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随笔【第一篇：读中国古典文学有感】
这个绚烂的青春时代里，我们追逐梦想，渴望爱情，我们活的如此潇潇洒洒！
我们总需要安静的一个角落，寻找心灵的归处，让精神的世界不断富足。一本古典诗集，一曲暖心的清歌，一杯醇厚的咖啡，足以忘却了一切……。
我是一个细腻的读者，唐诗宋词元曲的魅力，我能读懂的太少，每一个诗人内心的东西能挖掘的也太少，苏轼在赤壁赋中这样写到“爱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如此广阔的胸襟，如此非凡的气度，让人读之而生畏！
情感细腻颇有点伤春悲秋又多情的读者（王筱西是也）还是比较喜欢婉约派词风，或是描写景物人物清丽脱俗，让人遐思不断。
偶在高中时期就喜欢周邦彦的词，可以用“小雅”、“脱俗”两个词语，针对其词（苏幕遮）中一句“鸟雀呼晴，侵晓檐语。叶上初阳干宿雨，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更是朗朗上口，将雨后的景勾勒的栩栩如生，让人画面感十足。
尤其小风吹来，荷叶袅娜多姿的情态美刻画的淋漓尽致，而下阙点睛之笔，道出诗人的思乡情感，看似格调清婉，实则韵味十足，让人回味无穷。
古代的爱情诗篇也是那么荡起回肠，高中时期我就长爱这些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刘兰芝与其丈夫说到“妾当做蒲苇，蒲苇韧如丝，磐石无转移”。
如此坚贞的爱情我们这些风华正茂的90后肃然起敬，虽然文学是一种高于生活的艺术，而作者的爱情观却跃然纸上。
元曲的魅力就在于内容丰富，故事让人听之娓娓动听，浮想联翩，很想知道曲中男女主角结局如何，并且有艺人会根据生旦净丑角色需求进行编排表演，当然配上古人的乐器更是一种高超的艺术表演形式，而元曲的代表作当属（牡丹亭）（西厢记）各种人物形象鲜明，性格迥异，杜丽娘因读诗经中“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而在梦中与书生柳梦梅相爱的传奇故事。而西厢记中崔莺莺这一人物觉得勇敢追求自己的爱情，打破了封建社会的束缚，是一个传奇女子，然后作者写出了这样荡气回肠的爱情曲集我想并不是单一想传达出自由婚恋，勇敢追爱这一主题，而是想传达出敢于打破封建礼教束缚，铲除封建礼教的诟病。
也许我们不该挖掘出作者背后的意味，我们就当是一个看客，当故事听完即可，后记住这些敢爱敢恨的人即可。就像我们的生活一样何必那么深邃，简单就是快乐。
我是一个感悟者，当我的意识形态里撞击出与作者的共鸣感时，我必须要表达出来，写成文字，慢慢的写作就成了一种生活状态，一种意识流的表达，一种乐趣。
生活中的任何一种形式，甜兮、苦兮都只是一种个人主观看法而已，也许鲁迅先生的话用在这里稍显凝重，但我还是要将它引经据典“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直面淋漓的鲜血”！
而我们人生何来惨淡，何来抛洒热血，我们一直都生活在阳光下；我们一直都春暖花开；我们一直攀跃在凌霄花的最高处。最后我改写了曹兄的一句话“慨当以慷，忧思即忘”。
我们的面对春花秋月何时了时，收起我们的多愁善感，豪迈的吟唱“江上之清风，山间之明月，驾一叶之扁舟，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粟”！
中国古代随笔【第二篇：读书笔记——《中国古代的衣食住行》】
《中国古代的衣食住行》从古人的衣、食、住、行方面全方位地向读者展现了古代的生活。同时，许嘉璐先生又引用了大量的古籍记载，从而使古人的日常形象鲜明而生动地跃于纸上。古人的衣、食、住、行不单单塑造了古人日常的外在形象，还渗透着古人的文化观念，折射出社会生活的百态千姿与发展变化，影射着不同身份地位的人背后巨大的贫富差距。
一、礼仪之邦
“中原乱，簪缨散，几时收？”，“冠盖纵横至，车骑四方来。素带曳长飙，华缨结远族。”中国古代的穿戴早已成为中华民族的代名词。作为自古以来的礼仪之邦，“礼制”文化在古代的文化观念中是根深蒂固的。
书中这样写道：“在当时的贵族社会，当冠而不冠是‘非礼’的……（齐）景公……被发，乘六马，御妇人，以出正闺，刖跪击其马而反之，曰：‘尔非吾君也。’公惭而反，不果出，是以不朝。不仅帝王将相如此，有‘教养’的平民也是如此……马援未做官时‘敬事寡嫂，不冠不入庐’。”(摘自《中国古代的衣食住行》第四页)。
此外，书中还引了太子疾数浑良夫三罪——衷甸（卿乘坐的车）、紫衣（国君之服）、袒裘带剑（对君不敬）而杀之的例子。《说文》：“大夫以上冠也，邃延垂旒沈纩。”古代的服饰是一个人身份地位的象征，也对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做了外在呈现。所以对于服饰的僭越就是对“礼”的僭越。在一个礼制文化浓厚的社会氛围中，对等级的突破容易引起统治者的威胁感与不满，也是浑良夫被杀的原因之一。
除了服饰之外，古人的餐饮、住所，乘车也其身份地位的有效呈现，同时具有严格的等级限制。
《礼记•王制》：“天子社稷皆太牢，诸侯社稷皆少牢。”（摘自《中国古代的衣食住行》第六十七页）。
老妪因刘道真善于歌啸而杀豚款待他。后来刘道真官至吏部郎，为感谢老妪，破格提拔老妪之子。老妪之子为感谢刘道真又以牛、酒前往拜访。就此例，书中言道：“老妪之子进以牛、酒，是因为刘宝的地位变了，礼需与人相称。”（摘自《中国古代的衣食住行》第七十页）。
《左传•隐公元年》：“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三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共叔段对城墙的扩建便引起庄公臣下的极大不满，也是最后庄公伐京逐共叔段的原因之一。
而就乘车而言，大约汉代时，只有天子才能享用六匹马拉的车。连天子的马也有专称——“路马”。其次，古代的达官贵人也要乘车。晏子有云：“有车之家，是一国之权臣也。”（《晏子春秋•内篇谏上》）。再者还有一例，颜渊死后，颜路希望孔子能够用他的车为颜渊做外棺，孔子对于自己如此宠爱的弟子都没有同意这样的请求。不是因为孔子舍不得私人财产（马厩失火时，孔子问人而不问马也可得见孔子不是重利之人），而是因为孔子身为鲁国大夫必须乘车出行。这是孔子对于礼制文化严格遵守的体现。
车不仅是对身份地位的一种彰显，而且是等级制度的一部分。齐晋鞌之战中，王孙满因秦师超乘而批之轻而无礼。这就是书中说的“超乘”的礼节。
在浓厚的等级色彩之下，礼仪之邦自然摆脱不了对人的个性的束缚这一缺点。卫国内乱中，子路因停下来结被砍断了的系冠的缨而被对方杀死。其中就是“君子死，冠不免”的迂腐思想的作祟。臧对鹬冠好之成癖，但他的冠带因不合乎法度而遭到郑伯的厌恶，从而被杀。却还因此被扣上“服之不衷”的罪名，实在是对人个性的残忍抹杀。而封建时期对女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要求更是对女性独立与自由的无情剥夺。
然而礼制文化也不是仅有弊端，否则也有负“礼仪之邦”的美誉。“礼”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为对他人的尊重，是中华民族文化涵养的体现。
“头上戴着胄，见到尊者、长者就要摘掉” (摘自《中国古代的衣食住行》第十页)，表现出了一种尊卑有序的礼仪文化。
对于客人的饮食招待，古人总是尽心为之。子路遇隐者，隐者“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陶侃家贫，陶侃的母亲卖发“设精食”以招待陶侃的朋友及其家仆。可谓着实做到了“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由此可见，“礼”对于古人的文化观念和生活的影响非同一般。
二、社会百态
古代的衣、食、住、行无不反映着社会生活的现时状态和发展变迁。
一方面，我深深体会到不同阶级的人在衣食住行方面的巨大差异。另一方面，我也对古代社会的不断进步颇有感受。
冠是贵族的常服，其制作也十分考究，质料要求以及上面的装饰品更是讲求精致，因为它们标志着他们的身份地位，也彰显着他们的财富。但非贵族中人是不戴冠的，只用“幘”。
麻因为可以充饥而列入谷类。《列子•杨朱》：“昔人有美戎菽，甘苔茎、芹萍子者，对乡豪称之。乡豪取而尝之，蜇于口，惨于腹。众哂而怨之，其人大惭之。” 贫苦人与富贵人的饮食有相当不同。贫苦人认为味道还可以的东西，富贵人却难以下咽。
《汉书•董仲舒传》中毫不讳饰地写道：“乘车者，君子之位也；负担者，小人之事也。”
《小雅•黄鸟》：“交交黄鸟，无集于桑，无啄我粱。”《后汉•五行志》：“……以钱为室金为堂，石上慊慊舂黄粱。” 农民因无粮而饥肠辘辘地哀求于黄鸟，而桓帝的宫室极尽了奢华富丽，粮食堆积如山。虽然两句诗不是同一时代所作，却反映了古代社会存在的普遍现象，强烈展现了封建社会激烈的阶级矛盾对立。
《论语•宪问》：“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则展现的又是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发展进程中的另一面。随着中原地区生产力水平的进步，古人逐渐摆脱了野蛮之风和落后的面貌，在衣饰上更加讲究齐整。
饮食上，富贵之家逐渐以菜蔬为配料。“蔬菜在副食中所占的比例增大，这不但反映着菜圃技术的提高，而且也与烹饪工具和技术的改进相适应。” (摘自《中国古代的衣食住行》第六十七页)。
现代烹调的主要方法在从春秋到秦汉阶段已经具备了，后来又不断改进。古代对“八珍”的烹调方法已经发展为煎、炮、腌、捣、熏烤等十分精细的做法。
古代城市的发展也是引人注目的。战国时期，城市便日趋繁荣了。《史记•苏秦列传》中说齐国国都临淄“七万户”、 “车毂击，人肩磨”。到了隋唐时期，长安的规划更加统一、细致，小巷与大街纵横相连。宋代的商品经济发展以后，城镇就更为繁华了。
行的进步也不可忽视。《淮南子•说山训》：“见窾木浮而知为舟，见飞蓬转而知为车。”前一句是说挖空木头作为船。对于后一句，书中解释道由于飞蓬与车轮的性质相差太远，很难想象古人是如何从飞蓬得到启发的。但这一传说突出了“轮”，可以推想，原始的车子只是借助滚动，减少物与地的摩擦力而已。可见，原始的车、船都是十分简陋的。所以交通工具的发展演进必定经历了相当漫长的时间。看但是相对于船而言，车的发展较为迅速。其发展大致经历了人力——畜力——多种用途、多种形式的过程。畜力也从骈马发展为驷马。在汉代，发展为六马。与此相应，道路设施也越来越发达完善。
三、与惩罚和刑罚相关
古代的衣、食、住、行还与古代的惩罚、刑罚相联系着。
古人不戴冠的只有四种人：小孩、罪犯、异族人和平民。对于罪犯而言，古代有一种刑罚叫做“髡”，即剃去头发。所以剃去头发不戴冠也算是一种刑罚。当时的奴隶多为受了刑罚的罪人，既已剃去头发，就不需要头衣。未受过髡刑的奴隶则以青布束头，“以别于良人”。这就给奴隶打上了鲜明的阶级烙印。
古代的肉酱叫“醢”。与之相应地，有一种酷刑也叫“醢”。《史记•殷本纪》：“九侯有好女，入之纣。九侯女不喜淫，紂怒，杀之，而醢九侯。”就是对“醢”的一段记载。把肉切成条状叫做“脯”。如此对人，就叫做脯刑。据说，纣王对鄂侯施以脯刑。
古人一般都是“席地而坐”，但是“坐阵不席”，“狱讼不席”，“尸在堂上不席”。“三者皆忧也。故不敢以忧侍坐。”这既是以示庄严或者哀悼，也是内心忧虑的自我惩罚的表现。鲁昭公流亡到齐时，因为忧事，所以不设席。
车上立盖，是有一定地位和财富的人享用的。而“去盖”就是对有罪的人的一种惩戒。
《汉书•王嘉传》：“嘉遂装出，见使者再拜受诏，乘吏小车，去冠不盖，随使者诣廷尉。”王嘉身为丞相，有了罪则去盖，与晏子正成对照。(摘自《中国古代的衣食住行》第一百五十九页)。
《古代衣食住行》一书，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古代社会浓厚的等级色彩，也凸显了封建制度的残忍与血腥，让人赤裸地看见了封建制度中的愚昧与落后。但仍然会让人在无限黑暗与压制中里窥见一点人性对生命的敬畏，对法制的尊重，对自我心灵的审视，以及对人生追求的渴望。我对本书的全部感悟基本都在于此了。
中国古代随笔【第三篇：古代文学读书笔记】
陶渊明与谢灵运，作为魏晋时期杰出的两位诗人，都在中国诗歌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因为他们生活的年代相近，都生活在晋宋易代之际复杂的政治环境之中，所以经常被拿来作比较。例如有人想要研究唐代的山水田园派诗人，就不得不牵扯到这二位，一个是田园诗的开创者，一个是中国山水诗奠基人，却代表了完全不同的两种风格，前者上承先秦古风，古朴自然，后者开一代诗风先河，声色华丽。
陶渊明与谢灵运最直接的联系就是生活的年代相近。晋宋易代，政局混乱，社会动荡。陶谢二人年少之时均是身怀满腔豪情出仕做官，期盼着能一展抱负建功立业青史留名。但是最终均是由于文人意气在仕途上郁郁不得志，落得个退隐田舍纵情山水的结局。但是偏偏一只竹竿偶尔的涂涂抹抹，最后却留下了千古绝句余音绕梁。纵观中国古代历史，各朝各代都少不了这样的人，不知道这到底是中国文人的幸还是不幸。 陶谢二人除生活年代之外，其他都差距甚大。 首先是出身不同。出身对一个人的影响是巨大且深远的，出身直接决定着一个人最初时的家庭环境，社会地位，教育水平和价值观念，这四者相互作用，潜移默化之间就完成了人格的确立，从而影响一生的发展。尤其是魏晋时期，完全由世家大族掌握政治话语权。可以这么说，陶谢二人之间所有的差别都是由出身在一开始就决定的。陶渊明的身世比较复杂。他的曾祖父陶侃曾任晋朝的大司马；祖父做过太守，父亲的官职还要低一些，且很早就去世了。在魏晋那个格外重视门阀的时代，陶家的地位无法与王谢等士族相提并论，但是又不同于寒门。况且陶侃本是寒微出身，被讥为“小人”，又被视为有篡位野心的乱臣贼子。可以想见，陶渊明当时在政治上的出境时十分尴尬的。陶渊明是在农村度过他的少年时代的，由于家庭的限制，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教育，几乎是靠自学。在农村长大，又是自学成才，这也就是为什么他的诗歌古朴自然的原因之一。少年时期的农村生活深深地影响了陶渊明，于是在多次出仕辞官，辞官出仕心力交瘁之后，他毅然决然的隐居田舍，躬耕陇亩。谢灵运绝对是天之骄子，他出身于当时的士族大地主谢家，家族世代局高位。刘禹锡的“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足可见当时的谢家是如何的名满天下。在这种家庭中长大的谢灵运自然受到了最好的教育，再加上自己天赋奇高，才华横溢，得到众多人士的赏识，少年得意，难免心气奇高，恃才傲物。所以当宋初刘裕打压士族，他由公爵降为侯爵，难免使他心怀愤恨不满。“少帝即位，权在大臣，灵运构扇异同，非毁执政。”所以他无论是在任还是隐居，总是纵情山水，肆意遨游。一是以此对抗当局，发泄不满，同时也是在青山秀水间寻求心灵的慰藉。这也是中国文人惯用的举止。 然后就是诗歌内容的不同。陶渊明是田园诗的开山鼻祖。他的田园诗有的通过描写田园景物的恬美，田园生活的简朴，表现自己悠然自得的心境。他将“自然“提升到美的极致。或春游，或登高，或酌酒，或读书，或与朋友谈心，或与家人团聚，或观雨于檐下，或采菊于东篱，无一不是美妙的诗歌。陶渊明的创举还在于，他不仅写出了田园乐，而且还以其自身的亲身经历写了田园苦。他的有些田园诗就是写自己穷困和农村的凋敝。谢灵运是山水诗派的开创者和集大成者。他的山水诗大部分是在任永嘉太守以后所有。这些诗，以富丽精工的语言，生动细致的描绘了永嘉，会稽等地的秀美的山水景色。
还有就是诗歌风格的不同。陶渊明的诗歌风格是古朴自然，不加修饰。安贫乐道与崇尚自然是陶渊明思考人生做得出的两个主要结论，也是他人生的两大支柱。在这两种思想的指导之下，自然写出来的诗歌自然清新。其次这也和陶渊明的写作目的有关系。隐居后的陶渊明写诗主要是用以自娱。由自娱出发，所以形成了其亲切真实，坦白诚恳，不带有功力性质的“自然”诗歌。虽然陶诗形式上朴实无华，但是由于其真诚，所以无须饰以华丽，而且由于诗人睿智的人生哲学和独特的审美情趣，使诗歌饶有趣味。谢灵运的山水诗的主要特点就是鲜丽清新。钟嵘评价谢灵运的诗：“名章迥句，处处间起；丽典新声，络绎奔会”。在当时，与颜诗的“铺锦列绣”“雕饰满眼”相比，和玄言诗的寡淡无味相比，谢灵运的诗可以说是自然清新的多。但是同是写自然，和陶渊明的自然不同，谢诗的自然“为文真于性情，尚于作用，不顾词采而风流自然”，所谓“作用”就是经营安排、捉摸锻炼，以此来达于自然，这也是他开启新诗风的关键所在。 陶德潜曾这样评价过陶谢二人，“陶诗合下自然，不可及处，在真在厚。谢诗经营而反于自然，不可及处，在新在俊。陶诗胜人在不排，谢诗胜人正在排”，真真是独具慧眼，一语中的。关于陶谢二人之间的不同，其实从最根本上是诗歌本身发展的内在规律造成的。从诗歌史的角度来看，魏晋和南朝属于两个不同的阶段：魏晋诗歌上承汉诗，总的诗风是古朴的；南朝诗歌则一变魏晋的古朴，开始追求声色。而诗歌艺术的这种转变，就是从陶谢的差异开始的。
具体来说，从陶到谢，诗歌艺术的转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写意到摹象。在谢灵运之前，中国诗歌以写意为主，摹写物象只占从属的地位。陶渊明就是一位写意的能手。他的生活是诗化的，感情是诗化的，写诗不过是自然的流露。因此他无意于写山画水，重点在于抒发自己物我合一的境界。谢诗不像陶诗那样以写意为主，注重物我合一，表现出整体的自然美，而是更注重山水景物的描摹刻画，“极貌以写物”（刘勰《文心雕龙》），不可能放过山水景物的任何一个细节，力图都一一展现，类似于中国的工笔画。但是这些山水景物又往往独立于诗人性情之外的，因此他的诗歌也就很难达到陶诗那样情景交融、浑然一体的境地。同时在结构上，谢灵运的山水诗有其固定的模式可以追寻，多是先写出游，次写见闻，最后还要谈玄或发感慨，拖着一条玄言的尾巴也就削弱了谢诗的可读性。二是从启示性到写实性。陶渊明的诗，十分注重言外的效果，发挥语言的启发性，以调动读者的想象，去体会那些只可意会不言言传的东西。所以陶诗中的物象描写，惯用白描的手法。而谢诗则更注重写实性，充分发挥语言的表现力，增强了语言描写实景实物的效果。他凭着细致的观察和敏锐的感受，运用准确的语言，对山水景物作精心细致的刻画，力求真实再现自然美。《文心雕龙》评价写诗说：“俪采百句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从陶渊明到谢灵运的诗风转变，正反映了两代诗风的嬗递。如果说陶渊明是结束了一代诗风的集大成者的话，那谢灵运就是开启了一代新诗风的首创者。
中国古代随笔【第四篇：《数学文化学》读书随笔 ———古代中国文化中的数学】
西部世界屋脊的崇山峻岭、北部的冰天雪地和广阔的蒙古高原、东南部的浩瀚太平洋，古代中国地域相对封闭，决定了人类文化的独立创造过程。原始思维所共有的数量关系、数字的神秘解释形式，在这相对独立的文明进程中演变成了中华民族古代数学的独特形式。
一、数学在古代中国的地位
与西方不同，数学在中国传统学术中只有附庸地位，儒、道、佛家都不屑于谈及数学，诸子百家几乎没有一本数学著作流传于世。古代数学主要保留与传播于技艺应用的群体之中，直白的说只是计算工具，所以民间的传播主要是通过私学—世代承袭相传。由于实用性始终是决定中国古代数学发展的主要因素，当社会的经济、技术相对稳定时，数学的发展变化缓慢。此时唯一给数学活力的只能是历法方面。于此对照，当社会动荡不安时，数学作为技艺应用的筹算，获得了创造性发展，如：宋元全盛时期。
二、数学在古代中国的特殊性
刻画计数、结绳计时是人类各名族在计数过程中几乎共有的过程。此时的数是被感觉和感知的，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以一种抽象的形式被建构和思考的。中国古代数学的独特性在于，数字最终演化为“筹”的形式，而非数学符号。因此，
中国古代数学具有神秘解释功能和数量计算功能的双重作用。主要体现在：
1内算、莁卜
古代中国在创造最早的十进制的运算的同时也形成了一种以竹棍为工具的神秘解释活动_莁法。每一种文化都是对宇宙万物的解释，以此来回答人类对宇宙万物的不断询问。古代君主有重大疑难，必先问卜占卦。由于莁法与古代数学同样用竹棍作为直接工具，这就暗示两者之间可能存在有十分重要的联系。
2外算、筹算
筹算对中国古代数学的发展功不可没，圆周率就是用算筹完成的。但算筹也有严重缺点：运算时需要较大的地方摆算筹，运算过程不保留等。元朝数学家朱世杰，能用筹算解四元高次方程，其数学水平居世界领先地位，但是他的方法太难懂了，因而后继无人。中国古代数学不能发展为现代数学，筹算方法的限制是一个重要原因。后来，珠算逐渐代替了筹算。筹算的缺点，珠算仍然有。
三、学术著作
中国古代文化中，数字“九”有着特殊的寓意，表示最大、最多、至尊的意思。九数之流，则《九章》是矣。《九章算术》采用问题集的形式，收有246个与生产、生活实践有联系的应用问题其中每道题有问(题目)、答(答案)、术(解题的步骤但没有证明) 、有的是一题一术，有的是多题一术或一题多术。这些问题依照性质和解法分别隶属于方田粟米、衰(音cui)分、少广、商功、均输、盈不足、方程及勾股九章。《九章算术》确定了中国古代数学的框架，以计算为中心的特点，密切联系实际。以解决人们生产、生活中的数学问题为目的的风格。其影响之深，以致以后中国数学著作大体采取两种形式。或为之作注，或仿其体例著书;甚至西算传入中国之后，人们著书立说时还常常把包括西算在内的数学知识纳入九章的框架。 然而《九章算术》亦有其不容忽视的缺点，与西方不同，全书没有任何数学概念的定义。
中国古代随笔【第五篇：中华上下五千年读后感心得体会】
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书是人类精神的食量。好的书可以引导我们人生正确的道路，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快的学习，少走弯路。
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是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发生了许多历史事件，涌现过许多优秀的人物。而《中华五千年》这本书则把这些事和人描写的更加的淋漓尽致。它概括了中国远古至辛亥革命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及各时期的科技、文化、艺术和经济，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加透彻的了解中国的载体。
当我打开了远古的历史，五千年的历史尽收眼底。圣人款款而来，岳飞的忠诚，诸葛亮的智慧，夸父的执着等等。一代代风流人物的精神让我崇拜。这是中华人民的骄傲也是中华民族的自豪。
这本书以上自远古传说，下至辛亥革命。概括了各个时期的所创造的灿烂辉煌的文化。
看着看着，我的视线里突然溜进一个人物——诸葛亮。诸葛亮是一个充满智慧的人。他神机妙算、聪明绝顶。《草船借箭》是个很著名的故事。其中有一个章节，内容讲的是周瑜让诸葛亮在十天之内打造十万枝箭。诸葛亮动用了他的智慧，算出三天后必有大雾，所以马上回答：“都督不用十天三天就给造好。”三天后大雾来临，在曹操的军营前敲锣打鼓。曹操以为是敌军乘大雾来袭，于是下令放箭，不一会儿功夫草人身上长满了箭。等大雾散去，曹操方知上当。诸葛亮满载而归。读到这里我不由得为诸葛亮的足智多谋所折服，他的聪明令人难以想象，他的智慧怎不能让人感到惊讶！
我还读了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故事，读到了《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中俄瑷军条约》的签订。读到了慈禧太后夺政权，捕八大臣，勾结入侵者，毒死东太后，读到了荣禄的出卖，导致戊戌变法的失败，读到了……
中华上下五千年读后感：这本书让我读到了许多历史的知识，甚至以前不了解的知识。我敬佩诸葛亮的智慧，痛恨清政府的腐败、懦弱！中华五千年;让我们以千年为镜，审视自己，改造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