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思想文化随笔（一）——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发展
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开端没有一个具体的时间，可以说从盘古开天辟地开始吧，一直延伸到清朝的中后期，也就是1840年。在这几千年的光景中中国的思想文化都处在不断发展中，有高峰有低谷，也有各种思潮此起彼伏，思想文化的不断发展对我国古代社会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那么今天我就来谈一谈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发展以及它对中国的影响。
如果把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比作为一条河，那么炎帝黄帝的时代就是这条河的源头。皇帝和炎帝是生活在中原地区的先民，可以说这里就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起源，因此中国人都喜欢称自己为炎黄子孙、华夏儿女。在炎帝和皇帝时期我们的先民创造了灿烂的文化，为以后中国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和思想文化基础。在这个时期，皇帝和炎帝在农业、医学、天文地理、文化艺术、手工业、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重大进步。这些重大的进步促使早期的中国由采猎文明向农业文明的过渡，是生产力提高的重要表现。在炎帝和皇帝的不断探索和创新中，他们是遵循了一定的原则的，那就是和谐的意识，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另一方面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我想和谐的思想是中华文化的直接源泉和重要组成部分。《礼记·礼运篇》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这句话也说明了早在炎帝和皇帝时期就确立了选贤任能的原则，并且也对人的基本品质做出标准，告诉我们要博爱。炎黄时代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各项事业的起步阶段，在农业手工业方面的成就促进了后世的经济发展；而公天下和选贤任能的政治思想促进了后世了政治的发展；其中最重要的和谐思想为中国古代的思想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到了夏商周时期，源头活水已经汇聚成小溪，并不断走向壮大。这个时期最重要的文化成果就是文字的不断发展和走向成熟，由甲骨文到金文，是文化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文字的成熟使得生活中的各项事业都得以记录下来，为后世的研究和考古留下了宝贵的资料。我想这个时期最重要的书籍就是《周易》了。它继承了前一时期的和谐思想，通过观察星像和自然的变化，通过占卜的形式把人和自然天然的联系在一起，无论什么等级的人物、无论做什么样的事情，都要遵循上天的旨意，做到天人合一。这也为王权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做出了解释，从而对维护社会秩序、加强统治、促进民族融合、促进生产力发展等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当然，这一时期的思想对春秋战国乃至今日都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中华民族的文化长河已经初具规模，并且像从青藏高原奔流而下的长江，各种思想流派的碰撞，撞出了人类思想史上的最美浪花，这一时期中国的思想文化达到了一个顶峰，儒家、法家、道家、墨家等各种思想的相互碰撞，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思想解放。当然这种思想争锋的局面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是分不开的，战国七雄、春秋五霸相互争霸，使整个社会陷入分裂的局面，这就为各种思想的雄起创造了有利的客观环境。各家思想为了取得统治者的亲睐，不断改进和完善自己的思想。思想的不断发展也反作用与政治，促进了中国古代政治的发展，为我国从奴隶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奠定了思想文化上的基础。
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第一次打破了旧日统治阶级垄断教育的局面，一变“学在官府”而为“私人讲学”，使传统文化教育播及到整个民族。儒家的核心思想是“仁”，其内容是礼治、德治和人治。儒家的“礼治”主义的根本含义为“异”，即使贵贱、尊卑、长幼各有其特殊的行为规范。只有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其礼，才能达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的理想社会。国家的治乱，取决于等级秩序的稳定与否。儒家的“礼”也是一种法的形式。它是以维护宗法等级制为核心，如违反了“礼”的规范，就要受到“刑”的惩罚。
儒家的“德治”主义就是主张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认为，无论人性善恶，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这种教化方式，是一种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良善，知道耻辱而无奸邪之心。这是最彻底、根本和积极的办法，断非法律制裁所能办到。儒家的 “人治”主义，就是重视人的特殊化，重视人可能的道德发展，重视人的同情心，把人当作可以变化并可以有很复杂的选择主动性和有伦理天性的“人”来管理统治的思想。从这一角度看， “德治”主义和 “人治”主义有很大的联系。 “德治”强调教化的程序，而 “人治”则偏重德化者本身，是一种贤人政治。由于儒家相信“人格”有绝大的感召力，所以在此基础上便发展为“为政在人”、 “有治人，无治法”等极端的“人治”主义。儒家的思想在中国的历史的上占有重要地位，是中国的主流文化。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他们以主张“以法治国”的“法治”而闻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道家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主要流派之一。以“道”为世界的最后本原，所以称之为道家。道家崇尚自然，返朴归真；主张唯道是从，无为而治；强调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道家思想的哲学基础是天人合一思想以及传统的整体思维方式。墨家思想在这个时期也占有重要地位。墨家主张兼爱，完全的博爱，与儒家的亲亲相对反，将父慈、子孝、兄友、弟悌......等等的亲人对待方式，扩展到其他陌生人身上。尚贤，不分贵贱唯才是举。尚同，上下一心为人民服务，为社会兴利除弊。天志掌握自然规律。节用，节约以扩大生产。反对奢侈享乐生活。节葬，不把社会财富浪费在死人身上。这个时期的各种思想文化，不仅展现了中国古代先民的智慧，而且对当时的政治经济甚至今天人们的生产活动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秦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制王朝，政治的发展却给思想文化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毁灭性的打击，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就是焚书坑儒，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思想也遭到了灭顶之灾。然而法家的思想却在秦朝得以发展壮大，为中国古代的法律发展奠定了基础。汉朝时期也是一个思想巨变的时代，著名的儒学大家董仲舒通过对儒学的改造，取得了汉武帝的亲睐和支持，从此以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局面在中国得以形成，儒家学说成了中国的正统思想。汉朝时期的新入学其本质是外儒内法，强调天人合一和天人感应。可见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并没有脱离人与自然和谐的范围，而是对其不断地探索和深入的研究。 在宋元明清，儒学又有了新的发展，那就是理学。理学在很多方面对儒学的发展起着积极地作用，但是有很多方面却是倒退，加之科举考试的僵化，是近代中国不断落后的重要原因。
总之，中国的古代思想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世界范围内都起到了重要影响，对世界的文化经济起到了促进作用。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发展，更是影响深远。近代以来，虽然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上的地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重新认识和解读经典，必然赋予经典以崭新的意义。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中最值得珍惜的传统。它并非仅存在于吾人心灵之外的典籍，更存在于每个中国人内心的观念和价值。这珍贵的传统从未与时代脱节，且处处预示了每个时代的时代性。因此，我们应当将儒家思想与现代社会生活紧密相连，开创一条富有中国特色的儒学社会主义道路，使儒家思想在现代社会的脉络中获得张举，进而成为现代文化中的活力，永续它的光辉传统。
中国古代思想文化随笔（二）——读《明儒学案》
《史记》、《汉书》的《儒林传》,《后汉书》的《文苑传》,《宋史》的《道学传》,分别记载当时的学术人物,但还不是专门的思想发展历史著作.中国最早的思想史专著是明末清初黄宗羲的《明儒学案》.
孔子的“仁”、“有教无类”、办私学,晚年勤奋编典籍；孟子的“仁政”、“民贵君轻、性善论；荀子的“制天命而用之”；墨子的“兼爱”、“非攻”、“尚贤”；老子的“道”和“无为”；庄子的唯心哲学；韩非的以法为本.这些思想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国古代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先人在改造自然、发展自己的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体现了他们对人生、对社会、对自然的认识及感悟,充满了智慧；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心理特征、文化传统、精神风貌、价值取向.这些集中体现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中,蕴藏在古代文化的典籍中,体现在古代仁人志士的思想和行动里.在学习古代文化时,要注意挖掘蕴藏的民族精神；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精神；团结统一、爱好和平的和谐意识；忧患意识和爱国主义思想：与时俱进、自强不息、变革的思想；浩然正气的正道之行和道德情操；有容乃大的开放意识和博大的胸怀；天下为公、大同小康的社会理想；天人合一、自然与社会统一性、整体性的思想；仁爱宽恕、厚德载物的精神；崇尚气节的人格修养；敦厚守信、忠于职守的诚实态度；国家利益至上的价值观念；舍生取义,勇于牺牲的英雄精神；尊老爱幼,孝敬父母的孝道传统；勤俭节约等.
春秋时期,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的思想核心是“仁”、“礼”,主要内容是“仁者爱人”、“克己复礼”.道家的老聃提出“天法道,道法自然”,剔除“天命”的绝对权威政治,上提倡“无为而治”.
战国时期,儒家的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且主张人性本善.荀子提出“制天命而用之”,主张“性恶论”.墨家创始人墨子主张“兼爱”、“非攻”.庄子提出“齐物”,即任何事物本质上没有区别.法家的韩非主张法、术、势结合.
明朝建立的时候,欧洲文艺复兴方兴未艾,思想开始解放，中世纪社会走向瓦解.而明朝选定的官学——朱熹道学,却有严重的禁欲主义倾向，向中世纪回归.明朝后期,出现了李贽为代表的异端思潮,对道学开展批判.
晚清每况愈下,社会各阶层对传统的官,方,儒家正统思想产生了怀疑.士大夫内部出现了戴震批判朱熹理学的呼声,和龚自珍提倡放弃考据训诂之学,转而讲求经世之务的主张.民间则出现了将基,督教移植到中国民间宗,教传统的“拜上帝教”,来对抗孔子,并形成了一此气势空前的反抗清朝统治的民变——太平天国.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就文化的载体文字而言,汉字的诞生时间尚难以考证,相传伏羲作八卦,仓颉造字.19世纪末发现了三千多年前的汉字——甲骨文,近些年又有更早期文字发现的报道,如距今五千多年前的高邮陶文等.中国早期就有敬天祭祖的传统,注重人伦道德.自唐、虞至夏、商、周三代皆封建时代,帝王与诸侯分而治之.周朝末期进入春秋战国,产生了诸子百家,汉以后成为儒家社会,东汉前后道教的兴起、佛教的传入,都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元素.
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是夏以前数千年中国杰出首领的代表.中国神话有盘古开天辟地的说法,显示盘古可能是早期开辟疆土的领袖.女娲补天造人的神话,则表明女娲可能是教化婚配生育的首领.传说燧人发明钻燧取火,神农开创农业及医药,伏羲教民渔、猎、畜牧,创造八卦、文字,此即三皇.三皇之后的首领,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为五帝.五帝时期,黄河水患严重,大禹以疏导之法成功治水,被推为王.
夏商周三代文化最大的特色即为宗法制度.宗法制度萌芽于夏朝,完备的宗法制度确立在西周,其是在晚商的长子继承制的法则上加以严格规范与执行.标志为嫡长子继承制、土地分封制与严格的宗庙祭祀制度.在宗法制度,下,“礼仪”对每个士族成员有极大的强制性和约束力,实际上宗法制度已经成为一种未成文的习惯法.在宗统范围内宗庙里祭祀辈分之亲疏,即规定了地位的高下.宗庙里的谱牒,即是政治上的名分.在宗法体制,下,“国”与“天下”是以“家”做原型扩大的,“家”的精神乃成为各级政治秩序的基型.宗法制度在西周末期已开始瓦解,但宗法制度的影响却长期笼罩着中华社会.西周的宗法封建制度留给春秋战国时期士人天下只有一个共主的观念,这种思想也为秦汉帝国的建立与统一奠定基础.宗法制度的影响不仅是政治层面的影响,也不限于统治阶级,它在后世成为平民社会宗族概念的基础而普遍传承.
商周时期的中国人尚未产生长生不死的神仙观念，也未有佛教宣导的轮回转世的思想.但当时的人也已经认为人死后会变成鬼,并且生前的身份会在阴间延续.因此商周时代人们认为人死后的灵魂依然继续关心影响人世之事,这导致占卜的流行.而是否能够得到鬼神的保护在于祭祀典礼是否恰当.商朝卜问的工具多为龟甲或骨头,而周人卜问的工具已经转为由阴阳符号组成的八卦及扩充而来的六十四卦来表示吉凶.到了西周晚期,统治者与士人已对天命产生怀疑.士人逐渐看重“民心”,而获取民心就要施行“德政”,这后来就成为儒家主张“德治”的依据.
春秋战国时代的思想开放运动其规模之大历史之长也为仅见.人文思想在此时期也成为中国哲学的支柱.诸子百家在这个历史阶段各自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与处世思想,其中,为孔子、孟子、荀子所主张崇尚伦理道德的儒家、为老子、庄子、列子所主张崇尚自然无为的道家、为墨子所主张兼爱非攻的墨家、为商鞅、韩非所主张刑,名,权,术的法家与后来的佛家思想并为后世中国最重要的五种思想.
秦汉时期也为中国奠定了疆域和思想的基础.秦始皇焚书坑儒,在政治上统一了中国之后,又统一度量衡.汉武帝时,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之后,儒家思想成为中国的正统思想.儒家思想能够经两千年而延续中国正统思想的地位,原因在于其经过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儒的补充与改造,已经综合先秦时期各种思想于一体,并以儒家思想为核心.而以探讨先秦儒家思想为目的的经学也在在汉朝成形,成为传统中国学术的重心.
汉末魏际天下大乱,乘时趋势者,不以道义为重.旷达之士,目击衰乱,不甘隐避,则托为放逸,遂开清谈之风.晋室之兴,世乱未已,向秀之徒,益尚玄凤.清谈所标,皆为玄理.稽其理论,多与释氏相通,故自晋以来,释子多治老、庄,清谈者亦往往与释子周旋,佛,教于是与中国学说融合；或以佛与儒、道诸书并称,渐为儒释道之沟通融会.
玄学是汉唐两个盛世之间四百年动乱期的主流思想.玄学思想的主要思想家和重要典籍也都出现于这个时期.玄学最重要的人物包括嵇康、阮籍、何晏、王弼四人.何晏与王弼致力于融合礼教与玄学,使礼教玄学化.而阮籍与嵇康则带头形成一股抛弃礼教、解放个性的风气,带动了历史上第一个个体解放的反传统运动,在当时及往后数百年成为一股潮流,许多士人仿效他们过著放浪形骸的生活
宋朝理学的形成是传统儒学的一次复兴.儒家思想形成于先秦,盛行于两汉,然又中衰于魏晋隋唐时期,后复兴于宋、元、明、清.宋代对儒学的复兴并不是如两汉时期的经学,而是转向于对经典的思想内涵的探讨与解析.南宋大儒朱熹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部经典加以注解,成为《四书集注》,并取代了五经的地位.传统儒学经过理学家对先秦儒学宗师言行的崇奉与诠释,加上官方的全面肯定与提倡,儒家在宋以降成了宗教性的“儒教”.各省各县都建孔庙对孔子加以供,奉.儒学之盛由此可见.
北宋中叶,融合儒、释、道为一体,并以儒家学术为核心的理学形成.在宋之前的儒学虽在伦,理与国家学说相当成熟完善,但在世界观和方法论方面却较薄弱.宋以后,理学将道德的自觉提升到对“圣”的向往与实践,因而发扬光大了先秦儒学最核心的道德学说.理学将道德落实在大学八目之上,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宇宙理论方面,理学建立了“与天地万物合一”的形上人生境界,以宇宙自然运行的天理强化人伦之理的正当性,并以天理的正当性,克制个体对自我功利与感性快乐的追求.理学把人生的境界建立在个体的自觉上,以讲求个体的修养达到圣人的境界.由于理学细密地分析、实践地讲求“立志”、“修身”,以求最终达到“内圣外王”、“治国平天下”,把道德自律,意志结构,把人的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和人优于自然等方面,提扬到本体论的高度,树立了人的伦理学主体性的庄严伟大.
理学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其萌芽于北宋中期,代表人物为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成熟于南宋早期,代表人物为朱熹和陆九渊；转型于明代中期,其代表为王阳明.理学的理论发展,可谓由“气”到“理”,从“理”到“心”,由“心”到“欲”；由强调区分“天理”到“人欲”,到“理在欲中”、“欲即理”终；理学理论终走入无法突破的终极,因此理学在经由转型之后也完成了其生命历程,被心学所取代.自宋代以下,理学都带有一种严正的淑世主义,对理学家而言,要改良社会改良风俗,只能从礼教着手.为了普及礼教,朱熹等南宋理学家开始为一般民众编订简易的《家礼》与《乡约》,做为常人的社会生活与居家仪节.这些规范成为以后数百年间中国人的生活准则.此外朱熹和其他理学家还编写了一些蒙学教材,如小学、百家姓、三字经等.除了图书外,朱熹创始以书院作为理学的修习场所与宣讲之重要场所.明中叶以后,各地出现大量的“讲会”,透过宣讲理学的道德教化普及于文盲,层.另外,透过娱乐、说书、戏曲等等手段,理学的教化更深入人心.
晚明实学思潮造成这个时期学术文化的生机蓬勃,而且以强大的生命力延续到清初.更发展出博学派、经史派等流派,其多重视实用及自然科学的研究.晚明时期,数学、物理学、天文学、地理学、植物学、医学、声律学等诸多学科以及机械、冶金、农业、水利、等技术分枝都展开了大规模的科学总结和新的开创.清代中叶之后,由于经济的繁荣及文字狱的压迫,考据学大兴.在文献学方面,有集全国之力完成的《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也有各个地方印行的小型地方志.中国现存地方志高达八千多种,其中明代有一千多种,清代有五千五百种.在十八世纪中叶到十九世纪中叶,对中国古籍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总结,留给后世宝贵的遗产.
明末清初的学者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学习西洋文化的风气,涌现了王徵、徐光启、李之藻、李天经、孙元化、方以智等一批学习西学的先驱.这也是中国除佛教文明之外,再一次触及外来文明之“思想”的初步契机.遗憾的是,康熙后期发生罗马教廷与满清朝廷对宗教仪节认知不同的“仪礼之争”,导致接续的雍正、乾隆、嘉庆朝厉行禁教.结果导致明末开始与西方的科学文化交流中断.也正是这个时期西方进入工业革命,科技突飞猛进,清政府却对这些新的科技手段茫然无知,特别是对此时兴起的民权思想未有接触,中西文化出现一大隔阂.
三代（夏商周)：中国古代文化的雏形开始形成,可称为中国古代文化的“源头”,与这个源头联系比较密切的文化热点就是“夏商周断代工程”.仅就中国文化“源头”看,重点掌握三个方面：—是记录和传播文化的载体趋向成熟----文字(甲骨文),形成了中华文化独具特色的语言文字.二是创立了记录时间的方法——干支纪日法,中华民族对历史的变迁有了明确的时间观念.三是形成了认识世界的哲学方法——《易》.重点是古人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和“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突出代表.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古代文化的全面奠基时期.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化的“灵,魂”,产生了中国古代文化两位杰出的“形象代言人”：老子和孔子.反映了古人对自然、人生和社,会的几类不同的思考,主要是儒家思想、墨家思想、道家思想和法家思想,对中华民族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形成了中华民族精神的主要内容.
秦汉时期：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丰富和发展时期.科技文化大发展,统一性与多样性向结合,奠定了中国科技文化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为后世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个时期的文化体现了统一多民族中央集权国家建立之初奋发向上的精神面貌和统一王朝的恢弘气度.突出代表：气势雄伟的万里长城(长城精神)、威武气派的秦始皇兵马俑和贯通古今的《史记》,思想上的大—统.尤其是《汉武大帝》的热播,与之有关的内容应引起一定的重视.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秦汉文化高潮过去后的平淡”,相对于前一个阶段,少了些气势,多了些平淡与细腻.具体表现：文化科技继续进步,思想方面儒、道、释开始互相渗透,佛教盛行、艺术异彩纷呈,具有鲜明的民,族融合特色.
隋唐时期：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带来古代文化的全面辉煌.兼收并蓄、全面辉煌、泽被后人、影响周边,世界领先、地位突出(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中国古代文化辉煌的代表.
宋元时期：中国古代文化的又一高峰.中国传统科技的代表四大发明中有三大发明在这个阶段,商品经济对文学艺术的影响凸显,是中国古代文化发展中的新现象,应引起重视.
明清时期：中国古代文化史的尾声,承古萌新,西学东渐.明清两代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晚期,承古萌新,是这一个时期文化的特点.承古：集大成的科技著作相继问世；古典文化进入总结时期,官方组织编撰大型图书成就突出,体现民族文化的博大气象.萌新,带有反封建色彩的民主启蒙思姑娘想产生；市民文学兴起,小说成为文学的主流,西学东渐.
从文化发展的角度：重点是先秦时期、隋唐时期和明清时期；从社会的变迁对文化的影响角度；春秋战国时期、秦汉时期和明清时期.从文化转型的角度：宋元时期和明清时期.
中国古代思想文化随笔（三）——儒家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中华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汇.从外延上说,中国传统文化包含了历史上形成的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走向有着重大影响的许多文化形态,如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佛教文化等等.从内涵上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就是以儒家思想学说为主要代表的、广泛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主流观念和价值取向.
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思想体系的核心价值观念就是“礼”.“礼”是指社会人生各方面的典章制度和行为规范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另一个经常与“礼”相提并论的范畴则是“乐”.二者相辅相成,形成“礼乐文化”.儒家所倡导的“礼乐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有别于西方文化的特质.
所谓“礼”、“乐”,本源自于上古初民尊祖、祭祖与祭祀天神地祗的活动.“礼”本是指尊祖、祭祖与祭祀天神地祗活动中的一些仪节规范；而“乐”则是与这些礼仪活动相配合的乐舞.后来“礼”、“乐”的所指逐步扩大化、系统化,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礼仪活动以及与其相配合的乐舞都被泛称为“礼”“乐”.经过夏、商、周三代的演化,就有了所谓的“夏礼”、“殷礼”和“周礼”,汇集成为一整套典章、制度、规矩、仪式,乃至于包括关于礼治的政治思想、伦理思想.西周初年,伟大的政治家周公依据前世流传下来的礼俗并根据时代需要加以损益而“制礼作乐”（《礼记·明堂位》）,建立了一整套与当时的宗法社会相适应的礼乐制度,通过“礼乐”的形式把阶级社会中各等级的权利和义务制度化、固定化,使社会秩序处于相对稳定和谐的状态之中,从而形成孔子所景仰的“郁郁乎文哉”的礼乐文明极盛期.
至春秋时代,随着社会形态的演变和政治格局的变迁,逐步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有鉴于此,伟大的思想家孔子通过总结、清理和反思夏、商、周三代的文化遗产,创造性地以“礼乐”为核心建立起儒家思想体系,使“礼乐”成为儒家思想体系中的核心价值观念.孔子从哲学本体论和社会历史观的角度,对“礼乐”进行了全方位和多层次的阐释和论证,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关于生命本质与意义目标的基本观念,创拟了旨在让社会各阶级（阶层）在“礼乐”的约束下和谐共处的社会理想,并使古老的“礼乐”观念逐步升华为全社会普遍接受和认可的社会意识形态,使“礼乐”文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内容.此后,经过孟子、荀子等儒学大师的进一步发扬光大,以“礼乐文化”为核心的儒家学说日益兴盛.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学说更上升到国家法典的高度,不仅受到历代统治者的提倡和尊崇,而且几乎得到社会各阶层的认可和信奉,致使孔子所开创的儒学成为中国最古老、最博大、最富影响力的学派.
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礼”是孔子政治思想和社会伦理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其目的和功用是从外部对社会各阶层的人们在行为和思想方面进行教化、约束和规范；而“乐”则与“礼”相辅相成,从内心感化、诱导人们对“礼”（亦即各种社会规范和约束）的衷心认同.礼乐配合,以礼修身,规范人们思想行为；以乐治心,感化人们自觉地按照“礼”的规范来行事,保持人们内心的平衡,从而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目的,保持整个社会秩序的稳定.儒家“礼乐文化”的精髓就是《论语》所提出的“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的社会和谐思想,这也是儒家“礼乐文化”的普世价值所在.众所周知,儒学基本上是一种关于社会伦理的学说,它是探讨宗法等级社会中人际关系的学问.“礼乐”是儒家传统伦理思想道德规范体系的逻辑起点与核心观念.儒家所倡导的“礼乐文化”既是一种社会政治理想,也是一项伦理道德原则与规范.“礼乐”是用来调整和制约人的行为的.它调节着人的主观欲求和客观现实之间的矛盾,使二者之间达到一种能够维持人类社会和谐共处的平衡状态.孔子说：“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礼记·礼运》）可见,在孔子的思想观念中,“礼”的功用就是教化人们按照规范正确处理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及其他社会和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从而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的.也就是说,“礼乐”是为了应对社会稳态结构的需求而产生的.
“礼之用,和为贵”,高度概括了儒家“礼乐文化”的根本精神.根据这一“贵和”的道德价值取向,儒家主张当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之间发生矛盾与冲突时,应采取宽容、谦让的态度,这样不但有利于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和良好的社会秩序,也有助于使整个社会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当然,儒家所主张的“和”并不是无原则的同一、调和,而是在一定条件和原则下的谐和、融合.所以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形成的宽容礼让、谦恭善良、求大同存小异的道德传统,正是这种“贵和”（即崇尚“和谐”）的价值取向长期影响和积淀的结果.
儒家礼乐文化的本质特点,是把“亲亲”的血缘关系与“尊尊”的社会政治关系结合在一起,在“礼”的框架下形成一整套相应的规范和制度,把自然的人置于人为的社会政治关系之中,使之成为社会政治等级中的人；同时又把理想的政治社会建立在人的自然血缘基础之上,形成以“礼乐”文化为表征的宗法等级社会.与此同时,儒家礼乐文化精神的宗旨就是要利用礼乐的制度规范性与艺术熏陶性的特点,对自然的人进行人文化育,把自然人纳入到政治性伦理性轨道上来,使社会成员都成为“克己复礼”的“文质彬彬”的君子,自觉遵守社会伦理规范,从而达到维持社会秩序和谐的目的.而儒家礼乐文化的内涵就是为了社会各阶层的和谐共处而在制度层面、伦理层面和仪节层面所制定的一些规范和原则.不言而喻,没有一定的人性化的、有益于社会道德建设的规范和原则,就不可能实现“和谐”的“大同”社会.儒家礼乐文化的特征就是用礼乐展现和处理人际关系,进行社会调节和管理.其终极目标就是为了通过引导社会各个阶层按照“礼乐”的规范和原则来处理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在社会公共生活中形成一种良好的稳定的社会秩序,达到建立和谐融洽的社会人际关系的目的.
儒家所倡导的礼乐文化精神,对中国周秦以降的中国古代社会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广泛而深刻地渗透于古代社会的政治、法律、军事、教育、宗教、伦理和文化艺术之中,成为人们思想情感的一部分,成为社会习俗风尚的底蕴,形成周秦以来的数千年中国古代文化的基本范式.
当然,我们说儒家所倡导的礼乐文化对我国数千年的古代社会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积极影响,并不是说儒家礼乐文化尽善尽美,也不是说我国古代社会在制度层面和思想层面中存在的一些消极、落后的因素都应归咎于儒家礼乐文化.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孔子所倡导的礼乐文化中蕴含着许多具有普世价值的内容,如“和为贵”的思想、“仁爱”的精神以及“温、良、恭、俭、让”的处世原则等等,都具有超越时空的社会价值.同时我们还应充分认识到,儒家礼乐文化中确实存在着一些过时的、消极的、落后的内容.比如对社会等级的过分强调,对人性情欲的过分节制等等,都有矫枉过正之嫌.此外,我们还应该认识到,我国古代传统文化中一些消极、落后的思想观念表面看来似乎来源于儒家礼乐文化,但实际上并非完全是孔子所倡导的“礼”文化中所固有的,而有相当一部分是后世极端专制王权时代增益附加的.比如汉代以后确立的“三纲五常”学说,虽然与孔子所倡导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有内在联系,但孔子在《论语》中所倡导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对君臣、父子双方的要求是对等的,即要求双方都要依“礼”行事,君要像君,臣要像臣.而汉代以后所确立的“三纲五常”则强调君、父的绝对权威,以君臣关系而言就是“天王圣明,臣罪当诛”,无论是非,“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而在原始儒家的思想观念中却不是这样的!如《论语·八佾篇》记载,鲁定公向孔子咨询应该怎样处理君臣之间的关系,孔子回答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可见孔子这里强调的是君臣之间对等的以“礼”行事的相互关系,而不是只强调“臣忠”.又如孟子在见齐宣王时,齐宣王询问说：商汤流放夏桀,周武王讨伐商纣,他们这样以臣弑君对不对?孟子回答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可见,孟子的君臣思想与后世的“三纲五常”观念是大相径庭的.从而可知以孔孟为代表的原始儒学所倡导的礼乐文化并不能与后世的“礼教”简单地划等号,因此不能简单地将“礼教”中一些过时、消极、落后的内容完全归咎于儒家学派所倡导的礼乐文化.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所倡导的“礼乐文化”是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经过创造性的借鉴和转换,完全可以成为我国现代精神文明建设和制度建设的思想资源.当然,我们对儒家礼乐文化的借鉴并非简单的继承,而是批判地继承和超越.儒家所倡导的礼乐文化中原有的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的一些过时的、落后的内容必须坚决摒弃,其过分节制人的情欲的一面也应该予以消除或调整,这是不言而喻的.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儒家礼乐文化的“和谐”精神完全可以帮助我们适当地解决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在社会道德、价值取向、人际关系、家庭和社会秩序等方面出现的一些问题,从而保证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和人自身的和谐,保证整个社会主义社会的安定和健康发展.因此,我们应该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指导下,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宗旨,用现代意识和眼光挖掘传统礼乐文化中的合理因素,发扬中华民族重礼节、尚美善的优良传统,建构与现代经济生活相适应的礼仪规范和审美情趣.我们相信,通过吸收儒家传统礼乐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完全可以实现传统与现实的对接,构建起符合社会主义伦理道德和现代人文精神的新型道德规范、伦理规范和礼仪规范,并进而构建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人和谐相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人性化的新型社会.
中国古代思想文化随笔（四）——中国文化
于中国文化，不知道你了解多少，她毕竟有着五千年的灿烂文化史，她有“威武不能屈”意志，又有“富贵不能淫”的高尚品格，有“大丈夫能屈能伸”的气质，还有“君子坦荡荡”的气拔山河的豪情壮志……这些都无时无刻不反映着中国的灿烂文化。
中国自古就有“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虽看起来不很起眼的几字却蕴藏着巨大的人生哲理，把中国文静化推向高潮。而作为炎黄子孙，我们该为中国文化出一份力。
肯定有人想问我什么是“为中国文化出一份力”，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中国文化是以德、谦、虚和宽容这四大类为主，这时肯定又有人要问什么是德、谦、虚和宽容，我的回答是：德也就是道德，德这个字在古代随处可见，在古代我们的祖先孔子教导我们要“仁”，“爱人”等思想主义，到现在孔子的思想对中国文化有很大的影响。你想连古代都为中国文化做出了一份力，现代的我们是不是也要出一份力呢！做一个有道德的人，这是我们每一个人一生的课程。
谦就是谦让，俗话说：“退一步海阔天空”。从这句话体现出谦让是遇到困难是的灵丹妙药，使一切仇恨化为乌有，谦让是一种深厚涵养，它能陶冶情操，带给你心灵的宁静。曾经，在战国时期，有一个故事我想大家都听过就是廉颇和蔺相如的故事……
虚就是谦虚大家都知道的，我就不啰嗦了……
总之，人应该端正态度，完善自己，为中国文化出一份力！
中国古代思想文化随笔（五）——唐诗
淡去了刀光剑影，渐远了鼓角争鸣。穿过历史的烟云，我们仿佛看到了宏伟的唐朝。唐朝的雄浑气度有魅力，唐朝的精美陶瓷有魅力，唐朝的繁荣昌盛有魅力，而最有魅力的我认为还是唐诗。
唐诗的魅力在于它所体现的气度与强盛。从“将军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到“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从“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钩”到“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从“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到“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唐人恢弘的气度、豪迈的气概和非凡的自信自然融入到这些唐诗中，透视出唐朝国力的强盛，没有什么东西像唐诗一样可以穿越千年向我们传递如此精微的信息。它就是一部诗化的史书，研究唐代历史，我们没有理由不研究它富于魅力的诗歌。
唐诗的魅力在于它所描绘的细腻与美妙。苏轼评论王维诗歌时说，“品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你看那“明月松间照，清泉石山流”，怎能说不是一幅灵动的山水画?“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张若虚的《清江花月夜》岂不是一幅神韵飞动的水墨彩图?唐朝风景太多太美，以至有这么多乐山乐水的诗人。回首千年，大唐的风景似乎还在眼前。唐诗如画卷，收藏着唐朝秀美的风景，以至使我们分不清到底是唐诗的魅力，还是山水本身的魅力。
唐诗的魅力在它所表达的人格与精神。任何一个社会都有他的弊端，唐朝既是辉煌的，又是糜烂的。值得庆幸的是，总有一群时代的精英、民族的脊梁在为天下苍生奔走呼告。在唐代，这种声音最深沉的当属杜甫。杜甫一生穷困潦倒，可他却十分关心民生疾苦。无论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感叹，还是“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的沉吟，都无不传达出他对战争的厌恶和忧国忧民的沉痛感情。唐诗因杜甫等人低沉有力的吟唱而具有一般诗歌无法比拟的魅力，它已不再是纯粹的文学创作，而是崇高精神的呐喊。
唐诗的魅力远不只这些，它是中华民族古典文化的瑰宝。因为无穷的魅力，它涉过时间的长河流传千年;因为无穷的魅力，它突破语言的壁垒广为流传;因为无穷的魅力，它超越一个鼎盛时代的一切，抽象为唐代的符号。唐诗的魅力无限，唐诗的魅力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