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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张奉章要前往许昌，讨逆在相送的时候说：“如果北边的曹魏政权挽留爱卿的话，除了你还会有谁再与孤共谋平定天下?”张奉章曰：“估量臣下的才能，他们一定会挽留我；可估量臣下的一颗忠心，他们必不可能留下我。”于是前往。到了之后，曹公了解可以与张奉章商议国家大事，就非常优待尊崇他，继而把他留下来做了侍御史。可张奉章内心依恋旧主，却在外表上与曹公交好，不时进献一些机谋，一天天被曹公亲近信任。后来讨逆去世的时候，曹公想借着江东办理丧事的机会讨伐江东。张奉章曰：“不可。借别人有丧事的机会去征讨人家，这已经不合古人的大义了；再者若不能取胜，反而会丢掉良好的关系而解了仇怨。不如趁这个机会好好地对待他。”曹公听从了他的话，上表给皇上为孙权求得了“讨虏将军”的称号，让他任会稽大守。这时张奉章思归的心情更加急切，就向曹公进言说：“将军既然上表为孙权授予官职，权一定感恩将军而爱戴天子。臣请求前往江东观察一下孙权，以天子的命令和将军的高位，孙权必听从臣的话而内附与您。这样不折一兵，不费斗粮，而坐有三郡。将军即使失去像我这样的几个臣子又有什么损失?而可以不费一点力气而拥有三郡的地盘。将军为何怜惜我一人，而丢弃三郡的地盘呢？昔张仪向秦王请求外出到到楚国做相国，秦王听从了他的计策，最终使楚国衰落。将军何不派我前往而让他们听命于将军呢?”曹公认为有道理。就派他外出做会稽都尉。到达时吴主迎接他，拉着他的手曰：“子纲你可以说是真的没有食言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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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魏钟繇，字元常。少随刘胜入抱犊山，学书三年，遂与魏太祖、韦延等议用笔。繇乃问蔡伯喈笔法于韦延，诞惜不与。乃自捶胸呕血。太祖以五灵丹救之，得活。及诞死，繇令人盗掘其墓，遂得之。由是繇笔更妙。繇静精思学书，卧画被穿过表，如厕终日忘归。每见万物，皆书象之。繇善三色书，最妙者八分。
翻译：魏国的钟繇，字元常，少年的时候跟随刘胜去抱犊山，学习了三年书法，然后和曹操，邯郸淳，韦诞等（书法家）讨论书法技巧。钟繇向韦诞借蔡伯喈的真迹，韦诞很吝啬，不给钟繇。钟繇（气愤地）捶打自己的胸部，直至吐血。曹操用五灵丹救钟繇，钟繇才得以活命。直到韦诞去世，钟繇让人盗掘了韦诞的坟墓，这才得到了蔡伯喈的真迹。于是钟繇用笔更加的奇妙了。钟繇专一考虑书法，躺在床上，被子被手（练字）写穿了，去厕所去一天也忘记回房。看到世间万物，都书写下来。钟繇善于写楷书，行书，草书，写的八分字最为巧妙。
实在找不到、此为原文。自己找罗
贾充传，正元二年（公元255年）春，魏镇东将军（镇寿春）毌丘俭和扬州刺史文钦兴兵征讨魏执政大臣、大将军司马师。贾充跟随司马师与州刺史邓艾会师乐嘉城（在南顿县北四十里），打退了文钦军队的进攻，又在其他几路兵马配合下，扑灭了毌丘俭、文钦的反叛。叛乱平息后，司马师回许昌，留贾充监督诸军事。贾充因平乱有功，增邑三百五十户。
司马师死后，司马昭继续执掌魏大权。贾充被作用为大将军司马，后又转为右长史。
甘露二年（公元257年），魏征东大将军诸葛诞收养勇士，建造新城，图谋反叛。贾充向司马昭献计，请他派人去慰劳“四征”（魏设置征东将军屯兵淮南，征南将军屯兵襄阳、沔阳，防备东吴；征西将军屯兵关中、陇中，防备蜀汉；征北将军屯兵幽州、并州，防备鲜卑；这四个将军称作“四征”），借此窥察他们有无异变。司马昭就派贾充到淮南去劳军。
贾充到了寿春，在同诸葛诞谈论时事的时候，装做很随便的样子，问诸葛诞：“天下人都希望看到推位让国，您以为如何？”诸葛诞听了这话，不由火起，厉声责备贾充说：“你难道不是贾豫州之子吗？你们父子都受了魏君的大恩，你怎么能想把社稷转给别人呢？老实告诉你，要是谁胆敢在京师发动叛变，我就是拚着命也要去收拾他！”贾充被说得哑口无言。
回去后，他向司马昭报告了此行的情况，说：“诸葛诞在扬州早就名望很大，威信很高，愿为他效死力的人很多。看样子，他必然是在谋反。所以，不如赶快把他调到京师里来。”司马昭担心调不动诸葛诞，反而逼得他造**。贾充说：“早反祸小，迟反祸大！”司马昭采纳了贾充的计策，立即请魏主曹髦下了一道诏书，拜诸葛诞为司空，叫他速回京师上任，将兵符交给扬州刺史乐綝。
诸葛诞接到诏后，果然兴兵抗拒，并向东吴称臣求救。司马昭亲自督军二十六万南征，贾充也随同前往。诸葛诞调动十几万大军固守扬州，东吴也发兵三万助战。双方打了几仗，魏兵都占了上风。
贾充又向司马昭进计说：“楚兵轻而锐，如果我们深沟高垒逼贼城，就可以不战而克。”司马昭按照贾充的意见，把诸葛诞围困于寿春，并积极用计策去分化诸葛诞内部。文钦在内讧中被诸葛诞除掉。
甘露三年（公元258年），攻破寿春城，杀死诸葛诞。司马昭登垒慰劳了贾充，回洛阳时留贾充处理后事。贾充由于在这次平叛中又立大功，进爵宣阳乡侯，增邑千户，官迁廷尉。他雅长法理，在廷尉任上处理案件很有水平。
弑魏帝杀逆臣 修《晋律》位重百官
贾充两次参与了平息曹氏旧臣的反叛，越来越受到司马氏的赏识和信任，很快被提升为中护军。
公元260年，魏帝曹髦以司马氏三世专权，政非己出，恼恨交加，决定同司马氏进行一次最后的较量。司马昭闻讯后，立即通知中护军贾充，叫他整兵防备。
魏帝曹髦集合了宫里的卫兵和一些奴仆，鼓噪着从永宁宫出来，直奔止车门。他自己拔出宝剑，拿在手中，象是领队的将军。这一队由皇帝带领的数百名老弱病残兵一出来，就被司马昭的兄弟屯骑校尉司马伷引兵拦住。皇帝左右的人一声吆喝，就把司马伷和众人给吓退了。曹髦带着人到了南阙，只见贾充带着兵士数千人前来迎战。曹髦挥动着宝剑厉声喊道：“你们反了吗？”众人感到和皇帝打仗非同小可，都准备逃跑。跟随贾充的太子舍人成济问贾充说：“此事该如何处置吗？”贾充回答说：“司马公养着你们，就是为了今天！还用问吗？”成济听了这话，壮了胆，便上前一枪刺死了曹髦。
曹髦死后，司马昭另立十四岁的曹奂为傀儡皇帝。至此，曹魏政权及其支持者们再也无力反抗司马氏了。曹奂（魏元帝）即位后，进封贾充为安阳乡侯，增邑一千二百户，统领城外诸军，加散骑常侍。
景元四年（263年），被司马昭派去伐蜀的邓艾、钟会，在灭蜀后，一个因功大骄矜不受节制，一个拥重兵图谋割据。贾充奉司马昭之命，带领一万步骑兵进入汉中，都督关中、陇右诸军事，防备意外。在钟会、邓艾先后死去后，贾充又奉司马昭之命，将蜀主刘禅和他的一家接到洛阳。这时贾充和裴秀、王沈、羊祜、荀勖等人同受司马昭心腹之任，军国大事、朝廷机密，司马昭都是同他们一起计议。而贾充被封为临沂侯，深受司马昭宠信，禄赐常常比其他官员都优厚。司马昭还把定法律的重任交给了他。
到公元268年，贾充主持修订的《晋律》完成。这部律令将汉律令和说解七百七十三万字压缩为十二万字。这不仅在法律的编纂上是一大进步，而且也使人民多少减轻了动辄得罪，轻重无准的威胁，晋武帝司马炎为了嘉奖贾充修订新律的功绩，赐贾充子弟一人关内侯，绢五百匹。
奉事司马炎
公元265年，司马昭死，司马炎继位为晋王。司马昭临终前，司马炎请问后事，司马昭说：“知汝者贾公闾也。”原来，司马昭曾打算传位给二儿子司马攸。贾充当时劝司马昭不宜违礼而废长立少，说：司马炎为人宽仁，又是长子，有人君之德，宜奉社稷。在贾充及其他大臣的劝阻下，司马炎终于被立为世子。司马炎继位做了晋王后，由衷感激贾充，任命他为晋国卫将军、仪同三司、给事中，改封临颍侯。受禅即帝位后，又拜他为车骑将军、散骑常侍、尚书仆射，更封鲁郡公，以贾充的母亲柳氏为鲁国太夫人。贾充修订完《晋律》后，代裴秀担任了尚书令，接着又改常侍为侍中。他在因母亲去世而离职行丧期间，晋武帝司马炎还专门派黄门侍郎前去慰问。
泰始七年（271年）七月，晋武帝为了平息西方和北方各部族的武装反抗和侵犯，又听了对贾充非常嫉恨的侍中任恺、中书令庾纯的建议，任命贾充为秦、凉两州都督，镇守关中。贾充知道这项任命中任恺、庾纯他们要把自己挤到外地去的打算后，就同心腹侍中兼中书监荀勖和太尉兼太子太傅荀凯一起筹划对策。贾充决定立即将自己的女儿贾南风入配东宫（后来成为晋惠帝司马衷的皇后）。晋武帝要给太子司马衷完婚，就收回原来的成命，让贾充留在朝廷里任原职。
咸宁五年（279年）十一月，晋武帝任命贾充为大都督总指挥，派镇军将军司马、安东将军王浑、建威将军王戎、平南将军胡奋、镇南大将军杜预、龙骧将军王濬、巴东监军唐彬等七路大军，共二十多万兵马，同时出击，大举伐吴。贾充不赞成征伐东吴，他上表具陈理由，一是“西有昆夷之患，北有幽并之戍，天下劳扰，年谷不登，兴军致讨，惧非其时”，二是“又臣老迈，非所克堪”。晋武帝阅表后大为不快，下诏说：“君不行，吾便自出。”贾充无奈，只好拿了节杖，坐守中军，南屯襄阳，总督各路军队。晋军在先后打下荆州、攻克武昌后，贾充又上表说：“吴未可悉定，况春夏之际，江、淮下湿，疾疫必起，宜召诸军，以为后图。”晋武帝对他的意见置之不理。各路伐吴军队英勇战斗，终于在公元280年消灭了东吴。贾充在这次伐吴战争中始终采取消极态度，可是，在战争结束后，晋武帝派遣侍中程咸劳军时，还赏赐他帛八匹，给他增邑八千户。
太康三年（282年）四月，贾充病逝，时年六十五岁。
郭彰传，郭彰宁叔武，太原人，是贾后的堂舅。与贾充一向相互亲善，贾充的妻子对待郭彰如同一母所生。历任散骑常侍、尚书、卫将军，被封为冠军县侯。等到贾后专权，郭彰参与权势，人心归附，宾客盈门。世人称为“贾郭”，说的是贾谧及郭彰。死，谥号是烈。
杨骏传，杨骏字文长,弘农华阴人。少年时期即在朝廷任职,后又任高陆令、骁骑、镇军二府司马。后来因为是杨皇后之父的关系,被超常提拔,委以重任,从镇军将军迁为车骑将军,封为临晋侯。有见识的人议论说:“分封诸侯,是为了保卫王室,作王室的屏障。后妃,是为了料理祭祀,弘扬宫中教化。皇后之父始封便以临晋为侯名,临于晋室之上,这将是大乱的征兆。”尚书褚磓、郭奕都上表说杨骏心胸狭隘,不能将治理国家的重任托付给他。武帝不接受这些意见。
武帝从太康以后,以为天下无事,不再留心政务,只是沉湎于酒色,开始宠信后党,请托贿赂之风公开盛行。杨骏及其弟杨珧、杨济揽尽天下大权,当时人们称之为“三杨”。武帝病重时,没有将国家大事托付给重臣,开国功臣都已去世,朝臣惶恐不安,无计可施。而杨骏排斥公卿大臣,亲自在武帝左右伺候,并趁机随意撤换公卿,提拔自己的心腹。武帝病情稍有好转,见杨骏所用之人不当,就严肃地对杨骏说:“怎么能这样做呢!”于是给中书下诏,让召汝南王司马亮与杨骏共同辅助王室。杨骏恐怕失去权柄与宠信,从中书那里借来诏书看,并把诏书藏起来。中书监华讷恐惧,亲自找杨骏要诏书,杨骏终于不给。
过了两天,武帝病危,杨皇后奏请让杨骏辅政,武帝点了点头。于是杨皇后便召中书监华讷、中书令何劭,口头传达武帝的旨意,让他们作遗诏,诏文为:“昔日伊尹吕望作辅国大臣,功勋永垂不朽;周勃霍光受命护国,为古代名臣之冠。侍中、车骑将军、行太子太保、领前将军杨骏,德厚而智高,见识明远,辅翼皇上与太子,以忠贞严肃著称于世,应做朝廷宰辅,比于商代伊尹。现以杨骏为太尉、太子太傅、假节、都督中外诸军事,侍中、录尚书、领前将军如故。设置参军六人、步兵三千人、骑兵千人,这些人移驻在前卫将军杨珧的故府。若杨骏在殿中住宿,应有人保卫,可派左右卫三部司马各二十人、殿中都尉司马十人供杨骏使用,这些卫士可以持兵器出入宫殿。”遗诏写成后,皇后与华讷、何劭共同呈给武帝,武帝看了以后不说话。
过了两天,武帝死,杨骏便作为被委以后事的重臣,居住太极殿。将要入殡盖棺,六宫人员都出来举行告别仪式,而杨骏却不下殿,安排一百个武士保卫自己,不恭于朝廷,心怀不轨,从这时就开始显露了。惠帝即位以后,晋升杨骏为太傅、大都督、假黄钺,统摄朝政,总领百官。杨骏怕皇帝左右的人说自己的坏话,便把他的外甥段广、张劭安插在惠帝周围作近侍。凡有诏命,惠帝看后呈报给太后审查,然后才能发出,杨骏知道贾后性情凶悍,难于制服,很害怕她。又培植很多亲党,使他们统领禁兵。这样一来,公卿王室都产生怨恨情绪,天下之人无不愤然。杨骏的弟弟杨珧、杨济都是有俊才的人,多次劝阻杨骏,杨骏不听,因而被废家居。杨骏不懂古代典章制度,做事动辄违背旧典。武帝死的那一年还未过完,就改了年号,议论的人都认为这违背了《春秋》所载新君在第二年才改元正式即位的规定。朝廷对这种失误有所醒悟,令史官抹去改元的记载,第二年正月再改年号。杨骏知道自己没有美德高望,害怕不能使远近之人和睦悦服,就依照魏明帝即位时的例子,大开封赏,以取悦于群臣。杨骏为政严苛而琐碎,刚愎自用,与众人不合,冯翊太守孙楚平素与杨骏关系较好,劝诫杨骏说:“公以外戚的身份,居伊尹霍光那样的要职,掌握大权,辅助弱主,应当学习古代贤人,做事公正诚实,谦恭和顺。
前代辅国重臣,在周代有周公召公,在汉代有朱虚侯东牟侯,都是皇室同姓,没有异姓大臣专朝政而能吉庆善终的。当今宗室有被皇帝亲信重用的大臣,藩王势力也在壮盛之时,而公不与他们共同参与朝政,内怀猜忌之心,外树亲私党羽,灾祸不久就会降临了。”杨骏不听。弘训宫少府蒯钦,是杨骏姑母的儿子,少年时亲密无间,刚直不阿,多次以直言冒犯杨骏,杨珧、杨济都为他担心。蒯钦说:“杨文长虽然昏聩,但也还知道一个人没有罪不能随意杀害,他一定会疏远我,我被疏而远离他,可以避免和他一起遭祸而死。不然,倾家灭族之灾就不会很远了。”殿中中郎孟观、李肇,平素不被杨骏尊重,暗地罗织杨骏图谋颠覆社稷的罪名。贾后欲干预政事,因害怕杨骏而没有达到目的,又不肯以妇道侍奉太后。黄门董猛,从惠帝做太子时即作寺人监,在东宫侍奉贾后。贾后图谋废太后,秘密与董猛通消息。董猛又与孟观、李肇相勾结。
贾后又令李肇通报大司马、汝南王司马亮,让他联合各藩王军队讨伐杨骏。司马亮说:“杨骏的凶暴行为,会使他很快灭亡,不值得忧虑。”李肇又通报楚王司马玮,司马玮同意这个计划,于是请求入朝。杨骏平素就怕司马玮,早就想把他召回朝中,以预防他搞变乱,因而听任司马玮入朝。司马玮到京城以后,孟观李肇就上奏惠帝,让他夜间下诏书,宫内外戒严,派使者奉诏书废黜杨骏,让他保持侯爵回府第。东安公司马繇率领殿中卫士四百人讨伐杨骏。段广跪在地上为杨骏求情说:“杨骏受过先帝的恩,尽心辅政。而且是个无儿子的孤老头儿,岂有谋反之理?望陛下详察。”惠帝没有回答。当时杨骏住在曹爽的故府,在武库以南,听到宫中有变,召集众官商议对策。太傅主簿朱振劝杨骏说:“现在宫中有变,目的可得而知,必是宦官们为贾后设计谋,将不利于公。应放火烧了云龙门向他们示威,让他们交出制造事端的首恶分子,打开万春门,引出东宫及外营兵为援,公亲自带着皇太子,入宫索取奸人,殿中将会震惊,必然斩杀奸人送出首级,这样才能免于遭难。”杨骏平素就怯弱,此时犹豫不决,却说:“云龙门是魏明帝建造的大工程,怎能一下子烧掉呢!”侍中傅祗夜里告诉杨骏,请他与武茂一起进入云龙门,以观察宫中事态。
傅礻氐又对群僚们说:“宫中不能无人照料。”起身揖拜而去,于是群僚们都走开了。接着殿中兵出来,烧了杨骏府第,又令弓弩手上到阁楼上向杨骏府中射箭,杨骏的卫兵都不能出来。杨骏逃到马棚里,被士兵用戟杀死。孟观等受了贾后的密令,诛杀杨骏的亲戚党羽,于是杨骏的亲戚党羽都诛灭三族,被杀的达数千人。贾后又令李肇焚烧杨骏家中的书信文件,不愿意让天下人知道武帝给杨骏的顾命诏书。杨骏被杀后,没有人敢收尸,只有太傅舍人巴西人阎纂安葬了他。当初杨骏征召高士孙登,送给他一床布被。孙登在门前将布被截断,大叫道:“斫斫刺刺。”过了十天,诈称病死,到这时孙登的话果然应验了。
惠帝永熙年间(290),温县有个像疯子一样的人,编造些歌谣写出来,歌词是:“光光文长,大戟为墙。毒药虽行,戟还自伤。”杨骏居内府时,常用戟自卫。永宁初年(301),惠帝下诏说:“舅氏失为臣之道,宗族毁灭,甥舅之情,甚伤我心。现以踼亭侯杨超为奉朝请、骑都尉,以慰藉孝亲之情。
“许”的文言文翻译是什么？
拼音：xǔ,hǔ
[ xǔ ]
1.应允，认可：～可。允～。特～。
2.承认其优点：赞～。嘉～。
3.预先答应给与：～诺。
4.女方接受男方求亲：～配。～嫁。以身相～。
5.或者，可能：也～。或～。
6.处，地方：何～人。
7.表示约略估计的词：几～。少～。
8.这样：如～。
9.中国周代诸侯国名，在今河南省许昌市东。
10.姓。
[ hǔ ]
1.〔～～〕众人共同用力的声音。
文言文在线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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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许昌任时，那年正值大水成灾，西京长安尤其厉害，饿死的人的尸体从邓州、唐州漂到许昌境内，多不胜数。我把平时的储蓄都散尽给了灾民，并且启奏朝廷请求（根据灾情特事特办）地超标赈灾，这样几十万人才能存活下来，只是那些灾中丢弃小孩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
一天，我问左右侍者说：那些没有子嗣的人为什么不收留认养这些小孩呢？有人回答说：那些人本来是愿意收养的，只是担心小孩子长大了或是来年年成好（家境稍宽）时父母再过来认领回去罢了。
我因此阅读了相关律法和先例：但凡因为灾祸伤病遗弃小孩的，父母不得再认领回来。（我）于是知道了当初立此法的也是个宽仁的人。那些人既然把小孩丢弃不养，那么父母的恩情已经绝断，如果别人再不收养，那些小孩又怎么能存活呢？于是，（我）做了数千张空白的纸券，把这个律法条例全都写在上面，印刷给城内外的保长伍长，（告诉他们），凡是得到小孩的人让他们自己说明小孩从何而来，并且写明在券上交给他们，并且在书面上略为记载，使他们定期上报数量，给券多（注：即当地领养小孩多）的人有赏。并且把平常年景积蓄下来的粟米按照穷人的贫穷程度来分，以此给他们资助。
这件事结束以后，按书面记载的来算，一共付给券三千八百人，这些人都是把小孩从野外收留回家的。这虽然是不足道的小事，（我）却常常用来告诉那些当官御民的人，就是担心他们在临事时不知道有这种先例，或是想不出来这种方法。
以上是我自己翻译的，大体算是无错译且文字通顺，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文言文翻译7则
《魏武将见匈奴使》
原文:
魏武将见匈奴使魏武将见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远国，使崔季珪代，帝自捉刀立床头。既毕，令间谍问曰：“魏王何如？”匈奴使答曰：“魏王雅望非常；然床头捉刀人，此乃英雄也。”魏武闻之，追杀此使。
译文:
魏武帝曹操将要接见匈奴来的使节，自己认为外貌不好，不足以震服远方的国家，于是便命令崔季扮成自己去接待，武帝则拿着刀站在座位的旁边。已经接见完毕，命令间谍问匈奴来的使节：“魏王怎么样？”匈奴的使节回答说：“魏王风采高雅，非同一般；但是座位旁边拿刀侍立的人，这个人才是个英雄。”曹操听说这件事，连忙派人追赶，杀掉了那个使者。
《郑武公伐胡》
"昔者郑武公欲伐胡，故先以其女妻胡君以娱其意。因问於群臣：'吾欲用兵，谁可伐者？'大夫关其思对曰：“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国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闻之，以郑为亲己，遂不备郑。郑人袭胡，取之。'"
译文:从前郑武公想要攻打胡国，反而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胡国的君主以使他快意。就问大臣们说："我要用兵，可以攻打谁？"关其思回答说："可以攻打胡国。"郑武公大怒就把关其思杀了，并且说："胡国，是我们兄弟之国，你说攻打它，什么居心？"胡国君主听到这件事，就认为郑国君主是自己的亲人而不防备他，郑国就趁机偷袭胡国，占领了它。
《蝜蝂传》
蝜蝂者，善负小虫也。行遇物，辄持取，昂其首负之。背愈重，虽困剧不止也。其背甚涩，物积因不散，卒踬仆不能起。人或怜之，为去其负。苟能行，又持取如故。又好上高，极其力不已。至坠地死。
今世之嗜取者，遇货不避，以厚其室。不知为己累也，唯恐其不积。及其怠而踬也，黜弃之，迁徙之，亦以病矣。苟能起，又不艾，日思高其位，大其禄，而贪取滋甚，以近于危坠，观前之死亡不知戒。虽其形魁然大者也，其名人也，而智则小虫也。亦足哀夫！
今世之嗜取者，遇货不避，以厚其室。不知为己累也，唯恐其不积。及其怠而踬也，黜弃之，迁徙之，亦以病矣。苟能起，又不艾，日思高其位，大其禄，而贪取滋甚，以近于危坠，观前之死亡不知戒。虽其形魁然大者也，其名人也，而智则小虫也。亦足哀夫！
译文：
蝜蝂是一种喜爱背东西的小虫。爬行时遇到东西，总是抓取过来，抬起头背着这些东西。东西越背越重，即使非常劳累也不停止。它的背很不光滑，因而东西堆上去不会散落，终于被压倒爬不起来。有的人可怜它，替它去掉背上的东西。可是蝜蝂如果能爬行，又把东西像原先一样抓取过来背上。这种小虫又喜欢往高处爬，用尽了它的力气也不肯停下来，以致跌倒摔死在地上。
现今世上那些贪得无厌的人，见到钱财就捞一把，用来填满他们的家产，不知道财货已成为自己的负担，还只怕财富积聚得不够。等到一旦因疏忽大意而垮下来的时候，有的被罢官，有的被贬往边远地区，也算吃了苦头了。如果一旦被起用，他们又不思悔改，天天想着提高自己的地位，加大自己的俸禄，而且变本加厉地贪取钱财，以至接近摔死的程度，看到以前由于极力求官贪财而自取灭亡的人也不知接受教训。即使他们的外形看来庞大，他们的名字是人，可是见识却和蝜蝂一样，也太可悲了！
《司马光好学》
原文
司马温公幼时，患记问不若人，群居讲习，众兄弟既成诵，游息矣；独下帷绝编，迨能倍诵乃止。用力多者收功远，其所精诵，乃终身不忘也。温公尝言： “ 书不可不成诵，或在马上，或中夜不寝时，咏其文，思其义所得多矣。 ”
译文
司马光幼年时，担心自己记诵诗书以备应答的能力不如别人。大家在一起学习讨论，别的兄弟已经会背诵了，去玩耍休息了；（司马光却）独自苦读，像董仲舒和孔子读书时那样专心和刻苦，一直到能够熟练地背诵为止，（由于）读书时下的力气多，收获就长远，他所精读和背诵过的书，就能终身不忘。司马光曾经说： “ 读书不能不背诵，在骑马走路的时候，在半夜睡不着觉的时候，吟咏读过的文章，想想它的意思，收获就多了！ ”
《陈寔退盗》
原文:
陈寔字仲弓，颍川许人也。出于单微，少作县吏，常给事厮役，后为都亭佐。而有志好学，坐立诵读。县令邓邵试与语，奇之，听受业太学。后令复召为吏，乃避隐阳城山中。时有杀人者，同县杨吏以疑寔，县遂逮系，考掠无实，而后得出。及为督邮，乃密托许令，礼召杨吏。远近闻者，咸叹服之。复再迁除太丘长。修德清静，百姓以安。邻县人户归附者，寔辄训导譬解，发遣各令还本司官行部。吏虑有讼者，白欲禁之。寔曰：“讼以求直，禁之理将何申？其勿有所拘。”司官闻而叹息曰：“陈君所言若是，岂有怨于人乎？”亦竟无讼者。
及后逮捕党人，事亦连寔。余人多逃避求免，寔曰：“吾不就狱，众无所恃。”乃请囚焉。遇赦得出。灵帝初，大将军窦武辟以为掾属。时中常侍张让权倾天下。让父死，归葬颍川，虽一郡毕至，而名土无往者，让甚耻之，寔乃独吊焉。及后复诛党人，让感寔，故多所全宥。
寔在乡闾，平心率物。其有争讼，辄求判正，晓譬曲直，退无怨者。至乃叹曰：“宁为刑罚所加，不为陈君所短。”时岁荒民俭，有盗夜入其室，止于梁上。寔阴见，乃起自整拂，呼命子孙，正色训之曰：“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恶，习以性成，遂至于此。梁上君子者是矣！”盗大惊，自投于地，稽颡①归罪。寔徐譬之曰：“视君状貌，不似恶人，宜深克己反善。然此当由贫困。”令遗绢二匹。自是一县无复盗窃。
及党禁始解，大将军何进、司徒袁隗遣人敦寔，欲特表以不次之位。寔乃谢使者曰：“寔久绝人事，饰巾待终而已。”中平四年，年八十四，卒于家。
译文：
陈寔字仲弓，是河南许昌人。出身于寒微之家，小时候做县吏，常常从事一些公差杂役，后来做了都亭长的佐官。陈寔立志勤奋学习，不停读书。县令邓邵试着与他交谈，认为他是个奇才，让他到太学里学习。后来县令又召他为县吏，他却隐居躲避到阳城山中。当时发生了一起杀人案，同县的杨吏怀疑是陈寔干的，县里于是逮捕囚系他，鞭笞拷问没有得到证据，而后才放出来。等到陈寔当了督邮，还暗中嘱托许昌县令，以礼召见杨吏。远近的人听到这事，都赞叹佩服他。后来又调任太丘县令。陈寔修养德行，追求为政清静，百姓得以安居乐业。邻县有要来投奔的人，陈寔就训导解释，晓谕他们，把他们交给有关官员让他们回到各自的居地。县里官员担心有人打官司，禀告陈寔要禁止。陈寔说：“打官司是为了求得公正，（如果）禁止他们，公理将如何表明？千万不要限制他们。”有关官员听到这件事，感叹说：“陈君说话到这样地步，怎么会被别人埋怨呢？”县里终于没有人来打官司。
等到后来逮捕党人，事情也牵连到陈寔。其他人为了免罪大多逃避，陈寔说：“我不到监狱里，大家就没有依靠。”于是自请囚禁。后来遇到赦免才得以放出。灵帝初年，大将军窦武征召他为下属官员。当时中常侍张让权倾天下，张让的父亲死了，要归葬许昌，虽然全郡的人都来了，但没有一个名士前往，张让感到很羞耻，陈寔一人去吊唁。等到后来又诛杀党人的时候，张让感谢陈寔，因而宽恕保全了许多党人。
陈寔在乡间，以平和的心对待事物。百姓打官司时，陈寔总力求判决公正，告诉百姓道理的曲直，百姓回去后没有埋怨的。大家感叹说：“宁愿被刑罚处治，不愿被陈先生批评。”当时年成不好，民众没有收成，有小偷夜间进入陈寔家里，躲在房梁上。陈寔暗中发现了，就起来整顿衣服，让子孙聚拢过来，正色训诫他们说：“人不可以不自我勉励。不善良的人不一定本性是坏的，（坏）习惯由（不注重）品性修养而形成，便会落到这样的地步。梁上君子就是这样的人！”小偷大惊，从房梁跳到地上，跪拜在地，诚恳认罪。陈寔慢慢劝喻他说：“看你的长相，也不像个坏人，应该深自克制，返回正道。然而你这种行为当由贫困所致。”结果还赠送二匹绢给小偷。从此全县没有再发生盗窃。
等到党禁开始解除，大将军何进、司徒袁隗派人敦请陈寔，想要上表授予他以高位。陈寔向使者说：“我很久以来就隔绝人事，只想作一介平民终老而已。”中平四年，年龄八十四岁，在家中去世。
《石崇与王恺争豪》
原文：
石崇与王恺争豪，并穷绮丽以饰舆服。武帝，恺之甥也，每助恺。尝以一珊瑚树高二尺许赐恺，枝柯扶疏，世罕其比。恺以示崇，崇视讫，以铁如意击之，应手而碎。恺既惋惜，又以为疾己之宝，声色甚厉。崇曰：“不足恨，今还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树，有三尺四尺，条干绝世，光彩溢目者六七枚，如恺许比甚众。恺罔然自失。
译文：
石崇与王恺比富，双方都极力地把穿着，车马装饰得豪华奇丽;晋武帝是王恺的外甥，常常帮助王恺。晋武帝曾经把高二尺多的一棵珊瑚树赐给王恺，枝杈伸张着，世上很少有能比得上它的。王恺给石崇看，石崇看罢，用铁如意一敲，随即就碎了。王恺既惋惜，又认为石崇嫉妒自己的宝贝，变了脸色，声音严厉。石崇说：“值得生气，现在我就赔你。”于是命左右尽取珊瑚树，有三尺四尺高的，枝条树干世上少有，光彩夺目的有六七棵，像王恺那样的非常之多。王恺茫然若失。
《季梁说魏王》
原文：
魏王欲攻邯郸，季梁谏曰："今者臣来，见人於大行，方北面而持其驾，告臣曰：‘我欲之楚。'臣曰：‘君之楚，将奚为北面？'曰：‘吾马良。'曰：‘马虽良，此非楚之路也。'曰：‘吾用多。'臣曰：‘用虽多，此非楚之路也。'曰：‘吾御者善。'此数者愈善而离楚愈远耳。今王动欲成霸王，举欲信於天下。恃王国之大，兵之精锐，而攻邯郸，以广地尊名，王之动愈数，而离王愈远耳。犹至楚而北行也。"
译文：
魏王准备攻打邯郸，季梁听到这件事，半路上就返回来，来不及舒展衣服皱折，顾不得洗头上的尘土，就忙着去谒见魏王，说：“今天我回来的时候，在大路上遇见一个人，正在向北面赶他的车，他告诉我说：‘我想到楚国去。’我说：‘您既然要到楚国去，为什么往北走呢?’他说：‘我的马好。’我说：‘马虽然不错，但是这也不是去楚国的路啊!’他说：‘我的路费多。’我说：‘路费即使多，但这不是去楚国的方向啊。’他又说：‘我的车夫善于赶车。’我最后说：‘这几样越好，反而会使您离楚国越远!’如今大王的每一个行动都想建立霸业，每一个行动都想在天下取得威信；然而依仗魏国的强大，军队的精良，而去攻打邯郸，以使土地扩展，名分尊贵，大王这样的行动越多，那么距离大王的事业无疑是越来越远。这不是和那位想到楚国去却向北走的人一样的吗?”
就一篇
33石崇和王恺争豪
石崇和王恺争比阔绰，两人都用尽最鲜艳华丽的东西来装饰车马、服装。晋武帝是王恺的外甥，常常帮助王恺。他曾经把一棵二尺来高的珊瑚树送给王恺，这棵珊瑚树枝条繁茂，世上很少有和它相当的。王恺拿来给石崇看，石崇看后，拿铁如意敲它，随手就打碎了。王恺既惋惜，又认为石崇是妒忌自己的宝物，说话时声音和脸色都非常严厉。石崇说：“不值得遗憾，现在就赔给你。”于是就叫手下的人把家里的珊瑚树全都拿出来，有三尺、四尺高的，树干、枝条举世无双而且光彩夺目的有六七棵，像王恺那样的就更多了。王恺看了，惘然若失。
文言文翻译
孔融十岁的时候，随父亲到洛阳。当时李元礼名气很大，是一个司隶校尉。到他家去的人，都是那些才智出众的人、有清高称誉的人以及自己的亲戚。孔融到了他家门前，对下边的人说：“我是李府君的亲戚。”通报了上去，一起坐下来。李元礼问：“您和我有什么亲戚关系?”孔融回答说：“过去我的祖先仲尼（指孔子，即孔丘，字仲尼）和你祖先伯阳（指老子，即李耳，又称老聃，字伯阳）有师徒之称，所以我和您是世世代代友好往来都是亲戚关系。”李元礼和他的那些宾客没有一个不对他的话感到惊奇的。太中大夫陈韪后来才到，别人就把孔融说的话告诉给他听，陈韪说：“小的时候很聪明，长大了未必很有才华。”孔融听后说：“我猜想您小的时候一定很聪明吧。” 陈韪就非常尴尬。
孔融十岁时,跟着父亲去洛阳.当时李元礼名气很大,官任司隶校尉,登门拜访的,都是英俊的青年人才和声望贤明的人,还有李元礼的亲戚这些人才能被放进去.孔融到门口,对看门的任说:[我是李府君的亲戚.]然后孔融就进去了,坐到了李元礼面前.李元礼问:[你和我有什么亲戚关系呢?]孔融回答道:[我的祖先孔子和您的祖先老子(李耳)有师徒关系(孔子曾向老子请教礼的问题),这样来说我和你是世交.]李元礼和其他宾客没有一个不感到惊奇的.过了一会儿,太中大夫陈韪到了,有人把孔融说的话告诉他,陈韪说:[小时侯杰出的人,长大后不一定杰出.]孔融说:[我猜您小时侯肯定很聪明.]陈韪非常局促窘迫。
1、（李元礼和其他宾客）没有一个人不对他感到惊奇的。
2、 君、仆、或者(父、君亲、先君、先人等)在下年事已高，此题不会，只好胡蒙啊，误人子弟啊！
3、大：成年，长大 语1=话语，说过的话 语2=告诉
4、一方面反映了孔融的聪明机智，但也从另一方面反映了孔融比较会讽刺挖苦别人，而这正是他的性格——恃才傲物，盛气凌人。
参考资料
孔融(153～208)，字文举，建安七子之一，东汉文学家，鲁国曲阜人。家学渊源，是孔子的二十世孙。他年少时曾让大梨给兄长，自己取小梨，因而名垂千古。
灵帝时，辟司徒杨赐府。中平初(185)，举高第，为侍御史，然与中丞不合，托病辞归。后辟司空府为僚属，拜中军候，迁虎贲中郎将。献帝初平元年(190)，因忤董卓，转为议郎，出至黄巾军最盛的青州北海郡为相。兴平二年(195)，刘备表荐他领青州刺史。建安元年(196)，袁绍之子袁谭攻青州，孔融只身出奔，妻子被俘。曹操迁献帝都许昌，征孔融为少府。在许昌，因不满曹操雄诈,多所乖忤，被奏免官。后复拜太中大夫，退居闲职，好士待客，座上客满，奖掖推荐，声望甚高。但因屡逆曹操，终为所忌，枉状构罪，下狱弃市。
孔融是东汉末年一代名儒，是继蔡邕之后的文章宗师，亦擅诗歌。
谈孔融的作品，是离不开他的思想性格的。他的作品明显受到其思想性格的影响。整体来说，孔融作品受性格影响而形成了理直的“正气”、恃才傲物的“盛气”和旧式文人的“酸气”。本文主要通过孔融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生活环境和生平而形成的性格特点来揭示其性格对其作品的影响，进而形成的上述“三气”，下面分述之。
一、孔融深受儒家正统思想的影响而形成的理直“正气”。
1、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的“古国”，有着优良的文化传统。而儒学则一直是统治者所倡导的正统观念。它形成于2020多年前，是我们传统文化的重要组织部分。而儒家思想总体来说就是坚持亲亲、尊尊的原则，也就是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礼治的核心就是——异，即贵贱、尊卑、长幼等都有其特殊的行为规范，君是君，臣是臣，父父，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等要严格区分，而德治就是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认为无论人性善恶都能感化，即心理改造，非法治能及。人治则是重视人的特殊化，重视人的发展，认为人都有同情心，应调动其同情心，属天命论范围。而孔融乃孔子二十世孙，更是儒家学派的继承和倡导者。所以，他的思想应该是深受儒学的熏陶，传统的“纲常”、“仁义”等思想根深蒂固。据《建安七子集校注》（以下简称《校注》）载：“汉灵帝建宁元年（168），融十六岁，正值汉末党锢之祸。融兄孔褒的好友张俭，被宦官头子中常侍侯览所怨，诬俭为党人。俭亡命抵融家，孔褒外出，融收藏了张俭。后事泄，融与褒一并被捕入狱。兄弟二人争死，‘郡县疑不能决’，将案情呈上司处理，结果下诏判了孔褒的罪。孔融于是名声大振。”[1]在那个时代，象孔融这样的举动是非常难得的，也是社会所提倡的。所谓“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2]这是为人首先要遵循的，“孝弟仁者，其为仁之本与”孔老夫子都认为，孝敬父母，尊敬兄长，这就是“仁”之根本。而为兄赴死，不正是“士见危致命” [3]的儒家道德的典范吗？
2、反映在文学创作上，孔融也是受正统的“忠君”思想的支配。如《上书请准古王畿制》[4]：“臣闻先王分九圻，以远及近，……臣愚以为千里国内，可略从《周官》六乡，六遂之文，分取北郡，皆令属司隶校尉，以正王赋，以崇帝室。役自近以宽远，繇华贡献，外薄四海，揆文奋武，各存典书。”孔融以雄辩之才上此奏文，乃以恢复周王朝旧制，京都千里之内，不把土地封给侯王为借口，来限制曹操势力的扩张。此正为“忠君”和“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第十二》）的思想的重要表现，也即礼治的范畴。
再如《崇国防疏》[5]：“窃闻领荆州牧刘表桀逆放恣，所为不轨，至乃效祭天地，拟仪社稷。……前以露袁术之罪，今复下刘表之事，是使跛牂欲窥高岸，天险可得而登也。案表跋扈，擅诛列侯，遏绝诏命，断盗贡篚，招呼元恶，以自营卫，专为群逆，主萃渊薮。郜鼎在庙，章孰甚焉！桑落瓦解，其势可见。臣愚以为宜隐效祀之事，以崇国防。”孔融有感于北方的袁绍和南方的刘表相勾结，特别是刘表独霸一方，其行为仿照天子，因此上疏指斥刘表“桀逆放恣，所为不轨”，但主张对刘表采取容忍态度以维护国体。此种思想，都是“君臣纲常”论的体现。应该说，孔融的此种做法是试图维护君臣纲常论的。若按君叫臣死臣得死的观点看，这只是一种中庸的做法，而采取中庸做法的更深刻原因是国家已无能力进行剿灭，而孔融本身又是一文人，战绩不佳，亦无能力肩负此任，故此，才有“桑落瓦解，其势可见”的消极观点。
3、孔融为官，常荐举贤良，诱益后进。
孔融对曹操也曾寄与希望。当曹操拥戴献帝，并把他从残破的洛阳接到许昌，还能把孔融等社会名流委以重任，加上在战场上屡打胜仗的重多事实，孔融此时认为曹操有可能也有能力辅佐献帝，匡扶汉室。因此，在建安初年一段时间内，孔融多次荐举人才，还在作品中充分肯定曹操的功绩。例如写于建安元年的《六言诗》[6]三首其二：“郭李分争为非，迁都长安思归。瞻望关东可哀，梦想曹公归来。”其三：“从洛到许巍巍，曹公忧国无私，……”又《与王朗书》曰：“主上宽仁，贵德宥过，曹公辅政，思贤并立。策书屡下，殷勤款至。”孔融上述歌颂曹操的诗文，说明其正统思想根深蒂固，内心深处总以匡扶汉室为己任。而他的荐举贤良，也是围绕着这一思想而进行的。如：《上书荐谢该》、《上书荐赵台卿》、《荐祢衡疏》等，都是此种刚正性格的体现。
孔融一方面高才居傲，自以为当时豪杰皆不能及，另一方面也颇具知人之贤。他宽容好士，有能指出其缺点者，则背后便称道这个人的优点，若了解别人的优点而未举荐，则认为是自己的过错。这岂不是“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论语•述而第七》）的儒家思想的写照吗？他荐举比他小20岁的祢衡，也是为了提携后进，广集人才，以备匡扶汉室之用。这充分体现了儒家之传统“正气”。
二、孔融的刚直认真性格反映在作品中体现出了他恃才傲物的“盛气”。“
1、孔融小时就很有名气，除“让梨”和救“张俭”外，还有一个故事，据《世说新语•言语第二》[7]载：“孔文举年十岁，随父到洛。时李元礼有盛名，为司隶校尉。诣门者，皆俊才清称及中表亲戚乃通。文举至门，谓吏曰：‘我是李府君亲’。既通，前坐。元李问曰：‘君与仆有何亲？’对曰：‘昔先君仲尼与君先人伯阳有师资之尊，是仆与君奕世为通好也。’元李及宾客莫不奇之。太中大夫陈韪后至，人以其语语之，韪曰：‘小时了了，大未必佳。’文举曰：‘想君小时必当了了。’韪大踧踖。”这个故事一方面反映了孔融的聪明机智，但也从另一方面反映了孔融比较会讽刺挖苦别人，而这正是他的性格——恃才傲物，盛气凌人。
谈到“盛气”，曹丕在其《典论•论文》中便指出“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刘勰在《文心雕龙•才略篇》也说：“孔融气盛于为笔，祢衡思锐于为文！有偏美焉。” [8]如他看到盛孝章被困在孙权处，生命危在旦夕时，为了急于救这位名士，他写信给曹操，从交友之道和为国求贤两方面来写，其言词恳切，激情极为强烈。“海内知识，零落殆尽，惟会稽盛孝章尚存。其人困于孙氏，妻孥淹没，单孑独立，孤危愁苦。若使忧能伤人，此子不得复永年矣。《春秋传》曰：‘诸侯有相灭亡者，桓公不能救，则桓公耻之。今孝章实丈夫雄也。天下谈士，依以扬声；而身不免于幽执，命不期于旦夕，是吾祖不当复论损益之友，而朱穆所以绝交也。公诚能驰一介之使，加咫尺之书，则孝章可致，友道可弘也。今之少年，喜谤前辈，或能讥平孝章；孝章要为有天下大名，九牧之民，所共称叹。燕君市骏马之骨，非欲以骋道里，乃当以招绝足也。惟公匡复汉室，宗社将绝，又能正之。正之之术，实须得贤。珠玉无胫而走自至者，以人好之也，况贤者之有足乎？昭王筑台以尊郭隗，隗虽小才，而逢大遇，竟能发明主之至心，故乐毅自魏往，剧辛自赵往，邹衍自齐往。向使郭隗倒悬而王不解，临溺而王不拯，则士亦将高翔远引，莫有北首燕路者矣。” [9]这就是《与曹公书论盛孝章》一文气盛的根本所在。此段文字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心焦与情急碰撞出交友与惜贤之火花，论据充分而才气倍显，正所谓建安风骨是也。
2、孔融的气盛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其性格所决定的，他恃才傲物，看不起别人，倚仗圣人之后的身份，认为别人不能把自己怎么样。在他的思想中，始终贯穿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凌人气质。这种气质反映在作品中就是恃才放旷。如《难曹公表制禁酒书》[10]中：“酒之为德久矣，古先哲王，类地禋宗，和神定人，以济万国，非酒莫以他。”并且引述大量证据，说明酒之于人的好处。即“酒何负于治者哉？”。而且还强词夺理，借以显示其跌宕的性格和犀利的笔锋。如“虽然，徐偃王行仁义而亡，今令不绝仁义；燕哙以让失社稷，今令不禁谦退；鲁因儒而损，今令不弃文学；夏、商亦以妇人失天下，今令不断婚姻。”曹操越是禁酒，他越是：“坐上客恒满，樽中酒不空。” [11]在他的思想中，反对曹操禁酒，其实是借题发挥，其主要用意在于他反对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临了干脆一针见血地揭出曹操的老底：“疑但惜谷耳，非以亡王为戒也。”由于其性格的放荡不羁，所以作品中明显反映了他对曹操的嘲讽，其刚直不阿之态跃然纸上。孔融的性格特点是认真，而认真便趋于激烈，便会形成强烈的创作激情，故使上文反映出“气盛”之特点。
3、孔融的“气盛”不光反映在文上，他的《临终诗》[12]也可视为“使气以命诗”的产物。此诗仅十六句，包含着作者的满腔愤怒！“言多令事败”，他已意识到将被杀害，这个结果的产生是好发议论。为此，他感到当时的社会太黑暗了：“谗邪害公正，浮云翳白日”，正直的人倒霉，而耍阴谋诡计和阿谀奉承的人反而吃得开。他感到众人谗言的可畏：“三人成市虎，浸渍解胶漆。”尽管人言可畏和正直而好发议论的人倒霉，但他那圣后的做人准则是不可更改的——宁可站着死，决不跪着生。从结末二句看：“生存多所虑，长寝万事毕”，并无一点悔恨之意，这也正应了“舍生取义”的儒家精神。
4、正因为孔融跌荡放言的“气盛”才刚直以见杀。
东汉末，时局动荡不安，社会思潮渐趋解放，儒家思想已不能成为完全规范人们的行为准则了。由于孔融耿介豪纵的性格，则其言行经常出格。如时常不穿官服，不戴头巾，甚至认为孝道也是不足守的。他甚至说：“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 [13]这种离经叛道的言论，在当时汉提倡“以孝治天下”的背景下，我们多么佩服他的胆识。汉末天下大乱，农民起义，打破了武帝以来儒家思想被神化的局面，随之出现了思想活跃的新形势。孔融在思想解放之际，表现的比一般文人更为大胆，这对他身为孔子二十世孙来说，更显得难能可贵。孔融的恃才傲物，口无遮拦还表现在《嘲曹公为子纳甄氏书》和《与曹公书啁征乌桓》中。当曹操攻下邺城后，曹丕私纳袁绍子袁熙妻甄氏，孔融则用历史上无有之事“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来嘲讽当时所发生的事，使曹操无可奈何，啼笑皆非。又如曹操北征乌桓，孔融写道：“大将军远征，萧条海外，昔肃慎氏不贡楉矢，丁零盗苏武牛羊，可并案也。”这是讽刺曹操征乌桓乃是小题大做，其通脱与酸气并行，清峻与慷慨互见。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再加上上述原因，终使曹操将其枉状构罪，下狱弃市。
三、孔融也有一般读书人的毛病——酸气。
孔融出身孔圣世家，从小就受儒家思潮影响，也具有一般旧文人的“酸气”。如《离合作郡姓名字诗》：[14] “渔火屈节，水潜匿方。与峕进止，出行施张。吕公矶钓。阖口渭旁。九城有圣，无土不王。好是正直，女回于匡。海外有截，隼逝鹰扬。六翮将奋，羽仪未彰。虵龙之蛰，俾也可忘。玟璇隐耀，美玉韬光。无名无誉，放言深藏。按辔安行，谁谓路长。”此诗纯为文字游戏，用二十二句诗，拼凑成“鲁国孔融文举”六个字。无甚意义，只是想彰显其才。从中，我们可以闻到旧式文人的酸腐气息。
孔融有着读书人普遍存在的毛病，还表现在眼高手低，自以为才华盖世，想干些大事，但大事干不了，小事又不干。所用的人也都是轻浮士人，只会饮酒做诗，高谈阔论，但干不了也不想干实际的事。这从孔融的几次败绩就可见其能力了。他虽然有很高的抱负，也看不起同僚们迎来送往的碌碌无为，可是他的干法更脱离实际。虽然在文化上有一些成果，但在经济上、军事上就不行了，以至后来无处安身。在政治上更混乱了，他看不出复杂问题的关键，也治不了狡猾的下级官吏，做事又没条理，有时放松管理，有时“一朝杀五部督邮”，“奸民污吏，猾乱朝市，亦不能治。”（《后汉书•本传》），这也为怀恨他的人提供了击败他的口实。
孔融虽具一般文人的酸气，但也酸的有个性。他的文章通脱、清峻。这在《难曹公表制禁酒书》中，表现的比较明显，简直是口无遮拦，慷慨陈辞，极尽讥讽之能事。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就指出：“孔融作文，喜用讥嘲的笔调……我们可以瞧出他并不大对别人讥讽，只对曹操。”而这也正是他酸的个性。
孔融的文章总的来说都能深刻反映现实和人民的心声，而艺术形式健康有力，形式与内容、思想与艺术紧密结合，格调慷慨悲凉，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建安风骨。它对于当时人们对文学的看法和一代文风的转变起到了推动、促进作用。对现在我们的文风也有启迪作用。
孔融维护传统君臣纲常礼制的信心与行为坚定而有力，为人正直而豪爽，那种为“正义”而不惧赴死的精神，正是国人的民族精神之魂的真实写照。
孔融不光本身如此，就连他所推荐的人也如他一样狂放傲慢、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如他推荐的祢衡，此人读书很多，狂傲无比。孔融向曹操推荐祢衡，说他德才兼备：“淑质贞亮，英才卓跞。初涉文艺，升堂睹奥，目所一见，辄诵于口，耳所暂闻，不忘于心，性与道合，思若有神。弘羊潜计，安世默识，以衡准之，诚不足怪。忠果正直，志怀霜雪，见善若惊，疾恶如仇。任座抗行，史鱼厉节，殆无以过也。鸷鸟累百。不如一鹗。使衡立朝，必有可观。飞辩骋辞，溢气坌涌，解疑释结，临敌有余。” [15]可是，祢衡初见曹操便轻狂无礼，把荀彧、荀攸、郭嘉、张辽、徐晃等文武百官大加贬低之词，甚至称作奴才，曹操能不恼火？曹操忍住怒火，让祢衡作帐下鼓吏，祢衡却裸体击鼓骂曹，曹操对祢衡十分痛恨，终于借刘表之手，刘表又借黄祖这个武夫之手杀害了祢衡。但曹操对孔融也很生气，怀疑孔融荐举祢衡的用心是侮辱自己。这就进一步加重了曹操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决心。
总之，孔融是中国古代社会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说他典型，是因为在他身上体现了中国千百万知识分子的共性。他的性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他的悲剧命运，同样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因此，他个人的性格和命运悲剧不仅属于那个时代，也属于整个中国古代社会知识分子群体。
孔融是名门之后，享有家世的威望，这在注重门第，注重正统的古代社会里，是相当了不起的资本，孔融自己对此也是引以为豪的——正气；优越感和中国知识分子最足以自命不凡的卓越才华结合起来，构成了他性格中的刚直不阿，不畏权贵的一面——盛气；而中国知识分子是在儒家传统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而儒家的积极入世思想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每一个知识分子的心态——酸气，孔融也不例外。他才高气盛，对人生抱有幻想。而到了晚年，由于有志难申，加上他和曹操矛盾的激化，他的思想开始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又明显体现在作品上。而每次性格波动，都有作品的体现。这种变化是无意识的，是人生不得志的必然。
在古代社会里，独裁专治是极其残酷的，统治阶级总希望臣民逆来顺受，而知识分子偏又不理会这一套。因为他们本身是一支较为进步的社会力量，因此比统治者更接近人民，更能同情人民，更能反映人民的苦难，因而也就想通过参与政治，实现自己广济苍生的抱负。这又是统治阶级最忌讳的。这样就决定了知识分子命运的悲惨性。他在被曹操杀害之前发出的“生存多所虑，长寝万事毕”的无可奈何的悲叹，也就是必然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