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杜甫(712—770),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杜少陵,杜工部等。杜甫,是我国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为我们留下了1400多首诗歌(一生作诗三千多首)。这些诗歌像一面镜子,广泛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唐代社会由盛而衰的真实历史面貌。他的诗歌自唐以来,即被公认为“诗史”,诗人本人也被看作一代诗宗,被尊为“诗圣”。
在艺术上,力倡“转益多师”,注意吸收融合各家之长,又坚持“别裁伪体”的批判精神,成就极高,以律诗和古体见长,具有“沉郁顿挫”的独特的艺术风格。
原籍湖北襄阳,生于河南巩县。远祖为晋代功名显赫的杜预,乃祖为初唐诗人杜审言,乃父杜闲。唐肃宗时,官左拾遗。后入蜀,友人严武推荐他做剑南节度府参谋,加检校工部员外郎。故后世又称他杜拾遗、杜工部。其艺术手法也多种多样,是唐诗思想艺术的集大成者。杜甫还继承了汉魏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摆脱乐府古题的束缚,创作了不少“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题乐府,如著名的“《三吏》”、“《三别》”等。
生平概述
杜甫杜甫(712-770):唐诗人。字子美,诗中尝自称少陵野老。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市西南)人,自其曾祖时迁居巩县(今属河南),是晋朝名将杜预之后,杜甫生于世代“奉儒守官”的家庭,祖父杜审言是唐初著名诗人,父亲杜闲曾做过奉天县令。他自幼勤奋好学,接受了封建正统思想的熏陶,曾有志于“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但政治上不断受到大地主势力的排挤打击,仕途失意,又经离乱,一生都在饥寒交迫中,颠沛流离中度过。杜甫少时虽家贫,但为人聪慧好学,七岁即写下“……心以当竹实,炯然无外求。血以当醴泉,岂徒比清流……”这样歌咏凤凰的诗作。
开元后期,举进士不第,漫游各地。30岁时回到洛阳,筑室偃师,在那里结婚。天宝三载(744年)也就是杜甫33岁时在洛阳与李白相识,当时李白刚刚被“赐金放还”,二人同游梁、宋,建立了千古传颂的友谊。这一时期,也是杜甫一生最惬意、最浪漫的时光。他南游吴、越,北游齐、赵,过着裘马轻狂的生活。天宝三年,在洛阳与李白相识。“醉眼秋共被,携手日同行”,共同的志趣和爱好使他们成为密友。此间所写《房兵曹胡马》、《画鹰》即是代表作品。中学课本中《望岳》也属于此时期的佳作之一,诗人以近岳想像登临五岳之首的泰山所见的壮丽图景,抒发了自己远大的政治抱负,其中“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成为千古传颂的佳句,一个想要攀登人生绝顶,实现自己济世安邦的宏伟志向。
天宝五年(746年)是杜甫人生的一个转折点,这一年他参加了由李林甫操纵的一次考试,落入骗局。其后寓居长安近十年,几次干谒汲引,但都落空。可以说长安十年,使杜甫历尽艰辛。但恰恰如此,使杜甫看到了生民的疾苦,国家的安危,对当时的黑暗政治也有了较深的认识。
及安史之乱起,杜甫落入叛军手中,被押解到长安,后逃至凤翔,谒见肃宗,官左拾遗。长安收复后,随肃宗还京,又因疏救房琯,贬为为华州司功参军(758年)。不久弃官往秦州、同谷。又移家成都,筑草堂于浣花溪上,世称浣花草堂。杜甫在成都有一段时间生活相对安定。一度在剑南兵马使严武幕中任参谋。后因剑南兵马使反,成都混乱,晚年携家出蜀,住梓州,来往旁县,大历五年(770年)病死自潭州赴岳州途中。一说饫死耒阳。
诗歌特点
杜甫一生写下了一千多首诗,其中著名的有《三吏》、《三别》、《兵车行》、《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丽人行》、《春望》等。杜甫诗充分表达了他对人民的深刻同情,揭露了封建社会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尖锐对立:“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千古不朽的诗句,被世世代代的中国人所铭记。“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这是杜甫对祖国无比热爱的充分展示,这一点使他的诗具有很高的人民性。
杜甫的这种爱国热枕,在《春望》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等名篇中,也表现得非常充沛。而在《三吏》、《三别》中,对广大人民忍受一切痛苦的爱国精神的歌颂,更把他那颗爱国爱民的赤子之心展现在读者面前。出自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对统治阶级奢侈荒淫的面目和祸国殃民的罪行,必然怀有强烈的憎恨。这一点在不朽的名篇《兵车行》、《丽人行》中更是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一个伟大爱国者的忧国忧民之情,必然在其它方面也有所表现。杜甫的一些咏物、写景的诗,甚至那些有关夫妻、兄弟、朋友的抒情诗中,也无不渗透着对祖国、对人民的深厚感情。总之,杜甫的诗是唐帝国由盛转衰的艺术记录。杜甫以积极的入世精神,勇敢、忠实、深刻地反映了极为广泛的社会现实,无论在怎样一种险恶的形势下,他都没有失去信心,在我国悠久的文学史上,杜甫诗歌的认识作用、借鉴作用、教育作用和审美作用都是难以企及的。杜诗最大的艺术特色是,诗人常将自己的主观感受隐藏在客观的描写中,让事物自身去打动读者。例如《丽人行》中,诗人并没有直接去斥责杨氏兄妹的荒淫,然而从对他们服饰、饮食等方面的具体描述中,作者的爱憎态度已显露无遗。
杜诗语言平易朴素、通俗、写实,但却极见功力。他还常用人物独白和俗语来突出人物性格的个性化。在刻画人物时,特别善于抓住细节的描写,如《北征》中关于妻子儿女的一段文字就是非常突出的例子。杜甫诗风多变,但总体来看,可以概括为沉郁顿挫。这里的沉郁是指文章的深沉蕴蓄,顿挫则是指感情的抑扬曲折,语气、音节的跌宕摇曳。所有这一切,确立了杜甫在三千多年的中国文学史上至高无上的“诗圣”的地位。
第一,杜甫善于对现实生活作高度的艺术概括。
在他许多著名的叙事诗中,都可以看到诗人善于选择与概括具有典型意义的社会现象反映现实。安史之乱前夕,杜甫由长安前往奉先探妻,到家后写成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名篇《自京赴奉先咏怀》。诗中指出劳动人民创造的物质财富养活了达官贵人;“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并一针见血地揭露出封建剥削者之间的矛盾。“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诗人以如椽的巨笔概括了社会现实中的尖锐矛盾,写出了统治集团铁案如山的罪证。
又如唐玄宗在开元、开宝年间发动了一系列开边战争,征伐吐蕃,南沼,兵祸连年,给人民带来的苦难是深重的,杜甫在《兵车行》中写到:“君不闻汉家山东三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农村凋敝的景象使诗人十分痛心,同时把矛头直接对准了唐玄宗:“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更提出了农村问题“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典型的社会现象便把统治阶级穷兵黩武,不顾人民死活的罪恶真实的再现出来。
他在〈〈征夫〉〉中说:“十室几人在,千山空自多。路忂唯见鬼,城市不闻歌。”更是运用典型的艺术概括把巨大的社会内容集中在一两句诗里。这同样的内容在〈〈羌村三首〉〉中也有反映:“莫辞酒味薄,黍地无人耕。兵革既未息,儿童尽东征”。兵荒马乱后,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农村凋敝的景象在诗中得到了真切而深刻的反映。
“况闻处处鬻男女,割慈忍爱还租庸”〈〈岁晏行〉〉。“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等同样是对现实社会现象作典型的艺术概括,具有极大的感染力。
杜甫不仅选择具有典型意义的社会现象,而且还选择与塑造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从同一类型的许多人物中只着重描写个别,以反映一般。如〈〈兵车行〉〉中写诗人与行人的谈话,但千万人征夫的悲惨命运也就显示无余。〈〈无家别〉〉写乱后乡里的面目,写一个无家可归的士兵的心理,“近行只一身,远去终转迷”。“家乡既荡尽,远近理亦齐”。深刻真实地反映了战乱带给人民的痛苦,同时也表现了人民的爱国精神。以《羌村三首》来说,虽然是叙述人自己乱后回乡的经历,但诗中所写:“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夜阑更秉烛, 相对如梦寐。”全家相逢的情景及“邻人满墙头,感叹亦歔欷。的场面,也绝不仅仅反映了诗人自己的生活经历。《前出塞》中只集中描写一个征夫的从军过程,人物心里特征的描写;“君已富士境,开边一向多”深刻地表达了军士们反对不义战争的心里。
杜甫的这些诗歌所以能以千百年来都一直令人读后惊心动魄,其最大的秘密在于他的现实生活作高度的艺术概括,而不是根据主观想象来论断,是杜甫叙事诗的一大特点。
把诗人的主观情感融化在客观事实里,借客观事实使读者体会出诗人的情感。这是杜甫叙事诗的最大特点。
而《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中,“朱门酒肉乱臭,路有冻死骨”,更揭露了当时严重的阶级矛盾。一个有济世情怀的诗人,终于认清了统治阶级的腐败丑恶。这些诗作也标志着杜甫的诗歌从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的重要转折。
如《新安吏》中,“府贴旧夜下,次选中男行,中男绝短小,何又守玉城?肥男有母送,瘦男独伶俜。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眼枯既见骨,天地终无情!从这些语句,我们可以体会出作者对战争带给人的痛苦深表同情。但作者却没有说这样的话,又如《丽人行》中“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翠为訇叶垂鬓唇,珠压腰衿稳称身。”“紫驼之峰出翠釜,水精之盘行素鳞。”在这里,作者同样没有表示什么意见,只是重点刻画了虢国夫人的服饰之华丽,饮馔之丰盛,用形象本身说话,将杨氏姐妹的“美人相”“宝贵相”“妖淫相”自然的统一起来,不显加谴责而讽意自现。“无一刺讥语,描摹处语语刺讥;无一慨叹声,点逗处声声慨叹。”《读杜心解》把自己对腐朽的统治集团的憎恶深刻地显现出来。
最典型的例子是《石壕吏》这首诗中,作者始终在场,却一直不,没有开腔,只是让事实本身说话,通过事实体现自己的思想感情,把自己的主观感受和评价融化在客观的叙述中,让事物本身直接感染读者,如“有吏夜捉人”这是客观叙述,但同时也包含着作者的主观批判,用不着说官吏怎样凶残兵役怎样黑暗,这些都在其中。“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也正是这样,不用说老妇怎样可怜,差役如何可恨,而可恨可怜都融于诗句中。要想成功的完成一首叙事诗的描写,不仅要求诗人具有善于冷静地控制住那种由被描写的事物所激起的几乎是难以抑制的冲动。《石壕吏》中的“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的诗句中,我们能体会到诗人也是一夜未合眼,陪着那“无完裙”的媳妇默默流泪,然而诗人并没有说自己如何如何,没有表明自己的政治抱负,没有发议论,为了加强诗的说服力,不掺入个人个人的主观感受来转移读者的注意,他不是不同情,而是要唤起读者更多的憎恶。在诗中诗人运用对话,继承和学习了汉乐府民歌表现手法,把诗人的主观情感融化在客观事实里,借客观事实,让读者体会出诗人的情感。这也是杜甫诗的最大特点。如诗中“有吏夜捉人”,这既是客观叙述,但同时也包含着作者的主观批判,用不着说官吏怎样凶残,兵役怎样黑暗,这些自在其中,从“夜夜语声绝,女闻泣幽咽”诗句中,我们能体会到诗人也是一夜未眠,陪着那“无完裙”的媳妇默默流泪,然而诗人并没有说自己如何,没有表明自己的政治抱负,没有发表议论,为了加强说服力,不掺入个人的主观感受来转移读者的注意,他不是不同情,而是要唤起读者更多的同情,也不是不憎恶,而是要唤起读者更多的憎恶。“新诗改罢自长吟,颇学阴何苦用心”,正是因为杜甫的勤奋,正是因为他看清了统治者的丑恶面目,才运用如此朴实无华的字句,控诉着一个血淋淋的事实。
又比如白居易《新丰折臂翁》,但作者是站起来发言的,我们把他与杜甫的《兵车行》一对照,马上发现他们的差异。白诗讽刺虽然鲜明,杜诗寓讽于叙中,更觉真挚感人。
第二,雄浑壮阔的艺术境界和细致入微的表现手法。
艺术境界是雄浑壮阔的,但是表现手法却是细致入微的。由于杜甫具有爱国爱民的胸襟,博大精深的知识,以及丰富的生活经验,所以他的诗歌境界是雄浑壮阔的。可是这种雄浑壮阔的境界往往是通过刻画眼前具体细致的景物和表现内心情感的细微波动来达到的。李白和杜甫,他们的艺术境界都是很壮阔的,可是达到这样一种壮阔境界的途径却不同。李白是运用风驰电掣、大刀阔斧的手法来达到的,而杜甫却是以体贴入微,精雕细刻,即小见大,以近求远的方法来实现的。
杜甫的诗就像是“润物细无声”的轻风细雨,不知不觉地渗透了读者的心灵,让人容易亲近。比如“三吏”、“三别”,杜甫具体细致地写出这场战乱的各个方面,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具体反映了这场战乱带给国家和人民深重的灾难。同样是写安史之乱,李白的写法是从大处落墨。他的《古风》第十九首,先写和神仙一起升天,升到天上从上面往下看,看到人间,接着有几句就反映了安史之乱以后的政治局面—— “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而杜甫笔下的安史军队是:“群胡归来血洗箭,仍唱胡歌饮都市。”通过一支沾满鲜血的箭,具体地形象地反映了国家人民深重的灾难。通过比较我们可以清楚得看出,杜甫是以体物察情的细微而见长的。
杜甫不只是细致入微,他还能够通过入微的刻画达到雄浑壮阔的境界,这才是杜甫超出一般现实主义诗人的地方。杜甫还有许多诗是把重大的社会政治内容和生活中的一个侧面的剖析穿插起来,运用这些细节去表现重大的主题。比如他的《春望》这首五言律诗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第三,杜诗的语言艺术。
杜诗在语言艺术方面是有突出成就的。他的语言经过千锤百炼,用他自己的话说,“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他喜欢佳句,所以他的语言一定要得到那种惊人的效果,如果达不到这种效果,那么就要继续地反复地修改,死也不甘心。他又说:“新诗改罢自长吟,颇学阴何苦用心。”“阴”是阴铿,“何”是何逊,这是南朝的两个诗人。杜甫写诗总是不断地在修改,改了以后还要不断地吟诵,在吟诵的过程中再继续地修改。从而形成了苍劲,凝练的主要特色。
第四,杜甫诗歌众体兼长。
从诗歌的体裁方面来看,杜甫是众体兼长的一个诗人,五言、七言、古体、律诗、绝句,他都能够运用自如,尤其是古体和律体,杜甫写得非常好。他常常运用这种体裁将叙事、抒情、议论三者融合在一起。杜甫在七律方面的贡献特别卓著。杜甫以前的七律大都是歌功颂德或者是应酬之作。杜甫不仅用七律来描绘自然的风景,或者用来赠答酬唱,而且用七律这种形式表现政治内容,感叹时事,批评政治,抒发他的忧国忧民的思想。在艺术上,杜甫以前的七律是一味的秀丽、典雅,杜甫则创造出沉雄悲壮,慷慨激昂的风格,把七律的创作推向了高潮。
四大时期
一、读书和漫游时期(三十五岁以前)所谓“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开元19(时20岁)年始漫游吴越,5年之后归洛阳应举,不第。再漫游齐赵。以后在洛阳遇李白,二人结下深厚友谊,继而又遇高适,三人同游梁、宋(今开封、商丘)。后来李杜又到齐州,分手后又遇于东鲁,再次分别,就没有机会再见面了。
二、困居长安时期(三十五至四十四岁)
这一时期,杜甫先在长安应试,落第。后来向皇帝献赋,向贵人投赠,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生活,最后才得到右卫率府胄曹参军(主要是看守兵甲仗器,库府锁匙)的小官。这期间他写了《兵车行》、《丽人行》等批评时政、讽刺权贵的诗篇。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尤为著名,标志着他经历十年长安困苦生活后对朝廷政治、社会现实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三、陷贼和为官时期(四十五至四十八岁)
安史之乱爆发,潼关失守,杜甫把家安置在鄜州,独自去投肃宗,中途为安史叛军俘获,押到长安。他面对混乱的长安,听到官军一再败退的消息,写成《月夜》、《春望》、《哀江头》、《悲陈陶》等诗。后来他潜逃到凤翔行在,做左拾遗。由于忠言直谏,上疏为宰相房琯事被贬华州司功参军(房琯善慷慨陈词,为典型的知识分子,但不切实际,与叛军战,采用春秋阵法,结果大败,肃宗问罪。杜甫始为左拾遗,上疏言房琯无罪,肃宗怒,欲问罪,幸得脱)。其后,他用诗的形式把他的见闻真实地记录下来,成为他不朽的作品,即“三吏”、“三别”。“三吏”:为“石壕吏”,“新安吏”,“潼关吏”;“三别”:为“新婚别”,“无家别”,“垂老别”。
四、西南飘泊时期(四十八至五十八岁)
随着九节度官军在相州大败和关辅饥荒,杜甫弃官,携家随人民逃难,经秦州、同谷等地,到了成都,过了一段比较安定的生活。严武入朝,蜀中军阀作乱,他漂流到梓州、阆州。后严武为剑南节度使摄成都,杜甫投往投,严武死,他再度飘泊,在夔州住两年,继又漂流到湖北、湖南一带,病死在湘江上。这时期,其作品有《水槛遣心》、《春夜喜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病橘》、《登楼》、《蜀相》、《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又呈吴郎》、《登高》、《秋兴》、《三绝句》、《岁晏行》等大量名作。
人物性格
性格“褊躁傲诞”
杜甫性格“褊躁傲诞”,这是参与编纂《新唐书》的宋祁说的。宋祁认为杜甫的性格遗传自其爷爷杜审言,即“褊躁傲诞”。《唐才子传·杜审言》也说他“恃高才,傲世见疾”。杜审言是进士,也是诗人,还是武则天的面首张易之兄弟的座上宾。《新唐书·杜审言传》杜审言大言不惭地说过:“吾文章当得屈、宋作衙官,吾笔当得王羲之北面。”杜甫比他爷爷来毫不逊色,宋王谠《唐语林》卷二有所记载,杜甫曾自夸:“使昭明再生,吾当出刘,曹,二谢上。”爷爷狂,人家还不得不买帐,杜甫狂,却狂得不是时候。《新唐书·文艺上》载述:“会严武节度剑南东、西川,(甫)往依焉。武再帅剑南,表为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武以世旧,待甫甚善,亲至其家。甫见之,或时不巾,而性褊躁傲诞,尝醉登武床,瞪视曰:‘严挺之乃有此儿!’”由此可见杜甫对严武是却不大领情的。见到严武,他不戴头巾,也不打招呼。有一次喝多了,发起了酒疯,他居然站到严武的宝座上,瞪着眼睛怪模怪样地说:“严挺之竟有这样一个儿子啊!”人家严武是何许人也,堂堂封疆大吏,凶暴勇武,自然会心生怨恨。《新唐书·文艺上》载述:“一日欲杀甫及梓州刺史章彝,集吏于门。武将出,冠钩于帘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独杀彝。”说来也怪,要不是严武出门准备去杀杜甫的时候冠被帘钩了三次,才有人趁机告诉了他的母亲救杜甫,杜甫十条命只怕也丢了。章彝就没那么好运。由此可以看出,尽管严武对自己有所帮助,但杜甫从骨子里是看不起他的,有时会自觉不自觉地表露出来。后来严武虽没杀他,但对他的接济自然也就少了,最终严武一死,杜甫也待不下去了。
自视清高,高不成低不就。
《新唐诗》本传说杜甫:“放旷不自检,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仕途上,杜甫也不是没有机会,而是他自己耽误了。公元755年,四十四岁的杜甫忽然收到朝廷的一份委任状,要他去当河西县尉,主要任务是征收赋税,追捕盗贼,而且河西荒凉偏僻,杜甫觉得太苦,不肯上任。后来也不知道是谁帮了他的忙,进行了通融,朝廷转而让他当了右卫率府兵曹参军。虽然也是个芝麻官,但处于长安附近,容易交往,晋升的机会显然要多一些,于是他就接受了,总算走上了仕途。因房绾事件而降官后,本来嫌官小的他干脆不干了,拍屁股走人。当年的许多文人日子过不下去了,都可以开馆授徒靠束脩度日,杜甫不干,一心只想当官,却总不能如愿。
人物评价
杜甫作为中国诗歌史上的伟大诗人,衔接了诗歌从盛唐到中唐的转变。人间的艰辛代替了之前的理想色彩,其诗多涉笔社会动荡、政治黑暗、人民疾苦,以深广生动、血肉饱满的形象,展现了战火中整个社会生活的广阔画面:中唐时期重要的历史事件,在他的诗中都有反映。因而他的诗被后人称为“诗史”。
杜甫的诗在艺术上以丰富多采著称,时而雄浑奔放,时而沉郁悲凉,或辞藻瑰丽,或平易质朴。他擅长律诗,又是新乐府诗体的开创者。他的诗声律和谐,选字精炼,“为人性癖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正是他严谨创作态度的真实写照。在中国文学史上有“诗圣”之称。
杜甫和李白齐名,世称“大李杜”。他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思想。他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他热爱生活,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他嫉恶如仇,对朝廷的腐败、社会生活中的黑暗现象都给予批评和揭露。他同情人民,甚至幻想着为解救人民的苦难甘愿做自我牺牲。所以他的诗歌创作,始终贯穿着忧国忧民这条主线,由此可见杜甫的伟大。他的诗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强烈的时代色彩和鲜明的政治倾向,真实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一个历史时代政治时事和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因而被称为一代“诗史”。
杜诗风格,基本上是“沉郁顿挫”,语言和篇章结构又富于变化,讲求炼字炼句。同时,其诗兼备众体,除五古、七古、五律、七律外,还写了不少排律,拗体。艺术手法也多种多样,是唐诗思想艺术的集大成者。杜甫还继承了汉魏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摆脱乐府古题的束缚,创作了不少“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题乐府,如著名的“三吏”、“三别”等。死后受到樊晃、韩愈、元稹、白居易等人的大力揄扬。杜诗对元白的“新乐府运动”的文艺思想及李商隐的近体讽喻时事诗影响甚深。但杜诗受到广泛重视,是在宋以后。王禹、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陆游等人对杜甫推崇备至,文天祥则更以杜诗为坚守民族气节的精神力量。杜诗的影响,从古到今,早已超出文艺的范围。著有文集《杜工部集》。
大事年表
712年壬子睿宗太极一(玄宗先天一),杜甫生于河南巩县。
717年丁巳玄宗开元五,杜甫六岁。尝至郾城,观公孙大娘舞“剑器”﹑“浑脱”。
718年戊午玄宗开元六,杜甫七岁。始作诗文。
720年庚申玄宗开元八,杜甫九岁。始习大字。
725年乙丑玄宗开元一三,杜甫十四岁。壮游诗曰:“习年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文崔魏从,以我似班扬。”原注:崔郑州尚,魏豫州启心。
726年丙寅玄宗开元一四,杜甫十五岁。百忧集行曰:“忆昔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
730年庚午玄宗开元一八,杜甫十九岁。游晋,至郇瑕(今山西猗氏县),从韦之晋﹑寇锡游。
731年辛未玄宗开元一九,杜甫二十岁。游吴越。
732年壬申玄宗开元二,杜甫二十一岁。游吴越。
733年癸酉玄宗开元二一闰三月,杜甫二十二岁。游吴越。
734年甲戌玄宗开元二二,杜甫二十三岁。游吴越。
735年乙亥玄宗开元二三闰十一月,杜甫二十四岁。自吴越归东都,举进士,不第。
736年丙子玄宗开元二四,杜甫二十五岁。游齐赵。交苏源明。
737年丁丑玄宗开元二五,杜甫二十六岁。游齐赵。
738年戊寅玄宗开元二六,杜甫二十七岁。游齐赵。
739年己卯玄宗开元二七,杜甫二十八岁。游齐赵。
740年庚辰玄宗开元二八,杜甫二十九岁。游齐赵。
741年辛巳玄宗开元二九,杜甫三十岁。归东都。筑陆浑庄,于寒食日祭远祖当阳君。
742年壬午玄宗天宝一,杜甫三十一岁。在东都。姑万年县君卒于东京仁风里。六月,还殡于河南县,公作墓志。
743年癸未玄宗天宝二,杜甫三十二岁。在东都。
744年甲申玄宗天宝三,杜甫三十三岁。在东都。五日,祖母范阳太君卒于陈留之私第。八月,归葬偃师,公作墓志。是年夏,初遇李白于东都。秋,游梁﹑宋,与李白﹑高适登吹台﹑琴台。尝渡河游王屋山,谒道士华盖君,而其人已亡。
745年乙酉玄宗天宝四,杜甫三十四岁。再游齐﹑鲁。是时李之芳为齐州司马。夏日,李邕自北海郡来齐州,公尝从游,陪宴历下亭及鹤山湖亭。旋暂如临邑(属齐州)。秋后至兖州,时李白避归东鲁。公与同游,情好益密。公赠白诗所云“余亦东蒙客,怜君如弟兄。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者是也。俄而工将西去,白亦有江东之游,城东石门一别遂无复相见之日矣。
746年丙戌玄宗天宝五闰十月,杜甫三十五岁。自齐﹑鲁归长安。从汝阳王琎﹑驸马
郑潜耀游。
747年丁亥玄宗天宝六,杜甫三十六岁。在长安。
748年戊子玄宗天宝七,杜甫三十七岁。在长安。屡上诗韦济,求汲引。与书家顾诫奢订交,约当此时。
749年己丑玄宗天宝八,杜甫三十八岁。在长安。冬日,归东都,因谒玄元皇帝庙,观吴道子所画壁。
750年庚寅玄宗天宝九,杜甫三十九岁。来长安。初遇郑虔。
751年辛卯玄宗天宝一零,杜甫四十岁。在长安。进三大礼赋。玄宗奇之,命待制集贤院。秋,病疟。友人魏君冒雨见访,因作秋述贻之。病后过王倚,王饷以酒馔,感激作歌赠之。是年,在杜位宅守岁。
752年 壬辰玄宗天宝一一,杜甫四十一岁。在长安。召试文章,送隶有司参列选序。暮春,暂归东都。冬,高适随歌舒翰入朝,与公暂集,俄复别去,公有诗送之。
753年癸巳玄宗天宝一二,杜甫四十二岁。在长安。首夏,同郑虔游何将军山林。次子宗武约生于此年秋。
754年甲午玄宗天宝一三闰十一月,杜甫四十三岁。在长安。进封西岳赋。自东都移家至长安,居南城之下杜城。因田梁丘投诗河西节度使歌舒翰。岁中,张自卢溪召还,再迁为太常卿,公复上诗求助。又进雕赋,表中词益哀激。秋后,淫雨害稼,物价暴贵,公生计益艰,遂携家往奉先,馆于廨舍。
755年乙未玄宗天宝一四,安禄山反。杜甫四十四岁。在长安。岁中往白水县,省舅氏崔十九翁。九月,同崔至奉先。十月,归长安,授河西尉(河西县故城在今云南河西县境),不拜,改右卫率府胄曹参军。十一月,又赴奉先探妻子,作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岁暮,丧幼子。
756年丙申肃宗至德一(玄宗天宝一五)七月改元,安禄山称大燕皇帝。玄宗奔蜀。杀杨国忠、杨贵妃。杜甫四十五岁。岁初,在长安。五月,至奉先壁难,携眷来往白水,寄居舅氏崔少府高斋。六月,又自白水取道华原,赴鄜州(今陜西鄜县)。至三川县同家洼,寓故人孙宰家。闻肃宗及位灵武,即留妻子于三川,孓身从芦子关奔行在所。途中为贼所得,遂至长安。九月,于长安路隅遇宗室子弟,乞舍身为奴,感恸作哀王孙。
757年丁酉肃宗至德二闰八月,安庆绪杀禄山。张巡、许远战死。郭子仪复东京。史思明等降。杜甫四十六岁。春,陷贼中。在长安时从赞公苏端游。四月,自金光门出,间道窜归凤翔。五月十六日,拜左拾遗。是月,房管得罪,公抗述救之。肃宗怒,诏三司推问,张镐﹑韦陟等救之,仍放就列。六月,同裴荐等四人荐岑参。闰八月,墨制放还鄜州省家。于是徒步出凤翔,至邠州,始从李嗣业借得乘马。归家卧病数日。作北征。十一月,自鄜州至京师。
758年 戊戌肃宗乾元一(至德三)二月改元,复以载为年,史思明反。杜甫四十七岁。任左拾遗。春,贾至﹑王维﹑岑参皆在谏省,时共酬唱。时毕曜亦在京师,居公之邻舍。四月,玄宗亲享九庙,公得陪祀。六月,房管因贺兰进明谮,贬为邠州刺史。公坐管党,出为华州司功参军。是秋,尝至蓝田县访崔兴宗﹑王维。冬末,以事归东都陆浑庄,尝遇孟云卿于湖城县城东。
759年己亥肃宗乾元二,史思明称燕王。杜甫四十八岁。春,自东都归华州(陜西华县),途中作三吏﹑三别六首。时属关辅饥馑。遂以七月弃官西去。度陇,赴秦州(甘肃天水)。是时有梦李白二首,天末怀李白,寄李白二十韵。又有寄高适﹑岑参﹑贾至﹑严武﹑郑虔﹑毕曜﹑薛据及张彪诗。时赞公亦谪居秦州,尝为公盛言西枝村之胜,因作计卜居。置草堂,未成,会同谷宰来书言同谷可居,遂以十月,赴同谷。途经赤谷﹑铁堂峡﹑盐井﹑寒峡﹑法镜寺﹑青阳峡﹑龙门镇﹑石龛﹑积草岭﹑泥功山﹑凤凰台,皆有诗。至同谷,居栗亭。贫益甚,拾橡栗,掘黄独以自给。居不逾月,又赴成都。以十二月一日就道,经木皮岭﹑白沙渡﹑飞仙阁﹑石柜阁﹑桔柏渡﹑剑门﹑鹿头山。岁终至成都,寓居浣花溪寺。时高适方刺彭州,公甫到成都,适即寄诗问讯。
760年庚子肃宗上元一(乾元三年)闰四月改元,杜甫四十九岁。在成都。春,卜居西郭之浣花里。表弟王十五司马遗赀营造,徐卿(疑即知道)﹑萧实﹑何雍﹑韦班(应物侄)三明府供果木栽,开岁始事,季春落成。时韦偃寓居蜀中,尝为公画壁。初秋,暂游新津,晤裴迪。秋晚至蜀州,晤高适。冬,复在成都。
761年辛丑肃宗上元二,史朝义杀史思明。杜甫五十岁。居草堂。开岁,又往新津。二月,归成都。秋,至青城。旋又归成都。是时多病,生计艰窘。始有迁地吴楚之念。冬,高适至成都,尝同王抡过草堂会饮。
762年壬寅肃宗宝应一四月改元,帝及玄宗崩,太子豫及位。诗人李白死(701-762)。杜甫五十一岁。自春至夏,居草堂。与严武唱和甚密。武时有馈赠。七月,送严武还朝,以舟至绵州,抵奉济驿,登陆,遂分手而还。会徐知道反,道阻,乃入梓州。秋末,回成都迎家至梓,然颇有东游之意。十一月,往射洪县,到金华山玉京观,寻陈子昂读书堂遗迹。又访县北东武山子昂故宅。旋复南之通泉县,访郭元振故居,于庆善寺观薛稷书画壁。又于县署壁后观稷所画鹤。
763年癸卯代宗广德一(宝应二)七月改元闰正月,李怀仙杀史朝义。杜甫五十二岁。正月,在梓州,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便欲还都,俄而复思东下吴楚。间尝至阆州(四川阆中),因游牛头﹑兜率﹑惠义诸寺。既归梓,又因送辛员外,至绵州。自绵归梓。又往汉州。夏,返梓州。初秋,复别梓赴阆。九月,祭房管。秋尽,得家书,知女病,因急归梓。十一月,将出峡为吴楚之游,于是命弟占归成都检校草堂。
764年甲辰代宗广德二,杜甫五十三岁。春首,自梓州絜家东荍出峡,先至阆州。会朝廷召补京兆功曹参军,以行程既定,不赴召。二月,离阆东去,闻严武将再镇蜀,大喜,遂改计却赴成都。三月,归成都。六月,严武表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赐绯鱼袋。秋,居幕中,颇不乐,因上诗严武述胸臆。遂得乞假暂归草堂。是时,曹霸在成都,公作丹青引赠之。弟颖往齐州。岁晚,因事寄诗贾至。是年与严武唱和最密。
765年乙巳代宗永泰一闰十月,杜甫五十四岁。正月三日,辞幕府,归浣花溪。自春徂夏,居草堂。五月,携家离草堂南下。至嘉州(四川乐山)。六月,至戎州(四川宜宾)。自戎州至渝州(重庆)。候严六侍御,不到,先下峡。入秋,至忠州(四川忠县),居龙兴寺院。九月,至云安县(四穿白帝城)。因病,遂留居云安,馆于严明府之水阁。
766年丙午代宗大历一(永泰二年)十一月改元,杜甫五十五岁。春,在云安。时岑参方为嘉州刺史,寄诗赠之。春晚,移居夔州。初寓山中客堂。秋日,移寓西阁。秋后,柏茂琳为夔州都督,公颇蒙资助。是年多追忆旧游之作。
767年丁未代宗大历二,杜甫五十六岁。在夔州。春,自西阁移居赤甲。三月,迁居瀼西草屋。附宅有果园四十亩,蔬圃数亩,又有稻田若干顷,在江北之东屯。弟观自京师来。秋,因获稻暂住东屯。适吴司法自忠州来,音以瀼西草堂借吴居之。是时,始复动东游荆湘之意。十月十九日,于夔州别驾元持宅观李十二娘舞“剑器”。本年冬,仍复多病。秋,左耳始聋。
768年戊申代宗大历三闰六月,杜甫五十七岁。正月中旬,去夔出峡。临去,以瀼西果园赠南卿兄。三月,至江陵。夏日,暂如外邑。留江陵数月,颇不得意。秋末,移居公安县。遇顾诫奢﹑李晋肃(贺父)及僧太易,留憩公安数月。岁晏,至岳州。
769年己酉代宗大历四,杜甫五十八岁。正月,自岳州至南岳,游道林二寺,观宋之问题壁。宿青草湖,又宿白沙驿。过湘阴,谒’湘夫人祠。更泝流而上,以二月初抵凿石浦,宿之。又过津口,次空灵岸。宿花石戌,次晚洲(在湘潭)。三月,抵潭州(湖南长沙)。发潭州,次白马潭,入乔口。至铜官渚,阻风。发铜官,宿新康江口。次双枫浦,遂抵衡州(湖南衡阳)。夏,畏热,复回潭州。时苏涣居江侧,忽一日,访公于舟中,公请涣诵诗,大赏异之,遂订交焉。终岁在潭州。
770年庚戌代宗大历五,杜甫卒(712-770)。杜甫五十九岁。春,在潭州。正月二十一日,检故帙,得高适上元二年人日见寄诗,因追酬一首,寄示汉中王瑀及敬超先。暮春,逢李龟年。四月,避乱入衡州。欲往郴州依舅氏崔伟,因至耒阳,时属江涨,泊方田绎,半旬不得食。聂令驰书为致牛炙白酒。盛夏回棹,秋至潭州,小憩,遂遍别亲友,泝湘而下,将出沔鄂,由襄阳转洛阳迻逦归长安。冬天11月,竟以寓卒于潭岳间的一条小船上,旅殡岳阳。
代表名句
1、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2、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3、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4、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春日忆李白》
5、边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兵车行》
6、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兵车行》
7、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8、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春望》
9、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春望》
《登高》
10、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江南逢李龟年》
11、昔闻洞庭湖,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登岳阳楼》
12、娟娟戏蝶过闲幔,片片轻鸥下急湍。《小寒食舟中作》
13、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登高》
14、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阁夜》
15、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咏怀古迹五首》
16、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月夜魂。《咏怀古迹五首》
17、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秋兴八首》
18、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旅夜抒怀》
19、丹青不知老将至,富贵于我如浮云。《丹青引赠曹将军霸》
20、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绝句四首(其三)》
21、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绝句二首(其一)》
22、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其四)》
23、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24、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戏为六绝句》
25、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其六)》
26、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27、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水槛遣心二首(其一)》
28、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春夜喜雨》
29、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江村》
30、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蜀相》
31、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天末怀李白》
32、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梦李白二首》
33、浮云终日行,游子久不至。《梦李白二首》
34、万里尽征戍,烽火被冈峦。《垂老别》
35、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蜀相》
36、霍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并序》
37、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38、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赠卫八处士》
后世影响
杜甫作为中国古典诗歌的集大成者,千百年来成为诗人们的典范。时过境迁,到了20世纪,时代造成的个性的张扬使“以杜甫为宗”的观念永远成为历史,取而代之的是对杜诗的富有个性化的继承和发扬,人们通过不同的途径走进杜甫,形成和古代诗人截然不同的学杜特色。
新诗从表面上看来似乎是对古典诗歌的一次颠覆性的反叛(正如有些学者认为“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次断裂一样),然而事实要复杂得多。自从胡适举起“诗国革命”的大旗,高呼“作诗如作文”,提倡诗歌的无韵化和散文化,废除旧体诗的所有规范,似乎一夜之间,旧体诗成为打倒的对象,胡适也
我比杜甫差一点
屡屡为自己新诗中消除不尽的旧诗气息感到汗颜。然而如果不仅仅局限于新诗的形式,我们可以发现,古代诗歌传统作为潜在的因素,其影响是割不断的精神血缘。从20 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随着时代主题的变迁和新诗的发展,人们从杜甫身上学习借鉴的侧重点也有所差别。20年代初,在西方现代文化的影响下,“启蒙”成为时代的主题,作家们大力宣扬人道主义精神和平民意识,与之相适应,大力宣扬白话文学,掀起白话文运动。在这种时代风气的影响下,胡适的学习杜甫颇有些“ 托古改制”的味道,就思想主题而言,他把杜甫的“问题诗”作为研磨的对象,十分注重杜甫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平民意识,在形式上,着重学习的是杜甫的“白话诗 ”、“诙谐诗”、“小诗”,除个人主观因素外,还出于借此为白话诗张目的考虑,受胡适影响的早期白话诗人也多有这种倾向。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军阀混战、政治黑暗、内忧外患并存的社会背景使这一时期的诗人更看重杜甫忧国忧民的精神,闻一多正是这一时期受杜甫思想影响颇深的爱国诗人,同时,新诗在确立了文坛地位之后,摆脱早期的粗糙与稚嫩、寻求进一步发展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以闻一多为首的新月诗派同人提倡“新格律体”,与杜甫以及整个古典诗歌传统是分不开的。到了抗日战争时期,爱国主义成为时代的主旋
冯治在杜甫住所
律,人们更多关注的是杜甫的爱国主义精神。战争造成的流离失所,打开了诗人们的视野,也促使他们将内在与外在、现状与历史对接起来对社会、人生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希冀在诗歌里铺开一个无所不包的广阔世界,杜甫中晚年的诗歌正好为他们提供了绝好的样本,从以上各方面来看,冯至都可以称得上是这一时期最得杜甫精髓的诗人。这一时期以及建国后的很多诗人是通过冯至接受杜甫影响的。
杜甫作为中国古典诗歌的集大成者,千百年来成为诗人们的典范。时过境迁,到了20世纪,时代造成的个性的张扬使“以杜甫为宗”的观念永远成为历史,取而代之的是对杜诗的富有个性化的继承和发扬,人们通过不同的途径走进杜甫,形成和古代诗人截然不同的学杜特色。 新诗从表面上看来似乎是对古典诗歌的一次颠覆性的反叛(正如有些学者认为“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次断裂一样),然而事实要复杂得多。自从胡适举起“诗国革命”的大旗,高呼“作诗如作文”,提倡诗歌的无韵化和散文化,废除旧体诗的所有规范,似乎一夜之间,旧体诗成为打倒的对象,胡适也屡屡为自己新诗中消除不尽的旧诗气息感到汗颜。然而如果不仅仅局限于新诗的形式,我们可以发现,古代诗歌传统作为潜在的因素,其影响是割不断的精神血缘。从20 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随着时代主题的变迁和新诗的发展,人们从杜甫身上学习借鉴的侧重点也有所差别。20年代初,在西方现代文化的影响下,“启蒙”成为时代的主题,作家们大力宣扬人道主义精神和平民意识,与之相适应,大力宣扬白话文学,掀起白话文运动。在这种时代风气的影响下,胡适的学习杜甫颇有些“ 托古改制”的味道,就思想主题而言,他把杜甫的“问题诗”作为研磨的对象,十分注重杜甫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平民意识,在形式上,着重学习的是杜甫的“白话诗 ”、“诙谐诗”、“小诗”,除个人主观因素外,还出于借此为白话诗张目的考虑,受胡适影响的早期白话诗人也多有这种倾向。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军阀混战、政治黑暗、内忧外患并存的社会背景使这一时期的诗人更看重杜甫忧国忧民的精神,闻一多正是这一时期受杜甫思想影响颇深的爱国诗人,同时,新诗在确立了文坛地位之后,摆脱早期的粗糙与稚嫩、寻求进一步发展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以闻一多为首的新月诗派同人提倡“新格律体”,与杜甫以及整个古典诗歌传统是分不开的。到了抗日战争时期,爱国主义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人们更多关注的是杜甫的爱国主义精神。战争造成的流离失所,打开了诗人们的视野,也促使他们将内在与外在、现状与历史对接起来对社会、人生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希冀在诗歌里铺开一个无所不包的广阔世界,杜甫中晚年的诗歌正好为他们提供了绝好的样本,从以上各方面来看,冯至都可以称得上是这一时期最得杜甫精髓的诗人。这一时期以及建国后的很多诗人是通过冯至接受杜甫影响的。[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