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档案
康熙大帝
年号:康熙
姓名:爱新觉罗·玄烨
生辰:顺治十一年三月十八日(1654年5月4日)
出生地:北京紫禁城景仁宫
属相:马
父亲:爱新觉罗·福临(即顺治帝)
母亲:佟佳氏,后尊为孝康章皇后
排行:顺治帝第三子
初婚:12岁
原配:赫舍里氏
配偶:皇后4人、皇贵妃3人、贵妃1人、妃11人、嫔9人、贵人13人、庶妃4人、常在9人、答应9人等等
子女:35子,20女
即位时间:顺治十八年正月十九日(1661年2月17日)
即位年龄:8岁
在位年数:61年
卒年: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1722年12月20日)
享年:69岁
死亡地:北京畅春园
庙号:圣祖
谥号:合天弘运文武睿哲恭俭宽裕孝敬诚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
陵寝:景陵
继位人:爱新觉罗·胤禛(即雍正帝)
朝代:清
都城所在地:北京
个人才能
爱新觉罗·玄烨
钱宗范在《康熙》中说:“他一生勤奋好学,博览群书。自然科学方面的数学、天文、历法、物理、地理、农学、医学、工程技术;人文方面的经、史、子、集;艺术方面的声律、书法、诗画。他几乎都有所研究。他写出了八九十篇关于自然科学方面的论著,他亲自审定了多种历史方面的书籍,他还精通多种民族语言。”
康熙的汉文水平很高,中国历史知识丰富。“城高千仞卫山川,虎踞龙盘王气全。车马往来云雾里,民生休憩在当前。”他的这首《登高诗》被誉为帝王诗。康熙六巡江南题词很多,如为济南趵突泉题“激湍”、“源清流洁”,为珍珠泉题“清漪”、“润物”,为镇江金山龙禅寺题“江天一览”,为济南省城书院题“学宗洙泗”,为钱塘江龙王庙题“恬波利济”,为陆秀夫祠堂题“忠节不磨”,为米芾海狱庵题“宝晋遗踪”。题词充分表明康熙高深的汉文水平和丰富的中国历史知识,题词的书法也很好。康熙善学。宣城梅觳成、泰州陈厚耀入值南书房,康熙教过他们算学。
康熙善射。他晚年对近御侍卫说:“我自幼至老,用鸟枪弓箭射死老虎135只,熊20只,豹25只,猞狲10只,麋鹿14只,狼132只,吹哨引来而射死的鹿几百只。射获其余野兽不计其数。曾一天之内射兔318只。”
康熙有丰富的水利知识。他六巡江南视察河工,对每项水利工程都能作出具体指示。他最后一次南巡(康熙四十六年一至三月)是亲自考察泗州西溜淮套是否可以开河才去的。经过实地考察,他正确地予以否决。
个人品质
爱新觉罗·玄烨
康熙8岁丧父,10岁又丧母。母亲重病时,玄烨“朝夕虔侍,亲尝汤药,目不交睫,衣不解带”;母亲病故后,玄烨又昼夜守灵,水米不进,哀哭不停。康熙后来回忆说,幼年在“父母膝下,未得一日承欢”。
康熙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嗜书好学的帝王。他5岁入书房读书,昼夜苦读,不论寒暑,甚至废寝忘食。又喜好书法,“每日写千余字,从无间断”。他读“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必使字字成诵,从来不肯自欺”。后来他要求皇子读书,读满百遍,还要背诵,这是他早年读书经验的传承。康熙继位后,学习更加勤奋,甚至过劳咯血。他读书不是为消遣,而是为“体会古帝王孜孜求治之意”,以治国、平天下。他在出巡途中,深夜乘舟,或居行宫,谈《周易》,看《尚书》,读《左传》,诵《诗经》,赋诗著文,习以为常。直到花甲之年,仍手不释卷。
康熙帝重视史籍,下令编纂《清文鉴》(满文字书)、《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全唐诗》、《皇舆全览图》等,开一代整理与雕印文化典籍之风。他还有《御制文集》(三集)、《御制诗集》、《几暇格物编》等传世,留下1147首诗词。
康熙皇帝对医学很有兴趣,也很有研究。他说自己“年力盛时,能挽十五力弓,发十三把箭”,可见他体格强健、长于弓马。他也得过几场大病,使他很早留心医药学。康熙40岁那年得了疟疾,中医药未能治愈,耶稣会教士洪若翰、刘应进金鸡纳霜(奎宁)。康熙服用后,很灵验,病好了。他召见洪若翰、刘应等,在西安门内赏赐房屋,后这里成为天主教北堂。曹寅得了疟疾,康熙赐金鸡纳霜治好了他的病。此后,康熙便对西药发生兴趣,命在京城内炼制西药,还在宫中设立实验室,试制药品,亲自临观。他提倡种痘以防天花。关外的游牧族群,特别怕患上天花。顺治因患天花而死,康熙也出过天花,脸上留下麻子。清朝在塞外建避暑山庄、木兰围场,原因之一是蒙古贵族可以不入京朝觐,减少出天花的机会。他破除因循,推广种痘,命先给自己子女及宫中女子种痘,还给蒙古49旗及喀尔喀蒙古部民种痘,这就使千万人因种痘而免去患天花死亡或不死而留下麻子的悲剧。
康熙帝命耶稣会士巴多明将西洋《人体解剖学》书籍翻译成满文、汉文。他曾命将一只冬眠的熊进行解剖,并亲自参加。康熙又喜爱、研习自然科学。他学习和研究自然科学的一个动因,是曾经因为不懂自然科学而在处理政事时遇到困难。钦天监杨光先状告汤若望,朝廷会议展开了一场关于天算历法的大争论。
康熙皇帝是一位学习型的皇帝,不仅如此,他还很重视虚心接纳。自明朝后期始,西方耶稣会士陆续来到中国。他们一面传教,一面传授西方科学知识,在康熙朝有一批外籍教师,如比利时人南怀仁、葡萄牙人徐日升、法国人张诚和白晋等,其中以汤若望和南怀仁最为著名。
康熙皇帝不仅是一位明君,更是一位严父。康熙帝的子女,在清帝中算是最多的,共有35子、20女。有学者统计,康熙的皇孙共97人。康熙对子孙的教育特别认真,也特别严格。康熙也像平民百姓一样,严格教子,望子成龙。康熙对子孙的教育,通过多种方式进行。包括言传、身教,让子孙参加祭祀、打猎、巡幸、出征等,上学是康熙教育子孙的基本方式。
清朝皇子的教育,《养吉斋丛录》记载:“我朝家法,皇子、皇孙六岁,即就外傅读书。”学习的时间,“寅刻至书房,先习满洲、蒙古文毕,然后习汉书。师傅入直,率以卯刻。幼稚课简,午前即退直。迟退者,至未正二刻,或至申刻”。休假日,“惟元旦免入直,除夕及前一日巳刻,准散直”。一年之中,休假只有元旦一天和其前两个半天。相比之下,今日学生的假日可谓多矣。康熙确定了皇子皇孙的教育制度。康熙教育子孙,是他为君之道中的重要内容。康熙的继承者雍正、乾隆都很杰出。
政治特色
康熙处理军国大政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勤”,另一个是“慎”。
康熙的书法
康熙一生勤政。“勤政实为君之大本,怠荒实亡国之病源”。清朝的皇帝,从天命汗到光绪帝都是勤政的。从康熙开始,皇帝每天都要御门听政,就是在皇宫乾清门前,由皇帝亲自主持御前朝廷会议。因为最初康熙听政主要在乾清门,所以称作御门听政。后来听政的地点经常变化,有时在中南海瀛台勤政殿、畅春园澹(dàn)宁居、避暑山庄澹泊敬诚殿等。参加会议的主要有六部九卿(礼吏户兵刑工六部尚书、左都御史、通政使、大理寺卿)等官员。会议有记录,就是起居注。康熙从14岁亲政以来,每天御门听政,一年四季,无论冬夏,没有例外。听政的时间,一般在早上八点左右,所以又称“早朝”。康熙的御门听政,严寒酷暑,从不间断。他说:“一岁之中,昧爽视朝,无有虚日。亲断万机,披览奏章。”即使在康熙十八年发生北京大地震,康熙照常早朝,御门听政。康熙从亲政之日起,到去世之前,除因生病、三大节、重大变故外,几乎是没有一天不听政的。
康熙理政不仅“勤”,而且“慎”。康熙一生谨慎,对于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反复调查,慎重决策。
康熙对臣民强调要实行“仁爱”。康熙屡次申令停止圈占土地;又蠲(juān)免钱粮达545次之多,计银15亿两。他赈灾,设义仓,关心民众疾苦。他宣布:自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后雍正实行“摊丁入地”,中国长期以来的人丁银被免除。其正面影响是减轻了人身依附,其负面影响是刺激人口增长。乾隆时人口到3亿,道光时则突破4亿。
集中帝权
鳌拜
康熙即位之时,清朝处于虽然建立,但国家正百废待兴的局面。而康熙虽然当了皇帝,但因为年幼,国家大事的决断基本掌握在四位辅政大臣手中。这四位辅政大臣,索尼居首位,总掌启奏批红等大权,但年老力衰。排在第二位的苏克萨哈富有才干,但与鳌拜不和。其后的遏必隆则为人圆滑,不与人争锋。对权力最有野心的是鳌拜。为了在索尼退下之后掌控朝政,鳌拜一方面拉拢遏必隆,一方面借圈地事件打击苏克萨哈。在处理朝政时,鳌拜十分专横,根本不将康熙帝放在眼中。 康熙帝说:"天下大权,当统于一。"(《清圣祖实录》卷二七五)康熙帝为强化皇权,上演了一场智擒鳌拜的历史大戏。
康熙以退为进,在祖母的支持和帮助下,一方面避免与鳌拜发生正面冲突,一方面韬光养晦,专心学习治世本领,并寻找适当时机剪除鳌拜。
1667年6月,索尼病逝。十二岁的康熙决心废除四大臣辅政体制,实行亲政。7月,实行亲政大典。不过,康熙虽然亲政,但原有辅政体制却未能发生变化。为了使康熙能够及早亲政,并迫使遏必隆和鳌拜也交出权力,苏克萨哈在康熙亲政第六天上书请求退隐。在康熙尚未做出反应之际,鳌拜罗织了24条罪状陷害苏克萨哈,并强迫康熙将其处死。清除了苏克萨哈后,鳌拜更加肆无忌惮,朝廷所有政事,均由其决断;对于康熙帝的有些诏令,他也敢公开抗旨。这些使康熙意识到该是剪除鳌拜的时候了。康熙考虑到鳌拜亲信党羽遍布朝野,所以决定设计将其铲除。
康熙一方面在表面上麻痹鳌拜,一方面选择一群身强力壮的少年练习扑击之术。1669年5月,康熙决定采取行动。他首先将鳌拜的党羽以各种名义派出,削弱鳌拜的势力,然后派人将鳌拜召入宫中擒获。鳌拜的党羽在此之后也被一一擒拿。
他下诏说:“鳌拜愚悖无知,诚合夷族。特念效力年久,迭立战功,贷其死,籍贯没拘禁。” 也就是说,鳌拜因立过许多战功,所以免于一死而终身监禁。对于其党羽也给予了不同的处罚。同时恢复了苏克萨哈的职位。这种措施稳定了满清的朝局。康熙剪除鳌拜后,废除了辅政体制,收回了朱批大权。自此才真正开始了亲政。
崇尚儒学
康熙自幼就对儒家学说充满浓厚兴趣,认为“殊觉义理无穷,乐此不倦”(《康熙起居注》第1册第80页)。康熙十六年十二月,他在御制《日讲四书解义序》中,明确宣布清廷要将治统与道统合一,以儒家学说为治国之本。康熙崇尚儒学,尤其是程朱理学,中国封建时代的文件专制达到了顶峰。晚年因选择继承人失误,两度废立皇太子,造成长达20余年的诸皇子为夺储位的结党争斗,致使吏治懈怠,朝中党派林立,直接影响到社会的安定。康熙帝的这一态度为清朝内部持续数十年的文化纷争(也是治国方略的纷争)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文字狱
文字狱是因著文作字而获罪的政策。要使你因此而获罪,很容易,找出你的章表诗文,然后寻章摘句,旁牵侧引,罗织罪名,这样你就死得成了。文字狱由来有两千多年历史了。明洪武年间,清康雍乾年间文字狱间极为盛行。而清康雍乾三朝对这案件捕风捉影之荒唐,牵强附会之怪异,株连之广泛,处理之残酷,无以复加。清朝统治者尤其是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经常把文字狱当作手中的紧箍咒,用来威胁迫害怀念明朝、对清朝有反感情绪的汉族知识分子。在清朝170多个文字狱案例中,实际上只有极少诗文勉强说得上有思念明朝、不满清朝的情绪,而大多数与此根本挂不上钩。清朝首例文字狱发生在1645年。这年河南乡试,一份中举试卷误将“皇叔父”(指多尔衮)书为“王叔父”,被指为大不敬,主考官欧阳蒸、吕云藻革职,交刑部论罪。在康熙皇帝统治期间,清王朝在思想上的专制是也十分严酷的,表现之一就是大兴文字狱。康熙皇帝统治期间发生的文字狱案共有11起,比较典型的,有下面几起[1]:
《明史》案发生在顺治十八年,决谳于康熙二年。
明朝天启宰相朱国桢退休后曾著《明史》一书。业已衰落的朱家将稿以千金卖给湖州富户庄廷鑨。该书讲了崇祯朝和南明史事,尊南明弘光、隆武、永历正朔,有指斥清朝词句。庄廷鑨是个瞎子,效法“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将该书作了一些增补,当作是自己写的书。修订完后便于顺治十二年病死了。其父庄允城将书易名《明史辑略》,请崇祯十三年进士,在南明弘光政权中担任过礼部尚书的李令皙作序,又邀江南18位名士列为参订。庄廷鑨的岳父朱佑明是大富豪,顺治十七年以庄廷鑨之名将该书印行于世。好些人都想利用书中违碍之处向庄允城敲竹杠。庄允城都用钱财堵了他们的口。康熙二年(1663),归安县(在今浙江吴兴县)吴之荣,罢了知县,想借告发立功,以图东山再起,将此事报告杭州将军松魁。松魁与巡抚朱昌祚讨论了这事后,朱昌祚以书面形式报告督学胡尚衡。庄廷鑨知道后,通过贿赂免于起诉。之后,庄廷鑨将指斥清朝的话稍加修改重刊。吴之荣看到他第一次告密失败,但未死心,便买了初刊到京师直接告到司法部门。吴之荣向来怨恨南浔(吴兴县东)富人朱佑明,他乘机嫁祸于朱,他说庄书中所称“旧史朱氏”指的就是朱佑明。刑部于康熙元年派人到湖州调查,认为此书有8大罪。主要罪名是扬明朝,毁本朝。庄允城、朱佑明被逮至京城。
当时正是鳌拜等四大臣当政,利用此书大做文章,下令严审,给那些怀念明朝的人一点颜色看看。庄廷鑨被掘墓戮尸,其弟庄廷铖(24岁)与李令皙杀头。李令皙四个儿子也处以死刑,朱佑明有五个儿子,都被杀。参校该书的茅元锡(刚任命为朝邑县令)与吴之镛、吴之铭两兄弟与江楚诸名士列于书中者吴炎等人都被处死,查伊璜、范文白、陆丽京虽受牵连,但因为合词检举,加上广东提督吴六奇的救援,才没判罪。松魁因为事先没有禀报,带上脚镣手铐解赴京师。同时解赴京师的还有其幕客程维藩。松魁以其有免刑特权仅仅免了官,而程维藩被杀了头。湖江太守谭西闵到任才半个月,案发后,他与推官李焕都以隐匿罪处以绞刑。刻书、印书、订书、送板的与买书的也都斩首。浒墅关(吴县西北)货物专卖主事李希白听说阊门(吴县西北门)书坊有此书,派人去买。李希白和他派的人以及书商都被杀头。李希白所派之人因在书商邻居朱家等了一会,朱某已70多岁,与其妻遣送边远地区。此案处死的共70多人,受株连的221余人。罪犯妻子都遣送边远地区给人家做老婆。
吴之荣得到庄家与朱家家产各一半,起用为右佥都御史,后来死于寒热。《私史记事》云:康熙四年七月,“吴之荣归自闽中,行至半山,狂风骤起,雷电交加,之荣随成疟疾,寒热夹攻,两日而死,人皆称为天雷击死之。”
戴名世《南山集》案是发生在康熙时的一个大案。
此案须先从方孝标说起。方孝标,桐城(今安徽)人。本名玄成,因避康熙(名玄烨)讳,以字行。顺治时,中进士,官至内弘文院伺读学士。顺治十四年(1657),族人方猷主持江南考试,与他有勾结作弊行为,结果均被免官戍边,流放到宁古塔,后遇赦。方孝标到云南,当了吴三桂的翰林承旨。吴三桂反清失败,方孝标先迎降,得免死罪。他写有《钝斋文集》、《滇黔纪闻》二书。《滇黔纪闻》中有关于南明抗清事实,用南明诸帝纪年。
戴名世,桐城人,字有田,号褐夫,别号忧庵,康熙进士,任编修。他立志修明史,认为南明永历朝不能称伪朝,对《滇黔纪闻》十分重视。听了学生余堪口述南明永历朝一个叫犁支的所言,感到该书符合事实,于是在他所写的有关明史文章中采用该书材料不少。戴名世在《与弟子倪声》一信中论及修史之例,认为“本朝当以康熙壬寅(按:即1662年)为定鼎之始,世祖虽入关十八年,时三藩未平,明祀未绝,若循蜀汉之例,则顺治不得为正统。”戴名世学生尤云鹤从方孝标的集子中选出部分材料,以《南山集偶抄》之名刊行。同时刊行的还有《孑遗录》,记述桐城地区地主、豪绅抵抗农民军之事,署名宋潜虚,因为戴姓出于宋后,所以讳戴为宋。此书由尤云锷、方正玉捐款印行。他们俩再加上汪灏、朱书、刘岩、余生、王源都作了序。印刷版藏于方苞家。
1711年武进人都谏赵申乔(字慎旗)向刑部告发了此事。九卿会审,《南山集》定案。《南山集》案,实际上就是《南山集偶抄》案。此书只不过是为南明争正统,揭露南明隐事而已,但刑部大做文章,株连竟达数百人。戴名世寸磔,方孝标已死戮尸。他们的祖父、父亲、子孙、兄弟、以及叔伯父、兄弟之子,凡16岁以上都被杀头,母、女、妻妾、姊妹、儿子妻妾、15岁以下子孙、叔伯父、兄弟之子给功臣为奴。朱书、王源这时已死,免于判罪,汪灏、方苞以诽谤朝廷判斩立决。方正玉、尤云鹗发往宁古塔。方孝标儿子方登峰、方云旅,孙子方世樵一并斩首。方家中即使还在居丧守孝的人都处死,尚书韩菼、伺郎赵士麟、御史刘灏、淮扬道王英谟、庶吉士汪汾等32人另议降职。康熙闻奏改刑。戴名世斩立决,方孝标之子免死,与其家人流放黑龙江。汪灏、方苞免死,入旗为奴。尤云锷、方正玉免死罪,其家迁徙边远地区。韩菼以下这些平日与戴名世只因议论文章而被牵连的人,都免于治罪。
康熙二十一年(公元1682年),有朱方旦之狱。朱方旦,汉阳人,自称二眉道人,秘密刻书。书中有言:古号为圣贤者,安知中道?中道在我山根之上,两眉之间。山根和两眉本是指大脑之功能,非为异说。但是康熙认为是“诡立邪说,煽惑愚民”。
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印行的《康熙字典》,是奉旨编纂的,而且以康熙年号命名,足见政府之重视。可是有个书生叫王锡侯的,批评《康熙字典》,说它收字太多,难以贯穿。他自己编刻了一部《宇贯》,意是说,这本书可以用字义把零散的字贯穿起来,正好弥补了《康熙字典》不足。此案主犯的发落不说,还连累了两江总督,因查办不力受到降级的处分,江西的布政使按察使(都是副省长)受株连被革职治罪。其实,王锡侯写《字贯》是想贡献自己一得之见,想不到竟落得这样的下场。
政治完善
康熙帝写字像
在政治上,康熙进一步加强了皇权。他表示“天下大权当统于一”(《清圣祖实录》卷275,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辛未),“天下大小事务,皆朕一身亲理,无可旁贷。若将要务分任于人,则断不可行”(《清圣祖实录》卷284,康熙五十八年四月辛亥)。为此,他一方面通过各种手段,采取强有力的措施,限制满洲贵族的权力,如剥夺各旗王公干预旗务的权力,破除“军功勋旧诸王”统兵征伐的传统,削弱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政治影响等。另一方面,康熙将用人之权、奖惩之权亲自控制,不许大臣干预;并设立密奏制度,以广泛体察下情。这种统治方式为被雍正、乾隆二帝继承和发展,并为清朝其他皇帝沿用。
康熙帝在加强皇权的同时,也着手完善满清官僚政治制度。有两个现象值得特别注意:一是康熙九年八月将内三院改为内阁,从此内阁作为满清法定中央政府、作为官僚政治的重要象征,其地位稳定下来并一直存在到清末;二是康熙二十三年开始纂修《大清会典》。这是清代第一部重要的政典。《大清会典》于康熙二十九年完成,共162卷。从此,清朝官僚政治的运行基本做到了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初步实现了政治运作的规范化。
经济发展
康熙认为“家给人足,而后世济”,在继续采取轻徭薄赋,与民生息的政策的同时,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体现了他仁爱的一面。其一,是废止“圈田令”,即废止满清贵族圈近京州县田地的特权,将土地让与百姓耕种;康熙在诏书上说:“自后圈占民间房地,永行停止,其今年所已圈者,悉令给还民间”,其二,延长垦荒的免税时间。清初规定垦荒三年内免税,以后改为六年;康熙十二年重申新垦荒田十年后征税。这一政策刺激了农民垦荒的积极性,使耕地面积迅速增加。其三,实行更名地政策。对于农民耕种的原先属于明朝宗室的土地,康熙下诏农民可以不必支付田价,照常耕种。“原种之人,令其耕种”,永为世业,号为“更名田”。这些农民成为自耕农。这一政策将直隶、山东、山西、湖广、陕西、甘肃等地废藩田改为民地,自耕农大量出现。其四,改革赋役制度。1646年(顺治三年),清廷以明万历时旧籍为准,着手编纂《赋役全书》,到1657年(顺治十四年)完成。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至1687年(康熙二十六年),删除全书上的田赋尾数,重新编成《简明赋役全书》。为了防止地方官吏的私征滥派和保证国家的赋税收入,在催征办法上也不断改变,如从发给花户“由单”到“串票”(二、三、四联等串票),再到“滚单”等。
此外,康熙还重视兴修水利,大力修治黄河,终将“淮黄故道,次第修复”,暂时缓和了黄河中下游和沿淮各地多年水患的威胁,保证了百姓的耕种。
收复疆域
爱新觉罗·玄烨圣旨
初步形成了剿抚并用的方针,即“乱则声讨,治则抚绥”(《清圣祖实录》卷180,康熙36年2月壬寅),“仰凭天道,俯惬人情,以万不得已而用兵”(《御制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序》)。康熙认为:“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专恃险阻”,“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清圣祖实录》卷151,康熙三十年五月丙午)。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康熙平定了三藩之乱;遏制了沙俄的扩张,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武力平定割据台湾的郑氏家族,使台湾回归;康熙还亲征新疆准噶尔,击败噶尔丹,使蒙古土尔扈特臣服清朝。
收复台湾
在三藩刚刚平定不久,割据台湾的郑氏家族发生内乱。起因是1662年郑成功病逝后,其子郑经立。1681年,郑经死后,其部将冯锡范等杀死了郑氏的继承人,改立郑经次子克塽继承延平王位。郑克塽年幼,成为冯锡范的傀儡。康熙在此情况下,决心为了国家统一收复台湾。1681年七月,康熙下诏“以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与将军总督等统舟师进取澎湖、台湾”。
1683年,施琅率领战舰三百,精锐水师二万,进攻澎湖。经过七天激战,清军占领了澎湖。不久,郑克塽派人前来乞降,清军进驻台湾。
1684年,清政府在台湾设一府(台湾府)三县(台湾、凤山、诸罗),隶福建省,并在台湾设巡道一员,总兵官一员,副将二员,兵八千。在澎湖设副将一员,兵二千。在清朝中央政府的统一管理下,台湾与大陆的关系更加密切。
平定三藩
所谓“三藩”,是指镇守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镇守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和镇守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之子尚之信。自清初以来,他们各霸一方,形成几股割据势力。“三藩”都拥有大量武装。特别是吴三桂,“功最高,兵最强”,积极储将帅,习武备,使“四方精兵猛将,多归其部下”。他们仗着自己日益壮大的力量,飞扬跋扈,不听约束,给满清以很大威胁。而且所耗军费巨大。
康熙
1673年三月,以尚可喜请求归老辽东,但请求留其子之信继续镇守广东为引线,引发了是否撤藩的激烈争论。最后康熙帝认为“藩镇久握重兵,势成尾大,非国家利”,决定下令“撤藩”。
十一月,吴三桂在云南发动叛乱,并于次年派将率军进攻湖南,攻陷常德、长沙、岳州、澧州、衡州等地。他又派人四出散布檄文,煽诱鼓动。广西将军孙延龄、四川巡抚罗森等许多地方大员纷纷叛清。接着,福建耿精忠亦叛。在短短数月之内,滇、黔、湘、桂、闽、川六省陷落,一时局面相当严重。随后,陕西提督王辅臣、广东尚之信等也相继反叛,变乱扩大到广东、江西和陕西、甘肃等省。
叛乱消息传到北京后,年轻的康熙帝对“三藩”之乱采取了坚决打击的措施。在康熙运筹帷幄的指挥下,康熙意识到,部队军纪存在问题,八旗兵攻破城池后,扰民滋事,掳掠妇女,这样下去,部队将失去民心。于是,康熙召集众将,申明纪律,下令归还军中有夫之妇,让城中许多被拆散的夫妻团圆。”
1676年(康熙十五年)十月,福建耿精忠在清军进攻下,被迫投降。广东的尚之信也于1677年投降。闽、粤以及江西都先后平复。1678年八月,吴三桂死,其部将迎立其孙吴世璠继位,退居云贵。此后,清军先后收复湖南、广西和四川。1681年,清军攻破昆明,吴世璠自杀。云贵悉平。
平定叛乱
清初,西北方居住的蒙古族分为漠南蒙古、漠北喀尔喀蒙古和漠西厄鲁特蒙古三大部。漠北喀尔喀蒙古内部又分为扎萨克图、土谢图、车臣等三部。漠西厄鲁特蒙古内部又分为准噶尔、和硕特、杜尔伯特、土尔扈特四部。清军入关之前,漠南蒙古就已归附清朝,喀尔喀蒙古和厄鲁特蒙古各部,也与清政府关系密切。
厄鲁特蒙古的准噶尔部,从17世纪中叶以后逐渐强盛起来。特别到噶尔丹为汗时期,势力更加强大。他不仅统治了厄鲁特四部,而且占领了天山南路各回城,势力达到青海、西藏地区。为了实现割据一方的野心,噶尔丹与正在对外扩张的沙俄勾结起来,于1688年春,对喀尔喀蒙古发动了突然进攻。在清政府的帮助下,噶尔丹暂时退兵。
1690年,噶尔丹在沙俄的支持下,率二万多骑兵,向内蒙古大举进攻。康熙帝曾先后于1690年,1696年和1697年三次亲征,耗费粮饷无数才打败了叛军。最后,噶尔丹染病死去。
噶尔丹叛乱被粉碎以后,喀尔喀蒙古各部又回到了原来的居住地。清政府设置将军和参赞大臣率兵驻守科布多和乌苏雅台等重镇,加强了对喀尔喀蒙古地区的管理和统治。
遏制俄国
明末清初,沙俄在亚欧大陆上不断向东扩张,并于17世纪中期侵入了中国黑龙江地区。沙皇多次遣使来华,要求建立外交和通商关系,但因俄国侵占中国领土等问题而遭到清政府拒绝。此外,由于清初国内尚未安定,所以直到17世纪80年代中期,康熙才对黑龙江地区的俄国据点雅克萨采取了有力的军事行动。
俄国因内外问题一时无力在东方大规模用兵,遂希望议和,被康熙接受。1689年,中俄订立了尼布楚条约,这是中国和近现代欧美国家签订的第一个条约。根据条约,额尔古纳河、格尔必齐河和直达于海的外兴安岭为中俄边界,外兴安岭和乌第河之间土地的归属另行议定。这样,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广大地区被确认为中国的领土。此后,俄国多次派遣使节和商队来到北京,清政府还在北京建立了俄罗斯馆供俄人居住。
文化民族
文化昌盛,礼教复兴
康熙强调兴礼教。他在康熙十八年下诏说:“盛治之世,余一余三。盖仓廪足而礼教兴,水旱乃可无虞。比闻小民不知积蓄,一逢歉岁,率致流移。夫兴俭化民,食时用礼,惟良有司是赖。”
在康熙倡导之下,编成了收字四万七千多的《康熙字典》以及一百八十卷的《大清会典》,一百零六卷的《佩文韵府》,一百二十卷的《历代题画诗类》,九百卷的《全唐诗》,还策划了一万卷的《古今图书集成》。
对内安抚,民族团结
在对边疆少数民族的关系上,康熙帝以抚慰为主,加强了边疆少数民族对满清的向心力。比如土尔扈特蒙古虽然受到沙皇俄国的控制,但仍心向中央政府,多次派人奉表入贡。
在西藏问题上,康熙除了承继顺治帝册封达赖政策外,还派兵于1718年至1720年(康熙五十七年至康熙五十九年)间入藏,击败了占据西藏的准噶尔叛军。此后,清政府分兵驻藏,并任命康济鼐和颇罗鼐二人分理前后藏事务。
养生之道
康熙在位61年(1661—1722),是中国封建社会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玄烨活到69岁,在今天看来并不算长寿,然而在中国300多位帝王中,能活到69岁者却寥若晨星。他寿命长与其含性养身,饮食、起居咸成规度,洁衣净宝,注意生活细节不无关系。康熙的养生之道,在《庭训格言》中有多处记载,对于我们今天养生有可吸取的东西。
老年康熙帝
一、饮食有节,起居有序。
这是康熙的养生之要。康熙曰:“节饮食,慎起居,实却病之良方也。”他说,不可暴饮暴食,要“起居有常,”不可“贪睡”、“贪食”,更不可“沉湎于酒席中”。惟“起居时,饮食节,寒暑适,则身利而寿命益。”饭菜清淡,精而细,益于身健。康熙曰:“多食素,原味少而精”,”饮食宜淡薄,每兼菜蔬食之,则少病,于身有益。”他引孔子言曰:“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肉虽多,不使胜食气。”用现在的话说:粮食不嫌舂得精,鱼肉不嫌切得细。鱼肉腐败变坏的、食物时间长变质的、食物气味变臭的、不当时令的、调味品不当的不吃。席上的肉食虽多,但吃的量不超过主食。吃水果,他也讲究。康熙曰:“诸样可食果品,于正当熟时食之,气味甘美,亦且宜人……此养身之要也。”可见,康熙对饮食、起居等生活细节颇为讲究。简单地说,就是吃得好,吃得卫生,吃得适量;生活有规律,才延年益寿。
二、衣着洁净,室内温馨。
爱干净,讲卫生,成习惯是康熙的健康之友。康熙曰:“凡居家在外,惟宜洁净。”就是说,不论在家里或出门在外,都应该干净整洁。他说:“人平日洁净,则清气著身,若近污秽,则为沌气所染。”如果平常注意卫生,清秀爽快之气便附着于身,否则自身的清明之气也会逐渐被沌气所取代。康熙作为一国之君王,要什么,有什么,但他的衣服有穿多年的,却没有污点。康熙曰:“朕之衣服有穿多年的,并无纤毫之玷”,“此朕天秉之洁净也。”“然亦不可太过成癖”。他说:“常见有人过于好洁,其所居之室,家下人著履者,皆不许入。衣服少有玷污,即弃而不用;亲属所馈饮食,俱不肯偿。”不讲卫生不对,洁癖也是不对的。“过犹”与“不及”都应当防止。
三、饮酒有度,药补慎用。
康熙不反对饮酒,而反对沉湎于酒中及不节制,常常喝得酩酊大醉。康熙能饮酒而不多饮,只是“平日膳后,或遇年节、筵宴之日饮小杯一杯。”他厌恶贪杯之辈。康熙曰:“大抵嗜酒,则心志为其所乱而昏昧,或致病疾。”酒“实非有益于人之物。”康熙曰:“世之好饮者,乐酒无厌,心恒狂乱,遂至形骸颠倒,理法丧失。”“然沈酣湎溺,至不时不节则不可。”适饮酒,益身健,饮酒莫得酣。
康熙的养生之道,重于食补,不轻率用药补。认为过分禁食,靠药补身体很少能滋补气血使身体强健的。康熙曰:“苟于饮食禁之太过,惟任诸凡补药,鲜能滋补气血而令之充足也。”他说:“药惟与病相投,则有毒之药亦能救人,若不当,即人参亦受害。
四、清虚栖心,神静心和。
“寡虑”、“寡嗜欲”、“寡言”,是康熙养生之道的另一招方。他引庚桑子之言日:“毋使思虑营营。”就是说,不要使你的思虑焦忧不安。康熙以“寡思虑”养神,以“寡嗜欲”养性,以“寡言语”养气,方可以“养生”。因为,形体是感放生命的器具,而心是形体的主宰,精神则是心聚会的东西。康熙曰:“心静则心和”,“心和而形全”。能“恬淡安静养神”,则“精神安于内心”。“清虚栖心”,则“形不诱于外”。也就是说,精神安定,内心清虚,则形体不被外物所牵累。康熙引孟子之言曰:人要善性必“持其志,无暴其气”则“疾莫之撄”。要坚定自己的意志,不要滥用自己的意气。如果自己的意气不暴乱滥发,意气自然平和,如能坚守意志,心志就不会为外物所摇动,而自然安定。如果杂念不起,心就能清察明审,感情和顺,疾病就不会侵害,自然身健长寿。
在《庭训格言》中,康熙再三曰:“惟宽坦从容,以自颐养而已。”就是说,人要把心放得宽宽的,心气平和而不焦燥,以此来颐养天年。
政绩介绍
康熙功绩,可表万世
康熙在位六十一年,逐步恢复经济,清朝成为当时世界上幅员最为辽阔、人口众多、经济最富庶的帝国。清初人口从明末的五、六千万急剧下降,1661年(顺治十八年),全国人丁数字是1913万,到1711年(康熙五十年),增为2462万。这只是丁数,不是人口总数。
此外,根据官方统计数字,康熙六十年,也就是1721年,垦田面积从1651年顺治时期的2,90亿亩增加到了7,30亿亩。像抛荒严重的两淮地区,至康熙中期已“无尺寸之荒芜”。因遭三藩叛乱而更加残破的云南、贵州、广西、四川等省,到康熙晚年也开垦无遗。相应的是粮食价格从顺治时期的斗米二钱(银) 在康熙年间降到了0.5到0.6钱(银) 。
另一方面,康熙平定内乱,将台湾收回,使中国的疆土进一步扩大。当时清朝的疆域,东起大海,西至葱岭,南到曾母暗沙,北达外兴安岭,西北到巴尔喀什湖,东北到库页岛,总面积为1300万平方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