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伯夷
中文名称：伯夷又名： 墨胎允 字公信性别：男所属年代：商代相关人物：叔齐周武王
岳氏始祖。伯夷是一个着强列的正义感，能保持高尚情操的知识分子形象，虽然不免有些迂腐，行为过于偏执，但能不为利诱，不为名惑，保持独立人格的精神在今天仍有其现实意义。
生平故事
三千年前，秦皇岛一带正是孤竹国管辖的区域。这个古代方国建国很早，历经了商和西周两个朝代。当时它的管辖区域，据考古资料表明，大体包括现在秦皇岛市的全部，唐山市的东部和辽宁省的西南部，都城在现在的卢龙县城附近。这个古老的方国当时的经济，文化都比较发达，有大量饲养牲畜的畜牧业和可以用剩余粮食酿酒的农产品。从这个国家取名觚竹来看，它是以两种用以书写的文具，借代作国名，这就反映了这个国家已经有比较高的文化。
到了商朝后期，在这个国家出现了夷齐让国的美谈。原来那时的孤竹国君生了三个儿子，孤竹国君姓墨胎氏，长子名允字公信，即后来谥号为伯夷。幼子名智字公达，即后来谥号为叔齐。孤竹君生前有意立叔齐为嗣子，继承孤竹国君的事业。后来孤竹国君死了，按照当时的常礼，长子应该即位。但清廉自守的伯夷却说：“应该尊重父亲生前的遗愿，国君的位置应由叔齐来作。”于是他就放弃君位，逃到孤竹国外。大家又推举叔齐作国君。叔齐说：“我如当了国君，于兄弟不义，于礼制不合。”也逃到孤竹国外，和伯夷一起过流亡生活。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只好立了中子继承了君位。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儒家学派，对这种行为非常赞赏，评论这种事情说：“能以国让，仁孰大焉，伯夷顺乎亲，叔齐恭乎兄。”对他们给以很高的评价。
伯夷
伯夷和其弟弟叔齐生活在殷纣失道、西周兴起的王朝更替之时。他们本来是辽西诸侯孤竹君的两个儿子，后来因为兄弟之间互相谦让，都不愿意自己去接替父亲留下来的位置，而先后逃出，准备到西伯姬昌那里。可是等赶到了西伯的地界，却正赶上西伯去世，其子武王继承王位，并准备东向伐纣。伯夷和叔齐于是拦住武王的战车，向他进言说：“你父亲刚死，还没有下葬，就轻用刀兵，这能说得上是孝吗？以臣子的身份竟然要去动武杀害自己的君主，这能称得上是仁吗？”可以想见，如此不留情面的质问，肯定弄得“正义在手”的周武王十分尴尬，于是马上命令武士“拉下去砍了”。幸运的是，当时姜太公也在场，可能是看着这两位老先生实在可怜，更可能是不愿意眼看着周武王承担上出师未捷即杀害无辜老人的名声，所以出面帮助伯夷、叔齐躲过了这一劫。然而，这哥俩也不含糊，在西周地方政权终于依靠血腥的武力夺得了整个天下之后，他们两个人抱定“不食周粟”的道德底线，跑到首阳山里采薇而食，并最终饿死在山中。
传奇之处
不慕荣华，富贵于他们如尘土，且能够在首阳山做流民。敢冒死阻文王讨伐殷纣，叩马而谏。其三，宁可饿死，不食周粟。
相关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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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论伯夷
伯夷的让国和不食周粟，以身殉道的行为，得到了儒家的大力推崇。当子贡问孔子“伯夷叔齐何人也？”孔子立即回答说：“古之贤人也。”又问：“伯夷叔齐对所作的事不觉得后悔吗？”孔子说：“他们求仁而得仁，没有什么后悔的。”后来又进一步的说：“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如今称之，其斯之谓与。”原来伯夷叔齐的行为正符合儒家的价值观。儒家认为，人生价值不在于你能获得什么功名利禄，而在于你对社会作出了什么贡献，在后世对你的评价中来体现人生价值，这就是所谓的留名千古。所以孔子强调说：“伯夷叔齐……奋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也，非圣贤而能若是乎！
毛泽东论伯夷
毛泽东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他用马列主义思想为依据来评价伯夷。他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写到：“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这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看问题，也是借题发挥，借批判伯夷之机，教育部分有“民主个人思想”的知识分子认清美国侵华政策的实质，丢掉幻想，准备战斗。这对帮助人民认清形势，保持清醒头脑，战胜困 难，取得胜利，当时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
伯夷叔齐意义
伯夷
伯夷叔齐的故事无需考证其真伪，这个故事反映的精神能在中华大地流传数千年，足证明中华文明之久远，是中华传统文化中最闪亮的一点。然其藐视权势的精神并不被强权者们所悦，或用强力相胁，或用“食色”诱之，伯夷叔齐渐渐被人们淡忘了。然其结果是真人性被扭曲，人们除去“食色”之外不知道还需要有“灵魂”。这正是造成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根源。颂扬伯夷精神实为今天社会文明发展之需要，弘扬中华古文明之需要。
伯夷阻止周武王伐纣，并非赞同纣王的暴政，而是深知“以暴易暴”的危害。“暴力”或许在一些场所不得已而为之，或许多数人“同意”使用，而断无“赞扬”之理由，也不可扩大其作用，更不能作为解决社会矛盾的基础。中国数千年王朝专制的循环，“乱臣贼子接迹于后世矣”，正说明这一点。
围绕真人性的工作多是文化方面的，而从事这部分工作的人在古代称为“士”，也就是今天的知识分子。维护“人性”的纯洁，遏制“生物性”欲望的野蛮发展，是 “士”的职责。知识分子不能独立思考，随波逐流，结好于“乡愿”，拜倒在“食色”之下，是忘记了人间之道义，忘记了战士守土之责。众人困于“食色”之匮乏，对控制了“食色”的强势自然是随之者众，此时能不受“食色”之困扰，敢于说“不”，特立独行，这样的知识分子是难能可贵的。伯夷叔齐“饿死而不顾”，为“士”树立了榜样，“夫岂有求而为哉？信道笃而自知明也”。
对一个个体而言，首先要生存繁衍，这是天经地义的。故有“若伯夷者，特立独行、穷天地、亘万古而不顾者也”之语。但对“食色”的追求要有底线，不能丧失对伯夷叔齐的敬畏，否则不能称之为“人”，尤其不能称之为“士”。
伯夷
伯夷事迹，原不足信。 《伯夷列传》的意义在于借题发挥，抒发自己胸中块垒。借为伯夷立传之机，对当时好人遭殃，坏人享福的社会，提出了愤怒的质问，对历代用以麻醉慰藉人心的所谓“天道”，也提出了强烈的怀疑，这是富有批判性和战斗性的。同时“奔义”、“让国”这是司马迁所赞美的一种美德，这和汉代建国以来统治集团内部君臣、父子、兄弟之间勾心斗角，攻伐残杀不休形成鲜明的对照。
历代作家对人物的评价都带有浓重的感情色彩和鲜明的倾向性，都和当时作家所处的时代、思想、经历等着密切的关系。韩愈后来写了一篇《伯夷颂》，对伯夷大加称颂：“武王周公，圣也，以天下之贤士与天下之诸侯而往攻之，未尝闻有非之者。彼伯夷，叔齐者乃独以为不可；殷周既灭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独食其粟，饿死而不顾，由是而言，夫岂有求而为哉？信道笃而自知明也。若彼夷者，特立独行，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这和韩愈所处时代有很大关系，当时藩镇割据愈烈，韩愈坚决反对拥兵自重而遭到嫉恨；另一方面，韩愈大力倡导古文运动而受到冲击，受到各方面的压力，但韩愈并没有畏惧，退缩，而是充满了自信，充满了豪情，借《伯夷颂》歌颂我行我素，卓而不群的精神。韩愈有胆有识，有自己独立的人格，表现了作家可贵的直面人生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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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夷列传》
《史记》中《伯夷列传》的意义在于借题发挥，抒发自己胸中块垒。借为伯夷立传之机，对当时好人遭殃，坏人享福的社会，提出了愤怒的质问，对历代用以麻醉慰藉人心的所谓“天道”，也提出了强烈的怀疑，这是富有批判性和战斗性的。同时“奔义”、“让国”这是司马迁所赞美的一种美德，这和汉代建国以来统治集团内部君臣、父子、兄弟之间勾心斗角，攻伐残杀不休形成鲜明的对照。
作者以“考信于六艺，折衷于孔子”的史料处理原则，于大量论赞之中，夹叙了伯夷、叔齐的简短事迹。他们先是拒绝接受王位，让国出逃；武王伐纣的时候，又以仁义叩马而谏；等到天下宗周之后，又耻食周粟，采薇而食，作歌明志，于是饿死在首阳山上。作者极力颂扬他们积仁洁行、清风高节的崇高品格，抒发了作者的诸多感慨。
韩愈：《伯夷颂》
《伯夷颂》：士之特立独行、适于义而已、不顾人之是非，皆豪杰之士、信道笃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于一国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盖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于举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则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昭乎日月不足为明，崒乎泰山不足为高，巍乎天地不足为容也。
当殷之亡，周之兴，微子贤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圣也，从天下之贤士，与天下之诸侯而往攻之，未尝闻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齐者，乃独以为不可。殷既灭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独耻食其粟，饿死而不顾。繇是而言，夫岂有求而为哉？信道笃而自知明也。
今世之所谓士者，一凡人誉之，则自以为有余；一凡人沮之，则自以为不足。彼独非圣人而自是如此。夫圣人，乃万世之标准也。余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独行、穷天地、亘万古而不顾者也。虽然，微二子，乱臣贼子接迹于后世矣。
伯夷
《伯夷、叔齐之死》译文
伯夷和叔齐，是孤竹国国君的两个儿子。他们的父亲想立叔齐，还没有实现，父亲就死了。叔齐便让伯夷做国君，伯夷说：“(父亲要你做国君)，这是他老人家生前的旨意啊!”坚决不肯做国君，于是逃走了。叔齐也不肯做国君，也随同哥哥逃去。国人只好立中间的一个儿子做了国君。
弟兄俩跑出国外，听说周文王很优待老年人，何不去投奔他呢。然而，到了周国，文王便死去了，武王便统领大军，用车子载着文王的牌位，朝东进军，去讨伐殷纣。
武王伐纣，伯夷叔齐很不赞成，便去隐居在首阳山，专靠采薇来维持生活。有个士大夫王摩子进山游玩，(看见伯夷叔齐正在那里采薇)，就责难他们道：“你们既然不吃周粟，但为什么却又隐居在周山，食周薇呢?”二人听了，便不再吃薇。经过七天，上天派遣一只白鹿给他们喂奶，二人心里想道：“这鹿若是杀来吃了，滋味必然很美。”神鹿知道二人的心意，从此以后不再来，两个老头子便活活饿死了。
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
伯夷颂
伯夷颂
释文：
先哲吾师表，斯文古鼎铭。义形扣马谏，书胜换鹅经。故事征皇祐，乡祠谒仲丁。登堂睹遗墨，山雨飒英灵。心田垂世远，手泽历年殊。谁购山阴序，真还合浦珠。身惟名不朽，书与道同符。诸老珍题在，犹堪立懦夫。蜀后学邓文原顿首。钤“邓文原印”、“巴西邓氏善之”印。鉴藏印有“褒贤”半印、“十陆世孙”半印、“贞元”半印及张珩、潘厚等印。
此二诗题于宋范仲淹书《伯夷颂》卷之后。卷中另有戴表元诗并序称：“……大兴李侯戡，得此本于燕，及南来守吴，乃文正公乡里，即访公子孙以畀之。”又大德庚子二月廿一日龚璛题一诗，前称：“逸斋总管相公以所藏文正公书《伯夷颂》归于范氏。”后识：“书于义宅之西序”，下隔史孝祥二诗，即邓氏此二诗。邓诗中有“真还合浦珠”句，所言是《伯夷颂》归还范家的事，时间应在龚璛题诗之后，即元大德四年（1300年）后邓氏时年约40余岁。
范仲淹书《伯夷颂》卷在明代《铁网珊瑚·书品卷二》和清代《大观录·书法卷三》中有著录，现已下落不明。著录时邓跋犹存于卷后，不知何时为人割出。邓跋书法矫健俊爽，洒然自得，经意而有规矩，具典型的元代书法风貌。邓文原的书法成就得到同时代书法家的赞誉，如虞集云：“大德、延祐之间称善书者，必归巴西（邓文原）、渔阳（鲜于枢）、吴兴（赵孟頫）。”
参考文献
摘自：《伯夷颂》
摘自：《史记》中《伯夷列传》
http://www1.sxsky.net/book/gu/s/tangqian/10.htm
http://www.dangjiancn.com/yczd/ShowArticle.asp?ArticleID=7347
http://www.artx.cn/artx/renwu/1016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