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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百药

个人简介

李百药


其父李德林曾任隋内史令,预修国史,撰有《齐史》 。隋文帝时百药仕太子舍人、东宫学士。隋炀帝时仕桂州司马职,迁建安郡丞。后归唐,拜中书舍人、礼部侍郎、散骑常侍。人品耿直,曾直言上谏唐太宗取消诸侯,为太宗采纳。曾受命修订五礼、律令。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奉诏撰《齐书》,据父旧稿,兼采他书,经十年,成五十卷,后宋朝人为区别萧子显的《南齐书》改为《北齐书》。
七岁能属文。隋时,袭父德林爵,为太子通事舍人兼学士。炀帝衔之,夺爵还乡里。唐太宗重其名,拜中书舍人,授太子右庶子。卒谥曰康。百药藻思沉郁,尤长五言。虽樵童牧子,亦皆吟讽。及悬车告老,穿池筑山,文酒谭咏,以尽平生之志。

人生轨迹


出仕为官

李百药文

百药幼时很聪慧好学,七岁就能理解文章大意。有一次,父亲的朋友陆乂、马元熙来他家作客,谈诗论文。客人读陈时著名学者徐陵文章,对其中一句“既取成周之禾,将刈琅邪之稻”,颇感迷惑,不知出自何典。百药在旁应声答道:“《传》称‘鄅人藉稻’。杜预注云‘鄅国在琅邪开阳。’”客人听后大为惊叹。
百药二十岁左右,正值隋朝初年,被授东宫通事舍人,步入仕途。不久,升迁为太子舍人,兼东宫学士,成为陪伴太子的学者。年少有才的百药招来一些人的嫉妒和诽谤,为避祸,他随即称病辞官。
开皇十九年(599),因父亲去世,袭爵安平公。左仆射杨素、吏部尚书牛弘很看重百药,于是奏请授百药为礼部员外郎,太子杨勇又将百药召为东宫学士。从此,百药发挥自己的才学,奉诏参与修《五礼》,定律令,撰《阴阳书》,作奏议文表。然而正当百药积极施展才能抱负之时,却突然被卷入最高统治层的争斗中,成了受害者。原来,隋文帝第二子晋王杨广是个野心勃勃的人物。他对其兄杨勇的太子之位早存觊觎之心,乘出镇扬州(今属江苏)之机,四处招揽人才,培植个人势力。他召百药为幕僚,但百药称病推辞,杨广由此对他怀恨在心。
仁寿四年(604)隋文帝驾崩,太子杨广即位,是为隋炀帝。后百药被贬出京城,为桂州(今广西桂林)司马。后来罢州置郡,百药的司马一职也被免去,于是回归乡里。大业五年(609),百药出任鲁郡(治所在今东曲阜)步兵校尉,大业九年(613),戍守会稽(治所在今浙江绍兴),后又授建安(治所在今福建建瓯)郡丞。这时,隋末农民战争爆发,百药去建安途经乌程(今浙江吴兴南)时,隋炀帝死于江都兵变,隋皇朝统治机构一片混乱。百药没有到建安就职,参加了农民起义,先后任职于沈法兴、李子通、杜伏威军中。杜伏威占有江南一带,北方李唐势力浩大。李渊派使者招抚杜伏威,百药力劝杜伏威归唐。杜伏威听从,遂前往京城,命部将辅公祏与百药留守。但杜伏威在途中又有些犹豫后悔,遂写信密令辅公祏杀百药,幸杜伏威养子王雄诞极力保护,百药得免于死。随后辅公祏起兵反唐,任命百药为吏部侍郎。有人告知李渊,百药与辅公祏同反,李渊大怒。平定辅公祏后,李渊就要治百药之罪,恰好这时发现杜伏威令辅公祏杀百药的密信,证明百药与辅并非同党。李渊这才怒气稍平,但仍以反唐罪名将百药流放泾州(今甘肃泾川北)。一直到武德末年,百药始终未获唐高祖的任用。
唐太宗即位后,他很看重百药的才名。贞观元年(627)召百药为中书舍人,赐爵安平县男,并命其参与修撰《五礼》及律令。百药又奉诏撰北齐史,贞观十年(636)正月《北齐书》上进,得到嘉奖,加散骑常侍,行太子左庶子,赐物四百段。第二年,《五礼》及律令撰成,百药爵位又从“男”进为“子”。这个时期是百药一生中最惬意时期,才能得到较充分发挥,官位显赫,生活安定。他自然对唐太宗尽心竭力,以报知遇之恩。由于以往百药经历坎坷,几经贬官,数次遭人谮害,甚至险些丧生,因而他生活阅历丰富,积累了较多的政治经验。从他撰《封建论》和《赞道赋》两件事中可看出李百药的政治眼光和对李唐皇朝的忠心耿耿。
一论一赋
贞观初年,朝廷中有一次重大的政治辩论,即,是实行封建制还是实行郡县制。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唐太宗对大臣萧瑀说:“朕欲使子孙长久,社稷永安,其理如何?”萧瑀答道:“臣观前代国祚所以长久者,莫若封诸侯以为磐石之固。秦并六国,罢侯置守,二代而亡;汉有天下,郡国参建,亦得年余四百;魏晋废之,不能永久。封建之法,实可遵行。”萧瑀是守旧贵族势力的代表人物。他是后梁明帝萧岿之子,年九岁就封新安郡王。因此
他极力鼓吹分封制是不奇怪的。他的这一通似是而非的议论竟引起唐太宗的注意,于是,“始议封建”。诸大臣各抒己见,展开辩论。魏徵、长孙无忌、于志宁、马周等都反对实行封建制,但有理有据、系统深刻阐述这一观点的,当推李百药所上长篇奏疏《封建论》。
百药认为,时代变了,制度也须改变,实行郡县制是必然趋势。赞成分封者,是不通古今变化。当今若实行分封,就如同“结绳之化行虞、夏之朝,用象刑之典治刘、曹之末”,等于“锲船求剑”。这是一种朴素的历史发展观点。
接着,百药具体分析了分封制的危害:封邦建国之后,使受封家族以高贵门第自傲,忘记先人创业的艰难,不愿靠个人才干而进取,莫不一代比一代骄奢残暴。并且数代之后,王室一旦衰弱,所谓藩国屏障就会变成仇敌,封国各行其是,强国欺凌弱国,争夺土地人口的战事不断。百药以“春秋二百年间,略无宁岁”的史事来说明,分封制造成了连绵不断的攻伐征战。另一方面,百药大力推崇郡县制的优越性:设官分职,任贤使能,内外百官都由朝廷决定。可以从士人庶民中提拔人才,可以像水镜那样清晰地考察他们。以资格及辛劳程度确定其官职阶品,以政绩优劣确定废黜或迁升。总而言之,爵位不世传,启用贤人之路就广;百姓无定主,与朝廷的离心力就不大。《封建论》表现出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分裂割据的进步倾向,充分肯定了郡县制取代封建制是历史的进步。百药卓越的政治见解,深深打动了唐太宗,“太宗竟从其议”。唐中叶,柳宗元有一篇著名的《封建论》,可以看作是百药《封建论》的继承和发展。
还有一件事反映出李百药对唐皇朝的忠心耿耿。贞观四年(630),唐太宗授百药太子右庶子,令其辅教太子承乾。起初太子对学习经籍颇有兴趣,但后来耽于享乐,嬉戏过度。于是百药便作《赞道赋》一文以规劝太子。唐太宗见到此赋后非常赞赏,派使者对百药说:我在太子处见到你所献的赋,以历来储君成败事告诫太子,很是精辟切实。我选你辅佐太子,非常称职,希望能善始善终。赐百药彩绢五百段。
百药以才学和操行闻名于世,受到各方面名流的敬重。他为人沉静寡言,乐于引进青年,提携后进,又不喜聚敛财富,所得俸禄,多散分亲友。百药不但在史学上有突出成就,而且文学上也造诣颇深,尤其擅长五言诗,通俗
易懂,“虽樵童牧竖,并皆吟讽”,可见影响之广。唐太宗晚年曾作《帝京篇》,让也进入晚年的百药以此题另作一篇。文成,唐太宗极为赞叹:“卿何身之老而才之壮,何齿之宿而意之新乎!”贞观末,百药因年老执意辞官,回到故里。贞观二十二年(648)去世,年八十四。有文集30 卷。他除擅长文章外,还很善于写诗。现在他的传世之作有诗20余首,文章13篇,以及被列入二十四史的《北齐书》。
作《北齐书》
李百药撰成《北齐书》,这是他在史学上的重大贡献。《北齐书》50 卷,大致记载了东魏、北齐(534—577)的历史。由于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而东魏的军政大权掌握在高欢手中,高欢之子高洋建立北齐,因此从历史叙述的系统完整性来看,《北齐书》记载由叙高欢事迹开始,是符合客观实际的。
百药撰《北齐书》,有数家北齐史可供参考,最主要的是其父李德林的未完稿。李德林在北齐官中书侍郎,曾奉诏修国史,终北齐末,修纪传体北齐史27 卷,全书未成。入隋后,李德林续撰,增至38 卷,送交朝廷,藏于秘府。其他北齐史有,王劭《齐志》及《齐书》。王劭,字君懋,晋阳(今山西太原)人,历仕北齐、北周、隋,为著名史家。他最初撰编年体《齐志》20 卷,又撰纪传体《齐书》100 卷。此外还有崔子发《齐纪》30 卷。

《北齐书》

《北齐书》

《北齐书》,共有五十卷,其中本纪八卷,列传四十二卷,唐李百药撰。
北魏末年,北方六镇发生声势浩大的反叛浪潮,后出身于怀朔镇低级武官的高欢获得了对二十余万鲜卑人的领导权,控制了北魏朝政。公元534年,高欢所立的孝武帝元修被逼西奔长安,高欢于是另立孝静帝元善见,迁都邺城,史称东魏。公元550年,高欢之子高洋废孝静帝自立,建立北齐。东魏、北齐统治区域南至长江,与梁、陈两朝先后对峙,西边在今山西、河南、湖北,与西魏、北周分界。公元577年,北齐被北周吞并。
从北齐到隋的五十年间,曾先后有人编写出几种不同体裁的北齐史,其中有隋李德林的纪传体齐书和王劭的编年体齐志。公元622年(唐武德五年),唐高祖指派裴矩、祖孝孙、魏徵重写北齐史,长期没有写成。629年(贞观三年),唐太宗专设梁、陈、齐、周、隋五朝史的编写机构,命李百药写北齐史。他在其父李德林齐书基础上参考王劭齐志扩充改写,636年(贞观十年)全书完成。
《北齐书》本名《齐书》,宋时才加一“北”字而成今名。它虽以记载北齐历史为主,但实际上记述了从高欢起兵到北齐灭亡前后约八十年的历史,集中反映了东魏、北齐王朝的盛衰兴亡。
唐朝初建之时,高祖就下令修撰前代缺略各史,可是由于组织不力,经数年竟无成果。太宗贞观三年(629年),李世民又下诏修前朝史书,李百药接受了撰修齐史的任务。在他父亲旧稿基础上,他几经删改、增补,于贞观十年(636年)修成了50卷的《齐书》。
《北齐书》的撰修,吸收了前人修史的成果,北齐历史的撰修,从高齐政权到隋朝,一直未曾中断,修成了多部起居注、实录和国史。此外记录北齐历史的专著还有李德林《齐书》24卷,王劭《齐志》20卷,复为《齐书》100卷,崔子发《齐纪》30卷,杜台卿《齐纪》和姚最《北齐纪》20卷等。 这些史书经李百药别择去取,充实了《北齐书》的内容。


《南齐书》

用语生动
《北齐书》记载了不少当时口语,叙事生动活泼,如:
卷十二《高俨传》:“帝(后主,俨之兄)召俨,俨疑之。陆令萱曰:‘兄兄唤,儿何不去。’”
卷二三《魏兰根传》述魏恺迁青州长史,推辞不就,文宣帝高洋闻知大怒,对杨愔说:“何物汉子,我与官,不肯就!明日将过,我自共语。”待高洋见到魏恺时说:“死与长史孰优,任卿选一处。”魏恺答:“能杀臣者是陛下,不受长史者是愚臣,伏听明诏。”高洋对杨愔说:“何虑无人作官职,苦用此汉何为,放其还家,永不收采。”
卷二四《杜弼传》:“高祖大怒曰:‘小人都不知避人家讳!’”
卷五《高阿那肱传》记北周军进攻北齐,齐将安吐根在齐后主面前夸口说:“一把子贼,马上刺取掷着汾河中。”
这类例子很多。刘知幾赞扬王劭《齐志》多记当时鄙言。由于《齐志》为百药所参考,所以《北齐书》采用不少口语,大约是受了王劭的影响。
以史为鉴
《北齐书》贯彻了以史为鉴的宗旨。李百药自身经历过朝代更迭之时的盛衰变化,对于总结政治得失的经验教训是很有一些看法的。他在书中集中揭露了以高洋为代表的北齐统治者的淫逸残暴,总结了北齐灭亡的教训。如文宣帝高洋是开国之君,建国之初,还留心政务,注意兴利除弊以安定天下。过了六七年之后,他原形毕露,肆行淫暴。他征集妇女在宫中与从官淫乱,观之以取乐,又昼夜酗酒,酒后则以杀人为戏。为了满足奢欲,他不惜劳扰民众,使百役繁兴,民不聊生。对于臣下他肆行杀戮,结果把自己弄成了孤家寡人,把天下搅得不得安宁。高洋以后的政治状况也是“政塞道丧”、“主暗时艰”,结果等待高齐政权的就只能是败亡的命运了。《北齐书》详记了当时阶级斗争的情况,也有很突出的借鉴意味。在原书17卷中记载了杜洛周、葛荣、韩木兰、柴览、卢仲延、田龙、潘集、李延孙、张俭、路绍遵、刘盘陀、杜灵椿、陈暄、郑子饶等数次各族人民起义的事实。这些记载虽稍简略,却是研究东魏、北齐时期有关农民起义的重要史料。李延寿《北史》中有关东魏、北齐内容,基本上取材于《北齐书》,但删去了不少农民起义史料。在《尉长命附子兴传》、《任祥传》、《斛律羌举传》、《叱列平传》、《慕容绍宗传》、《薛修义传》、《封隆之传》、《高季式传》,共删掉《北齐书》中同传所载九次农民起义。另外,《北齐书》的《高市贵传》、《李元忠附李愍传》中所载五次农民起义,因《北史》未给高市贵和李愍立传,因而也失载。
《北齐书》记载的这些农民起义,有些规模是很大的,如《封隆之传》载,天平初“阳平民路绍遵聚众反,自号行台,破定州博陵郡,虏太守高永乐,南侵冀州”。可见其价值的珍贵。
关注思想文化
书中关于思想文化方面的记载也是丰富的。在科学技术方面,书中记载了信都芳和綦母怀文的事迹。从《北齐书》的记载中我们了解到:信都芳是个发明家,他明习算学,为发明之事常常废寝忘食。他著有《器准图》3卷,书中把古来浑天、地动、欹器、漏刻等发明汇编在一起,配上图样及文字说明,是一部可贵的古代科学发明史专著。綦母怀文是灌钢技术的发明者。他总结劳动人民的经验,发明了用生铁灌注熟铁之中的灌钢冶炼法,用这种材料制造的刀,能砍透三十层铠甲。通过《北齐书》,我们知道灌钢技术的发明在我国约有1500年的历史,比欧洲的炼钢法要早上1000多年。在学术思想方面,书中记载了佛、道二教在当时的流传情况,也反映了当时人们对此的一些看法。《樊逊传》记载樊逊评论二教:“……淮南成道,犬吠云中,子乔得仙,剑飞天上,皆是凭虚之说。……又末叶以来,大存佛教,写经西土,画像南宫。昆池地黑,以为劫烧之灰,春秋夜明,谓是降神之日。”
这样的思想材料是很宝贵的。书中的《杜弼传》反映邢邵反对佛教唯心主义的论辩,具有理论性质。邢邵继承范缜的唯物主义思想,对佛教生死轮回、灵魂不死等教义进行了批判。 他说“人死还生,恐为蛇足”,对生死轮回的说法加以否定。 他继承东汉桓谭以来用烛与火来比喻形神关系的说法,指出“神之在人,犹光之在烛,烛尽则光穷,人死则神灭”有力地回击了佛教灵魂不灭的谬说。邢邵的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一定地位。《北齐书》对此加以记述的意义则不言自明。
体例可取


高洋

《北齐书》在体例上也有可取之处。北齐朝建立于文宣帝高洋,但他的开国事业是由高欢和高澄奠定的。《北齐书》在本纪中首列《神武本纪》和《文襄本纪》,追叙北齐建国前的史事,既可交待清楚北齐建国的历史起源,又可补充北魏晚期的历史事实,是很得史学要领的。这种写法创始于陈寿的《三国志》,魏收写《魏书》改造运用了这一方法。李百药把它运用于《北齐书》的撰写之中,体现了他历史见解的卓越。
《北齐书》还具有叙事简要的特点。李百药修史态度认真,下笔不苟,对于琐言碎语及一些荒诞不经的史实,作了大量删削,这是本书的一个很大优点。但由于作者水平的缘故,捡起芝麻丢了西瓜的情况,在书中是存在的,这又成了书中的一个缺点。对此刘知几、王鸣盛、赵翼等史家都曾作过评论。
其中赵翼的说法比较客观一些。赵翼在《陔余丛考》中把《北齐书》和《北史》作了比较,举出实例论证这两部书在记事的繁简方面互有得失。因此从史料价值上看,二书长期并存,互相补充还是比较适当的。
《北齐书》贯彻了封建正宗思想。对于北齐政权的建立,书中作了一些神异的描写,如写高洋出生前有赤光照室,出生时“鳞身、重踝”,即位时“京师获赤雀”等等,以此证明封建政权的建立是天命所归,这是书中最主要的糟粕所在。
《北齐书》的列传中,存在着叙事年代紊乱的毛病,对此刘知几在《史通》中作过分析。
北齐政权中,皇族内部叔侄、兄弟相互残杀,使这个二十年的短命王朝换了六个皇帝。《北齐书》对封建统治者之间的权势争夺有较多的叙述。传本北齐书大部分出于后人所补,用北史补的部份,北史具在,而且补的人还常有删节,这部份基本上可有可无;另一部份用唐人史钞补的,虽也出于北齐书,但把原文删节得不像样子,除个别地方可供参考外,价值也很低。然而从五十卷全书来说,包括补缺部份在内,它留下了这段历史的比较全而的材料。其中保留下来的十七卷李百药原文,还保存了一些不见他书的有用的材料。此外,在具体叙事上,北史常有删改北齐书而错了的,也可凭本书纠正。如北魏末年的各族人民大起义是南北朝时期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一次武装起义,北齐书记载了各地起义军活动的材料,有一些在北史中就作了删削(李元忠附李愍传、叱列平传等)。
敢于直书
在唐初同时编写的各史中,北齐书对当时封建统治者的丑事记载较多。这是由于隋唐两朝继承北周,北齐是一个被战败灭亡的割据政权,被认为是“僣伪”,隋唐编写北齐史就相对地较少忌讳,同时也藉此证明周灭齐是所谓“有道伐无道”。北齐书之较多揭露性的记叙,也是同吸收王劭齐志的记载有关。刘知几说,王劭齐志叙事生动,语言通俗,这两点在北齐书中也仍然有所体现。
如卷九《皇后列传》述高澄妻元氏,“文宣(即高澄弟高洋)受禅,尊为文襄皇后,文宣渐致昏狂曰:‘吾兄昔奸我妇,我今须报。’乃淫于后。其高氏女妇无亲疏,皆使左右乱交于前。”宫闱中的禽兽之行代代相传。武成(高湛)即位后,又逼文宣皇后李氏淫乱,并威胁说:“若不许,我当杀尔儿。”卷八《幼主高恒纪》的记载反映出北齐灭亡之必然。后主高纬“不喜见朝士。自非宠私昵狎,未尝交语”。所任佞臣“各引亲党,超居非次,官由财进,狱以贿成,其所以乱政害人,难以备载”。“宫掖婢皆封郡君,宫女宝衣玉食者五百余人,一裙直万疋,镜台直千金,竞为变巧,朝衣夕敝”。除“增益宫宛”外,“又于晋阳起十二院,壮丽逾于邺下。所爱不恒,数毁而又复。夜则以火照作,寒则以汤为泥,百工困穷,无时休息。凿晋阳西山为大佛像,一夜然油万盆,光照宫内”。上行下效,官僚、地主也奢暴惊人。
卷二二《卢中传附子宗道传》载,卢宗道“尝于晋阳置酒,宾游满座。中书舍人马士达目其弹箜篌女妓云:‘手甚纤素。’宗道即以此婢遗士达,士达固辞,宗道便命家人将解其腕,士达不得已而受之。将赴营州,于督亢陂大集乡人,杀牛聚会。有一旧门生酒醉,言辞之间,微有疏失,宗道遂令沉之于水。”百药之父李德林入仕在北齐,并累迁至高官,但百药却大量揭露了北齐诸帝和官僚、地主的罪恶,并没有像一般封建史家那样曲笔掩饰。这是什么缘故呢?这一方面是反映百药对统治阶级的荒淫无耻行径深恶痛绝;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李唐皇朝视北齐和南朝各代为僭伪。暴露“僭伪”皇朝的“无道”,是希图反衬“正统”皇朝的“有道”。
《北齐》流传


二十四史

《北齐书》自北宋时即亡伏约三分之二,现存李百药原书只有卷四、卷十二、卷十六至廿五、卷四十一至四十五、卷五十,其他都是后人用《北史》等著作增补,这使《北齐书》的价值大大降低。然而,《北齐书》又毕竟是幸运的。这是因为,后人用以补成《北齐书》佚文的材料,主要来源于唐代史学家李延寿所撰《北史》中的北齐史部分。有趣的是,李延寿《北史》撰成于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年),上距《北齐书》成书仅二十三年;其时《北齐书》尚属完璧,而《北史》的北齐史部分则多采自《北齐书》。由于《北史》在流传中没有遭到损失,故后人据《北史》以补《北齐书》,在文字上虽非尽属李百药原文,但在内容上则不失存其本相。唯其如此,我们今天读的《北齐书》,署为李百药所撰,应是毫无疑义的。
《北齐书》的补表有:
万斯同:《北齐诸王世表》。
万斯同:《北齐异姓诸王世表》。
万斯同:《北齐将相大臣年表》。

历史观


李百药的历史观是较复杂的。《封建论》一文中所反映出的历史观,有进步的一面,如认为历史是发展运动的,郡县制代替分封制是必然趋势,统治政策应随时代发展而变化。但也有落后的一面,即较突出的天命论思想。如“臣以为自古皇王,君临宇内,莫不受命上玄,飞名帝箓”,“祚之长短,必在天时,政或盛衰,有关人事”。
综观《北齐书》全书中的叙事及论赞,百药对史事得失成败的看法是天命、人事并重。关于北齐亡国之原因,百药指出,文宣帝高洋“纵酒肆欲,事极猖狂,昏邪残暴,近代未有,飨国不永,实由斯疾”。武成帝高湛“爱狎庸竖,委以朝权,帷薄之间,淫侈过度,灭亡之兆,其在斯乎?”后主高纬“罕接朝士,不亲政事,一日万机,委诸凶族”,“卖狱鬻官,溪壑难满。重以名将贻祸,忠臣显戮,始见浸弱之萌,俄观土崩之势,周武因机,遂混区夏,悲夫!盖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自然之理矣”。这些分析都切中要害。但百药又认为天命也在起作用。卷八《幼主纪》之末,一连举四个例子说明天意,一是“武成梦大蝟攻破邺城”,“识者以后主(高纬)名声与蝟相协,亡齐征也”。二是“妇人皆剪剔以着假髻,而危邪之状如飞鸟,至于南面,则髻心正西。始自宫内为之,被于四远,天意若曰元首剪落,危侧当走西也”。三是“又为刀子者刃皆狭细,名曰尽势”。四是“游童戏者好以两手持绳,拂地而却上,跳且唱曰‘高末’,高末之言,盖高氏运祚之末也”。用这四个例子来说明齐亡征兆,显然是极牵强荒唐的。但百药却由此得出结论,“然则乱亡之数盖有兆云”。由于百药把天命和人事混在一起,主次轻重不甚分明,因而监修魏徵在《北齐书》帝纪后又写一总论,强调“天道深远,或未易谈,吉凶由人,抑可扬榷”。“抑又闻之: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齐氏之败亡,盖亦由人,匪唯天道也”。应当看到,百药较浓厚的天命论思想还受到其父李德林和王劭的影响。李德林仕隋时,曾为隋文帝劝降江南梁士彦及元谐,作《天命论》,宣扬“帝王神器,历数有归。生其德者天,应其时者命,确乎不变,非人力所能为也”①。王劭仕隋,屡屡上书言符命,取悦于隋文帝。甚至撰写专门著作,“采民间歌谣,引图书谶纬,依约符命,捃摭佛经,撰为《皇隋灵感志》,合三十卷,奏之。上令宣示天下”。李百药修史主要参据了李德林和王劭所著齐史,从《北齐书》来看,李、王的天命观对他有所影响。

诗歌列表


李百药诗歌意境

谒汉高庙》(纂尧灵命启)
《戏赠潘徐城门迎两新妇》 (秦晋积旧匹)
《文德皇后挽歌》(裴回两仪殿)
《王师渡汉水经襄阳》(导漾疏源远)
《晚渡江津》(寂寂江山晚)
《途中述怀》(伯喈迁塞北)
《送别》 (眷言一杯酒)
《秋晚登古城》 (日落征途远)
《句》(今日持团扇)
《寄杨公》(公子盛西京)
《火凤词二首》(歌声扇后出)
《和许侍郎游昆明池》 (神池望不极)
《赋礼记》(玉帛资王会)
《赋得魏都》(炎运精华歇)
《奉和正日临朝应诏》(化历昭唐典)
《奉和初春出游应令》(鸣笳出望苑)
《渡汉江》 (东流既瀰瀰)
《登叶县故城谒沈诸梁庙》(总辔临秋原)
《春眺》 (疲疴荷拙患)
《安德山池宴集》(朝宰论思暇)
《杂曲歌辞·少年子》 (少年飞翠盖)
《杂曲歌辞·妾薄命》(团扇秋风起)
《杂曲歌辞·火凤辞》(歌声扇里出)
《雨后》(晚来风景丽)
《咏萤火示情人》(窗里怜灯暗)
《咏蝉》(清心自饮露)
《郢城怀古》(客心悲暮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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