为成劳，受优赏。晏以为江、汴、河、渭水力不同，各随便宜，造运船，教漕卒，江船达扬州，汴船达河阴，河船达渭口，渭船达太仓，其间缘水置仓，转相受给。
自是每岁运谷或至百余万斛，无斗升沉覆者。晏于扬子造船，每艘给钱千缗，或言“所用实不及半，虚费太多”。晏曰：“不然，论大计者固不可惜小费，凡事必为永久之虑。今始置船场，执事者至多，当先使之私用无窘，则官物坚牢矣。若遽与之屑屑校计锱铢，安能久行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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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背景：
刘晏提出，要增加财政收入，前提是发展生产，安定民生。《资治通鉴》称刘晏“理财常以养民为先”，这是一般官员做不到的。
理财常以养民为先，首先是心中有百姓。增加财政收入，要善于利用商品经济，熟悉市场行情。在他看来，到处都有增加收入的门路，关键在于能否发现和利用。刘晏认为因民所急而税之，则国足用，也就是收税要顺应民众的需要，不是一味搜刮人民。盐是人们的急需之物，所以在盐利上征税，使盐利成为增加财政收入的重要项目。
人物简介：
刘晏（716年-780年），字士安。唐代经济改革家、理财家。刘晏实施了改革榷盐法、改革漕运和改革常平法等一系列的财政改革措施，为安史之乱后的唐朝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全唐文》、《全唐诗》录有刘晏的作品。
译文：
刘晏当初担任转运使时，一直用高价招募擅长奔走的人，察访报告各地的物价，即使遥远的地方（的物价），不用几天都能送到转运使官署。他把钱粮方面孰轻孰重的权衡标准，全部控制在手中，朝廷因此获利，而民间也没有物价暴涨暴跌的忧虑。
刘晏还认为：住户和人口增加，赋税征收的范围就会自然拓宽。所以刘晏管理财务，总把关心百姓疾苦放在前面。各道分别设置了巡院的知院官，每过十天至一个月，必须记录所在州县的雨雪丰歉状况，上报转运使司。知院官开始见到年景不能丰收的端倪。
就要先行申明到某月需要免除若干赋税，到某月需要救济资助若干物资，到了预定的时期，刘晏不等州县申请，便上奏实施，解决百姓的急难，从来不曾错过时机。因此，百姓得以安居乐业，住户人口增多繁衍起来。在刘晏任职的初期。
钱财赋税每年收入不过四百万缗（古代计量单位，用于成串的铜钱，每串一千文），到他任职的后期，每年收入达到一千余万缗。刘晏专门采用盐产专卖办法来增加军需国用，认为官吏多了，百姓就会受到骚扰，所以他只在产盐地设置盐官，在产盐地以外的州县不再设置盐官。
在刘晏任职之前，把关东的谷物运送到长安，因为河水水流湍急凶险，大致一斛谷物能运到八斗，便算成功，会受到优厚的奖赏。刘晏认为长江、汴水、黄河、渭水的水流缓急各不相同，根据各处的不同特点，依据各地的便利条件，分别制造运送谷物的船只，训练负责漕运的士兵。
长江的船只运抵扬州，汴水的船只运抵河阴，黄河的船只运抵渭水流入黄河的河口处，渭水的船只运抵太仓，各地段之间都沿着水边设置粮仓，由上一段转送给下一段。从此，每年运送谷物有时能够达到一百多万斛，没有一斗一升在水中沉没。刘晏在扬子这个地方造船。
每造一艘船，付给一千缗钱。有人说，“造一艘船的费用实际还用不了一半，浪费的钱财太多了”。刘晏说：“不是这样。办大事，当然不可吝惜小费用，办一切事情都要做长远的考虑。现在船场才开始设置，办事的人很多，应该首先让这些人的私人用度不受窘迫。
他们为官家制造的物品就会坚固牢靠了。如果立即同这些人不厌烦细细地计较一分一毫，怎么能够长久地实行下去呢！”
原文：
刘晏初为转运使，常以厚直募善走者，觇报四方物价。虽远方不数日皆达使司。食货轻重之权，悉在掌握，国家获利，而天下无甚贵甚贱之忧。晏又以为户口滋多，则赋税自广，故其理财常以爱民为先。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州县雨雪丰歉之状白使司。
知院官始见不稔之端，先申，至某月须若干蠲免，某月须若干救助，及期，晏不俟州县申请，即奏行之。应民之急，未尝失时，由是民得安其居业，户口蕃息。其初，财赋岁入不过四百万缗，季年乃千余万缗。晏专用榷盐法充军国之用，以为官多则民扰，故但于出盐之乡置盐官，
自余州县，不复置官。先是，运关东谷入长安者，以河流湍悍，率一斛得八斗至者，则为成劳，受优赏。晏以为江、汴、河、渭水力不同，各随便宜，造运船，教漕卒，江船达扬州，汴船达河阴，河船达渭口，渭船达太仓，其间缘水置仓，转相受给。
自是每岁运谷或至百余万斛，无斗升沉覆者。晏于扬子造船，每艘给钱千缗，或言“所用实不及半，虚费太多”。晏曰：“不然，论大计者固不可惜小费，凡事必为永久之虑。今始置船场，执事者至多，当先使之私用无窘，则官物坚牢矣。若遽与之屑屑校计锱铢，安能久行乎！”
出自：《资治通鉴》（常简作《通鉴》），由北宋司马光主编的一部多卷本编年体史书，共294卷，历时19年完成。主要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写起，到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征淮南停笔，涵盖16朝1362年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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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刘晏担任漕运使时，十分重视了解经济信息，控制各地物价，朝廷因而获利，也不用担心全国物价的暴涨暴跌。刘晏利用食盐专卖的方式，收购盐户所产之盐转卖盐商，虽然盐乡之外不再另设盐官，但食盐供应也能调度得当。
刘晏认为应依据各条河流的不同特点，因利乘便，分段漕运，建造运船，训练漕卒，从此每年安全运送谷物有时多达百余万斛。
相关人物介绍：
刘晏（718－－780），曹州南华（今山东东明）人，字士安。开元时以神童授太子正学，天宝年间办理税务，因政绩显著，官至侍御史。唐肃宗时，先任度支郎中，兼侍御史，领江淮租庸事。后任户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充度支、铸钱、租庸等使。
唐代宗时，为京兆尹、户部侍郎，兼御史大夫，领度支、盐铁、转运、铸钱、租庸等使。不久，提任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身居宰相地位，仍领使职。广德二年（764）贬为太子宾客，很快又进为御史大夫，领东都、河南、江淮、山南等道转运、租庸、盐铁使。
大历时，先与户部侍郎第五琦分管全国财赋，后与户部侍郎韩晃分领关内、河东、山东、剑南道租庸、青苗使。升为尚书左仆射，重登宰相之位。唐德宗即位后，刘晏总领全国财赋。建中元年（780），因杨炎所陷被害，家中所抄财物唯书两车，米麦数石而已。
刘晏一生经历了唐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长期担任财务要职，管理财政达几十年，效率高，成绩大，被誉为“广军国之用，未尝有搜求苛敛于民”的著名理财家。
作者介绍：
司马光的远祖可追溯到西晋皇族安平献王司马孚。原籍属河内（今河南沁阳）。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曾为兵部郎中、天章阁待制（属翰林学士院），在藏书阁担任皇帝的顾问，官居四品，一直以清廉仁厚享有盛誉。宋仁宗时中进士，英宗时进龙图阁直学士。
宋神宗时，王安石施行变法，朝廷内外有许多人反对，司马光就是其中之一。王安石变法以后，司马光离开朝廷十五年，专心编纂《资治通鉴》，用功刻苦、勤奋。用他自己话说是：“日力不足，继之以夜。”宋仁宗末年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他立志编撰《通志》。
作为封建统治的借鉴。治平三年（1066年）撰成战国迄秦的八卷上进，英宗命设局续修。神宗时赐书名《资治通鉴》。王安石行新政，他竭力反对，与安石在帝前争论，强调祖宗之法不可变。被命为枢密副使，坚辞不就。次年退居洛阳，以书局自随，继续编撰《通鉴》。
至元丰七年（1084年）成书。他从发凡起例至删削定稿，都亲自动笔。元丰八年宋哲宗即位，高太皇太后听政，召他入京主国政，次年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传郎，数月间尽废新法，罢黜新党。为相八个月病死，追封温国公。遗著有《司马文正公集》《稽古录》等。
刘晏初为转运使【2020年高考上海卷文言文一】
【原文】
刘晏初为转运使，常以厚直募善走者，觇报四方物价。虽远方不数日皆达使司①。食货轻重之权，悉在掌握，国家获利，而天下无甚贵甚贱之忧。
晏又以为户口滋多，则赋税自广，故其理财常以爱民为先。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州县雨雪丰歉之状白使司。知院官始见不稔之端，先申，至某月须若干蠲免，某月须若干救助，及期，晏不俟州县申请，即奏行之。应民之急，未尝失时，由是民得安其居业，户口蕃息。其初，财赋岁入不过四百万缗，季年乃千余万缗。
晏专用榷②盐法充军国之用，以为官多则民扰，故但于出盐之乡置盐官，自余州县，不复置官。先是，运关东谷入长安者，以河流湍悍，率一斛得八斗至者，则为成劳，受优赏。晏以为江、汴、河、渭水力不同，各随便宜，造运船，教漕卒，江船达扬州，汴船达河阴，河船达渭口，渭船达太仓，其间缘水置仓，转相受给。自是每岁运谷或至百余万斛，无斗升沉覆者。晏于扬子造船，每艘给钱千缗，或言“所用实不及半，虚费太多”。晏曰：“不然，论大计者固不可惜小费，凡事必为永久之虑。今始置船场，执事者至多，当先使之私用无窘，则官物坚牢矣。若遽与之屑屑校计锱铢，安能久行乎！”（节选自《资治通鉴》）
【译文】
刘晏当初担任转运使时，一直用高价招募擅长奔走的人，察访报告各地的物价，即使遥远的地方（的物价），不用几天都能送到转运使官署。他把钱粮方面孰轻孰重的权衡标准，全部控制在手中，朝廷因此获利，而民间也没有物价暴涨暴跌的忧虑。
刘晏还认为：住户和人口增加，赋税征收的范围就会自然拓宽。所以刘晏管理财务，总把关心百姓疾苦放在前面。各道分别设置了巡院的知院官，每过十天至一个月，必须记录所在州县的雨雪丰歉状况，上报转运使司。知院官开始见到年景不能丰收的端倪，就要先行申明到某月需要免除若干赋税，到某月需要救济资助若干物资，到了预定的时期，刘晏不等州县申请，便上奏实施，解决百姓的急难，从来不曾错过时机。因此，百姓得以安居乐业，住户人口增多繁衍起来。在刘晏任职的初期，钱财赋税每年收入不过四百万缗（古代计量单位，用于成串的铜钱，每串一千文），到他任职的后期，每年收入达到一千余万缗。
刘晏专门采用盐产专卖办法来增加军需国用，认为官吏多了，百姓就会受到骚扰，所以他只在产盐地设置盐官，在产盐地以外的州县不再设置盐官。在刘晏任职之前，把关东的谷物运送到长安，因为河水水流湍急凶险，大致一斛谷物能运到八斗，便算成功，会受到优厚的奖赏。刘晏认为长江、汴水、黄河、渭水的水流缓急各不相同，根据各处的不同特点，依据各地的便利条件，分别制造运送谷物的船只，训练负责漕运的士兵，长江的船只运抵扬州，汴水的船只运抵河阴，黄河的船只运抵渭水流入黄河的河口处，渭水的船只运抵太仓，各地段之间都沿着水边设置粮仓，由上一段转送给下一段。从此，每年运送谷物有时能够达到一百多万斛，没有一斗一升在水中沉没。刘晏在扬子这个地方造船，每造一艘船，付给一千缗钱。有人说，“造一艘船的费用实际还用不了一半，浪费的钱财太多了”。刘晏说：“不是这样。办大事，当然不可吝惜小费用，办一切事情都要做长远的考虑。现在船场才开始设置，办事的人很多，应该首先让这些人的私人用度不受窘迫，他们为官家制造的物品就会坚固牢靠了。如果立即同这些人不厌烦细细地计较一分一毫，怎么能够长久地实行下去呢！”
供译文参考：
刘晏(716—780)，字士安，山东东明县人。
在唐肃宗时代，刘晏历任彭原太守、华州刺史、河南尹、户部侍郎兼御史中丞等职。公元762年，刘晏任京兆尹、户部侍郎领度支转运使，分管财政。当时唐朝的经济十分萧条，刘晏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发展生产，开源节流，使唐代财政逐步好转。公元763年，刘晏被提升为吏部尚书、门下平章事(宰相)，兼任转运使。
唐代宗广德二年(764年)，刘晏接办漕运。漕运是通过水路交通，将江淮的粮食运至长安。当时漕运废弛，造成关中粮食困难。由于刘晏曾做过一个时期的地方官，对民众的疾苦比较了解和同情。因此，他要竭心尽力完成这一使命。
他上任后，首先组织人力疏浚河道，打造了二千艘坚固的漕船，训练军士运粮，每十船为一队，军官负责押运。他不再征发沿河壮丁服役，而是用政府的盐利雇用船夫。他沿用过去裴耀卿的办法，将全程分成四个运输段，使江船不入汴水，汴船不入黄河，河船不入渭水。为此又在扬州、汴口、河阴、渭口等河道的交界处设仓贮粮，以备转运。这样比过去用江南民工直运的方法提高了效率，减少了损耗，降低了运费，免除了民众的劳役。江淮的粮食因此源源不断地输送到长安，每年运量达四十万石。
刘晏在办理漕运的同时，着手改革盐政。他首先整顿了盐监、盐场等盐务机构，又调整了食盐专卖制度，改变了肃宗时第五琦规定的官运官卖的盐法。规定盐官统一收购亭户(专门生产盐的民户)所产的盐，然后加价卖给盐商，由他们贩运到各地销售。国家只通过掌握统购、批发两个环节来控制盐政。政府收取的盐利，原来每年只有六十万缗，到大历末年增至六百多万缗，占全国财政收入的一半。
后来，刘晏推行“常平法”，进行财政体制改革。他在诸道置设巡院官，选择勤廉干练的读书人作知院官，管理诸巡院，诸巡院收集本道各州县雨雪多少、庄稼好坏的情况。每旬、每月都申报转运使司；刘晏又召募善走的人，将各地物价迅速申报中央。刘晏从中及时准确地掌握了全国经济和市场动态，并根据这些情报，调剂有无，平抑物价。他用“丰则贵取，饥则贱与”的办法，防止了谷贱伤农。同时又多购谷物菽粟运往歉收地区，贱价出售，换取农民的土产杂物转卖丰收地区，这样既救了灾，又不损国用，还刺激了生产。
刘晏任人唯贤。其传记载说：“晏常以办众务，在于得人，故必择通敏精悍廉勤之士而用之。”他选用了几百名各种专才和实干家，分布各部门及各州县把关。他以精明能干、忠于职守、廉洁奉公作为用人的标准，为国家培养、选拔了一大批理财专家。
刘晏勤于政事，呕心沥血，几十年如一日。他上朝时骑在马上，心里还在筹算账目；退朝后在官署批阅文件，常常是夜以继日。他饮食简素，室无婢，死时只留下两车书籍和几斗米麦。在官吏贪暴的封建社会，一个理财大臣，两袖清风，这是非常值得称道的。
刘晏当初担任转运使时，一直用高价招募擅长奔走的人，察访报告各地的物价，即使遥远的地方(的物价)，不用几天都能送到转运使官署。他把钱粮方面孰轻孰重的权衡标准，全部控制在手中，朝廷因此获利，而民间也没有物价暴涨暴跌的忧虑。
刘晏还认为:住户和人口增加，赋税征收的范围就会自然拓宽。所以刘晏管理财务，总把关心百姓疾苦放在前面。各道分别设置了巡院的知院官，每过十天至一个月，必须记录所在州县的雨雪丰歉状况，上报转运使司。知院官开始见到年景不能丰收的端倪，就要先行申明到某月需要免除若干赋税，到某月需要救济资助若干物资，到了预定的时期，刘晏不等州县申请，便上奏实施，解决百姓的急难，从来不曾错过时机。因此，百姓得以安居乐业，住户人口增多繁衍起来。在刘晏任职的初期，钱财赋税每年收入不过四百万缗(古代计量单位，用于成串的铜钱,每串一千文)，到他任职的后期，每年收入达到一千余万缗。
刘晏专门采用盐产专卖办法来增加军需国用，认为官吏多了，百姓就会受到骚扰，所以他只在产盐地设置盐官，在产盐地以外的州县不再设置盐官。在刘晏任职之前，把关东的谷物运送到长安，因为河水水流湍急凶险，大致一斛谷物能运到八斗，便算成功，会受到优厚的奖赏。刘晏认为长江、汴水、黄河、渭水的水流缓急各不相同，根据各处的不同特点，依据各地的便利条件，分别制造运送谷物的船只，训练负责漕运的士兵，长江的船只运抵扬州，汴水的船只运抵河阴，黄河的船只运抵渭水流入黄河的河口处，渭水的船只运抵太仓，各地段之间都沿着水边设置粮仓，由上一段转送给下一段。从此，每年运送谷物有时能够达到一百多万斛，没有一斗一升在水中沉没。刘晏在扬子这个地方造船，每造一艘船，付给一千缗钱。有人说，“造一艘船的费用实际还用不了一半，浪费的钱财太多了”。刘晏说:“不是这样。办大事，当然不可吝惜小费用，办一切事情都要做长远的考虑。现在船场才开始设置，办事的人很多，应该首先让这些人的私人用度不受窘迫，他们为官家制造的物品就会坚固牢靠了。如果立即同这些人不厌烦细细地计较一分一毫，怎么能够长久地实行下去呢!”
阙上书理马援文言文翻译
诣阙上书理马援
臣闻王德圣政不忘人之功，采其一美，不求备于众。
臣听说贤明君王的德政不会忘记他人的功劳，有一方面的优点就采用，不求全责备。
故高祖赦蒯通，而以王礼葬田横，大臣旷然，咸不自疑。夫大将在外，言在内，微过辄记，大功不计，诚为国之所慎也。故章邯畏口而奔楚，燕将据聊而不下。岂其甘心末规哉，悼巧言之伤类也。窃见故伏波将军新息侯马援，以四年冬始归正朔。当此之时，虏述矫号于益州，隗嚣拥兵于陇、冀，豪杰盱睢，且自为政。援拔自西州，钦慕圣义，间关险难，触冒万死，孤立群贵之间，傍无一言之佐，驰深渊，入虎口，岂顾计哉！宁自知当要七郡之使，徼封侯之福邪？八年，车驾西讨隗嚣，国计狐疑，众营未集，援建宜进之策，卒破西州。隗嚣克定，援有力焉。及吴汉下陇，冀路断隔，豪强叛城，酋羌杀吏（二语从《书钞》一百五十六引《东观记》补）。唯独狄道为国坚守，士民饥困，乃敢驽者履（此语从《书钞》补。梅鼎祚《文纪》别收《东观记》一条，题云「救狄道策」，列于《理马援书》之后，实即此书之约文），寄命漏刻。援奉诏西使，镇慰边众，乃奋不顾身，间关山谷之中，挥戈先零之野，招集豪杰，晓诱羌戎，谋如涌泉，势如转规（《文选·王仲宣诔》注引作「转圜」），遂救倒悬之急，存几亡之城，兵全师进，因粮敌人，陇、冀略平，而独守空郡，兵动有功，师进辄克。诛锄先零，缘入山谷，猛怒力战，飞矢胫。征在虎贲，则有忠策嘉谋于国。又出征交，土多瘴气，援与妻子生诀，无悔吝之心，遂斩灭征侧，克平一州使王府纳越裳之贡，边境无兵革之忧。间复南讨，立陷临乡，师已有业，未竟而死，吏士离疫，援不独存。夫战或以久而立功，或以速而致败，深入未必为得，不进未必为非。人情岂乐久屯绝地，不生归哉！惟援得事朝廷二十三年，北出塞漠，南渡江海，触冒害气，僵死军中，名灭爵绝，国土不传。海内不知其过，众庶未闻其罪，卒遇三夫之言横被诬罔之谗，家属杜门，葬不归墓，怨隙并兴，宗亲怖栗，死者不能自明，生者莫为之讼，臣窃伤之。夫明主Ο于用赏，约于用刑。高祖尝与陈平金四万斤以间楚军，不问出入所为，岂复疑以钱谷间哉？夫操孔父之忠，而不能自免于谗，此邹阳之所悲也。《诗》云：「取彼谗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此言欲令上天而平其恶。惟陛下留思竖儒之言欲令上天而平其恶，无使功臣怀恨黄泉。臣闻《春秋》之义，罪以功除；圣王之祀，臣有五义。若援得事朝廷二十三年所谓以死勤事者也。愿下公卿平援功罪，宜绝宜续，以厌海内之望。臣年已六十，常伏田野，窃感栾布哭彭越之义，冒陈悲愤，战栗阙庭。（《后汉·马援传》，袁宏《后汉纪》八）[1]
飞鸟寺衡，马惊触虎，物类相生，亦无不有。（《文选·赭白马赋》注引《东观记》。案：朱勃《理马援书》，范《书》、袁《纪》各有删节，今合录之，复据《东观记》补足三语，此又其佚文也。）
我听说圣德的帝王理政，不忘人臣的功劳，采用他的某一方面美德，不要求他具备所有的优点。汉高祖赦免蒯通而用王礼殡葬田横，大臣因此心胸开阔，都不患得患失。大将在外，谗言在内，小过必究，大功不计，这种情况实在是国家应该避免的。（因为有了这样的情况）所以章邯畏惧谗言而投降了项羽，燕国的将军攻下了聊城而不敢回国。难道是他们甘心出此下策吗？怕的是谗言伤害好人呐。
我看原伏波将军新息侯马援，在建武五年归顺朝廷。这时虏述在益州称帝，隗嚣占领陇冀，各地豪杰瞪眼仰视，各自为政。马援出自西州，钦慕皇帝的圣德仁义，历经艰险，心甘情愿的冒着随时死亡的危险，和其他朝廷贵族完全不一样，在身旁没有一个人相助的情况下，奔深川，入虎口，这一切哪有为自己打算呢？难道他自知会担任七郡的使命，获取封侯的福分吗？建武八年，皇帝西讨隗嚣，国家决策狐疑未定，大军尚未集中，马援提出应当进军的建议，终于击败西州。能够平定隗嚣，马援有大功劳。等到吴汉从陇西撤回，进入冀县的道路断绝，豪强率城投敌，羌戎大杀官吏，唯独狄道坚守不下，士民饥饿疲劳，于是煮弩和鞋的皮充饥，命在旦夕之间。马援奉诏出师西方，安慰边地民众，于是奋不顾身，在险关山谷之中出没，在先零的荒野作战，召集豪杰，劝诱羌戎，计谋百出，有如泉涌；战事顺利，如转圆规，就此解救了边地的倒悬之急，保存了几乎败亡的城池，军队也因此得以保全。进而挥师进击，夺取敌人的粮食作为补给，陇、冀评定。虽然独守空郡，一发兵就能建立功勋，一出师就能夺取胜利。消灭先零，一直追入山谷，奋勇力战，被飞箭穿透小腿。又出征交趾，当地常有瘴气，马援与妻子儿女生死诀别，没有丝毫悔恨之心。于是剿灭征侧，平定交州。不久再度南征，立即攻陷临乡，出师已经有初步的业绩，事业还没有成功，而自己先牺牲了，帐下士兵患上疫病，马援也不能独自生存。战争或者因持久而建立功勋，或者因速决而招致失败，深入进攻敌人未必是对的，迟疑不进未必就错。人情难道是乐意驻扎在绝境，不想生还吗？
只是马援服务朝廷二十二年，北出大漠，南越江海，触冒害人的瘴气，僵死在战场之上，结果却名誉毁败、封爵削夺，封地不能传给后人。天下人不知道他的过失，百姓没听说他的丑行，突然就因为几个人的片面之词，横遭诬蔑不实的诽谤。家属不敢外出郊游，尸体不能葬入祖坟，一时间所有的怨言和不满全都集中到他的身上，连他的亲戚宗族也战战兢兢。死者不能使自己冤屈昭雪，活着的没有人为他辩白，我暗地里为他伤心。
明主重于用赏，轻于用刑。汉高粗曾给陈平黄金四万两以离间楚军，不问他如何使用，难道会怀疑他把钱粮私吞了吗？具有孔父的忠诚而不能免于谗言的伤害，这是邹阳之所以悲哀的事。希望陛下能够留意我这个无知儒生的话，不要让功臣怀恨于九泉之下。我听说《春秋》的经义，罪过可用功劳来抵消。圣王的祭祀礼仪，为臣的做到五仪就可以赔享祭祀了。比如马援就是所谓死于勤王之事的人。请皇上下令评议马援的功罪，该断的断，该续的续，以满足天下人的心愿。
我今年已经60岁了，常隐居民间。昔日栾布不顾禁令，哭祭无辜受戮的彭越；我受正义之举的感染，战战兢兢在皇帝面前冒死陈述心中的悲愤。
高拱的理财为王政要务翻译
经济管理是君王政务的重要内容，后世那些迂腐好名的人物，不懂得道义与利益的关系，分辨不了公私的界限，光是把不谈利益当作清高，搞得社会国家都无法治理。根本不晓得能够使人聚合到一起的正是财货，理财的道理便是道义。道义便是利益的和谐，那么道义和利益本来就不存在矛盾的啊（道义是可以，并且是应当用利益来衡量的，假若道义没有利处也就不成其为道义了）。
高拱的义利观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义者,利之和",提倡计功谋利,反对"以名为利";二是"理财,王政之要务也",力倡生财之说,理财之道.这种以功利为价值取向的义利观,既是高拱批判宋儒超功利主义的理论武器,也是他主政期间大力推行经济改革的思想指南. 他在这里主要引述了《易传》中的观点来作为他的理论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