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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辜鸿铭随笔

  关于辜鸿铭随笔【第一篇】:东方智慧

  中日两国的青年,都是通过望远镜来观察西方文明的,因而使得欧洲的一切都变得比实体伟大、卓越,而他们在观察自身时,却将望远镜倒过来,这当然就把一切都看小了。

  宗教正是通过提供这样一种安全感和永恒感,方才使得那些既非诗人、艺术家,也非哲学家和科学家的百姓们,得以减轻这个神秘莫测世界的种种奥秘给他们带来的重压。耶稣说过:“我赐给你和平安宁,这种安宁,世界不能给予你,也无法将它从你身上剥夺。”

  在重建秩序和文明的过程中,两千五百年前的中国人也发生了心灵与头脑的冲突,恰如今日的欧洲相同。这种在寻求社会和文明新秩序过程中出现的冲突,使中国人对一切文明都感到了厌倦,在极度的痛苦与绝望中,他们产生了对文明的不满,并试图灭绝一切文明。比如中国的老子就仿佛今天欧洲的托尔斯泰,他看到了心脑冲突给人类造成的不幸后果,转而认为所有的社会制度与文明均带有根本性的错误。于是,老子和庄子(后者为老子的得意门生)就告诉中国人,应该抛弃所有文明。老子对中国人说:“放弃你所有的一切,跟随我到山中去当隐士,过一种真正的生活——一种心灵的生活、不朽的生活。”

  孔子对中华民族最伟大的贡献,就在于他抢救出了中国文明的蓝图,通过挽救原有的文明的图纸和设计,对文明的蓝图又做了一个新的综合、新的阐发。通过这一工作,他给中国人提供了一个真正的国家观念——为国家奠定了一个真实可靠的、理性的、永久的、绝对的基础。

  儒家说,人生最大的目标是做一个孝顺的儿子和良善的公民。

  世界上所有伟大宗教的创始人,大多没有受过教育,他们讲着人们所喜闻乐见的、朴素明了的语言,从而赢得了大众的爱戴。因此,所有伟大的宗教,其真正价值正在于能够把启示、感化力或活泼泼的热情传达给大众。

  世界上所有伟大的宗教所以能够使大众服从道德行为准则,其真正的力量、其感化力的源泉正是这种情感和热忱。

  马修·阿诺德在谈及荷马和他的史诗所表现出来的高雅品质时说:“荷马史诗以及不多的文学巨人之高尚品质,可以令野蛮生番变得高雅起来,促其脱胎换骨,”

  基督教告诫说:“敬畏上帝并服从它。”孔子的国家宗教——儒教告诫说:“尊崇君王并效忠他。”基督教说:“如果你想要敬畏上帝并服从它,你就必须先爱基督。”儒教则说:“如果你想要尊敬君王并忠于他,你就必须先爱父母。”

  马修·阿德诺对《荷马史诗》的一番评价,也极适合于中国所有的典范文学:‘它不仅具有一种伏尔泰所具有的令人钦佩的质朴和理性来表述思想、阐述见解。”

  华兹华斯写道:“我同样深信,是这些自然景物给了我一份更崇高的厚礼——一种欣幸的、如沐天恩的心境;在此心境里,人生之谜的重负,幽晦难明的世界的如磐重压,都趋于轻缓;在此安恬心境里,慈爱与温情为我们循循引路——直到这皮囊仿佛中止了呼吸,周身的血液仿佛不再流转,躯壳已昏昏入睡,我们成了翩跹的灵魂;万象的和谐与愉悦以其深厚力量,赋予我们安详静穆的眼光,凭此,才得以洞察物象的生命。

  这种能使我们洞悉物象内在生命的安详恬静、如沐天恩的神圣心境便是富于想象力的理性,便是中国人的精神。

  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任务是什么?是解放,不仅是爱尔兰人民的解放,希腊人民的解放,或其他国家人民的解放,而且是全人类的解放,特别是已经成熟了的欧洲人的解放。 ——海涅《旅游印象》

  歌德说:“唯有真诚,才能使其焕发人性。”

  一心要赚钱的、没有高贵灵魂的人是不能理解包含有真正社会价值的事物的。年轻人,你们应该拥有高贵的灵魂和真正有价值的工作,你们应该超过我们,去获得更高的荣誉。

  中国文化的目的、中国教育的精神就在于创造新的社会。

  只有心胸狭窄、目光短浅的人才会认为中国古代经典思想中缺乏进步的概念,而认为西方摩天大楼式的文明才是唯一的最高级的文明。他们并没有透彻地理解“进步与发达”的真正含义。不把教育的目的放在社会的改造与进步的欧美教育,同汽车驾驶员训练学校没有什么差别,它虽然培养出了驾驶员,但却没有培养出一个人格完善的人,没有培养出使社会得到真正的进步与发展的人。一个不能使人们得到完美教育的文明,在本质上是不能和中国文明同日而语的。

  戈登将军说,当我们在黑暗之中摸索时,正如我们必须在东方所做的那样,最好的道路就是公正行事。

  那些总是搓着手,赞同你的意见,在一切问题上总站在可敬民众一边的温和而又受人尊崇的在位者,正是这种人残忍地破坏了人类追求美德、荣誉、勇敢的情感和意识。

  对一切事物,特别是对爱河友谊不存利害之念,是我的至上追求、指导原则和人生准则。因此后来,我在一首诗中有这样一句调皮唐突的话:“如果我爱你,那与你有何相干呢?”这就是我心灵的剖白。

  事实上,就我所知,中国人、苏格兰人和德国人,是世上三大最为自私的民族。原因非常简单。在苏格兰和北部德国气候寒冷,土地贫瘠,生活条件艰难。而在中国,早婚和必婚的社会风习,加之人民酷爱和平,人口急增,以致人们的生活条件也变得异常困难。

  纯粹的军事独裁令人可怕的失败是:那用以镇压群氓暴乱的军人刺刀,在和平时期面对资产阶级、庸鄙之人、市侩们的狡诈与自私时,却完全无能为力。

  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说得明白些:“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就有什么样的道,而不是你有什么样的道,决定了你是什么样的人。”

  海涅说,我们愿在世间享福,而不是忍受贫苦;懒惰的肚皮不该挥霍那勤劳的双手得来的硕果。为了全人类的孩子们需要备下充足的面包,玫瑰与桃金娘,美丽和快活,还有同样多的甜豌豆。豌豆一种,人人享用!

  应该尊重自己年轻时的理想,如果要做一个真正的人,就不要向那些自以为是聪明的将死之徒敞开心灵的大门。即使智慧与激情化归乌有,即使天女遭到亵渎,也不应该丧失理智、头脑发昏!

  看着我,我的孩子,吻我并勇敢地正视我;因为我就是这种神圣精神的骑士。

  如果一个人得到了全世界却失去了自我,那么他仍然一无所得。

  关于辜鸿铭随笔【第二篇】:辜鸿铭读书笔记

  福建人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尚未引起学者们的足够重视。出自这一省份的,如:严复、林纾(东学西渐的泰斗);辜鸿铭、陈季同、林语堂(中学西传的巨头),此三人关于中国的论述,可称得上在西方真正发生过影响,且三人影响的主要发生时限恰好构成前后相继的一个序列:陈(19.80-90年代),辜的活跃在19末-20.20,林火爆的时期在20.30-50年代;

  再如:林文庆、郑振铎、朱谦之、王子仁、王石孙等人都曾在该领域做出了程度不同的贡献,可谓阵容强大。

  ①地缘优势:靠海,出洋早,机会多;

  ②闽人的用语习惯

  ③山水分明的生态环境

  ④灵敏的头脑和过人的记忆力

  关于辜鸿铭随笔【第三篇】:辜鸿铭:你们心中的辫子是无形的

  20世纪初,西方人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

  辜鸿铭何许人也?他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9种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倒读英文报纸嘲笑英国人,说美国人没有文化,第一个将中国的《论语》、《中庸》用英文和德文翻译到西方。凭三寸不烂之舌,向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大讲孔学,与文学大师列夫·托尔斯泰书信来往,讨论世界文化和政坛局势,被印度圣雄甘地称为“最尊贵的中国人”。

  辜鸿铭,字汤生。1857年7月18日生于南洋马来半岛西北的槟榔屿一个英国人的橡胶园内。早年,他祖辈由中国福建迁居南洋,积累下丰厚的财产和声望。他的父亲辜紫云当时是英国人经营的橡胶园的总管,操流利的闽南话,能讲英语、马来语。他的母亲则是金发碧眼的西洋人,讲英语和葡萄牙语。这种家庭环境下的辜鸿铭自幼就对语言有着出奇的理解力和记忆力。没有子女的橡胶园主布朗先生非常喜欢他,将他收为义子。自幼让他阅读莎士比亚、培根等人的作品。

  英国的炮舰1840年就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辜鸿铭的义父布朗先生对他说:“你可知道,你的祖国中国已被放在砧板上,恶狠狠的侵略者正挥起屠刀,准备分而食之。我希望你学通中西,担起富国治国的责任,教化欧洲和美洲。”1867年布朗夫妇返回英国时,把十岁的辜鸿铭带到了当时最强大的西方帝国。临行前,他的父亲在祖先牌位前焚香告诫他说:“不论你走到哪里,不论你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

  到了英国,在布朗的指导下,辜鸿铭从西方最经典的文学名著入手,以最朴拙的死记硬背办法很快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并以优异的成绩被著名的爱丁堡大学录取,并得到校长、著名作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卡莱尔的赏识。1877年,辜鸿铭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后,又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等著名学府研究文学、哲学。后来,蔡元培去莱比锡大学求学时,辜鸿铭已是声名显赫的知名人物;而40年后,当林语堂来到莱比锡大学时,辜鸿铭的著作已是学校指定的必读书了。14年的留学生活使富有天赋的少年辜鸿铭成为精通西方文化的青年学者。

  完成学业后,辜鸿铭听从当时在新加坡的语言大家马建忠的劝说,埋头研究中华文化,并回到祖国大陆,继续苦读中国典籍。他在晚清实权派大臣张之洞幕府中任职二十年,主要职责是“通译”。他一边帮助张之洞统筹洋务,一边精研国学,自号“汉滨读易者”。

  辜鸿铭博通西欧诸种语言、言辞敏捷的声名很快在欧美驻华人士中传扬开来。他给祖先叩头,外国人嘲笑说:这样做你的祖先就能吃到供桌上的饭菜了吗?辜鸿铭马上反唇相讥:你们在先人墓地摆上鲜花,他们就能闻到花的香味了吗?他倒读英文报纸嘲笑英国人,说美国人没有文化,在轮船上用纯正的德语挖苦一群德国人。英国作家毛姆来中国,想见辜。毛姆的朋友就给辜写了一封信,请他来。可是等了好长时间也不见辜来。毛姆没办法,自己找到了辜的小院。一进屋,辜就不客气地说:“你的同胞以为,中国人不是苦力就是买办,只要一招手,我们非来不可。”一句话,让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毛姆立时极为尴尬,不知所对。

  同时作为东方文化的捍卫者,辜鸿铭的声誉也逐渐显赫起来。辜鸿铭在北京大学讲课时对学生们公开说:“我们为什么要学英文诗呢?那是因为要你们学好英文后,把我们中国人做人的道理,温柔敦厚的诗教,去晓喻那些四夷之邦。”在那样的时候,他还嘴硬,叫西方为“四夷之邦”,为此,许多人仅仅把他当成一个笑料的制造者,却忽略了他内心的痛苦,忽略了他对东方文化的积极思考,忽略了他对这片土地命运的深切关注,也忽略了他曾做出的坚定而绝望的挣扎。

  自1883年在英文报纸《华北日报》上发表题为“中国学”的文章开始,他昂首走上宣扬中国文化、嘲讽西学的写作之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几年里,他还将《论语》、《中庸》译成英文,相继在海外刊载和印行。后来又翻译了《大学》。他的工作是创造性的,古老的东方理论中还加入了歌德、席勒、罗斯金及朱贝尔的有启发性的妙语。在他之前,中国的古经典从来没有好的译本。

  从1901至1905年,辜鸿铭分五次发表了一百七十二则《中国札记》,反复强调东方文明的价值。1909年,英文著本《中国的牛津运动》(德文译本名《为中国反对欧洲观念而辩护:批判论文》)出版,在欧洲尤其是德国产生巨大的影响,一些大学哲学系将其列为必读参考书。1915年《春秋大义》(即有名的《中国人的精神》)出版。他以理想主义的热情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才是拯救世界的灵丹,同时,他对西方文明的批判也是尖锐的深刻的。很快《春秋大义》德文版出版了,在正进行“一战”的德国引起巨大轰动。

  辜鸿铭认为,要估价一种文明,必须看它“能够生产什么样子的人,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他批评那些“被称作中国文明研究权威”的传教士和汉学家们“实际上并不真正懂得中国人和中国语言”。他独到地指出:“要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纯朴的”,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和纯朴,此外还有“灵敏”。

  辜鸿铭从这一独特的视角出发,把中国人和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进行了对比,凸显出中国人的特征之所在:美国人博大、纯朴,但不深沉;英国人深沉、纯朴,却不博大;德国人博大、深沉,而不纯朴;法国人没有德国人天然的深沉,不如美国人心胸博大和英国人心地纯朴,却拥有这三个民族所缺乏的灵敏;只有中国人全面具备了这四种优秀的精神特质。也正因如此,辜鸿铭说,中国人给人留下的总体印象是“温良”,“那种难以言表的温良”。在中国人温良的形象背后,隐藏着他们“纯真的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辜鸿铭写道,中国人“过着孩子般的生活——一种心灵的生活”。

  辜鸿铭生活在一个不幸的时代,在那样一个时代里,只要你是一个中国人,你就只能是病弱的,任人宰割的。如果你是清醒的,你要抗争,就需付出分外沉痛的代价。面对当时内忧外患的祖国,辜鸿铭为中华传统之断落而忧患,为炎黄文明之涂炭而忧患,他在笔记《张文襄幕府纪闻》中表达了自己对中国文化的自尊与忧患的深层叹息。

  辜鸿铭狂放的姿态,是他带泪的表演,是以狂放来保护强烈的自尊。当时西方人见到中国街市当中,遍挂“童叟无欺”四字,常对辜说:于此四字,可见中国人心欺诈之一斑。辜顿时语塞,无以自遣。实际上,因为眼界比同时代的人要开阔许多,那种不幸辜鸿铭比任何人都体会得更清楚、更深刻。由此,他不惜用偏执的态度来表达自己对中华文化的热爱。他学在西洋,却喜欢东方姑娘,尤其喜爱中国姑娘的小脚。他的夫人淑姑是小脚,他一见钟情、终身不负。民国建立后,他在北大讲授英国文学,用偏激的行为方式–留辫子,穿旧服,为纳妾和缠足进行头头是道的辩解,来对抗整个社会弃绝中华传统的畸形走向。辜鸿铭一生主张皇权,可他并不是遇到牌位就叩头。慈禧太后过生日,他当众脱口而出的“贺诗”是“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袁世凯死,全国举哀三天,辜鸿铭却特意请来一个戏班,在家里大开堂会,热闹了三天。

  辜鸿铭在北京大学任教,梳着小辫走进课堂,学生们一片哄堂大笑,辜平静地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闻听此言,狂傲的北大学生一片静默。

  附: 《中国人的精神》(节选)

  我曾听一位外国朋友这样说过:作为外国人,在日本居住的时间越长,就越发讨厌日本人。相反,在中国居住的时间越长,就越发喜欢中国人。这位外国友人曾久居日本和中国。我不知道这样评价日本人是否合适,但我相信在中国生活过的诸位都会 同意上述对中国人的判断。一个外国人在中国居住的时间越久,就越喜欢中国人,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中国人身上有种难以形容的东西。尽管他们缺乏卫生习惯,生活不甚讲究;尽管他们的思想和性格有许多缺点,但仍然赢得了外国人的喜爱,而这种喜爱是其他任何民族所无法得到的。我已经把这种难以形容的东西概括为温良。如果我不为这种温良正名的话,那么在外国人的心中它就可能被误认为中国人体质和道德上的缺陷──温顺和懦弱。这里再次提到的温良,就是我曾经提示过的一种源于同情心或真正的人类的智慧的温良──既不是源于推理,也非产自本能,而是源于同情心──来源于同情的力量。那么,中国人又是如何具备了这种同情的力量的呢?

  我在这里冒昧给诸位一个解答──或者是一个假设。诸位愿意的话,也许可以将其视为中国人具有同情力量的秘密所在。中国人之所以有这种力量、这种强大的同情的力量,是因为他们完全地或几乎完全地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中国人的全部生活是一种情感的生活──这种情感既不来源于感官直觉意义上的那种情感,也不是来源于你们所说的神经系统奔腾的情欲那种意义上的情感,而是一种产生于我们人性的深处 ──心灵的激情或人类之爱的那种意义上的情感。

  下面让我们看看中国人是否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对此,我们可以用中国人实际 生活中表现出的一般特徵,来加以说明。

  首先,我们来谈谈中国的语言。中国的语言也是一种心灵的语言。一个很明显的 事实就是:那些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其儿童和未受教育者学习中文比成年人和受过 教育者要容易得多。原因在于儿童和未受教育者是用心灵来思考和使用语言。相反, 受过教育者,特别是受过理性教育的现代欧洲人,他们是用大脑和智慧来思考和使用语言的。有一种关于极乐世界的说法也同样适用于对中国语言的学习:除非你变成一 个孩子,否则你就难以学会它。

  其次,我们再指出一个众所周知的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事实。中国人具有惊人的 记忆力,其秘密何在?就在于中国人是用心而非脑去记忆。用具同情力量的心灵记事 ,比用头脑或智力要好得多,后者是枯燥乏味的。举例来说,我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儿 童时代的记忆力要强过成年后的记忆力。因为儿童就象中国人一样,是用心而非用脑去记忆。

  接下来的例子,依旧是体现在中国人日常生活中,并得到大家承认的一个事实─ ─中国人的礼貌。中国一向被视为礼仪之邦,那么其礼貌的本质是什么呢?这就是体 谅、照顾他人的感情。中国人有礼貌是因为他们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他们完全了解 自己的这份情感,很容易将心比心推己及人,显示出体谅、照顾他人情感的特徵。中 国人的礼貌虽然不象日本人的那样繁杂,但它是令人愉快的。相反,日本人的礼貌则是繁杂而令人不快的。我已经听到了一些外国人的抱怨。折衷礼貌或许应该被称为排 练式的礼貌──如剧院排戏一样,需要死记硬背。它不是发自内心、出于自然的礼貌 。事实上,日本人的礼貌是一朵没有芳香的花,而真正的中国人的礼貌则是发自内心 、充满了一种类似于名贵香水般奇异的芳香。

  我们举的中国人特性的最后一例,是其缺乏精确的习惯。这是由亚瑟·史密斯提出并使之得以扬名的一个观点。那么中国人缺少精确性的原因又何在呢?我说依然是 因为他们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心灵是纤细而敏感的,它不象头脑或智慧那样僵硬、 刻板。实际上,中国人的毛笔或许可以视为中国人精神的象征。用毛笔书写绘画非常困难,好像也难以准确,但是一旦掌握了它,你就能够得心应手,创造出美妙优雅的书画来,而用西方坚硬的钢笔是无法获得这种效果的。

  正是因为中国人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一种像孩子的生活,所以使得他们在许多方面还显得有些幼稚。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事实,即作为一个有着那么悠久历史的伟大 民族,中国人竟然在许多方面至今仍表现得那样幼稚。这使得一些浅薄的留学中国的 外国留学生认为中国人未能使文明得到发展,中国文明是一个停滞的文明。必须承认 ,就中国人的智力发展而言,在一定程度上被人为地限制了。众所周知,在有些领域 中国人只取得很少甚至根本没有什么进步。这不仅有自然科学方面的,也有纯粹抽象 科学方面的,诸如科学、逻辑学。实际上欧洲语言中”科学”与”逻辑”二词,是无 法在中文中找到完全对等的词加以表达的。

  象儿童一样过着心灵生活的中国人,对抽象的科学没有丝毫兴趣,因为在这方面心灵和情感无计可施。事实上,每一件无需心灵与情感参与的事,诸如统计表一类的 工作,都会引起中国人的反感。如果说统计图表和抽象科学只引起了中国人的反感, 那么欧洲人现在所从事的所谓科学研究,那种为了证明一种科学理论而不惜去摧残 肢解生体的所谓科学,则使中国人感到恐惧并遭到了他们的抑制。

  实际上,我在这里要指出的是:中国人最美妙的特质并非他们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所有处于初级阶段的民族都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正如我们都知道的一样,欧洲 中世纪的基督教徒们也同样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马太·阿诺德就说过:”中世纪的 基督教世人就是靠心灵和想象来生活的。”中国人最优秀的特质是当他们过着心灵的生活,象孩子一样生活时,却具有为中世纪基督教徒或其他任何处于初级阶段的民族 所没有的思想与理性的力量。换句话说,中国人最美妙的特质是:作为一个有悠久历史的民族,它既有成年人的智慧,又能够过着孩子般的生活──一种心灵的生活。

  因此,我们与其说中国人的发展受到了一些阻碍,不如说她是一个永远不衰老的民族。简言之,作为一个民族,中国人最美妙的特质就在于他们拥有了永葆青春的秘密。

  现在我们可以回答最初提出的问题了──什么是真正的中国人?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真正的中国人就是有着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过着心灵生活的这样一种人。 简言之,真正的中国人有着童子之心和成人之思。中国人的精神是一种永葆青春的精神,是不朽的民族魂。中国人永远年轻的秘密又何在呢?诸位一定记得我曾经说过:是同情或真正的人类的智能造就了中国式的人之类型,从而形成了真正的中国人那种难以言表的温良。这种真正的人类的智能,是同情与智能的有机结合,它使人的心与脑得以调和。总之,它是心灵与理智的和谐。如果说中华民族之精神是一种青春永葆的精神,是不朽的民族魂,那么,民族精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心灵与理智的完美谐和

  关于辜鸿铭随笔【第四篇】:反驳辜鸿铭茶杯论

  分几个层次和视角 请按需取用~

  说前,首先,为你们席间的女生们感到伤心,她们就是典型的夹缝中的一代——受到的是成为“人”的教育,也明显地“感觉”到了自己“应得”一些“人权”,但却怎么特么的就那么遥远呢?想要拿却毫无头绪不知道该提手还是提脚。她们还有另一半影子被这种教育没提供的部分和社会教育的退步而拖累——缺乏方法。

  其次,讲一个最明显的错误:辜鸿铭大师一定数学不好。一个茶壶配几个杯成立的基本物理条件是:茶杯数是茶壶数的几倍。事实上是,从来没有发现中国的女性数量超过男性数量的历史。

  葛剑雄在其《中国人口发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出版)第十三章“性别构成”一节中,用两页的篇幅,阐述了他对古代人口性比例失调问题的初步认识:《周礼•职方》所载男女数不可信,有关性别的统计数只见于明代以后的地方志;中国古代就人口总数的性比例而言,是男多于女。

  不引申了(有兴趣的童鞋可以搜一搜阿拉伯世界的男女比例看看,科科)。基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下一个结论,就是以茶壶茶杯理论为基石的男权体系本质是1虚伪的2强权。

  所谓虚伪,就是他非得要讲自己有道理,却实际上没啥证据,并且自己和自己相矛盾。你要和他们交流,非得要假装全世界就在这一张桌子上,全是就剩他这一把茶壶了,全世界都茶杯都嗷嗷待哺呢没他的雨露都的要渴死了呢呜呜呜~

  所谓强权,并不是说男性比女性真的就“强”在哪里了,而是相对应于“平权”概念。事实上,男权的强权压迫和剥削的对象并不仅仅是全体女性,还有大多数的男性——君不见大多数的茶壶根本没处洒水么?(p.s.大家耳熟能详的各种历史上的“解放”基本上都是男性的解放,没女的什么事,女性成为“人”真的是很近来的一件事了,至少是教育平权以后)。

  接着讲,辜鸿铭大师没有生物常识。既然他要说交配,我们就来看看真实的交配繁衍情况。自然界中的繁衍后代职责,向来是雌性承担的。也就是说,向来是雌性选择雄性中好的基因,从没见过雄性能淘汰没用的雌性的。这也就给男权一个错觉,表面上看上去茶杯不能主动出击只能承受、被动等待茶壶的雨露,这让男人们沾沾自喜了几千年,以为这一切都是他们主导的!实际上这根本只是女性在对男性进行选择而已。——不主动出击的人就一定被动吗?呵呵,这个战略男性一时半会学不会的。

  继续说。我们把自然界思维完整地看一遍就能发现所谓茶壶茶杯理论第二个完美的显著的漏洞在于:基于此你就没办法要求女性的忠贞。不论是狮子还是猴子,同种同性竞争中的雄性胜者可以“暂时”地获得种群内所有的交配权,那仅仅因为你是这个片区基因最好的而已。但直到你被下一个挑战者打败,你原来的老婆孩子会跟着你走吗?做梦,你的孩子会被杀掉,你的老婆们会变成他们的老婆。这才是繁衍的准则啊!你去问问母狮子母猴子觉不觉得狮王或猴王是她们的丈夫?是才怪!就是个取精器而已好吗少年想太多啊!

  也就是说,男性精子远远多于女性卵子的生育机制导致形成的婚姻制度应该是多夫多妻制,也就是,流水的茶壶,铁打的杯。你问问辜鸿铭他愿不愿意吧!

  像辜这种鸡贼男权者,把动态地生物替换为静态的茶杯,不能自己移动的茶杯,继而一方面要求所有的茶杯都由你这个壶来倒水,一方面又要求茶杯一辈子都只能由你来倒,好一个变通之术!前半段借用自然规律,后半段遮掩自然规律,这么便宜两头占的聪明伶俐,你咋不上天呢?

  当然以上只讲比较常见的群居哺乳动物族群。蜜蜂,土狼,等等根本不是“看上去一夫多妻”制的动物就根本不提了——它们任何一个例子都可以击垮辜氏这一生育基础理论。也就是说,造物主给雄性过多的精子和强状的体魄、好斗的个性,根本不是为了让他们“主宰世界”、站在强权的顶端的好吗——只是让他们前赴后继源源不断地当工具人、当生育的炮弹炮灰而已的,好吗?自己摆正位置,ok?再来讲点,婚姻爱情和社会观吧~前面讲了太多动物的,觉不觉得听到了赵忠祥爷爷的旁白?是时候回到人类文明了。不论是倒水还是接水的动作,都只能对应到婚姻爱情生活中的一个环节——生育,而已。现代文明人应该把女性或男性物化,单纯看作生育机器、把婚姻爱情仅看成生育的生产过程吗?——显然不啊。现代世界中,夫妻对应相互对等平等互助谁也不比谁高过一头去才是健康的婚恋关系这早就是人类共识了。任何把人简单理解成生育环节的看法都是野蛮未教化的。(值得一提的是,这一理论中唯一算得上“平等”的一个点在于,他把男人和女人同时物化了)还没。 还可以深入一点点。讲到情感关系中,直到现在还有很多男的以为自己就是这个茶壶,可以轻松地handle住好几个茶杯so easy,一种“带把在手天下我有”的概念。结果呢?99%的都把自己家庭搞得一团糟,拆了东墙要部西墙,疲于奔命。这就是犯了不能诚实明对自己斤两的毛病:你肚子里头那点水平,伺候好一个茶杯还险险地呢,非得要听辜鸿铭的跑出去找好几个小茶杯,结果一个都满足不了,爱上了做茶杯奴才还是咋的?每个小祖宗都能把你吸干好吗?最后我们来谈谈“性”,此节可能有以偏概全和无差别人身攻击,如果伤害到你的小自尊我先道歉!

  我前面说过,中国男人以为女人是乖乖守在家里只等你回家倒茶就乖乖生孩子的茶杯,是因为那个时代他们用各种不人道的方法把女性从生理和心理上都绑在家里。但女性毕竟不是真的为家庭而设计的生物,现代社会,尤其是中国,最能打破男人美梦的数据大概就是“女性出轨率大于男性”了吧。好多男人以为设置了“荡妇羞辱”这个系统背景让每一个享受性生活的女性都被全社会指责了,逼得她们不得不被自己设定为性工具,然后他们就可以高枕无忧的泡里泡外——这种人是生活在架空世界吧?如今几乎每个中国商人的饭局上,你都能看到这种人为自己沾沾自喜,认为自己能做到“家里红旗不倒,外头彩旗飘飘”真是男性魅力的巨大体现,谁让女的都是“茶杯”灭哈哈哈哈!这类男的也是数学不好智商不高的,要是按照自然界的基因筛选方法统统都不会有性生活的。

  我个人总结出一条这帮人怎么能这么开心的理由——他们的性生活质量和品味绝对高不到哪里去,向来是重量不重质的,1总比鸭蛋要好,搞了总比没搞好,根本不知道世界上有襄王神女那种双方和谐共赢的,什么巫山啊是什么,只要来片云就好了呀!就是这么任性地不过脑子。至于我怎么知道的,小黄片和小黄网我都看过的,不得不说他们向往那些标准性交在女性那里根本算不上性,也难怪女性向来以为性是“付出”的一部分。

  对这种崇高的生活理念,只能引用我敬爱的杂文家@林毛毛 女士的微博来描述并评价:

  “我有世界倒数第二的jj,所向披靡,已婚女性纷纷冒着该死的风险跟我出轨,未婚女性纷纷冒着破戒的风险跟我上床,但我最后娶的是擅长大房模式的清纯处女”。

  关于辜鸿铭随笔【第五篇】:怪人辜鸿铭

  在近代中国学界文坛上,有一大怪人,尊崇他的誉他为“怪杰”,诋毁他的称他为“怪物”,这个人就是狂儒、怪杰、拖长辫的北大教授:辜鸿铭。

  辜鸿铭,祖籍福建厦门,1856年出生于马来亚槟榔屿一个英国人的一个橡胶园里,自小俊敏的他被在当地传播基督教的苏格兰传教士布郎赏识并收为义子。知识渊博的辜鸿铭,一生共获得13个博士学位,精通英、法、德、日、俄、拉丁、希腊、马来亚等九种外语,曾为六国使节充当翻译,被孙中山和林语堂称之为“中国第一语言天才”,年过花甲,背诵六千一百多行的无韵长诗《失乐园》,居然一字没错。

  辜鸿铭是个矛盾的混合体,中西文化的激烈碰撞使他成为清末的第一大怪物。他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最爱的却是东方姑娘,辜鸿铭以“爱莲”名动天下,此爱莲非周敦颐的“爱莲”,而是中国古时女人特有的三寸金莲。辜鸿铭曾戏称自己的成就主要归功于那双金莲,称其为自己的“兴奋剂”。辜鸿铭的原配夫人淑姑,就是凭借那双长不及掌的金莲,把辜鸿铭所折服。在辜鸿铭眼里,淑姑有一双“特别神气美妙的金莲”——中国旧式妇女所独有的小脚。

  传说辜鸿铭写作时,遇到思路滞塞,文笔枯干,便会大喊:“淑姑,快来书房!”淑姑便会应声而至,坐在他身旁,奉献出丈夫须臾不可离之宝物——小脚。任凭辜鸿铭将一对小脚攥在手中摆弄,拿到嘴边嗅闻。片刻,辜鸿铭便像“兴奋剂”那般来了精神,文思泉涌,洋洋洒洒,下笔有神。

  辜鸿铭醉心于女人的三寸金莲,且成了他特有的一大癖好。他对此还有一番高论:“女人之美,美在小脚,小脚之妙,妙在其臭。食品中有臭豆腐和臭蛋等,这种风味才勉强可与小脚比拟。前代缠足,乃一大艺术发明,实非虚政,更非虐政。”

  辜鸿铭视妇女缠足为国粹也就罢了,还把一夫多妻当作天理,曾为此留下世界级辩论:“壶一杯众”论。这与他婚姻生活的怪有关。辜鸿铭痴迷中国女子的三寸金莲,有了“兴奋剂”还不够,娶了淑姑不到一年,辜鸿铭便纳了日本姑娘吉田贞子为妾,晚年又收了碧云霞姑娘。且有一套为纳妾辩护的理论。“妾者,立女也”,意思是说男人在外为家为国辛苦奔波时,应有女子立于其旁,作休息扶手之用,换句话说,也就是男人纳妾是天经地义的事。这惹得女子尤其是西方在华女子是可忍孰不可忍,向他下战书。面对为何赞成纳妾却反对女子多招夫的责问?辜鸿铭却风马牛不相及地问人家是否见过中国的茶壶,洋太太不知辜鸿铭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回答说见过。辜鸿铭便说:“这茶壶和茶杯就好像男人和女人,一个茶壶配上几个茶杯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而一个茶杯配上几个茶壶则是万万不可的。”辜鸿铭这著名的“杯壶论”,后来广为流传,以至于和他灰白的辫子一起,成了一代怪杰的标志。

  说起他的辫子,虽称不了怪癖,但确实令人费解。辜鸿铭的法国朋友、学者弗兰西斯·波里1930年在纪念文章《中国圣人辜鸿铭》中便称其为“中国怪人”、“疯老头”,并对其“滞留在陈旧过时的年代”“喜作谬论的独特个性”印象极为深刻:“他穿着中国长袍。在北京人都已剪掉辫子的此刻,他却留着那条象征性的发辫。我们的谈话进行了一个多小时。辜氏口若悬河,我几乎插不上话。其实这只是一场长长的独白,令我毕生难忘,因为我从未见过如此执着地坚持己见、坚持确实信念的人。”

  辜鸿铭对那条“象征性的发辫”确实坚持己见,他曾对毛姆说:“你看我留着发辫,那是一个标记,我是老大中华的末了的一个代表。”辜鸿铭还骂所有剪辫子的人是“没有辫子的畜生,野兽!”民国初年,人家剪掉辫子后戴顶帽子,他就骂人家:“沐猴而冠!”

  可辜鸿铭却是大清人中最早剪辫子的人之一。那是他在苏格兰读书时,他有个女友喜爱把他黑亮的辫子拿在手中把玩,为讨好女友,辜鸿铭竟“咔嚓”一声剪下了自己的发辫赠与女友。

  对辜鸿铭,百年来评价不一,誉之者上天,贬之者入地,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特立独行的辜鸿铭,辩才无双的辜鸿铭,说不尽、讲不完、弄不明白的辜鸿铭,1928年4月病逝于北京,享年72岁。他的古怪离奇让人诧异,逸闻轶事令人捧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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