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简介
孙绰塑像
孙绰，字兴公，太原中都（今山西平遥西南）人，字兴公。生于东晋元帝太兴三年(320年)，卒于东晋孝武帝太元二年(377年)。後迁居会稽（今浙江绍兴），是东晋士族中很有影响的名士。
历史记载
据《晋书．孙楚传附孙绰传》记载，绰袭父爵为长乐侯，官拜太学博士（大学教授）、尚书郎（在皇帝左右处理政务）。后历任建威长史、右军长史、永嘉太守。
哀帝时，迁散骑常侍（在皇帝左右规谏过失）、统领著作郎（负责撰拟文书的职务）。
晋哀帝隆和元年(362)，大司马桓温北伐收复洛阳后阴谋篡位，欲迁都洛阳，并请自“永嘉之乱”南渡者全部北徙河南。朝廷及众官皆慑于桓温权势，无人敢提异议。唯孙绰挺身上书《谏移都洛阳疏》。疏中写道：迁都乃“舍安乐之国，适习乱之乡；出必安之地，就累卵之危。”疏上，迁都乃止。不久，转廷尉卿仍领著作郎。孙绰由此而一举名垂青史。（《晋书．孙楚传附孙绰传》）
绰为当时文士之冠，温、王、郗、庾诸公之薨，必须绰为碑文，然后刊石，文誉之隆，由此可见。
晋废帝太和六年(371)卒。明人辑有《孙廷尉集》传世。有文集十五卷，《隋书》、《唐书经籍志》）传于世。
人物历程
孙绰祖父孙楚，在西晋时以才藻超卓显名。晋室东渡，孙氏一门遂移江左。至孙绰，定居于会稽(今浙江绍兴市)。会稽是东晋世家大族聚居之地，又是名士逸隐忧游恬息之所，所以，孙绰在青年时期，就结识了当时的不少名士。他“博学善属文”，也有很多名士喜欢与他结交。当时的名士许询、隐居于余杭的高僧支遁，以及才人义士范荣期，都是他的好友。这一时期，他“游放山水”，似乎没有做官的念头。他的山涛的为人处事很卑视，说山涛做官不象做官，隐居又不象隐居，真是不可理解。他崇尚老子、庄子清静寡欲的思想，仰慕隐士生活。在会稽的10年中，也确实是在清谈，游山赏景中渡过的。正象他在《遂初赋》的序言中所说： “余少墓老庄之道，仰其风流久矣。……乃经始东山，建五亩之宅，带长阜，依茂林孰与坐华幕击钟鼓者同年而语其乐哉！
在东晋世大夫中，把崇尚老庄看作一时风流，是—种显贵尚雅的象征。孙绰常自称出身微寒，以与士大夫结交为自己的荣幸，以此提高自己的身望和地位。所以一旦有机会，他便投入了官场之中。
东晋成帝咸和四年(329年)三月，出身会稽的庚亮被任为征西将军，庚亮看中孙绰的才华，便召至幕府，参谋军事。后又补任章安县令，升为尚书郎。东晋康帝建元元年(343年)，庚亮病死，孙绰又先后到庚亮临终前举荐的杨州刺史殷浩、右将军王羲之的府中任僚佐，后转任永嘉太守，升为散骑常侍，著作郎等职，直到病逝。
与东晋士大夫的多数人一样，孙绰也乐于东晋小王朝偏安江东，不求进取。从晋穆帝永和七年(351年)十二月，大将桓温伐蜀后，开始北伐，到晋哀帝隆和初年，已经逐渐收复黄河以南的大片失地。在这种情况下，桓温主张迁都洛阳，以利北伐的进展。他在给朝廷的上表中要求： “自永嘉之乱播流江表者，请一切北徙，以实河南，资其旧业，及其土字”。尽管在当时来看，迁都洛阳的现实条件还不具备，但这个意见还是积极的，代表了东晋一部人收复失地，重建家园的愿望。已经偏安苟生的东晋小朝廷，自然不同意这个建议。孙绰站在偏安派的立场上，上奏章反对。他在奏章中说，建都东南，可以依赖长江划而守之，这是保小固存的办法。一旦迁都洛阳，就会使“百姓震骇、同怀危惧’。只能是“舍安乐之国，适习乱之乡，出必安之地，就累卵之危。”充分暴露出偏安苟且的心情。自然，在这封奏章中，他也谈到，最好的办法是派遣大将，常镇洛阳， “躬行汉文简朴之至，去小惠、节游费、审官人，练甲兵，以养士灭寇为先。”但在事实上，朝廷以及类似他这样的苟安派，连收复中原的勇气都没有，还奢谈什么练甲兵的事呢!因此，桓温看了他的奏章后，十分气愤，对其僚佐说：“致意兴公，何不寻君《遂初赋》，知人家国事邪！”因为《遂初赋》是孙绰述说自己隐居世外思想的作品，桓温以此讽刺孙绰，说孙绰与其吞而吐之地讲一番道理，还不如象写《遂初赋》那样，直接说明自己苟且生活的心情。
文学造诣
孙绰早年博学善文，放旷山水，曾著有《遂初赋》自述其志，并著有《天台山赋》。又尝作天台赋，辞致甚工，初成，以示友人范荣期云：“卿试掷地，当作金石声。”云期道：“此非金石，怎能作金石声?”然每读至佳句，竟不由赞叹道：“应是我等说的话!”授著作佐郎，其自负如此。
与高阳许洵为“一时名流”。时人“或爱洵高迈，则鄙於绰；或爱绰才藻，而无取於洵”。沙门支遁曾试问孙绰：“君何如许？”问他和许洵相比怎麽样。孙绰答道；“高情远致，弟子早已服膺；然一咏一吟，许将北面矣。”自称“情致”不及，文才有馀。
《晋书》有传，晋室南迁之后，避乱到江南的士大夫把崇尚佛老和清淡之风带到江南并加以发展，此风影响到诗歌，便催生了中国文学史上盛极一时的玄言诗，孙绰被文史家誉为玄言诗的大师和一代文宗。
孙绰著作《天台山赋》的天台山
孙绰文采，当时人称横绝一世。文士以绰为冠，王公大臣皆以得绰文为荣。朝中重臣名士如殷浩、桓温、庾亮等的墓志碑文，均出其手。任右军长史、永嘉太守时，在会稽住过相当长的时间，与谢安、王羲之等皆为一时名流，是当时绍兴文士集团的重要成员。晋穆帝永和九年（353），与王羲之、谢安、支遁等四十一人会于兰亭，饮酒赋诗。孙绰与其兄孙统各赋诗两首，孙绰并被推举撰《兰亭集诗·跋》。
作为当时诗坛领袖之一，孙绰的创作体现了其玄学本体论的影响，别具特色又有明显的缺陷。
其诗充满玄理道义，形式呆板，枯淡乏味。《答许询》就是明显的一例，其第三章中“遗荣荣在，外身身全；卓哉先师，修德就闲”等句，实际上是用四言诗演绎道家哲理。但他也善于从山水景物的描写中阐发玄理，抒写逍遥自得的精神情怀。
其《兰亭》，写清风曲水，修竹停云，鱼戏莺歌的春天景色；
其《秋日》，写天高气清，凉风湛露，木叶始凋的秋天景色。写春则豁朗欣畅，写秋则玄远疏淡，抒写的都是闲适、惬意的情致，这类诗可谓谢灵运山水诗的先声。
孙绰的《游天台山赋》工丽细致，词旨清新，在晋赋中较为有名。赋中虽流露出求仙思想，但对景物作了细致的描绘，如：“赤城霞起而建标，瀑布飞流以界道”，“双阙云竦以夹路，琼台中天而悬居。朱阙玲珑于林间，玉堂阴映于高隅”等句，文辞工整秀丽，颇有情韵。孙绰视此赋为平生得意之作，曾对范启说：“卿试掷地，当作金石声也。”
另外有《情人碧玉歌》二首，《玉台新咏》题为孙绰作。但此二诗颇具民歌特色，或疑非孙绰所作。
主要著作
孙绰著作《天台山赋》
《天台山赋》是孙绰名噪一时的佳作，对山水景物的刻画生动形象，读则如临其境；并伴有浓厚的仙心佛意，表现了隐逸山林皈依佛道的情趣，充分显示了孙绰的艺术才华。传说，赋初成时，孙绰十分得意，曾对友人范云期夸耀说：“卿试掷地，可作金石声也！”范云期打开文稿一读，果然清辞丽句，珠园玉润，不禁击节称善。
孙绰还著有《论语集解》、《老子赞》、《喻道论》、《道贤论》、《遂初赋》等，后人辑为《孙廷尉集》，原书已佚。
明文学家张溥的《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有辑本。
孙绰亦工书。唐张怀瓘《书断》列孙绰书为第四等，与羊欣、孔琳之等同列。
信奉佛教
孙绰信奉佛教，与名僧竺道潜、支遁都有交往。他写了很多佛教方面的文章，如《名德沙门论目》、《道贤论》等。在《道贤论》中，他把两晋时的七个名僧比作魏晋之间的“竹林七贤”：以竺法护比山涛（巨源），竺法乘比王戎（浚冲），帛远比稽康（叔夜），竺道潜比刘伶（伯伦），支遁比向秀（子期），于法兰比阮籍（嗣宗），于道邃比阮咸（仲容），认为他们都是高雅通达、超群绝伦的人物。
名僧之盾是孙绰的好友
在他的著述中，影响最大的是《喻道论》 。（载《弘明集》卷三）说文以问答的形式对佛和佛道、周孔之教与佛教的关系、出家是否违背孝道等问题进行了论证。是继《牟子理惑论》之後又一部捍卫佛教立场的论著。关於何谓“佛”与“佛道”，孙绰说：“夫佛也者，体道者也；道也者，导物者也。”佛是“道”的体现者，这个“道”就是万物变化发展的规律。他认为佛道是“无为而无不为”的，“无为”所以虚寂自然；“无不为”所以具有化导万物的神秘莫测的作用。他认为佛道至为高深的，人们往往囿於传统的儒家学说，看不到还有比它更博大精深的佛教教义。
关於周孔之教与佛教的关系，他提出了“周孔即佛，佛即周孔”的观点，在中国佛教史上第一次用如此明快的语言表达了儒佛一致论。有人设问：“周孔之教何不去杀？”孙绰回答说，这是误解了圣人。难道圣人有杀心吗？圣人并无杀心，杀心实是下民的野心。圣人有见於人们相互争斗，甚於豺虎，才转而求其次（“不去杀”），为的是“去一以存十”，知其轻重，则知圣人之用心也。他认为佛教著重於内心教化（“明其本”），周孔主要是社会治理（“救极弊”），两家的出发点和目的都是一致的。
关於出家是否违反孝道的问题上，孙绰认为佛教徒出家修行正是走“立身行道，永光厥亲”的道路，这正是最大的孝行。另外，《喻道论》中还论证了佛教因果报应等思想。从各个方面向人们说明了佛教的基本教义，同时说明了它们与儒家之教，同时说明了它们与儒家之教是一致的，相互补充的。
文学影响
孙绰作《兰亭序.跋》
在文学史上，把孙绰称为玄言派诗人。 他的诗流传至今的不多，仅在残存的《文馆词林》和《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里保存了几首。仅从这些诗里，可以看到他谈玄道佛的格调。如：
大朴无象，钻之者鲜。玄风虽存，微言靡演。邈矣哲人，测深钩缅。谁谓道远，得之无远。……
——赠温峤
仰观大造，俯览时物。机过患生，吉凶相拂。智以利昏，识由情屈。野有寒枯，朝有炎郁。失则震惊，何必充诎。
——答许询
仅从这些诗中，我们便可以领略到浓厚的玄言哲理味道。正象刘大杰所说，这些诗， “除了叙述哲理外，还要勉力拟古，于是都变成一种歌诀和偈语了”。钟嵘在《诗品·序》中也曾经说，
“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 淡平寡味。爱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余嘉锡也认为，《文选》里所以不录孙绰等人的诗，是因为“鄙其浮浅”。这些评论都有一定道理。
孙绰作为以玄理为题材创作玄言诗的一代文宗，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首先，以玄理入诗拓宽了诗歌的表现领域，增加了诗歌的深沉性和含蓄性；
其次，使诗歌在那种追寻自得情趣和尘外之思的诗风中，开启了对自然声色描写，使自然景物成为诗歌艺术中一种独立的审美对象，促进了山水诗的发轫和发展；
第三，又因对山水刻画的需要而刺激了当时及后世对语言艺术愈益精致的讲求，使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境界。
孙绰的赋，具有代表性的是收录于《文选》中的《天台山赋》。这篇赋，也极力地表现出他的“投刃皆虚， 目牛全无”的虚无思想。但词语工整佳丽，景物描写刻画也十分精细，不愧为千古传颂的佳作。
作为一时文坛领袖，孙绰对魏晋文学家多有评品，如他对潘岳和陆机的文章，就说过： “潘文烂若披锦，无处不善，陆文若排沙简金，往往见宝”。“潘文浅而净，陆文深而芜”等等。这些评论虽未必十分恰切，但也代表了当时文学界的普遍看法。亦可窥见他的一些文学主张。
孙绰作为当时的文宗，名士，有着广泛的社会交往，仅从《世说新语》里看，记述他与各方人士交往的故事就有30多条。在他交结的人中，有官僚士大夫，有文人学士、有隐者，还有更多的名僧。因此，他除了从事文学创作外，还为当时的一些高僧、隐士写了小传。据记载，他除了文集25卷外，还有《至人高士传赞》 2卷，《列仙传赞》3卷。今天散见于—些书中。只是，正当时门阀世族观念十分流行的情况下，孙绰还是受到一些高门著姓的鄙薄。据《世说新语》记载，孙绰的上司庚亮死了以后，他曾经写过一篇祭文，其中多寄托哀思之情。后来拿给庚亮的儿子去看，庚亮的儿子就很不客气地对他说： “我父亲与你不见得有如此厚的交情。”让他把这篇文章拿回去。言下之意，是说孙绰想借此抬高自己的地位。所以当时有人就说孙绰的人品不佳。
无论如何，孙绰居当时文士之冠，在文学发展上是有贡献的。
人物评价
孙绰出身于世族官僚家庭，隐居会稽（今浙江绍兴），性好山水，博学多才，有隐逸之志，游放十余年，作《遂初赋》以表达自己的情趣。
后被征西将军庾亮请为参军，并补章安令。不久又征诏为太学博士，升为尚书郎。之后历任建威长史，右军长史、永嘉太守、散骑常侍领著作郎等职。官至延尉卿。明人辑有《孙廷尉集》。
孙绰文采，当时人称横绝一世，与著名书法家王羲之交好，得孙、文、王字者皆以为荣。任右军长史时与王交游，相处甚洽。朝中重臣名士如殷浩、桓温、庾亮等的墓志碑文，均出其手。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