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

简介

包拯

包拯（公元999－公元1062年），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汉族。出身于官僚家庭。生于北宋咸平二年(999年)。天圣朝进士。累迁监察御史，建议练兵选将、充实边备。奉使契丹，历任三司户部判官，京东、陕西、河北路转运使。入朝担任三司户部副使，请求朝廷准许解盐通商买卖。改知谏院，多次论劾权幸大臣。授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移知瀛、扬诸州，再召入朝，历权知开封府、权御史中丞、三司使等职。嘉祐六年（1061年），任枢密副使。后卒于位，谥号“孝肃”。包拯做官以断狱英明刚直而著称于世。知庐州时，执法不避亲党。在开封时，开官府正门，使讼者得以直至堂前自诉曲直，杜绝奸吏。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京师有“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之语。后世则把他当作清官的化身——包青天。
包拯，民间又称包青天、包公。生于999年，卒于1062年。字希仁，庐州合肥人（今安徽合肥市肥东县），北宋 天圣五年（1027）进士。中进士后，因父母年事已高，不忍远去为官，直到双亲相继去世，守孝完毕，才在亲友的劝说下为官，期间长达十年之久，故以孝闻于乡里。
宋景佑四年（1037），包拯任天长（安徽天长）知县，颇有政绩。任满后，调任知端州（广东肇庆）。回京任监察御史里行，又改监察御史，为“言事官”，对处事不当，行事不法的官僚，都可以进行弹劾。为惩治贪官，自庆历四年（1044）廿八月，他向宋仁宗上疏《乞不用赃吏》，认为清廉是人们的表率，而天赃则是“民贼”。包拯七次上书弹奏江西转运使王逵，揭露他“心同蛇蝎”，残害百姓。并严厉批评宋廷的任官制度。皇佑二年（1050）至三年间，包拯知谏院，曾三次弹劾外戚张尧佐，审清妖人冷青冒充皇子的特大诈骗案，震动朝野。
包拯在历官三司户部判官及三司副使期间，先后出任京东、陕西、河北等路转运使，每至一地，都以减轻民间负担、改革弊政、发展生产为己任，提出了“宽民利国”的经济思想。多次为了国家大事，说了皇帝不爱听的话，论斥权幸大臣，请求罢去皇帝赐给亲信官僚们的恩宠，一切改由主管机构正常渠道进行。他将唐朝魏征给唐太宗的三道奏章写出来，呈给宋仁宗为座右铭，时刻警惕，以国家大事为重。请求仁宗虚心纳谏，分辨是非，不要搞“先入为主”，偏听偏信，而要爱惜人才，除去苛刻，严正刑禁，禁止妖言邪说，不随意大兴土木，如此等等，朝廷多采纳施行。
嘉佑元年（1056）年十二月，朝廷任包拯权知开封府，他于次年三月正式上任，至三年六月离任，前后只有一年有馀。但在这短短的时间内，把号称难治的开封府，治理得井井有条。敢于惩治权贵们的不法行为，坚决抑制开封府吏的骄横之势，并能够及时惩办诬赖刁民。由于包拯在开封府执法严明，铁面无私，敢於碰硬，贵戚宦官也不得不有所收敛，听到包拯的名字就感到害怕。儿童妇孺们都知道包拯之名，亲切称呼他为“包侍制”。

生平事迹

包拯，生于北宋咸平二年(999年)。（在《铡包勉》和《包公赔情》等戏曲里，说包拯从小受父母遗弃，由包拯大嫂带养成人，这不符合历史实际。事实上，包拯的幼少年时代，深受父母宠爱和教养。
官场生涯

包拯长大后，也极为孝顺父母。与包拯同时代的欧阳修，曾经弹劾包拯“素少学问”。这里的“学问”，主要不是指读书和文化水平，而是指不懂人情世故。欧阳修其实不是贬低包拯，而是认为包拯“少有孝行，闻于乡里；晚有直节，著在朝廷”，应该给他以更合适、恰当的官职。包拯的青少年时代，也曾刻苦读书，所以在他二十九岁时，终于考中了进士甲科。按照宋朝规定，考取进士之后，便可以做官。包拯被派到建昌县(今江西永修)任职。但包拯认为父母亲年事已高，应该尽孝奉养双亲，因而请求回到安徽，在和州(今安徽和县)做官。但是，父母亲希望儿子在自己身边，包拯便决定辞职回家，在家孝敬父母多年，直到双亲去世，包拯守丧期满，仍不想离开故土。当时，这种封建孝道，受到家乡人的称道。安徽合肥发现了一块包拯为父亲包令仪立的神道碑。碑上阴刻篆书“宋故赠刑部侍郎包公神道碑”十二字。这既是包拯留下的珍贵文物，又是他力尽孝道的见证。
或许由于包拯这种铁面无私的性格，被大臣们赏识，所以朝廷于庆历三年(1043年)将包拯调到首都开封。这是自从进京考试之后，包拯第二次来到京城。包拯被任命为监察御史。当时，监察御史虽然没有多大实权，但对包拯来讲，却十分重要。这是因为，从此包拯可以直接参与朝政，并且可以对于朝廷各个方面，尤其是用人等方面，提出看法和建议。实际上，包拯在任监察御史期间，确实对北宋的内政外交，提出过许多批评和改进办法，并且还曾出使契丹(辽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庆历六年(1046年)夏，包拯调任为三司户部判官。当时的三司是中央财政机构，户部掌管全国户口、两税等，户部判官协助三司使的工作。包拯先后担任京东、陕西、河北转运使，转运使负责一路（相当于省）的财政、监察等行政事务。在地方，包拯十分重视体察民情，要求朝廷让百姓休养生息而安居乐业．两年之后，包拯被召回开封，提升为户部副使。在此期间，他曾前往河北解决军粮问题，又曾到陕西解决运城(今属山西)盐业问题。在河北，他奏请用作养马的田地，还给地方和农民。在运城，他改革盐税法令，以便利于商贩经营盐业。

包拯出色的工作，利国利民的成效，使包拯在皇祜二年(1050年)被擢升为天章阁待制、知谏院。天章阁是存放朝廷图书文献的地方，待制之衔，有名而无权。包拯又叫包待制，不过是对他的尊称。然而，知谏院即兼任谏官之职，却十分重要。谏官的任务是向皇帝进谏朝政的弊端，它可以涉及朝政的所有方面．在包拯兼任谏官期间，不但对横行不法的权臣屡次抨击，而且对时政的许多方面，提出了革新建议。可惜的是，两年之后，包拯改命为龙图阁直学士，这也是个虚衔(从此人们又称他为包龙图)，并且又一次离开京城，到河北、庐州、池州(今安徽贵池)，江宁(今江苏江宁)等地任地方官。直到至和三年(1056年)才回到京城，任开封府尹。嘉祜四年(1059年)，包拯以枢密直学士、权三司使等官职，上升为当时重臣。第二年升任三司使和枢密副使，相当于副宰相之职。
主张改革
包拯所处的仁宗时代，已经不象宋初那样生气勃勃，冗官、冗兵和冗费成为当时的三大灾害，老百姓的负担加重，各地出现了士兵暴动和农民起义。面对这样的形势，包拯从忧国忧民出发，主张对时政进行整顿和改革。应当说，包拯的改革主张，其目的是为了巩固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但从客观效果上看，却有利于当时的下层人民．包拯之所以为天下百姓所爱戴，原因就在这里。
北宋庞大的官僚机构，冗官成灾，包拯认为必须加以整顿和革新。他不但主张用人要用忠直的君子，不能用奸邪的小人，而且建议提拔“奋不顾身，孜孜于国”的素有才能，公直廉明之人”。他不但七次弹劾“苛政暴敛”的转运使王逵，而且不畏风险，力主将皇帝的亲戚，“凡庸之人”张尧佐免去要职。在包拯看来，“在政府无所建明”的平庸之辈，不论其官职有多大，都必须下台。他曾建议改革选人、用人制度。他主张官员年到七十岁必须离职。他揭露不愿离职的官僚，是不知廉驻，“贪冒相尚，但顾子孙之计”。他主张不能任意封官许愿，即使是恩赐即由父亲的功劳而录用的子孙，也要通过考试。这些，都是为了解决冗官问题。包拯其实并不反对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新政失败，许多官员受到处分，包拯全力为这些敢作敢为的官员呜不平，主张起用他们。

在经济方面，包拯一方面主张压缩开支，另一方面又主张不能苛剥平民。当时有一种政策，由政府向城镇百姓强行购买国家需要的物资，价格比市场价格低。这就成了剥削民众的一种手段。包拯坚决反对这种害民政策。他列举陕西强购军用物资的危害，“前后人户破蔼家产不少”，因而要求废除这种办法。包拯建议，国家急需物资应该“置场收买”，以公平的价格，自由收购。这一建议，无论对减轻百姓负担，还是对商品流通和商品生产，都是有利的。前面提到的运城解盐问题，也是由于包拯极力支持改革，使解盐的生产与销售，由原来官方垄断，改革为允许商人买卖。这一改革，不仅解除了百姓为政府搬运官盐之苦，而且同样有利于食盐的流通．沈括称赞这种“通商法”，“行之几十年，至今以为利，”此外，包拯还曾主张方田均税，即丈量地主豪强的土地，防止他们漏税逃役。他还曾鼓励民间采矿炼铁等等。可见，包拯的经济思想和经济改革，目的在于“宽国利民”。
在宋朝的国防和对外政策方面，包拯同样主张民富国强，改善边防措施，维护国家的独立和尊严。他在出使辽国时，辽国刁难他，他义正词严地据理力争，不卑不亢。回国后，他立即将在辽国的所见所闻，报告朝廷。他说，辽国在山西北部集结兵马，聚集粮草，其意图不可不防。他建议，一定要加强山西宋辽边境的代州(代县)、应州(应县)、雁门关一带的战备，以前，辽国蚕食边境领土，是由于边防之臣胆小怕事，不敢对抗，如今应该下令边臣，让其严加防守，不能丢失一寸土地．另外，原来这里的守将，在军事上是外行，现在必须派懂得军事的人去领导指挥。朝廷采纳了包拯的意见，加强河北，山西的防卫．更重要的是，包拯对宋代的冗兵之害，提出了裁减“老病冗弱”的主张，以利于训练及加强战斗力。同时，他还提出加强边境民间义勇的训练。宋朝将士经常调动，以防武将专权，但造成了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弊病。包拯认为要改变这种政策，使将官有职有权，不要轻易调动。可贵的是，包拯建议加强国防与军事力量，以不增加百姓负担为前提。
刚正不阿

一个人的功过历史，要用自己的行动来谱写。一旦自己的行为被实践证明对社会、对人民有功有利，那么，人民终究会给他以恰当的评价。这评价，恐怕不会以一些暂时的贬斥而消失。名垂青史的包青天为人民所歌颂与怀念，正是由于包拯一生的实践，有利于社会与人民。这实践，不仅是由于他为当时的人民做了好事，而且也由于他个人的道德品质，确实有不少同时代人，甚至后来人难以企及之处。
首先，他为人刚直，既不两面三刀，更不会搞阴谋．他从不趋炎附势，看颜色行事，更不说大话，假话。即使是在皇帝面前，他也是直言不讳，不怕冒犯皇帝．为了立太子的事，包拯曾冒死直谏，公开对皇帝说，我已经老了，而且没有儿子，如果认为我说得不对，也不要紧，反正不是为了自己想升官发财。幸而宋仁宗倒也过得去，没有处理包拯，反而说，可以慢慢商量。包拯又说，宫内的亲信宦官，权力太大，待遇太多，应该精简人员和开支．这当然要得罪皇帝的亲信左右，招来不测之祸。还好，皇帝说，“忠鲠之言，固苦口而逆耳，整有所益也，设或无益，亦无所害又何必拒而责之。”包拯总算碰上了一位比较开明的宋仁宗。否则，早巳人头落地了。这种刚正不阿的大无畏气概，使当时的老百姓和一些有正义感的臣僚，对包拯都很钦佩。欧阳修就钦佩包拯“天姿峭直”。是的，忠直的包拯，有时甚至不顾有关规定和礼节，当面斥问宰相或其他大臣．弄得大臣们下不来台。欧阳修不赞成包拯这种作法，认为包拯刚直有余，“思虑不熟”。其实，因循守旧、无所视事的宋仁宗时代，倒是十分需要象包拯这样的人。这对于纠正时弊，总有好处。至于方式方法，是次要的了。可惜宋仁宗终究认为包拯不够理想，没有提拔他当参知政事(即副宰相)的要职。包拯刚直，却并不主观武断．他既善于调查研究，又乐于听取别人的意见．他的脸上很少有笑容，但当别人指出他的错误时，却能虚心接受。所以司马光称道他“刚而不复，此人所难也”。
包拯大公无私，不谋私利。他一生俭朴，即使是当了官，有了地位，衣食住行及生活习惯，也和普通老百姓差不多。包拯曾经写过一则家训，刻在家中壁上．家训的全文是：“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也就是说，包拯严厉要求后代不贪不好，不要欺负百姓，如果有人不如此做，那么，就不是包家子孙，死了之后也不得葬在包家祖坟。
维护法制

在小说、戏曲中，黑包公是法律与正义的典型形象。这是由历史上的包拯演化、创作出来的艺术形象。不过，历史上的包拯确实爱民如子，不畏权贵，执法严明，因而博得当时和后代人民的颂扬，把他作为受苦受难的救世主。包拯严明法纪，当然是为了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维持封建秩序。他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群众的领袖，反抗封建统治的先锋。但是，在封建社会里，统治阶级中有远见的官僚士大夫，都能认识到，对于人民群众，应该爱护，不要对他们横征暴虐，更不能不依王法办事，对百姓任意欺压。否则，其结果必然反过来动摇甚至摧毁封建王朝的统治，因而从根本上来说，暴政显然不如仁政．包拯就是这样的人．他之所以为人们千古传颂，也由于他的法律思想和执法行动，符合人民群众的要求与愿望．比起贪赃枉法来，两袖清风，依法办事总要好一些，对广大人民有利些。
尽管宋初制定了一系列法律制度，但是，一个被欺压的普通百姓，要想告状还是难于上青天。不但手续很多，而且根本见不到官员的面．这样，官吏豪强狼狈为奸，既可以敲诈勒索，又可以将法律作儿戏。
包拯在开封府任职时，作出了新的规定：大开正门，凡是告状的，都可以进去直接见官，直接面陈案情，任何人不得阻拦刁难．不要以为这是一件小事．无论从有助于百姓申冤上讲，还是从有助于审理案件上讲，这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改革。这改革，在中国法律史上，既有一定地位和作用，又有进步意义。包拯办案，有两个特点，一是不怕权势，二是为民申冤。两者结合起来，便是包公。不怕权势，敢于顶风办事，在宋代不是容易的事。那错综复杂的关系，早巳用一根既得利益即特权的绳索，把官僚、贵族、豪绅、恶霸们联系在一起。要冲破这个已经编织好的、保护地主贵族利益的网络，谈何容易。但是，包拯迎难而上，以不怕身败名裂的勇气，使得“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
开封的一条小街上发生火灾。有些无赖竟然戏弄起包拯来。他们追到包拯面前，问包拯：救火是到甜水巷取水，还是到苦水巷取水？包拯一看是些地痞流氓，现在要来破坏救火工作，下令把他们统统杀了。

包拯庙

早在天长县时，包拯就处理过一件偷牛案．有一个无赖，将农家的牛舌割掉了。农民告到官府，包拯对那农民说，你回家把牛宰杀吃了。那农民真的回家把牛杀了。宋代法律规定，擅杀耕牛是犯法的。因此，那个无赖到县里，控告那农民杀牛。包拯大怒，立即审问那无赖，你为什么把人家的牛舌割了。无赖只得招供，并且暗自吃惊：你包拯怎么会知道是我作案的?其实，包拯是依推理法作出的判断：既然有人要害别人，那么别人犯法，那人一定要乘机告状，所以包拯叫农人干脆把牛杀了，以引诱割牛舌者来告状。
打击权贵与罪犯，维护平民利益，直接替民做主，减轻农民负担。包拯任监察御史时，曾出现过一件怪事；转运使王逵，向皇帝告状，告的是陈州(今属河南省)地方官任中师苛剥农民，多收钱粮。在当时人心目中，任中师廉洁，王逵贪卑，这是否是恶人先告状？所以要派人去调查。许多人都畏惧王逵的权势，不愿前往。包拯为弄清真相，为民除害，毅然来到陈州，经过调查，并且掌握了证据，包拯回到首都，向皇帝报告，向农民任意搜括，引起农民不满与无法生活的，正是王逵。包拯要求将王逵撤职，将多收钱粮还给农民。戏曲《陈州放粮》，就是依据包拯这一事迹，加以渲染、虚构而成的。包拯办案，不徇私，不舞弊，所以当时的天下百姓，男女老少都知道包公。首都的群众更把包公传为救世主。

仕履表

天圣五年（1027年）：大理评事，知建昌县（不赴），监和州税（不赴）。

《包青天》之包拯

景佑四年（1037年）：大理寺丞，知天长县。
康定元年（1040年）：殿中丞，知端州。
庆历三年（1043年）：监察御史里行，勾当东排案司。
庆历四年（1044年）：监察御史，权度支判官，三司户部判官。
庆历六年（1046年）：京东转运使。
庆历七年（1047年）：直集贤院，工部员外郎，陕西转运使。
庆历八年（1048年）：刑部员外郎，河北转运使（未及上任），三司户部副使。
皇佑二年（1050年）：天章阁待制，兵部员外郎，知谏院。
皇佑四年（1052年）：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高阳关路都部署安抚使。
皇佑五年（1053年）：知扬州（后知庐州）。
至和二年（1055年）：兵部员外郎，知池州。
嘉佑元年（1056年）：刑部郎中，右司郎中，知江宁府（后权开封府）。
嘉佑三年（1058年）：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兼理检使，领转运使、提点刑狱、考课院。
嘉佑四年（1059年）：枢密直学士，权三司使。
嘉佑六年（1061年）：给事中，礼部郎中（后礼部侍郎），三司使，枢密副使。
嘉佑七年（1062年）：礼部尚书（五月卒赠）。

包公祭墓

包公墓全称包孝肃公墓园，位于合肥市内包河南畔林区，与包公祠紧紧相连。整座墓园面积1200平方米。包拯病逝于北宋嘉七年(1062年)，次年由开封护丧归葬在今合肥市东郊大兴集。1973年建于此，1988年竣工。墓园内迁安了包拯及其夫人、子孙的遗骨。包公曾言：“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者，不得放归本家，死不得葬大茔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也。”故有“不肖子孙，不得入墓”的传说。墓园由主墓区、附墓区和管理区组成。主墓呈“覆斗型”，墓室内安放有包拯墓志铭和2．4米长的金丝楠木棺，棺内安放包拯遗骨。北侧是附墓区，有包拯夫人董氏及其子、媳等墓5座。整个墓园庄重肃穆，寓包拯禀性峭直、刚毅之意。主要建筑上置有中国著名书法家赵朴初、刘海粟、启功、溥杰等撰书的楹联。

包氏家族与遗迹

据墓志铭载：包拯先有三妻张氏、董氏（有一子包繶但他婚后两年染病身亡），并后与随嫁之待婢孙氏纳为妾室并生下一子包綖（1058年，包綖由包繶之妻崔氏取名包授），妻被包拯遗送回家，因为包綖，家族得以繁衍；包公另还有两位女儿。另董氏于1068年病逝于合肥，与包拯合葬；崔氏则于1094年去世，享年62岁。
他于宋仁宗嘉祐七年（1062年）病殁于开封，谥号孝肃，妻子董氏把生前奏议底稿交付至门生张田辑录成《孝肃包公奏议》(即《包拯集》)传世，次年归葬合肥并由宋枢密副使吴奎立下墓志铭（现存安徽省博物馆），墓地曾于1199年由淮西路官员重修，但于文革时期1973年3月因当时革命委员会征地被强行“迁坟”破坏，而另一相关古迹“包公井”原址亦抢救未果，于1986年成为在合肥四中的一幢五层楼宿舍。

世人评价

京剧脸谱

包拯以廉洁公正、不攀附权贵著称，故民间称其包青天及包公，就任开封府尹期间，办案既明查又暗访，执法既严谨又不失人情，令正义得以顺利伸张之余亦导人向善。
开封府公堂门前右边前有一鼓，逄有重大冤情之时，不论大小人物一经击鼓鸣冤，包青天定必升堂开审，喊冤者可直接向包大人陈述冤情；而传说包拯审案不分昼夜：日审阳间，夜审阴间；并流传多个审案故事传颂后世，著名的有《铡美案》、《狸猫换太子》、《乌盆案》等。另古代小说《七侠五义》亦以其为主人公。因其大公无私，拥有一副铁面如墨的脸孔以镇慑佞臣，额上挂有一弯苍白明月，故亦有“包黑子”称号，坊间传说中包拯死后成了神明“马国公”，故现在称的“马国公”就是包公本人。

历史史实

《宋史》

原文：包拯，字希仁，庐州合肥人也。始举进士，除大理评事，出知建昌县。以父母皆老，辞不就。得监和州税，父母又不欲行，拯即解官归养。後数年，亲继亡，拯庐墓终丧，犹裴徊不忍去，裏中父老数来劝勉。久之，赴调，知天长县。有盗割人牛舌者，主来诉。拯曰：“第归，杀而鬻之。”寻复有来告私杀牛者，拯曰：“何为割牛舌而又告之？”盗惊服。徙知端州，迁殿中丞。端土产砚，前守缘贡，率取数十倍以遗权贵。拯命制者才足贡数，岁满不持一砚归。
寻拜监察御史裏行，改监察御史。时张尧佐除节度、宣徽两使，右司谏张择行、唐介与拯共论之，语甚切。又尝建言曰：“国家岁赂契丹，非御戎之策。宜练兵选将，务实边备。”又请重门下封驳之制，及废锢赃吏，选守宰，行考试补荫弟子之法。当时诸道转运加按察使，其奏劾官吏多摭细故，务苛察相高尚，吏不自安，拯於是请罢按察使。
去使契丹，契丹令典客谓拯曰：“雄州新开便门，乃欲诱我叛人，以刺疆事耶？”拯曰：“涿州亦尝开门矣，刺疆事何必开便门哉？”其人遂无以对。
历三司户部判官，出为京东转运使，改尚书工部员外郎、直集贤院，徙陕西，又徙河北，入为三司户部副使。秦陇斜谷务造船材木，率课取於民；又七州出赋河桥竹索，恒数十万，拯皆奏罢之。契丹聚兵近塞，边郡稍警，命拯往河北调发军食。拯曰：“漳河沃壤，人不得耕，刑、洺、赵三州民田万五千顷，率用牧马，请悉以赋民。”从之。解州盐法率病民，拯往经度之，请一切通商贩。
拯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人以包拯笑比黄河清，童稚妇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

《宋史》

京师为之语曰：“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旧制，凡讼诉不得径造庭下。拯开正门，使得至前陈曲直，吏不敢欺。中官势族筑园榭，侵惠民河，以故河塞不通，适京师大水，拯乃悉毁去。或持地券自言有伪增步数者，皆审验劾奏之。
迁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奏曰：“东宫虚位日久，天下以为忧，陛下持久不决，何也？”仁宗曰：“卿欲谁立？”拯曰：“臣不才备位，乞豫建太子者，为宗庙万世计也。陛下问臣欲谁立，是疑臣也。臣年七十，且无子，非邀福者。”帝喜曰：“徐当议之。”请裁抑内侍，减节冗费，条责诸路监司，御史府得自举属官，减一岁休暇日，事皆施行。
张方平为三司使，坐买豪民产，拯劾奏罢之；而宋祁代方平，拯又论之；祁罢，而拯以枢密直学士权三司使。欧阳修言：“拯所谓牵牛蹊田而夺之牛，罚已重矣，又贪其富，不亦甚乎！”拯因家居避命，久之乃出。其在三司，凡诸官库供上物，旧皆科率外郡，积以困民。拯特为置场和市，民得无扰。吏负钱帛多缧系，间辄逃去，并械其妻子者，类皆释之。迁给事中，为三司使。数日，拜枢密副使。顷之，迁礼部侍郎，辞不受，寻以疾卒，年六十四。赠礼部尚书，諡孝肃。

民间传说

包拯一生为官大公无私，廉洁严明，受到百姓的爱戴。百姓都把他看作是神的化身，因此民间流传着大量关于他的传说。
民间传说包拯可审判上至天上的神，下至地狱的小鬼；日审阳，夜审阴；死后还被派往阴间做了阎罗王。可见民间对包拯评价之高。

传说包拯在家排行老三，故小名叫包三，在包三未出世之前，他们的家境十分贫寒，有一天包三的大嫂洗澡，在澡盆里落下一颗星星，这一颗星星吓坏了他大嫂，她就把洗澡水让给他妈妈，第二年，她妈妈生下了包三，奇丑无比。加上脸又黑且额上一道月亮的胎记，他妈妈认为生了一个怪胎，他妈要求他大嫂把他活埋了，说完就吓晕了过去，而他的大嫂就偷偷地抱走，给人家寄养。
传说落在澡盆中的星星就是文曲星，民间因此说包拯是文曲星下凡。这是关于包拯神化的最初传说。

话说北宋末年，天灾人祸不断，民不聊生。玉皇大帝特派赤脚大仙下凡做皇帝以救治民间疾苦，还答应派文曲星和武曲星辅佐他。
赤脚大仙下凡后投胎就是宋仁宗，但一出生就一直大哭不止，催促文曲星与武曲星赶快下凡。玉皇大帝因此急派二星赶紧下界。
而南斗注生、北斗注死。凡是投胎的人，都要到南斗星君处报道，并取一个脸谱下凡。文武二星到南斗星君处报到时，恰巧又遇南斗星君正与北斗星君下棋，无视文武二星的到来。
文曲星等得不耐烦了，就直接从南斗星君身旁装脸谱的乾坤袋，拿了一个脸谱就匆匆下凡投胎。而武曲星耐心的等到南斗星君下完棋后才说明来意，因此南斗星君从乾坤袋中，打算拿个武士脸谱给武曲星，但东找西找就是找不着，只好拿了文士脸谱给他。
文曲星投胎后就是包拯，但因匆忙之间拿走了武士脸谱，因此一出生就是个黑脸，以致遭到父亲嫌母亲弃，而他的嫂子可怜他将他抚养长大，所以包拯都尊称他嫂嫂为「嫂娘」。包拯长大后考中状元，游宫时皇后因为嫌他面黑，特赐他三尺红绫遮面皮。
而武曲星投胎後就是狄青，生得眉清目秀，像一个文弱的书生。但因练就了一身好武艺，而成了宋朝的一员大将，南征北讨屡建奇功。但因长得脸白清秀，难以服众，因此做了一个凶恶的鬼脸面罩戴在脸上，增添几番煞气。
以上内容纯属民间传说并无史实根据。有关包拯的传说数不胜数，此处不一一介绍。其他传说可参考人民教育出版社历代名人传说。

智慧故事

北宋名臣包拯（公元999—1062 年）在天长县刚任县令时曾审过两桩牛案。
那是春耕时节，东村农民王某和张某一天在田里同耕，休息时坐在田岸边闲聊，让两头牛在坡上吃草。一会儿，两头牛抵起角来，王某和张某没当一回事，竟在一边看热闹，谁知道王某的牛把张某的牛抵死了。这下两个好朋友翻了脸，张某告到县衙门，要王某赔牛。那时包公还没上任，前任白县令审案时想：判赔，王某吃亏；判不赔，张某吃亏。左思右想，没法把案子判得公平合理，只得把两人收在监里。
第二天，包公上任，听说有两个农民在监里骂人，提出来一审，知道事情的原因，就笑哈哈地对他们说：“你们本是一对好朋友，只是漫不经心使牛抵角死亡，以致朋友反目成仇人，这实在是不应该的。今天本官劝你们言归于好。”说罢，提笔写了四行字：
二牛抵角，
不死即活；
活牛同耕，
死牛同剥。
两个农民听完判决，都说这样公平合理，谢过包公，携手走出公堂。谁知那两人刚走，又来一人报案。
那是西村农民，名叫刘全。今天早晨他正要牵牛下地干活，来到牛圈时大吃一惊：原来他的大黄牛满口血淋淋，牛舌头不知给谁割掉了。他心疼得哭了一场，急来县衙门要求破案。
包公看了状子，心想：这很可能是刘全的仇人干的。就对刘全说：“看来，这头牛是活不长了，你干脆把牛宰了，肉可以卖，我再资助你一些钱，这样你又可以买一头牛了。”刘全感激地挥泪告别。
刘全刚走，包公当即出了一张禁杀耕牛的布告：
本县晓谕黎民百姓：为确保春耕春种，保养好耕牛，严禁私自宰杀。如有病牛，须请牛医诊治；诊治无效的，先报呈县衙，经查验后，方可宰杀。未经查验，擅自杀牛的，一律严惩不贷。有人捕捉到杀牛者，官府赏银三百贯。此布。
第二天，刘全的邻居李安前来报告说，刘全擅自宰杀耕牛。
包公想：村中的人一定都知道，刘全宰杀的是残废牛，而这个自称刘全邻居的人明知杀残废牛而来告他，不就是诬谄好人吗？这人肯定和刘全有仇。包公出布告本来就是要引刘全的仇人出来。现在问过姓名，知他叫李安。刘全曾告诉包公，李安曾和他有仇，看来此人必定是偷割牛舌的人。
一审问，李安只得供认了自己割牛舌而又来诬告的罪状。

包拯在定远县任县令时，常常微服私访。一次，包拯带着衙吏经过某山岗时，见前面草丛上方苍蝇乱飞，并有一股血腥味扑来，便令衙吏察看。草丛里躺着一具男尸，身体已经腐烂，面目难辨，背上压着块大青石板，肩上还搭着只马褡裢子，内有木制“宋记”印戳——原来是个收卖粗大布的，查问地保，知本地没有姓宋的贩布商人。包拯断定这是谋财害命的案子。那么杀人犯是谁呢？
第二天，包拯贴出布告，说要在大堂上审石板。大家觉得好奇，都到堂上看稀奇事。那块青石板正放在堂中央，铁面无私的包拯喝道：“大胆石板，竟敢谋财害命，目无国法，给我狠打四十大板！”差役扬起板子，狠狠向石板打去，“噼噼啪啪”震得差役虎口疼痛。大家见状，都忍不住笑出声来。包拯斥责道：“本县断案，大堂上理应肃静，你们竟敢喧哗公堂，该当何罪？”
众人见包拯发怒，一齐跪下，口称“知罪”。
包拯说：“那好，你们讲，愿打还是愿罚？愿打，每人打四十大板；愿罚，每人举保画押，限定三日，交上三尺大布。违者严惩！”
大家愿罚。心想：“包大人真有意思，找不到凶犯，让众人来献一条孝布。”
三天之内，近街远集的粗大布一购而空。包拯的手下一边收布，一边核对布头上的印记，竟发现不少人交上的粗大布上有“宋记”印戳，与死者的印戳丝毫不差。经查问知是某布庄的。当下把某布庄老板抓来。老板一见死者的印戳，面如土灰，只得供认：死者宋某从外地收购粗大布，盖上印戳后寄存在他那里。他谋财害命，但匆忙之中忘了毁掉马褡裢子。

传说，有个哑子，每逢新知府上任，都献上一根木棒，任官责打。包公上任后，他又来献棒。包公想：如果他没有冤枉，怎肯屡屡无罪吃棒？无奈哑子口不能言，手不能写。包公心生一计，用猪血涂在哑子臂上，又以长枷枷到街上示众。暗差几个心腹跟随其后，见有人替他鸣冤叫屈，就传他上堂。
一会儿，果见围观者中有个老头为哑子叫屈，于是将他引到包公面前。
老人说：“这人是我村的石哑子，自小不能说话，只是耳朵还好使，他被哥哥石全赶出，万贯家财，并无分文给他。每年告官不能伸冤，今日又被杖责，小者因此感叹。”
包公传石全到衙，但石全不承认哑子是他亲骨肉。
石全走后，包公教哑子：“你以后撞见你哥哥，就去扭打他。”
哑子眨巴着眼睛，看上去有些害怕。
包公说：“你就照我的话去做好了，本官可为你作主。”
一日，被打得头破血流的哥哥来告哑子，说他不尊礼法，殴打亲兄。
包公问石全：“哑子如果真是你亲弟，他的罪过不小，断不轻饶。如果是外人，只作斗殴论处。”
石全说：“他果是我同胞兄弟。”
包公喝道：“既是你亲兄弟，为何不将家财分给他？分明是居心独占！”
石全无话可说。包公即差人押他们回家，将所有家财各分一半。

开封府尹包拯断案如神，但有一案件颇费他踌躇。
街民毛勤猝然死亡，族人因其死得蹊跷，便状告开封府。
包公将毛妻冬花传讯、冬花虽言词哀切，但面露妖冶，外着丧服，内套红袄，分明具有杀夫嫌疑，但她声称丈大系“气鼓症”死亡。
包公问道：“既患气鼓症，可曾请医治疗？”
冬花对答：“丈夫命薄，未及请医，已气绝身亡。”
包公便命仵作廖杰开棺验尸。廖杰经验丰富，但验尸结果，虽见毛勤死状异样，但并无查出谋害痕迹。回转家中，夜不成寐，不知如何向府尹汇报。
其妻阿英见他心事重重便问道：“你可曾验看那尸体的鼻子？”
廖杰反问：“验那鼻子何用？”
阿英说道：“那鼻子内大可作文章，倘从中钉上利钉，直通脑门，岂非能不留痕迹而致人死亡！”
廖杰将信将疑地连夜再去复验尸体，果见毛勤的鼻孔内有两根铁钉，于是真相大白，遂将冬花缉拿问罪。冬花抵赖不过，承认串通姘夫谋害亲夫。
事后，包公询问廖杰：“冬花作案手段奇特，你是如何想到验看尸体鼻孔的？”
廖杰回答：“此是小的妻子提醒的。”
包公说：“请你妻子来府，我要当面酬谢。”
第二天，廖杰高兴地带着妻子到府里领赏。包公像是熟人似的对阿英端详了一会，开口问道：“你嫁给廖杰几年了？”阿英答道：“我们系半路夫妻，只因我前夫暴病死亡，才改嫁廖杰为妻。”
“你前夫名字可叫路才？”
阿英面露惊异之色：“大人如何得知？”
“路才暴死一案由县衙呈送本府，我昨晚查阅卷宗，得知县衙已对此案作了正常病故的结语。但我觉得此种结语颇存疑问。”
阿英更是呈恐慌之色：“大人以为..”
“本府认为，路才系被人从鼻孔中钉钉谋害。”
廖杰奉命前往路才墓地，掘墓开棺，虽尸体已腐烂。但在鼻孔部位露出两根已锈的长钉。
包公继续审理路才案件。他对阿英说：“想你一个平常女子，如何懂得鼻孔钉钉的奇特方法，除非有过亲身经历，才能一语点破，”
阿英只得如实招供事实：原来她也是个水性杨花的女子，在与路才结婚之后，经常与人姘居，姘夫是个惯犯，与她合谋用铁钉钉鼻之法害死路才，后来那姘夫在斗殴中被人杀死，阿英才改嫁廖杰。
廖杰听了如梦初醒：“想不到此女这般蛇蝎心肠，若非大人明察秋毫，我也几乎作了她砧上之肉。”
阿英懊丧不已：“若不是我多言多语，此案也断不能破。”
包公正色道：“非也，作案之人，侥幸取巧，只能蒙蔽一时，不能长久隐藏，终有一天会暴露出来自食恶果。此乃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仁宗年间，陈州大旱，发生饥荒，户部尚书范仲淹上殿奏本，保举龙图阁大学士兼开封府尹包拯到陈州粜米济赈。
原先朝廷已派了两个官员去陈州办理济赈事宜，这两个人都是当朝权贵刘衙内的亲属，一个是他的儿子，一个是他的女婿，他俩在陈州贪赃在法，鱼肉饥民，还打死了饥民李大胆，搞得陈州怨声载道，民不聊生。所以范仲淹要保奏包拯前往陈州查处。
刘衙内素知包拯清正，铁面无私，所以于半夜来访，假惺惺地说道：“陈州饥民多亡命之徒，包大人此番出赈，可要当心。”他的本意是想吓退包拯，不去陈州。
包拯严正答道：“为国效劳，为民解难，乃我辈本分，何惧之有？”
刘衙内见劝阻无效，便改口说情：“包大人此去陈州，望对我儿、婿照应则个。”
包拯答道：“这个我心中有数，感谢你今天来向我传递消息，将来有甚事情，我也会派人向你传递消息，以作回报。”当场送客。刘衙内虽然没得到包拯什么确切保证，但总算能随时得知陈州消息，倘有不测，还有回旋余地，便称谢告辞。
包拯带了差役王朝赶往陈州，将近陈州地面时，包拯易服先行，吩咐王朝随后赶来。包拯一副乡民打扮，混入饥民之中，来到衙门购买赈米。只见刘衙内子婿两人高踞公案之后，督促差役粜米。名为粜米、实为盘剥，在米中掺入大量泥沙，提高价格，克扣斤两，使饥民不堪其苦，稍有微词，便棍棒相加。包拯实在看不下去，高声喊道：“身为朝廷命官，竟敢如此荼毒百姓，天理何存？”
刘衙内的子婿见一个黑脸饥民敢当众揭短，不由气怒万分，喝道：“住口，先前有个李大胆，今天又来了黑大头，我让你们一样下场。”吩咐差役将包拯吊在树上。
正在这时，手持金牌、背插宝剑的王朝赶到，两个贪官忙迎接钦差。王朝说道：“包大人先我而来，不知现在何处？”
两贪官面面相觑，答道：“下官不曾见包大人来过。”
王朝眼快，看见大树下正吊着包拯，忙跪步上前，亲手松绑，两个贪官这才知道“黑大头”原来就是铁面无私的包大人，忙上前恭请包拯坐上公案。
包拯一拍惊堂木喝道，“尔等贪赃枉法，荼毒饥民，我不但亲眼看见，而且亲身经历，还有何话可说！”
两贪官连连谢罪认错。
“既然知罪，即写下伏罪状来！”
两贪官当即写了伏罪状，并签字画押。
在场饥民见包拯如此清正，声声齐喊：“包青天！”内有被两贪官屈打致死的饥民李大胆的儿子，此时气愤交加，率众饥民将两个贪官当场打死，以泄民愤。
包拯对饥民的举动是深表同情的，但咆哮公衙，击毙官吏毕竟是有罪的，他就暂且将李大胆的儿子收押在监，等送报朝廷后再作处理。
包拯在发出奏折前，先叫王朝去向刘衙内暗通消息，让他将陈州发生的事，稍作改动说道：“两官员贪赃枉法已经查实，被下在狱中。饥民作乱，为首者已被当场处死。”
刘衙内听了又忧又喜，又恨又急：忧的是，子婿已获罪；喜的是，幸亏早得消息，局面尚可挽回；恨的是，饥民作乱；急的是，时间仓促，刻不容缓。他自恃皇上宠爱，便连夜进宫见驾，在皇帝面前花言巧语。皇帝果然听信了他的谗言，下了一道圣旨：“活的赦罪，死的不赦。”这样可以完全达到刘衙内的愿望，既可救了他的子婿，又可镇压作乱的饥民。
刘衙内奉了圣旨亲赴陈州，当着包拯的面宣读。
包拯当场问道：“济赈两官员何在？”
众差役答道：“已经死了。”
包拯又问：“饥民首领何在？”
众差役答道：“押在狱中。”
包拯宣判道：“奉圣旨，两贪官理该处死，不准赦其罪；李大胆之子，为父报仇是为义举，应予释放。”
这一宣判，使刘衙内当场昏厥在地。从此一病不起。
处理这案件后，包拯在陈州按法粜米，解救饥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整顿吏治，使社会复趋于安定平稳。

一天，包公受理侄子告伯母骗取合同文、不认亲侄一案。
原来，在东京汴梁西关外定坊有户人家，哥哥刘天祥，娶妻杨氏。这杨氏乃是二婚，带来一个女儿，到刘家后再没生养儿女。弟弟刘天瑞，娶妻张氏，生得一个儿子，取名安住。父亲在安住两岁时，就给他与邻居李社长家的小女儿定了娃娃亲。大嫂杨氏打算待女儿长大后，招个女婿，多分些家产。因此，把刘安住当成眼中钉。
这一年，东京地区大旱，颗粒无收。官府发下明文，让居民分户减口，往他乡逃荒。弟弟天瑞照顾哥哥上了年岁，不宜远行，决定自己携妻儿离乡背井。天祥就请邻居李社长写下两张合同文书，把所有家产全部写在上面，以做日后见证。兄弟俩各执一份，洒泪分别。
天瑞带了妻儿，来到了山西潞州高平县下马村。房东张员外夫妻，为人仗义疏财，虽有许多田产，却无儿无女，见年方3 岁的刘安住眉清目秀，乖觉聪明，就收为义子。对天瑞夫妻也像骨肉兄弟一样看待。但是不久，天瑞夫妇染上疫症，几天后相继去世。天瑞临死前掏出一纸合同文，将儿子托付给张员外。
一晃，刘安住18 岁了，为使父母尸骨归乡，决定回老家安置。张员外就把合同文书交给他。
刘安住直奔东京汴梁，一路问到刘家门前，只见一位老妇人站在那里。那老妇人正是伯母杨氏，她一心想独占家财，就骗取了刘安住的合同文书，却翻脸不认侄子，反抄起一根木棒，打得安住头破血流。邻居李社长闻声赶出，问刘安住：“那合同书既被她骗走，你可记得上面写的什么吗？”安住一字不差的背了一遍。李社长说：“我是你的岳父李社长。”当下他写了状词，带着安住来到开封府告状。
包拯接了状词，便传令拘刘天祥夫妇到了公堂，责问刘天祥：“你是一家之主，为何只听老婆的话不认亲侄子？”
刘天祥回答：“小人侄儿两岁离家，一别十几年，实不敢贸然相认，凭合同文书为证。而今他和我妻一个说有，一个说无，我一时委决不下。”
包公又问杨氏，杨氏一口咬定从未见过合同书。包公假意愤然对安住说：“他们如此无情无义，打得你头破血流。大堂上，本官替你作主，你尽管打他们，且消消你这口怨气！”
刘安住流泪道：“岂有侄儿打伯父伯母之理？小人为认亲葬父行孝而来，又不是争夺家产，决不能做为出气而责打长辈的事。”
包公自有几分明白，对刘天祥夫妇说：“本官明白这小子果然是个骗子，情理难容，改日定将严刑审问。”今天祥夫妇先回去，而将刘安住押至狱中。
第二天，包公一面让衙役四处张扬：“刘安住得了破伤风，活不了几天了。”一面派差役到山西潞州接来张员外，于是真相大白。
几天后，包公传来一行人到公堂。张员外所言句句合情合理，杨氏胡搅蛮缠死不认亲。于是，包公传令带刘安住上堂。不料差人却来宾报：“刘安住病重死在狱中。”众人听罢大惊，只有杨氏喜形于色。包公看在眼里，吩咐差人即刻验尸。一会儿，差人回报：“刘安住因太阳穴被重物击伤致死，伤口四周尚有紫痕迹。”
包公说：“这下成了人命案。杨氏，这刘安住是你打死的，如果他是你家亲侄，论辈份你大他小，纵然是打伤致死，不过是教训子侄而误伤，花些钱赎罪，不致抵命。如果他不是你的亲侄，你难道不知道‘杀人偿命’吗？你身犯律条，死罪当斩！”即命左右将杨氏拿下，送到死囚牢中。
此时，杨氏吓得面如土色，急忙承认刘安庄确是刘家的亲侄。包公问：“既是你家亲侄，有何证据？”杨氏只好交出那张骗得的合同文书。包公看后，差人叫刘安住上堂。刘安住接过包公赚出的合同文书，连称“青天”。杨氏方知中计。
包公提笔判决此案：表彰刘安住的孝道和张员外的仁义；杨氏本当重罪，准予罚钱赎罪；刘氏家产，判给刘安住继承。 ^[1]

诗歌

书端州郡斋壁
包拯
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
秀幹终成栋，精钢不作钩。
仓充鼠雀喜，草尽兔狐愁。
史册有遗训，毋贻来者羞。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