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生平
1867年10月25日生于广东名门望族，书香世家。
光绪壬辰（1892）进士。曾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戊戌变法时光绪帝曾破格召见，政变后被革职。
1898年冬任南洋公学管理译书院事务兼总校，注意译书的选题意义，改变原着重译兵书为译社科书籍。后任公学总理，1902年7月后辞职。
晚年的张元济
1901年，以“辅助教育为己任”，投资商务印书馆，并主持该馆编译工作。1903年任该馆编译所长。1916年任经理。1920～1926年改任监理。
1926 年任董事长直至逝世。他主持商务印书馆期间，组织了大规模的编译所和涵芬楼藏书，开创了私营出版社设专职专业编辑和图书资料以保证出版物质量。他所参与规划的《最新教科书》获得很大成功，同业相率仿效。
1915年开始筹备，1919～1937年动用国内外50余家公私藏书影印出版《四部丛刊》、《续古逸丛书》、百衲本《二十四史》3种丛书共610种近2万卷。他选书注重实用、母本讲究善本，以及传真版石印的组织，开创了古籍丛书翻刻、影印的新阶段。
1949年被特邀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被选为全国委员会委员。后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59年8月14日卒于上海。
和商务印书馆
张元济
从1901年34岁起，他将生命黄金段全部投给商务印书馆。经理——监理——董事长，他在自己给商务印书馆确定的“在商言商”的道路上，执著地走了整整半个世纪。
被慈禧太后推下“海”
用现代语言说，1898年，32岁的张元济是被慈禧太后推“下海”的。10月8日，即戊戌政变后第17天，张元济受到革职永不叙用处分时是总理衙门章京。这个职务相当于今天的外交部长助理，此时他任职正好一年。他并非康梁同党，连强学会都没参加，因为他信奉“君子不党”。被革职的原因，除了赞同维新外，还由于年轻有为。两年前他当刑部主事时，就办了个通艺学堂。这年6月16日，在颐和园玉澜堂，他与康有为作为维新精英被光绪帝召见。后来，他上过两个折子，主要是建议变法要统筹全局，新政衙门勿以旧人员充任。好在介入不深，无杀头之祸。
张元济此时官路未绝。他仕途一路春风得意，是秀才、举人、进士出身，26岁那年在保和殿参加殿试朝考后，选入翰林院庶常馆庶吉士，散馆后任刑部主事，官六品。虽然这次跌个跟头，但历史上受革职永不叙用处分者，后来仍从政或又复出的比比皆是，况且他做事认真，为人谨慎，朝廷各方面关系处理得都不错。光绪帝召见的第二天，他的上司、总理衙门大臣李鸿章就以微妙的方式向他“打招呼”。当时管学大臣孙家鼐举荐他当京师大学堂总办，可他藉口极力辞退。他同维新派关系也很生动。办《时务报》的汪康年与他是通信密切的至友，他不断向汪提供办报所需的京师内幕消息，代为发行刊物。他曾劝康有为出京办学或回籍韬晦，待时机成熟再行变法。他还着力调解过汪梁之间的矛盾，甚至在政变的第三天写信给汪康年，建议他尽早结束《昌言报》，并勉励他不要气馁，“自来变法莫不如是，惟望新党勿为所摇夺耳”。现在，可供张元济选择的路还是很多的。他可以投奔康梁，继续从事政治斗争；或者肯熬，有耐性，同样仕途未绝。因为他朝中有人，又有优势，才32岁，可以等，所需要的只是时间。
《张元济评传》
这也是中国近代现代史上的一个普遍现象。政治家、思想家在北京受了挫折后，大多要到上海来住一阵子。张元济受处分后，李鸿章派人慰问他，问他有何打算，他也说想到上海去谋生。几天后，李鸿章又派人告诉他：“你可先到上海，李中堂已招呼盛宣怀替你找事情。”
这年11月中旬，张元济来到上海。此时，两江总督刘坤一建议清廷对报馆采取缓和措施，以免各报均改外商招牌，而南京路市政厅那座铁房子里，刚从北京回来的光绪帝顾问李提摩太，正在充满感情地演讲紫禁城里的那场政变。
盛宣怀将他领进出版业
盛宣怀接待了张元济，安排他筹办南洋公学的译书院，这使他涉足出版业，并结下终身不解缘。他有一位知交，是几个月前充当汪梁调停者的天津《国闻报》主编严复。百日维新时，光绪帝也曾专门召见过严复。戊戌政变后，严复一心想做些理论建设工作，“屏弃万缘，惟以译书自得”。张元济革职南下途经天津，二人还见面叙谈。现在，出版者与翻译家都找到了各自的角色。译书院出版了严复翻译的亚当·斯密的《原富》，即《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后来，严复译的J?密尔《论自由》和《社会通诠》等，都由张元济组织出版。当时一般译稿千字2元，《原富》15万字，南洋公学按千字13.3元标准支付2000元，再给印数20%版税。此后张元济在商务又按书价40%付版税。中国没有谁肯出如此高的版税。这使严复著作的读者涵包了几代中国人。1901年初，张元济接任南洋公学总理。可3个月后，他就辞职了。
张元济书写的对联
他在上海住了两三年，开埠城市的熏陶与冲击，百日维新的沉痛教训，使他这个从北京最高层革职下放官吏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李鸿章由广东北上议和在上海停留，他去拜访过李鸿章，劝李不必再为朝廷效命。李鸿章说：“你们小孩子懂得什么呀！我这条老命还拚得过。”历来精明识人的李鸿章此次说错了，三十几岁在京师官场算是孩子，尚得仰仗老人鼻息生存，但在商埠却可以是独立的人。张元济走出官场已经两年，他要自己把握自己的命运了。他反思过办北京通艺学堂与南洋公学特班的英才教育实践。戊戌六君子临刑时，通艺学生竟面有喜色者。当时他真惊诧，现在却明了了：“念念在育才，则所操者狭而所及者浅”，要做到“无良无贱，无智无愚，无长无少，无城无乡，无不在教育之列”，“必重普通而不言专门，则必先初级而不可亟高等”。他更反思过百日维新，晓得自强救国要“民智大开”的人很多，但更多的是不着边际的慷慨激昂，所缺少的是脚踏实地的行动。他已明白并看清了自己该走哪条路。
他选择了商务印书馆
大商埠恰恰为张元济这样的下海者提供了契机。1887年初——即张元济来到黄浦滩的11年前，一位23岁的美国以
商务印书馆漫画
美会传教士、日后将成为中国最大报纸《新闻报》的老板福开森比他更早地踏上了上海滩，而著名的广学会（原名为同文书会）亦在这一年创办，还有南京路大班哈同首次当选为法公董局董事，直隶总督李鸿章在上海《申报》大做铁路招股广告《招股开路示略》，上海知县则在市面严禁洋厘空盘买空卖空。都市之运，正是如此一番林林总总互不相干的事件所神秘地组成。这年南京路会审公廨（现南京东路第一食品商店处）前，数十幢朝北的旧房，忽然热火朝天地大兴土木改造工程，临街屋峻墙高一如西式，门额高悬出一个牌号：蜚英馆。
这是一个新式的采用蒸汽机石印法的印刷馆，内部分设总帐房、会客厅、总校处、绘图处、裱书处、钞书处、画格处、描字处，以及照相房、火轮印机房、印稿房、校书房、磨石处、积书处、装订处，等等。蜚英馆石印局的老板李盛铎，是个很有钱的年轻人，他的父亲在扬州做官。《申报》从1887年开始，便为南京路这家新开的印刷馆，连声大唱赞歌：“其装璜之古雅，校对之精良，更不待言，诚书城之奇观，文林之盛事也……金钱飞去，汗堆牛背之书矣。嘻，盛矣！”而英文《北华捷报》1887年10月13日却这样报道：“本埠南京路有一家中国商人开的印刷馆，它的汽笛颇引起很多人的烦言。最近应几位外国人的请求，工部局当局于星期五已命令他停止这使人厌恶的东西。”然而，未使这家规模颇大的新式印书馆垂名史册的，不是工部局关于汽笛的禁令，而是蜚英馆与同期上海滩蜂拥而至的大小印刷馆一样，所印大多为八股时文与考试用书，如《五经戛造》、《大题文府》、《大题三万》、《小题十万选》之类，“当时非不风行，士子辄手一编；迨科举既废，遂不值一钱矣”。
《张元济书札》
对于当过总理衙门章京的人来说，这个下海的契机是很小的。他的挚友汪康年经办从《时务报》脱胎而出的《昌言报》，以及译书院所出严复的著作，都是在与南京路相邻的北京路一家规模远远小于蜚英馆的印刷馆：商务印书馆代印的——它只是一家小印刷厂，由鲍咸昌、夏瑞芳这两个英文报馆的排字工人创办，最初集资者7户，艰难地筹备了年把时间，又凑又借搞到3750元，日前已开张4年。但张元济起码注意到这些：这个不起眼的小厂讲究质量，对技术精益求精，4年时间资财增值7倍，当时一般图书成本不及售价25%，例如一本线装40双页的西学书，成本5分，却可卖二三角钱，印刷出版利润很高，大商埠新书新报多，机器印刷业前景广阔。《北华捷报》1889年5月25日发表了一篇评论《中国的石印业》，“印书如此便宜，对于一个大家喜欢读书的国家来说，是一件幸事”。因此，在交卸南洋公学总理时，张元济毅然加入商务印书馆。
当时，他蛮可再去找李鸿章或盛宣怀，他们是北京城与上海滩叱咤风云的官僚大老板，能为他谋个生财肥缺。他不乏机遇，却偏偏选择了商务印书馆，除了对效益、市场及前景的估价外，更重要的是为实现抱负志向。
“编小学教科书要比进京做官高一层”
宦途官场上未实现的，张元济要在商场中实现。他早在1899年，就有个译书计划：“门类以政治、法律、理财、商业为断”。南洋公学是个“准衙门”，本来办事就很掣肘，又加上那个当监院的美国人福开森极为跋扈，连写信都以校长自居，什么事处处要管，使他无法实现自己的计划。现在，他在书馆主持编译事务，可以放开手脚了。正好这年清廷下诏实行“新政”，废八股，改书院为学堂，他立即抓住机遇，选择学校教科书为突破口，在两年内就出版了90余种这类书，其中教科书《文学初阶》有些内容沿用至40年代，《中国历史教科书》1955年还再版。1904年，商务印书馆推出《最新国文教科书》。这本书只登了一天广告，第一册出版未及三天14000册就卖光了。
在此后至辛亥革命时期的10多年里，全国各地（包括台湾），学生大多使用这套课本，这本书占全国同类书发行量的60%。1905年12月，根据张元济的建议，书馆董事会通过决议，进一步扩大教科书的编辑出版。至辛亥年，商务印书馆出齐了初小、高小至中学各年级的各科课本，共375种，801册。这是清廷许多大臣想办，但任伺一个大臣没办到的事!张元济实现了自己“扶助教育”、“民智大开”的初衷。
果然，时势风云，张元济仕途未绝。1904年，在商埠《中外日报》刊出《最新国文教科书》广告的三个来月后，慈禧70整寿“恩泽天下”，戊戌变法间革职的除康、梁外一律官复原衔。紧接着有人荐举张元济出任外务部、学部、邮传部、度支部各职。时年他38岁，正是官场上奋马扬鞭的黄金年华。汪康年也劝他重新出山，他权衡了利弊，回信说：如今时势，断非我一无知能者所可补救。若复旅进旅退，但图侥幸一官，则非所以自待……弟近为商务印书馆编纂小学教科书，颇自谓可尽我国民义务。平心思之，视浮沉郎署，终日作纸上空谈者，不可谓不高出一层也……
张元济觉得，编小学教科书要比上北京做官高一层。事情就这样怪，想做官的做不上，不想当官的偏让你当。有人还是保举他出任学部左参议，函电频催他去北京报到，可他一拖再拖，讲清“到京之后决不久留”。不久，张元济调任外务部员外郎兼储才馆总办，他没就任却回到上海，又去欧美、日本考察教育。以后清廷陆续委任各职，他实际都没就任。1911年内阁总理庆亲王奕向摄政王载沣面保张元济办学务，他却向奕提出“移买枪炮钱办教育”，自然没有结果。辛亥革命后，张元济仍然官运亨通，袁世凯的熊希龄政府组织“人才内阁”，熊想请张出任教育总长，他自然不感兴趣，他已绝了官念：好马不吃回头草。
商务馆之魂：在商言商
“在商言商”。张元济下海后义无反顾。从1901年34岁起，他将生命黄金段全部投给商务印书馆。经理——监理——董事长，他在自己给商务馆确定的“在商言商”的道路上，执著地走了整整半个世纪。他是商务印书馆的灵魂。作为舵手，他小心翼翼地驾驶商务馆这条船绕开政治漩涡。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12日消息传到上海，14日张元济通告商务馆各部门，除英汉语读物外一切在编、排、印的书稿全部停下，27日他要求迅速收集编写辛亥年粤、鄂、川三省革命纪，接着又编写革命党小传。除了本人立场外，这里有一种出版商的直觉与本能。1919年4月，他拒绝了前来接洽出版的《孙文学说》，因为孙中山是北洋政府的通缉犯；这使孙中山很不高兴。
也正因如此，在漫长的半个世纪里，张元济一直注意保持商务股票不落入有政治色彩很浓人的手里，许多政治力量想控制商务馆始终没能如意。同时，他又始终保持了商人创业的艰苦砥砺精神。他没烟酒嗜好。他在火车轮船上辑校古籍。尽管商务馆每年印书要用30万令白纸、营业额上千万，但他除社交信件外，几十年如一日地用纸边或背后空白的废纸写信拟稿，一个信封用几次。“在商言商”，他使自己与商务馆都保持了独立的商人精神与商业品格。
商务印书馆在迅速膨胀。有钱好办事，能实现更大更多的人生抱负。张元济以商务馆为依托，集出版商、教育家、图书馆主、报人、普法宣传者、革命党人的资助者、古籍校勘收藏家于一身。早在1902年，他就从经济上支持南京路福源里的蔡元培爱国学社，蔡前后两次去德国游学，张都按月以稿费名义由商务支付生活费用。商务印书馆有一些拿干薪不上班的人，如章太炎和蔡元培即是。1905年，上海宪政研究公会成立，该会200多会员名单中有张元济等14名商务馆的资方与高级编辑。到辛亥革命前，商务馆出版各国宪法、民法以及讲解城镇地方自治书籍70多种，其中《汉译日本法规大全》80册。
1905年，商务馆又出资创办师范讲习班，张元济负责教学监督，前后共办两年。1910年～1917年，由张元济、严复等7人发起举办师范讲习班，共3期，入学学生遍及全国22行省近9000人，毕业1960余人。1915年，张元济为社长的商务印书馆函授学社创办，前后30年，科目有英文、算术、商业、国文、图书馆等。据1930年6月1日《纽
前商务印书馆张元济先生辑印“百衲本廿四史”
约时报》可能有些夸大了的报道，“三万二千个中国人曾在那儿毕业”。他还在1902年集合同志创办我国研究国际问题最早的杂志《外交报》。商务馆1903年创办了中国第一份文学期刊《绣像小说》，1904年创办了《东方杂志》，嗣后，商务馆的《小说月报》培养了巴金、丁玲等五四以来的一代著名作家。1910年、1911年，他还先后创办了《政法杂志》和《时事新报》。
1926年，商务馆成立30周年，张元济提议将该馆藏书楼涵芳楼改名为东方图书馆，对外开放。该馆是占地2600平方米的，5层大楼，仅方志就有2640多种，25600多册。据当时统计，每年约有三万多人次的读者。商务馆还收集整理影印了许多珍贵的古籍。例如《百纳本二十四史》共3301卷，分订820册，张元济从1918年起准备工作用了10年，印了8年。到解放时，商务馆保存的藏书中有574种精品，其中宋元版182部，共17130卷6120册。
编辑思想
编辑的宗旨——普及教育，开启民智。
张元济在参与戊戌变法时，便树立了昌明教育、开启民智的理 想，举办“健社”、“西学堂”，后任职于南洋公学堂。但在腐败的旧中国，这种通过政治途径进行改良的理想，没有最终实现的可能。于是张元济选择了商务印书馆，通过编辑出版这条更为实际的道路来 实现他的智民之举。
通过对编辑文化功能的认识，张元济确立了他的编辑宗旨，即“以扶助教育为己任”。 他 认为，办教育就应当编辑出版编写得体、符合教育教学规律和适合我国国情的教科书。张元济提出，要杜绝当时的两种通症，一是滥读四书五经，一是用洋人课本。要为中国办现代教育，就不能采用四书五经和那些宣传基督教教义的课本，要采用西方的各种学术，和我国的国民素质、习俗、宗教、政体等结合起来编新的课本。博采众长，推陈出新，是张元济编辑教科书的主导思想。
张元济不仅重视知识的灌输，而且注重新式教科书修身养性之功用。他认为，编制中小学教科书，尤其是中小学修身教科书，是培养国民新的伦理道德的最有效的措施。以商务的第一种新式教科书《最新教科书》为例，课本内容以提倡爱国、提高民族素质、宣扬中华传统美德 、普及科学知识为特色。通过学习本国历史，“以养其爱国保种之精神，而非欲仅明了盛衰存亡之故”， 发挥新式教科书使“教者不劳，学者不困，潜移默化”的教化作用。在他的努力下，商务印书馆先后出版了《最新国文教科书》、《中国历史教科书》、《共和国课本新理 科》、《最新格致教科书》等一系列教科书。直到解放，商务印书馆的教科书占全国市场的 6/10，为普及新知，推动近代中国科学和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昌明教育生平愿，故向书林努力来”， 成为张元济开启民智、传播新学的编辑宗旨的最好写照。
编辑的创新意识——敢为时代先
1919年新文化运动兴起之时， 张元济提出了“喜新厌旧主义”。 19世纪初，西学开始传入中国。张元济早年曾进翰林院，饱学中国古典文学。而他作为一个编辑家，却积极接受和传播了新思想，充分体现了他“喜新厌旧”的编辑思想。他重视西方政治法律思想的译介，编辑出版了严复的《天演论》、 《群学肆言》、《社会通诠》、《法意》、《日本法规大全》等，还推出《帝国丛书》、《政学丛书》、《商业丛书》、《战史丛书》等一系列介绍西方情况的丛书。同时他还主持编 辑了《东方杂志》、《绣像小说》、《教育杂志》、《小说月报》等顺应时代潮流的刊物。这些活动都充分体现了张元济与时代结合的编辑思想。在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 ，编辑面临着知识老化、思想观念陈旧的问题，我们应当借鉴张元济的编辑思想，以宽容之心和发展的眼光来对待新事物，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以实现编辑主体的现代化。
其次，编辑不应仅局限于顺应潮流，更应有超前的意识。敢为时代先，开时代之先河，这才是开拓创新的真正要义。1902年清廷发布新学堂章程后，各地新式学堂纷纷创办，而他们使用的教材仍是文言古文。张元济以编辑家敏锐的眼光，看到新式教科书将是时代所需， 立即与高梦旦、蔡元培一道编写了《最新教科书》，包括国文、修身、珠算、笔算、格致 、理科、农业、中外地理等，风行全国。直至1906年，清政府学部才公布第一批初等小学教科书暂用书目，在公布的102种书目中，商务版占54种。新式教科书的编制实为张元济的创举，他开启了近代中国出版新式教科书之先河。
对注音字母的普及推广，也体现了张元济的开拓精神。他认为，“注音字母亦促进教育之一事”。由于他的重视，商务印书馆在1919年9月率先推出国内第一部《国音字典》和《国音学生字 汇》，当时的教育部却在两个月后才正式公布注音字母。次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法国语教科书》，首册即是以注音字母为内容，作为在初级教育中推广注音字母的教材。1921年上半年，又出版了《国音学讲义》、《实用国音学》、《国音方字图解》、《国音浅说》 、《注音字母片》等十余种书籍。从这些举措中可以清楚看到张元济不泥常法、勇于开拓 的编辑思想。 编辑的创新活动，是编辑主体意识最突出的表现，它有助于出版社树立品牌、形成特色。正是由于张元济的不断开拓创新，编辑出一大批有鲜明时代色彩的图书，商务印书馆才成为晚 清以来传播新知新学的重镇，从而在中国现代社会思想和学术变迁过程中产生深远的影响。
义利之于编辑——有所为有所不为
他的编辑原则十分明确：有利于提高国民素质的书一定要出，于国民无利甚至有害的书坚决不出，即有所为有所不为。为了扶助教育，“学术之书，他家力 量所不能出版者，本馆可以多出。欧美名著已译成多种，尚可继续进行。现在编译百科全书 ，一二年后当可出版。” 整理编校古籍，更是为了使古代文化精华“化身亿万饷世人”。是时图书市场充斥着如《星期六》之类专门迎合低级趣味的小报和杂志，他是从不肯为了赚钱去编辑出版这些荒诞低级、黄色淫秽的书刊的。
张元济的编辑宗旨是坚定的，即普及教育、开启民智，但作为一个实业家，他也并不讳谈“ 利”字。1901年张元济编辑出版了严复译的《原富》，书中阐述了广义的“理财之道”，认为文明的利己和道德公义之间并无鸿沟，企业家建设性的努力富强国家与利己是一致的。这实 质上成为他“兼济义利”编辑思想的理论基础。张元济十分重视广告的作用，以实现良好的 经济效益 。以花费他三十年心血的《百衲本二十四史》(以下简称《衲史》)这部巨帙为例 ，1932年11月4日张元济在给 丁英桂的信中说，《东方杂志》所登《衲史》广告“仍战前之言，殊有不合，赶紧停止，改 撰 ”，“以后关涉是书广告,务先送敝处看过再发，以免歧误”。在张元济的指挥下，商务印 书馆在 《申报》上大造广告声势，超过各家同行。1930年6月1日《申报》头版用整版篇幅刊登《衲 史》广告，6月中旬到8月底，每两三天就在头版登半版广告。广告不仅是一种重要的促销手段，其内容设计也应多样化。 《衲史》在《申报》上印上了百衲本与殿本对比的校样，内容每次更换，还附有北平、南京、沈阳、汉口等地报刊对《衲史》的评论摘要。此外还印制大批《衲史》校样，采用与《衲史》同样的六开线装本，内容除序言之外，有各 史版本介绍，还特别在各史中选出一二页样张，用红线划出殿本缺、脱、错误之处，在栏 外再用红字作说明，使读者对两种本子的优劣一目了然。样本一面有目的地分赠各地藏书家 、学者、学校、图书馆，一面放在发行所及各分馆营业大厅，任凭读者索取。张元济的多种营销手段，对销售《衲史》起了很大作用。据1930年9月17日张元济致傅增湘信中所载，《 衲史 》仅发售预约就售出一千余部。
在张元济所处年代中，书业界同样存在着激烈竞争。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两大书业巨头的竞争一直持续了三十几年。面对竞争，张元济坚持重义轻利、义利兼顾，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编辑原则，实际是追求一种大利：即既注重图书的学术价值和文化品 位 ，又与市场紧密联系，实现文化追求与商业利益的结合。因此，市场竞争不应成为有些编辑舍弃文化价值的借口，竞争是对编辑提出更高的要求，即编辑要兼具文化意识和市场意识 ，张元济重义轻利、义利兼顾的编辑思想值得我们借鉴。
编辑工作的重点——图书的质量
张元济认为，图书质量是衡量编辑人员水平的重要标准。他在编辑活动中，把图书质量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这一点突出表现在他对古籍的编校过程中。由他组织编纂的《四部丛刊》、 《 续古逸丛书》、《百衲本二十四史》、《丛书集成初稿》四大丛书，在我国文献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编校质量的精良，为世人所称道。
整理古籍，选择善本很重要，找不到较好的本子做底本，就会以讹传讹。张元济以“书贵初刻” 作为选择底本的原则。在“书贵初刻”的同时又不能拘泥于宋元旧版，不同版本必须经 过反复对比，择善而从。有的明嘉靖、隆庆以前复刻的宋本“其字清朗，首尾完具，学者得之， 引用有所依据”，就应当取明本而舍弃过于模糊残缺的宋元版本。他在搜访善本方面，可谓不遗余力，“求之坊肆，丐之藏家，进走两京，远驰域外。每有所觐，辄影印之。后有善者 ，前即舍去。积年累月，均得有较胜之本”。
张元济编校古籍，不仅要求书籍内容精确无误，而且对装帧也十分讲究，重视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他主张版框四周空白“俱宜宽展，否则蹙紧眉头，令人一见烦恼”。 他反对“借口推广文化，谓出版之事，不惟其精而惟其廉”。 在准备影印《册府元龟》时，他认为 《册府元龟》“本甚精湛，但晒出样张，大为减色”， 要平版厂邀请懂化学的人研究改进。《居易堂集》抄补缺页，他嘱要模仿原书字体补全。他发现《太平御览》格子过小，行数甚密，过于束缚，殊欠生动，要平版厂重写，“将格子放大，落笔较为自如”， 对其所用纸张，主张“选最为适宜之品，不宜省钱”。
在出版界安身立命
戊戌变法的失败使张元济认识到，“任何政治改革强加于冷漠、毫无生气和愚昧无知的大众，必然毫无结果”。
张元济传--出版巨擘
而救治的良方，只能寄希望于自下而上逐步改良教育、培养人才、传播新知、转变风气，这才能给变法提供一个稳固的基础，最终取得社会的进步。这样的躬身反省，培植了他后来选择与教育紧密相关的出版作为终生事业的思想根基。1898年10月，被贬黜的张元济离开京城，在李鸿章的推荐下，来到了“新学枢纽之所”的上海，任南洋公学译书院院长，而其主要的工作，则是翻译出版西学书籍。这使他有机会结识了到处寻找印刷生意的商务印书馆创办人夏瑞芳，二人一见如故。
世间的事充满偶然与必然。如果不是夏瑞芳有借重文化人的心思，如果不是张元济的思想有了改变，他们的相遇也不会促成现代出版业重镇——商务印书馆的崛起。1902年，受夏瑞芳的热情邀请，张元济毅然辞去南洋公学职，到商务印书馆任事。张元济的到来，为早期商务的发展确立了新的方向。商务的主体业务逐步由印刷转变为出版，并渐及其他与教育相关的事业，例如兴办学校、创办图书馆、制作教具仪器、拍摄电影等。张元济的个人地位和声望，也给商务带来巨大的作者资源，在与知识界、政界，尤其是教育界的紧密联系中，商务猛增了许多声名烨烨的合作者。有论者说，这是近代传统士大夫与工人阶层、文人与商人成功合作的鲜见例子。
张元济“以扶助教育为己任”，到商务印书馆做的第一项工作就是编写适应现代教育的教材。20世纪初叶，新式学堂纷纷设立，但接踵而至的问题是师资和教材的极度匮乏。张元济曾有通艺学堂和南洋公学办学的经验，对时势的敏感，使他果断抓住机会，以教育热情和专业意识，推进教科书的编撰。他主持编写的“最新”系列教科书，以其完善的内容和形式，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当时的教育革新。正是这套以全民教育为目标，按照教育原理编写而成的教科书，奠定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基本格局。也是这套行销全国、一印再印的教科书，奠定了商务在出版业中的优势地位。
教科书的成功，使张元济更加坚信了出版于教育的意义，也坚定了他把商务印书馆作为自己安身立命之处。1904年，汪康年转告张元济，说清廷拟请张元济出任外务部职事，张复信辞谢，表示进入商务后的心情是踏实的:“弟近为商务印书馆编纂小学教科书，颇自谓可尽我国民义务。平心思之，视浮沉郎署，终日做纸上空谈者，不可谓不高出一层也。”类似的辞官事件还有1907年辞外务部、邮传部任职，1913年辞熊希龄内阁教育总长职;类似的表达还有1917年致蔡元培信:“盖出版之事业可以提撕多数国民，似比教育少数英才为尤要。”在张元济的心目中，商务印书馆已成为他事业的重心、人生的园地和实践自己素志的好地方。
从张元济留存下来的日记来看，记载的内容也确实大多为出版事务，而且颇为细碎琐屑，从制定馆务规则、购进新式机器、图书销售发行，到某人违纪应予处分等等，涉及企业经营的各个环节。张元济以文化人的身份投身实业，实业家的身份又使他力避“务虚”，脚踏实地做好每一件事，所以章锡琛说他“没有丝毫官僚习气，他在编译所中，每天总是早到迟退，躬亲细务，平时写张条子，都用裁下的废纸，一个信封也常常反复使用到三四次以上”。
张元济“事无巨细”、“面面俱到”的事务主义工作方式，从一个侧面颇能反映他做事为人执著的一面。但与此同时，张元济还有他超脱的一面。他意识到自己的局限，包括精力的有限与思想资源的有限。在五四新思潮蓬勃兴起的时候，他一方面尽量跟上潮流，另一方面则心生退志，照他的说法是“引避贤路”。1920年春，他五十五岁，宣布辞职引退，而且没有商量余地。在答复孙壮、孙伟的信中，他谈到辞职的根本动机:“……吾辈在公司几二十年，且年逾五旬，体力均非健硕，岂能永久任此繁剧。亟宜预备替人，培植新进，以谋公司可久可大之计。……且吾辈脑力陈旧，不能与世界潮流相应，若不引避贤路，恐非独于公司无益，而且于公司有损。弟实不忍公司陷于困境，而志不得行，故毅然辞职，以为先去为望之计。”这样的“老计”，是含有他对时代进步的自觉认识，体现了一个承上启下的历史前行者的情怀。
1926年，按中国传统算法，张元济60岁，他坚决辞去了商务印书馆监理职务，算是正式卸职退休了。虽说不久后又被推选为董事会主席，对公司事务仍居顾问之位，但毕竟有更多时间专心于他喜爱的古籍校理和出版工作。影印古籍为张元济早就留心之事，早在1904年他即为商务印书馆构筑收藏古籍的涵芬楼，大量搜罗善本典籍，一方面是为商务影印古书提供版本保障，另一方面也有抢救文化遗产，避免母邦文献流入异土的可贵意图。1920年前后，影印出版大部头古籍的条件渐趋成熟，在张元济主持下，商务印书馆及时辑印了《涵芬楼秘笈》、《四部丛刊》、《续古逸丛书》等大部古书，为商务印书馆赢得了良好的声誉和可观的收入。他在其中担当的角色不仅是一位内行的出版者，而且还是一位卓越的版本学家，亲自参与整理古籍，在版本、校勘方面显示了深厚的旧学功底。1926年从监理位置上退休以后，张元济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百衲本二十四史》的版本淘漉、校勘整理、影印描润等烦难而琐细的工作中。该书1930年开始出版，因“一?二八”事变一度中断，直至1936年才告竣。它在史书出版上所具有的承先启后作用，是毋庸置疑的。1948年8月，张元济被选为当时的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隶人文历史学科，当选的原因是“主持商务印书馆数十年，辑印《四部丛刊》等书，校印古本史籍，于学术上有重大贡献”。
1936年，张元济70岁。由蔡元培、胡适和王云五发起，收录当时二十多位文化界名人学者在各自领域的学术论文，编印了《张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纪念论文集》，以此特殊方式为这位出版界前辈祝寿。在“征文启事”中，张元济被朋友们称为是“富于新思想的旧学家，也是能实践新道德的老绅士”。这是对张元济一生思想性格和文化态度的高度概括。趋新而不躁进，温和而不保守。在这点上，张元济与他的好友蔡元培颇有相似之处。当年蔡元培到北京大学当校长，一方面引进胡适、陈独秀等新人物，另一方面又在“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下，使各方面学者同流并进，为北京大学确立了一种非急功近利却有助于学术、人格发展的文化精神环境，进而开创了中国现代学术和思想的新纪元。张元济主持商务编译所多年，同样在大力引进新人、擘画出版方针时，注意中西文化的融会贯通，既关注西方文化学术思想的译介，又着力传统典籍的整理，新与旧，中与西，并行不悖地共存于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物结构中，从而使商务印书馆别具一种有容乃大的恢宏气度，进而引领了新式出版文化建设的新方向。这一南一北两个最重要的学术文化机关，一个作为我国最高学府，一个作为我国最大书局，一起奠定了中国近现代新文化的基础。
与上海交通大学
在交通大学的历任校长中，第二任校长张元济是一位颇具传奇经历、对教育文化事业及祖国文化的保存和传播有大贡献的人物。
1899年初，张元济到达上海后不久，便应盛宣怀的邀请，出任南洋公学（现在交通大学的前身）译书院院长(据张元济说，盛宣怀邀请他是由于李鸿章的推荐)。自此，张元济开始了他在南洋公学3年多的工作历程。南洋公学译书院初创时院址设在虹口，同年秋迁往提篮桥。张元济先后主持编译了物理教材：英国莫尔旦的《格致读本》、法国包尔培与英国保罗伯德台合著《中等格致读本》；历史方面的书籍有英国索米尔士的《万国通商史》、勃克鲁的《英国文明史》，日本松平康国的《美国宪法史》等，实用科学有《社会统计学》几种书籍。
1901年初，张元济兼任公学代总理。接任后，他便致力于公学特班的筹办。张元济亲自主持特班的招生考试，先笔试，后面试，共取学生42名，都是二三十岁，在中国文学方面有相当根基的人。
张元济雕像
张元济对师资非常重视，认为一个作为尝试性质和尖子的特班，必须有一流的教师。其时，张的老友蔡元培从绍兴到上海。蔡虽未像张那样参与维新活动，但同情维新派。他认为康梁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事先不培养革新人才，希图以少数人取代政权，此为致败原因。这一观点与张吻合。故张请蔡出任特班主任，两人一拍即合。特班另聘王舟瑶、赵从蕃为教习。
张元济在南洋公学任职时期，特别是代任总理期间，工作繁重，加之路远耗时，他平时住宿在学校里，极少回家。他时常直接找学生谈话，询问他们的功课。蔡元培任职后亦在校内住宿，两人常作彻夜长谈。
当年南洋公学学生平海澜后来曾回忆张元济在南洋公学的情景：张先生励精图治，真好。他是非常爱研究学问，勉励先生读新书。譬如本来我们是读《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御批通鉴辑览》等旧书的，他改掉了，教我们读严复的《原富》。他的教法，读一遍，一遍读了好几页，马上就回答，那么我们小孩子怎么答得上呢——十三四岁读《原富》！从这段回忆中可知，张元济在南洋公学是倾心尽力的，并对教学的内容和形式作了改革，其目的是培养学生的现代意识和爱国思想。
后来，因他的办学思想与监学美国人福开森不合，1901年5、6月间，他便向盛宣怀请辞，未被接受，8月坚辞代总理职，专任译书院院长。1903年，南洋公学由于经费短绌，译书院及东文学堂停办。张元济遂离开南洋公学，加盟商务印书馆，开始了其人生的又一重大转折。从此，他把自己全部的精力投入到出版事业中，直至终老。
与毛泽东的交往
张元济与毛泽东的交往始于1949年9月。当时新中国成立在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召开，张元济这位为中国现代出版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的爱国老人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
9月19日，毛泽东邀请张元济同游天坛，陪同游览的还有陈毅、刘伯承、粟裕等。一路上大家兴致勃勃，谈笑风
毛泽东与张元济(前左三)等人共游天坛
生，并合影留念。休息的时候，毛泽东请张元济坐在身边，问他早年在京做官时是否来过这里。张元济笑着回答：“这是皇帝敬天之处，我那样的小京官岂能来此？”毛泽东听了爽朗大笑。毛泽东还问了一些他早年参加戊戌变法，以及光绪召见时的情况。谈到商务印书馆，毛泽东说商务出版的书有益于人民大众，他读过商务出版的《科学大纲》，从中得到很多知识。毛泽东还说，商务出版的《辞源》，他在延安时总是放在案头，写作时常常翻阅。10月11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约见张元济，并共进晚餐。张元济向毛泽东建议，要想国盛民富，必须发展农业生产，毛泽东表示赞同。
1950年底，张元济得知西藏和平解放，他怀着喜悦的心情于12月30日和次年4月15日、5月26日、8月29日四次写信给毛泽东，并先后寄去“告存诗”《积雪西陲》和古诗《西藏解放歌》。毛泽东复信对这两篇诗作给予高度评价。他们之间前后通信共有十多次。
1952年底，上海筹建文史馆，中央决定请张元济出任馆长。但张元济因偏瘫床榻，没有同意。翌年春，陈毅市长两度到其榻前转达毛泽东指示：“上海文史馆首任馆长非其莫属”。他不再推辞。
1958年春，周恩来总理到上海视察，特地去医院看望病情日趋严重的张元济。当周恩来对他说“主席特托我来探望您”时，张元济脸上流露出欣慰之情。一年后张元济谢世。
卖字
太平洋战争打响，上海“孤岛”沦陷，商务印书馆本部早已迁到后方，上海的商务发行所和各工厂都被查封，书籍被抄走460万册，铅字50多吨，启封时发还的只是一小部分。
张元济仍留在那里苦撑危局，既不向日伪当局注册，更拒绝日伪的“合资”、“合作”，只以印刷一些旧版书籍
民国时期的张元济
和古籍勉强维持营业。他自己的家庭境况也日益窘迫，连为数不多的善本书都陆续卖掉了。即使如此，他也从来没想过要低头。大约1942年初，两个日本人前来求见张元济，他在对方的名片背后写下“两国交战，不便接谈”八个字，拒绝见面。他与汪精卫本来有私交，上世纪20年代，他去广州，汪曾陪同他拜谒黄花岗烈士墓。当汪与日本人合作后，他就不再与其有任何来往，汪托人带来与陈璧君合著的《双照楼诗集》，他嗤之以鼻，始终不予理睬。
在一位亲戚的建议下，张元济开始卖字，他写给商务天津分馆经理的信中说：“上海百物昂贵，生计大难。弟今岁起以鬻书度月。”他参考当时书家的润例，制定一份“鬻书润例”，除了请京、津、杭等商务分馆分发润例、代收写件，还将书法交给荣宝斋、朵云轩、九华堂、汲古阁等书画店代销。当时他刻有一枚图章，有“戊戌党锢孑遗”字样。他孙子张人凤记得，每隔几天，他就要在饭桌上写几件书法作品：“祖父用一个圆形的大砚台。竹制的笔筒内插满了大大小小的毛笔。他写得最多的是对联。先将裁好的宣纸摺成七格，在饭桌上铺好厚厚的几层报纸，再将宣纸铺上拂平，然后挥笔。有时我站在旁边看着他写，有时站在他对面，写完一个字，帮着将纸向前挪动一点。祖父有几本楹联手册之类的东西，可能是根据求字人的身份、爱好，挑选词句。他挥笔时，我们在旁边是不能说话的，写完了，可以向他问长问短。”
汪伪政府的浙江省长傅式说附庸风雅，托张元济的一位亲戚送去一幅画卷，请他题字，还附有11万元的支票，他从支票的印章发现是傅式说，马上断然拒绝，退回支票，修书一封，其中说：“是君为浙省长，祸浙甚深……以是未敢从命”。
出版物以及著作
张元济致力于引进西学、介绍新知，精心选择、组织翻译出版了一大批外国学术和文学名著，以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林纾翻译的《茶花女》影响尤为广泛深远。在他主持下，商务还编辑出版了一大批工具书。1915年，我国第一部新式辞书《辞源》问世，开创了我国现代工具书的出版先河。此外，商务还编辑出版了十多种在民众中有广泛影响的杂志，如《东方杂志》《小说月报》《教育杂志》《妇女杂志》《学生杂志》等。
他精于版本目录之学，又密于检察，所著《涵芬楼烬余书录》、《宝礼堂宋本书录》、《涉园序跋集录》集近代目录体例之长，又检录綦详，已成为现在古籍鉴定援引例证之一。此外，还著有《校史随笔》、《张元济日记》、《张元济书札》、《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
图书馆
张元济图书馆
张元济图书馆在武原镇文昌东路，1984年8月筹建，1987年5月8日开馆。陈云题书馆名。图书馆占地8670平方米，有阅览室、少儿书库和张元济先生纪念室等。馆舍为仿古建筑，池塘亭桥，花木扶疏，可游憩。
张元济先生纪念室，正中为张氏半身汉白玉塑像，室内陈列张元济生平事迹、著作、研究论文和地方文献。张元济(1867—1959)，字筱斋、号菊生，海盐武原镇人。
张元济一直关心与支持家乡文教事业。竭力搜求、保存故乡先贤遗著，其于民国30年1至4月捐赠上海合众图书馆的珍贵书籍就有：嘉兴府前哲遗著496部、1822册，寄存(后永远捐赠)的张氏先世著述及所刊所评校之书104部、856册；海盐县先哲遗著355部、1115册。民国10年始，张元济与葛嗣彬、金兆蕃、王甲荣等发起补辑《檇李文系》，并主持其事。几经中辍，最后完成，续辑较原编约增一倍。他亲笔抄录《目录》4册。但书未能印成，抗战前原稿装订78册藏嘉兴图书馆，经历事变，现藏于上海图书馆。
故居
张元济在抗日战争时期韬隐沪滨，拒与日军来往，1946年迁入霞飞路（今淮海中路）沙发花园24号。该园1916年
张元济故居
前为英籍犹太人沙发的私人花园，西洋格式布局。1933年，浙江兴业银行购得此园地后，由英籍建筑师事务所马海洋行设计，新建74幢三层高的花园里弄住宅，仍名沙发花园。五十年代改名为上方花园，寓有幽静美好之意，由张元济题名书写。1958年，张元济病逝在24号寓所。
上方花园建筑风格多样，有独立式、两户联立式、多户联立式等。建筑形体主要为西班牙式建筑，栅门、窗栅、阳台、栏杆都用铸铁精制而成，室内宽敞明亮，硬木打蜡地板，各种生活设施一应俱全。24号为新式三层里弄房子，每层有两间并排的大房间，屋前有一个院子，内植雪松、紫藤架、花草树木等。该建筑现为民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