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的一百岁感言到底是不是真的
有记者调查后这么说:“所谓《一百岁感言》开头这么几句确系《坐在人生的边上——杨绛先生百岁答问》之中。
后面诸多人生感悟，系拼凑而成，显得鸡汤味十足。
” “我们的责编跟杨绛先生本人确认过，这不是她的话，手写体的也不是她写的。
”封面新闻记者指出。
人民文学出版社早在2022年就曾予以明确。
又闻，为了缅怀这位奇女子，大家纷纷在网上分享转发“杨绛先生的名言”，其中一张并非杨绛先生手笔的《一百岁感言》手抄图广为流传。
据说是出自井柏然的“手抄微博”系列之一。
然，传闻归传闻，民间认同其淡雅睿智、不乏有启迪、教益、营养……其精彩，似乎也无须置疑——当今社会，需要正能量
流淌的岁月长河中，老去的只是光阴，不老的，永远是杨绛之璀璨人性魅力的折射…… 相比那些不择手段，疯狂掠夺财富，鲸吞巨资的大大小小老虎、暴露颜值、高调煽情、裸胸露臀、污人淫目的人间八卦，只是缥缈的尘埃，是行尸走肉
。
杨绛先生有哪些触动你的文字?
这本书是作者对钱钟书、杨绛、钱瑗一家人的亲情回忆，记叙了一个知识精英家庭大半个世纪的家庭故事。
这本书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我们俩老了》，只有两页；第二部分《 我们仨失散了》用意识流写的梦境，冥冥蒙蒙，虚虚实实，亦幻亦真，可能是属于“后现代主义”的文学。
第三部分《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是着墨的篇幅，娓娓道来的是一个家庭最普通最平凡的一个个日子。
在怀念往日的生活，杨先生的笔触总是平缓的，温暖而洋溢着淡然的味道，像秋天的落叶，像冬日的阳光，那样平静而柔和，即使如“文化大革命” 那段岁月，那段扭曲了人的心灵的岁月，在杨绛先生的笔下，只不过对生活变化的一种适应。
据该书编辑董秀玉回忆，该书的最初设想，是一家三口各写一部分，钱瑗写父母，杨女士写父女俩，钱先生写他眼中的母女俩。
到1996 年10 月，患病的钱瑗已经非常衰弱，她请求妈妈，把《我们仨》的题目让给她写，她要把和父母一起生活的点点滴滴写下来。
躺在病床上，钱瑗在护士帮助下断续写了5篇，最后都不能进食了，还在写。
杨女士见重病的女儿写得实在艰难，劝她停一停。
这一停，钱瑗就再没有能够重新拿起笔。
1998年，杨绛的丈夫钱钟书逝世。
一生的伴侣、女儿相继离去，杨绛晚年之情景非常人所能体味。
在人生的伴侣离去四年后，92岁高龄的杨绛用心记述了他们这个家庭63年的点点滴滴，结成回忆录《我们仨》。
人物生平：杨绛（1911年7月17日—2022年5月25日），本名杨季康，江苏无锡人，中国著名女作家、文学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家、钱锺书夫人。
杨绛通晓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由她翻译的《唐·吉诃德》被公认为最优秀的翻译佳作，到2022年已累计发行70多万册；她早年创作的剧本《称心如意》，被搬上舞台长达六十多年，2022年还在公演；杨绛93岁出版散文随笔《我们仨》，风靡海内外，再版达一百多万册，96岁成出版哲理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102岁出版250万字的《杨绛文集》八卷。
2022年5月25日，据人民日报李舫、发改委周南等多方消息，著名文学家、翻译家杨绛先生于25日凌晨逝世，享年105岁。
1943、1944年，杨绛的剧本《称心如意》、《弄假成真》、《游戏人间》等相继在上海公演。
1953年，任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
1956年，作品《吉尔·布拉斯》经大修大改，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第一版。
1965年1月，《堂吉诃德》第一部翻译完毕。
1978年，《堂吉诃德》中译本出版。
1981年发表的《干校六记》，已有三种英语、两种法语和一种日本译本。
1984年，她写的《老王》被选为初中教材。
1985年，她的散文集《隐身衣》出版了英语译本。
1986年，她出版《回忆我的父亲》、《回忆我的姑母》、《记钱锺书与围城》。
1992年2月，法译本《洗澡》及《乌云的金边》在巴黎出版。
1997年，杂志第5期《方五妹和她的“我老头子”》，《十月》发表。
2001月，出版《从丙午到流亡》。
2003年，她出版作品《我们仨》。
2007年，出版《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一书2022年，百岁老人杨绛查出患有心衰，但她依旧乐观豁达，每天读书写作从不间断，晚上一点半睡觉。
评价：“这位可敬可爱的老人，我分明看见她在细心地为她的灵魂清点行囊，为了让这颗灵魂带着全部最宝贵的收获平静地上路”。
（周国平评）“最贤的妻，最才的女”，“赠予杨季康，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
”（钱锺书评）故事：1、不打扰父亲午休，有一次她拿了一本书，坐在父亲房里，大气不出，静静地翻，遇到要上厕所，或拿什么东西，也是如小猫行地，寂然无声。
父亲一觉醒来，看到小天使般的杨绛默默陪侍在侧，心头一个咯噔，瞬间的温暖，岂是俚俗的一件“小棉袄”所能比拟
父亲就说：“其实我喜欢有人陪陪，只是别出声。
”从此午休，都要杨绛陪。
2、杨绛在北京出生，还不到100天，就跟随父母南下，移居上海，四岁，随父母重返北京，起初住在东城，房东是满族，她因此见识了梳“板板头”，穿旗袍，着高底鞋的满族妇女。
她们的高底不是像上海人那样嵌在鞋后根，而是位于鞋底正中，俗称“高底鞋”，或依其形状称“花盆底”鞋、“马蹄底”鞋。
满族女子穿上这种鞋，不仅身高陡增好多，而且走起路来，前倾后仰，婀娜多姿。
父亲有一次问杨绛：“你长大了要不要穿这种高底鞋
”杨绛认真思索了一会，答：“要
” 。
3、钱钟书说：“最贤的妻，最才的女”“钱钟书夫人”是杨绛的终身职务和最响亮的称号。
但杨绛之于钱钟书的重要性，用一位评论家的话说是“不写杨绛，钱钟书的形象就不全面的”。
1994年，在杨绛的力促下，钱钟书编定了自己的《槐聚诗存》，杨绛把全书抄完后，钱钟书拉起妻子的手说：“你是最贤的妻，最才的女
”在钱杨的人生结合中，杨绛是一直站在钱钟书身后的。
1949年5月，按清华的旧规，夫妻不能同时在本校任正教授，杨绛只能做兼职教授。
50年代中期，钱钟书参加《毛泽东选集》翻译不在文学所，他的《宋诗选注》出版后即遭“拔白旗”运动，所领导让代领传达，杨绛每天带着本子去记录众人的批判发言。
“文革”开始后，有人又把钱钟书早已查清楚的“黑材料”贴出了大字报，杨绛贴了一张小字报来说明真相。
红卫兵小将拉她上台批斗，她跺脚说“就是不是事实
”结果被游街批斗。
杨绛说，“文革”中“牛鬼蛇神”敢和革命群众大发脾气的，整个外文所就我一个。
她的学生认为她“无事，决不去惹事；有事，绝不怕事”。
她在“文革”中的检讨得了“披着羊皮的狼”的批语。
《堂吉诃德》是1973年5月出版的。
定稿时，钱钟书的《管锥编》也正好校订，钱钟书希望能和杨绛交换题写书名。
杨绛打趣说：“我的字那么糟，你不怕吃亏吗
”钱钟书道：“留个纪念，好玩
”以后，他们两人出版作品都互相题签。
1946年，抗战胜利后，钱钟书杨绛夫妇和全国人民一样，一下子有了“扬眉吐气的感觉”。
这年4月，钱钟书出版了短篇小说集《人·兽·鬼》，这书能保存出版是因为“此稿本曾由杨绛女士在兵火仓皇中录副，分藏两处”，书出版后钱钟书用英文写下了一句耐人寻味的名言：“赠予杨季康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钱钟书”。
60年后，杨绛对此说道：“我认为三者应该是统一的。
夫妻该是终身的朋友，夫妻间最重要的是朋友关系，即使不是知心朋友，至少也该是能做伴侣的朋友或相互尊重的伴侣。
情人而非朋友的关系是不能持久的。
夫妻而不够朋友，只好分手。
”
《我们仨》里面的客栈为什么定那么多规定
为什么不许她问呢
世上著名的小说，很多带有自传性质，作家将自己经历的血泪与欢笑扔进思想的潭中发酵，最终酿成芬芳的美酒，供人品尝回味。
读者顺着小说可以推想作家的生活，好比摸瓜顺着藤就比较省心。
“外面的人想进来，里面的人想出去”，钱钟书的名言悲观地诠释着婚姻生活。
看完《我们仨》，我第一个感觉是：事情有例外，由《围城》推论钱先生的婚姻状况一点行不通。
《我们仨》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现实中，钱钟书与杨绛1935年结婚，并共赴英国留学，生下女儿钱瑗（爱称“ 圆圆”），直至1998年钱先生逝世，63年间他们在自己的“围城”中平静幸福地过日子。
杨绛在书中坦陈：“我们这个家，很朴素；我们三个人，很单纯。
我们与世无求，与人无争，只求相聚在一起，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
碰到困难，钟书总和我一同承当，困难就不复困难，还有个阿瑗相伴相助，不论什么苦涩艰辛的事，都能变得甜润。
我们稍有一点快乐，也会变得非常快乐。
所以我们仨是不寻常的遇合。
” 《我们仨》中描绘的钱家的确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幸福家庭，三个人制造的幸福之家。
幸福的他们仨，来自于他们的单纯和快乐。
这快乐首先是从厨房开始制造的。
他们夫妇俩起初不懂得柴米油盐，杨绛原是苏州的小姐，钱钟书是无锡的“大阿官”，来到伦敦后他们就在房东家吃现成饭。
但最终，他们决定开拓新的生活，于是一起学做饭，学炒蔬菜，学烧红烧肉，学剪虾上的胡须，他们发现吃饱之后甚至不羡慕神仙日子了。
妻子生孩子出院时，钱先生炖了鸡汤，还剥了碧绿的嫩蚕豆瓣煮在汤里，杨绛感动着想象着钱家的人若知道他们的“大阿官”能这般伺候产妇，不知该多么惊奇。
其实每个人都深藏潜力，很简单，只要有心总能超越，总能制造无穷快乐与惊喜。
那个“大阿官”学会做早饭后，早饭总由他承包。
他烧开水，泡上浓香的红茶，热了牛奶，做成牛奶红茶，煮好老嫩合适的鸡蛋，用烤面包机烤好面包，拿出黄油、果酱放在桌上，等待家人起床一起用早餐，或者干脆用一只带脚的小桌把早餐直端到杨绛的床前，让她禁不住在酣睡中跳起来享用早饭。
钱先生的体贴也许会让我们也有了一个冲动：为自己的家人泡上一壶牛奶红茶，但是我们会不会这样单纯地坚持呢
所以，这快乐最让人动心的，是那持久的爱心和不断送出的温暖，那点滴累积而坚固不化的情感。
这单纯的幸福也可以理解为他们仨都带着一颗童真般的心，在一起做很多有意思的事。
在《我们仨》中我常常感觉到大作家钱钟书、杨绛以及他们当教授的女儿有很多童心未泯的开心时刻，像三个孩子般天真乐观地生活着。
钱先生常常不小心做坏事，有时打翻墨水瓶，把房东家的桌布染了；有时把台灯砸了；有时是把门轴弄坏了，之后就苦着脸告诉杨绛，杨绛就告诉他“不要紧”，她会弄好的，他就放心了，很像做错事的孩子无奈地求助妈妈一样。
杨绛也果真全都修好了他弄坏的东西，像孩子更加信赖妈妈一样，他更加相信杨绛，彼此之间也因为这些温馨的细节累积起了牢固的信任感。
凡夫俗子每天疲于奔命，忘却了生活中简单天真的快乐，以“忙”为借口，甚至与家人也若即若离。
他们仨却天天在早饭后晚饭前并肩出门散步，有趣的是他们把散步当作“探险”，因为他们总挑不认识的地方走，随处有所发现，看到不同类型的房子，一起猜想住着什么样的人家；看着闹市中的人流，配合书上读到的人物，猜测各人的身份。
他们仨去吃馆子，不仅吃饭吃菜，还会观察其他桌上的吃客当作娱乐，以观赏和超然的眼光看待周围的人和事，因而三个人在一起总有无穷的乐趣。
这样简单快乐的幸福，不能不说也蕴含着生活的大智慧。
我常常认为爸爸偏爱女儿始终如一，女儿也偏爱爸爸，但女儿长大了，有了自己的爱人，留给爸爸的爱容易悄悄溜走。
但钱钟书和钱瑗是不管多大都能“最哥们”地玩在一起的父女。
钱先生在女儿出生时用了这样的欢迎词：“这是我的女儿，我喜欢。
”看到这句话时，我心里也毛茸茸的感到很温暖。
父女俩会玩得很酣畅，三个人忍不住都要笑，笑到隔着肚皮，也能看到彼此肚子里翻滚的笑浪。
父女俩一同淘气，是玩耍的伴儿。
他们甚至探讨谁先认识杨绛妈妈的，女儿觉得自己是一生出来就认识妈妈了，而爸爸是长大以后才认识的。
杨绛一天又一天地为这对感情这么好的父女寻找共同点并为此惊叹不已。
比如，她肥嫩的小手小脚，骨骼造型和钟书的手脚一样。
她走路的姿态特像钟书。
她翻书翻得很快，用两个指头摘着书页，和钟书翻书一个式样。
她观察仔细，归纳的结论往往有意想不到的正确，钟书也喜欢“格物致知”，常常在探险中能有所发现。
钟书在看到书上可笑处，就痴笑个不了，圆圆看书看到可悲处就痛哭。
钟书肯委屈能忍耐，圆圆也肯委屈能忍耐。
钟书拙手笨脚，圆圆生性安静，手脚不麻利。
圆圆像钟书一样带三分呆气。
钟书不怕鬼，圆圆有乃父之风，黑地里不知惧怕。
我又想起杨绛说的“我们稍有一点快乐，也会变得非常快乐。
所以我们仨是不寻常的遇合。
”他们仨是不寻常的遇合，他们是尘世中一个奇妙的完美组合，他们幸福，因为他们还有着同样的志趣爱好，都爱惜时间好读书治学，将这作为自己人生的追求，甚至生命本身。
他们仨都是真正意义上的博学家，大学者。
杨绛曾在牛津大学图书馆里从容自在地阅读满室满架的文学经典，有时客人的来访不免牺牲三两个小时的阅读，她会为此在心里叫苦。
牛津的假期相当多，钱先生把假期的全部时间投入读书。
他们一起谈诗论诗，一同背诗。
钱先生后来由伦敦大学转入巴黎大学读书，这期间，他爱书如命，自己下功夫扎扎实实地读书，他读中文、法文、英文、德文、意大利文，从十五世纪一家一家读到十九世纪。
他们每天在起居室静静地各据一书桌，静静地读书工作。
女儿十一周岁已读过《水浒》《西游记》等小说，在教导下还读文言小说，到哪儿都找书看，被她爷爷认为“吾家读书种子也”。
工作后女儿床头枕上总垒着高高一大叠辞典，沿着枕头横放着一本一本大小各式的书。
即便这样严谨治学，杨绛还是觉得女儿有点可惜，“她上高中学背粪桶，大学下乡下厂，毕业后又下放四清，九蒸九焙，却始终只是一粒种子，只发了一点芽芽。
”幸福就要彼此尊重，意味着给对方更多的心灵空间和自由，哪怕是天衣无缝的组合，否则就会自寻烦恼，与快乐无缘甚至鸡犬不宁。
作为夫妻，钱钟书与杨绛也吵过架，在出国的轮船上因为法文读音而吵架，结果输的人觉得很无聊，赢的人也觉得无趣，他们从此讲定，以后不妨各持异议，不必求同。
但他们并没有各持异议，遇事两人商量，觉得没有争吵的必要。
回国后，对于钱先生的出路问题，杨绛陈说她的看法，并不干预，也不勉强。
他们平静，所以幸福。
幸福的他们仨常常互相安慰互相帮助共度难关。
巴黎时期，杨绛得知自己的母亲去世，“女儿做母亲，便是报娘恩”，杨绛觉得没来得及报娘恩，恸哭个没完，钱先生百计劝慰，悲苦中让杨绛感觉到那时候是多么幸福。
钱先生有些害怕的时候，女儿用顺口溜安慰：“提勒提勒耳朵，胡噜胡噜毛，我们的爸爸吓不着。
”妈妈焦虑的时候，女儿为其解惑，让其别胡思乱想。
父母病病歪歪的时候，女儿费尽心思做出好吃的菜，哄他们多吃两口。
晚年为了能让钱先生病愈，杨绛陪住医院护理，自己情愿脚软头晕，成为风吹能倒的人。
就像杨绛写的那样，“碰到困难，钟书总和我一同承当，困难就不复困难，还有个阿瑗相伴相助，不论什么苦涩艰辛的事，都能变得甜润。
”他们仨看起来平凡朴素单纯，实则善良智慧豁达。
他们读书，总是从一本书的最高境界来欣赏和品评；使用绳子，总是从最薄弱的一段来断定绳子的质量。
当然，他们待人是尽可能的像读书般读。
他们曾经饱经忧患，见到世态炎凉，他们却把日常的感受当作美酒浅斟低酌，从忧患中孕育出智慧，读通许多人许多事。
他们从来不唱爱国调，却在等待解放的日子里不愿逃跑，不愿去父母之邦，认为是文化人，就会爱祖国的文化祖国的文字祖国的语言，是倔强的中国老百姓。
63年间这个家庭跨过半个地球，穿越风云多变的半个世纪。
战火、疾病、政治风暴……他们相濡以沫，美好的家庭已经成为一家人最安全的庇护所。
家的意义在《我们仨》中得到了尽情的阐释——与世无求，与人无争，只求相聚在一起，相守在一起。
三个人互相陪伴着心上有依傍，觉得安顿。
“不用说话，都觉得心上舒坦”，只要是合家团聚。
他们仨因为工作而不在一处生活的时候，离家的那个会写信很勤，详尽地记下所见所闻和思念之情，把心上的委屈都告诉对方，回来时也会把遇到的琐琐碎碎都搬回家。
他们只愿日常相守，不愿牵心挂肚肠的离别，觉得一家人同甘共苦，胜于别离，发愿说：咱们只有死别，不再生离。
他们仨三位一体，活得那么充实而有生命的价值。
我读《我们仨》，最感动的是这个家庭中荡漾着的那种亲情。
杨绛把最温馨的部分名为“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 ，所写的却都是日常的枝节，却处处显出浓郁的人情味。
我能够想象她遥想当年时露出的少女的甜美微笑，幸福的记忆诱发的思念的眼泪。
然而生活不会像童话故事一样美满，以王子和公主永远幸福地在一起结束。
“我们仨失散了”，一个欢乐的家庭走上了“古驿道”。
“古驿道”是一个象征。
这是古往今来人人必经的人生的最后旅程，只是他们三人在“古驿道”上往返奔波，格外的辛苦，格外的漫长。
杨绛用梦境的形式讲述了一家三人的生离死别，作者的心声拨动我的心弦，我目睹了那些艰难岁月中他们仨身受的种种苦难。
钱先生病情日趋严重，身体逐渐虚弱。
起先杨先生去探望，两人见面总说说话；后来钱先生没有力气说话，就捏捏杨先生的手回答问候；再后来，只能用睁眼来招待杨先生的到来了，相互以眼神进行无言的交流。
“阿圆住到了医院去……我变成了一个很沉重的梦……我的阿圆，我唯一的女儿，永远叫我牵心挂肚的，睡里梦里也甩不掉……”“人世间没有单纯的快乐。
快乐总夹带着烦恼和忧虑。
人世间也没有永远。
我们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个可以安顿的居处。
但老病相催，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已走到了尽头。
一九九七年早春，阿瑗去世。
一九九八年岁末，锺书去世。
我们仨人就此失散了。
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
‘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
现在，只剩下我一人。
” “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作‘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
家在哪里，我不知道。
我还在寻觅归途。
”三个人幸福的“围城”变成了一个人的孤独“客栈”。
“就剩我一个人住客栈了。
我往常自以为很独立，这时才觉得自己像一枝爬藤草。
” 以前屋子虽然冷，感觉到的却是温暖。
如今，在一个人孤凄的客栈中，没有老伴精心准备的牛奶红茶，没有笑浪，心上缺少了依傍，感到满屋子的冷。
“剩下的这个我，再也找不到他们。
我只能把我们一同的生活岁月，重温一遍，和他们再聚聚。
”这是杨绛的《我们仨》。
我想象着，夫逝女亡，一个人的客栈，一个92岁的老人，回忆着，记录着，觉得杨绛是一个坚强的人。
杨绛这两个字怎么读?
杨绛（jiàng），1911年7月17日生京，本名杨季康，[1] 江锡人，中国著名女学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家、钱锺书夫人。
杨绛通晓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由她翻译的《唐·吉诃德》被公认为最优秀的翻译佳作，到2022年已累计发行70多万册；她早年创作的剧本《称心如意》，被搬上舞台长达六十多年，2022年还在公演；杨绛93岁出版散文随笔《我们仨》，风靡海内外，再版达一百多万册，96岁成出版哲理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102岁出版250万字的《杨绛文集》八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